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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革命、老同志或老黨員，在中國特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參加中國共產黨關連革命活動的人，主要用以區別1949年後的「新幹部」。

具體定義，亦即他們參與了甚麼活動、是甚麼職級，按該省的共產革命進程而略有不同。例如在革命失敗的中華蘇維埃江西省，

「思想不純潔、有些壞人進來了」清理

紅軍撤離贛南後，為了在新的 政治環境中生存下去，部分留在當地的革命者有過「自新」的經歷。對 於 國 民 黨 政 權 來 說， 在法不責眾的環境下，「自新」某種程度上只是 一種形式。修撰於 1941 年的 《瑞金縣誌稿》就 記載道: 「自 新 盡 管 自 新，土 匪 還 是 土 匪。」

于都縣密坑鄉黨支部書記給 「老革命」入黨規定了 3 個條件: ( 1) 沒有投 降; ( 2) 沒有出過 「自新費」; ( 3) 沒有坐過 班房。在該鄉 60 多個 「老革命」中，只有 1 個 沒有交納過 「自新費」。這些附加條件使他們完 全看不 到 入 黨 的 希 望。

面對新幹部的不信任、輕視 乃 至 辱 罵、肉 體傷害、政治打擊，「老革命」非常氣憤。但由 於新幹部代表著新政權，在新政權中居於中心 地位，「老革命」除了發牢騷之外，只能採取一 些消極的對抗方式，

1949年後，參加過土地改革運動的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兒童團員、在各級蘇維埃政府中擔任過一定職務或曾參加過紅軍的普通民眾被稱為＂。新政權成立時,部分＂老革命＂被提拔為鄉村幹部。土地改革開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逐漸被整頓清理出幹部隊伍,與新幹部的關係也轉向緊張。與此同時,一批＂老革命＂希望能解決黨籍問題,但其願望卻很難實現。新政權與＂老革命＂的關係之所以錯綜複雜,其根源在於因後者參加革命的經歷,以及蘇維埃革命失敗後的遭遇所造成的＂政治歷史問題＂。

2004年總編輯楊浪（1955年生）寫道「對年輕的一代人來說，老革命是一個多少有些傳奇色彩的詞彙了。老革命意味著浴血拼殺，意味著打江山，意味著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已經過了半個世紀，隔著兩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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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浪（1955年—），生於北京，共青團旗下《中國青年》雜誌副總編（1994-?）、《財經》雜誌副總編（2009-?）、媒體公司高管。早年為中越戰爭軍人。由於文革耽悟，是少有沒有正規學歷的編輯。業餘老地圖收藏家和老兵，出版相關書籍。

文革途中，1970年參解放軍，起初在部隊從事新聞，1979年參中越戰爭西線，曾任雲南某工兵團的文化幹事。1980年部隊轉業到《中國青年報》歷任記者、編輯、編輯部主任，1993年任《三聯生活周刊》執行副主編，1994年任共青團旗下《中國青年》雜誌副總編，1999年任《財經時報》總編輯。2001年任中國證券研究設計中心媒體管理部副總經理、財訊傳媒集團副總裁，2009年任《財經》雜誌副總編。

指揮軍人唱歌

1978年以後，文革結束，思想鬆動。其時，楊浪在雲南當兵，因為地處邊疆，一些有走私嫌疑的物件從緬甸流向內地，其中早已紅遍港台的鄧麗君，「從邊疆的縫隙裡'嗞'進來」。次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他第一次聽鄧麗君就是在戰場上。「那是一種此前全然沒有聽過的唱法以及從來不曾聽到過的歌。按現在的話說——走心哪！當時作為雲南某工兵團隊的文化幹事，他得努力教歌、指揮唱歌。對於推廣「效果」，他甚至調侃道：「那個時候，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在城市兵多的連隊或許有一點，不過已經被我'掀起大唱革命歌曲的熱潮'掩蓋住了。」楊浪去一個連隊教歌，副指導員是個山西人，配合他教唱，主動示範，反覆唱「我愛我的稱呼美」，聽起來卻像「我愛我的情婦美」。正是副指導員的鄉音，使楊浪記住了那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