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香港股灾
1973年香港股灾,又称七三股灾,是英属香港在1970年代初发生的一次股灾,亦是香港股市史上最大规模的股灾,恒生指数于一年内大跌超过9成,这次与1960年代及之前的香港股灾不同,1970年代初的香港股票市场及股票买卖已经面向各阶层的香港市民,所以这次也是香港股票投资买卖普及化后的首次股灾[1],也因此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受到股灾的冲击而破产,甚至继而自杀。
历史
1960年代晚期经济高增长
1967年香港股市在六七暴动期间的炸弹浪潮下经历六七股灾[2],恒生指数在1967年8月31日下挫至58.61点的历史最低位收市,同年年尾暴动渐被平息[3],香港经济很快便恢复并维持高增长[4],1967年年末恒指收报66.92点,虽然全年仍是下跌16%,但较8月尾的低位反弹超过一成,显示恒指已摆脱六七股灾的阴霾,恒生指数在随后的1968年总体维持升势,并且扭转过往三年的持续跌势,1968年12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以107.55点收市,全年上升超过60%,紧接的1969年亦全年上升44%,年终收报155.47点。196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起飞,香港实际经济在1966至1977年期间年均增长约8.2%[5],虽然在1967年及1974年香港经济受到冲击,但其后以双位数增长收复失地,香港人均GDP从1966年的3,055港元增至1977年的5,850港元,若以美元币值计算,香港人均GDP在这十年间由685美元增至3,429美元(当年未实施联系汇率,港元兑美元的汇价与现时不同)。随着香港经济在1960年代后期步入高增长期,市民的收入增加并渐渐累积财富,开始寻找投资及资产增值的机会,本地企业也纷纷申请在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香港股票交易市场的发展在1960年代末期开始渐见规模,跨国银行及金融机构陆续在香港设立经营点[5],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亦渐具雏形,1973年10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在《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将香港发展为区域金融中心,不过香港发展成金融中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其时香港已处于七三股灾,并且要到1974年年尾才跌至这次股灾的低位[6]。
两年半内有三间新交易所开业
香港在早年仅有一间主要由英籍欧裔人士管理及主要由英资企业上市买卖股票的“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独市经营,当年“港交所”的简称便是指这间在香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对于公司申请上市的门槛很高,规模比不上英资大企业的港资及华资公司要成功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十分困难。香港证券交易所在1967年六七暴动期间曾经一度采取停市措施[7],但这个安排引发部分投资者不满。此外,该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及文书大部分是英语,除了外籍人士,当年就只有较富裕及教育水平较高的华人会投资股市,占人口最多的一般香港华人居民不易参与证券买卖。由于当年没有法律规定证券交易所的数量及经营证券交易所前须要事先批准,因此当时香港有一群华人证券经纪暗中筹建一间面向华人的证券交易所。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牵头一群华人经纪筹办的“远东交易所”(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正式开业,由此开启了普罗市民参与投资及买卖证券的时代,公众投资股市的风气日益盛行,恒指于同年12月29日便创下160.05点的当年新高。其后香港股市节节上升,不足两年上升1.5倍,于1971年9月20日创下406.32点新高,并吸引更多市民投入股票市场。
其后,另外再有两间以华人为主要对象的交易所先后成立。1971年3月15日由当时的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胡汉辉等倡议的“金银证券交易所”(Kam Ngan Stock Exchange Limited)开业,1972年1月5日由陈普芬等人创办的“九龙证券交易所”(Kowloon Stock Exchange Limited)成立[8]。远东、金银证券及九龙证券,这三间交易所在1969至1972年间开业,普罗市民因而远较过往容易参与证券投资及买卖,以散户形式投入股票市场的市民大幅增加,公司申请上市的门槛也大为降低,民间买卖证券在数年间于香港迅速普及化。不过新成立的华资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却十分激烈,为了争取市场主导地位、扩大资本及佣金收入,需要争取更多公司在自己的交易所挂牌上市,华资证券交易所对于申请挂牌上市的公司都缺乏适当的审查,因而带来很高的投资风险及监管上的种种问题。在国际上一个大城市甚至乎一个国家通常都只得一间证券交易所,而香港却在1969年12月至1972年1月的短短两年多内便有三间证券交易所开业,有四间证券交易所同时运作,由此可见香港证券市场之炽热程度,股民更在短短数年间大幅增加,踏入全民炒股的时代。
由新界乡事领袖陈日新创办的“亚洲证券交易所”于1973年1月20日注册成立,其在北角屈臣氏大厦B座11楼的交易大堂装修工程已接近尾声[9],该交易所的副主席杨志刚宣称将会在1973年2月19日正式开幕,但此时香港已有四间证券交易所,财政司夏鼎基决定介入,不让第五间证券交易所开业[10],纵使亚洲证券交易所如期开幕,但一直重门深锁没有正式运作[11]。港府为避免有更多证券交易所被开设,因此颁布《1973年证券交易所管制条例》(The Stock Exchange Control Ordinance),1973年3月2日起,经营未经港督或财政司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之人士将会被检控,以管制证券交易所的数量,至此,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及九龙证券交易所,这四间证券交易所形成“四会”的局面,一直维持至1986年“四会合并”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为止。
置地饮牛奶事件
恒生指数由406.32点调整至1972年1月27日的323.95点后,很快又扶摇直上,到1972年12月29日上升至843.40点,不足一年时间上升1.6倍,期间有多间现时是蓝筹股的地产公司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华资“地产五虎”即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恒隆地产、合和实业、大昌地产。当中以长江实业及新鸿基地产的发展最为突出,前者后来多次挑战英资地位,后来更超越置地成为香港最大型地产商。
1972年10月30日发生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司收购战,置地寻求取得牛奶公司的控股权,以取得牛奶公司设于港九新界的冷藏库、制冰厂及薄扶林牧场,作为日后发展地产项目的地皮,但被牛奶公司的大股东周锡年爵士拒绝。为阻止置地从股票市场大手扫入牛奶公司的股份从而夺得公司的控制权,周锡年伙拍地产商华懋的董事会主席王德辉,尝试说服其他股东牛奶公司将来也会与地产商合作发展地产项目为公司股份增值,以避免小股东向置地出售持有的股份,并且从市场上回购牛奶公司的股份。另一方面,置地以两股面值5元的现金,交换牛奶公司股东手上每股面值7元5角的股份,借此收集牛奶公司在市场上的股份,双方又于报章打广告战,成为轰动市场的“置地饮牛奶”敌意收购事件。期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置地及牛奶公司的股价被大幅抢高,由于两者皆为恒指成分股,前者在当年更是龙头地产商,对恒指升跌举足轻重,因而导致恒生指数急升[12]。
由于股市自1967年年尾起总体维持上扬,每年的升幅最少三、四成,1971年单年上升超过60%,几乎所有股民入市后都有所斩获,各类公司也纷纷趁股市热在交易所挂牌上市,每当有新股发行必定有大批股民追捧及大幅超额认购,各类股份的股价亦被抢高,推升恒指后,股民账面身家膨胀,进而吸引更多市民投身证券买卖。在此期间,有传闻指外资投机集团利用香港股民对股市运作缺乏认识,透过财技在市场制造炒风,即所谓“过江龙饱食远扬”事件。此外,因为当时对于公司申请上市缺乏足够监管,大量空壳公司通过上市集资“混水摸鱼”,还有人利用科技名词为缺乏实际业务的公司进行包装,然后在交易所挂牌上市,而股民又未有先了解相关公司的背景,便蜂拥入市[13],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香港黐线”(粤语“黐线”即是“发疯”的意思)之称的“香港天线”于1972年12月5日在九龙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14],创办“香港天线”的同一伙人又成立“香港电脑”及在九龙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恒指由狂升至暴跌
香港证券市场在进入1973年后继续疯狂,港府为冷却火热的股市,曾经出动消防员以《消防条例》禁止股民进入在中环华人行内的“远东交易所”买卖股票,即所谓的“消防员到交易所‘救火’”[15]。当时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亦可感受到炽烈的股票投机气氛,股民在账面身家暴涨下,情绪处于亢奋状态,香港市面出现如“溏心鲍鱼煲粥”、“鱼翅捞饭”、“用龙虾做早餐”、“用老鼠斑打鱼蛋”、“用大牛点烟(使用港币500元钞票燃点香烟)”、股民辞工全职炒股、教师在上课时用收音机收听股市节目等,各种“股市病”的疯狂现象[16]。
随着牛奶公司收购战进入高潮,置地宣布一送五红股,借此提升争夺牛奶公司的资本,但此举被认为是利用广大股民对股票市场的基本运作没有足够的认知,由于当年的股民普遍缺乏“除息”、“除权”等概念,不了解送红股后股价也会作相应的下调,以为置地送红股是送大礼,股民于是争相抢购置地股份,加上当年使用纸本股票,也未有自动化交易系统,股票过户需时,大量置地股份被冻结,形成置地股份远远供不应求的市场假象,使股价大幅被炒高,置地股价由12元被炒至历史新高67元,同时带动恒生指数大幅上扬。恒生指数在1973年的首三个月内上升1.1倍,于1973年3月9日恒指上升至1774.96点的新高位。可是当置地股份除权时股价便由高位调整至六分之一,再加上市场出现假冒的合和实业股票,股民担心所持有的票据沦为废纸,引起市场恐慌。港府此时又出招冷却过热的股市,税务局突然在4月4日于各大报章刊登“买卖股票之盈利须缴纳‘资本增值税’”的告示,市民对持有股票的信心再受到打击,开始抛售股票。至1973年7月,恒指跌穿500点,在4个月间下挫超过70%,其后又受到加息影响,至1973年底,恒指跌至433.7点,较高位下跌75%,可是跌势未止。
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攻打以色列触发赎罪日战争,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为抵制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国家,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实施石油禁运,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1974年因为能源短缺,油价飙升三倍,欧美多个国家都需要汽油配给,香港也需要实施“灯火管制”,限制非必要用电[17],高油价导致全球经济放缓及需求萎缩,香港经济的增长率由1973年的12.3%大幅下挫至1974年只增长2.3%[18],恒指在内外负面因素的影响下越跌越多。和记洋行受到股灾波及,由高位44元下跌至不足2元。1975年9月,和记国际召开股东大会,董事局要求股东供股以解除公司当时面对的财政危机,但被汇丰银行所代表的股东否决,和记国际面临被债权人在法庭申请强制清盘,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董事局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的建议,由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收购和记国际33.65%的控股权,汇丰银行成为和记国际的大股东,由有“公司医生”之称的韦理(W. R. A. Wyllie)入主整顿。
后续影响及发展
恒生指数在1974年1月起至12月初持续下跌,至1974年12月10日下跌至150.11点,年内累计下跌65%,只及1969年时的水平,若从1973年3月9日的高位1774.96点计算,跌幅更达91.54%,香港经济随后复苏[5],恒指在1975年大幅回升104.55%至350点,之后除1977年外至1980年都有双位数升幅,1979年更上升77.47%,在1981年突破七三股灾前的1774.96点高位,于7月17日高见1810.20点,可是当晚香港银行公会增加最优惠利率,之后恒指便开始下跌,1981年9月恒指跌势转急,至同年10月5日,恒指跌至1100点的水平。随后的9个月,恒指在1100至1450点之间上落。到1982年夏季,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困扰逐渐浮现,楼市下跌,恒指跌势再现,至1982年9月下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后,恒指因为香港前途问题而急速下滑,至1982年12月2日更低见676点,年内下跌44.24%,较1981年的高位跌超过60%,香港股市随后有所反弹,但仍然受到九七前途问题的负面因素影响,恒指在1100水平以下大幅浮沉,1983年9月港元下跌至1美元对9.6港元,10月上旬恒指曾低见690点的水平,港府为避免港元汇价继续下跌,财政司彭励治于同年10月宣布香港实施联系汇率,港元汇价才稳定下来,恒指在1983年年尾起略为回升,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不明朗因素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而有所消退,有助投资者作出部署。
1986年四间证券交易所实施“四会合并”成为香港联合交易所,又推出恒生指数期货及引入外资经纪行,恒指恢复升势,在1986年12月以2568.30点年结。不料翌年再发生八七股灾,恒指于1987年10月19日急跌11%,再于10月26日急泻33.33%,恒指随后反弹,至同年12月7日复见1894点,至1989年5月15日曾反弹至3300点以上,但受到中国民运局势恶化的影响,1989年5月22日及5月25日恒指大跌,1989年6月4日更演变为六四清场,1989年6月5日为六四事件后首个交易日,恒指急泻超过20%,成为1987年10月的八七股灾后最大的单日跌幅,至1989年6月6日复见近2000点的水平,回到1987年12月时的水平。1990年7月下旬,恒指曾升至3500点以上,可是受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后续的海湾战争影响,1990年8月恒指再现小股灾,曾跌回2800点水平,恒指要到1991年7月才突破4000点。
七三股灾前疯狂的股市热,两年半间有三间证券交易所开业,引发激烈竞争,而当年的监管未能即时配合香港证券市场的急速发展,为日后香港证券市场带来不少后遗症,由于当年对公司申请上市的监管不足,许多公司经过包装后便能在交易所上市,“香港天线”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由于其时有大量质素参差的公司上市,到七三股灾后有不少公司因种种原因,股价一沉不起,但这类“壳股”公司却成为部分寻求上市的公司借壳上市的收购对象,以规避上市审查及聆讯,如“佳宁集团”便是通过收购在1973年3月上市的“美汉企业”而成为上市公司,再发行新股集资,后来引发“佳宁案”[19],股民同样血本无归,借壳上市的漏洞至2019年才通过修改《上市规则》而有所收紧[20]。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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