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方孔錢幣
中亞方孔錢幣，是公元3世紀上半葉至10世紀之間在中亞所鑄造的地方貨幣，這些貨幣與從東亞輸入來的或在中亞發行的貨幣不同，都是以異文或異、漢文並用作為錢文，採用中國圓形方孔錢幣樣式，不以通流於中、西亞等西方圓形無孔錢幣作為幣形。
中亞錢幣
中亞所出土的地方方孔圓錢主要受兩種中國貨幣所影響，即漢武帝於前118年開鑄的「五銖」和唐高祖於621年開鑄的「開元通寶」。[1]
龜茲
「龜茲五銖」或稱「漢龜二體」錢，為龜茲王室白氏開鑄的方孔銅幣，鑄行於3世紀上半葉至7世紀初。[2]公元91年班超廢龜茲王尤利多，而另立曾在洛陽作侍子的白霸為國王，東漢遂任命班超為都護，並將西域都護府設在龜茲。[3]「白」字有說為印度文獻《摩訶婆羅多》中一個勇敢善戰的英雄阿周那（義為白）的意譯。唐朝初期，龜茲國王蘇伐勃駛和其次子訶黎布失畢兩人名字的共同組成部分，其音譯也為白。在840年回鶻西遷至新疆以前，龜茲王室姓均姓白，後龜茲一地被回鶻人所占據才被阿爾泰化，故宋代史籍上的龜茲傳，開頭即點明龜茲本回鶻別種。[4]
從西漢開始內地的五銖錢便流入新疆，如庫車縣蘇巴什遺址出土的東漢五銖。龜茲五銖是仿照魏晉至南北朝的五銖錢製成的地方錢幣。[2]它與在絲路南道的古于闐國於2世紀通流的「和田馬錢」或「田漢二體」錢不同，和田馬錢與貴霜王朝的希臘文和佉盧文錢幣相差無幾，只是希臘文為漢文所取代，其幣形為圓形無孔，幣面上為馬和駱駝圖案及佉盧文國王的姓名，但用漢文記寫銖的重量。[5]龜茲五銖以紅銅為主，也有黃銅制，圓形方孔，澆鑄，廣串，薄肉，皆有內外廓和狹緣，龜茲文和漢文合璧，龜茲文源於梵文，隨佛教東漸而來。[6]1920年以來英、法、德、日、俄等國的探險隊在新疆發掘過，1986年發掘數量最多，共計10,000餘枚。[7][8]能分為三種不同的版式，即正面鑄有龜茲文，光背，無漢文；正面鑄有龜茲文和漢文，光背；正面鑄龜茲文，背鑄漢文，數量多，為雙范合鑄。[2]漢文為漢篆五銖的字樣，龜茲文
為重量單位，其另一龜茲文是數詞
，1銖等於10個 。[6]
早期的龜茲五銖深受曹魏五銖的影響，可以說是仿曹魏五銖而鑄，特點在漢文「五」寬肥，「銖」是直頭「金」；外郭壓一點錢文；廣穿，面無內郭，面無內郭的龜茲五銖要早於有內郭者。曹魏五銖為魏明帝於227年開鑄，是龜茲五株通流的上限時間。[9]龜茲五銖通流的下限時間在621年唐朝廢止五銖錢制後不久，尤其在640年平定高昌設安西都護府後。此外，龜茲還鑄造過「無文小銅錢」，無輪廓、無文字、錢體輕小，外緣不規整，鑄工窳劣，在新疆各地都有出土，遺址中同時伴有錢範。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有出土於兩漢時期遺址或墓葬的小銅錢，通流時間為兩晉歷南北朝而終及隋唐。[2]
粟特
粟特為中亞河中地區商賈民族，亦稱昭武九姓，粟特銅幣鑄行於6世紀至8世紀中葉，但大部分出現於7世紀初以後，6世紀以前均為圓形無孔錢幣。康國都城位於今烏茲別克共和國撒馬爾罕，是粟特城邦國家的中心，王族對諸國也有宗主關係，具有政治優勢地位。從北周至公元751年唐朝與阿拉伯怛羅斯之戰以前，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及以東地區，即粟特地區，始終深受中國內地的影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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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錢幣為蘇聯考古學家發掘和研究，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Panjakent（彭吉肯特）和撒馬爾罕州Afrasiyab（阿弗拉西亞布）等遺址都有出土。在學術上以地區分四型的特點歸類，即東、西、南粟特和布哈拉錢幣，康國屬東粟特幣的範圍。[12]對方孔圓錢研究上則以康國王室所鑄造的錢幣為代表。粟特銅幣分為兩型，一漢粟二體錢，正面為漢文開元通寶，背面為粟特文、族徽或素背；二發現量最多，正面為粟特王徽、族標，背面為粟特文的王名、稱號，學者以不同的粟特文和徽記分辨屬哪位王鑄幣。[10][13]據銅幣銘文，康國王或稱粟特王的鑄幣者可與漢史籍對上音韻的有8人，從隋末唐初的世失畢和屈術支，至咄曷王最後朝貢的記錄754年止，即世失畢—屈術支—拂呼縵—篤婆缽提—泥涅師師—突昏—烏勒伽—咄曷，除此8個人外，其餘康國王的名字尚不知道。據喀喇王朝學者奈賽斐（1068年—1142年）所著《撒馬汗學人傳》，阿拉伯人征服下產生的撒馬爾罕王朝至少有13個國王。[10][14]
錢幣正面為常見的左右
形紋飾和
形紋飾，而一些上下則是
形紋飾和
形紋飾，後二者意義不明， 形紋飾據說為撒馬爾罕的粟特王族族徽， 形紋飾是大夏地方強大氏族的族徽。[10]有學者據對561年開鑄的「北周布泉」（王莽幣）和早期的粟特銅幣進行比較，認為幣正面上的王徽、族標原形為懸針篆.png){kind=small}
（布泉）字形，因為粟特工匠在仿造過程中不識字體，幣文越來越走向圖案化、藝術化才逐漸形成後來的圖紋，在撒馬爾罕也出土過北周布泉。[15]
突騎施
突騎施，原為西突厥十姓之一，突騎施錢鑄行於7世紀末至8世紀上半葉。突厥前汗國並無錢幣，錢幣僅在其屬國人民中使用，一直到突騎施時期才開始鑄幣。[16]唐代銅幣在新疆出土的數量和分布區域都遠超漢代，大量銅幣流入西域，導致的最直接後果，就是突騎施汗國對唐代銅幣的仿鑄。[17]而七河地區，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又處於絲綢之路中段，因此作為經濟交流中介手段的錢幣，對突騎施人有著很大的重要性。[18]
突騎施錢銘文是粟特文，背文符各異，形制仿製唐開元通寶，方孔圓形，材質精良，鑄造規整，是唐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19]不僅如此，據吐魯番和敦煌出土的有關突騎施的文書，突騎施人還接受了唐代銅錢以貫和文為計值單位的貨幣量值方式。[17]突騎施銅幣最早被沙皇和德國考察隊於1911年首次發現，後為兩國語言學家和突厥學家研究，在七河地區的吉爾吉斯斯坦Ak Beshim（古碎葉城）和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塔拉茲等地都有出土，在中國境內也有零星發現。突騎施錢頗為罕見，1953年蘇聯考古學家在Ak Beshim僅發掘到57枚，在此前後，其地地方陸續收集到39枚。[19]學者對錢面的粟特文「突騎施可汗」譯意無異議，其餘的詞組存有不同意見，一般譯讀為「神聖的突騎施可汗之錢」。背面的符標
，也稱作弓月紋或蛇形花紋，據說為突騎施黑姓部落的族徽，也有認為是古突厥文的變體。一些製作突騎施錢的工匠，巧妙地把 形紋的下部設計在錢幣內穿的外緣上，使之渾然一體；由於受圓形外廓的限制，其上部變成弧形，形似弓月。[20]
突騎施錢鑄行時間的上下限，貫穿於突騎施由興起至衰亡的歷史。有學者將突騎施錢概括總結為五型和三個鑄行階段，一型錢面鑄有「突騎施可汗」銘文，錢背 形符標，屬蘇祿時期，通流於716年至738年，發現量多，分布廣泛；二、三型錢面銘文一致，背面符標、銘文各異，是蘇祿被莫賀達干殺後，黃、黑兩姓圍繞汗位繼承間題開展了激烈的鬥爭時期，反映了當時混亂局面；四、五型分別屬黃姓首領娑葛與其父烏質勒突騎施錢，背面無 形紋，四型背文有「托克馬克王公」和「我來自十箭部族，
的族徽下」，托克馬克指碎葉， 形紋一說為「帝」字的變形。[20]也有學者認為突騎施錢是碎葉土著粟特工匠所鑄造，鑄行時間始於蘇祿時期，結束於739年唐朝平定突騎施內亂之時。[19]
回鶻
回鶻錢是自匈奴、柔然、突厥等以來，漠北游牧帝國立國者最早鑄造錢幣的實例。幣形仿開元通寶鑄造，方孔圓形，錢文為回鶻文。回鶻最初在漠北興起，840年遭黠戛斯人所破開始西遷，西遷的回鶻人，以西州（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為中心建立汗國，稱為西州回鶻或高昌回鶻。西州在唐代是東西經濟文化的相互交流地區，深受漢地貨幣文化影響，當地的市價以銅錢來計算。唐代銅錢具有在藩城流通和充當國際貨幣的職能，粟特與突騎施仿開元通寶的發行與流通，形制與唐錢形制上的劃一性，在說明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巨大影響的同時，也證明了市場、貿易和交易在其中起的巨大推動作用。[21]
目前所知的回鶻銅幣主要有三類，一為胡漢雙語錢，錢面漢文順序在解讀上有「日光月金」或「日月光金」，背面是一圈胡文，一般認為是古突厥文的草體，鑄幣者始於保義可汗（821年卒）；二為雙面回鶻文錢，面文一般譯意為「闕·毗伽·卜古·回鶻天可汗」，背文為「奉王命頒行」，鑄幣者存有不同說法，有牟羽可汗（779年卒）、懷信可汗（805年卒）或西州回鶻可汗之說；三是單面回鶻文錢，面文一般譯意為「奉亦都護之聖命准予通行」，無背文，鑄幣者有西州回鶻可汗或亦都護之說。大抵上回鶻鑄幣時間最晚不遲於10世紀中葉，最早在9世紀初。[22]
回鶻錢的鑄造量不清楚，據《冊府元龜》記述「回鶻錢」在831年的發行量就有1,1400貫之多，有學者認為這裡指的是唐錢，不是回鶻自鑄的銅幣。[23]有關日月光金錢的背文，據研究，單詞含義是「太陽·金星·光明·月亮·銅錢」，除了突厥詞光明，其餘為缽羅婆語、梵文和粟特語借詞，學者一般認為與摩尼教七曜歷有關，因為尊崇七星是摩尼教的一大特點。[24]日月光金錢頗為罕見，2007年美國和蒙古國聯合考古隊在哈拉和林城遺址發掘出20多枚。雙面回鶻文、單面回鶻文錢一般認為是西州回鶻鑄行的錢幣，雖雙面回鶻文錢鑄幣者有爭議。[22]西州回鶻稱可汗的時間為866年，一直到981年仍稱可汗，隨後改稱亦都護，因此，亦都護主要為西州回鶻第二階段統治者使用的稱號，1209年西州回鶻被蒙古人改稱畏兀兒。[25]
幣面符號
自秦「半兩」錢問世（前306年）以來，中國銅錢幣上就有
星、
月、
四決紋、
四出紋等記號，也是古錢形制特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鑄 星始於秦「半兩」錢；鑄 月形、 四決紋從西漢五銖錢（前118年）開始， 星、 月一直到明末「崇禎通寶」（1628年）上還有， 四決紋似乎未出東漢，漢明帝至漢靈帝（57年—189年）東漢五銖錢有 月紋，此時還有卍紋，但不多見；鑄 四出紋從東漢五銖錢（40年）開始，隋五銖（581年）以後已不具有 四出紋。漢武帝（前140年—前87年）五銖錢面開始鑄上、下半星，至王莽幣（7年—23年）止，西漢五銖有面 四決紋，至王莽幣止，從至今錢幣出土上看，東漢時已無此制；背 四決紋開始於王莽時的「大泉五十」，西漢尚無此制。錢幣上鑄 星、 月等記號，是當時人有意的製作。這些記號在各朝的「五銖」錢上表現得最多樣。[26][27]
唐代「開元通寶」背上多鑄有
仰月紋，也有罕見的孕星、多星、祥雲紋等，自中唐始大部分都鑄有月紋。對於月紋來源的著述最早見於唐代學者鄭虔著的《會粹》，此後常見於各朝錢幣，特點是紋識更大更標準。[26]此外，粟特銅幣極少數鑄幣上有類似「開元通寶」的 仰月紋，後期則有☪新月紋出現。[12]新月紋最早與伊斯蘭教並沒有任何關係，直到15世紀遜尼派的鄂圖曼帝國破君士坦丁堡以後，才從拜占庭引入作為旗幟，此後才漸漸成為伊斯蘭教代表圖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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