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Ghren/福建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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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
1933年中华共和国名义上控制区域的位置
日期 1933年11月20日 - 1934年1月21日 地点 福建 结果 国民革命军决定性胜利
参战方
中华共和国 （1933年11月22日后） }}	中华民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李济深 陈铭枢 蔡廷锴 蒋光鼐	蒋中正 蒋鼎文 张治中 卫立煌
参战单位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933年11月22日前） 人民革命军（1933年11月22日后）	国民革命军
政治支持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33年11月22日前） 生产人民党 （1933年11月22日后）	中国国民党

福建事变，简称“闽变”，是李济深、陈铭枢等国民党左派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为主力的反蒋反日起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因为他们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第二天，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放弃华北。一·二八事变后，守军主力的十九路军被调至福建剿共。十九路军为了保存实力，用消极保守的方式和红军作战，其后还和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事变的发动创造有利条件。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爆发闽变。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并联合中国农工民主党（下称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等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等十一人任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以当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

12月下旬，南京政府抽调进政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蒋鼎文为总指挥，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蒋军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爆发经过

背景

1932年，中日爆发淞沪战争，广东省背景的蒋光鼐、蔡廷锴率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和日本军激烈交锋，当时中日矛盾急剧升级，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十九路军在主战派中成为抗日表率。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第二天，蒋中正对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进行整肃，下令该军三个师分别派到皖、鄂、赣三省剿共，但受各方反对。5月21日，蒋中正改令该军全部开到福建剿共，使十九路军和红军作战，坐收渔人之利。同时，免除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的陈铭枢职务，使他出国去欧。

1932年7月间，十九路军基本上在福建集结完毕。当时的福建呈四分五裂，省主席方声涛只知享乐，不关心地方事务。而地方政权上，各地土匪劣绅横行，互相攻讦。军队上，全省大都是地方土著和杂牌部队；闽西北和闽西南则由红军控制，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九路军抵闽后，收编了陈国辉、张贞等杂牌部队，进占红军已经退出的漳州、漳平、龙岩地区。然而当时福建尚有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卢兴邦新编第二师、周志群独立旅、陈齐瑄独立旅等部不在十九路军的势力之下。

年底，蒋中正改组福建省政府，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为省主席、军长蔡廷锴为驻闽绥靖主任。1932年冬至1933年春，第三党的成员都前往福建，加上原在福建的，约有200余人。

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军，入侵华北，蔡廷锴组成“援热先遣队”北上抗日。但至5月，部队至湖南郴州集结的时候，南京政府对日妥协，不得不返闽。5月31日，南京政府签署了《塘沽协定》。6月1日，蒋光鼐和蔡廷锴发出通电，责问蒋介石，反对《塘沽协定》。蒋介石的对外政策使十九路军意识到要抗日则须反蒋，并联合共产党。

序曲

1933年5月，受蒋中正排挤而旅欧考察的陈铭枢从欧洲先回到香港，与李济深商议联合闽粤桂反蒋，得到福建认可。于是陈铭枢赴福州，同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等秘密商议反蒋事宜，定下上、中、下三策，即上策联合粤、桂、闽三方，拥护胡汉民与陈济棠，联合共产党倒蒋；中策则联合胡汉民与李宗仁，要求他们出兵威胁湖南，这样粤系的陈济棠也会一起起事；下策则是十九路军“孤军奋战”。然而两广对于武装起事都不积极。

1933年6月，东方军红三军团主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闽西北作战，取得清流、归化、将乐胜利。7月下旬，红军和十九路军在连城作战，十九路军失去3个团。8月下旬、9月初，东方军又击败了刘和鼎、谭启秀各一部。蔡廷锴“感到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以立足”，便和红军协商妥协。10月26日，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偕陈公培赴中华苏维埃政府首都瑞金，与中共代表潘健行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为：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商品贸易往来；立即释放政治犯、赞同境内革命组织之活动。

10月下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鼎邀请黄琪翔、章伯钧等第三党负责人和其他反蒋势力徐谦、张文、软墨林等，在香港李济深家召开会议，决定筹备人民革命政府，发动反蒋抗日。11月初，蔡廷锴在漳州、龙岩等地召开各师长会议，传达香港会议精神。但会上多位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沉默而对，态度暖昧。

蒋介石对福建局势变动一早有所得知。10月，陈济棠曾电蒋介石，请其适当安置陈铭枢、李济深等，但未得蒋的积极回应。10月中旬，在芦山指挥围剿的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到闽活动，得知福建局势有变。蒋中正曾请蔡廷锴到南昌详谈，蔡廷锴托病不去。11月1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往福建劝说服陈铭枢，但被陈铭枢拒绝。

11月17日，蒋中正又发专函专机请蔡廷锴到南昌详谈，但蔡廷锴扣留专机，拒绝前往南昌，这等于将其意图公开化。次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及其他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反蒋起事，会上主要商讨人民政府的成立时间和修订政纲、政策等问题。蔡廷锴力主再拖一两个月，陈铭枢则认为应提前发难，后蔡廷锴妥协，同意于20日举事。

爆发

“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召开留影，主席台上左起：第十二人为蔡廷锴，第十六人为蒋光鼐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来自全国24个省市的代表百余人和十九路军驻福州官兵，以及福州机关人员、学生、市民共约几万人参加了大会。

全体代表先是推举了黄琪翔、徐名鸿、方振武等十七人为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推选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总主席。会上，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指出，代表大会的宗旨是“救护国家，保障人权”，并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十三条基本方针。之后，通过了彭泽湘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徽、闽二省代表提请主席团即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经主席团会商之后，黄琪翔向大会宣布无条件接受此案。

当晚八时，大会主席团在十九路军总部决议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琛、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议决废民国纪年，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福州、并决定取消《总理遗嘱》和“总理纪念周”，摘下孙中山遗像。 22日上午9时，在福建省礼堂（今省府路工交礼堂）举行就职仪式。

各方对“福建事变”反应

日本等国家的态度

闽变翌日，日本外交部发表文告表示：日本对于中国内部的纷乱采取一贯之中立政策，对新政权将与中央政府一视同仁；若新政权对日表示好感，则与其建交，若对日敌视或危害日本侨民性命、财产与公私权利，则采取必要手段应付。同时，日本也警告与之争霸的英、美等国不要乘闽变之机染指日本在闽的利益。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护日侨为名，开进了福州地区。日方的意图在于让南京政府自行解决事变，以削弱华北的力量。又或者福建出现排日运动时，也有理由干涉。

英、美、法等国家对于闽变对采取静观和不支持的态度。11月2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请求不要对福建人民政府予任何接洽和支持。两日后，各国政府回电称“对此表示同情”，以示支持。英、美、法等国家在闽变其间，曾以保护侨民为理由，派遣军舰入闽，对福建施压。而苏联政府表示同情中国的内忧外患，对南京国民政府应对福建事变采取的措施保持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报章方面，英国《泰晤士报》指责陈铭枢、陈友仁、蔡廷锴等“绝不愿念国家幸福，谓政客之嫉忌，与武人之野心，互相结合，扩大内战之范围，将新疾苦加于农民”，认为南京政府应设法平乱。苏联《消息报》评论，指闽变反映“中国国民党反动阵营日益深刻的解体”，认为闽变领导人“所宣示之口号无论如何激烈，彼等与中国之真正革命运动绝无共同之点”，不认同闽变。日本《每日新闻》《日日新闻》评：“这是中国一省之独立运动，是蒋介石南京统治分离之先兆，将给蒋政权大的恫吓”，但又同时担心“新政权会露骨的反日”。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对策

1933年5月至7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虽希望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抗日，十九路军领导人也主动要求与红军合作反蒋，但遭共产国际反对。7月至9月间，红军和十九路军多次作战，红军给予十九路军沉重的打击。9月22日，蔡廷锴委派陈公培等人至红三军团总部驻地王台谈判，商讨停战，共同抗日，取得初步成果。

10月6日，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和福建省政府的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苏区与中共中央谈判，中共的代表是周恩来。26日，双方在瑞金秘密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依照条约，双方在保密的前提下实现停火，福建方面对政治犯予以释放并承诺给予革命组织自由活动权利，并着手筹备反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11月27日，中华共和国代表陈小航与苏维埃政府代表张云逸在长汀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具体规定》。

共产国际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对于十九路军的合作不要过于真诚认真，应和十九路军保持距离。如10月15日的电文中强调：“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宣传、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面目是应该揭穿的”，“要求中共中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应该有实际工作来克服”。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从现实生存考虑，认为“最低限度也要达到停战的先决条件”。当时，博古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对于闽变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

和此相反，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通过联合闽府可以粉碎国军的第五次围剿，认为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是“对我们有利的”。毛泽东、彭德怀极力向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应该突进至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以粉碎围剿并援助闽方。但未得到博古、李德的支持。

国民党内部派别的的反应

两广方面，早在1932年就同南京国民政府对立，采取反蒋的态度，十九路军调入福建后，双方开始商榷福建、广东、广西三省合作事宜。1933年1月，闽、桂领导人蔡廷锴、李宗仁、白崇禧到广州开会，商讨建立三省统一的国防委员会。李宗仁掌握的广西与福建走的最近，但广东则对武装反蒋持观望态度，而且福建与广东两方对李宗仁提出的成立联合政权的提议都置之不理。11月19日和21日，闽方两次致电两广，希望得支持。然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些政策得到不到两广支持。24日，胡汉民、萧佛成等人回复陈铭枢等的电文中指：“兄等号日（11月20日）在闽垣开会，竟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废除青天白日旗，外与日本接近，内与共匪勾联。颁布政纲，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相号召。……此等谬举，何能得内外之同情！”。

此外，湖南、贵州均表示不参与事变，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也表示反对闽变，云南的龙云甚至力请讨伐福建。閰锡山、冯玉祥亦不赞同闽变。

民众的心态

在福建，支持者甚多。十九路军入闽最有成效的龙岩地区，民众有较多的支持。1933年11月22日，龙岩耕农会、总工会、商会、妇女队等社团组织各界民众15万人参加拥护新政府的大型集会。在闽变发生的福州，12月1日上午，在福州市体育场也有5万多人参加支持人民政府的庆祝大会。此外，厦门、泉州、漳州等地民众也有组织“倒蒋大会”、“庆祝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倒蒋救国示威大会”等集会活动，以示对中华共和国政府的支持。

据当时的新闻史料分析，福建事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媒体支持，如《申报》《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但非主流的媒体则对闽变持赞成或支持的态度，如《益世报》《世界日报》以及《生活》周刊等。《申报》斥其“勾结第三党，在闽成立政府，揭举容共分田政策，实行背叛党国”。《生活》周刊以《民众自己起来罢》为题发表评论，说：“在沉闷到万分的时局中，霹雳一声，福建创立一个崭新的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呀。”很多旅居上海、北平的闽人表示反对这一政权。南京各界的抗日救国会则召开会议，声讨陈、李。上海各大学亦联电谴责事变。

海外华侨方面支持者较多，菲律宾华侨爱国团代表10万余华侨生产大众致电闽府，以示支持。英属马来群岛、越南、神加坡的一些华侨组织来电置函，称“蒋汪卖国，大背侨衷；现易帜改元，新立国体”，支持新政权的成立。同时，也有一些华侨不支持。有的新加坡福建华侨反对中华共和国政府并威胁将断绝与之的经济关系，也有马来西亚闽侨表示明确反对新政权，希望能够停止内战，否则将拒绝对闽经济合作，停筑漳州至龙岩的铁路。

对福建事变的镇压

蒋军的部署

蒋中正在检阅赴福建镇压中华共和国政权的部队

在福建事变前，蒋介石正在南昌剿匪。11月10日，蒋介石已经收到情报，得知福建省形势有所变化。15日，蒋介石确定福建方面已经准备起事，认为福建事变即将爆发，认定“以今日各方之消息观之，（事变）已成事实”，便开始组织军事行动。蒋介石虽尝试诱劝陈铭枢放弃反叛，拉拢蔡廷锴等，但都未成功。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暂缓围剿工作，从进供苏区的主力北路军中抽调大批部队入闽。

11月底开始，各部蒋军开始入闽。蒋鼎文的第二路军在11月28日集中在江西南城，经抚州、贵溪、弋阳、上饶、广丰进入闽北浦城，12月2日进占政和，25日进抵屏南，于1934年1月4日对水口的十九路军形成包围形势。张治中的第四军在12月22日进驻建瓯，在次年1月4日到达古田。卫立煌的第五路军由11月30日由江西抚州出发，经部分苏区入闽，在邵武集结。12月27日进占洋口、顺昌。次年1月2日和刘和鼎部汇合，包围延平。

海军方面，由陈绍宽的指的宁海军舰由海上封锁福州、厦门；空军方面，毛邦初为空军指挥，集中当时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同时，还散发讨逆宣传单进行心理战。此外，还将原驻在南京的最好的两炮兵团，第一、第五炮兵团调至建瓯集结。

1月7日，蒋介石由浦城移驻建瓯，坐镇指挥。至1月上旬，蒋军基本完成对十九路军的作战部署。

十九路军的部署

闽变开始时，新组建的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原十九路军），约有7万多人。具体布防如下：

• 第一军沈光汉部，全部集结在闽北沙县及其以西地区。
• 第二军毛维寿部，一个师在闽北沙县，延平间，军部及另一个师在闽南之泉州、惠安地区。
• 第三军区寿年部，一个师在福州及马江地区，军部及另一个师在闽东南之莆田、涵江地区整训（连城战败后）。
• 第四军张炎部，全部集结在闽西的龙岩，永定地区。
• 第五军谭启秀部，在福建以西的水口，延平间地区，一部在古田。
• 总部直辖的特种部队，有部分驻在漳州、厦门两地。

12月中旬，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形成了三个作战方案：

• 蔡廷锴主张先消灭闽北刘和鼎的杂牌部队，再分头应计西面和北面的蒋军。
• 蒋光鼐则建议从闽东乘虚进攻浙东，或主力撤往闽西南，背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坚守战。
• 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竭力主张力保首都福州，以免首都失陷动摇军心。

结果，三案中守福州的提案得到军委会和参谋团成员的大多数支持。据军委会紧急会议的决定，蔡廷锴在20日左右对人民革命军的战略部署作出调整：第五军作为前方战略据点守备部队，守水口、古田、延平三个据点；第一军放弃沙县地区，集结在福州西北附近。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留部分军队在原驻地维护治安，其余都集结在福州附近地区。

延平、水口、古田失守

1934年1月5日上午8时，蒋军进攻延平。下午6时，司徒非请求投降，次日得准，蒋军占领了延平。战斗同日，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认为，延平、水口、古田是福州外围的重要屏障，认为一定要坚守，便重新制订战略：以毛维寿为右路军指挥官，领第二军和第三军之一部，向古田前进；沈光汉为左路军指挥官，领第一军和第三军之一部，向经水口向延平推进。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随蔡延锴和总部行营离福州向白沙前进。

水口方面，1月7日，蒋军向水口发动攻击。蒋军有三个师，共12个团；闽方则由第五军长谭启秀率军部和两团驻守。守军利用有利的地形一度给蒋军重大的挫伤。当晚，水口失守，谭启秀以身得脱。

古田方面，主攻为张治中第四路军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守军为赵一肩的三个团。延平、水口战事结束后，蒋介石又调三十六师、八十九师进抵古四附近。在古田外围战斗中，守军曾作一定的阻击，赵一肩电告十九路军总部时称：“伏击胜利，打死打伤蒋军千人”。蒋军下令总攻古田后，张治中念于过去曾和十九路军在上海并肩作战，不忍互相残杀，力争和平解决。在张治中的努力下，赵一肩师在1月11日投降。

同时，厦门市长黄强于1月9日不战而降。1月10日，陈绍宽电令鱼雷游击队司令王廷率逸仙、中山、江宁等舰及陆战队一营，协同接管和布防。

闽军南退

1月8日，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接致电蔡廷锴，说红军已经在清流、沙县追上蒋军两师，要求十九路军派一团守住闽清， 以便两面夹击；后又通报蒋军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企图切断十九路军的后路，最后蔡廷锴的南撤意见占了上风。

10日开始，参与闽变的各方人士开始撤离。13日，蔡廷锴通电全国“移都”漳平。14日，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离开福州。萨镇冰在留在福州，负责维持治安、秩序。15日，蔡廷锴率最后一批军队离开福州，此时福州城中尚有“欢送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虽败犹荣”的送别标语。16日，国民政府隶属之国民革命军平复福州。

南撤的十九路军主力于1月13日抢渡乌龙江，1月15日全军过江。原本蒋中正派中华民国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海军对中华共和国的渡江部队进行拦截，但当时留在福州、倾向于中华共和国一方的海军元老萨镇冰凭借其在海军界的声望和人际关系，劝陈绍宽暗中留情，于是陈绍宽部的海军在闽江仅仅向天鸣炮而佯装进攻，给19路军足够时间渡江逃逸。

终结

1月13日，中华共和国政府首脑人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乘飞机离开首都福州先到泉州，15日完整撤离。陈绍宽即令海军陆战队算福州推进，接管福州各机关。占领福州后，大部分军队继续向南追击十九路军。

1月20日，负责包抄闽军后路的蒋军李默庵第十师在仙（游）惠（安）段涂岭以南公路虹侧的小高地设伏，阻击南撤中的十九路军，互有伤亡。十九路军且战且走，利用夜色撤离涂岭一线。

1月21日，第二军军长毛维寿与第一军军长沈光汉还有区寿年、张炎等将领联名通电投降南京国民政府。当日，泉州悬挂青天白日旗。其他各军都也于27、28日通电脱离人民革命政府，以原制受编。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闽变领导人率十九路军余部

参见

• 闽变
  • 国民党左派、生产人民党
  •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满洲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