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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模療法

基模療法（中國大陸作圖式治療，台灣作基模療法）是由Jeffrey E. Young開發，用於治療人格障礙症和慢性DSM第一軸障礙的治療方法。該療法通常在患者接受其他療法（例如，傳統的認知行為治療）後沒有效果或復發時使用。基模療法是一種綜合心理療法[1]，結合了先前存在的療法的理論和技術，包括認知行為治療、精神分析客體關係理論、依戀理論和格式塔療法[2]而形成的一個統一而系統的心理療法。基模療法對治療人格障礙症、慢性抑鬱症等長期的心理問題有很好的效果[3]。

介紹

基模療法的四個主要理論概念是早期適應不良基模（簡稱基模）、應對方式、模式和基本情感需求： [4]

  1. 在認知心理學中，「基模」是一種有組織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它也可以被描述為先入為主的觀念的心理結構、代表世界某些方面的框架或組織和感知新信息的系統。在基模療法中，基模特指「早期適應不良基模」，其定義為在兒童期或青春期發展起來，並在整個生命過程中不斷完善的一種普遍存在的自我挫敗或功能失調的主題或記憶、情感和身體感覺的模式。 [5]它們通常以對自我或世界的信念的形式出現。 [5]例如，具有「遺棄基模」的人可能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價值過於敏感，就好像存在「情緒按鈕」或「觸發器」一般，使得他們在人際關係中感到悲傷和恐慌。
  2. 「應對策略」是個人對基模的行為反應。有三種潛在的應對方式。在「迴避」的應對方式中，個人試圖避免激活基模。在「投降」的應對方式中，個人屈服於基模，不試圖與之抗爭，並改變行為，因為在這種模式中，人會認為可怕的結果無法避免。「反擊」，也稱為「過度補償」的應對方式中，人會嘗試付出過多的努力來阻止基模的可怕結果發生。這些適應不良的應對方式（過度補償、迴避或投降）往往最終會增強基模。[6]以「遺棄基模」為例：患者想像一段關係中被拋棄,並由此感到悲傷和恐慌後，使用迴避應對方式的人可能會採取限制關係親密的方式，試圖保護自己不被拋棄。由此產生的孤獨感甚至實際失去關係很容易增強這個人的遺棄基模。而在「缺陷基模」中，使用迴避應對方式的人可能會迴避讓他們感到有缺陷的情況，或者可能會試圖透過上癮或分心來麻痹這種感覺。使用投降應對方式的人可能會容忍不公平的批評而不為自己辯護。使用反擊、過度補償應對方式的人可能會付出額外的努力成為超人。 [7]
  3. 基模模式是一種心理狀態，它將基模和應對方式聚集成一種暫時的「生存方式」，人們可以偶爾或更頻繁地轉變為這種生存方式。 [8]例如，脆弱兒童模式可能包含遺棄、缺陷、不信任/虐待等基模的心理狀態，以及一種屈服（對這些基模）的應對方式。
  4. 如果患者在童年時期的基本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那麼就會形成基模、應對策略和模式。 [9]對於兒童而言，一些可以確認的基本需求是：聯繫、互惠、互惠、流動和自主。[9]例如，一個孩子在人際交往方面的需求未得到滿足，就可能會形成一種遺棄模式。

基模療法的目標是透過幫助患者學習如何滿足其基本的情感需求：

  • 透過降低構成基模的感情記憶的強度和身體感覺的強度，以及透過改變與基模相關的認知模式來治癒基模；
  • 用適應性的行為模式取代適應不良的應對方式和反應。 [10]

基模療法中使用的技術包括有限的重新養育和格式塔療法心理劇技術，例如意象重新編寫和空椅子對話。

早期適應不良的基模

早期適應不良的基模是一種自我挫敗的情感和認知模式，從童年開始形成，並在整個生命過程中不斷重複。[2]此種基模可能由過去的傷害、悲劇、恐懼、虐待、忽視、未滿足的安全需求、遺棄或缺乏正常人類感情的情感記憶組成。早期適應不良的基模也可能包括與此類情感記憶相關的身體感覺。早期適應不良基模的嚴重程度和普遍性可以有不同程度：基模越嚴重，觸發時的負面情緒越強烈，持續時間越長；基模越普遍，觸發它的情境就越多。

基模

基模在基模療法中定義廣泛,包括五大類未滿足的需求。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將18 種早期適應不良基模歸為以下幾類： [4]

  1. 斷連、拒絕包括 5 種基模：
    1. 放棄、不穩定
    2. 不信任、虐待
    3. 情感剝奪
    4. 缺陷、羞恥
    5. 社會孤立、疏離
  2. 自主性和表現受損包括 4 種基模：
    1. 依賴/無能
    2. 容易受到傷害或患病
    3. 糾纏、未發展的自我
    4. 失敗
  3. 受損、限制包括 2 種基模：
    1. 權利、自大
    2. 缺乏自我控制和自律
  4. 他人導向包括 3 種基模：
    1. 征服
    2. 自我犧牲
    3. 尋求認同
  5. 過度警覺、抑制包括 4 種基模：
    1. 消極悲觀
    2. 情緒抑制
    3. 嚴苛標準、過度批評
    4. 懲罰

Yalcin, Lee & Correia (2020) 對來自大量臨床樣本和較小非臨床人群的數據進行了初步和高階因子分析。高階因子分析顯示了四個基模領域——情緒失調、脫節、自主權受損/自我發展不足和過度責任/過度控制—與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早期提出的五個領域（上面列出的）重疊。主要因素分析表明，情緒抑制基模可分為情緒壓抑和害怕失去控制，懲罰性基模可分為懲罰性（自我）和懲罰性（他人）。

基模模式

基模模式是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經歷的瞬間思維狀態。 [8]基模模式由一組基模和應對風格組成。人們覺得令人不安或反感的生活狀況，或喚起不好的記憶的生活狀況被稱為「觸發器」，它們傾向於激活基模模式。對於心理健康的人來說，基模模式是一種溫和、靈活的思維狀態，很容易被其人格的其他部分所平息。對於患有人格障礙症的患者來說，基模模式是一種更為嚴重、僵化的思維狀態，似乎與他們人格的其他部分脫節。

已識別的基模模式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 定義了10種基模模式, 由 Jacob, Genderen & Seebauer (2015), 進一步描述，並分為四類。這四個類別分別是：兒童模式、功能失調的因應模式、功能失調的父母模式和健康成人模式。四種兒童模式分別是：脆弱的兒童、憤怒的兒童、衝動/不守紀律的兒童和快樂的兒童。三種功能失調因應模式分別是：順從的投降者、分離的保護者、過度補償者。兩種功能失調的父母模式是：懲罰性父母和高要求父母。

  • 脆弱兒童：在這種模式下，患者可能會感到在某些方面有缺陷、被拋棄、不被愛、明顯孤獨，或者可能處於「我與世界對抗」的心態。患者可能會覺得同儕、朋友、家人、甚至整個世界都拋棄了他們。處於弱勢兒童模式的患者的行為可能包括（但不限於）陷入嚴重抑鬱、悲觀、感覺不受歡迎、感覺不值得愛以及將人格特徵視為不可挽回的缺陷。在極少數情況下，患者可能會故意將自己認為的缺陷隱瞞在內心。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患者可能不會表現出真實的自我，而是在別人看來是「自負」, "引人注意", 自私, 疏遠，並且可能表現出與其真實本性不同的行為。患者可能會創造一個自戀型人格 以逃避或隱藏他人的不安全感。由於害怕被拒絕、感覺與真實的自我脫節以及糟糕的自我形象，這些真正渴望陪伴/關懷的患者最終可能會把別人推開。
  • 憤怒兒童：主要是受害或痛苦的感覺助長，導致負面、悲觀， 妒忌, 和憤怒。在經歷這種基模模式時，患者可能會有大喊大叫、尖叫、扔/摔東西的衝動，甚至可能傷害自己或傷害他人。憤怒的孩子圖式模式是憤怒、焦慮、沮喪、自我懷疑、感覺想法不受支持和脆弱。
  • 衝動、無紀律兒童：衝動兒童模式的行為可能包括魯莽駕駛、物質濫用, 割傷自己、自殺念頭、賭博或暴怒，例如在「觸發」時用拳頭猛擊牆壁，或將環境困難歸咎於無辜者。不安全的性行為、在沒有解決辦法的情況下草率決定逃離、被同伴視為幼稚的發脾氣等等只是處於這種圖式模式的患者可能表現出的一些行為。衝動型兒童是一種叛逆、粗心的基模模式。
  • 快樂兒童：當一個人感覺到自己的需求被滿足時就會發生。當人們體驗快樂兒童模式時，他們會感到安全、被愛和滿足。他們體驗到對世界的好奇和俏皮的快樂感。這種模式是健康的，因為它代表不存在適應不良模式的活化。雖然健康的成年人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健康成人」模式，但他們也培養「快樂的孩子」，以平衡生活的需求和輕鬆愉快的感覺。
  • 順從的投降者：是一種因應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人們體驗到觸發它的基模是真實的。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對這種情況的無助、悲傷、內疚或憤怒等感覺。處於這種模式的人通常認為挑戰他們的模式是沒有意義的，而必須簡單地接受它。他們也經常在人際互動中採取被動和依賴的方式，尋求取悅生活中的人，盡量減少衝突，從而避免進一步的傷害或虐待。
  • 分離的保護者：以逃避為基礎。處於獨立保護模式模式的患者會以某種方式退縮、疏遠、疏遠或隱藏。這可能是由許多壓力因素或不知所措的感覺引發的。當技能不足的患者處於要求過高的情況時，可以觸發分離保護者反應模式。簡而言之，患者變得麻木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即將到來的恐懼的傷害或壓力，或保護自己免受對未知事物的恐懼。
  • 過度補償者：其特點是試圖以一種僵化和極端的方式對抗基模。它常常涉及攻擊性、叛逆性、侵犯他人的權利以及試圖統治他人。在這種模式下，一個感到情感被剝奪的人需要別人的關愛，而一個認為別人不值得信任的人會試圖在他們這樣做之前先發制人地傷害他們。它還可能涉及過度嘗試控制環境或強迫行為，例如對具有懲罰性模式的人的極端寬恕。
  • 懲罰性父母：患者認為自己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可能是因為感覺「有缺陷」，或犯了一個簡單的錯誤。病人可能會覺得他們即使存在也應該受到懲罰。悲傷、憤怒、不耐煩和評判是針對患者的，也是來自患者的。即使在任何人可能達不到他們標準的一般情況下，懲罰性父母也很難原諒自己。懲罰性父母不希望允許人為錯誤或不完美，因此懲罰就是這種模式所尋求的。
  • 苛刻的父母：與強烈的實現壓力感有關。在經歷這種模式時，人們常常會覺得自己的表現不夠好，不管自己做得有多好，付出了多少努力。人們普遍認為休息、娛樂和放鬆是不可接受的，人們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取得更多成就。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種模式通常伴隨着懲罰性父母，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具有「苛求型父母」模式的來訪者會對自己的成就感到壓力和不滿，但不一定會感到內疚、羞恥或無價值感。
  • 健康成人：是基模療法旨在幫助患者實現持久的幸福狀態的模式。健康的成年人能夠輕鬆地做出決定，能夠解決問題，行動前思考，有適當的雄心，設定限制和界限，培養自我和他人，形成健康的關係，承擔所有責任，看清事情並享受/參與享受成年人的活動和興趣，並遵守界限，照顧他們的身體健康，並重視自己。在這種圖式模式中，患者滿懷希望地專注於當下，並努力爭取最好的明天。健康的成年人原諒過去，不再將自己視為受害者（而是倖存者），並以健康且不會造成傷害的方式表達所有情緒。

基模療法的治療計劃通常包含三類基本技術：認知、體驗和行為（除了治療關係的基本治療成分外）。 [11]認知策略擴展了標準的認知行為治療技術，例如列出基模的優缺點、測試基模的有效性或在「基模方面」和「健康方面」之間進行對話。 [12]體驗式和情感聚焦策略擴展了標準格式塔療法心理劇和意象技術。 [13]行為模式突破策略擴展了標準的行為治療技術，例如角色扮演互動，然後將互動作為家庭作業。 [14]基模治療中最核心的技術之一是利用治療關係，具體來說是透過一個叫做「有限的重新養育」的過程。 [15]

基模療法中經常使用的具體技術包括：記錄重要治療信息的抽認卡（在治療期間製作，供患者在治療間使用） [16] ；基模日記——一種模板或工作簿，由患者在治療間填寫，記錄患者在基模療法中所有理論概念方面的進展。 [17]

基模治療和精神分析

從綜合心理治療的角度來看，有限的重新養育和體驗式技術，特別是圍繞改變模式的技術，可以被看作是積極地改變精神分析所描述的客體關係。 [18]從歷史上看，主流精神分析傾向於拒絕主動技術——例如弗里茨·皮爾斯的格式塔療法或弗朗茨·亞歷山大的「矯正情緒體驗」——但當代關係精神分析（由劉易斯·阿隆等分析師領導，並建立在桑多爾·費倫齊等早期非正統分析師的思想之上）對主動技術更加開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精神分析客體關係治療（ Otto F. Kernberg的移情焦點心理治療）和基模療法進行直接比較後，後者被證明在治療邊緣性人格障礙症方面更有效。 [19]

基模治療的結果研究

基模療法與以移情為重點的心理治療結果

包括 Josephine Giesen-Bloo 和 Arnoud Arntz（項目負責人）在內的荷蘭研究人員對基模療法（也稱為基模聚焦療法或 SFT）與移情聚焦心理療法（TFP）在治療邊緣性人格障礙症方面進行了比較。從荷蘭四家心理健康機構招募了 86 名患者。研究中的患者每周接受兩次 SFT 或 TFP 治療，為期三年。三年後，45% 的 SFT 患者完全康復，而 24% 的 TFP 患者完全康復。一年後，SFT 組完全康復的比例上升至 52%，TFP 組完全康復的比例上升至 29%，其中 SFT 組 70% 的患者實現了「臨床顯著和相關的改善」。此外，SFT 的退學率僅為 27%，而 TFP 的退學率高達 50%。

在第一年後，患者開始感覺更好、功能更好，並且 SFT 組的改善更快。隨後幾年，情況持續改善。因此，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兩種治療方法都有積極的效果，但基模治療顯然更為成功。 [19]

低強度門診、個體基模治療

包括 Marjon Nadort 和 Arnoud Arntz 在內的荷蘭研究人員評估了基模治療在常規心理健康護理環境中治療邊緣性人格障礙症的有效性。荷蘭八家心理健康中心共治療了 62 名患者。治療在許多方面都降低了強度，包括第二年從每周兩次改為每周一次。儘管如此，治癒率至少同樣高，輟學率也同樣低，這並沒有降低治療的有效性。 [20]

邊緣性人格障礙症團體基模治療的初步研究

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BPD 治療與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 Joan Farrell、Ida Shaw 和 Michael Webber 對 32 名邊緣性人格障礙症(BPD) 患者進行了研究，測試了在常規治療 (TAU) 中加入一個為期 8 個月、共 30 個療程的基模治療組的效果。接受團體基模治療和 TAU 治療的患者的退出率為 0%，而僅接受 TAU 治療的患者的退出率為 25%。在治療結束時，接受團體基模治療和 TAU 治療的患者中有 94% 不再符合 BPD 診斷標準，而僅接受 TAU 治療的患者中只有 16% 不再符合 BPD 診斷標準。基模治療組治療使徵狀明顯減輕，並全面改善了功能。團體基模治療研究發現的巨大積極治療效果表明，團體治療方式可能會增強或催化 BPD 患者治療的有效成分。 [21]截至 2014 年，一項協作隨機對照試驗正在 6 個國家的 14 個地點進行，以進一步探索團體和基模治療之間的相互作用。 [22]

附註

  1. ^ Kellogg & Young 2008.
  2. ^ 2.0 2.1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 van Vreeswijk, Broersen & Nardort 2012
  3. ^ LIU Jiang. 2011. A Review of Schema Psychotherapy. Medicine & Philosophy, 32(2A): 28-30.
  4. ^ 4.0 4.1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
  5. ^ 5.0 5.1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
  6.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32頁.
  7.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33, 38頁.
  8. ^ 8.0 8.1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
  9. ^ 9.0 9.1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
  10.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
  11.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27頁.
  12.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91 (Chapter 3)頁.
  13.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110 (Chapter 4)頁.
  14.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146 (Chapter 5)頁.
  15.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177 (Chapter 6)頁.
  16.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104頁.
  17.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107頁.
  18. ^ Young, Klosko & Weishaar 2003，第1, 47, 312頁.
  19. ^ 19.0 19.1 Giesen-Bloo et al. 2006
  20. ^ Nadort et al. 2009
  21. ^ Farrell, Shaw & Webber 2009.
  22. ^ Farrell, Reiss & Shaw 2014，第3頁.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專業文獻

自助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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