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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

洛特雷阿蒙伯爵（法語：Comte de Lautréamont，法語發音：[lotʁeamɔ̃]；1846年4月4日—1870年11月24日），原名伊西多爾·呂西安·迪卡斯（法語：Isidore Lucien Ducasse），出生於烏拉圭的法國詩人。 他唯二的作品《馬爾多羅之歌》 [1]和《詩》對現代藝術和文學，特別是對超現實主義和情境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洛特雷阿蒙去世時，年僅24歲。

洛特雷阿蒙伯爵
洛特雷阿蒙
出生(1846-04-04)1846年4月4日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
逝世1870年11月24日(1870歲—11—24)（24歲）
法國巴黎
職業詩歌

生平

青年時代

迪卡斯出生於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父母是法國領事弗朗索瓦·迪卡斯（François Ducasse）和他的妻子雅凱特-塞萊斯蒂娜·達弗扎克（Jacquette-Célestine Davezac）。關於迪卡斯的童年記載甚少，除了他於1847年11月16日在蒙得維的亞都會天主教堂受洗，其母親不久後因流行病去世了。1851年，五歲的他經歷了長達八年的阿根廷侵犯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圍困的戰事尾聲。他長大後能夠講三種語言：法語，西班牙語和英語。

1859年10月，年僅13歲的他被父親送進法國的中學。 他在塔布的帝國中學接受了法語和技術的教育。 1863年，他就讀於波城的路易斯·巴圖高中，在那裡他學習了修辭學和哲學課程。 他擅長於算術和繪畫，並在他的思想和風格上表現出高貴之處。迪卡斯是愛倫·坡的讀者，也尤其喜歡雪萊和拜倫，以及密茨凱維奇，彌爾頓，羅伯特·騷塞，阿爾弗雷德·德·繆塞和波德萊爾 。在學校期間，他著迷於拉辛和高乃依 ，以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致盲場景。 據他的同學保羅·萊斯佩斯說，他在一篇論文中因為「形容詞的濫用和死亡場景的堆疊」表現出明顯的愚蠢。畢業後，他住在塔布，在那裡與其監護人的兒子喬治·達澤特建立了友誼，並決定成為一名作家。

在巴黎的歲月

與父親在蒙得維的亞短暫停留之後，迪卡斯於1867年底在巴黎定居。 為了進入巴黎綜合理工學院，他重新開始學習，不過一年後就放棄了。 他父親給的零用錢不斷，使迪卡斯得以完全投身於創作自己的作品。 他住在位於聖母得勝街的知識分子聚居區的旅館，在那裡他投身於創作《馬爾多羅之歌》的第一支歌。

迪卡斯是圖書館的常客，他在那裡讀浪漫主義文學，科學著作和百科全書。 出版商萊昂·熱農索（Léon Genonceaux）將他形容為「一個高大、黝黑、年輕、沒有鬍鬚、多變、整潔而勤奮的人」。[2] [3]

1868年下半年，他匿名並自費出版了《馬爾多羅之歌》的第一支歌，共三十二頁。

1868年11月10日，他給作家維克托·雨果寫了一封信，信中包括了兩本第一支歌，並詢問進一步出版的建議。1869年1月下旬，在波爾多文選《靈魂香水》中出現了第一支歌的新版本 。 在這裡，迪卡斯首次使用了他的化名洛特雷阿蒙伯爵（Comte de Lautréamont）。 他之所以選擇這個名字，是根據歐仁·蘇1837年在法國流行的哥德式小說中洛特雷阿蒙這個角色，該小說以傲慢而褻瀆神靈的反英雄人物為特色，在某些方面與《馬爾多羅之歌》相似。 這個標題可以被解釋為另一個蒙得（維的亞）（l'autre à Mont（evideo）），[4] [5]同時也可以解釋為另一個亞蒙（l'autre Amon）或河的另一邊（l'autre Amont）。 [ 需要引用 ] 1869年下半年，布魯塞爾的阿爾貝·拉克魯瓦（Albert Lacroix）總共出版了洛特雷阿蒙的六支歌，前者也出版了歐仁·蘇。當書印好後，拉克魯瓦擔心因褻瀆或淫穢而受到起訴，他拒絕將書給書商。 迪卡斯認為這是因為「其中的生活被描繪得過於刺眼」（1870年3月12日給銀行家達拉塞的信）。

迪卡斯急切地問奧古斯特·普萊·馬拉西（Auguste Poulet-Malassis），1857年將波德萊爾《惡之花》寄給評論家的出版商是誰。他試圖解釋自己的立場，甚至提出要在以後的版本中改變一些「太激烈」的觀點：

I have written of evil as Mickiewicz, Byron, Milton, Southey, A. de Musset, Baudelaire and others have all done. Naturally I drew register a little exaggerated, in order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in the sense of a sublime literature that sings of despair only in order to oppress the reader, and make him desire the good as the remedy. Thus it is always, after all, the good which is the subject, only the method is more philosophical and less naive than that of the old school. (...) Is that the evil? No, certainly not.

——letter from 23 October 1869.

普萊特·馬拉西斯於同月在他的文學雜誌《國外付印的法國禁止出版刊物季刊》中宣布了該書即將出版。 否則，很少有人注意這本書。 1870年5月，只有藏書包和圖書館公報注意到它，並寫道：「這本書可能會在獵奇的書單中找到位置。」

死亡

1869年春天，洛特雷阿蒙頻繁地搬家，從蒙馬特福布爾街32號搬到薇薇安街15號，再從薇薇安街15號，搬到蒙馬特福布爾街7號的旅館。在等待他的書發行時，洛特雷阿蒙寫了一個新文本，這是他對「邪惡的現象學描述」的後續，他想在其中為善良而吟唱。 這兩部作品將形成一個整體，一個善與惡的二分法。然而，這部作品仍然是零碎的。

1870年4月和6月，迪卡斯在出版了《詩》的前兩篇，這顯然是計劃中的《善念》的序言。這次他以自己的真名出版，放棄了筆名。他用哲學和詩區分了他的作品的兩個部分，並宣布開始與邪惡作鬥爭是他作品的轉折點：

I replace melancholy by courage, doubt by certainty, despair by hope, malice by good, complaints by duty, scepticism by faith, sophisms by cool equanimity and pride by modesty.

同時，迪卡斯為《詩》截取了著名作家的文本 ，並巧妙地改寫，公開地剽竊：

被剽竊的作品包括布萊茲·帕斯卡的《思想錄》和拉羅什富科的《回憶錄》，以及讓·德·拉布呂耶爾，沃維納格侯爵，但丁，康德和拉封丹的作品。 甚至包括他自己的《馬爾多羅之歌》。《詩》沒有定價。每個客戶都可以決定要支付的金額。

1870年7月19日，拿破崙三世對普魯士宣戰，拿破崙三世被俘虜後的9月17日，巴黎被包圍。被圍期間生活條件迅速惡化，據他所住旅館的所有者稱，迪卡斯因「嚴重發燒」而生病。

洛特雷阿蒙於1870年11月24日上午8點在他的旅館裡去世，享年24歲。 在他的死亡證明上「沒有進一步的信息」。由於許多人在巴黎被圍困期間都害怕流行病，第二天，迪卡斯在洛雷特聖母院舉行葬禮後被埋葬在蒙馬特公墓的臨時墳墓。 1871年1月，他的遺體被安放在其他地方的另一個墳墓中。

洛特雷阿蒙在他的《詩》中宣布：「我不會留下回憶錄」，因此，《馬爾多羅之歌》的創作者的生平大部分仍然是未知的。

《馬爾多羅之歌》

《馬爾多羅之歌》基於一個叫做馬爾多羅的角色，這是一個已經拋棄上帝和人類的不屈不撓的邪惡人物。 這本書結合了暴力敘事和生動逼真的場面。

評論家亞歷克斯·德·容格（Alex De Jonge）寫道：「洛特雷阿蒙迫使他的讀者停止理所當然地對待自己的世界。 他打破了他們的文化傳統所提出的對現實的自滿接受，並使他們看到了現實，它是一個虛幻的噩夢，因為夢者更加沉迷於夢境。 [6]

法語世界裡有關於洛特雷阿蒙豐富的批評，解釋和分析，但用英文的則很少。

洛特雷阿蒙的作品有許多奇異的場景，生動的場景以及色調和風格的急劇變化。有很多「黑色幽默」。德·容格認為，馬爾多羅讀起來像是「持續的惡作劇」。[7]

《詩》

《詩》是洛特雷阿蒙的另一本尚存的作品，分為兩部分。 與《馬爾多羅之歌》不同， 前者以迪卡斯的名字出版。 [8]

這兩部分都由一系列散文中的格言構成 ，它們表達了關於文學和詩歌的美學觀點 。 它經常提到西方經典著作的作者，並用修辭語言比較他們的作品和才華。被引用的作家包括希臘悲劇家，艾倫·坡 ，特別是與迪卡斯同時期的許多法國作家，包括波德萊爾 ， 大仲馬和維克托·雨果 。 因此《詩》不是如其名稱所暗示的詩集，而是文學批評 ，或詩學 。 《詩》與《馬爾多羅之歌》在意義上的相反，它採用更為積極，向上，和人文主義的語言。 經常會讚揚善良和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即使有時對迪卡斯熟悉的作者有時也會詆毀：

Do not deny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God's wisdom, the value of life, the order of the universe, physical beauty, the love of the family, marriage, social institutions. Ignore the following baneful pen-pushers: Sand, Balzac, Alexander Dumas, Musset, Du Terrail, Féval, Flaubert, Baudelaire, Leconte and the Grève des Forgerons!

——Poésies, Part I[9]

儘管如此，《詩》與《馬爾多羅之歌》還是有共同點的。這兩部作品都經常以明喻或修辭的方式描述動物，儘管讚美了上帝 ，但其他段落卻相反地提出了一種將人置於上帝之上的人文主義：「埃洛希姆是按照人的形象造的」。 [10]

超現實主義

1917年，法國作家菲利普·索波在巴黎一家小書店的數學部分發現了《馬爾多羅之歌》的副本。索波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借著燭光，我開始閱讀。 它就像是一個啟示。 早晨，我再次讀到《馬爾多羅之歌》，確信自己做了夢…… 第二天， 安德烈·布勒東來拜訪我。 我把書給了他，請他讀。 第二天，他像我一樣熱情地把它帶回來。

由於這一發現，洛特雷阿蒙被介紹給超現實主義者 。 不久，他們稱他為先知。 作為被詛咒的詩人們中的一員，他被提升到了超現實主義先賢祠與波德萊爾和蘭波並列，並承認他是超現實主義的先鋒。 安德烈·紀德認為他甚至比蘭波更為重要，是「明日文學的大師」，布勒東和索波「承認並宣布了洛特雷阿蒙在文學和超文學上的重要性」。

路易·阿拉貢和布勒東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發現了《詩》的唯一副本，並於1919年4月和5月在他們的《文學》雜誌連續兩期刊登了《詩》。1925年，超現實主義雜誌《綠盤》特刊專門致敬洛特雷阿蒙，標題為「 洛特雷阿蒙專題」。 索波和布勒東於1927年發表的出版物向鞏固了他在法語文學的永久地位以及超現實主義運動中守護神的地位。 1930年，阿拉貢稱洛特雷阿蒙為「現代奇觀的真正發起者」， [11] 「奇妙」是布勒東超現實主義的主要特徵。 [12] 1940年，布勒東將他納入《黑色幽默選集》 。

192年美國藝術家曼·雷創作的裝置，名為「伊齊多爾·迪卡斯之謎」，包含了《馬爾多羅之歌》第六支歌第三章中著名的一句話。 洛特雷阿蒙將一個小男孩形容為「美麗的機會，就像在縫紉機和雨傘邂逅於手術台」。 [13] 同樣，布勒東經常以這句話為超現實主義錯位的例子。 馬克斯·恩斯特直接引用洛特雷阿蒙的「解剖台上的機會會議」，將超現實主義繪畫的結構定義為：「兩個現實的聯繫，在所有外觀都不適合它們的情況下，所有外觀都無法將它們聯繫起來。」 參照這句話，實驗/ 工業音樂團體Nurse With Wound的首張唱片的標題為美麗的機會，就像在縫紉機和雨傘邂逅於手術台 。

《馬爾多羅之歌》啟發了許多藝術家：弗賴·德海特勒（Fray De Geetere）、達利、曼·雷、雅克·烏普蘭（Jacques Houplain）、英德日赫·什爾蒂斯基（Jindřich Štyrský）、勒內·馬格里特， 格奧爾格·巴澤利茨和維克托·曼（Victor Man）。馬克斯·恩斯特、維克托·布勞納（Victor Brauner）、奧斯卡·多明格斯（Óscar Domínguez）、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胡安·米羅、艾梅·塞澤爾、羅貝托·馬塔（Roberto Matta）、沃爾夫岡·帕倫（Wolfgang Paalen）、庫爾特·澤利希曼（Kurt Seligmann）和伊夫·唐吉都製作了關於馬爾多羅的作品。畫家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總是隨身攜帶這本書，並經常在蒙帕納斯散步時閱讀。

 
費利克斯·瓦洛東在《雷米·德·古爾蒙的面具書》（1898年）中想像的洛特雷阿蒙肖像。

由於沒有照片，費利克斯·瓦洛東和達利畫了洛特雷阿蒙「虛構」的肖像。

其他方面的影響

卡杜爾·納伊米將《馬爾多羅之歌》改編成劇本，於1984年登台，並於1997年拍攝了電影。

在戈達爾1967年的電影《周末》接近尾聲時，旁白念了《馬爾多羅之歌》的一部分。

情境主義者的創始人，電影製片人和作家居伊·德波從《詩》的第二部分出發，寫了《景觀社會》中的一篇論文。 本文涵蓋了剽竊的必要性以及對它進步性的暗示。 它解釋說竊擁抱了作者的意圖，利用他的表達，消除一個錯誤的觀念，並用正確的觀念代替。 他的同儕情境主義者勞爾·范內格姆十分重視洛特雷阿蒙的見解，他在《日常生活的革命》的序中指出：「只要還有人，還有讀洛特雷阿蒙的人，一切都已經說了，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收穫。」

作家讓·保羅漢和亨利·米肖都承認洛特雷阿蒙對他們作品有影響。   [ 需要引用 ] 肯尼思·安格聲稱曾嘗試根據想改編《馬爾多羅之歌》電影，但未能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完成。 [14]

近年來，現代行為藝術家希沙爾丁援引了法國民法典第171條中的一個晦澀條款，請政府允許她與洛特雷阿蒙死後結婚的權利。 [15]

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美國詩人約翰·阿什伯里為其1992年的選集命名為《洛特雷阿蒙酒店》，而這本書的英文版則指出洛特雷阿蒙是「被遺忘的存在之一」。

巴西作家喬卡·萊納斯·特隆在他的第一本小說《那兒什麼都沒有》中將洛特雷阿蒙描繪為啟示錄的七個天使之一。迪卡斯書中的人物迷上了小說《惡之花》，同時乘火車穿越歐洲。

若·蘇亞雷斯在他1995年的小說《夏洛克的桑巴》簡要地提到了洛特雷阿蒙和他的《馬爾多羅之歌》。

伊齊多爾·迪卡斯是威廉姆·克萊因1966年的電影《你是誰，波莉·瑪古？》中時尚創造者的名字。

洛特雷阿蒙，作為一個沒有名字的南美人，出現在胡利奧·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另一個天堂」中，該人物也引用了《馬爾多羅之歌》裡的文字作為對白。 [16]

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和精神病學家費利克斯·伽塔利在兩冊合著的著作《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兩次都引用了洛特雷阿蒙，每卷一次。 [a] [b]

參見

  1. ^ In this domain as in the others, isn't there a properly libidinal conflict between a paranoiac-Oedipalizing element of science, and a schizorevolutionary element? That very conflict that leads Lacan to say there exists a drama for the scientist. ("J.R. Mayer, Cantor, I will not draw up an honor roll of these dramas that sometimes lead to madness..., a list that could not include itself in Oedipus, unless it were to call Oedipus in question." Since, in point of fact, Oedipus does not intervene in these dramas as a familial figure or even as a mental structure; its intervention is determined by an axiomatic acting as an oedipalizing factor, resulting in a specifically scientific Oedipus.) And in contrast to Lautréamont's song that rises up around the paranoiac-Oedipal-narcissistic pole-"O rigorous mathematics....Arithmetic! algebra! geometry! imposing trinity! luminous triangle!"-there is another song: O schizophrenic mathematics, uncontrollable and mad desiring-machines![17]
  2. ^ In contrast to natural history, man is now no longer the eminent term of the series; that term may be an animal for man, the lion, crab, bird of prey, or louse, in relation to a given act or fun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 given demand of the unconscious. Bachelard wrote a fine Jungian book when he elaborated the ramified series of Lautréamon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ed coefficient of the metamorphoses and the degree of perfection of each term in relation to a pure aggressiveness as the principle of the series: the serpent's fang, the horn of the rhinocerous, the dog's tooth, the owl's beak; and higher up, the claw of the eagle or the vulture, the pincer of the crab, the legs of the louse, the suckers of the octopus.[18]

參考文獻

  1. ^ Comte de Lautréamont. Maldoror and Poems. New York: Penguin. 1978. ISBN 9780140443424. 
  2. ^ Knight, pp. 7-8.
  3. ^ Mathews, Harry. Shark-Shagge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 1995 [2020-05-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3-30）. 
  4. ^ Portrait de Lautréamont » L. www.gerhard-richter.com. [2020-05-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11）. 
  5. ^ Ofazedordeauroras. O Fazedor de Auroras: L'autre à Mont (Lautréamont em Montevideo). [2020-05-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8）. 
  6. ^ Alex De Jonge, Nightmare Culture: Lautréamont and Les Chants de Maldoror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73), p. 1.
  7. ^ De Jonge, p. 55.
  8. ^ Knight, p. 10.
  9. ^ Knight, p. 264.
  10. ^ Knight, p. 278.
  11. ^ Louis Aragon, "La peinture au défi". Reprinted in Les Collages (Paris: Hermann, 1965), p. 39.
  12. ^ André Breton,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1924], in Manifestoes of Surrealism, transl. Richard Seaver and Helen R. Lan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2).
  13. ^ International Paintings and Sculpture - The enigma of Isidore Ducasse. nga.gov.au. [2020-05-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4）. 
  14. ^ Kenneth Anger. 2014-06-30 [2020-05-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8）. 
  15. ^ Shrier, Sonya. Shishaldin: Untimely Career Retrospective. The Brooklyn Rail. 2004-04-01 [2020-05-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4）. 
  16. ^ Cortázar, Julio. Cartas (tomo 4) p.415.
  17. ^ Deleuze, Gilles; Guattari, Félix. Anti-Oedip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2: 371. ISBN 9780816612253. 
  18. ^ Deleuze, Gilles; Guattari, Félix. A Thousand Plateaus. 由Massumi, Brian翻譯.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236. ISBN 9780816614028.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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