沈括

北宋官員 (1031-1095)

沈括(1032年—1096年[註 1]),字存中,晚年自號夢溪丈人夢溪翁岸老[註 2],本籍杭州錢塘縣,自幼寄籍蘇州吳縣[註 3]北宋官員,官至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

沈括
沈括
北京古觀象台的沈括像
國家宋朝
主君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
姓名沈括
存中
夢溪丈人、夢溪翁、岸老
職官三司使
籍貫蘇州吳縣
祖籍湖州武康
本籍杭州錢塘
世系吳興沈氏
出生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
逝世北宋紹聖三年(1096年)
北宋潤州夢溪園(今屬江蘇鎮江市)
墓葬沈括墓
親屬
父親沈周
母親許氏
元配不詳
張氏
繼室之父張芻
同胞兄弟沈披
異父兄弟沈振、沈扶
沈博毅、沈清直
其他親屬沈遘沈遼
嘉佑六年蘇州解元
嘉祐八年癸卯科進士
夢溪筆談》《長興集》《蘇沈良方》等

沈括出身杭州官宦家庭,童年隨父宦遊,父親死後蔭補沭陽主簿。沈括任內成功治理沭水,然而始終不得提拔,於是參加科舉連續考中蘇州解元和進士,獲任揚州司理參軍,並在揚州得到日後丈人張蒭舉薦入京任職館閣,日後更為王安石提拔參與熙寧變法。在變法期間,沈括改革司天監、治理汴水、巡視兩浙水利、視察河北西路邊務並出使遼國,憑藉諸多功績受到宋神宗器重,一路拔擢至權三司使,總攬全國財政大權,但因政見不合受新黨猜忌、排擠,宋神宗在蔡確力諫下不得不於熙寧十年(1077年)下詔罷免沈括,貶為宣州知州。元豐三年(1080年),宋神宗將沈括調至宋夏戰爭前線,任命其為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後憑軍功獲獎龍圖閣直學士。不久沈括因永樂城慘敗被貶隨州並受軟禁,直到宋神宗死後才得以重獲自由,在潤州夢溪園安度晚年,死後歸葬杭州錢塘。

沈括一生涉略廣泛,史家稱其博學多才,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沈括作品現今僅存6種,《夢溪筆談》是其代表作,記錄其畢生所聞。沈括思想上傾向於王安石的新學,認同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肯定平民百姓的創造力。他在《夢溪筆談》中詳細記錄了發明活字印刷術畢升、編撰《木經》的喻皓等能工巧匠事跡以及干船塢複式船閘英語pound lock等發明。他在執掌司天監期間大力提拔平民出身的衛朴,改進窺管刻漏渾儀等天文儀器,和衛朴一起編成《奉元曆》。沈括還根據自己在太行山雁蕩山的觀察,提出了土壤侵蝕和沉積理論,根據出土的化石推論氣候存在變遷,還根據自己的實驗首次記錄地磁偏角。沈括於文藝亦有所建樹,其自幼開始收藏書畫,亦精於樂理,詳錄當時的民間燕樂,計算十二律管長,並解釋樂器之間的共鳴現象,晚年與作伴。沈括篤信命運卻不迷信,對世間奇異之事尤為好奇,還對佛道兩教有所論述。

沈括在生前因參與熙寧變法被列入奸黨行列,其著作《夢溪筆談》具有中國科學技術史史料價值。

生平

家庭背景

沈括出身吳越官僚家族,自認寒門出身[7]。沈括的家族出自湖州武康縣的望族吳興沈氏,沈家自沈括高祖輩析出,移居杭州錢塘縣,祖墳也在錢塘西溪(今浙江杭州留下街道[註 4][9]。沈括的曾祖父沈曾慶曾經擔任吳越國的營田使,管理地方上的屯田事務,吳越納土歸宋後沈曾慶升任崇信軍(今湖北隨州)節度掌書記,後出任大理寺丞,分司西京(今河南洛陽);沈括的祖父沈英早逝,雖然生前沒有入仕,但也憑藉子女死後獲得了兵部尚書的贈職[10]。沈括的父親沈周(字望之)從小和兄長沈同相依為命,沈同於咸平三年(1000年)進士及第,沈周也於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及第[11]。沈同有兩個兒子沈振、沈扶,沈扶的兒子亦即沈括的兩個侄子沈遘沈遼都是當時的名士[11]。沈周考中進士後,先後在平泉、蘇州、潤州、明州等出任地方官[11]。沈括的母親許氏來自蘇州吳縣,與沈家門當戶對,都是延續自吳越國的官宦世家[12]。許氏父親許仲容官至太子洗馬,至少撫養有四個孩子,許家後來也出了許謙這樣的理學家[13][14]。許氏有一位兄長名叫許洞,也是進士及第,曾經兩度被派往北方安撫流民,並著兵書《虎鈐經》,許氏在他的影響下也會讀書認字[14]。許氏還有一位同胞姐妹嫁與謝濤,其女分別嫁與梅堯臣黃庭堅王安石弟弟王安禮,因此沈括與梅、黃、王都是姨表親[15][16]。沈括一家育有二男二女,沈括的一位姐姐嫁與吳越國丞相楊岩的孫子楊文慶,大哥沈披曾任寧國縣令等地方官[12]

早年生活

沈括是家中幼子,出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前後,出生時父親沈周54歲、母親許氏47歲,由於是老來得子,沈括自幼多病,備受父母關愛[17]。當時沈周從廣南東路調任封州,後又調至蘇州,因此沈括可能出生在沈周任職過的平泉(今四川簡陽平泉街道)、封州(今廣東封開),抑或是許氏的家鄉蘇州吳縣等地,後來沈括隨母入籍吳縣(今江蘇蘇州)[18]。沈括童年大部分時間都跟隨父親任官在各地奔波,留下記錄不多,惟晚年《夢溪筆談》留下少許記事[19]

沈周在沈括出生不久就入朝擔任大理寺丞,約寶元二年(1039年)因為觸怒權貴貶職,接替范仲淹出任潤州知州,沈括也隨父親到潤州(今江蘇鎮江[20][21]康定元年(1040年),沈周調任泉州知州,沈括也隨着父親來到泉州[20]。沈括後來在《夢溪筆談》中描繪了當時王舉直在潮州所抓捕的一條巨型鱷魚,並且還向當地人學習捕捉鱷魚的方法[20]。沈括在泉州時還結識了五代閩南軍閥陳洪進後人陳文璉,陳文璉曾經在廣州抓捕巴蜀民變的領袖李順,沈括得以到陳家查閱當年起義留下來的檔案[20]。沈括在福建見到很多人使用鈎吻殺人,而《本草經》卻將其列為藥物,醫書又說鈎吻別稱野葛,於是觀察發現《酉陽雜俎》記載的野葛與閩南人所稱鈎吻並非一物,詳細描述了這種毒物與野葛之間的區別[22]。慶曆三年(1043年)沈周升任開封府判官,沈括也隨着父親從福建前往汴梁[23]。路過福建南安時,沈括看到韓偓詩文真跡,喜愛不已[24]。沈括在汴梁時,曾經在集禧觀遊玩的時候研究過結冰的紋理[23]。慶曆八年(1048年),沈周調任江東路轉運使,沈括隨父親至江寧府(今江蘇南京[24]。沈括在江寧時,發現廚師壓肉的石頭上有刻字,洗乾淨發現是南齊海陵王墓志銘,將之珍藏多年;他還從醫師王琪學習到「神保丸」藥方,治好了自己多年的頸部疼痛,這一藥方後來存入《蘇沈良方》中[24][23]

皇祐二年(1050年)沈周因「不樂事利權」辭任江東路轉運使,貶知明州(今浙江寧波),沈括則回到蘇州借宿母舅家學習[25]。母舅許洞是當時有名的軍事理論家,雖然當時許洞已經過世,但沈母許氏從小耳濡目染,將許洞的一些兵法傳授給沈括兄弟[26]。沈括因為在昏暗條件下堅持練字得了眼疾,王琪再度趕來治療,雖然一年後沈括病癒,但後遺症令其「楚痛凡三十年」[27]。所謂久病成醫,根據《蘇沈良方》記載,沈括在這時候開始邊讀書,邊學習服氣法並研究醫學[28]。在他病癒的這一年,父親辭官回到錢塘,很快於11月病逝。沈括和兄長沈披回到錢塘守喪丁憂,憑藉父親託付的「官壽行世」字條請在舒州(今安徽懷寧)出任通判王安石作墓志銘,皇祐四年(1052年)10月葬父於錢塘龍居里(今杭州市西湖區留下街道龍駒塢附近)[29][30]。沈括在丁憂期間記錄了畢昇活字印刷術喻皓的《木經》,當時畢昇已經去世,活字印刷術並沒有推廣開來,沈括親自改進了活字印刷術,很快「沈氏活版」和「沈存中法」開始在杭州流行起來[31]

初入仕途

 
沈括官服畫像

沈括的父親為官清廉、積蓄不多,母親也已年邁,因此家計每況愈下,沈括在結束丁憂後馬上開始謀生,至和元年(1054年)沈括憑藉父親恩蔭出任海州沭陽主薄[32]。主薄是知縣的幕僚,負責各種雜務,品秩低下,工作辛苦[32]。當時前任沭陽知縣因為治河不利導致徵用的民夫叛亂,沈括實地調查發現農民造反一方面是政策反覆無常導致民心動搖,另一方面是監管的官吏態度蠻橫、肆意延長勞役時間,因此他罷免了監管工人的官吏,和民眾約定將勞役時間從40日縮減為30日,不僅平息了叛亂,還成功疏浚沭水,開闢出7000畝良田[33]。沈括後來回憶這段經歷,稱自己為了掙錢養家才去做官,主薄為「仕之最賤且勞」,自己以前能夠花費大量時間鑽研各種學問,如今只能嚴於律己、盡力而為,做好本職工作[34]。至和二年(1055年)沈括以主薄身份代知鄰近的東海縣[35]。嘉佑六年(1061年)沈括到兄長沈披治下的寧國縣準備科舉,期間兄長沈披主持修復蕪湖萬春圩,然而萬春圩完工四年後洪水毀壞圩堤,反對派捲土重來,沈括於是書寫《萬春圩圖記》詳錄此事並具載圩田方法,希望未來能夠推廣圩田,直到南宋時期圩田才得以在江南大規模推廣[36][37][38]

沈括做主薄多年不僅沒有提拔,反而三度面臨廢黜[39]。宋朝對進士出身官員有提拔上的優待,因此沈括想要像侄子沈遘一樣通過科舉改變出身[40]。當時歐陽修以提攜後進聞名天下,嘉佑五年(1061年)沈括將自己潛心研究所成的《樂論》獻與歐陽修,沈括在《樂論》中批評了當時樂壇一昧仿古而不知其意的風氣,強調音樂的教化作用,希望獲得歐陽修回應[41][42]嘉祐六年(1062年)沈括在蘇州以吳縣籍貫考中當地解元,次年二月,沈括進京參加禮部組織的省試,時任知舉官范鎮,兩位主考官為司馬光王安石,沈括進士及第,並憑蘇州解元身份覲見宋仁宗[40][43]。治平元年(1064年),沈括獲得了揚州司理參軍的職缺,掌管一州司法事務[44]。揚州平山堂曾經是歐陽修延攬天下名士的場所,歐陽修走後荒廢多年,揚州知州刁約便任命剛剛到任的沈括重修平山堂[44]。治平二年(1065年)沈括的上司淮南路轉運使張蒭向朝廷舉薦沈括,後來沈括娶張蒭三女為繼室並拜其為師[45]。在張蒭保舉下,沈括於當年9月入京出任編校昭文館書籍,按照宋代制度官員供職昭文館兩年便可以升入館閣,館閣官員提拔不受常規限制,宰輔重臣大多出自館閣[45]。熙寧元年(1068年)沈括順利轉任館閣校勘,在館閣接觸到許多皇家私藏有關天文、曆法的書籍,並得以參與渾天儀的製作,並對比天文觀察結果計算得出現有曆法的錯誤[46]。同年八月沈括母親許氏去世,沈括丁憂回家,和兄長一起護送母親靈柩返回故里、與父合葬,並請來曾鞏撰寫墓志銘[47]

參與變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畫像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去世,新君宋神宗旋即任命王安石為翰林學士[48]。熙寧二年,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由此展開[49]。熙寧四年(1071年)沈括守喪期滿,回京復職,升任中書五房的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中書五房為熙寧變法新設的機構,繞過保守派集中的中書門下監督和管理事務,變法派安排沈括這樣的新人出任這一職務旨在掃除保守派在這些部門的影響力,提高行政部門執行變法的效率[50]。沈括出任這一官職,由此成為宰相屬官,亦即代表其獲得了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認可[51]

熙寧五年九月沈括被委以重任,受命疏浚汴河[52]。汴河航道事關京城百萬人口生計,北宋又在汴梁附近布下重兵,因此汴河作為糧草轉運要道自然備受關注。為了保障汴河水位穩定、航道暢通,北宋政府專門引來黃河水補充水源,汴河也因此接受了大量黃河泥沙,久而久之也成為了同黃河一樣的地上懸河,當時汴河河底已經高出汴梁一丈二尺有餘,嚴重威脅首都軍民安全[53]。以王安石為首的熙寧黨人決定從汴河治理入手推進變法,相應提出淤田法,然而守舊派對此法批評不已[54][55]。沈括在受任後,利用自己在數學測量學水利學領域的知識成功疏浚汴河,汴河沿岸受益淤田也逐年增加[56]。沈括還接手了《南郊式》的制定,根據變法富國強兵的精神對開銷巨大、步驟繁多的南郊大禮刪繁就簡、節省開支,新制定的典儀獲神宗採納[57]

至遲從熙寧五年(1072年)九月開始,沈括出任提舉司天監公事[58]。當時保守派以「天變」和「災異」詰難聲稱「天變不足畏」的王安石,因此天文領域也成為了新舊黨爭交鋒的戰場[59]。沈括在擔任館閣官員的時候就打算修正曆法,掌管司天監後發現官吏皆是恩蔭世祿、不學無術,並且人浮於事、串聯造假,留存的天文儀器都有失精準,因此大力整頓班底,從民間請來衛朴等精通數學、天文學的學者,改良了既有的渾儀、浮漏等儀器,而衛朴也在沈括的提攜下成功制定《奉元曆》,得到宋神宗嘉獎[60]。沈括也因為在司天監的功績被宋神宗提拔為知制誥,連升三級,一舉成為皇帝的近臣[61]

熙寧六年(1073年),宋廷任命時任於潛縣令郟亶在江南修建水利緩解水患,後來郟亶因為旱災去職,朝廷任命沈括巡查兩浙農田水利[62]。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當時宋神宗拿不準是否要派沈括,於是問計於王安石,王安石就回答沈括是本地人且做事嚴謹、心思縝密,在水利領域不容易犯錯[63]太湖平原西高東低,沿海地帶又存在地勢較高的岡身,因此平原中央的蘇州成為地勢最低、最容易發生水患的地方,沈括治水也是從蘇州入手,前後籌劃長達半年,然後向朝廷請旨以工代賑,借鑑前人經驗循序漸進建立水利工程,疏通太湖入海通道,並在溫州、台州、明州等地組織圍海造田。然而他調離兩浙之後就有人彈劾他的水利工程破壞良田、濫支公帑,雖然沈括一再堅持自己的工程規劃,但宋神宗還是決定暫停,這項工程直到宋徽宗朝才得以完成[64][65][66]。沈括在兩浙還巡查檢視方田均稅法的實施情況,期間請求減免了兩浙絲帛上貢負擔,還發現當時兩浙路官員通常只在較近的浙西地區巡查,浙東溫州台州等地多年沒有官員巡查,因此主張拆分兩浙路兩浙東路兩浙西路,宋廷按照沈括意見拆分兩浙路,不過一年之後就恢復原制,直到南宋時兩浙路才得以拆分[67][68]

上曰:「(呂惠卿)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嶺事,乃極怒括。」
安石曰:「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近。惠卿屢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三 熙寧八年(1075年)[69]

熙寧七年(1074年)八月,宋神宗不等沈括完成兩浙水利建設,便將其調任河北西路,負責邊境巡查及保甲法實施,沈括也於河北任上和變法派領導人呂惠卿、王安石結怨[50][70]。沈括到達河北之後,首先和定州安撫使薛向一起考察河北邊防地理,並製作了邊界地區的地形模型進獻宋神宗,宋神宗下令推廣這一做法。沈括回到汴梁後,又向宋神宗提出改善邊防的31條意見,重新恢復河北的泊塘防線以削減敵人騎兵優勢,改造邊境不利於宋軍作戰的地形,通過坊市法編籍邊民以防奸細,通過保甲法、義勇法組織民兵戰時抵禦遼軍[71][72]。沈括在保馬法上和王安石存在衝突,變法派鼓勵邊境居民養殖軍馬,培育宋軍騎兵作戰能力,沈括則批評契丹氣候天生適合養馬,邊境養馬反而加重邊民負擔,宋軍應該揚長避短以弓弩制勝,沈括提出這一意見時王安石已經罷相,王安石或許因此認為沈括落井下石[50]。熙寧七年(1074年)九月,沈括接任章惇兼任軍器監通判,軍器監在沈括任內生產武器數量超過之前數倍,沈括本人則大力推廣神臂弓,總結煉鋼經驗,研究步兵戰法,制定了《修城法式條約》以規範城池建設[73]

北宋在變法後國力改善,並且熙寧五年在河湟之戰戰勝西夏,遼朝也作出行動進行反應[74]。熙寧五年秋,遼軍南渡拒馬河侵入北宋境內,王安石主張強硬應對,次年遼國派出使節聲稱宋朝駐軍侵犯遼國領地、主張以分水嶺為界,宋神宗同意重新劃定邊界[75]。在任命沈括之前,邊境談判持續數年,直到熙寧八年遼朝派遣蕭禧出使宋朝,指責宋朝故意遷延,堅持要宋朝割讓黃嵬山,宋神宗才任命沈括出使遼國「回謝遼使」[76][77]。沈括在出發前在樞密院調查資料,發現宋遼兩國一直是以古長城為界,黃嵬山在長城以南數十里,並稟告神宗實情始末,宋神宗因此斥責了呂惠卿為首的一班大臣不究本末、幾誤大事[50][76]。沈括出發後,朝野上下都生怕談判失敗、契丹大軍南下,沈括路過雄州時寫下遺表交給時任雄州安撫副使的兄長沈披,擔心自己出使之後不能活着回來,將自己對於邊防的看法寫下來轉交給朝廷。沈括在遼廷據理力爭,連續與對方會談六次,每次都能夠拿出證據駁倒空口無憑的遼臣,並且詳細記錄了談判的過程,最終不辱使命、順利得歸[78]。雖然沈括順利出使遼朝,宋神宗最後還是選擇割地求和[79]

熙寧八年十月,沈括在呂惠卿罷相後受命接替受到彈劾的章惇掌管三司,總理國家財政,沈括在任期間以改革鹽鈔、討論錢幣、討論役法為三大要政[80]。沈括針對當時鹽鈔因通貨膨脹貶值、地方私自發鈔侵蝕中央財政等現象,提出《鹽蠹四論》,指出鹽業生產額有限而政府發行貨幣額已經超出鹽業商品總額,最終導致貨幣貶值,主張收買舊鈔改善通貨膨脹,平衡各地鹽價,允許地方私人賣鹽[81]。沈括試圖改善北宋通貨緊缺的局面,針對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反對王安石開放私人鑄銅及擴大鐵幣流通範圍,希望通過改善鹽鈔信用以紙幣取代金屬貨幣,並向神宗建議採用金銀貨幣提高金銅比價,並且主張減少貿易逆差以防止銅幣外流[82][83]。沈括最終因為免役法一事為變法派的蔡確彈劾免職[84]

貶謫終老

沈括黜罷制
具官沈括,朕自拔擢,置之侍從,創法立制,汝皆與聞。 而始不熟計利害,終則挾持浮說,進退希旨,反覆異言。腹心如此,朕何望哉!黜守方州,職兼書省,猶為恩貸,往自循思 。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六·政事五九·貶責四[85]

早在改革鹽鈔時司馬光就詬病沈括為人反覆、趨炎附勢,在王安石在位的時候附和王安石食鹽官賣,待變法派失勢又開始允許私鹽販賣[86]。免役法實施問題早在沈括巡查兩浙期間就有人提出,當時第五等民戶(即最下等民戶)往往出不起免役錢,如果按照舊法他們原本不需要承當傜役,因此時任權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陳樞就請求減少最下等民戶的免役錢並獲得批准[87]。沈括在巡查兩浙回來以後也提出減免本路最下等民戶免役錢,但沒有獲得批准,後來新任宰相吳充詢問他免役法非議,沈括回應免役法損害士大夫和城市居民利益,此二者非議固不足奇,但底層百姓亦受害於免役法,應該免除其免役錢[88]。變法派的蔡確也抓住這一點,羅列沈括四大罪狀:1. 暗中向宰相進獻反對意見,企圖破壞免役法;2. 越權插手司農寺負責的免役法,為謀私利附和宰相;3. 見到免役法實施不足之處不向朝廷直言卻先到宰相那裏進言;4. 反覆無常,為一己私利變換立場[89]。起初宋神宗認為沈括是自己近臣,並沒有下令責罰,然而在蔡確一再上書下,宋神宗終於在熙寧十年(1077年)十月初九下詔罷免沈括,貶謫至宣州(今天安徽宣城)擔任知州[90]。此後,宋神宗多次嘗試召回沈括,但因為沈括辭謝和朝中反對未能成功,直到呂惠卿回鄉丁母憂宋神宗才將沈括調離宣州[91]

 
永樂城之戰示意圖

元豐三年(1080年)宋神宗將沈括調至宋夏戰爭前線的鄜延路,出任延州知州兼的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總領一路兵馬。宋神宗對於沈括經略西北寄予厚望,在沈括赴任之前還命其入京覲見,面授機宜[92][93]。此時西夏內亂,宋朝朝野上下都主張出兵滅夏,沈括手下鄜延路副總管種諤甚至上書稱僅僅憑藉本路兵馬,不用徵發糧草,就能夠輕易攻下西夏。宋神宗最終決定出兵,任命種諤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種諤成為沈括的副手,種諤負責前線指揮,沈括負責留守後方。宋軍五路大軍在元豐四年九月傾巢而出,但十一月戰敗而還;十月夏軍見宋朝後方空虛進攻沈括鎮守的鄜延路,沈括在順寧以4000多人擊敗夏軍,俘虜萬餘人;十一月沈括借前線撤退軍隊經過領地,假稱大軍壓境逼退夏軍;事後沈括憑藉本路軍功升至龍圖閣直學士[94][95][96]。沈括在戰後抵禦夏軍反攻,在金湯大敗夏軍,接連奪回許多城寨,沈括和種諤聯名上書要求佔據橫山北麓、大漠以南水草豐美的地帶,破壞西夏在此的後勤補給,並建議修復古烏延城固守,宋神宗派來徐禧節制軍事。徐禧深受神宗厚愛,因此在前線相對激進,認為應該在更加深入敵後的永樂埭修建城池,不等種諤入京詳談建城事宜回來,就帶着沈括率領軍民修築永樂城[97][94]。種諤得知後堅決反對,徐禧將其貶為留守延州——很快夏軍決定進攻永樂城,種諤作壁上觀,沈括率領的1萬人援軍受夏軍阻擊於無定河一線,後方綏德又受到羌領凌結阿約勒襲擊,沈括最終決定退兵回援,永樂城之戰最終以屠城告終[97][98]

元豐五年十月七日,宋神宗以「始議城永樂,既又措置應敵具乖方」為名追責沈括為戰敗元兇,將其貶至隨州,實際上將其軟禁在隨州法雲寺[99]。神宗駕崩後,繼位的哲宗大赦天下,沈括得以遷移至毗鄰蘇州、杭州的秀州,沈括在謝表中表示「重見故里,獲庇餘生」,十分感激哲宗——沈括在秀州完成了在熙寧九年即已奉命編繪的《守令圖》(又名《天下州縣圖》)進獻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八月宋哲宗下詔賞賜沈括,解除了對他的軟禁,允許他在秀州境內活動[100]。次年九月哲宗下詔允許沈括到外州居住,當時朝中保守派力諫反對,哲宗一度收回成命,十月再敘前命,沈括才最終完全解除人身限制[101]。根據嘉定《鎮江志》收錄的《夢溪自記》,沈括從三十歲開始就一直做同一個夢,在夢中沈括「登小山,花木如覆錦,山之下有水,澄澈極目,而喬木翳其上」,沈括心想這便是我未來的歸處;沈括貶謫宣州時偶然從道士手中花費三十萬錢買下了一間急售的潤州園林,但一直沒有去過這處園林;後來他在潯陽的熨斗洞搭建屋舍,打算在廬山山腳安度晚年;元祐元年他調職秀州,途徑潤州時見到道士的園林,才發現這正是夢中的那片風景,於是把園中山、水命名為百花堆、夢溪,恢復自由後就舉家搬遷此處。其間,寫成了《夢溪筆談》《夢溪忘懷錄》《良方》等作品[102]。沈括在潤州度過了安穩的四年時光,期間舊黨復辟,沈括也被列入新黨罪人,接下來一年裏沈括大病一場,日益消瘦[102][103][104]

根據沈括姻親[註 5]朱彧在《萍洲可談》的記載,沈括繼妻張氏驕蠻兇悍,平時常虐待沈括,兒女們抱頭痛哭,跪求張氏息怒;又驅逐元配之子,在秀州時年年狀告其父子,但是張氏去世後,沈括竟鬱鬱寡歡,過揚子江時,一度跳水尋短,並於隔年去世[106]

貢獻

數學、物理學及應用

沈括在計量算術幾何領域都有獨到見解,將其在數學領域的知識應用於各種技術領域。沈括曾經總結籌算的簡便運算法,總結出求一(乘除法乘數首位為1的計算)、上驅(將其它乘法運算轉化為求一)、重因(或稱搭因,即將乘數因數分解為單位數,以避多位數乘法)等方法[107]。沈括研究音樂學和天文學的時候考察了宋代度量衡制度,考訂宋尺比周尺為2530:1845,按照沈括的計量宋尺長度應為31.53厘米,與考古文物實物相近;他還考證宋升系今天670.39立方厘米或740.74立方厘米,根據南宋劉輝計算宋升約為673立方厘米與沈括前述計算有相似;沈括計算的宋斤為930克,但考古實物約為640克,相差較大[108]。沈括在幾何領域發明了會圓術隙積術:沈括的會圓術是由《九章算術》圓田術發展而來,利用圓的弦長、矢高、直徑求弓形弧長的近似值,元代的郭守敬在沈括公式基礎上進一步推導出弧矢割圓術;所謂隙積是指三維空間內疊棋、壘酒等積累形成的空隙大小,實際上指代二階等差數列求和,沈括推導出其求和公式並加以解釋[109]。沈括還是研究組合數學的先驅者之一,沈括研究過一行的棋局都數問題(即圍棋能夠有多少種下法),估算總數為 (實際為 ),此外沈括還在組合構造、組合優化領域有所開拓[110]。沈括主管三司期間記錄了許多數學的實際應用問題,其中包含計算地租、估算需求、貨幣流通等等,沈括在西北戰事也有利用數學計算軍隊佈陣所需佔用的空間,還估算固定物資供應條件下戰役可以持續的最長時間[111][112]

沈括模仿戰國時代的墨子進行了小孔成像和陽燧(凹面鏡)取火的實驗,沈括解釋了凹面鏡照射成倒像的遠離,認為凹面鏡和物體之間存在如同窗隙一樣的「礙」(即今天的焦點),「礙」起到收束光線的作用,光線通過「礙」投射物體則會出現倒像,相反如果物體在凹面鏡上則永遠不會出現倒像,如果位於「礙」處則不會成像,再遠離才會出現倒像,但是沈括將凹面鏡焦點成像的原理和小孔成像作類比,現代科學已經證明兩者原理不同[113][114]。沈括的這一發現早於歐洲研究者,歐洲直到15世紀達文西才發現了焦點的作用[115]。沈括還對聲學有所研究,他解釋了共振現象的原理,並且作出弦共振的科學實驗[114]。沈括研究過聲源形狀與聲音的關係,通過研究得出規律,認為扁形的鐘「聲短則節」,圓形的鐘「聲長則曲」,兩者發聲之後振幅衰減程度存在差異[114]。雖然共振已為古代樂人所熟知,但沈括認為共振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並且以琵琶為例說明管樂也能夠引起弦樂的共振現象[114]。沈括在調試七弦琴的時候使用紙人進行共振實驗,琴弦發生共振時紙人會跳動,沈括藉以說明共振是由於音律高下相同產生[114]。藉數學計算,沈括發現《史記·律書》按三分損益法調音的黃鐘大小「八寸七分一」有抄錄錯誤,訂正為「八寸十分一」。[116]

生物醫學

沈括在醫藥學領域詳細描述了中醫診斷、開方以及中草藥選材、預製、管理等方面的重難點[117]。沈括十分關注有關中醫診斷的細節,考察傳世文獻的準確性,探究不同種類中草藥的提煉和使用,對藥材適宜種植、收穫的時間及各部位的要用價值都有深入研究——尤其是那些家養本草,他詳細記載了其種植、施肥等方面的細節[118]。沈括記錄並系統描述了中國發現的上百種動植物、礦物的特性,為中國古代植物學、動物學和礦物學作出貢獻,例如沈括就論及雌黃可以用於擦拭紙張書寫錯誤[119][120][121]。沈括記錄的秋石方被李約瑟認為是中國人在10世紀使用尿液提取性激素用於治療的證據,發表於《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但從1981年開始海峽兩岸學者開始質疑這一論斷,張秉倫、孫毅霖等學者在安徽宣城復現了當年沈括的煉製方法以及秋石方的其它煉製方法,模擬實驗顯示秋石方中並不能檢驗出性激素,但這一結果並沒有得到所有人認可[122]

中醫有檢驗人體的傳統,王莽就有過解剖死刑犯屍體確定病症的記錄[123]。沈括也對解剖學感興趣,並根據實驗反駁了「人有水喉、食喉、氣喉」的傳統醫學觀點,認為人頸只有,咽對應消化道,喉對應呼吸道,後來的醫學書籍都根據沈括觀點進行了糾正[118]。沈括在中醫藥性發明,批評繼承了前人「藥有君臣佐使」的觀點,當時馬永卿將藥方歸納為「 一君、二臣、三佐、四使」,沈括這種歸納雖然用藥眾多,但起到療效的主要還是「君藥」,所謂「一君」也不一定就只有一種藥物,用藥應該根據形勢選取不同配方,沈括還發展了中醫的服氣法和「五臟生化」[124]。雖然沈括的醫學理論尚未脫離傳統中醫理論,但他主張診斷依據驗(觀察)、跡(病徵)、原(探究)和理(發展規律),深入分析藥物製作和服用過程中可能影響藥性的各種步驟,一定程度上具備了近代實證醫學的思想[125][124]

古代發明

 
《營造法式》在沈括死後出版發行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有三個在北宋發展完成,而由沈括記錄的發明就有活字印刷術指南針,沈括還記載了許多北宋時期出現的發明成就。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宋仁宗慶曆年間平民匠人畢昇發明了陶瓷活字印刷術[126][127]。儘管畢昇不是最早發明活字印刷的人,但他的改良方法在當時具有革命性意義。沈括注意到這種技術對於印數較少的情況不太受用,但適用於大規模印刷[126]。沈括是在畢昇生前第一也是唯一記載其生平以及發明創造的人[128]。儘管畢昇生平細節鮮為人知,但根據沈括記錄在他死後他的學生繼承了畢昇的發明,沈括也得以見到當年製造的活字[129][130]。此後歷史上沿用沈括方法進行活字印刷的記錄不乏其例,甚至還有一些流傳至今:在畢昇過世200年後,南宋的周必大使用沈括在《夢溪筆談》記載的方法在紹熙四年(1193年)排印了自己的新書《玉堂雜記》[131];元朝太師姚樞也曾令子弟楊古使用「沈氏活版」印刷程朱理學作品;後來王禎也提及了類似陶活字的膠泥活字,並且在擔任旌德縣令期間改進了現有活字印刷術,改用木活字,發明轉輪排字架解決活字尋字排版問題[132][133];現存最早仿用宋代活字印刷術的印刷品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印製《校補金石例四種》及《南疆繹史》[134]朝鮮王朝金宗直曾在高麗活字本《陳簡齋詩集》上題跋:「活版之法,始於沈括,而盛於楊惟中。天下古今之書籍,無不可印,其利博矣。」[135]

據朱彧《萍洲可談》記載,至遲在沈括生活的年代中國人已經開始利用指南針航海[136][137]。沈括最早指出指南針磁北真北之間存在差異,發現了地磁偏角的存在[138][139][137][140]。沈括還記載了人工磁化技術——使用天然磁石摩擦鐵針,然而將鐵針懸浮水中製成簡易指南針——他同時也記錄使用懸縷法製成的指南針效果最好,但人工磁化的指南針有時也會指向北方[140][141]。沈括使用指南針標記24個方位,此前古人僅僅標記8個方位,沈括死後航海家也開始使用24位定向法,席文推測沈括使用24位定向或源于于其製圖經驗和對子午線的認識,因為沈括已經認識到北極星和指南針所指示的北極和子午線的正北存在偏差[142]

沈括的記載是干船塢最早在中國投入使用的唯一證據,根據他的記載北宋熙寧年間黃懷信為修復百年前修建、長達60米的龍船,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干船塢,並在船塢頂部架棚以遮蔽風雨[143]。沈括還記載了複式船閘英語pound lock的發明——大運河上的真州閘——新船閘大大提高了運河通行效率,降低了運營所需的人力物力,通行船隻噸位限制由原先的21噸提升至113噸[144]。沈括還記載了喻皓的《木經》,根據沈括自己的描述中國人在10世紀已經開始按比例劃分建築單元以便於分級建造,沈括也感嘆當時建築工藝發展迅速,但沒有人能夠再去重寫《木經》這樣的作品,後繼的《營造法式》直到沈括死後才出版;雖然《木經》今天已經失傳,但德國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魯克思(Klaas Ruitenbeek)認為今天所見沈括的記載很有可能是他本人對《木經》的概括或者直接摘錄自《木經》殘篇[145][146]

地球科學

 
假山作頂的漢代香爐[147]

沈括在地球科學諸多領域存在建樹。沈括在地質學領域,論證了地球的海陸變遷和水的侵蝕作用:沈括出任河北西路察訪使時曾沿着太行山北行,根據自己在太行山中發現的貝殼化石推論太行山在古代曾經濱海,暗示華北平原海退形成,太行山距離海洋超過千里大概是漫長時間「濁泥所湮」所造就;沈括在熙寧五年疏浚黃河時曾經測算黃河淤泥的沉積速度,得出當時黃河淤泥厚達10米,平均每年增高一厘米,同時他在雁蕩山考察峽谷地形,將之與黃土高原地區並結為水流下切形成的地形,雖然晚於阿拉伯科學家阿維森納提出侵蝕理論,但遠遠早於歐洲,歐洲直到18世紀現代地質學之父赫登才確立這一觀點[148][149]

沈括也是北宋製圖領域的專家,他的《守令圖》包括了23張記載北宋及周邊形勢的地圖,每一張都是依照「二寸折百里」(1:900,000)等比例繪製;《守令圖》在元代以後失傳,但有學者考證1964年四川榮縣發現的《九域守令圖》碑刻可能系沈括作品的部分仿製品[150][142][151]。李約瑟考證中國人製作地形模型的歷史或可追溯到漢代,漢代陶器蓋頂就已經刻制假山作為裝飾,而據《後漢書》記載東漢時的馬援建武八年(32年)「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利用大米製作地形模型用於指揮[152]。沈括在出使遼國期間也利用麵糊、木屑和熔蠟製作了地形模型,後來他的製圖方法推廣用於北宋邊防事務,歐洲要到18世紀才由瑞士人製作出同類型地形模型[153][142][154]

沈括還在古生物學古氣候學也有所涉略。沈括還提到治平年間澤州有人在他家後院發掘出狀如龍蛇之物,時人推測這可能是某種生物的化石;晉城縣縣令程伯純也查驗此物,認為化石某些結構可見於今天某些海洋生物;沈括則將此物歸為「石蟹」[155][156]。沈括在出任延州時曾經遇到永寧關大河河岸崩塌,崩塌後地下數十尺全部暴露,顯露出盤根錯節的石化竹林遺蹟,他於是思考這些竹子是生長於哪個朝代,考慮到竹子適合生長於溫暖潮濕的環境,他認為西北內陸的延州或許古代也有一段時期溫暖潮濕[157]。他還認為,既然石化的竹子可以在竹子今天生長範圍之外發掘出來,各地的氣候或許也存在變遷現象[157]。後來的學者根據沈括記錄考證沈括見到的化石其實並非竹子,而可能是已經滅絕的蘆木[158]。在沈括的啟發下不少人也開始研究化石,譬如南宋理學家朱熹,但中國古代並沒有發展出古氣候學[157]

沈括對氣候學和物候學也有研究,他指出各地溫度由於緯度、高度不同存在變化,同一植物開花時間也受影響在不同高度、不同緯度有着不同發育期,同時指出人類干預可以改變植物生長和發育時間[159]。沈括還研究過海潮的形成原因,反駁盧肇海潮因為日出日沒形成的理論,肯定了唐代竇叔蒙封演的觀點,指出海潮是受到月球運動產生[160]。沈括還糾正過各地書籍對於地理的錯誤記載,反駁經文河流注入五湖的論點,認為河流均注入大海;他還批評各地誌書喜好攀附名人勝景導致地名重複、錯亂的現象,例如東海縣曾有墓地被地方官員誤判為漢代疏廣疏受墓地,沈括就糾正二疏系東海蘭陵人,蘭陵並非在當時的東海縣境內,今日的東海縣系漢代贛榆縣演化而來[161]。沈括還是最早記錄龍捲風的東亞人,直到20世紀初歐美研究者才在中國發現北美以外的龍捲風現象[162]。沈括認為彩虹為陽光照射下形成的水中日影,後世研究者認為這一點已經接近現代大氣折射理論的科學解釋,歐洲最早是由13世紀的羅吉爾·培根提出彩虹的色彩是由陽光折射產生[163][164][165]。他還記錄里北宋不同地區的物產,將西北地區的「石脂水」正式命名為「石油」,稱讚此物將來必然會大行於世[148]

農學

沈括在農學領域主要有三點貢獻,一則支持並親自規劃、實施農業水利,二則總結大量農業技術,三則在農業生物學和耕作技術上有着自己的見解和主張[166]。沈括重視水利的思想可能來自於他的兄長沈披,沈括最早也是通過治理沭河得到提拔,在王安石變法中也是積極支持農田水利法,身體力行實施淤田法並為新法立論辯護,並且對於兩浙水利也有貢獻[167]。沈括在園藝方面也很有研究,根據現存《夢溪忘懷錄》,沈括曾經總結出一套種植竹子的方法,並為許多農書引用;沈括老家在杭州西溪(亦是杭州龍井茶產區之一),受到家鄉種茶風氣影響,沈括也懂得種茶技術,並且作有茶樹栽培專論《茶論》,雖然這本書已經失傳,但從《夢溪筆談》記載也可知一二;沈括亦將其對於物候學的觀察亦用於農業生產領域[168]

天文學和歷學

 
北京古觀象台的沈括像及渾儀

沈括在天文學領域有全面貢獻[169]。雖然沈括仍然保持類似地心說的學術論點,但他在天文觀察中已經發現行星在恆星背景運行時會逆行形如柳葉形,哥白尼也正是通過這一現象證明日心說[170]。沈括為了提高觀察準確性,改進和簡化渾儀,採用燕肅的平水壺作為新的刻漏,作有《浮漏議》《渾儀議》《景表議》三文,系統論述刻漏、渾儀、日晷的製作原理和使用方法[170]。沈括通過這些儀器糾正了古人觀察到日晷和刻漏對應時間存在偏差以為刻漏夏冬滴水快慢不同的錯誤觀點,認為這實際上是由於太陽視運動不均導致晝夜長度變化,夏天白晝時間長於冬天,可惜他用於觀察太陽視運動的「圓法」「妥法」並沒有流傳下來,根據近代嚴敦傑考證其實類似於連續函數的插值法,沈括實際上以高階插值法取代了原先的線性插值法[171][170][172][173]

沈括改進了5世紀祖暅之發明的窺管,增長其半徑以便校準,通過長達三個月的觀察,糾正了古人認為北極星不動的觀點,觀察得出北極星(當時的北極星為今天的天樞星)其實偏離北極「三度有餘」,實際上也是隨着地球自轉在緩慢移動,他的成果後來為同時代的蘇頌記錄在《新儀象法要》的第4幅星圖[174][175][171]。沈括繼承了張衡京房「日似彈丸,月似鏡體」亦即月相是由月球反射太陽形成的學說,並且解釋了為什麼天體是球形,但是沈括並沒記錄自己是否也支持地圓說,地圓說可能要到明代才由徐光啟利瑪竇傳入中國[176]。沈括對於行星運轉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和衛朴認識到由於視在太陽日存在變化,既有根據平均太陽日計算的曆法必然存在較大偏差[177]。因此沈括和衛朴一道五年內每夜三次記錄星月運行軌跡,推測得出月球其實也和地球一樣繞日公轉,月球公轉軌道像一根繩子一樣纏繞在地球公轉軌道上[177][178]。沈括在天文觀察中還發現蒙氣差現象,即天體光線會在通過地表大氣時產生折射,太陽的實際高度角要比視在高度角低,同時期阿拉伯科學家海什木也發現了這一現象[163][165]

沈括和衛朴制定的奉元曆最大的特點使用陽曆取代陰曆,曆法也首次和遵照地球公轉規律的二十四節氣相吻合,避免了陰曆需要設置閏月減少節氣和實際月份之間偏差的問題,沈括稱之為十二氣曆法,新曆法每年天數已經和今天的公曆相同[179]。雖然沈括和衛朴證明了先前的曆法計算存在較大偏差,但保守派官僚依舊固執己見,故意排斥平民出身的衛朴,沈括拿出實驗結果後他們也只是勉強認可月球繞日公轉,天文觀測中仍有許多錯誤得不到糾正[180]。沈括和衛朴的曆法後來還是受到廢黜[181]

歷史學和考古學

除去科技史和歷史地理學的成就,沈括在史學上推崇司馬遷,對於班固指責司馬遷作《遊俠列傳》《貨殖列傳》誹謗聖賢的說法不以為然,司馬遷的思想也影響到沈括的寫作[182]。沈括和司馬遷一樣,客觀中立描述了李順起義的前因後果,揭露了當時官文的捏造,他還關心民間的能工巧匠,詳細記錄了當時許多出身平民的發明家,例如他筆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畢昇、他所保舉的天文學家衛朴等等;沈括還注重當時財經情況,詳細記錄了茶葉「三說法」和「三分法」、劉晏的均輸法及沈括考察其於東南的實施情況等等,為後世研究北宋財政經濟提供重要史料[182]。沈括對於邊疆防務,尤其是自己親身經歷的出使遼國宋夏戰爭也有着清晰的記錄,可以與相關史料對照參考,糾正《宋史》之不足,沈括自己也曾經對許多史料進行考訂,並且親身進行過考古研究[182]

沈括和同時代的士大夫一樣愛好古玩和考古,考古學家夏鼐統計《夢溪筆談》中涉及考古學的有28條,其中涉及古器物學的有15條,涉及考古發掘和窖藏的有7條,涉及古墓和古城的有6條,拋去有關地質和氣候變化的條目,沈括的考古研究上溯新石器時代的石斧、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戰國玉器和畫像石,下抵六朝古墓、唐代玉釵等等,時間跨度長達千餘年,幾乎涉及考古學的方方面面[183]。不同於當時士大夫考古以追求恢復古禮,沈括更偏向於根據自身經驗推斷和研究物品的原始使用和製造方法[184][185]。沈括批評當時士大夫不去考察考古發掘的實物證據,僅憑自己臆測復原古代器物,沈括還對於凡物皆由聖人和先賢所造的經學理論不以為然,認為大多數器用都是由古代平民百姓所創造[185]。弗雷澤和哈伯(Fraser & Haber)則認為沈括考古更加注重跨學科研究,沈括將其考古發現運用於冶金光學幾何學以及地理測量等領域的研究[185]。沈括在司天監工作的時候,就根據模型和古文記載復原古代渾天儀[185]。沈括在研究光學的時候,也有使用自己收藏的古董鏡子[185]。沈括研究古代武器,記載了古代弩機上的瞄準工具,並且研究古代使用複合鋼材鑄造的刀劍,推測其劍刃由鍛鐵和低碳鋼製成,而鋒尖則是使用高碳鋼鐵製成[185]。沈括根據自己的考古發現,推斷古甬鐘頂部存在空心結構以便於懸掛[185]。沈括還深入古墓,根據墓穴壁畫推測漢代服飾的原貌[186]。沈括在海州獲得考古新出土的古代弩機,並且發現弩機上有帶刻線的十字瞄準裝置,通過這一裝置可以計算遠處山脈的距離及高度,李約瑟認為這種裝置類似西方最早在14世紀記載的十字測天儀英語Jacob's staff[187]

藝術、音樂及鑑賞

沈括愛好音樂,對於書畫亦有所鑑賞。沈括在《夢溪筆談》記錄里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歷史,並詳細記載了北宋時期的宮廷雅樂、宴會燕樂、和世俗清樂,他反對士大夫一昧追求雅樂的復古,相反肯定了新興的燕樂和清樂——沈括詳細記載了北宋清樂中樂曲短小的清調、音調複雜的平調、節奏急促和側調三種調式,但沈括最傑出的貢獻在於他對燕樂的記載,沈括是唯一正確記載燕樂二十八調的人——他記錄了燕樂的各調、調式所用的音域,分辨了古代和當時音階的區別,同時也是中國古代音樂節奏的最早記錄,沈括的燕樂也是遺存最早使用工尺譜記錄的樂譜[188]。沈括不僅精通音樂,還專長樂器,他是最早記載胡琴的人,同時還記錄製琴的各種工藝細節,研究過古代出土的甬鍾[188]。沈括批評漢代學者使用樂律附會曆法的做法,計算十二律管長,並且概述了律管音高有關的四種數字及計算方法,沈括還闡述了圓鍾和扁鐘的發聲原理,解釋了樂器間的共鳴現象,並且提出琴瑟「隔四相應」(音高差八度)共鳴[188]。沈括還在歌詞、聲樂和樂器演奏有過論述:沈括批評當時文人認為樂曲從屬於歌詞、不依據曲調隨意填詞的現象,主張聲樂相從,聲意相諧;沈括主張歌唱吐字和發聲相互結合、轉換無雜音,聲音頓挫抑揚,含蓄有味,聲音之間的共鳴、力度變化、音量增減都要在字腹完成;沈括還記載了當時稽琴演奏家的技藝,他還記載了七弦琴的調弦法,晚年亦以琴為友[188]。沈括對於音樂的鑑賞,則在於形神兼備,追求「意韻蕭然,得於聲外」的境界,他創作了《樂論》《樂器圖》《三樂譜》《樂律》,可惜全部失傳,只有《夢溪筆談》有關音樂的記載流傳下來[188]

沈括的書畫收藏極為豐富,根據《夢溪筆談》和宋人筆記就有閻立本《秦府十八學士圖》、王維《袁安臥雪圖》、董源《落照圖》以及王羲之《筆精帖》、王獻之《日寒帖》等等,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曾為沈括家中藏品所魂牽夢縈,並且為沈括臨帖晉人墨跡[189]。雖然沈括大部分藏品都是在貶謫期間收藏,但他從小就熱愛收藏字畫,慶曆八年就搜得謝朓書海陵王墓志銘碑文,他也因此熟知書畫的鑑別,批評了一些不着邊際的鑒畫方法,米芾也記錄過沈括錯將自己字畫認作古物的尷尬案例[189]。沈括認同歐陽修欣賞「蕭然淡泊」的旨趣,認為書畫神勝於形,書法應該超脫法度、出神入化,繪畫也要造理入神、體現畫意,例如沈括收藏的王維《袁安臥雪圖》為人詬病雪中芭蕉不符合時令出現,沈括就認為畫中芭蕉非但合理,反而更是畫作的點睛之筆,雖然超脫生活常識但體現了畫家的新意和情操,這也是北宋文人畫崇尚抒發主觀情感、體現個人性靈與理想大背景的個例體現[189]。沈括評價當時繪畫最妙是為山水畫,無論山水畫還是人物畫他都最推崇王維,沈括於花鳥畫最喜好水墨花竹,尤鍾情徐熙的作品[189]

政治和哲學思想

沈括在政治思想上比較接近王安石,並且兩人有着許多相同之處,例如都推崇孟子、都作有《孟子解》——沈括的《孟子解》對「民貴君輕」作出了深入闡述,認為所謂「天」即「民」也,君子不為一君存亡,也不為一姓存亡,他所需要做的正是順從天心民意,君子不應該是高高在上勞心者治人,而是與民共進退,士大夫也應該和民眾一樣從事勞動[190]。沈括年輕時代曾經立下志向,希望將來可以比肩孟子,然而等到晚年貶謫江南,朋友來過問此事,沈括又是拿孟子「是以論其時也」回應,亦有孟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變通處世之道[191][192]。沈括很大程度受到宋代儒學學者推崇博學和疑古思潮的影響,然而他將博學和懷疑精神推之於科學研究中,認為理寓於萬事萬物之中,並像理學家一樣致力於窮自然之理、科學之理[192]。沈括對於自然界最基本的觀點是,世間萬物無時無刻不處於變化之中,為此他熱衷實驗、潛心觀察自然界的各種變化現象,考察自然界變化的規律,並將之付諸實踐,例如沈括認為人在一天中不同時間服用藥物效果會有所不同,具備了初步的生物鐘意識[193]。沈括的自然哲學觀點不同於當時的儒家思想,更加接近於道家的思想主張,道家認為宇宙浩瀚無垠,人類通過科學實驗只能認識到世界的一小部分,沈括也引用《易經》來表達天文學粗淺的實驗方法無法探求宇宙的大道極致[194]——席文認為沈括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清晰分辨人類所獲得的零碎經驗和我們試圖解釋的統一因果世界之間差異」的人,但彼得曼和沙夫斯坦則認為這種思想在古希臘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德謨克利特的作品中早有體現[195]。沈括篤信天命讖緯學說,並嘗試解釋其中關聯,他對異象、命數和災變深感興趣,但也訓誡世人不要迷信命定論[196]。沈括曾記錄過這樣一件怪事,自己友人家遭到雷擊,全屋樑壁及漆器均無損失,只有金屬物品熔化,然後做出以下評論:

沈括在《孟子解》中也論述過所謂君子之道,認為僅僅憑藉感官和思維獲取經驗無法取得完整真理,沈括對於孟子的理解亦體現出其內心基於道德觀的自治觀念,這一觀念也驅使他自主實現人生價值[198]。沈括在儒家經典之外,對於各類神祗和佛學禪修都有論述和研究[199]

作品

沈括的大部分作品可能在蔡京主政期間遭到銷毀,蔡京恢復了王安石變法的改革措施,同時在排除異己方面不余遺力,大規模篡改新舊黨爭中不利於新黨的文獻記錄[註 6]。沈括雖然沒有名列元祐黨人碑,但據《宋史》記載其作品亦被視作異端,經歷了宋哲宗、宋徽宗兩朝的毀禁,直到欽宗朝才弛禁[201]。根據《宋史》等文獻記載,沈括著作至少達40多種,遍及經史子集,胡道靜在1956年出版《夢溪筆談校證》中詳列沈括作品清單,統計現存作品僅6種,2011年浙江大學的楊渭生教授則將其花費30年搜集的沈括作品合編為85卷本的《沈括全集》出版[202][203][204]

 
《夢溪筆談》書影

《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系沈括軟禁隨州期間開始創作,並最終成書於沈括遷居夢溪筆園之後,現存最早號稱為南宋孝宗乾道二年揚州州學刊本,此本實為明代覆宋本,明商濬編《稗海》將《筆談》《續筆談》《補筆談》合編,明末馬元調據《稗海》本增補《續筆談》《補筆談》,補《續筆談》至3卷。1950年代,胡道靜根據清光緒的三十二年番禺陶氏愛廬刊本着成《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證夢溪筆談》,將筆談內容分為609條。宋史稱《筆談》共計30卷,《沈括全集》則收錄《筆談》26卷、《續筆談》3卷、《補筆談》1卷。[204]《夢溪筆談》匯集沈括畢生心血,其科學史料部分佔全書35%以上,在中國乃至世界科學史都佔有重要地位[135][205]

其他作品

除《夢溪筆談》外沈括作品流傳較廣的當屬《長興集》[135],《長興集》主要收錄沈括的詩詞歌賦和政府公文,多數系後人輯錄,現本出自南宋初年處州司理參軍高步將合編的《三沈集》,該本輯錄了沈括的《長興集》和其侄沈遘沈遼的作品,《長興集》原共41卷,至明初覆本時僅存19卷,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吳允嘉補正《三沈集》,後來《四庫全書》則僅僅收錄明初覆本。明初覆寫的《長興集》詩歌部分盡數散佚,後來胡道靜、王驤先等學者則從古籍中輯佚沈括詩歌,重新整理的《長興集》存文183篇、詩65首。[204]蘇沈良方》最早出現於南宋初年,系沈括在夢溪園所著《良方》15卷間雜蘇軾醫方所得,亦作15卷本,自《蘇沈良方》刊行後《良方》本篇不斷散佚,今僅存《蘇沈良方》10卷,其中藥方出自沈括《良方》者至少170條。2011年出版的《沈括全集》在補校《夢溪筆談》《長興集》和《蘇沈良方》之外,另外輯佚《靈苑方》66條、《夢溪忘懷錄》63條以及《清夜錄》《熙寧奉元曆》《惠民藥局方》部分內容:《靈苑方》原為20卷,《良方》中多有提及,為沈括早年作品;《夢溪忘懷錄》原有3卷,舊題《懷山錄》,沈括晚年改名為《忘懷錄》,歸類為農書,主要討論種植方法及食品加工,亦有論及出遊工具和景點;《清夜錄》原有1卷,系沈括輯錄鬼怪傳說的合集;《熙寧奉元曆》為熙寧八年(1075年)沈括和衛朴合作纂成,系二人創製新曆的官方報告,新曆並未得到政府的全面實施[206],至南宋初年即已散佚,紹興九年(1139年)史官為修《神宗正史》求此歷而不得,惟清代李銳輯佚並據元代相關技術推證得《補修宋奉元術》,蓋復原原書一小部分,亦為《沈括全集》所收錄。然而包括《南郊儀》110卷、《熙寧奉元曆經》14卷、《熙寧奉元曆備草》6卷、《比較交蝕》6卷在內的大量作品已盡數亡佚[204]

影響

評價及研究

 
鎮江夢溪園展覽廳

沈括在生前被列入王安石親信、元祐黨人之列,成為當權者眼中的誤國誤民的奸黨小人[103],不論新黨還是舊黨都對其人品有不少非議[207]。沈括的作品在哲宗、徽宗朝被視作異端邪說加以毀禁,直到宋欽宗即位、蔡京倒台以後才得以解禁[201]。沈括死後,王銍《元祐補錄》稱沈括在烏台詩案中告發蘇軾,後來在貶謫夢溪園時又主動巴結蘇軾,這種小人形象因余秋雨的散文為大眾所知,並為後來出版的《蘇軾年譜》《蘇軾傳》所採信;但該記載的真實性存疑,包括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引用此例的李燾也質疑「年月先後差池不合」,《沈括評傳》的作者祖慧認為孤證不足征,據喻世華教授考證《元祐補錄》外有關沈括與蘇軾直接交往的記錄僅沈括貶謫潤州時蘇軾《書沈存中石墨》一例。[104]後世史書多推崇其博學多才,例如《宋史》評價沈括「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208],這種觀點一直延續到清朝,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稱讚「括在北宋學問最為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鍾律,尤所究心」[192]。20世紀以來,隨着中國科技史研究的開展,對沈括的評價逐漸由沈括由博學的文學作家轉為科學家[209]

中國國內對本國科學史的研究始於20世紀初,在發展之初就帶有愛國主義傾向,一直比較偏重於沈括這類中國科技史上的正面案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1953年韓戰爆發後以後就越發強烈,文革批林批孔運動中則趨於極端化的群眾運動,這種歷史觀念一直影響到今天的科學史研究[210]。根據台灣學者傅大為的統計,截至1982年已經出版的中國科學史研究論文中沈括名字出現頻率高居榜首,成為最受現代學者青睞的古代科學家[註 7],亦是兩岸教科書中國科學史部分的標誌性人物[212]。對沈括的科學史研究起源於1926年竺可楨發表的《北宋沈括對於地學之貢獻與紀述》,隨後浙大的張蔭麟在1936年發表《沈括編年事輯》第一次以「科學家」評價沈括[213],竺可楨校長還曾在浙大玉泉校區建立了存中館以紀念沈括,由於兩人都是浙大德高望重的教授,因此浙大學人中許多人後來也加入了沈括研究的行列中[214]。對於沈括及《夢溪筆談》研究最為深入者莫過於胡道靜,胡道靜以1956年出版《夢溪筆談校正》一舉成名,用盡一生收集、校正和輯佚沈括作品,但在文革期間不得不中斷研究,所編撰的《夢溪筆談補證》《蘇沈良方校證》《沈存中佚書鈎沉》約40萬文字盡數「毀於秦火」[215][216]文化大革命批孔運動期間,沈括被列為與儒家對立的法家代表人物,也因此在1970年代湧現出一批以批評儒家為基調的沈括研究作品[210]。沈括雖然列傳於《宋史》且評價不低,但內容有許多「顛倒乖張」之處,從張蔭麟的研究開始史學家逐漸釐清其生平,至1962年宋史研究專家張家駒寫成第一本有關沈括的學術性傳記——《沈括》;《沈括》出版後很長時間都沒有後繼作品出現,「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工作會議」曾經向胡道靜約稿撰寫《沈括評傳》,但胡道靜並沒有接稿,這部評傳是由南京大學的祖慧教授完成,並於2004年初版[217][218][219]。在胡道靜死後,浙江大學的楊渭生教授花費30年時間收集、校正、編輯沈括作品,並最終在2011年出版了《沈括全集》[220]

海外對沈括作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47年,當時法國學者儒蓮在《亞洲雜誌》上翻譯了《夢溪筆談》有關活字印刷術的一段記述,1920年代德國和美國學者都翻譯了這一段內容,美國學者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翻譯時還特別說明「(沈括)在宋代的作者中,他被認為是最嚴謹可信的一位」,日本數學家三上義夫亦在同時期寫作其英文著作《中國算學之特色》,稱讚沈括為全世界數學史所罕見的人物[221]。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深入研究沈括的《夢溪筆談》,並稱沈括「可能是中國科學史中最奇特的人物」,法國漢學家謝和耐也盛讚其博學多才[222][221]。法國漢學家侯思孟則在1958年發表文章評價沈括及《夢溪筆談》,他認為沈括在過去的七八年間地位陡增,一躍成為「中國最偉大的科學家」,批評中國學者過分強調沈括對科學成果的先佔,認為西方學者需要以更加審慎的態度評價沈括;他也批評沈括完全沒有將自己的觀察轉化為明確的理論,而這種缺陷也是早期中國科學發展的普遍性問題,古代中國人缺乏像歐洲人編纂《教會法整理匯編》那樣將零碎的知識體系化的工作[223][221]胡弗英語Toby Huff同樣認為沈括的寫作缺乏明確的組織和「理論準確性」,或言之缺乏科學理論指導[223]。席文也評價沈括的研究充斥着禮法說教、官場見聞和短暫的好奇心,但沈括缺乏深入研究的洞察力[223]。也有觀點認為中國人將所有學科匯合為一個總體科學,但席文認為沈括的作品並不足以體現這一特點,沈括並沒有實現,甚至也沒有去追求匯整所有知識為一個完整的框架,唯一能夠串聯其知識的恐怕只有他的工作履歷[224]

旅美歷史學家左婭在《沈括的經驗主義》一書中將沈括的知識論歸結為後世西方的經驗主義,左婭並沒有將沈括的作品作為早熟到「科學文本」進行評估,而是認為沈括的作品體現了其知識論立場,沈括與王安石之間的衝突本質也是非體系知識論和體系化立場之間的衝突,沈括作為王安石提拔的變法體系參與者,試圖修補王安石變法的過失,卻被王安石視作背叛大局,最後只能退出變法,實際上也體現了沈括和王安石在知識論層面的本質區別[225]。中國人民大學的陳昊亦評價左婭使用現代術語「經驗主義」的知識論體系考察沈括等人,相較於時代錯置的「科學家」或者「士大夫」「工匠」等身份,更具有歷史性和反思性[225]

身後及紀念

沈括死後歸葬故鄉錢塘,根據明人記載埋葬在錢塘縣安溪太平山山麓[226]。1983年餘杭縣發現沈括墓,1986年沈括墓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89年被列為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墓地只保留了部分宋代磚石結構以及玻璃製品和古代錢幣,杭州市政府在2001年重新修復了墓地[226][227]。根據鎮江地方志記載,沈括死後只有南宋嘉泰年間知州辛棄疾重修過夢溪橋、嘉定年間知州趙善湘重修過夢溪園,此後夢溪園泯然史料,直到1985年鎮江市政府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共同舉辦舉行紀念沈括逝世890周年大會,為此重修沈括的夢溪園,開闢了沈括紀念室,並將門前的街道改名為夢溪園巷[228][229]。沈括在出任沭陽主薄時成功治理沭河,當地百姓為紀念他在今天的沭陽縣章集街道八廟街建立廟宇,今已不存[230]。沭陽縣當地流傳「沈墊肩」傳說,還建有沈括像和沭陽夢溪植物園[231]。根據元代陶宗儀《書史會要》記載,沈括以書法以「豪翰」聞名,胡道靜統計目前沈括墨跡流傳於世者有以下幾處:麗水南明山高陽洞、青田林冠石門洞、樂清雁蕩山靈岩龍鼻洞和山南的碧霄洞,均為摩崖石刻;沈括印鑑於書畫者雖為前人所記載,但目前公開的書畫資料中尚未發現收有沈括墨跡的卷幅;鎮江尚有夢溪題刻,據胡道靜考證為後人所作,也有學者質疑這一判斷[232][228]。1962年12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發行《中國古代科學家(第二組)》紀念郵票,沈括作為地質學代表入列。[233]1979年7月1日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將該台在1964年發現的一顆小行星2027命名為沈括。2019年3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艘直流組網電力推進系統的科考船沈括號正式交付使用。[234]

世系及後人

 
圖像取自1919年修《江蘇毘陵武城沈氏宗譜》,該部初修沈括乃南朝沈約六世孫,編者袁慰黎亦怪相隔600多年僅傳數世因此考訂為20世[235]

沈括家系出自吳興沈氏,是自五代外遷至錢塘縣的眾多支系之一,在北宋煊赫一時,雖然按照血緣關係可以算是中興的望族遺脈,但當時社會更多認可其為新興寒門[236]。沈家雖然外遷,但對於吳興郡望和同宗都有認同感,沈括曾經為同宗的明州沈起書寫墓志銘,並且指出當時許多外地沈氏冒望吳興,其侄沈遘雖然沒有到過吳興(即湖州古稱)卻也稱湖州為吾州[237]。此外雖然《宋史》將沈括列為沈遘、沈遼的從弟,但實際上沈括和沈遘兄弟系叔侄[238]。南宋的陳振孫曾在《直齋書錄解題》糾正過當時《四朝國史》就有的這一錯誤,並稱沈遘兄弟傳世文書都稱呼沈括為「括叔」[239],《蘇州府志》《吳縣誌》亦稱沈括及其堂兄沈扶舉為同母所生[註 8][238]

由於沈括聲名顯著,後世很多江南的許多沈氏家族,尤其是錢塘的沈氏,都喜歡攀附其世系,但沈括家族至沈晦已不再見諸典籍,有學者查閱上百沈氏族譜也未能發現世系正確且具有完整傳承關係的家族[236]。在諸多錯謬中,最多的是將沈括與兩宋宰相沈義倫沈該聯繫在一起,主要流行於湖州無錫江陰一帶[236]。王鐵曾在《中國東南的宗族和族譜》中根據王安石《太常寺分司南京瀋公(沈周)墓志銘》《安樂郡君翟氏(沈扶妻)墓志銘》《內翰沈公(沈遘)墓志銘》、沈遘《伯少卿(沈振)埋銘》和佚名所作《沈睿達(沈遼)墓志銘》以及根據《宋史》正傳記確定沈括家系(下圖有節略,增加沈括母系)[236][241]。民國八年(1919年)沈紹勛編纂的《錢塘沈氏家乘》雖然世系正確,但主要參考古籍,其自身世系最多只能追溯至明中期沈珍,中間存在斷代[242]。根據《錢塘沈氏家乘》沈括雖然葬於安溪太平山,但其以上九世大多埋葬於留下法華山、桃源嶺等地,與沈括自述祖墳在西溪相吻合,沈括侄沈遘亦以西溪為號作《西溪集》[243]。時至今日,仍有許多家族認為或者「被證明」是沈括的後人,仍有許多人自稱沈括及沈括家族後人,其家族遍佈江浙及海內外各地[244][245][246][243]

沈括世系圖
沈曾慶許延壽
 
 
 
 
 
沈英許仲榮
 
 
 
 
 
 
 
 
 
 
 
 
 
 
 
 
 
 
 
 
 
 
 
 
 
 
 
 
 
 
 
 
 
 
 
 
 
 
 
 
 
 
 
 
 
 
 
 
 
 
 
 
 
 
 
 
 
 
 
 
 
 
 
 
 
 
沈同沈周
 
 
 
許氏許洞
 
許氏
 
謝濤
 
 
 
 
 
 
 
 
 
 
 
 
 
 
 
 
 
 
 
 
 
 
 
 
 
 
 
 
 
 
 
 
 
 
 
 
 
 
 
 
 
 
 
 
 
 
 
 
 
 
 
 
 
 
 
 
 
 
 
 
 
 
 
 
 
 
 
 
 
 
 
沈振沈扶沈氏
 
楊文慶沈披沈括
 
 
 
不詳
元配
 
 
 
張氏
繼室
 
 
 
 
 
 
 
 
 
 
 
 
 
 
 
 
 
 
 
 
 
 
 
 
 
 
 
 
 
 
 
 
 
 
 
 
 
沈逵沈述沈遘沈遼沈博毅沈清直
 
 
沈隆嗣
 
 
沈晦

參考文獻

註解

  1. ^ 沈括生卒年份有四種說法,均參考《宋史》記載的「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
    1. 天聖七年至元佑八年(1029年-1093年)一說,分讀「分司」「居潤」「八年」,「八年」即元佑八年,以元佑八年為卒年上溯六十五年;
    2. 天聖七年至紹聖元年(1030年-1094年)一說,參考《萍州可談》「紹聖初復官,領宮祠」,以紹聖元年為卒年上溯;
    3. 天聖九年制紹聖二年(1031年-1095年)一說,出自胡道靜,在前說基礎上參考《續資治通鑑長編》將進圖的時間定為元祐二年,次年得獎,因此沈括在元祐三年得旨「仍許任便居住」之後移居潤州,八年後去世,比前一說晚一年。
    4. 明道元年至紹聖三年(1032年-1096年)一說,出自張蔭麟,認為沈括遷居潤州在進《守令圖》得旨「仍許任便居住」之後一年「准於外州居住」,亦即元祐四年才開始,比前一說晚一年。
      徐規早年傾向於胡道靜說法,後來依據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五《唐名人真跡》之徐浩《謝賜書表》沈括題詞「沈括存中觀於百花堆季春十九日書」,認為沈括至少在元祐四年(1089年)春季之前就移居潤州夢溪園,因此認定沈括是元祐四年移居潤州,按照居潤八年應當卒年為紹聖三年(1096年),符合張蔭麟之說。目前學術界以後兩說為爭論焦點,本文參考資料中,張家駒從胡道靜論,祖慧從徐規論,祖慧認為若無新證據出現,徐規的最新論點較胡道靜更為妥當,因此本文採納新的學術觀點。[1][2]
  2. ^ 「夢溪翁」出自《直齋書錄解題》[3],「夢溪丈人」出自《郡齋讀書志》[4],「岸老」出自《長興集·岸老堂記》[5]
  3. ^ 關於沈括的籍貫有四種說法,分別為錢塘(《宋史》)、吳縣(《吳郡志》)、吳興(《東都事略》)、明州(《攻媿集》),沈括隨母入籍吳縣,並以吳縣籍貫考中解元,雖然沈括名列《吳縣誌》,但范成大並沒有在《吳郡志》中列述沈括事跡,同時沈家以吳興作為郡望,明州說可能將沈括與明州另一支沈氏望族混淆,沈括應該本籍是杭州,只是使用吳縣籍貫考取功名[6]
  4. ^ 宋代西溪和今天西溪不同:唐至北宋時期西溪市 置今杭州留下,北宋端拱元年(988年)設西溪鎮,紹興八年(1138年)西溪鎮改稱留下鎮。[8]
  5. ^ 按《萍州可談》語「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105],朱彧二姐嫁給沈括和張氏的兒子沈清直,兩家因此結為姻親。
  6. ^ 據原注,席文轉引自陳登原[200]
  7. ^ 統計資料來源於《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索引 1900-1982》[211]
  8. ^ 原文稱有《曾南豐集》,查曾鞏《壽昌縣太君許氏墓志銘》原文為:「子曰披,國子博士,有吏材;曰括,揚州司理參軍、館閣校勘,有文學。」此處有誤[240]

引用

  1. ^ 張家駒 1978,第238-239頁.
  2. ^ 祖慧 2004,第148-151頁.
  3. ^ 祝尚書 & 中華書局 2020,第403頁.
  4. ^ 晁公武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第541頁.
  5. ^ 沈括 & 楊渭生 2011,第74頁.
  6. ^ 張家駒 1978,第239頁.
  7. ^ 張家駒 1978,第10頁.
  8. ^ 西湖區區劃地名服務中心 2020.
  9. ^ 祖慧 2004,第22頁.
  10. ^ 沈昱 2010,第11頁.
  11. ^ 11.0 11.1 11.2 祖慧 2004,第23頁.
  12. ^ 12.0 12.1 沈昱 2010,第12-13頁.
  13. ^ 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 1985,第50-63頁.
  14. ^ 14.0 14.1 沈昱 2010,第12頁.
  15. ^ 沈昱 2010,第13頁.
  16. ^ 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 1985,第50-63頁,《沈括親屬考》周生春撰.
  17. ^ 祖慧 2004,第25-26頁.
  18. ^ 沈昱 2010,第14頁.
  19. ^ 徐規 & 聞人軍 1989.
  20. ^ 20.0 20.1 20.2 20.3 祖慧 2004,第27頁.
  21. ^ 沈昱 2010,第15頁.
  22. ^ 沈昱 2010,第16-17頁.
  23. ^ 23.0 23.1 23.2 祖慧 2004,第15頁.
  24. ^ 24.0 24.1 24.2 沈昱 2010,第18頁.
  25. ^ 祖慧 2004,第30-31頁.
  26. ^ 胡道靜 1980.
  27. ^ 祖慧 2004,第30頁.
  28. ^ 徐規 1979.
  29. ^ 何欣 2011.
  30. ^ 祖慧 2004,第31-32頁.
  31. ^ 祖慧 2004,第32-33頁.
  32. ^ 32.0 32.1 祖慧 2004,第34頁.
  33. ^ 祖慧 2004,第36-38頁.
  34. ^ 祖慧 2004,第34-35頁.
  35. ^ 張家駒 1978,第229頁.
  36. ^ 張家駒 1978,第14-19頁.
  37. ^ 祖慧 2004,第39-40頁.
  38. ^ 王真 1993,第25-26頁.
  39. ^ 張家駒 1978,第12頁.
  40. ^ 40.0 40.1 祖慧 2004,第42頁.
  41. ^ 祖慧 2004,第40-42頁.
  42. ^ 錢斌 2012,第162-166頁.
  43. ^ 王真 1993,第26頁.
  44. ^ 44.0 44.1 祖慧 2004,第43頁.
  45. ^ 45.0 45.1 祖慧 2004,第43-44頁.
  46. ^ 祖慧 2004,第44-45頁.
  47. ^ 祖慧 2004,第25, 46頁.
  48. ^ 祖慧 2004,第45頁.
  49. ^ 祖慧 2004,第50-51頁.
  50. ^ 50.0 50.1 50.2 50.3 祖慧 2003.
  51. ^ 祖慧 2004,第51-52頁.
  52. ^ 祖慧 2004,第55頁.
  53. ^ 祖慧 2004,第52-54頁.
  54. ^ 祖慧 2004,第54-55頁.
  55. ^ 張家駒 1978,第52-53頁.
  56. ^ 張家駒 1978,第53頁.
  57. ^ 祖慧 2004,第55-60頁.
  58. ^ 沈昱 2010,第39頁.
  59. ^ 祖慧 2004,第61-62頁.
  60. ^ 張家駒 1978,第20-42頁.
  61. ^ 祖慧 2004,第66頁.
  62. ^ 張家駒 1978,第56頁.
  63. ^ 張家駒 1978,第57頁.
  64. ^ 張家駒 1978,第57-58頁.
  65. ^ 沈昱 2010,第51-55頁.
  66. ^ 祖慧 2004,第68-69頁.
  67. ^ 張家駒 1978,第58-60頁.
  68. ^ 祖慧 2004,第69-71頁.
  69. ^ 李燾 & 中華書局 2004.
  70. ^ 祖慧 2004,第79頁.
  71. ^ 祖慧 2004,第80-86頁.
  72. ^ 沈昱 2010,第62-64頁.
  73. ^ 祖慧 2004,第89-92頁.
  74. ^ 沈昱 2010,第69頁.
  75. ^ 祖慧 2004,第93-94頁.
  76. ^ 76.0 76.1 祖慧 2004,第94-97頁.
  77. ^ 張家駒 1978,第85頁.
  78. ^ 沈昱 2010,第69-74頁.
  79. ^ 祖慧 2004,第97頁.
  80. ^ 張家駒 1978,第101頁.
  81. ^ 張家駒 1978,第101-109頁.
  82. ^ 張家駒 1978,第101-105頁.
  83. ^ 劉伯午 1989.
  84. ^ 張家駒 1978,第115頁.
  85. ^ 中華書局 1962,第770頁.
  86. ^ 張家駒 1978,第107頁.
  87. ^ 張家駒 1978,第115-116頁.
  88. ^ 張家駒 1978,第116-118頁.
  89. ^ 張家駒 1978,第117-118頁.
  90. ^ 祖慧 2004,第113頁.
  91. ^ 張家駒 1978,第124,127頁.
  92. ^ 沈昱 2010,第85-86頁.
  93. ^ 張家駒 1978,第124-125頁.
  94. ^ 94.0 94.1 林鵠 2019.
  95. ^ 雷家聖 2020.
  96. ^ 祖慧 2004,第121-134頁.
  97. ^ 97.0 97.1 方震華 2011.
  98. ^ 祖慧 2004,第136-143頁.
  99. ^ 祖慧 2004,第143-144頁.
  100. ^ 祖慧 2004,第145-147頁.
  101. ^ 祖慧 2004,第149-150頁.
  102. ^ 102.0 102.1 張家駒 1978,第148頁.
  103. ^ 103.0 103.1 林岑 1980.
  104. ^ 104.0 104.1 劉漢鼎 2020.
  105. ^ 朱彧 2012,第61頁.
  106. ^ 張蔭麟 1936.
  107. ^ 吳文俊 & 沈康身 2000,第70-71頁.
  108. ^ 吳文俊 & 沈康身 2000,第67-70頁.
  109. ^ 吳文俊 & 沈康身 2000,第71-75頁.
  110. ^ 吳文俊 & 沈康身 2000,第75-82頁.
  111. ^ Sivin 1995,第14頁.
  112. ^ Ebrey 2006,第162頁.
  113. ^ Needham4a 1986,第97-98頁.
  114. ^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李迪 1975.
  115. ^ Needham4a 1986,第98-99頁.
  116. ^ 吳文俊 & 沈康身 2000,第84頁.
  117. ^ Sivin 1995,第29頁.
  118. ^ 118.0 118.1 Sivin 1995,第30-31頁.
  119. ^ Cherniack 1994.
  120. ^ Sivin 1995,第30頁.
  121. ^ Needham6a 1986,第475,499,501頁.
  122. ^ 袁媛 2004.
  123. ^ Bielenstein 1986,第239頁.
  124. ^ 124.0 124.1 彭少輝 2006.
  125. ^ 賈成祥 2008.
  126. ^ 126.0 126.1 Needham5a 1986,第201頁.
  127. ^ Gernet 1996,第335頁.
  128. ^ Needham5a 1986,第202-203頁.
  129. ^ Needham4b 1986,第33頁.
  130. ^ Sivin 1995,第27頁.
  131. ^ 徐憶農 2002,第11頁.
  132. ^ Wu 1943,第211-212頁.
  133. ^ Needham5a 1986,第203,206頁.
  134. ^ 李致忠 2017.
  135. ^ 135.0 135.1 135.2 誠堂 1961.
  136. ^ Needham4a 1986,第279頁.
  137. ^ 137.0 137.1 Hsu 1988,第102頁.
  138. ^ Needham1 1986,第135頁.
  139. ^ Needham4a 1986,第249-250頁.
  140. ^ 140.0 140.1 Sivin 1995,第21頁.
  141. ^ Elisseeff 2000,第296頁.
  142. ^ 142.0 142.1 142.2 Sivin 1995,第22頁.
  143. ^ Needham4c 1986,第660頁.
  144. ^ Needham4c 1986,第352頁.
  145. ^ Ruitenbeek 1996,第26-27頁.
  146. ^ Needham4c 1986,第141頁.
  147. ^ Needham3 1986,第580-581頁.
  148. ^ 148.0 148.1 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 1985,第1-15頁《北宋沈括對於地學之貢獻與紀述》竺可楨撰,徐規校,原載於1926年11卷第6期《科學》,1979年收入《竺可楨文集》,此處據後者校正。
  149. ^ 胡道靜 1990,第53-56頁.
  150. ^ 胡道靜 1990,第64頁.
  151. ^ 郭聲波 2002.
  152. ^ Crespigny 2007,第659頁.
  153. ^ 翟忠義 1962,第66頁.
  154. ^ Needham3 1986,第579-581頁.
  155. ^ Needham3 1986,第618頁.
  156. ^ Chan & Clancey 2002,第15頁.
  157. ^ 157.0 157.1 157.2 Needham3 1986,第614頁.
  158. ^ 翟忠義 1989,第118頁.
  159. ^ 胡道靜 1990,第59-60頁.
  160. ^ 胡道靜 1990,第60-61頁.
  161. ^ 翟忠義 1962,第68頁.
  162. ^ Sivin 1984,第25頁.
  163. ^ 163.0 163.1 Dong 2000,第72頁.
  164. ^ Sivin 1984,第24,534頁.
  165. ^ 165.0 165.1 Sarkar, Mailloux & Oliner 2006,第21頁.
  166. ^ 胡道靜 2011,第23頁.
  167. ^ 胡道靜 2011,第24-29頁.
  168. ^ 胡道靜 2011,第29-34頁.
  169. ^ 徐振韜 2009,第198頁.
  170. ^ 170.0 170.1 170.2 潘鼐 1998,第154頁.
  171. ^ 171.0 171.1 Sivin 1995,第17頁.
  172. ^ 徐振韜 2009,第199頁.
  173. ^ 吳文俊 & 沈康身 2000,第60-62頁.
  174. ^ 吳文俊 & 沈康身 2000,第63頁.
  175. ^ Needham3 1986,第278頁.
  176. ^ Needham3 1986,第413-416頁.
  177. ^ 177.0 177.1 Sivin 1995,第18頁.
  178. ^ Henderson 1986,第128頁.
  179. ^ 吳文俊 & 沈康身 2000,第58-60頁.
  180. ^ Sivin 1995,第18-19,72-73,192頁.
  181. ^ Sivin 1995,第7頁.
  182. ^ 182.0 182.1 182.2 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 1985,第155-173頁,楊渭生《沈括對歷史學的貢獻》.
  183. ^ 夏鼐 1974.
  184. ^ Ebrey 2006,第163頁.
  185. ^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Fraser & Haber 1986,第227頁.
  186. ^ Rudolph 1963,第176頁.
  187. ^ Needham3 1986,第573-574頁.
  188. ^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 1985,第249-284頁,許建平《夢溪筆談對我國古代音樂史的貢獻》.
  189. ^ 189.0 189.1 189.2 189.3 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 1985,第285-296頁,洪再新《沈括的書畫收藏與鑑賞》.
  190. ^ 胡道靜 2011,第119-121頁.
  191. ^ 胡道靜 2011,第118頁.
  192. ^ 192.0 192.1 192.2 樂愛國 2007.
  193. ^ 胡道靜 2011,第113,118頁.
  194. ^ Ropp 1990,第170頁.
  195. ^ Biderman & Scharfstein 1989,.xvii.
  196. ^ Sivin 1995,第34-35頁.
  197. ^ 沈括 & 胡道靜 1956,第656頁.
  198. ^ Sivin 1995,第34頁.
  199. ^ Ebrey 1999,第148頁.
  200. ^ Sivin 1995,第44頁.
  201. ^ 201.0 201.1 林平 2010,第99-100頁.
  202. ^ Sivin 1995,第44-45頁.
  203. ^ 沈括 & 胡道靜 1956,第1151-1153頁.
  204. ^ 204.0 204.1 204.2 204.3 沈括 & 楊渭生 2011,前言.
  205. ^ 戴建國 2018.
  206. ^ Sivin 1995,第46頁.
  207. ^ 祖慧 2004,第452-453頁.
  208. ^ 脫脫 & 中華書局 2000,第8537頁.
  209. ^ Brenier et al. 1989.
  210. ^ 210.0 210.1 章梅芳 2003.
  211. ^ 嚴敦傑 1986.
  212. ^ 傅大為 1992,第67-68,191-192頁.
  213. ^ 傅大為 1992,第78-79頁.
  214. ^ 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 1985,前言.
  215. ^ 胡道靜, 吳佐忻 & 安車 1981.
  216. ^ 曾雄生 2004.
  217. ^ 胡道靜 2011,第144頁.
  218. ^ 舒仁輝 2005.
  219. ^ 張家駒 1978,序言.
  220. ^ 朱瑞熙 2012.
  221. ^ 221.0 221.1 221.2 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 1985,胡道靜《<夢溪筆談>在國外》.
  222. ^ Fraser & Haber 1986,第226-227頁.
  223. ^ 223.0 223.1 223.2 Huff 2003,第303頁.
  224. ^ Sivin 1988,第59頁.
  225. ^ 225.0 225.1 陳昊 2020.
  226. ^ 226.0 226.1 餘杭文廣 2003.
  227. ^ 羅國安 1985.
  228. ^ 228.0 228.1 戴志恭 & 王重遷 1994.
  229. ^ 西津渡 2019.
  230. ^ 姜亞謙 2016.
  231. ^ 楊芹 2020.
  232. ^ 胡道靜 2011,第133-143頁.
  233. ^ 徐冶敏 2008.
  234. ^ 郝梓汝 2019.
  235. ^ 王鐵 2002,第163頁.
  236. ^ 236.0 236.1 236.2 236.3 周揚波 2009,第152-154頁.
  237. ^ 周揚波 2009,第170-172頁.
  238. ^ 238.0 238.1 楊曉東 1987.
  239. ^ 陳振孫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第506頁.
  240. ^ 曾鞏 1996,第417頁.
  241. ^ 王鐵 2002,第150頁.
  242. ^ 周揚波 2009,第152頁.
  243. ^ 243.0 243.1 王麗梅 2012,第30頁.
  244. ^ 李華山 1987.
  245. ^ 戴蓉, 鄭海侖 & 李弘 2017.
  246. ^ 皓子 2014.

期刊

資料

  • 西湖區區劃地名服務中心. 古镇洗铅尘 西溪且留下. 浙江省民政廳. 2020-06-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25). 
  • 杭州市餘杭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市级文保单位】沈括墓. 餘杭文化網. 杭州市餘杭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杭州市餘杭區體育局. 2003-10-20 [2007-05-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5-02). 
  • 李致忠. 小知识│现在还有泥活字印制书籍的实物留存吗?. 中國古籍保護網.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2017-11-06 [2022-08-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28). 
  • 誠堂. 沈括. 浙江日報 (浙江日報社). 1961-04-09. 
  • 姜亞謙. 章集八庙街记忆. 宿遷日報 (宿遷日報社). 2016-03-08. 
  • 徐冶敏. 中国地震题材邮票. 銀川晚報 (銀川日報社). 2008-05-23. 
  • 羅國安. 沈括墓址新发现(附1图). 杭州日報 (杭州日報社). 1985-12-31. 
  • 郝梓汝. “沈括号”交付 中国芯扬名. 發展導報 (山西日報報業集團). 2019-03-22. 
  • 記者 楊芹 通訊員 呂述謖 仲義. 沈括像: 凝固时空的守望. 宿遷日報 (宿遷日報社). 2020-11-26. 
  • 西津渡. 我亲历与茅老有关的几件事. 鎮江日報 (鎮江日報社). 2019-11-08. 
  • 劉漢鼎. 沈括给苏轼“告黑状”?余秋雨老师想多了. 中華讀書報 (光明日報社). 2020-09-30 [2021-12-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1) –透過新浪網. 
  • 李華山. 沈括宗谱在富阳发现. 杭州日報 (杭州日報社). 1987-01-15. 
  • 編輯 戴蓉 版式 鄭海侖 校對 李弘. 《京口耆旧传》记载的镇江姓氏渊源. 京江晚報 (鎮江日報社). 2017-10-29. 
  • 皓子. “桐油大王”后人续谱. 江南晚報 (無錫報業集團). 2014-12-24. 
  • 戴建國. 数量庞大的宋代笔记. 文匯報 (上海文匯報社). 2018-09-07. 
  • 何欣. 中国古代最博学科学家沈括 他的墓就在东苕溪下溪村. 都市快報. 2011-04-19 [2023-07-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06). 

古籍

  • 沈括. 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靜 校注. 上海: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6. 
  • 陳振孫. 直斋书录解题.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856. ISBN 9787532504800. 
  • 曾鞏. 曾巩散文全集. 北京: 中國建設出版社. 1996. ISBN 7-5072-0832-X. 
  • 朱彧; 陸游. 萍州可谈 老学庵笔. 李偉國,高克勤校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54. ISBN 978-7-5325-6343-2. 
  • 脫脫 等. 列传第九十.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 宋史. 北京: 中華書局. 2000: 8527-8547. ISBN 7-101-02128-X. 
  • 宋大诏令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62: 946. CSBN 11018·355. 
  • 李燾. 卷二百六十四.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點校,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電子版.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12566 [2021-12-15]. ISBN 978710104434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5). 
  • 沈括. 楊渭生 , 編. 沈括全集.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 ISBN 7-308-08450-7. 
  • 祝尚書. 宋人別集敘錄(增訂本). 北京: 中華書局. 2020: 264. ISBN 9787999129165. 
  • 晁公武 (編). 郡斋读书志校证. 孫猛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678. ISBN 7-5325-0861-7. 

研究論著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