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孝宗北伐計劃
背景
天啟六年（仁祖四年，1626年），七歲的李淏被封為鳳林大君。1636年丙子戰爭，朝鮮戰敗，次年初李淏和哥哥昭顯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等數十萬朝鮮人被清軍擄到瀋陽，1644年清軍入關，11月9日，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見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說「未得北京以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大君相替往來」[1]。宣布減少朝鮮的歲貢幣物。1645年3月，昭顯世子等返回漢城，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不合儒教禮法，且承認清朝敕使代表天子，所以朝鮮兩班士大夫堅決反對。5月21日，昭顯世子暴斃昌慶宮歡慶殿，疑似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舉體盡黑，七竅皆出鮮血」[2]）。李倧上報清朝「病亡」。6月7日，鳳林大君回到漢城。11月14日，清朝冊封李淏為朝鮮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死後廟號孝宗。
經過1627年和1636年的兩次戰爭，朝鮮王朝對清朝產生了很深的仇恨。李朝上下皆視清朝為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
準備
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3]孝宗則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倡議北伐。他表示：「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蓋直抵關外, 有不甚難者。 虜不事武備, 遼瀋千里, 了無操弓騎馬者, 似當如入無人之境矣。 且以天意揣之, 我國歲幣, 虜皆置之遼瀋, 天意似欲使還爲我國用矣。 且我國被擄人, 不知其幾萬, 亦豈無內應者耶? 今日事, 惟患其不爲而已, 不患其難成。」。「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4]
擴軍備戰
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名，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由於財政困難，未能實現。[5]
加大稅收
孝宗加快了朝鮮宣祖時代出現的大同法。大同法將貢物統一為米穀，該制度加快了朝鮮國內貿易的興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宰相金育大力主張推行大同法，對土地徵收附加稅。孝宗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納稅以換取免服兵役。
製造藉口
1650年，孝宗向清廷奏報「日本近以密書示通事，情形可畏，請築城訓練為守御計」，以防禦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朝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查明朝鮮與日本素和好，奏摺不實，順治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為六使詰責事件。
計劃流產
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未能完成備戰，而其防禦日本藉口又引起順治帝警惕，1659年五月初四，孝宗死於昌德宮大造殿，北伐計劃未能實施。
評價
朝鮮對清朝的鄙視仇恨和恪守藩屬朝貢制度同時並存，且反清復明計劃和北伐準備是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