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85年9月在「巴山」號輪船上召開的一場「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
背景
中國改革開放後,在1978年底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農村改革最先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80年代中期,改革正從以農村為重點的改革轉向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城市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改革,搞活微觀經濟,這就要從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係上觸動計劃經濟的核心即實物指令性計劃,並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要求。但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決策者(當時被稱作經濟工作者)、經濟學者(當時被稱作經濟理論工作者)仍舊對市場經濟運轉和調控以及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方式非常陌生[1]。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在經濟生活中更多地發揮價值規律(或者說市場機制)的作用。1979年春,在無錫舉行價值規律討論會,對此繼續強調。但當時的經濟決策者和經濟學者並未跳出計劃經濟的框架,還在探索如何在計劃經濟中加強市場機制的作用。1982年秋舉行的中共十二大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但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這是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邁出的關鍵一步。儘管這在表述上同此後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及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有區別[1]。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還提出20世紀末工農業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在此情況下,全國上下對改革和發展的熱情高漲,各地紛紛要求擴大投資規模,並且在提高工資及發獎金方面也競相攀比;財政上實行分灶吃飯,貨幣和信貸上實行擴張政策。這股風潮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到1985年初,全國出現投資和消費雙膨脹的局面,集中表現為通貨膨脹壓力加大,這不利於下一步改革和發展[1]。
薛暮橋在巴山輪會議的開幕辭中說:「要把微觀經濟搞活,必須加強對宏觀經濟的控制。現在我們還不善於加強宏觀管理,所以,微觀放活以後就出現了許多漏洞。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就出現了銀行信貸基金失控和消費基金失控,給今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增加了困難⋯⋯防止消費基金失控,特別是防止基本建設規模過大所造成的信貸失控,是我國目前宏觀控制中重大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國光副院長和趙人偉為巴山輪會議提供的文章概括1984年至1985年經濟過熱的背景稱:「(1)經濟增長速度過快,1984年經濟增長率提高到1412%,1985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同比增長2311%。(2)投資膨脹和消費膨脹的情況加劇,1984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18%,銀行在工資、獎金方面的現金支出增長2213%,大大高於國民收入增長12%的速度。(3)信貸和貨幣投放過多,1984年銀行貸款總額增長2819%,貨幣流通量相應增加。」林重庚在巴山輪會議的綜述中也概括了當時經濟過熱的狀況:「(1)信貸過分擴大,重要原料、能源及交通短缺和緊張,導致在許多情況下國家規定的牌價和市場價格之間差距巨大。(2)國際收支平衡的急劇惡化。(3)工資—物價的螺旋形上升,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大。」[1]
召開
在上述背景下,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林重庚(菲律賓籍華人)和中國國家體改委委員廖季立開始協商籌辦一次「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討論中國經濟的宏觀管理問題[2]。
1985年9月2日,歷時6天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在航行於長江的「巴山」號輪船上召開。此次研討會是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銀行聯合召開。會議從1985年9月2日巴山輪自重慶起航時召開,至9月7日抵達武漢時結束,用時六天。這是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轉折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邀請到60多位中外經濟學家和官員參加,與會者對中國的經濟轉軌及宏觀經濟管理改革達成不少共識,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3][1]。
與會的國外專家是由世界銀行的林重庚出面邀請。這些專家有:
- 阿萊克·凱恩克勞斯爵士(Alexander Cairncross,英國皇家經濟學會前會長,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
- 亞歷山大·巴伊特教授(Aleksander Bajt,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經濟改革執行委員會委員)
- 詹姆斯·托賓博士(James Tobin,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8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雅諾什·科爾奈教授(Janos Kornai,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 勒羅伊·瓊斯博士(Leroy Jones,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
- 米歇爾·阿爾伯特博士(Michel Albert,法國保險公司董事長)
- 奧特馬爾·埃明格爾教授(Otmar Emminger,聯邦德國威斯巴登證券抵押銀行董事長)
- 弗拉基米爾·布魯斯博士(Włodzimierz Brus,英國牛津大學安瑟尼學院高級研究員)
- 世界銀行代表林重庚、阿德里安·伍德
- 列席代表小林實(日本興業銀行董事)[1][2]
與會的國內專家主要是來自政府決策部門的經濟工作者及來自研究部門的經濟理論工作者。包括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安志文、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薛暮橋、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馬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以及高尚全、楊啟先、童大林、洪虎、吳敬璉、趙人偉、張卓元、周叔蓮、陳吉元、戴園晨、宮著銘、項懷誠、王琢、田源、吳凱泰、李克穆、郭樹清、樓繼偉、何家成、李振寧等[1][2]。
會前,1985年8月31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中南海會見了即將上船的外國經濟學家和部分中國經濟學家。他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堅定不移;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務市場;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
巴山輪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有:
- (1)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科爾奈教授就改革的目標模式提出兩種協調機制(Ⅰ和Ⅱ),每種又有兩種具體形態(A和B),認為真正有效的改革應當把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ⅡB)作為目標模式。與會者大多沿用科爾奈教授的劃分進行討論,並原則上同意以ⅡB模式作為改革目標。布魯斯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不是ⅠA(直接行政協調),甚至只是半個ⅠA[1]。
- (2)體制轉換的方式和漸進方式下的雙重體制:會議重溫了莫干山會議的成果——價格雙軌制,布魯斯稱讚價格雙軌制「是一項有益的發明創造,是從舊體制進入新體制的橋梁」[2]。與會者認為,實行雙軌過渡是為避免改革中出現大震盪,但雙重體制並存必然帶來摩擦與紊亂,因此雙重體制並存的局面不能持續太久[1]。
- (3)實行間接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國際收支[1]。
- (4)實行間接調控的重要條件:包括硬化企業的預算約束、培育市場體系、積極果斷地進行價格改革、實行所有制的多樣化、建立健全經濟信息和經濟監督系統[1]。
會議形成了七個專題報告:《目標模式和過渡步驟》、《財政政策與宏觀管理》、《貨幣政策和金融體制的改革》、《收入政策與宏觀管理》、《經濟增長與投資問題》、《通貨膨脹和價格問題》、《實現宏觀經濟間接控制目標的一個重要前提》。巴山輪會議起草了《關於「巴山輪會議」主要情況報告》報送國務院。同年9月2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七五」計劃建議中,吸收了巴山輪會議的成果[2]。
莫干山會議和巴山輪會議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思想和方法。由於這兩次會議的民間性和自發性,使得思想更活躍、方法更有針對性。莫干山會議和巴山輪會議可以說開啟了中國現代智庫的先河[2]。
紀念
2017年10月28日至29日,「中國經濟與國際合作年會暨新『巴山輪』會議·2017——十九大後的中國與世界」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舉行[4][5]。
參考文獻
-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趙人偉. 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 經濟研究2008(12):17-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3-30).
- ^ 2.0 2.1 2.2 2.3 2.4 2.5 中国现代智库的形成:从莫干山到巴山轮会议. 中國青年網. 2014-01-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07).
- ^ “巴山轮会议”三十年后 再次凝聚哪些改革共识?. 人民網. 2015-07-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7-25).
- ^ 2017新“巴山轮”会议举行:聚焦十九大后的中国与世界. 人民網. 2017-10-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07).
- ^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一带一路”和创新助中国建全球伙伴关系. 澎湃新聞. 2017-10-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