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论战
现代诗论战，又称为关唐事件，是台湾在1972年至1974年间，针对现代诗创作风格的争论事件。源于关杰明、唐文标等人撰文批评当时台湾诗坛过度模仿西方现代诗，具有逃避现实之倾向。[来源请求]由于其批评全面且措词严厉，引发包括颜元叔、余光中、叶珊（杨牧）、张错等人在内的反击，扩及整体诗坛。关、唐之文当时虽受到较大的批评，但其论点在论战结束后，仍引发台湾现代诗创作风格的转变。[来源请求]
背景
现代派的兴起与争论
1950年代后期，由于对八股的反共文学感到不满，于是诗歌界开始倾向在政治之外，探索另一条艺术至上的道路。[来源请求]1956年纪弦领导的现代诗社成立，揭诸“六大信条”，强调“横的移植”。[1]现代派的出现适足以使诗歌创作在单调的“反共、战斗”外有更多元的选择，也能以象征方式表达对现实社会之不满；因此不仅其主张风行一时，连同与其迭有争论、鼎足而三的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社，其实基本上也属于台湾“现代派”的范畴[2]。
现代派的主张过于强调“横的移植”而缺乏“纵的继承”，引起争议；同时其刺激了结党营诗的风气，派系间壁垒分明，更增对立冲突的情绪，使得当时各种冲突、论战蔚为风行。[1]首先是在《文学杂志》展开新诗与旧诗关系的论战；其次是纪弦与覃子豪针对新诗发展方向的争论；接着是针对苏雪林、言曦等保守文人对现代诗攻讦引发的抗辩。[3]1971年开始，诗坛开始对于现代派西化的诗风感到不满，包括龙族、大地、主流等以大专青年为主新兴诗社创立，纷纷提出反省，足以显示当时风气的转变。
外交、社会情势变迁
对于现代派的反省，除了来自文学内部的发展外，亦有一些外缘的因素。1970年发生钓鱼台事件、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美国与日本相继与中华民国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串的外交危机，使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寻求自强的根本；社会上则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开始有政治改革、文化振兴的要求，挑战党国的文化霸权。于是，乡土文化的要求日兴，在内容上模拟西方、逃避现实的现代主义文学自然受到挑战。[4]
起因
现代派过度西化的情形，早在1966年到1970年间，许南村（陈映真）、尉天聪等人就已经进行过批判。不过由于1970年代初期，诗坛在内部、外部的诸多因素下，新世代诗人开始推动内部的反省。这样的气氛，使得关杰明、唐文标等来自外部的批评，引起一阵风潮。另一方面，由于关杰明的批评文曾在关注度较高的《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也较引起重视。[5]
关杰明的批评
关杰明是英国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当时为新加坡大学英文系教授[6]，当时因为对台湾的新诗表现不满，1972年的2月与9月，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分别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困境〉、与〈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二文；直指当时台湾新诗过度模仿西方，是一种“殖民文学”。[7]他就其读过的三本诗集提出讨论：叶维廉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55～1965）》，张默、痖弦、洛夫编的《中国现代诗论选》，洛夫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1950～1970）》诗一、二辑，认为其虽以“中国”为名，实则很少中国性，只见国际性、世界性。更严厉批判了包括洛夫、叶维廉、叶珊、白荻、商禽、郑愁予等现代派诗人。[8][9]
关杰明的评论，主要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思维，其目标是以“回归传统”。一部分的原因，可能与他具备华侨身份，在文化错乱的背景中成长，因此渴望在阅读中获得文化上的归属感有关。是故其建立台湾现代诗的典范时，将周梦蝶、余光中等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诗作，予以赞扬。[9]
唐文标的批评
台大客座的数学系教授唐文标，1960年代曾写过诗[10]，在1970年时则针对台湾现代诗的问题，撰写了〈诗的没落〉和〈僵毙的现代诗〉二篇文章，只是未曾发表。[9]关杰明的批评出现后，唐便以“史君美”为笔名，发表〈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以声援关氏的说法，不过未引起争端。1973年7月《龙族》的评论专号上，他发表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孰料8月的《中外文学》2卷3期、《文季》第一期与第二期，分别刊出〈僵〉、〈诗〉两篇旧文，加上9月《中外文学》2卷4期再次刊出新作〈日之夕矣〉，短时间内的大量曝光，加上四文炮火过于猛烈，不仅将整个诗坛皆予以批评，甚至连学术界盛赞的批评家夏济安亦遭受池鱼，终于引起遍地烽火。连倾向关杰明的颜元叔皆为文批判，并于《中外文学》第2卷第5期上以“唐文标事件”称之。[9][11]
唐文标的批评着眼点与关杰明并不相同，他对当时台湾现代诗弊病的剖析，主要可归纳为“逃避现实”与“僵毙颓废”两点[12]，这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文学为社会服务而作出的论断。为了在左翼思想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的台湾，为其主张找到根基，唐文标甚至过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标举《诗经》、《楚辞》等具写实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做为其典律；并且无视五四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份子来台后，多倡导现代主义的事实，强调其平民的、左翼的倾向。[9]在这样的观点下，对关杰明所推崇的周梦蝶、余光中等人，唐氏亦讥之为“传统诗的固体化”、“传统诗的液体化”，与“传统诗的气体化”的叶珊，通通列为错误。被颜元叔称之为“大扫除的做法”。[13]
发展
战火初燃
在关杰明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由于措辞并不严厉，起初诗坛反应冷淡。仅有周宁以〈一些观念的澄清〉表示支持、洛夫去函讨论“现代诗与传统的问题”。不过，在关更加重火力点名众多诗人的创作并予以抨击后，终于引来创世纪诗社的反弹。负责人原本企图出版〈中国现代诗总检讨〉专辑，大力反驳，但最后取消了专辑，只在“创世纪书简”中刊出反弹意见[9]，指责关“言论偏激武断”、“企图一笔抺杀全部历史”[14]编辑并在启事之中，一方面针对关氏原文系以英文创作，质疑其对于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学的了解[10]；另一方面认为关文论点是旧调重弹、了无新意，不值浪费时间一驳[9]。《幼狮文艺》也征求对关文反对的意见，并且登出端木鼎的文章，亦针对关氏使用英文一事做出侧面的攻击。
在第一波的反弹意见中，由于对关文提出的问题缺乏正面的回应，多以质疑关文的语言能力为主，被后起批评者如陈芳明讥为“鸵鸟式的逃避”[10]。另一方面，后来的研究亦指出，关杰明的文章在从英文转译至中文时，出现了许多讹误与修改。《创世纪》诸人针对语言方面所做的攻击，似乎忽略了翻译造成的问题。[15]
在此同时，也有支持的声音。除了后来引发喧然大波的唐文标之外，李国伟〈文学的新生代〉与〈略论社会文学〉二文（发表于《中外文学》）、颜元叔〈期待一种文学〉（《中文外学》2卷1期），都表达了支持立场。不过李国伟、唐文标着重在诗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较具有左翼倾向，与关文的论点其实略有差异。[9]
龙族震撼
1973年7月7日，龙族诗社出版《龙族评论专号》，在这部以评论为主轴，厚达354页的专号中，主编高上秦将其分为主要内容分为“评论”、“访问”、“书简”三个单元[16]，表示该专号会透过不同的角度，剖析二十年来中国现代诗坛的得失[14]。高上秦本名高信疆，是龙族诗社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17]，关杰明文章得以在中时刊出，与其对现代诗的视野有关。在《龙族评论专号》中，高氏更指出五、六○年代诗风远离社会、传统、民众的毛病[14]。
不过，在标举弊端的同时，他却无法为“好”诗建立定义，因此该专号将当时各种针对现代诗的批评意见都收录了进去。除了前述提及的关杰明、唐文标、李国伟之外，还有刘绍铭、史紫忱、郑世璠、余光中等人，批判的立场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着眼的有，左、右派并陈。由于当时站在现代诗弊病对立面的意见，有如此多种可能性，以致专刊的内容驳杂，最后没有做出结论[9][18]，只能大约归纳出“现实”与“传统”两个重点。
这次大规模的批判，虽然多数尚数温和，但是也有唐文标措词激烈的文章。这些意见不仅只牵动了龙族诗社成员对“诗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16]，更激起了诗坛的不满，终于引发了全面性的战火。[14]
唐文标风暴
唐文标的文章由于炮火猛烈，甚至直接宣布了现代诗的“死亡”，导出诗不需要存在的结论。其极端化的言论、偏激的视野与霸道的态度，引来了强烈的反弹。在诸多反弹声浪中，研究者多半以颜元叔与余光中的说法做为代表。[16][19]
创办《中外文学》、有系统地引介西方“新批评”理论进入台湾文坛的颜元叔，其实是现代主义阵营内的反对派。[20]他的社会写实主义观点与关、唐之说法皆有共通之处，但对于唐文标的霸道与救世主姿态极为不满。[21]所以尽管他曾在关杰明后发表〈期待一种文学〉，表示“作家必须对当前的社会，当前的人生，抱怀着深入的体验与反省，然后以文学的手法，将体验与反省戏剧化（广义的）而成文学作品[22]。”现在却直指唐文标的文学见解偏狭，“以为只有社会，没有家庭；只有群众，没有个人；只有上意识，没有下意识；只有述众人之事，没有抒个人之情；只有‘怒发冲冠’，没有‘泪湿青衫’[23]。”这篇文章中最先提出了“唐文标事件”这个名词[10]，而行文中带有对左翼思想的反感。[9]
相较于颜元叔，余光中更进一步把唐文标的言论与中共的文革相提并论，指文革是“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唐文则“一笔勾销古典文学与现代”[24]。经历国民党大陆政权丧失的经验，使余光中对左翼思想深深反感，直接给唐文标扣上了红帽子[25]。这个态度到乡土文学论战时，又在《狼来了》一文中出现[15]。类似的攻讦方式也出现在周鼎〈为人的精神价值立证〉一文中，称唐“居心叵测”，和中共互相唱和。[26]
除了少数人士如李佩玲、彭瑞金试着反驳余光中外，大多数后来的批评者都不脱颜、余的范围，追打唐文标数学教授身份、社会主义思想与霸道的态度，这些文章散布于《主流》10期“评论专辑”、《中外文学》3卷1期“诗专号”及《创世纪》37期“诗论专号”中[9]。但除了指出唐文有以偏概全、矫枉过正之失外，未能完全否认其批评之处。[27]到了叶珊〈致余光中书〉发表，将关、唐之说并称，以有失风度的“暴民”名之后，反而激起反弹的声浪，结束了对唐文标一面倒的批判。[9]
尾声与反思
叶珊因为关杰明文章肯定周梦蝶、余光中，却对他的诗作加以攻击，因而心生不满[28]，于是成为将关、唐合称的第一人，对两人之论一概鄙夷讽刺。这种不辨关、唐差异，又有失风度的言论，首先引来刘绍铭在中时副刊上为关杰明辩驳。接着在《中外文学》3卷3期上，唐文标本人以〈实事求是不作调人〉回应各方指责，蒋勋、叶昆山也投书表达对叶珊言论的反弹。[9]
1974年7月，《创世纪》推出诗论专号，成为对关、唐以及学院派的颜元叔最后一波大规模的反击。专号中刊载洛夫的〈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分纯净〉，暗讽关、唐为“趣味偏狭，别具意图，既无学养与诚意，又无学识与观念”之徒，批其行为是“挟其凌厉之笔，狂扫异己，或托足权门（诗坛权贵），哗众取宠，以图一夜成名”强调现代诗被攻击的虚无、晦涩等毛病，不可以西化概括，而是“时代使然、当代文风使然，而且中国古已有之。”[29]文中不但否认创世纪诗人的超现实主义路线，又对批评者扣上“不懂诗的”、“学院派的”或是“普罗思想”。[15][30]
不过，在同时《中外文学》的专号上，连极力反对唐文标的余光中，都在〈诗运小卜〉中认为，六○年代的现代主义实为自绝于古典，又无力了解西方。对于龙族诗社在批评的突破和思想的独立上表示肯定。在对现代诗发展的方向上，呈现出与洛夫不同的思考[30]。
影响
诗风的转变
在现代诗论战爆发以前，虽然诗坛就已出现大小论战，然而五、六○年代的论战，多围绕在“诗的可读性”上，而现代诗人多站在“不可读、不可解”的立场；但现代诗论战的议题，转到“为什么写诗”与“为什么人写诗”这样的问题上[31]。经过这次的讨论之后，“自我主体性”与“社会写实性”成为台湾现代诗中具有颇重的分量[27]。明朗稳健的写实诗风、“回归民族，反映时代”的路线成为主流，包括笠诗社、葡萄园诗社等皆受到其影响。余光中也认为，台湾现代诗人开始反省并走出现代主义的束缚，是受到唐文标文章的冲击所致。[32]
乡土文学论战的先声
现代诗论战中，对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中国符号认同，实际上并没有正面的挑战。关、唐的言论没有批评中国符码，甚至还要求中国的阅读美感。不过一方面，唐文标高举的左翼写实主义思想，让台湾日治时代作家与新生代乡土小说家得到挖掘，造就“台湾本土意识”兴起[9]；另一方面，“民族性”、“本土性”、“世俗性”等等现实主义的路线，也为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提供了论述的基础。是以这场诗坛内的风暴，亦被视为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先声[30]。
其他
余光中将唐文标与文革相提并论，指称其思想左倾亲共，威胁《现代文学》之白先勇及姚一苇两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刊登任何唐文标的文章。在白色恐怖气氛下，唐文标在此事件之后遭到封杀，无法自由发表意见[33]。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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