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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布林卡滅絕營

特雷布林卡滅絕營（波蘭語：Treblinka，發音：[trɛˈblʲinka]）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德占波蘭建立的一座滅絕營。[2][b]營區位於今天的馬佐夫舍省，坐落在特雷布林卡火車站（英語：Treblinka, Masovian Voivodeship）南方4公里處的一處森林中，處於華沙的東北方。特雷布林卡滅絕營是最終解決方案最致命階段——萊茵哈德行動的一部分，於1942年7月23日開始運作，1943年10月19日終止運行。[6]在滅絕營運作期間，據估計約有70萬至90萬猶太人在毒氣室中遇害，[7][8]此外有2千名羅姆人喪生。[9]特雷布林卡是殺死猶太人第二多的滅絕營，僅次於奧斯維辛。[10]

特雷布林卡滅絕營
滅絕營
混凝土塊標示出通向特雷布林卡的鐵路支線的原路徑。
特雷布林卡在波蘭的位置
特雷布林卡
特雷布林卡
特雷布林卡在今日波蘭的位置
坐標52°37′51.85″N 22°3′11.01″E / 52.6310694°N 22.0530583°E / 52.6310694; 22.0530583
知名於猶太人大屠殺期間的種族滅絕
位置納粹德國波蘭總督府特雷布林卡（英語：Treblinka, Masovian Voivodeship）
建設者
使用者骷髏總隊
指揮官
原用途滅絕營
建造時間1942年4月至7月
運行時間1942年7月23日－1943年10月年 (1943年10月)[3]
毒氣室數6
囚犯類型猶太人，多數來自波蘭
囚犯數約1,000名特遣隊
死亡約700,000－900,000人
解放因蘇軍迫近，於1943年底由納粹自行關閉
著名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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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由德國黨衛隊以及「特拉夫尼基人」（志願應募為德國人效命的蘇聯戰俘）管理，分為兩個獨立的部分。[11]特雷布林卡一號營是一座強迫勞動營（英語：Arbeitslager）（Arbeitslager），囚犯在礫石坑中勞作，或是在森林的灌溉區伐木，為焚屍坑提供燃料。[12]1941年至1944年期間，一號營關押的2萬人中超過半數死於就地正法、飢餓、疾病和虐待。[13][14]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是一座滅絕營（Vernichtungslager），納粹委婉地將其稱作「黨衛隊特雷布林卡特遣隊」(SS-Sonderkommando Treblinka)。少數猶太人在進入滅絕營後沒有立即被害，而是進入猶太奴工（英語：Extermination through labor）部隊——「特遣隊」，被迫將受害者的屍體埋在萬人坑中。[15]1943年，萬人坑中的屍體被挖出，與新受害者的遺體一同在露天的大型柴堆（英語：pyre）上火化。[16]1943年8月初，二號營的特遣隊員發起暴動，毒氣處決隨後於10月終止。8月的暴動中，數名特拉夫尼基看守被殺，200名囚犯逃出滅絕營，[17][18]其中近百人活過了後續的追捕。[19][20]隨著蘇軍迫近，該滅絕營被拆毀。納粹在滅絕營原址上修建了一座有人看守的農舍，把地犁開以試圖掩蓋種族滅絕的證據。[21]

戰後，波蘭政府購買了滅絕營原址的大部分土地，並於1959年到1962年間用岩石建造了大型的紀念設施。1964年，波蘭在毒氣室舊址上舉行儀式，[22]宣布特雷布林卡為國家猶太人殉難紀念設施。[c]同年特雷布林卡審判（英語：Treblinka trials）開庭，為德國首場針對骷髏總隊成員戰時在特雷布林卡犯下的戰爭罪的審判。隨著1989年波蘭共產主義政權下台，特雷布林卡的海外訪客有所增加。 2006年，滅絕營舊址的展示中心開放。中心後來擴建，成為謝德爾采地區博物館的一座分館。

背景

更多資訊：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
 
萬湖會議召開地。會議概述了萊茵哈德行動和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相關計劃。

納粹德國於1939年入侵波蘭後圍捕了波蘭350萬猶太人中的絕大部分，並將他們關入新建立的隔都。隔都制度的目的是將猶太人與外界隔絕，以便剝削和虐待他們。[23]隔離猶太人的食物配給不足，住宿擁擠骯髒，沒有掙錢手段；營養不良、缺醫少藥，導致死亡率飛漲。[24]1941年，德意志國防軍在巴巴羅薩行動初期屢屢擊敗蘇聯，激發了德國對波蘭占領區的殖民地化計劃，新成立的波蘭總督府的所有轄區也在計劃之內。1942年1月20日，萬湖會議在柏林附近舉行。會上概述了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的新計劃，即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25]滅絕項目代號為「萊茵哈德行動」，[d]以區別於此前由別動隊在德占區實施的大規模殺戮行動——此時已經有50萬猶太人被別動隊殺害。[27]

特雷布林卡是為萊茵哈德行動修建的三座秘密滅絕營之一；另兩處為貝烏熱茨滅絕營和索比堡滅絕營。[28][29]三座滅絕營均有偽裝成淋浴間的毒氣室，用於批量殺人。毒氣殺人法是在納粹的先導性計劃之後確立的：1941年起，納粹在索爾達烏集中營和海烏姆諾滅絕營實施一項計劃，使用毒氣車實現移動處決。海烏姆諾是納粹用於建立快速殺人與焚屍方法的試驗場，[30]但不屬於萊茵哈德行動的一部分——萊茵哈德行動的標誌是建立固定的大屠殺設施。[31]特雷布林卡的建設晚於索比堡和貝烏熱茨，吸收了另兩座滅絕營的建設經驗。[32]除了建設滅絕營外，納粹還在1942年3月於馬伊達內克集中營發展了使用齊克隆B的屠殺設施，[29]並於同年3月至6月間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建立了類似設施。[33]

在萊茵哈德行動期間，納粹屠殺波蘭總督府全境猶太人的計劃由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監督。格洛博奇尼克是黨衛隊地區總隊長，為海因里希·希姆萊的一位副手。[34][35]萊茵哈德行動的滅絕營直接向希姆萊報告。[36]萊茵哈德行動的絕大多數實施者參與過代號「T-4行動」的非自願安樂死（英語：Involuntary euthanasia）項目，[37]以T-4行動的經驗為框架建造新的設施。[38]萊茵哈德滅絕營殺害的猶太人大多來自隔都。[39][40]

地點

 
德占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地圖。滅絕營在地圖上以黑底白骷髏標示。其中波蘭總督府轄區位於圖中央；加利西亞大區位於圖右下；上西利西亞省（英語：Provinz Oberschlesien）位於圖左下，為奧斯威辛集中營所在地。紅線表示的是《德蘇前線條約（英語：German-Soviet Frontier Treaty）》中規定的兩國瓜分波蘭第二共和國的分界線，1941年的巴巴羅薩行動即從此線開始。

特雷布林卡的兩座營地並列建於波蘭首都華沙東北80公里處。[41][42]滅絕營所在地在戰前是一處採石場，在此開採礫石用於生產水泥。採石場靠近特雷布林卡村（英語：Treblinka, Masovian Voivodeship）火車站，可通過馬烏基尼亞（英語：Małkinia Górna）–索科武夫鐵路連接線到達中波蘭的大多數城市。二戰爆發前，該採石場是波蘭實業家馬里安·沃普申斯基（Marian Łopuszyński）的產業。沃普申斯基修建了6公里的鐵路，將採石場和已有的鐵路線連接起來。[43]到了德國黨衛隊接管特雷布林卡一號營時，採石場中已經有重型機械可供使用。[44]特雷布林卡既有便利的交通，又足夠與外界隔絕；[e][46]選址處於納粹占領區的幾座最大的猶太人隔都中間：其中包括囚禁50萬猶太人[47]的華沙隔都，以及關押約6萬人的比亞韋斯托克隔都。[24]

特雷布林卡分為兩個獨立的營區，彼此相距2公里。負責監督建設兩個營區的是施密特-明斯特曼公司的華沙分部，以及萊比錫的申布龍公司。[1]1942至1943年間，滅絕中心得到進一步發展，改建中動用了挖土機；新建立了以水泥和磚石修建的毒氣室，以及用於大規模焚屍的柴堆。[48]營區的外圍得到擴大，以提供緩衝區，阻斷從外界到達滅絕營區的途徑。營區火車的數量之大，在附近的居民中造成了恐慌。[16]如果居民在鐵路線附近被人發現，則可能會被殺害。[49]

特雷布林卡一號營

一號營於1941年9月1日啟用，為一座勞改營（英語：Arbeitslager），[50]取代了恩斯特·格拉姆斯（Ernst Gramss）在1941年6月特設的一家公司。格拉姆斯是黨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領導蓋世太保在索科武夫的辦公室。1941年底，一號營建立了新的營房，以及2公尺高的鐵絲網圍牆。[51]為了給一號營提供勞力，大批平民因真實的或捏造的罪名被集體送往特雷布林卡，隨後由蓋世太保索科武夫辦公室判處苦役。[52]囚犯平均獲刑6個月，但有許多犯人的刑期被無限期延長。勞改營存在的三年間，共有2萬人經歷過一號營的勞役。其中約半數因疲憊、飢餓和疾病死在集中營。[53]倖存者刑滿後會被釋放；他們通常是來自附近村莊的波蘭人。[54]

 
一份德國工人證件，來自被委派到馬烏基尼亞火車站的一名工人。馬烏基尼亞火車站位於特雷布林卡附近。
 
官方通知宣布特雷布林卡一號營（勞改營）建立。

特雷布林卡一號營同時容納1到2千名犯人，[51]其中大多在大採石場工作，每班12-14小時。後來有的在附近的森林伐木，為二號營的露天火葬場提供燃料。[12]囚犯中有來自德國、捷克和法國的猶太人；以及被圍捕的波蘭人、運送糧食量不達標的農民、偶然被捕的人質、試圖在猶太隔都外庇護猶太人的人士、以及未經許可從事受限行動的人。1942年7月起，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被隔開。女人主要在分揀營房工作，負責縫補和清洗由貨運列車運來的軍服。[55]男人則主要在砂石場勞動。集中營沒有工作服，沒有鞋的收容者必須赤腳勞動，或是從死去的囚犯身上搜刮。犯人的飲水供應受限，點名時經常會受懲罰。1943年12月起，一號營的關押者不再獲得明確的刑期。隨著蘇聯軍隊日漸逼近，一號營於1944年7月23日正式停止運行。

一號營運行期間的指揮官一直由黨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特奧多爾·范奧伊彭（英語：Theodor van Eupen）擔任。[51]和奧伊彭共同運作集中營的有幾名黨衛隊成員，以及約100名志願幫手衛兵。採石場占地17公頃，為德國軍方提供修路用的材料，是對蘇作戰的戰略築路計劃的一部分。採石場有一台挖土機，供一號營和二號營共用。1943年初，奧伊彭和華沙的黨衛隊與警察指揮官密切合作，將自華沙隔都逐出的猶太人帶入一號營，以作出必要的輪替。根據一號營當地火車站長弗朗齊歇克·贊貝茨基（英語：Franciszek Ząbecki）的說法，奧伊彭常常「像打山鶉鳥一樣」射殺犯人。黨衛隊三級突擊隊中隊長弗朗茨·施瓦茨（Franz Schwarz）是營中一位為人懼怕的監督，會用錘子或十字鎬處死犯人。[56]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紀念物——17000塊象徵墓碑的岩石。[57]銘文標示了受害者多於5千人的大屠殺列車始發地，以及在波蘭境內選出的一些隔都。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官方稱謂是「黨衛隊特雷布林卡特遣隊」（SS-Sonderkommando Treblinka）。二號營分為三個部分：第1區為看守住宿的行政大院；第2區是接收區，進入滅絕營的囚犯列車在此卸車；第3區為毒氣室所在地。[f]這三個部分均由兩批共238名德國猶太人修建。工人年齡自17歲至35歲不等，剛剛被從柏林和漢諾威驅逐到華沙隔都。[59][60]建設工程由黨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里夏德·托馬拉（英語：Richard Thomalla）指揮，他任用德國猶太人是因為他們會說德語。施工開始於1942年4月10日，[59]此時貝烏熱茨和索比堡滅絕營已經投入使用。[61]滅絕營總共占地17公頃[59]（一說13.5公頃[62]），被兩道2.5公尺高的鐵絲網包圍。鐵絲網後來被織入松樹枝，以遮擋營地的視野。[63]為了修建第2區（接收區）的新鐵路坡道，納粹從周邊定居點抓來了更多的猶太人。坡道於1942年6月竣工。[59]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第1區是行政與居住用的大院，即「住宅營」（Wohnlager）；其中有一條電話線。第1區內的主幹道經過鋪設，以監督道路施工的黨衛隊下士（三級小隊副）庫爾特·賽德爾（Kurt Seidel）的名字命名為「賽德爾街」。大街延伸出的幾條輔路被鋪上了碎石。道路交通的正門位於第1區北側。[64]修建營房的物資來自華沙、波德拉謝地區索科武夫、以及科蘇夫拉茨基（英語：Kosów Lacki）。第1區有廚房、麵包房和餐廳，均配備了從猶太隔都掠奪的高級家具。[59]德國看守與烏克蘭看守各有自己的寢室，宿舍所處的角度便於控制所有入口。有兩座營房被一道內部圍欄隔開，供猶太工人特遣隊住宿。在營地中央的馬廄旁，庫爾特·弗朗茨設立了一座小動物園，其中有兩隻狐狸、兩隻孔雀和一匹西方狍（1943年引入）。[64]較小的房間被用做洗衣房、裁縫鋪、鞋匠鋪、木工和醫護用房。最靠近黨衛隊宿舍的是單獨的營房，供波蘭和烏克蘭的女服務生、清潔女工和廚娘使用。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清理」過後的航拍照片，拍攝於1944年。圖左下可看到新建的農舍和畜牧場。[65]圖上的紅色與橘色的線條表示的是已拆解建築的布局。圖左側是黨衛隊與志願幫手衛兵的生活區（1），各營房之間由人行道分開；底部（2）是鐵路坡道和卸貨月台（位於中央），以紅色箭頭標出。「天堂之路」[66]在旁邊以虛線表示。兩個正方形表示的是男女更衣的營房。營房被填實的圍欄包圍，看不到外界的景象。新建的大毒氣室（3）以十字表示。挖土機挖出的埋葬坑以淺黃色標明。
 
《拉琴斯基照會（英語：Raczyński's Note）》的第八頁，內容有關特雷布林卡、貝烏熱茨和索比堡的滅絕營。拉琴斯基的照會是波蘭流亡政府於1942年12月10日向安東尼·艾登遞交的官方照會的一部分。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第2營區又稱「下營」、「接收營」，是接收下車囚犯的區域，卸貨用的坡道從特雷布林卡鐵路線一路延伸到這裡。[67][68]第2區有一座狹長的月台，用鐵絲網包圍。[69]在站台上新建了一座建築，偽裝成火車站房，上面還有木製的大鐘，以及仿造的鐵路站牌。黨衛隊三級小隊長約瑟夫·希爾特賴特爾（英語：Josef Hirtreiter）在卸貨坡道工作，以異常殘忍著稱：他會抓住哭鬧的嬰兒的腳，把孩子的頭撞碎在車廂上。[70]在第二道圍欄後是兩座用來更衣的大營房，有一間收款台，表面用途是保管錢財和珠寶。[71]拒絕服從的猶太人會被帶走，或是被衛兵打死。一條道路將婦女兒童的理髮區和男士的理髮區分開。下營的所有建築（包括理髮間）都堆放著囚犯的衣物與財物。[71]在站房背後右側的遠處有一座分揀廣場，所有的行李首先在此由「衣物特遣隊」（Lumpenkommando）收集起來。廣場的廂房是叫做「Lazaret」的假醫務室，掛著紅十字標誌。Lazaret是一座小營房，四周被鐵絲網包圍。生病、年老、受傷和「有困難」的囚犯會被帶到這裡。[72]Lazaret小棚屋後接著一個7公尺深的挖土坑。假醫務室中的囚犯會被領到坑邊，[73]由分區長（英語：Blockführer）維利·門茨（英語：Willi Mentz）逐一槍殺。門茨被犯人稱作「弗蘭肯斯坦」，[71]獨自處決了上千名猶太人。[74]奧古斯特·米耶特（英語：August Miete）是門茨的上司，綽號「死亡天使」，協助門茨實施殺戮行動。[75]醫務室的深坑還被用來焚燒新來的囚犯寄存在更衣區的破舊衣服和身份文件。[68][71]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第3區又稱上營，是主要的屠殺區，其中央即為毒氣室。[76]為了避免從鐵路線上看到毒氣室，一道動用挖土機堆建的土堤完全遮擋了鐵路方向的視線。土堤呈長條狀，類似一座擋土牆，可在1967年對弗朗茨·施坦格爾的審訊中繪製的一份草圖上看到。毒氣室的其他方向和滅絕營的其他地方一樣，用植入鐵絲網的樹枝偽裝。偽裝工作由專門的「偽裝特遣隊」（Tarnungskommando）完成。[77][78]更衣房有一條用鐵絲網圍起來的小路，穿過森林進入毒氣室。[76]這條路被黨衛隊稱作「管道」（der Schlauch），[79]但還有個諷刺的外號「天堂之路」（die Himmelstraße）。[66]滅絕營運行的前8個月，毒氣室的兩側用挖掘機挖出了50公尺長、25公尺寬、10公尺深的埋屍坑。[77]1943年初，焚屍柴堆取代了埋葬坑的位置。最長的柴堆有30公尺長，通過用混凝土固定的鋼梁架在原來的坑上。300名囚犯參與上營的運行，他們住在毒氣室背後的單獨營房裡。[80]

屠殺過程

在歐洲德占區的其他納粹集中營中，囚犯被用作德國戰時的強迫勞動；而像特雷布林卡、貝烏熱茨和索比堡這樣的滅絕營，唯一的功能就是殺死所有被送到營區的人。為了防止受害者意識到滅絕營的本質，特雷布林卡二號營被偽裝成一座中轉營，用於進一步向東發配；營中有仿造的列車時刻表、大鐘（指針是畫上去的）、各列車目的地站名、[81]售票窗口、以及一塊寫著「上馬伊丹」（Ober Majdan）的站牌——[82]納粹用這個假站名指代特雷布林卡，通常用來矇騙從西歐來的囚犯。馬伊丹是戰前的一處波蘭莊園，距離集中營5公里。[83]

波蘭猶太人

 
在華沙隔都的集合點（英語：Umschlagplatz），猶太人被裝上前往特雷布林卡的火車。攝於1942年
更多資訊：華沙大行動（英語：Grossaktion Warsaw (1942)）

華沙隔都猶太人的大規模流放（英語：Grossaktion Warsaw (1942)）自1942年7月22日開始，第一批向特雷布林卡運送了6千人。滅絕營的毒氣室於次日上午開始運作。[84]接下來的兩個月里，每天有兩列火車將從華沙流放的猶太人運到特雷布林卡。[85]每趟列車上有4千到7千名哭喊著要水的犯人。特雷布林卡車站禁止其他列車停靠。[86]每天的第一班列車在清晨抵達，此前往往經歷過一夜的等待；第二班列車在下午3點左右抵達。[84]所有新來的囚犯被管理站台的特遣隊送到更衣區，然後前往毒氣室。根據德國方面記錄，在1942年8月22日至9月12日期間，有26.5萬華沙隔都猶太人乘貨運列車來到特雷布林卡。黨衛隊旅隊長尤爾根·施特羅普（英語：Jürgen Stroop）遞交的官方報告（英語：Stroop Report）對此有所記錄。[87][88]

波蘭鐵路線的交通異常密集。1941年時，波蘭鐵路網平均每24小時有420列德國軍事列車通過，還要加上境內的其他交通。[89]大屠殺列車在途中常常延誤，一些列車需要經過好幾天才能到達。[90]數百名囚犯在擁擠的列車中死於疲憊、窒息和乾渴。[91]一些極端的情況下，列車中出現了極高的死亡率：比如運送比亞瓦-波德拉斯卡的6千名猶太人到達滅絕營的列車，其路途只有125公里；但當密封的車廂門開啟時，已有多達90%的囚犯喪生。[90]自1942年9月起，波蘭和其他國家的猶太人均會在到站時收到簡短的口頭通知。早先標有目的地的告示牌因為明顯不夠用而被拆走。[92]流放者們被告知他們來到了前去烏克蘭路上的一處中轉點，需要在此洗澡，並將衣物消毒，然後等待新的工作制服和新指令。[73]

外國猶太人和羅姆人

 
標準的大屠殺列車使用德意志國鐵路52型蒸汽機車。

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間，特雷布林卡接收了近2萬名波蘭以外的猶太人。其中有8千名猶太人來自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經泰雷辛施塔特（英語：Theresienstadt）來到滅絕營；納粹和同盟的保加利亞政府達成協議後，有1.1萬餘名猶太人自保加利亞占領的色雷斯、馬其頓和皮羅特來到特雷布林卡。[92]這些人有車票，主要乘坐旅客列車抵達，帶有相當多的行李和飲食。所有的食物都被納粹帶進食物儲藏營房。食品供應包括煙燻羊肉、特產麵包、葡萄酒、奶酪、水果、茶、咖啡、以及糖果。[93]與從附近的隔都用大屠殺列車接送來的波蘭猶太人不同，外國猶太人到達特雷布林卡後會受到一名黨衛隊隊員（奧托·施塔迪（英語：Otto Stadie）或是維利·梅齊希（Willy Mätzig））的熱情歡迎。[92][94]隨後，這些人和其他猶太人一樣被殺害。特雷布林卡主要用來殺害波蘭猶太人；貝烏熱茨用來殺害奧地利和蘇台德地區的猶太人；索比堡用於殺害法國和荷蘭的猶太人。而知名的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則被用來殺害幾乎所有其他歐洲國家的猶太人。[95]

卸下車廂後的機車回到特雷布林卡站或馬烏基尼亞的中轉場，以待下一次裝貨；[90]列車裡的受害者則由「藍色特遣隊」（Kommando Blau）拉到站台上。[73][g]囚犯在混亂與哭喊中被帶入大門，[94]在門後按性別分開，女性被推到左側的更衣房和理髮室，男性則分到右側。所有人被命令把鞋帶綁在一起，然後脫光衣服。有些人留著自己的毛巾。[96]拒絕服從的猶太人會被帶到假診所Lazaret, 隨即在診所背後被槍決。婦女的頭髮會被剃掉，因此她們要比男人花更多的時間準備進入毒氣室。[68]納粹用剪下來的頭髮製作U型潛艇船員的襪子，以及德意志國鐵路列車上的毛氈鞋。[h][100]

在特雷布林卡遇害的絕大多數是猶太人，但也有2千名羅姆人喪命。和猶太人一樣，羅姆人先是被圍捕，再被送往隔都。在1940年1月30日的一場會議上，納粹決定將生活在德國本土上的3萬名羅姆人發配到原波蘭領土上。這些羅姆人大多被送到波蘭總督府的猶太隔都中，如華沙和羅茲的隔都。送到特雷布林卡的羅姆人大多和猶太人一樣被毒氣殺害，有少數被槍殺。隔都中的猶太人大多被送到貝烏熱茨、索比堡、或是特雷布林卡處決；隔都羅姆人則大多被當場射殺。特雷布林卡羅姆人中沒有已知的倖存者或逃亡者。[9]

毒氣室

 
解密後的赫夫勒電報（英語：Höfle Telegram），列出了萊茵哈德行動各滅絕營的接收人數。赫夫勒電報原為一份發向柏林的密電，由萊茵哈德行動副指揮赫爾曼·赫夫勒（英語：Hermann Höfle）於1943年1月15日發出。此文件中，特雷布林卡1942年的接收人數為「71355」，和電報列出的各營接收總人數相矛盾，應為「713555」的謄寫錯誤。

脫光衣服的猶太人被鞭打著趕向毒氣室，遲疑的人會遭到尤其殘忍的對待。特雷布林卡的納粹欺騙受害者去「淋浴」；與之相比，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的做法是告訴犯人他們需要「除虱」。[101]根據一些黨衛隊軍官戰後的證詞，男人總是先被送入毒氣室，而女人和兒童在毒氣室外等著進去。他們在等待時能夠聽到毒氣室內傳來痛苦的聲音，便會意識到自己將面臨什麼，隨即開始恐慌、焦慮、甚至失禁。[102]

據許多倖存者在戰後指證，在1942年至1943年期間，一名被稱做「恐怖伊凡（英語：Ivan the Terrible (Treblinka guard)）」的軍官負責操作特雷布林卡的毒氣室。據稱，當猶太人在毒氣室外等待自己的厄運時，這個恐怖伊凡折磨、毆打、乃至殺害了其中許多人。倖存者目睹伊凡用管子把受害者的頭部打裂、用劍或者刺刀劃開人的身子、把鼻子和耳朵切下來、以及挖出眼珠。[103]一名倖存者作證稱，伊凡曾把一個嬰兒直接在牆上砸死；[104]另一人作證說，伊凡在強姦了一名少女後把她的腹部切開，讓她流血至死。[105]

毒氣區被高大的木柵欄完全封鎖。區內原來有三座內部相連的營房。每座營房8公尺長，4公尺寬、偽裝成洗澡間。營房有雙層牆壁，夾層用壓實的土隔絕。內牆和天花板表面鋪有油紙。地板用和屋頂一樣的鍍錫的金屬板鋪滿。堅實的木門用橡膠隔音，從外側用厚重的門閂固定。[76]

根據施坦格爾的說法，一趟3千人的列車可以在三小時內「處理」完畢。每個14小時工作日可以殺害1.2萬至1.5萬人。[106]隨著新毒氣室建成，殺人程序用時被縮短到一個半小時。[81]殺害囚犯的毒氣來自一台蘇聯紅軍坦克引擎；引擎的廢氣氣經管路引入毒氣室。[i][111]毒氣系統由埃里希·富赫斯（英語：Erich Fuchs）負責安裝。[112][113]產生毒氣用的引擎是黨衛隊在滅絕營建設期間帶進來的，和為滅絕營供電的發電機放在一個房間。[76]排氣管埋在地下，通向全部三個毒氣室，[76]運行時可以看到有煙氣漏出。通入毒氣大約20分鐘後，幾十名特遣隊員將屍體搬出，裝上推車運走。這一殺人系統並不完善，需要付出很大努力；[113]當天晚些時候到達的火車必須在特雷布林卡、馬烏基尼亞、或是武爾卡奧克蘭格里克（英語：Wólka Okrąglik）的車場軌道上等待過夜。[86]

 
謝德爾采隔都（英語：Siedlce Ghetto）遭清洗期間，1萬名猶太人被發配到特雷布林卡。隔都清洗開始於1942年8月23日。[114]

1942年8月至9月間，一座新的用磚石和砂漿修建的大型建築在混凝土地基上建成。修建由T4行動安樂死專家埃爾溫·蘭貝特（英語：Erwin Lambert）指導。新建築有8-10間毒氣室，每間毒氣室8米長、4米寬；建築中央有一條走廊。施坦格爾監督了新毒氣室的建設，還從鄰近的馬烏基尼亞村拆解工廠庫存，提供建築原料。[76]建設期間，每天仍有受害者來到滅絕營，他們被赤身裸體地帶過建築工地，到達原來的毒氣室。[32]新毒氣室在五周的建設後投入使用，毒氣引擎從一台增加到兩台。[80]毒氣室的金屬大門來自比亞韋斯托克附近的蘇聯軍事碉堡，門上有觀察孔，方便在移走屍體前觀察死者。[68][80]據施坦格爾的說法，舊毒氣室可在3小時殺死3千人，[106]而新毒氣室是三座萊茵哈德滅絕營中最高效的，每天最多可以殺掉2.2萬[115]或2.5萬人。[116]格洛博奇尼克曾向黨衛隊消毒處的同僚庫爾特·格施泰因吹噓此事。[117]新毒氣室從未以滿負荷運行，每天殺死的人數平均維持在1.2萬至1.5萬人。[115]

特雷布林卡的殺人過程與奧斯維辛和馬伊達內克相差甚大：奧斯維辛和馬伊達內克使用齊克隆B，即氰化氫氣體；而在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貝烏熱茨，受害者在固定毒氣室中死於引擎廢氣導致的窒息和一氧化碳中毒。而在海烏姆諾滅絕營，受害者被裝入兩輛特殊設計、配有專門設備的特製卡車中。卡車以經過科學計算的速度行駛，從而使車內的猶太人在路途中死亡，而不是到了目的地再讓司機和衛兵處決。奧斯維辛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在參觀特雷布林卡後，認為使用廢氣不如自己滅絕營使用的氰化物。[118]毒氣室在運行12分鐘後會安靜下來，[119]隨後封閉20分鐘（或適當縮短）。[120]根據1943年囚犯起義的中逃亡的倖存者揚凱爾·維爾尼克（英語：Jankiel Wiernik）的說法，由於毒氣室里太過擁擠，房門打開時裡面的屍體是立著或跪著的，而不是躺著的。死去的母親們抱著自己孩子的屍體。[121]曾在特遣隊工作的囚犯後來作證說，當死人被帶出毒氣室時，經常有人咽下最後一口氣。[73]在處理屍體時，一些受害者還有生命跡象，但衛兵通常拒絕作出反應。[120]

焚屍坑

 
特雷布林卡一處焚屍坑舊址上的石制紀念設施。設計成平放的墓碑狀，以黑色玄武岩碎塊用水泥固定而成，象徵燒過的焦炭。坑中的骨灰和沙土混合後撒在2.2公頃範圍內。[14]

1943年4月，德國人發現了1940年卡廷大屠殺中被蘇聯殺害的波蘭人墳墓，隨即意識到了大規模掩埋屍體會帶來的政治風險。1萬名波蘭軍官被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後，儘管遺體已經埋在地下很長時間，但被德國人發現時仍舊保存完好。[122]德國成立了卡廷委員會（英語：Katyn Commission）來證明蘇聯應對屠殺波蘭軍官負全部責任，並通過無線電廣播和新聞影片向盟軍通告這一戰爭罪行。[123]隨後，納粹領導層開始考慮掩蓋自己的罪行，下達密令將埋在地下的屍體挖出來焚燒。希姆萊於1943年2月底（一說3月初）訪問特雷布林卡之後不久，火化工作就開始了。[124]

為了火化屍體，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第3區修建了大型火葬坑。[j]特遣隊不得不挖出滅絕營運作的頭6個月埋葬的屍體，然後在燃燒的柴堆上將新舊受害者屍體一同火化。焚屍坑在滅絕營的火化專家赫貝特·弗洛斯（英語：Herbert Floss）指導下修建。坑上有鐵軌作為格柵；鐵軌固定在混凝土塊上。鐵軌的下面是木柴，上面放置屍體，屍體在淋上汽油之後焚燒。按照揚凱爾·維爾尼克的說法，焚屍的景象令人痛苦，孕婦的肚皮因為羊水沸騰而炸開。[126][127]他寫道：「坑裡發散的熱量使人發瘋」。[127]屍體被焚燒5小時，未將骨頭燒成灰。火化柴堆24小時不間斷運作。完善後的焚屍系統一次可以焚燒1萬到1.2萬具屍體。[93][126]

露天焚燒坑位於新毒氣室的東側，每天早上4點開始[128]補充燃料（視工作量情況，有時會5點後開始），之後差不多每5小時補充一次，直到下午6點。[129]今天的滅絕營紀念館中有一座平放的墓碑狀設施，標示著其中一座焚屍坑。「墓碑」使用熔融的玄武岩建成，基座為混凝土。這座紀念設施是一座衣冠冢；[130]納粹早將坑裡真正的骨灰和沙土混在一起，撒在範圍2.2公頃的土地上。[14]

滅絕營的組織

 
特雷布林卡的骷髏總隊成員。左起：保羅·布雷多（英語：Paul Bredow）、維利·門茨（英語：Willi Mentz）、馬克斯·默勒（英語：Max Möller (SS officer)）、約瑟夫·希爾特賴特（英語：Josef Hirtreiter）

滅絕營的運作人員包括20至25名骷髏總隊隊員，來自德國和奧地利；外加80到120名「看守人」（Wachmänner）衛兵，由黨衛隊在波蘭盧布林附近特拉夫尼基集中營的專門設施中訓練——納粹所有的「看守人」都由特拉夫尼基訓練。衛兵主要為烏克蘭人和來自東方的德意志裔人，[131][132]還有一些曾在紅軍服役的俄羅斯人、韃靼人、摩爾多瓦人、拉脫維亞人、以及中亞人。這些人由特拉夫尼基集中營指揮官卡爾·施特萊貝爾從蘇聯戰俘營中招募。[133][134][k][135]他們的應募有多大程度是出於自願仍有爭議：儘管蘇聯戰俘的關押環境糟糕透頂，戰俘營自1941年9月中旬起陷入饑寒交迫與疾病；但在那之前就已經有蘇聯人開始勾結德國人。[136]

特雷布林卡的工作由猶太囚犯在死亡威脅下完成。猶太人被組織成專門的「特遣隊」。在第2區「下營」的接收區，每個特遣小隊都有一個不同顏色的三角，[129]從而避免新犯人混入特遣隊。其中，「藍色小隊」（Kommando Blau）負責管理鐵路坡道，以及打開車廂門鎖。小隊迎接新來的受害者、拉走在路途中死掉的屍體、移走行李包裹、清理車廂地板。「紅色小隊」（Kommando Rot）是最大的特遣小隊，負責在囚犯們被「處理」後將受害者的行李財物開包分類。[l]分類後的行李由紅色小隊送往庫房。管理庫房的是「黃色小隊」（Kommando Gelb），他們將物品按品質區分，將所有外衣上的猶太星除掉，並取走縫在內襯裡的錢財。[139]行李隨後由「殺菌小隊」（Desinfektionskommando）接手；他們負責為行李殺菌——包括來自女受害者們的成堆頭髮。「金猶太」小隊（Goldjuden）負責收集和清點鈔票，以及為黃金珠寶估值。[78]

另有一個300人的小組，稱作「死亡猶太人」（Totenjuden），在第3區毒氣室對面工作與生活。在滅絕營運行的前6個月，他們負責把屍體從毒氣室搬走埋葬；事前會將屍體的金牙拔掉。1943年初，特雷布林卡開始火化屍體，小隊便開始負責將屍體搬到火化坑、為柴堆補充燃料、用大錘將殘留的骨頭錘爛、收集骨灰以備銷毀。[44]開到特雷布林卡的「流放者」列車平均每列有60節嚴加看管的貨車廂。列車在停車場被分為三組，每組20節。每組車皮在倒進坡道的頭兩個小時處理完畢，然後由特遣隊做好準備交換下一組20節列車。[140]

所有小隊的成員不斷地遭到衛兵的毆打，時常有人被射殺。[141]替代的小隊成員從新來者中選取。[142]滅絕營中還有一些不與流放者接觸的小隊：比如負責砍樹劈柴的「伐木工小隊」（Holzfällerkommando）、以及負責偽裝集中營建築的「偽裝小隊」（Tarnungskommando） 還有一支小隊負責清理公共區域。第1區的「住宅營」大院的營房住有大約700名特遣隊；再加上毒氣室對面居住的300名「死亡猶太人」，各小隊的總人數為1000人左右。[143]

有很多特遣隊員在夜裡上吊自殺。「死亡猶太人」營房每天有15到20人自殺。[144]工作小隊隊員幾乎每隔幾天就會被全部更換一次；先前的隊員會被處死，只有最能適應的隊員會留下。[145]

特雷布林卡囚犯起義

 
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二號營周邊在囚犯起義期間燃燒。營房被人縱火，一個油罐在起火後爆炸，點燃了周圍的建築。弗朗齊歇克·贊貝茨基（英語：Franciszek Ząbecki）秘密拍攝了這張照片。

1943年初，特雷布林卡成立了一個猶太地下抵抗組織，其目的是掌控集中營並逃向自由。[146]實施起義計劃前，抵抗組織做了長期的秘密準備。秘密部隊最早由前波蘭陸軍上尉尤利安·霍蘭日茨基（英語：Julian Chorążycki）醫生組織。根據起義共謀者薩穆埃爾·拉伊茲曼（Samuel Rajzman）的描述，霍蘭日茨基是個高尚的人，對於行動不可或缺。[147]霍蘭日茨基的組織委員會包括澤洛米爾·布洛赫（Zelomir Bloch，領導）、[14]魯道夫·馬薩里克（英語：Rudolf Masarek）、馬爾采利·加萊夫斯基（Marceli Galewski）、薩穆埃爾·拉伊茲曼、[120]、伊連娜·萊夫科夫斯卡醫生（Irena Lewkowska，別稱「Irka」[148]，來自志願幫手的醫務室）、[13]萊昂·哈伯曼（Leon Haberman）、哈伊姆·什塔耶爾（Chaim Sztajer）、[149]赫什勒·斯佩林（Hershl (Henry) Sperling，來自琴斯托霍瓦）等人。[150]霍蘭日茨基曾為德國病人治療；[148]1943年4月19日他在即將被捕時服毒自殺，[120]從而讓德國人無法通過拷問他來發現起義計劃。[151]接任領導的是另一位前波蘭陸軍軍官——貝雷克·拉伊赫（英語：Berek Lajcher）醫生，[m]拉伊赫於5月1日來到滅絕營。他生於琴斯托霍瓦，曾在維什庫夫行醫，1939年被納粹驅逐到文格魯夫。[152]

囚犯起初計劃在1943年6月15日起義，但後來不得不推遲。[153]1943年4月19日，華沙隔都爆發起義。在一列運送起義軍俘虜的列車中，有一名戰士將一顆手榴彈偷偷帶到了特雷布林卡。[154]這枚手榴彈在更衣區引爆，使得黨衛隊和衛兵陷入恐慌。[155]爆炸事件後，特雷布林卡擔心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只接收了約7千名華沙猶太人。[156]其餘4.2萬名華沙猶太人被轉而送往馬伊達內克集中營。[87]滅絕營繼續全速發掘和焚燒以前掩埋的屍體，這一工作直到七月底才完成。[41]隨著工作量開始減少，二號營的密謀者們愈發擔心自己的前景。[18]隨著來到集中營的列車越來越少，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下一個被送進毒氣室的人」。[66][157]

起義日與倖存者

起義發起於1943年8月2日。當天是周一，是毒氣室工作的固定休息日。時值炎夏，一隊德國人與約40名烏克蘭人開車去西布格河游泳。[66]密謀者們使用一把先前複製的鑰匙，悄悄地打開了鐵道旁邊的軍火庫。[120]他們偷走了20到25把步槍、20枚手榴彈、以及幾支手槍。[158]起義者們將武器裝在推車裡，送到礫石場的工作小隊手上。下午3時45分，700名猶太人發動了一場持續30分鐘的叛亂。[18]他們給營房放火，引爆了一個油罐，點燃了周圍的建築。一隊配備武裝的猶太人攻打正門，其他猶太人試圖翻越圍欄。25名德國人和60名烏克蘭「特拉夫尼基人」用機關槍開火，幾乎將起義者屠殺殆盡。拉伊赫與大多數起義者皆被害。約有200名猶太人[17][18]逃出了滅絕營，[n]但納粹開車和騎馬追逐他們，使得逃亡者半數遇害。[120]猶太人沒有切斷電話線，[66]施坦格爾得以從四個不同城鎮叫來數百名德國援軍。[157]援軍趕來時在沿途設置了路障。[18]倖存的逃亡者部分被波蘭家鄉軍游擊隊員送到河對岸，[19]另一些（比如斯佩林）跑了30公里，之後得到了波蘭村民的救助。[66]滅絕營的逃亡者中，已知存活到戰後的約有70名，[20]其中一些人著有特雷布林卡的回憶錄：里哈德·格拉扎爾（英語：Richard Glazar）、希爾·賴赫曼（英語：Chil Rajchman）、揚凱爾·維爾尼克（英語：Jankiel Wiernik）、以及薩穆埃爾·維倫貝格（英語：Samuel Willenberg）。[146]

 
在滅絕營遺址上的鬥爭與殉道博物館，特雷布林卡倖存者薩穆埃爾·維倫貝格（英語：Samuel Willenberg）展示自己繪製的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示意圖。右側為「醫務室」殺人中心。

在火燒滅絕營後逃跑的猶太人中，有兩名同為19歲的囚犯：薩穆埃爾·維倫貝格和卡爾曼·泰格曼（英語：Kalman Taigman）。二人均在1942年來到滅絕營，並在死亡威脅下強迫勞作。泰格曼於2012年去世，[o]維倫貝格逝於2016年。[160]泰格曼講述自己的經歷時稱，「是地獄，完全是地獄。正常人完全無法想像一個活人是怎樣經歷過這一切的——殺手，天生的殺手，不帶一點悔恨就把所有東西都殺了。」[161]戰後，維倫貝格和泰格曼移民以色列，晚年致力於重述特雷布林卡的故事。[p][161][164]逃走的赫什勒·斯佩林與里哈德·格拉扎爾患上了倖存者內疚綜合症，最終自殺。[66]哈伊姆·什塔耶爾起義時34歲，在二號營作為特遣隊員存活了11個月，是協調一號營和二號營起義的關鍵人物。[149]逃出滅絕營後，什塔耶爾在森林中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波蘭解放。戰後他先是移民以色列，然後移居澳大利亞墨爾本。他在晚年根據回憶搭建了特雷布林卡的模型，目前陳列在墨爾本的猶太人大屠殺中心（英語：Jewish Holocaust Museum and Research Centre）。[165]

起義之後

起義發生後，施坦格爾在盧布林會見了萊茵哈德行動的領導——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及督察員克里斯蒂安·維爾特（英語：Christian Wirth）。施坦格爾決定不起草此事的報告，因為沒有本土德國人在鎮壓叛亂時喪命。[166]施坦格爾希望重建滅絕營；但格洛博奇尼克告訴他，特雷布林卡將在不久後關閉，施坦格爾將會被調到的里雅斯特協助鎮壓當地的游擊隊。納粹高層可能認為施坦格爾、格洛博奇尼克、維爾特等與萊茵哈德行動相關的人物掌握了太多的信息，於是將他們送上前線處理掉。[167]德國在波蘭建立的隔都中已經幾乎沒有活著的猶太人，重建滅絕營設施已經沒有多大意義。[168]再加上奧斯維辛已經足以處理納粹剩下的滅絕需求，特雷布林卡就顯得多餘了。[169]

當年八月，滅絕營指揮官由原來的副指揮庫爾特·弗朗茨繼任。弗朗茨在戰後作證稱，他接任的時候已經停止使用毒氣了。[42]但事實上，儘管滅絕營被嚴重破壞，毒氣室仍然完好無損，對波蘭猶太人的屠殺仍在繼續。滅絕營減緩了殺人速度，每次只有十節車廂駛入坡道，其餘的車廂只能等待。[170]特雷布林卡的最後兩列猶太人列車來自比亞韋斯托克隔都，先後於1943年8月18日和19日到達滅絕營實施毒殺。[171]根據列車駛經特雷布林卡村時的觀察，波蘭家鄉軍信息辦在一份公報上發布了這兩列列車的車廂數目：18日的列車有37節，19日則有39節車廂，合計76節車廂。[170][172]19日到達特雷布林卡的39節車廂中，有至少7600名比亞韋斯托克隔都起義（英語：Białystok Ghetto Uprising）的倖存者。[166]

1943年10月19日，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發函終止了萊茵哈德行動。第二天，一大批在前幾周內致力於拆除集中營建築的猶太工人被裝上火車，經謝德爾采和海烏姆運往索比堡，於10月20日被毒氣殺害。[81]同年11月，弗朗茨跟隨格洛博奇尼克和施坦格爾前往的里雅斯特。營地的清理行動持續了整個冬天。作為行動的一部分，剩下的猶太人特遣隊隊員將毒氣室一磚一瓦地拆除，隨後用拆下來的磚塊在滅絕營的麵包房原址建起一間農舍。1944年1月5日，格洛博奇尼克在從的里雅斯特寄給希姆萊的一封信中確認，農舍是用來讓納粹烏克蘭特工藏在幕後的秘密哨所。[170]格洛博奇尼克寫道，出於「監視原因」，一個名叫奧斯瓦爾德·施特萊貝爾（Oswald Strebel）的德意志裔烏克蘭志願幫手獲准將家人從烏克蘭接到農舍。施特萊貝爾曾在特雷布林卡二號營擔任衛兵。[172]他被指示告知來訪者，自己在當地種地已經幾十年了；但當地的波蘭人很清楚滅絕營的存在。[173]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行動指揮

伊爾姆弗里德·埃貝爾

 
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首任指揮官伊爾姆弗里德·埃貝爾（英語：Irmfried Eberl），被斷定為運轉營地無能，因而撤職。

1942年7月11日，黨衛隊二級突擊隊中隊長伊爾姆弗里德·埃貝爾（英語：Irmfried Eberl）被任命為二號營的首任指揮。埃貝爾曾在貝恩堡安樂死中心（英語：Bernburg Euthanasia Centre）任精神科醫師，是二戰期間唯一一位指揮過滅絕營的主治醫師。[91]有人認為，此人糟糕的組織能力使得特雷布林卡的運轉極度惡化；另一些人指出，湧入特雷布林卡的火車數量之多，反映納粹高層對滅絕營「處理」囚犯的能力預期太過不切實際。[174]早期的毒氣設施常常因過度使用而故障，迫使黨衛隊槍殺這些擠到窒息的猶太人。工人來不及掩埋死人，埋屍的萬人塚也被填到滿出來。[92]根據埃貝爾的同事，黨衛隊三級小隊副漢斯·興斯特（英語：Hans Hingst）的證詞，埃貝爾的自負和權力欲超出了他的能力：「到站的運輸車實在太多，再也無法處理卸車和毒氣處決的工作。」[91][174]在開往特雷布林卡的大屠殺列車上，許多鎖在車廂里的猶太人猜到了他們即將面臨的事情。屍體腐爛的惡臭在10公里外都能聞到。[16]

猶太證人奧斯卡·貝爾格（Oskar Berger）是1943年起義的約100名脫逃者之一。他如此描述自己1942年8月到達時的滅絕營狀況：

我們下車時注意到一幅令人驚愕的景象：幾百具屍體丟得到處都是。成堆的包裹、衣服、行李箱，一切都亂七八糟。德國和烏克蘭的黨衛隊員站在角落，胡亂向人群開槍。[175]

1942年8月26日，格洛博奇尼克、克里斯蒂安·維爾特與尤澤夫·奧伯豪澤爾（英語：Josef Oberhauser）（維爾特在貝烏熱茨的副官）突擊訪問特雷布林卡。埃貝爾被當場撤職，[176]理由包括對上萬具屍體的處置不稱職、殺人方法效率底下、未能妥善隱瞞大屠殺。埃貝爾被調到柏林，離希特勒總理府（英語：Hitler's Chancellery）的行動總部更近，[177]總部的猶太人大屠殺主策劃——海因里希·希姆萊——不久前加快了行動的進度。[16][178]格洛博奇尼克任命維爾特暫時留在特雷布林卡，幫助清理營地。[177]1942年8月28日，格洛博奇尼克暫停了驅逐工作。至於滅絕營指揮埃貝爾的繼任者，格洛博奇尼克選擇了索比堡滅絕營的指揮官——弗朗茨·施坦格爾。施坦格爾因管理有方、充分理解計劃目標而名聲在外，格洛博奇尼克相信他能夠恢復營地控制。[177]

弗朗茨·施坦格爾

 
弗朗茨·施坦格爾，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第二任指揮官，也是任職最長的一任。

施坦格爾於1942年8月底到達特雷布林卡，9月1日接替埃貝爾的職位。多年後，施坦格爾在1971年接受基塔·瑟倫利採訪時如此描述他到場後最先看到的景象：

這條路沿著鐵路而行。當我們離特雷布林卡還有十五到二十分鐘的車程時，我們開始在沿途看到死屍。一開始只是兩三具，然後越來越多。等到我們開進特雷布林卡車站，那裡看起來得有幾百具死屍——就只是放在那——顯然在那已經放了好些天了，而且還是大熱天。車站裡有一列滿是猶太人的火車，有些死掉了，有些還活著……那列火車看起來也一樣在那待了好幾天了。[179]

施坦格爾整頓了營地，運送華沙猶太人和拉多姆猶太人（英語：Radom Ghetto）的列車於9月3日起再次開始陸續抵達。[92]根據以色列歷史學家伊扎克·阿拉德的說法，施坦格爾希望營區更加令人賞心悅目，因此他下令在「住宅營」大院裡鋪設道路。「賽德爾街」兩旁和黨衛隊生活區周圍種上了鮮花。[180]施坦格爾還命令黨衛隊用一段由猶太工人翻譯的口頭通知迎接引來的犯人。[177]流放者被告知他們來到了去往烏克蘭路上的一個中轉點。[73]為了欺騙猶太人，幾個穿著白大褂的德國人會回答猶太人的一些問題。[181]施坦格爾不時會穿上白色制服，帶上一條鞭子，因此被囚犯稱做「白色死神」。儘管對滅絕營的運作直接負責，施坦格爾在自己的證詞中說他會儘可能地限制自己與猶太犯人的接觸。他聲稱自己很少干涉滅絕營里的下屬犯下的殘酷行徑。[182]他說，自己對於殺戮愈發麻木不仁；他的眼裡囚犯已不再是人，而是必須銷毀的「貨物」。[180]

《特雷布林卡之歌》

根據戰後的證詞，在運輸暫時停止期間，時任滅絕營副指揮庫爾特·弗朗茨填了一首歌詞，來頌揚特雷布林卡滅絕營。這些歌詞實際上是囚犯瓦爾特·希爾施（Walter Hirsch）寫的。曲調來自弗朗茨在布痕瓦爾德記住的一些調調。曲子為D大調上拍。特遣隊的猶太勞工被要求學唱這首歌，[183]且必須在到達滅絕營的當天晚上學會。[184][185]黨衛隊三級小隊副弗朗茨·祖霍梅爾（英語：Franz Suchomel）回憶的歌詞如下：「我們只聽指揮官的話，/我們只知服從和義務。/我們只想工作、工作，/直到有一天有一點點運氣向我們招手。萬歲！」[186]

 
庫爾特·弗朗茨，埃貝爾何施坦格爾手下的副指揮，後成為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末任指揮官。

在納粹的脅迫下，滅絕營中集合了一支樂團，由戰前華沙的著名音樂家（英語：Polish culture in the Interbellum）亞圖爾·戈爾德（英語：Artur Gold）領銜。他指揮滅絕營的10人管弦樂團，並將《特雷布林卡之歌》改編為供樂團演奏的版本。戈爾德於1942年到達特雷布林卡，被納粹命令在「住宅營」的黨衛隊食堂演奏音樂。他在1943年8月的起義中喪生。[187]

庫爾特·弗朗茨

1943年8月，特雷布林卡發生起義；兩個月後，萊茵哈德行動終止。施坦格爾隨後與格洛博奇尼克前往的里雅斯特，增援義大利北部的黨衛隊。[188]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最後一任指揮為庫爾特·弗朗茨，因為「稚氣的長相」被囚犯們稱做「娃娃」（波蘭語：Lalka）。[189]根據倖存者的證詞，弗朗茨會因為輕微的違紀而槍殺囚犯，將囚犯毆打至死，或是讓他的狗Barry把囚犯扯成碎片。[190]他掌管特雷布林卡直至1943年11月。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特雷布林卡二號營周邊的清理工作由附近一號營「勞動營」的犯人完成。弗朗茨的副手是黨衛隊一級小隊長弗里茨·屈特納（英語：Fritz Küttner）。屈特納維繫著一個特遣隊告密者網絡，還親自參與殺人。[191]

庫爾特·弗朗茨違背了不得在特雷布林卡內部拍照的命令，保存了一本名為《美好時光》（德語：Schöne Zeiten）的相冊。這本相冊是一本難得的圖像資料，展現了機械化的萬人坑挖掘、馬烏基尼亞的磚瓦建築、以及特雷布林卡的動物園等等。弗朗茨十分謹慎，沒有拍攝毒氣室。[191]

按照特奧多爾·范奧伊彭的命令，特雷布林卡一號營的礫石場全負荷運作到1944年7月；新的勞力由區長官恩斯特·格拉姆斯（Ernst Gramss）從索科武夫送來。[192]大規模射殺一直持續到1944年。[170]隨著蘇聯部隊逼近，最後300到700名銷毀罪證的特遣隊被「特拉夫尼基人」在1944年7月底處決；此時滅絕營已經正式關閉很長時間了。[193][41]施特萊貝爾——被安排在二號營麵包房舊址上農舍里的那個德意志裔人——把那間用毒氣室的磚修建的農舍放火燒毀，來躲避抓捕。[170]

蘇軍抵達

1944年7月底，蘇聯部隊開始從東面逼近。德國人撤離時已經毀壞了種族滅絕的大多數直接證據，燒毀了周圍的村莊，包括波尼亞托沃（英語：Poniatowo, Ostrów Mazowiecka County）、普羅斯滕（英語：Prostyń）、格蘭德（英語：Grądy, Gmina Małkinia Górna）的761座建築。許多家庭遇害，[194]曾為黨衛隊提供糧食的農田被燒毀。[195]1944年8月19日，德軍將普羅斯滕教堂及其鐘樓炸毀，拆除了地區內最後一處抵禦紅軍的據點。[196]蘇聯軍於8月16日進入特雷布林卡。此時的滅絕營區已被夷平，地被翻過，種上了羽扇豆。[41][42]到訪的蘇聯戰地記者瓦西里·格羅斯曼寫道：「剩下的是泥土裡的小塊骨頭、人的牙齒、紙屑和布片、碎盤子、罐子、修面刷、生鏽的鍋碗瓢盆、大大小小的杯子、被打爛的鞋子、成塊的人頭髮。」[197]通向營區的道路是瀝青黑色。直到1944年中期，滅絕營剩下的囚犯定期將人骨灰沿著前往一號營的方向播撒2公里，每天多達20推車。[198]戰後，赤貧而飢餓的當地人開始沿著這條他們口中的「黑路」邊走邊找融化過的金粒，好拿來買麵包。[199]

早期的保護嘗試

蘇聯推舉的新政府沒有保存滅絕營的證據。二戰結束時，滅絕營現場沒有得到法規保護。1947年9月，當地學校教師費利克斯·什圖羅（Feliks Szturo）、神父尤澤夫·魯欽斯基（Józef Ruciński）、以及學校的30名學生一同將大塊的骨頭碎片收集到農用的柳條筐里，然後一同埋在一個土墩下面。同年，第一個特雷布林卡紀念委員會——「特雷布林卡死難者紀念委員會」（Komitet Uczczenia Ofiar Treblinki）——在華沙成立，並發起了紀念設施設計比賽。[200]

 
特雷布林卡的紀念設施，攝於2005年

然而設計比賽和紀念設施均未得到親史達林官員的撥款，委員會在1948年解散；此時許多倖存者已經離開波蘭。1949年，波德拉謝地區索科武夫保護了營地舊址，建起了新的圍欄和大門。一支毫無考古經驗的工作組被派去美化景觀。1958年，史達林主義時期結束，華沙省議會宣布特雷布林卡為殉難紀念地點。[c]接下來的4年裡，有關部門從周圍村莊買下了127公頃曾是營地組成部分的土地。這些土地分屬於192名農民，來自周圍的普羅斯滕、格蘭德、武爾卡奧克蘭格里克、以及新馬里舍瓦（英語：Nowa Maliszewa）等地。[202]

建設紀念設施

1958年4月21日，一座8米高的紀念碑在毒氣室原址奠基。紀念碑由雕塑家弗朗齊謝克·杜申科（英語：Franciszek Duszeńko）設計，代表了1960年代流行於全歐洲的大型先鋒派造型藝術的趨勢。紀念碑是一座從中間裂開的花崗岩塔，塔頂的蘑菇狀石塊刻有抽象浮雕和猶太符號。[203]1964年5月10日，官方舉行儀式，宣布特雷布林卡為國家殉難紀念設施。3萬人參加了儀式。[q][22]紀念碑由時任波蘭眾議院議長（英語：Marshal of the Sejm）澤農·克利什科（英語：Zenon Kliszko）揭幕，出席的有來自以色列、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特雷布林卡起義倖存者。營區看護人的住房於1960年在附近建立。[r]隨著1989年波蘭共產主義政權下台，房間在看護人退休後改為展覽空間，於2006年開放。房屋後來擴建為謝德爾采地區博物館的分館。[205][57]

死亡統計

 
德占波蘭大屠殺列車的貨廂（Güterwagen），平均每節裝有100名受害者。

特雷布林卡的受害者人數有多種不同的估計，大多數學者的估計是70萬到90萬人。[7][8]也就是說，特雷布林卡是殺死猶太人第二多的滅絕營，僅次於奧斯維辛。[10]波蘭特雷布林卡博物館聲稱，至少有80萬人死在特雷布林卡；[8]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給出的死亡數字為87萬人；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給出的死亡數字為87萬至92.5萬人之間。[41]

最早的估計

最早對特雷布林卡遇難者人數的估計來自蘇聯戰地記者瓦西里·格羅斯曼。隨著蘇聯部隊穿過波蘭向西進軍，格羅斯曼於1944年7月到訪特雷布林卡。他的文章《名為特雷布林卡的地獄》發表在蘇聯文學月刊《旗幟（英語：Znamya）》1944年11月號上。[206]在文中，格羅斯曼聲稱有300萬人在特雷布林卡被殺害。格羅斯曼可能沒有意識到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站台較短，大大減少了一次可以卸貨的車廂數量；[207]他也有可能順應了蘇聯出於宣傳目的誇大納粹罪行的趨勢。[8]1947年，波蘭歷史學家茲齊斯瓦夫·武卡什凱維奇（英語：Zdzisław Łukaszkiewicz）估計死亡人數為78萬人。[8][208]這一估計的依據是公認的列車數記錄——156趟車，按照平均每趟運輸5千人記算。[209]

法庭證據和陳述

1960年代在杜塞道夫舉行的特雷布林卡審判中，西德給出了兩個版本的官方估計。1965年審判庫爾特·弗朗茨時，杜塞道夫巡迴法庭依據慕尼黑當代史研究院（英語：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Munich)）院長赫爾穆特·克勞斯尼克（英語：Helmut Krausnick）博士的報告，論斷至少有70萬人在特雷布林卡被殺害。[125]該法庭在1969年審判弗朗茨·施坦格爾時，依照沃爾夫岡·舍夫勒（英語：Wolfgang Scheffler (historian)）博士的新證據，將遇難者人數的估計修正為至少90萬人。[210][8]

弗朗齊歇克·贊貝茨基（英語：Franciszek Ząbecki）是杜塞道夫1965年、1966年、1968年和1970年審判中檢方的重要證人。1941年5月22日起，贊貝茨基受僱於德意志國鐵，在特雷布林卡村擔任鐵路交通管制員。[211]他的著作《新舊回憶》於1977年出版。[212]在書中，他根據自己的記錄，估計至少有120萬人死在了特雷布林卡。[210][213]他的估計基於1942年華沙大行動中列車的最大運力，而不是年平均運載能力。[214]他手頭的德國原始運貨單（英語：waybill）沒有列出犯人的數量。[215]贊貝茨基在戰前是波蘭鐵路的職工；他是少有的幾個目睹了大多數進入滅絕營的列車的非德裔證人之一。當首列來自華沙的大屠殺列車抵達時，他就在特雷布林卡車站。[213]作為波蘭抵抗運動（英語：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orld War II）主體——波蘭家鄉軍的一員，贊貝茨基每天都會記下滅絕營的運輸狀況。1943年8月的起義期間，他還偷拍了特雷布林卡二號營周邊燃燒起來的照片。1943年10月20日，贊貝茨基見證了最後一列5節密封貨車將特遣隊員送往索比堡。[216]2013年，弗朗齊歇克的兒子彼得·贊貝茨基（Piotr Ząbecki）在《謝德爾采生活》（波蘭語：Życie Siedleckie）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父親的文章，將父親估計的數字修正為129.7萬。[217]死亡人數統計主要依據贊貝茨基每天記錄的滅絕營運輸情況，以及從各隔都發配到特雷布林卡的人口資料。[8]

以色列歷史學家伊扎克·阿拉德在1987年的著作《貝烏熱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萊茵哈德行動滅絕營》中給出了自己的統計：1942年7月至1943年4月間，至少76.3萬人在特雷布林卡被殺害。[218]後來有相當多的其他估計數據出現（見下文）。

赫夫勒電報

一項新的信息來源於2001年出現。赫夫勒電報（英語：Höfle Telegram）是萊茵哈德行動副指揮赫爾曼·赫夫勒（英語：Hermann Höfle）1943年1月15日發往柏林的一份密電，其中詳細列出了當時德意志國鐵向各個萊茵哈德行動滅絕營運送的猶太人數。電報是在英國的解密文檔中發現的。電文表明，按照德國運輸部門的官方統計，1942年有713,555名猶太人被送到特雷布林卡。[219]根據波蘭家鄉軍的公報，實際的死亡人數可能更高。[s][170]在赫夫勒電報的基礎上，歷史學家亞采克·安傑伊·姆維納爾奇克（Jacek Andrzej Młynarczyk）加上了1943年發配到特雷布林卡的67,308人（來自其他的德國證據，日期不詳），得出德意志國鐵官方的統計數字為780,863人。[221]

死亡人數估算一覽

估計數據 來源 備註 年份 出處作品[8]
至少700,000 赫爾穆特·克勞斯尼克 西德最早的估算；用於庫爾特·弗朗茨的審判 1965 [222]
至少700,000 亞達貝爾特·呂克爾（Adalbert Rückerl） 路德維希堡的納粹罪行調查總會會長[223] N/A
至少700,000 若瑟夫·比利格（Joseph Billig） 法國歷史學家 1973
700,000–800,000 切斯瓦夫·馬達伊奇克（英語：Czesław Madajczyk） 波蘭歷史學家 1970
700,000–900,000 羅賓·奧尼爾（Robin O'Neil） 出自《貝烏熱茨：種族滅絕的踏腳石；希特勒對猶太問題的答案》（Belzec: Stepping Stone to Genocide; Hitler's answer to the Jewish Question），由JewishGen Yizkor Books Project 出版 2008 [222]
713,555 赫夫勒電報（英語：Höfle Telegram） 發現於2001年；截至1942年底的納粹官方統計 1942 [219]
至少750,000 麥可·貝倫鮑姆（英語：Michael Berenbaum） 出自他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的「特雷布林卡」條目 2012 《大英百科全書》[10]
至少750,000 勞爾·希爾伯格（英語：Raul Hilberg） 美國猶太人大屠殺歷史學家 1985 《歐洲猶太人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
780,000 茲齊斯瓦夫·武卡什凱維奇（英語：Zdzisław Łukaszkiewicz） 波蘭歷史學家的最早估計，按照156次運輸，每次5,000人計算。發表在自傳《特雷布林卡滅絕營》（Obóz zagłady w Treblince）中 1947
780,863 亞采克·安傑伊·姆維納爾奇克 由提摩希·D·史奈德引用；結合了赫夫勒電報與德國1943年的證據（證據具體日期不詳） 2004 [224]
至少800,000 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博物館 基於弗朗齊歇克·贊貝茨基的證據和來自隔都的證據 N/A
850,000 伊扎克·阿拉德 以色列歷史學家，估計僅在1942年7月至1943年4月間就有763,000人死亡[218] 1983 《特雷布林卡：地獄與反抗》（Treblinka, Hell and Revolt）[225]
至少850,000 馬丁·吉爾伯特（英語：Martin Gilbert） 英國歷史學家 1993
870,000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紀念館展覽 N/A [226]
870,000 至 925,000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來自《特雷布林卡：年表》一文；排除了一號營中因強迫勞動而死的人數 N/A [92]
876,000 西蒙·維森塔爾中心 猶太人受害者中，738,000人來自波蘭總督府；107,000人來自比亞韋斯托克；29,000人來自歐洲其他地區。另有2,000名羅姆人 N/A [227]
至少900,000 沃爾夫岡·舍夫勒（英語：Wolfgang Scheffler (historian)） 西德第二版官方統計；用於弗朗茨·施坦格爾的審判 1970
912,000 曼夫雷德·布爾巴（Manfred Burba） 德國歷史學家 2000
至少1,200,000 弗朗齊歇克·贊貝茨基（英語：Franciszek Ząbecki） 波蘭目擊證人 1977 《新舊回憶》（Old and New Memories）
1,297,000 彼得·贊貝茨基 弗朗齊歇克·贊貝茨基的兒子彼得修正的數據 2013 《他是個謙虛的人》（He was a humble man）[217]
1,582,000 理夏德·恰爾科夫斯基（Ryszard Czarkowski） 波蘭歷史學家 1989
3,000,000 瓦西里·格羅斯曼 蘇聯記者 1946 《名為特雷布林卡的地獄》
  • 表中未標明來源的數據均出自《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Dam im imię na wieki）第114頁。[8]

特雷布林卡審判

更多資訊：特雷布林卡審判（英語：Treblinka trials）
 
納粹獵手西蒙·維森塔爾，攝於1982年。維森塔爾曾負責追蹤身在巴西的弗朗茨·施坦格爾。

針對特雷布林卡戰爭罪行的首場正式審判於1964年10月12日至1965年8月24日間在杜塞道夫舉行。先前，尤澤夫·希爾特賴特曾在1951年受審，但審訊的是與他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經歷無關的戰爭罪行。[t][229]審判推遲是因為隨著冷戰開始，美蘇兩國對檢舉德國戰爭罪行失去了興趣。[230]德國檔案記錄的超過9萬名納粹戰犯中，許多人在西德總理阿登納的手下擔任要職。[231][232]1964年與1965年，11名黨衛隊集中營人員被西德告上法庭，[233]其中包括指揮官庫爾特·弗朗茨。弗朗茨和阿圖爾·馬特斯（英語：Heinrich Matthes）（滅絕營）、維利·門茨和奧古斯特·米耶特（營內的假診所）被判終身監禁。其他人的刑期為：古斯塔夫·明茨貝格爾（英語：Gustav Münzberger）（毒氣室）12年；弗朗茨·祖霍梅爾（收集黃金與錢財）7年；奧托·施塔迪（英語：Otto Stadie）（運轉）6年；埃爾溫·蘭貝特（毒氣室）4年；阿爾貝特·魯姆（Albert Rum，滅絕營）3年。奧托·霍恩（Otto Horn，屍體工作）被判無罪。[234][235]

1951年，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的第二任指揮官弗朗茨·施坦格爾從奧地利逃往巴西，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同前往。施坦格爾在聖保羅的一家福斯汽車工廠找到了工作。[236]奧地利當局了解他在猶太人大屠殺中的角色，但直到1961年奧地利才發出對他的逮捕令。[231]施坦格爾在奧地利駐巴西領事館登記的是他的本名。[236]過了六年，納粹獵手西蒙·維森塔爾才追蹤到他並促成對他的逮捕。施坦格爾被從巴西引渡到西德，為造成約90萬人死亡而受審。他承認了殺戮行為，但抗辯道：「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職責。」施坦格爾於1970年10月22日被判終身監禁。1971年7月28日，他在杜塞道夫的監獄因心力衰竭死亡。[235]

物質收益

黨衛隊的高級成員曾大規模地偷取從毒氣受害者手上收集的財物。這是各地集中營高層的普遍做法；馬伊達內克集中營有兩任指揮官（卡爾-奧托·科赫與赫爾曼·弗洛爾斯泰特（英語：Hermann Florstedt））因觸犯相關規定在1945年4月被黨衛隊審判並處決。[237]當高等級軍官回家時，有時會向克林茨曼和埃梅里希請求一列私人機車，[u]好將他們的私人「禮物」從特雷布林卡站運到馬烏基尼亞轉車。然後，這些官員就可以開車駛出滅絕營，身上不會有任何罪證。在此之後，他們會到馬烏基尼亞運走自己的貨物。[238][v]

納粹德國從集中營獲得的物質收益總數不詳；唯一明確的是1942年8月22日至9月21日期間，各地發送並登記了243節貨車的物資。[238]1943年12月15日，格洛博奇尼克向萊茵哈德行動總部遞交了一份書面帳單。帳單表明，黨衛隊獲利178,745,960.59帝國馬克：包括2,909.68千克黃金、18,733.69千克白銀、1,514千克白金、249,177.50美元、[238]130顆單體鑽石、2,511.87克拉圓鑽（英語：Brilliant (diamond cut)）、13,458.62克拉鑽石、114千克珍珠。格洛博奇尼克偷走的贓物數量不明；祖霍梅爾在法庭上聲稱曾在一個箱子裡為他裝了100萬馬克。[200]

考古研究

出於尊重逝者的考慮，波蘭當局和當地猶太教領袖均禁止對滅絕營遺蹟進行考古發掘。對特雷布林卡的有限度考古研究直到2010年才首次獲得批准。獲得批准的是一支來自英國史丹福郡大學的團隊：他們使用非侵入技術和光學雷達遙感技術實施探測。用透地雷達分析遺址的土壤電阻率。[240]團隊發現了看上去屬於建築的特徵，其中兩處被認為是毒氣室遺蹟。他們獲准繼續研究。[241]

這支考古隊新發現了三個萬人坑。出於對受害者的尊重，坑中的遺體被遷葬。在第二次發掘中，他們發現了兩塊黃色地磚，上面印有類似大衛之星的穿孔六角星徽；還發現了一堵牆的地基。瓷磚的星徽很快被確定為一家波蘭瓷磚廠——傑武斯基與朗格瓷磚廠（Dziewulski i Lange – D✡L ）——的商標。[w]瓷磚廠於1886年由揚·傑武斯基（Jan Dziewulski）、約瑟夫·朗格（Józef Lange）與瓦迪斯瓦夫·朗格兄弟（Władysław Lange）創立，戰後被共產主義政權國有化並更名，成為今天的奧波奇諾股份公司（英語：Opoczno S.A.）的前身。[243][244]法醫考古學家卡羅琳·斯特迪·科爾斯（英語：Caroline Sturdy Colls）解釋稱，這批新證據十分重要：特雷布林卡的第二批毒氣室位於營區唯一的磚石建築中，科爾斯聲稱這些瓷磚提供了磚石建築存在的首批物證。揚凱爾·維爾尼克在他關於滅絕營生活的回憶錄中稱，毒氣室中的地板（他參與了建造）是用類似的瓷磚修建的。[245]特雷布林卡的考古發現後來成為了史密森尼頻道（英語：Smithsonian Channel）2014年的一部記錄片的主題。[246]進一步的法醫工作正在計劃中。[247]

生者之旅

在一年一度的生者之旅（英語：March of the Living）教育活動期間，特雷布林卡博物館每天接待的遊客數達到峰值。該活動將世界各地的年輕人聚集到波蘭，探索猶太人大屠殺的遺蹟。參觀者的主要目的地是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而在那之前會先行參觀特雷布林卡。2009年，以色列教育部長埃利·沙伊什（Eli Shaish）帶領300名以色列學生參加了儀式。[248]總共有4,000名國際學生參觀了特雷布林卡。[249]2013年，3,571名學生在奧斯維辛的紀念儀式之前參觀了特雷布林卡。2014年則有1,500名外國學生到訪。[250]

萊茵哈德行動領導層與特雷布林卡指揮官

更多資訊：特雷布林卡滅絕營責任人列表（英語：List of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Treblinka extermination camp）
姓名 軍階 作用與備註 引用
萊茵哈德行動領袖      
  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 黨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上尉）、時任黨衛隊盧布林警察長 萊茵哈德行動領袖 [163][251]
  赫爾曼·赫夫勒（英語：Hermann Höfle） 黨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上尉） 萊茵哈德行動協調人 [252]
  克里斯蒂安·維爾特（英語：Christian Wirth） 黨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 （上尉） 萊茵哈德行動督察員 [253]
  里夏德·托馬拉（英語：Richard Thomalla） 黨衛隊二級突擊隊中隊長（中尉） 萊茵哈德行動期間滅絕營建設的領導 [163][253]
  埃爾溫·蘭貝特（英語：Erwin Lambert） 黨衛隊三級小隊副（下士） 萊茵哈德行動中大型毒氣室的建設指揮 [235][254]
特雷布林卡指揮官      
 特奧多爾·范奧伊彭（英語：Theodor van Eupen） 黨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少校），特雷布林卡一號營「勞動營」指揮官（1941年11月15日—1944年7月營區清理時） 強迫勞動營指揮官 [255]
  伊爾姆弗里德·埃貝爾（英語：Irmfried Eberl） 黨衛隊二級突擊隊中隊長（中尉），特雷布林卡二號營指揮官（1942年7月11日—1942年8月26日） 因管理無能被調往柏林 [163]
  弗朗茨·施坦格爾 黨衛隊二級突擊隊中隊長（中尉），特雷布林卡二號營第二任指揮官（1942年9月1日—1943年8月） 從索比堡集中營調任 [163]
  庫爾特·弗朗茨 黨衛隊三級突擊隊中隊長（少尉），特雷布林卡二號營末任指揮官（1943年8月指揮毒殺—1943年11月） 原為滅絕營副指揮，滅絕營起義後於1943年8月提拔 [163][235]
副指揮官      
  卡爾·珀青格（英語：Karl Pötzinger） 黨衛隊二級小隊長（上士），特雷布林卡二號營副指揮 領導焚屍 [77]
  海因里希·馬特斯（英語：Heinrich Matthes） 黨衛隊三級小隊長（中士），副指揮 滅絕區的長官 [235][256][257]

腳註

註解

  1. ^ 伊扎克·阿拉德的著作將其記作雅各·維爾尼克[4]
  2. ^ 在文獻中「特雷布林卡」一詞既可指德國建立的一座強迫勞動營（特雷布林卡一號營），也可指一座滅絕營（特雷布林卡二號營）；在絕大多數場合中指的是二號營（滅絕營）。
  3. ^ 3.0 3.1 「殉難紀念地點」是從波蘭的流行詞「Miejsce Martyrologii Żydów」借譯而來，由波蘭眾議院1947年7月2日在華沙頒布的法案提出。[201]
  4. ^ 行動得名於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副手，黨衛隊國家安全部的前任領導。1942年5月27日，海德里希在捷克抵抗組織的襲擊中受傷，幾天後死在捷克一家醫院裡。[26]
  5. ^ 萊茵哈德行動的三座滅絕營——貝烏熱茨、索比堡、以及特雷布林卡——均坐落在波蘭總督府郊野叢林裡的設施中，不僅便於藏匿滅絕營的存在，還可以讓人把營地誤認為只是進一步向東發配的中轉站。[45]
  6. ^ 揚凱爾·維爾尼克在自己的書中將接收區稱作第1區，毒氣室區（他曾工作的地點）稱作第2區。[58]
  7. ^ 「藍色特遣隊」是滅絕營中被強制任命協助德國人的猶太勞工隊之一。
  8. ^ 德意志國鐵路（Deutsche Reichsbahn）[97]又作「德意志帝國鐵路」，[98][99]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德意志帝國各州的鐵路組成的德國國家鐵路。
  9. ^ 與實際的毒氣發動機有較豐富經驗的證人基本同意該引擎是汽油機，而對引擎只有道聽途說了解的大多把它認做柴油機。[107]
    近來依據新開放檔案的研究顯示，特雷布林卡、貝烏熱茨和索比堡使用的是汽油機，而非柴油機。這一結論得到直接目擊證據的支持。[108]
    毒氣管路的出口被偽裝成天花板上的淋浴蓮蓬頭，從而營造淋浴間的假象。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使用了同樣的毒氣系統，用重型汽油機產生一氧化碳。[109][110]
  10. ^ 根據杜塞道夫的《第一次特雷布林卡審判》判決，[125]在案件的主要訴訟程序中，火葬坑的數量無法準確確定。
  11. ^ 具體人員構成可參見已知的志願幫手列表。
  12. ^ 納粹用「處理」（德語：durchgeschleust）一詞來指代消滅東方地區的猶太人。這一用法最早見於《科赫爾報告》。[137]納粹先前把處死猶太人稱做「特別待遇」（德語：Sonderbehandlung），源自萊茵哈德·海德里希1939年9月20日發給蓋世太保的電報。科赫爾在海因里希·希姆萊的要求下更改了這一舊有稱呼。[138]
  13. ^ 倖存者在回憶時將他記成「萊歇醫生」（Dr. Lecher）[120]或是「萊歇特醫生」（Dr. Leichert）。[146]
  14. ^ 波蘭歷史學家和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博物館普遍接受200人的數字，而《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稱有300人逃出。[92]
  15. ^ 泰格曼於2012年7月27日去世後，[159]，維倫貝格成為了特雷布林卡最後的倖存者。[20]
  16. ^ 索比堡兩個月後也發生了起義；[162]1944年10月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爆發起義。[163]
  17. ^ 「紀念碑的官方揭幕儀式於1964年5月10日舉辦。在儀式上，這裡被命名為『鬥爭與殉難公墓』。3萬人參加了儀式。……」（原文："Oficjalne odsłonięcie pomnika odbyło się 10 maja 1964 r. Przyjęto wtedy nazwę tego miejsca – 'Mauzoleum Walki i Męczeństwa w Treblince'. W wydarzeniu tym uczestniczyło ok. 30 tys. osób. ..."Odsłonięcia dokonał wicemarszałek Sejmu PRL – Zenon Kliszko（英語：Zenon Kliszko）. Wśród zebranych byli więźniowie Treblinki II: Jankiel Wiernik（英語：Jankiel Wiernik） z Izraela, Richard Glazar（英語：Richard Glazar） z Czechosłowacji, Berl Duszkiewicz z Francji i Zenon Gołaszewski z Polski."[22]
  18. ^ 擔任營區看護人和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博物館首任館長的是塔德烏什·基雷盧克（Tadeusz Kiryluk），原本來自武爾卡奧克蘭格里克。[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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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魯道夫·埃梅里希（Rudolf Emmerich）維利·克林茨曼（Willi Klinzman）是毒氣室投入使用後派駐到特雷布林卡的兩名德國鐵路工。他們的具體職責是指揮 大屠殺列車開向滅絕營。[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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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維基語錄上的特雷布林卡滅絕營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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