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百科

印度尼西亚华人

华裔印度尼西亚人（印尼语：Tionghoa-Indonesia），又称印度尼西亚华人，简称华裔印尼人、印尼华人，俗称Chindo，是指具有华裔血统或身份认同为华裔的印尼人。

华裔印尼人
Tionghoa-Indonesia / Chindo
总人口
10,000,000人 (2020年人口统计) [1]
分布地区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主要在爪哇、苏门答腊、廖内群岛、邦加-勿里洞、加里曼丹、苏拉威西、马鲁古
新加坡 新加坡[2]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3]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4][5]
新南威尔斯州、维多利亚州、圣诞岛
 香港
 中华民国（台湾）[6]
 荷兰
中国大陆
 加拿大
 美国
语言
印尼语（通用语）
巴达维语、爪哇语、巽他语、米南佳保语、巴塔克语、亚齐语、马来语、马来语克里奥尔语及印尼其他语言（英语：Languages of Indonesia）
英语、部分人荷兰语
新客华人（Totok）社群内主要使用泉漳闽南语（福建话）、客家语、华语、潮州话、粤语、闽东语、莆仙语等多种汉语
宗教信仰
主要为佛教、中国民间信仰和基督宗教（新教、天主教）
少数儒教（孔教）、道教、伊斯兰教等
相关族群
峇峇娘惹、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菲律宾华人、汶莱华人、海外华人
印度尼西亚华人
汉语名称
繁体字 印度尼西亞華人
简化字 印度尼西亚华人
汉语别称㈠
繁体字 印尼華人
简化字 印尼华人
汉语别称㈡
繁体字 印尼華裔
简化字 印尼华裔
印尼语名称
印尼语Tionghoa-Indonesia/Chindo

华裔印尼人拥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世代、语言、社会阶层，且分布于印尼不同的地区。至晚从13世纪起，印尼华人及其后裔就生活在印尼群岛[7]。根据研究，华裔印尼人的祖先大多来自于中国的南方省份，如福建、海南、广东。印度尼西亚拥有继泰国、马来西亚和美国之后第四大海外华人社区[8]（超过280万人[9]），华人在印尼总人口中占约1.2%[10]。

在19世纪晚期之前进入印尼的华人由于通婚或逐渐被同化，其后代成为土生华人（印尼语：Peranakan）。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移民同化程度相对较低，相对保留着更多中华文化，他们及其后代通常被称作新客华人（印尼语：Totok）。还有一批人是在印尼生活的中国公民，他们通常是外籍移工或印尼公民的配偶。

在荷属东印度殖民时期，印尼华人的人口迅速增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尼新客华人社会文化的发展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同乡会馆、华人民族媒体和华文学校[11][12] 。这些机构在中国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时期蓬勃发展。然而，民族主义目标的差异和经济利益因素加剧了华人社群的分裂。一些印尼华人支持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一些印尼华人则致力于参与印尼本土政治。新秩序时期（1967-1998）取缔了上述三大支柱，转而采用强制文化同化政策来解决所谓的“华人问题”。自荷兰殖民时期，印尼华人就长期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新秩序时期政府的不少行为还传播了华人企业腐败的刻板印象。1998年苏哈托独裁政府倒台之后，改革时期（英语：Post-Suharto era in Indonesia）的印尼政府取消了对华裔印尼人的制度性限制和强制同化（英语：Forced assimilation）。爪哇的华裔印尼人占华裔印尼人总人口的近一半。华裔印尼人的城市化程度普遍高于印尼原住民（英语：Native Indonesians），但印尼各地仍然存在重要的华裔印尼人农村社区。

一些印尼华人在印尼共和国建立之初选择了中国国籍并前往中国。还有一些人移民到邻国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以逃避反华情绪或追求更好的生活[13]。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出现了海外华裔印尼人社区，在海外华裔印尼人社区中，身份认同为印尼人的人明显多于身份认同为华人的人[14]。

印尼语称中国为Tiongkok、Tionghoa，即源自闽南语“中国”（白话字：Tiong-kok）、“中华”（白话字：Tiong-hôa）发音。而不同于马来西亚的马来语称呼“Cina”。而印尼的唐人街通常被称为Pecinan。

历史

主条目：华裔印尼人的历史

华裔印尼人的历史长达数个世纪，现今的华裔印尼人的祖先主要在荷兰殖民时期来到印尼群岛。在殖民地初期，印尼华人通常被殖民者置于“中间人”的位置，在包税制度制度下，不少华人大商人谋取了大量财富。19世纪下半叶，荷兰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社会被J S Furnivall（英语：J S Furnivall）称为多重社会（英语：Plural Society）[15]。此时，印尼的华人社会也分化为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在20世纪初，印尼华人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出现了亲中、亲荷、亲印尼三大派别，荷兰殖民当局因此采取不同的政策防止反殖民情绪和亲中情绪蔓延，达到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16][17][18][19]。持不同政见的印尼华人在印尼的各个时期积极参与政治，成立了不少组织。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建国之后，印尼华人国籍问题在20世纪后半叶曾经长期困扰不少印尼华人[20][21]。1965年至1966年的印尼反共大清洗牵连了不少华人[a]。苏哈托新秩序时期实施文化同化的政策。终于在1980年代之后，印尼大幅放宽了入籍条件，使得绝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印尼的华人都能成功加入印尼国籍[22]。苏哈托新秩序时期与华人大商人合作的政策也让不少印尼人产生了对华人的刻板印象[23]，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发生了黑色五月暴动，有很多华人在此期间遇害或感到受迫害[24]，最终苏哈托下台，印尼也迎来了民主化。

反华情绪在殖民地时期和印尼独立之后曾经长期困扰印尼社会。在1998年印尼民主化之后，政府不再采用歧视性政策登记华人身份，是否是印尼华人只是个体的身份认同问题。现今，不少印尼华人首先认为自己是印尼人，然后才是华人[25]。

人口

参见：印度尼西亚人口

华裔印尼人的人口数量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25]。

印度尼西亚200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有2,411,503名公民为华人，占总人口的1.20％[b]。另有93,717（0.05％）华人非印尼公民，其中大多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中华民国国民，他们可能是无法支付相关费用而不能成为印尼公民[26]。

2000年的人口普查采用了灵活的自我认同的方法，民族身份认同可以根据文化经验而改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认定自己是某个民族的成员，而不受人口普查官员的干扰[25]。有华裔血统但自我认同是其他族裔的公民不会被纪录为华人[11]。这些人中的某些人可能由于同化或通婚，考虑到2000年的人口普查是在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骚乱两年后进行的，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创伤因素[27][25]。

 
2000年印尼人口普查，印尼华人较多年龄层为15–19 岁[28]
男性为蓝色，女性为粉红色。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印尼华人的人口为2,832,510，占全国人口的1.2%[25]。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22.3％的印尼华人居住在爪哇岛首府雅加达。雅加达连同万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和东爪哇等爪哇岛的省份居住了印尼全国约一半（51.8％）的华人[29] 。印尼的各个省份中，西加里曼丹约有8.15％的人口是华人，其次是邦加-勿里洞（8.14％），廖内群岛（7.66％），雅加达（6.58％），北苏门答腊（5.75％），廖内省（1.84％），在其余各省，印尼华人占比少于1％[30]。北苏门答腊的华人集中居住在省会棉兰，与巴塔克人和爪哇人构成城市中的主要民族，但华人在整个北苏门答腊省所占的比例不大。华人在民礼、先达和丹戎巴来等城市也大量定居[31] 。

 
棉兰的华人区，摄于1925年。棉兰是苏门答腊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

过去对印尼华人人数的估计长期依赖1930年的荷属东印度人口普查[32]。时隔70年后才有新的华人人口普查数据[25]。1930年的人口普查收集了有关种族的直接信息，报告显示，华人有约123万，占总人口的2.03％。这被认为是华人的准确数据[33]。

在2000年之前，没有人口普查收集民族信息，因此中间年份的数据只能从其他数据（如语言和宗教信仰）推断出来。[34]早期调查中，1961年人类学家G.W. Skinner估计，有230万（2.4％）至260万（2.7％）华人。[35]1973年，前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在印度尼西亚日报发表的报告中指出有500万华人。[29]随后许多媒体和学术界人士估计，华人约总人口的4％至5％。[34]在2000年代，估计数字已经达到了600万到700万[29]，2006年，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估计华人高达767万。[36]

1920年至1930年期间，华人人口平均每年增长4.3％，然后由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许多地区经历了净移民。另外，195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人数大幅减少，所以印尼华人增长率下降[32]。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相对较大，全国14岁以下人口比例最低，65岁以上人口比例居第二位。人口金字塔底部狭窄，直到15-19岁年龄组迅速增加，表明总生育率迅速下降。1980年以来出生人口绝对数量下降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雅加达和西爪哇，人口高峰在20-24岁年龄组，这表明生育率的下降早在1975年就开始了。随着人口年龄的增加，金字塔呈现平稳下降趋势[37]。

印度尼西亚华人海外移民

主条目：海外印度尼西亚人（英语：Overseas Indonesian）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印尼华人餐厅

20世纪下半叶，印度尼西亚华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开始移民到较工业化的西方国家[38]。尽管这些移民有华人血统，但他们往往不被认为是华人，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代[38]。

澳大利亚的政治家James Jupp AM于澳大利亚人口百科全书估计，1990年代后期生活在澳大利亚的30,000多名印度尼西亚移民中有一半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且已经融入其他华人社群。[39]在纽西兰，许多印度尼西亚华人移民居住在奥克兰郊区，有些人在1998年印度尼西亚骚乱后来此寻求庇护，其中三分之二有居留权[40]。澳大利亚学者Charles Coppel（英语：Charles Coppel）相信印尼华人移民为构成居住在香港的海外归侨的一大群体[41]。

2000年生活在美国的57,000名印尼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估计为印尼华人。[42]在南加州，居住在该地区的印尼裔美国人中有60％有华人血统。移民美国的印尼华人通常在印尼生活了几代，并与印尼原住民通婚。[43]在加拿大，只有少数印度尼西亚华人移民说闽南泉漳话、客家话、潮州话等汉语方言。虽然有华人家庭有兴趣恢复传统文化，但其在加拿大出生的后代往往不愿意学习汉语[44]。

社会

 
整个20世纪“土生华人”（红色）和“新客华人”（粉色）的人口估计[45]

It may be stated as a general rule that if a given area of Indonesia was settled by Chinese in appreciable numbers prior to this [20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there is in some degree dichotomous today. In one sector of the society, adults as well as children are Indonesia-born, the orientation toward China is attenuat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ividual culture is apparent. In the other sector of the society, the population cons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immigrants and their immediate descendants, who are less acculturated and more strongly oriented toward China. The significance and pervasiveness of the social line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varies from one part of Indonesia to another.（一般地，如果印尼的某一特定地区在20世纪之前就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定居，那么今天此地的华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二元的。该社会的某一群体无论是老幼都是印尼本土出生的，其亲中倾向弱，个体的文化也明显本土化。在社会的另一部分，人口由二十世纪的中国移民及其直系后代组成，他们的同化程度较低，亲中倾向更加强烈。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界限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因印尼的不同地区而异。）

——G. William Skinner，"The Chinese Minority", Indonesia pp. 103–104
  •  
    中爪哇Salatiga，身着华人传统服饰的新娘和新郎，摄于1918年
  •  
    文登华人的婚礼，摄于2012年的雅加达。文登华人是重要的土生华人群体。
  •  
    1967年湖北籍彭氏家族的第二代与第三代合照
  •  
    1958年客家人古氏家族第一代到第三代的合照

研究印尼华人的学者在过去经常根据种族和社会文化背景来区分该群体的成员：土生华人（印尼语：Peranakan）和新客华人（印尼语：Totok）。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用来在种族上区分纯种的中国移民和混血的后代。后来出现了这些术语的第二层含义，即新客华人出生在中国，任何出生在印尼本土的人都被认为是土生华人[c]。新客华人内部的区隔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语言群体，但这种模式在20世纪之交已经不明显了。而对于土生华人，社会阶层的划分是根据教育和家庭地位而不是财富来划分的[46]。在苏哈托时期，印尼的新客华人和土生华人都经历了土生华人化[47][48]。

性别与亲属关系

参见：印度尼西亚华人姓氏和土生华人

新客华人社群的亲属关系结构遵循中国社会的父系和父权制传统。

土生华人的亲属模式结合了爪哇社会中的基质，母系和母权制的元素。 在土生华人的社区中，儿子和女儿都可以继承家庭财富，包括祖先的骨灰[49]。土生华人家庭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威比在新客华人家族中更平均分布在两个性别之间。亲属术语不能区分母亲和父亲的亲戚。土生华人更多无小孩的夫妇[50]。

土生华人家庭比新客华人更接近一些传统的中国价值观。 由于土生华人失去了与中国沿海省份祖先家庭的许多联系，因此他们较少受到改变中国的20世纪现代化模式的影响。土生华人对离婚的态度更为严格。在土生华人家庭中，包办婚姻更为普遍，他们的关系往往更具有裙带关系。新客华人更世俗化，而土生华人青年往往更具宗教信仰[51]。

在21世纪，新客华人和土生华人的概念差异逐渐变得过时，一些家庭表现出两种族群的文化特征[52]。异族通婚和文化同化通常会阻止形成与任何简单的种族标准一致的华裔印尼人的精确定义。在某些形式或情况下，使用华人姓氏通常是文化自我认同的标志，或与华人社会制度的一致性[35]。

自我认同与身份

1930年荷属东印度人口普查中的中国人被归类为异域东方人（荷兰语：Vreemde Oosterlingen），这导致了单独的登记[33]。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通过1946年的一项公民法案授予了公民身份，并在1949年和1958年重申了公民身份。但是，他们经常遇到有关其公民身份合法性的障碍。印尼华人在与政府官员开展业务时，要求出示印尼公民证（英语：Certificate of Citizenship (Indonesia)）（印尼语：Surat Bukti Bukti Kewarganegaraan Republik Indonesia, SBKRI）[53]。没有SBKRI，他们将无法制作护照和居民身份证（英语：Indonesian identity card）（印尼语：Kartu Tanda Penduduk，KTP）；注册出生，死亡和结婚证书；或注册营业执照[54]。许多选择中国国籍的印尼华侨在1950至196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撤侨后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生活，被认为是归国华侨[55] 。

用于识别社群的其他术语还有土生华人（印尼语：Peranakan）和新客华人（印尼语：Totok)。前者传统上用来描述那些在当地出生的人，源自印尼语单词anak（孩子），因此意味着“土地的孩子”。 后者源自爪哇语，意为新的或纯净的，用于描述外国出生的和新移民[56]。为了确定印尼华人的各个分支，Mely G. Tan（英语：Mely G. Tan）认为必须根据国籍，然后根据他们的文化取向和社会认同[57]。Aimee Dawis指出，自1990年代初以来，基于文化亲和力而不是原籍国的这种定义更有说服力[58]。

社会学家Mely G. Tan（英语：Mely G. Tan）认为，研究华裔移民的学者常将这个群体称为“整体实体”：海外华人[57]。这种处理方法在印尼也长期存在；大多数人称他们为Orang Cina或Orang Tionghoa（两者的意思都是中华人），或Hoakiau（华侨）[d]。他们以前在民族志文献中被描述为“印尼华人”，但现在的术语已经发生变化。旧的表述强调该团体的中国血统，而新的描述则强调印尼融合[59]。Aimee Dawis援引著名廖建裕的话说，这种转变“对于打破他们是一个排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来说非常重要”，并且还能在他们中间“促进民族主义意识”[60]。

经济活动与经济地位

参见：竹网和印度尼西亚经济
 
北雅加达佳富海滨城（英语：Pantai Indah Kapuk）的佛塔。佳富海滨城通常是最受欢迎的华裔印尼人的住宅区，在独家封闭式群集中拥有大型豪宅。

1941年之前的华人商业由土生华人主导。新客华人在印尼独立后的头十年中的商业地位得到了加强[61]。在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期间，华人商人和原住民军官合作走私，这使得获得军官支持的林绍良等福清籍新客商人在苏哈托新秩序时期崛起[62]，1998年之后其他经济强大的华人族群开始出现[63]。殖民时期的甲必丹的地位由新时期的财阀取代。

195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几乎所有零售商店均由华人企业家所有，其业务从销售杂货到建筑材料不等。土著商人感到不满[64]。 在土著商人的压力下，政府颁布了堡垒计划（英语：Benteng program）和1959年第10号总统令，该计划对华人进口商和华人农村零售商施加了限制。尽管国家和私人努力鼓励土著资本的增长，但华人商家的统治地位仍在继续[65]。印尼华人企业是竹网的一部分，这些网络共享共同的家庭和文化联系[66]。

政府政策在新秩序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恢复经济，政府转向那些拥有投资和扩大公司活动能力的人。华人资本家称为主公（印尼语：Cukong），得到了印尼军方的支持，印尼国民军在1965年之后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土著商人在1970年代再次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投资支持，但立法努力未能减少华裔商人统治地位[67]。

本土与国际报道往往突出最富裕的华裔印尼商人，并夸大他们占据的国民财富。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致力于吸引海外华人的资本投资侨乡或中国其他地方。在1995年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东亚分析部门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大约73％的上市公司市值（不包括外国和国有公司）归华裔印尼人拥有。此外，他们在1993年底拥有前300个综合企业和前十名私营部门组中的98％[68]。这个数字传播了一个普遍的信念，即华人（估计人口的3％）控制了70％的经济[69][70][71] 。尽管该数字的准确性是有争议的，但很明显，财富差异沿着种族边界存在。对华人富有的刻板印象被政府进一步加深，因为苏哈托政府无法将自己与供养人脱钩[72]。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前五名企业集团 - 三林集团（英语：Salim Group），阿斯特拉国际（英语：Astra International）、金光集团、盐仓集团、三宝麟（英语：Sampoerna）和力宝集团，都是印尼华人拥有的，年度销售总额为112亿印尼盾（470亿美元）[73]。当亚洲金融危机最终袭来时，印尼盾的暴跌严重破坏了公司业务。许多集团失去了大部分资产并崩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企业集团努力偿还国际和国内债务[74]。1998年之后提出的改革（英语：Post-Soeharto Era）旨在使经济摆脱根据新命令建立的寡头安排[75] ，然而，改革计划被证明太乐观了。大多数人最初担心民主化，但社会去边缘化的过程意味着华族在印尼历史上首次被视为社会的平等成员[76][77]。越来越多的区域自治使幸存的集团能够探索外部省份的新机会，经济改革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市场[78]。

政治参与

在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印尼华人社会由土生华人主导[79]。之后由新客华人主导。随着土生华人的再华化努力，一场新的泛华人运动出现了，其目标是统一华人的政治身份。该运动后来在 1920 年代分裂，当时土生华人精英抵制新客华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两个群体制定了自己的目标[80]。

独立后的国籍问题使华人政治化，并导致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国协）于 1954 年成立，成为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印尼华人群众组织。国协及其多数土生华人成员带头反对一项限制获得印尼公民身份的华裔人数的法律草案。在1955年的立法选举中，国协获得了178,887票并赢得一个人民代表会议（国会）席位。同年晚些时候，两位国协候选人也被选为制宪议会（英语：Constitutional Assembly of Indonesia）议员[81]。

苏哈托政府禁止少数族裔政党，只留下专业集团和土著政党建设统一党（英语：United Development Party）、印度尼西亚民主党（英语：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去政治化将华人的活动限制在经济领域。批评政权的印尼华人大多是土生华人，土生华人将自己定位为印尼人，使得华人中没有明显的领导人[81]。

苏哈托下台后的1999年印度尼西亚立法机构选举前夕，新闻杂志《时代（英语：Tempo (Indonesian magazine)）》对可能的印尼华裔选民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他们支持的政党。尽管受访者可以选择多个政党，但70%的人支持印度尼西亚斗争民主党，该党的民族主义政党形像被认为对华人有利。该党也受惠于经济学家郭建义（英语：Kwik Kian Gie）的加入，他深受华裔和非华裔选民的尊敬[82]。

文化

语言

 
巴达维亚城有汉字招牌的店铺。摄于1925至1935年间

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母语都不是现代标准汉语，而是印度尼西亚语。新客华人内部的区隔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汉语方言群体，而土生华人的母语往往是印尼语言并非汉语[47]。

华裔印尼人的祖先大部分是中国南方汉人，而其祖先主要使用的是这三大汉语变体：闽台片闽南语（福建话）、客家话、粤语。除此之外潮州籍印尼华人的闽南语子方言潮州话与闽台片闽南语能有一定程度上的互通理解[83]。在1982年的一项调查指出，有2百万个印度尼西亚华人使用汉语方言：其中700,000人使用闽南语方言（泉漳话和潮州话）；140,000人使用客家语；18万人使用粤语；使用闽东语（包含福清话和福州话）有20,000人。此外，有估计有20,000华人使用印尼语的不同方言[84]。但是在2016年语言使用调查时[来源请求]，仅剩450,000人使用闽南语，80,700使用客家话，10,000使用粤语。由于新秩序时期禁止印度尼西亚华人公开使用汉语（闽台片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等），许多在当时接受教育的华裔印尼人的汉语水平有所下降。但不少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新客华人（Totok），可以流利的使用汉语（闽台片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等）。

截至2018年，华裔印尼人学习现代标准汉语的人数在增加[85]。

语言群 1950[来源请求] 1980[来源请求] 1990[来源请求] 2000[来源请求] 2010[来源请求] 2020[来源请求]
印尼语 1,442,650 3,750,677 6,081,872 7,448,912 8,348,912 8,897,813
闽南 4,067,895 1,768,931 1,622,106 1,349,285 875,460 723,480
客家 1,783,056 543,670 485,691 220,751 172,360 140,937
广东 893,271 468,712 205,683 52,670 32,791 10,705
其他 676,804 210,756 144,576 6,870 - -

华人马来语

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包括华裔印尼人，相信存在一种马来语方言，即“华人马来语” （印尼语：Melayu Tionghoa 或 Melayu Cina）。19 世纪下半叶土生华人文学的发展催生了这种马来语变体，通过从汉语原文翻译或直接用马来语创作的 席拉（武术）故事而流行。学者们认为它不同于爪哇语和马来语的混合口语，华人马来语被认为是“仅由华人使用”[e]。

[E]xcept for a few loan words from Chinese, nothing about 'Chinese Malay' is uniquely Chinese. The language was simply low, bazaar Malay, the common tongue of Java's streets and markets, especially of its cities, spoken by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urban and multi-ethnic environment. Because Chinese were a dominant element in the cities and markets, the languag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m, but government officials, Eurasians, migrant traders, or people from different language areas, all resorted to this form of Malay to communicate.（除了一些来自汉语的外来词外，“华人马来语”没有什么是华人独有的。语言是低变体，即巴刹马来语，是爪哇街市的通用语言，尤其是城市的通用语言，城市和多民族环境中的所有民族都使用这种语言。 由于华人在城市和市场中占主导地位，语言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政府官员、欧亚裔、移民商人或来自不同语言区的人们都采用这种形式的马来语进行交流。）

——Mary Somers Heidhues，海外华人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86]
 
爪哇土生华人家庭合照，摄于约1856至1878年间。殖民时期的土生华人女性常常穿蜡染服饰。

Ellen Rafferty称，在爪哇，土生华人早在1800年以前就开始说巴刹马来语和一些爪哇语，和外地人交流则多用巴刹马来语。土生华人在1800年以来的一些书面沟通也用了一些爪哇语。这种口语的爪哇语被称为ngoko变体。在1800年之后，书面的爪哇语被巴刹马来语所取代。在1945年后，土生华人在家使用一种印尼语化的爪哇语，并在一些本土交流中夹杂一些ngoko爪哇语，在跨地区交流和书面交流使用印尼语[87]。

讨论华人马来语的学术文献普遍指出，整个群岛的华人并不讲同一种马来语方言[88]。此外，虽然荷兰殖民政府在1901年首次引入范欧普豪伊森拼音系统，但华人马来语报章直到印尼独立后才遵循这一标准[89]。由于这些因素，华人作为殖民时期以多种马来语方言进行交流的最大群体，在现代印尼语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0]。

汉语

汉语官话

20世纪上半叶中华会馆的华语学校与亲中的新报社团紧密结合，培养了海外中国民族主义[91]。

闽台片闽南话（福建话）

苏门答腊的东北部地区（北苏门答腊省、廖内省、廖内群岛省和占碑省）的华人主要使用两种闽台片闽南语的域外变体棉兰福建话（近似漳州话腔调）和南马福建话（近似泉州话音韵），在爪哇岛，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婆罗洲）也有使用闽台片闽南语的华人。

潮州话

使用潮州话的潮州籍华人主要分布在西加里曼丹省南部地区，特别是吉打邦（头彭）（英语：Ketapang (Kalimantan)）和坤甸，在廖内群岛群岛也有潮州籍华人分布。

客家话

客家裔华人主要分布在亚齐、邦加-勿里洞省和西加里曼丹省坤甸北部，在爪哇也有客家裔华人使用客家话。

粤语

使用粤语的广东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如雅加达、棉兰、巴淡岛、泗水和坤甸。

闽东语（福清话和福州话）

雅加达、泗水和万隆有使用闽东语（福清话和福州话）的华人。

荷兰语

在荷兰殖民时期，荷兰语华人学校培养了不少西化的华人精英。即使在1980年代，不少东爪哇的土生华人精英仍然在说荷兰语[92]。

宗教

印度尼西亚华人宗教 (2010 年人口普查)[93]

  佛教（50.06%）
  基督新教（20.04%）
  罗马天主教（14.76%）
  孔教（11.32%）
  伊斯兰教（3.65%）
  无表态（0.17%）

80%的印度尼西亚华人信仰佛教或基督宗教（新教和天主教）[94] 。

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印度尼西亚华人比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更倾向于信仰基督宗教。新秩序时期开始后，由于需要登记宗教信仰，不少华人转信基督教。许多新教教派支持保留华人身份，有时支持保留华语，但不支持保留祭祖。

新秩序时期，华人民间信仰的表达必须限制在庙宇或家庭内，限制其公众影响，因此许多华人民间信仰场所改制为受官方认可的佛教场所。

印尼90%人口为穆斯林，但华人穆斯林只占少数，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3.6%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是穆斯林。[93]印尼中华伊斯兰教联合会（Persatuan Islam Tionghoa Indonesia，PITI）等组织协会于已经在19世纪末期已经存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穆斯林协会（PITI）在1963年重新成立为一个现代化的组织，但有一段时间的没运作。[95]

印尼孔教总会（ Majelis Tinggi 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 , MATAKIN）估计95%的孔教信徒是少数印度尼西亚华人，剩下5%孔教信徒为爪哇族。[96]虽然孔教在印尼又重新恢复法定宗教的地位，但印尼许多地方政府拒绝华人将孔教列为宗教信仰，[97]。

此外，印尼地方政府还没意识到法律已经允许印尼公民将身分证上的宗教信仰一栏留空白。[96]

 
印尼华人在农历春节期间于雅加达金德院烧香祈福
 
廖内省北干巴鲁唐人街的新年庆典

建筑

参见：中国建筑和印度尼西亚建筑（英语：Indonesian architecture）
 
中爪哇省三宝珑傍河而建造的中国式建筑, 约 1925

印度尼西亚各地存在各种形式的中国建筑，城乡之间和不同岛屿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98]东南亚的中国建筑发展与中国并不相同。透过混合了印尼文化和西方欧洲（荷兰）文化的样式，出现了许多融合风格的建筑。[99]印度尼西亚的中国建筑有三种形式：寺庙、书院和民居。荷兰殖民时期的城市划分为三个种族区：欧洲西方人、亚洲种族（阿拉伯人，华人和其他亚洲人）和本地印尼人。在某些情况下，河流，墙壁或道路除外，区域之间通常没有清楚界限。这种合法的划分促进了每个区域内城市密度的高增长，特别是在华人区，常常导致环境恶化。[100]早期移民者在建房时并没有遵循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而是以较适应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样式。早期移民房屋的样式类似于苏门答腊，婆罗洲和爪哇的土著房屋。[101] 荷兰殖民者的分离政策禁止非欧洲西方人使用欧洲建筑风格。华人、印尼本地人和其他外来种族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当中。爪哇北部的中国式建筑重新翻修，包括建筑上的中国风格的装饰。 [102]随著20世纪初种族隔离政策的缓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开始西化，从房屋建筑中移除中国式装饰品。政府实施的禁止公开展示中国文化的政策也加快了对当地和西方建筑的转型。

印尼华人料理

参见：印度尼西亚华人菜（英语：Chinese Indonesian cuisine）
 
隆东十五暝是爪哇土生华人的十五暝节庆食物

印尼菜有明显一部分透过了汉语（闽南语、客家话和粤语）的外来语用于各种的印尼菜中。[103]bak表示肉，例如bakpau表示“肉包” ；字的结尾cai （菜）表示蔬菜，如pecai表示“白菜”。[104] mi 和 mie 表示面食如 mi goreng表示“炒面”。

大多数这些菜肴及其配料的外来语来自闽南语，并于印尼语和的印尼语言中被使用。由于这些外来语已经成为印尼语言的一部分，许多印尼原住民和印尼华人不承认菜肴是福建起源的。一些受欢迎的印度尼西亚料理，如nasi goreng，lumpia和bakpia，为到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一些菜肴是印尼原住民和印尼华人的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来作为主食的配菜。[105]在华人家庭中，包含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食用的肉类通常为猪肉；[106]这与传统的印度尼西亚料理形成对比，传统的印尼菜绝大部分是不使用猪肉的穆斯林清真式料理。由于认知到猪肉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和心脏病等健康危害，近年来猪肉食用量已大幅减少。[105]在1997年由雅加达邮报出版的餐厅列表中，大部分适用于外籍人士和中产阶级印尼人，至少有80个城市被认为的华人餐厅可列出10页。此外，主要饭店酒店通常有一家或两家华人餐厅，而在大型购物中心也可以找到许多华人餐厅。[107]在雅加达的高档华人餐厅，提供诸如鱼翅汤和燕窝汤等料理。[103]被认为具有治疗性质的食物，包括有中药材成分的料理需求量很大。[108]

印尼料理中的汉语外来语举隅
外来语 中文 来源
ang ciu 红酒 闽南语
mi 面 闽南语
bakmi 肉面 闽南语
bakso 肉酥 闽南语
tahu or tauhu 豆腐 闽南语
bakpao 肉包 闽南语
tauco 豆酱 闽南语
kuetiao 粿条 闽南语
bihun 米粉 闽南语
juhi and cumi 鱿鱼 闽南语
lobak 萝卜 粤语
kue 粿 闽南语
kuachi 瓜籽 华语
Source: Tan 2002，第158页

教育

殖民地时期的华人学校教育主要分为华语、荷兰语跟马来语三大流派[109]。20世纪上半叶亲中的中华会馆的华语学校培养了海外中国民族主义[110]。而荷兰语学校提供了完全西化的课程，并不提供中华文化教育[111][112]。

现时，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公民由两所国际学校服务：[113]

  • 雅加达台湾学校（为印尼政府恢复中文教育以来，印尼的第一所中文学校）[114]
  • 印尼泗水台湾学校[113]

文学

华人文化的影响可以在当地的华人马来语文学中看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关于这一主题最早、最全面的著作之一，苏尔梦（英语：Claudine Salmon）在1981 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的马来语文学：临时注释书目》（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列出了 3,000 多部作品。这些文献的样本还出版在六卷本的文集中，题为“Kesastraan Melayu Tionghoa dan Kebangsaan Indonesia”（华裔马来语文学与印度尼西亚民族）[115]。

媒体

 
《春秋》（印尼语：Tjhoen Tjhioe）殖民时期重要的土生华人华人马来语报刊

苏哈托新秩序时期禁止所有中文报纸，但官媒印度尼西亚日报（印尼语：Harian Indonesia）除外[116]。1998年后华文禁令的解除，促使老一代印尼华人向年轻一代推广华文的使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员Chang-Yau Hoon表示，他们相信自己会“受到中华文化和孔教价值观的影响”[117]。2003年，媒体上发生过一场争论，讨论汉语母语和印度尼西亚国语[117]。21世纪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崛起成为印尼华文媒体试图吸引寻求重新发现文化根源的年轻读者的动力[118]。

 
水淹金山，又名“乌白蛇”（印尼语：Ouw Peh Tjoa）是殖民时期由中国神话改编的电影，导演是郑丁春

在 20 世纪的前三十年，华裔拥有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城市的大部分电影院。2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进口到荷属东印度。随着王氏兄弟（英语：Wong brothers）从中国上海到来，荷属东印度电影产业于1928年开始出现。随后，王氏兄弟的电影在 1930 年代主导市场[119] 。这些最早的电影几乎完全聚焦于华人社区，尽管有一些电影将族际关系作为主题[120] 。后来苏哈托新秩序时期禁止公开使用中文，这意味着进口电影和电视节目必须用英语配音并配有印尼语字幕。1988年，当武术连续剧开始在国家电视台播出时，它们是用印尼语配音的。一个例外是，由于进口商与电影审查委员会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香港电影只能以中文放映，而且仅限于华人地区及其周边地区[121]。

政治参与及华人社团组织

华裔印尼人一百多年都在参与本地政治[122]。

在后苏哈托时代，华裔印尼人政治分化为土生华人政治跟新客华人政治。土生华人还因族裔和非族裔因素继续分化。人口因素和选举法律导致华裔政党参与选举政治处于劣势[123]，此外少数族裔多样的需求也会分化选票[124]。华裔社区的分化、反华情绪的操纵跟非穆斯林身份，都是华裔候选人在选举中面临的障碍。

政党

社团组织

庙宇

教会

  • 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St. Maria De Fatima）
  • 天主教圣三堂[125]

起源

参见：中国移民史
 
印尼华裔在中国（闽、粤）的祖籍分布图
黄色为来自福建沿海和广东雷州半岛的闽民系（泉漳人、兴化人、福清人、福州人、雷州人）
橘色为粤东闽民系（潮州人、海陆丰人）
绿色为客家民系
蓝紫色为广府民系

印度尼西亚华人大多来自中国南方的海南、福建和广东，[126] 为海外华人社群最多的一群，印度尼西亚华人父系辈都来自早期中国的移民[127]或近年来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35]人数占最多的闽南移民在19世纪中期大量移民印尼，闽南裔华人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爪哇中部和东部以及苏门答腊西部海岸。潮州籍华人主要分布在苏门答腊的东部海岸、廖内群岛和婆罗洲西部，潮州籍华人主要在苏门答腊的农场做工。[83]客家裔华人来自广东山区，[83] 由于早期粤东山区贫困，客家华人从1850年至1930年间好几次移民印尼，印尼客家裔华人为华人移民民系中最贫穷的一群。客家裔华人最初移民至印尼的西婆罗洲和邦加岛的采矿中心，之后又移居至巴达维亚和西爪哇省在19世纪末期。[128] 广东人和客家人一样，他们于19世纪移民至印尼邦加岛的矿坑。由于西方人把机械工业知识带进广东和香港，广东人传统上为技术熟练的工匠。他们也与客家人一样迁移到爪哇。由于不同的原因，大部分广东籍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大多是工匠、机器工人、以及小企业的业主。广东籍华人平均分散在整个印尼群岛，但数量远远少于泉漳闽南人或客家人。

名人

注释

  1. ^ Purdey (2006，第14页)写道，由于当时华人占印尼人口的2%，因此类似数量的印尼华人可能在清洗中被杀害。然而，她对此进行了限定，指出大多数杀戮发生在农村地区，而华人则集中在城市。
  2. ^ Suryadinata, Arifin & Ananta (2003，第77页) used the 31 published volumes of data on the 2000 census and reported 1,738,936 ethnic Chinese citizens, but this figure did not include their population in 19 provinces. Space restrictions in the census publication limited the ethnic groups listed for each province to the eight largest. Ananta, Arifin & Bakhtiar (2008，第23页) improved upon this figure by calculating directly from the raw census data.
  3. ^ Dawis (2009，第77页) 引用了Charles Coppel（英语：Charles Coppel）在第 29 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的演讲，以了解这两个术语的最初用法。Skinner (1963，第105–106页) 进一步指出，“totok”是印尼语术语，专门指外国出生的移民，但扩展到包括亲祖籍国的移民的后代。而Peranakan意思是东印度的孩子。
  4. ^ The latter two terms are derived from the Hokkien Chinese. Sociologist Mely G. Tan argued that these terms "only apply to those who are alien, not of mixed ancestry, and who initially do not plan to stay in Indonesia permanently" (Kahin 1991，第119页). She also noted that the terms Cina (Tjina in older orthography) and Cino (Tjino) carry a derogatory meaning to earlier generations of immigrants,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on the island of Java. Dawis (2009，第75页) noted this connotation appears to have faded in later generations.
  5. ^ Indonesian scholar Dede Oetomo believed "the term 'Chinese Malay' is really a misnomer. There may be a continuity between 'Chinese Malay' and modern Indonesian, especially because the former was also used in the written discourse of members of ethnic groups besides the Chinese in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well into the postindependence era" (Kahin 1991，第54页).

参考

  1. ^ Berapakah Jumlah Sesungguhnya Populasi Tionghoa di Indonesia?. nationalgeographic.grid.id. 5 June 2021 [22 August 20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0-28）. 
  2. ^ 存档副本 (PDF). [2017-05-23].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10-16）. 
  3. ^ Thomas Fuller. Indonesia's Ethnic Chinese Find a Haven For Now, But Their Future Is Uncertain: Malaysia's Wary Welcom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e New York Times. 12 December 1998 [22 April 2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0）. 
  4. ^ Stephen Gapps. A Complicated Journey: Chinese, Indonesian, and Australian Family Histories. Australia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2 April 2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6 May 2018）. 
  5. ^ Terri McCormack. Indonesians. Dictionary of Sydney. 2008 [22 April 2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26）. 
  6. ^ Statistics.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ROC. [2011-02-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01） （中文）. 
  7. ^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Anthony Reid (编).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9. 
  8.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216153356/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M304H05_Y7A100C1SHA000/
  9.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ocac2014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10. ^ 存档副本. [2021-10-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01）. 
  11. ^ 11.0 11.1 Suryadinata, Arifin & Ananta 2003，第74页.
  12. ^ Hoon 2006，第96页.
  13. ^ Joe Cochrane. An Ethnic Chinese Christian, Breaking Barriers in Indonesia. The New York Times. 22 November 2014 [22 April 2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0-28）. 
  14. ^ Cunningham 2008，第104页.
  15. ^ Furnivall, John Sydenham.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 1939. 
  16. ^ Suryadinata 1997，第xv页.
  17. ^ Suryadinata 1997，第33页.
  18. ^ Suryadinata 1997，第50页.
  19. ^ Liu, Oiyan. Countering “Chinese Imperialism”: Sinophobia and Border Protection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Indonesia 97. 2014: 87–110 [2024-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9）. 
  20. ^ Chinese in Indonesia. Minority Rights Group. [2024-02-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2-28）. 
  21. ^ 雨林; 知乎 司马超群. 谈谈中国和印尼签订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和平日报. [2024-02-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2-28）. 
  22. ^ 原晶晶; 杨晓强. 印度尼西亚华人及其资本发展现状 (PDF). 东南亚纵横. 2011-06 [2024-02-2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4-02-27）. 
  23. ^ Purdey 2006，第22页.
  24. ^ Purdey 2006，第108页.
  25. ^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Eric Taher. Berapakah Jumlah Sesungguhnya Populasi Tionghoa di Indonesia?. National Geographic Indonesia. [2024-03-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0-28）. 
  26. ^ Suryadinata, Arifin & Ananta 2003，第76页.
  27. ^ Suryadinata, Arifin & Ananta 2003，第75页.
  28. ^ Suryadinata, Arifin & Ananta 2003，第83页.
  29. ^ 29.0 29.1 29.2 TIONGHOA INDONESIA: DARI DIKOTOMI KE MONO-IDENTITAS? (PDF). [2020-12-05].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2-03-08）. 
  30. ^ Ananta, Arifin & Bakhtiar 2008，第27页.
  31. ^ Ananta, Arifin & Bakhtiar 2008，第26页.
  32. ^ 32.0 32.1 Heidhues 1999，第151页.
  33. ^ 33.0 33.1 Ananta, Arifin & Bakhtiar 2008，第20页.
  34. ^ 34.0 34.1 Suryadinata, Arifin & Ananta 2003，第73页.
  35. ^ 35.0 35.1 35.2 Skinner 1963，第97页.
  36. ^ 印尼 2005 年華人人口統計推估 (PDF). ebooks.lib.ntu.edu.tw. October 2006 [16 Octo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12-18） （中文）. 
  37. ^ Suryadinata, Arifin & Ananta 2003，第80页.
  38. ^ 38.0 38.1 McKeown 2005，第73页.
  39. ^ Penny & Gunawan 2001，第440页.
  40. ^ Walrond 2009.
  41. ^ Coppel 2002，第356页.
  42. ^ Cunningham 2008，第106页.
  43. ^ Cunningham 2008，第95页.
  44. ^ Nagata 1999，第725页.
  45. ^ Suryadinata 1984，第96页.
  46. ^ Skinner 1963，第110页.
  47. ^ 47.0 47.1 Afkar Aristoteles Mukhaer. Memahami Dunia Tionghoa Indonesia, Antara Totok dan Peranakan. National Geographic Indonesia. [2024-03-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01）. 
  48. ^ v. Chinese Indonesian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Some Major Characteristics.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2008: 1-16. 
  49. ^ Dawis 2009，第77页.
  50. ^ Skinner 1963，第107页.
  51. ^ Skinner 1963，第108页.
  52. ^ Dawis 2009，第80页.
  53. ^ Tan 2005，第805页.
  54. ^ Purdey 2006，第179页.
  55. ^ Coppel 2002，第357页.
  56. ^ Tan 2008，第1页.
  57. ^ 57.0 57.1 Kahin 1991，第119页.
  58. ^ Dawis 2009，第78–82页.
  59. ^ Suryadinata 2004，第viii页.
  60. ^ Dawis 2009，第xxii页.
  61. ^ Dawis 2009，第78页.
  62. ^ Twang Peck Yang.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Indones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1940-1950. 19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9835600197. 
  63. ^ Suryadinata 2008，第11页.
  64.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Tempo 2007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65. ^ Robison 1986，第272页.
  66. ^ Murray L Weidenbaum. 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 . Martin Kessler Books, Free Press. 1 January 1996: 4–8. ISBN 978-0-684-82289-1. 
  67. ^ Robison 1986，第275页.
  68. ^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1995，第41页.
  69.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BusinessWorld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70.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Mead 28 June 1998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71.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Schmetzer 18 March 1998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72. ^ Chua 2008，第43页.
  73. ^ Chua 2008，第147页.
  74. ^ Chua 2008，第72–73页.
  75. ^ Chua 2008，第75页.
  76. ^ Chua 2008，第114页.
  77. ^ Chua 2008，第116页.
  78. ^ Chua 2008，第142页.
  79. ^ Skinner 1963，第105页.
  80. ^ Dawis 2009，第79页.
  81. ^ 81.0 81.1 Suryadinata 2002，第133页.
  82. ^ Suryadinata 2002，第127–128页.
  83. ^ 83.0 83.1 83.2 Skinner 1963，第102页.
  84. ^ Lewis 2005，第391页.
  85. ^ Tan-Johannes, Grace. Why more Chinese Indonesians are learning Mandarin, and nurturing their children's sense of belonging to Chinese cultur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08-23 [2018-09-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6-07）. 
  86. ^ Heidhues 1999，第154页.
  87. ^ Rafferty, Ellen. Languages of the Chinese of Java—An Historical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43 (2): 247–272. ISSN 0021-9118. JSTOR 2055313. S2CID 163299613. doi:10.2307/2055313. 
  88. ^ Kahin 1991，第55页.
  89. ^ Kahin 1991，第61页.
  90. ^ Kahin 1991，第65页.
  91. ^ Williams, Lea 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0. 
  92. ^ Dede Oetomo. The Chinese of Pasuruan: Their Language and Identity.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7. 
  93. ^ 93.0 93.1 Aris Ananta, Evi Nurvidya Arifin, M Sairi Hasbullah, Nur Budi Handayani, Agus Pramono. Demography of Indonesia's Ethnicity.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5. p. 273.
  94. ^ Ananta, Arifin & Bakhtiar 2008，第30页.
  95. ^ Ma 2005，第120页.
  96. ^ 96.0 96.1 Melihat Sekilas tentang Sejarah Agama Konghucu di Indonesia. [2020-12-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0）. 
  97. ^ Suryadinata 2008，第10页.
  98. ^ Pratiwo 2007，第74页.
  99. ^ Widodo 2007，第69页.
  100. ^ Widodo 2007，第60页.
  101. ^ Pratiwo 2007，第75页.
  102. ^ Pratiwo 2007，第76页.
  103. ^ 103.0 103.1 Tan 2002，第154页.
  104. ^ Tan 2002，第155–156页.
  105. ^ 105.0 105.1 Tan 2002，第158页.
  106. ^ Tan 2002，第157页.
  107. ^ Tan 2002，第160页.
  108. ^ Tan 2002，第168页.
  109. ^ Indonesian Chinese Education: Past and Present. Indonesian Chinese Education: Past and Present. Indonesia. 1972, 14: 49–71. 
  110. ^ Williams, Lea 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0. 
  111. ^ Ming Tien Nio Govaars-Tjia. Hollands onderwijs in een koloniale samenleving: de Chinese ervaring in Indonesië, 1900-1942. De Vijver. 1999. 
  112. ^ Sai, S. M. Dutch Coloni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Indonesia, 1900-1942. 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06: 324-327. 
  113. ^ 113.0 113.1 "Overseas School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Taiwa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trieved on January 10, 2016.
  114. ^ "Taiwan School in Jakarta, Indonesia Tropical Charm in Kalapa Gading Permai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Taiwa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ebruary 26, 2009. Retrieved on January 10, 2016. See Chinese tex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15. ^ Tan 2005，第806页.
  116. ^ Dawis 2009，第3页.
  117. ^ 117.0 117.1 Hoon 2006，第113页.
  118. ^ Hoon 2006，第114页.
  119. ^ Sen 2006，第121页.
  120. ^ Sen 2006，第123页.
  121. ^ Dawis 2009，第14页.
  122. ^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politics in Post-Suharto's Indonesia. doi:10.1525/as.2001.41.3.502. 
  123. ^ Tanasaldy, Taufiq. A decade after the Reform: political activism of the Chinese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Asian Ethnicity. 2015, (no. 4): 446–479. 
  124. ^ Suryadinata, Leo. Chinese Politics in Post-Suharto's Indonesia. Beyond the Ethnic Approach?. Asian Survey. 2001, (41): 502–524. 
  125. ^ 中央社/雅加达2日专电,"雅加达唐人街闽南式天主教堂 见证排华伤痕"[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联合报,2022-02-02.
  126. ^ Skinner 1963，第101页.
  127. ^ Gernet 1996，第6页.
  128. ^ Skinner 1963，第103页.
  129. ^ 129.00 129.01 129.02 129.03 129.04 129.05 129.06 129.07 129.08 129.09 佐科维新内阁有2位华裔. 印尼国际日报. 2016年8月2日 [2018年8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8月21日）. 

书目

第三手来源

第二手来源

第一手来源

扩展阅读

相关条目

外部链接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印度尼西亞華人&oldid=848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