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

注释《春秋》的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

公羊传》,为中国古代经书之一。据说作者是战国公羊高,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注释《春秋》。“春秋三传”之一。

内容

《公羊》成书年代不详,戴宏在《公羊序》中说:“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诛心”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诛心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讥”或“贬”等来表达。西汉初年,为了取得正统地位,儒生必须以圣贤之言为依归,由此以尊王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开始兴盛。

评论

郑玄在《六艺论》中有所批评:“《左氏》善于,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称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东晋范甯评论《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1]《公羊传》的成就在于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东汉何休语)。

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直称《春秋》有贬有褒,是司空城旦书。[来源请求]

锺繇不喜《公羊传》,他称《左传》为“太官”(掌管帝王膳食的官员,是少府的属官),而称《公羊》为“卖饼家”,意为《公羊》市井鄙俗,不能登大雅之堂。同时代的蜀汉官员孟光则相反[2]

流派

而在公羊学获立为官学之后,公羊学派的势力大涨。后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谶纬”学大为流行,汉朝知识分子笼罩在迷信与神秘的氛围之下。汉代主要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春秋博士学,皆传自董仲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3]樊宏之子樊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4]张霸又删樊儵《严氏春秋》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5]。到了东汉晚期,以何邵公最为出名。《盐铁论》编纂者桓宽亦为公羊家。

东汉以后,很多人对谶纬学进行了批判,公羊学自此逐渐走向没落。公羊学派自东汉以后几乎消声匿迹,六朝时期,何邵公曾被立为官学。唐代的经学日趋式微,研习公羊者为少数。

清代考据学兴盛,学者们陆续对公羊传进行研究,公羊学思想又有一次复兴。清朝公羊学大盛,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这是因为乾嘉以后的清代中叶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6]常州公羊学派晚清具有重要地位,武进庄存与是当时学术中的主流,他们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清代学者如: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戊戌六君子等,皆属于清代公羊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7]龚自珍则抛弃庄存与刘逢禄的隐喻的手法,大胆的对现实进行批判,他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影响所至,而有晚清戊戌变法的改革事迹,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是引用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学者杨向奎曾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8]但是龚自珍的公羊之学也有缺陷,龚本人发挥最多仍是“三世”说,鲜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就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9]

日本

公羊学很早传入日本。德川家康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传授儒家思想。林罗山、林鹅峰父子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1688年林鹅峰出版林罗山评点过的《公谷白文》。

参考文献

  1. ^ 范甯:〈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
  2. ^ 《三国志·蜀书·孟光传》:“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光常𫍢𫍢讙咋。”
  3. ^ 《史记·太史公自序》
  4. ^ 《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
  5. ^ 《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6. ^ 《郁园北游文存》
  7. ^ 刘逢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诛绝例第九》。
  8. ^ 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196页。
  9.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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