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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浙江大學西遷

1937－1946年國立浙江大學因應中日戰爭的西遷措施

國立浙江大學西遷是指1937年至1946年國立浙江大學因應中日戰爭而採取西遷辦學之措施。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為了保障學校的正常運作，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決定率領全體師生進行西遷流亡辦學。1937年9月，國立浙江大學一年級學生開始在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課，隨後於12月全部遷至浙江建德。而後又經歷了第二次遷往江西的吉安、泰和，第三次遷往廣西宜山，最終第四次遷至貴州。

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帶領師生舉校西遷，歷時兩年三個月，途經浙江、江西、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六個省區，行程超過2600公里，被彭真稱為「文軍長征」。[1]

浙西時期

西天目山

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2]1937年9月14日，廬山談話散會後，竺可楨校長立即前往浙江西天目山禪源寺，與該寺妙定方丈商議，租借了寺院裡的空閒房屋，用作新生的教學和生活場所。經過請示，得到了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批准。於9月21日至26日，國立浙江大學的250名新生相繼被安置在西天目山禪源寺，隨後於27日正式開始上課。竺可楨校長對天目山本就十分熟悉，1936年他曾經三次遊歷天目山，對這片山水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為了確保天目山分校的順利辦學，他派遣學校相關人員前往天目山實地考察，積極協商寺院租借事宜，調查天目山的交通狀況，並成立了西天目臨時辦公室。在國立浙江大學第13次校務會議上，學校決定將大學本部遷至天目山禪源寺，首先在9月20日之前遷移一年級，而二、三、四年級則在雙十節前遷至禪源寺。同時，在師資安排上，學校也做了充分考慮，於9月7日聘請了朱庭祜先生為本校天目山分校主任。國立浙江大學在天目山分校實行了導師制度。1937年11月底，學校逐步將天目山分校的師生遷移至建德進行教學。[3]

建德梅城

八一三事變後，人們紛紛向南逃難。當時錢塘江大橋還沒有修通。[4]:299月26日，大橋修通。[4]:30竺可楨在赴建德梅城考察後，於10月5日召開了國立浙江大學的校務會議，決定將學校遷移到梅城。學校派出人員前往建德，部分房屋得到了落實，解決了用水和用電的問題。到了10月30日，建德校舍的修理工作基本完成，各項準備工作也基本就緒。[5]

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登陸，緊接著於10日，國立浙江大學發布布告，要求學生作好準備，在11月11日、12日和13日這三天通過水路遷移到建德。出發時間定在晚上12點，在江干碼頭乘船，由大輪拖民船赴桐廬，每次搭載180人，到達桐廬後再換小船前往建德。11月12日下午5點，國立浙江大學二年級學生到達梅城，隨後三、四年級學生和學校教職員也按計劃進行了遷移。二年級學生被安排在東城乾源當鋪住宿，三、四年級學生則分別安排在文廟、嚴子陵祠和何宅，教員宿舍設在北門林場，而校長竺可楨則住在府前街3號孫宅。學校的總辦公廳設在方宅。[5]

到了11月16日，大部分留校人員已經成功撤到了建德。部分圖書和儀器也分批運往建德，但由於形勢所迫，損失慘重，且大部分書籍未能成功運出。到了11月底，由於嚴州中學已經解散，國立浙江大學又借用了嚴州中學第二部作為一年級學生、教職員的宿舍和教室。與此同時，天目山的師生也全部抵達了梅城。[5]國立浙江大學杭州本部協同浙江圖書館將文瀾閣《四庫全書》一同遷移。[6]國立浙江大學代辦高級工科職業學校、國立浙江大學代辦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均因西遷而停辦。[7]

江西時期

 
竺可楨等國立浙江大學老師在西遷泰和時的圖書館前留影

1937年底，杭州淪陷，國立浙江大學離開建德，經金華、玉山、樟樹，遷往江西吉安、泰和。[8]全程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進30公里，於次年1月20日前後抵達。[9]與此同時，浙江大學李絜非會同浙江省圖書館的夏朴山負責將文瀾閣《四庫全書》轉運至貴陽。[10]

由於泰和的校舍尚未準備就緒，國立浙江大學在吉安臨時安頓。教職員住在鄉村師範，家屬租用了當地的民房，學生則先後暫住在白鷺洲書院、淨居寺和陽明書院。竺校長為方便教學，住在與白鷺洲僅一水之隔的木匠街53號。為了不耽誤學業，學校借用當地校舍進行教學，學生們在兩周後進行期末考試，然後休息一周，於2月18日遷移到泰和上田繼續教學。[9]

泰和澄江鎮上田村成了國立浙江大學的臨時校址。該村有兩座書院，大原書院後來成為了國立浙江大學的校本部，而華陽書院則成為了農學院所在地。村中的趣園和遐觀摟成了圖書館和部分教室，蕭百萬家族子弟的私塾臨清書屋則成了校長辦公樓。為了彌補搬遷期間的教學損失，各學院增加了課程和實驗。儘管遭遇了戰亂和物資匱乏，竺校長忙於遷校事務，連家庭都顧及不周，最終夫人張俠魂和次子病逝於泰和。[9]

修築贛江堤防

在泰和期間，了解到每年春夏之交，駐地幾乎年年遭受洪水泛濫的困擾，國立浙江大學即與省水利局及縣政府三方商議，決定修築防洪堤。地方出資出勞，國立浙江大學負責技術工作。因當時財力和時局所限，大堤於1938年4月底開工，到6月底完工，歷時兩個月。修建了全長1.5公里的防洪堤壩。當地人民因此而免受水害，大堤被稱為「浙江大學堤」。江邊原設有一碼頭，叫麂山碼頭，為方便水運，國立浙江大學在原基礎上加固加寬修築成新碼頭，即「浙大碼頭」。[9]

創立澄江學校

為了給當地兒童和搬遷中的教職工子女提供優質教育，國立浙江大學在上田村蕭氏祠堂創立了澄江學校。除了聘請兩名專職老師外，其餘教師都由各系高年級大學生兼任，這些學生都熱心於教學。學校的圖書都是借用而來，這大大改善了當時農村小學師資水平低下、設備匱乏等問題。澄江學校為許多當時無法接受教育的農村兒童提供了讀書機會，使得他們和搬遷中的國立浙江大學教職工子女一樣，享受到了優質教育。[9]

開闢沙村墾殖場

到1938年，抗日戰爭的戰火已經迫使許多來自蘇、浙、皖等地的民眾流離失所，其中一些難民流落到了江西。國立浙江大學與江西省政府商議共同開闢沙村墾殖場，以解決部分難民的住房和生活問題。沙村示範墾殖場利用了沙村附近高壟一帶的荒地和亂葬崗，總面積超過600畝。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墾殖場，安置了140名來自戰區的難民，共同參與了土地的開墾和耕種工作，實行集體經營模式。[9]

廣西時期

 
1939年春，國立浙江大學廣西宜山標營教室

隨著日軍在1938年7月占領江西九江，國立浙江大學再度遷往廣西。[11]

1938年9月，竺可楨等人乘車經過衡陽、桂林，於25日抵達廣西宜山，竺可楨多次與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見面，就辦校選址和學術交流進行交談。1938年11月1日，國立浙江大學在宜山標營大草棚餐廳舉行開學典禮，竺可楨發表了題為《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的演講。他在演講中介紹了王陽明的生平，強調王陽明不僅是浙江的先賢，而且曾在吉安、宜山等地講學，為國立浙江大學辦學留下了深刻印記。竺校長將王陽明視為國立浙江大學人學習的楷模，讚揚了他倡導的「知行合一」思想，並認為「求是」是王陽明精神的象徵。他指出，在現代科學中，「求是」既代表著追求真知灼見，又體現了將知識付諸實踐的重要性。[12]

1938年8月，國立浙江大學增設師範學院。[11]1939年8月，竺可楨提出西遷過程中開設附屬實驗學校。[13]1939年夏將文理學院拆分為文學院和理學院。[11]

瘧疾疫情

在宜山古城，師生們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由於沒有電，他們只能使用小油燈照明；學生宿舍和餐廳都是臨時搭建的草房；上課時沒有桌椅，只能站著聽課，用雞腸帶掛塊小木板擱腰裡記筆記。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師生受到惡性瘧疾的困擾，僅在1938年10月至12月初就有200多人患病，其中一名一年級學生甚至因此去世。[12]

日軍轟炸

 
1939年2月，國立浙江大學在廣西宜山遭日軍轟炸落彈分布圖

1938年10月21日和25日，廣州和武漢相繼失守後，日本軍機的騷擾和轟炸變得更加頻繁。師生們的正常教學活動受到了嚴重威脅。1939年2月5日，竺校長等人前往太平鄉慰問難童時，宜山標營上空有18架敵機盤旋，投擲了118枚炸彈，導致國立浙江大學宿舍8間、大禮堂1座、教室3座14間被毀，辦公室、體育室、閱覽室等也被毀燒，唯一的一架鋼琴也毀於一旦。[12]

校訓校歌

1938年11月，竺可楨在廣西宜山通過校務會提出了以「求是」作為國立浙江大學的校訓。他在日記中寫道：「決定校訓為『求是』兩字，求是來源於王陽明的文字『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唯求其是而已。』」竺可楨提議並決定以「求是」為校訓後，邀請馬一浮撰寫校歌歌詞，並請中央音樂學院的應尚能教授譜曲。第二年的8月14日，在柿花園，竺可楨邀請各院院長以及回聲歌詠隊等進行了校歌的試唱。1940年春季開始，開始傳唱校歌。[14]

貴州時期

 
1945年國立浙江大學戰地服務團在貴州青岩合影

1939年2月，竺可楨校長來到貴陽，與當時的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商議，準備將國立浙江大學遷至雲南的建水或貴州的安順。在商議過程中，恰逢湄潭在貴陽工作的陳世賢、宋麟生兩人，他們力勸竺校長將國立浙江大學遷至湄潭。竺校長聽取了兩人的介紹後，便前往湄潭進行考察。湄潭縣縣長嚴溥泉曾在江蘇任職，得知竺校長來湄考察後非常高興，親自召集各界人士組織了21個團體，熱烈歡迎竺校長的到來，並表示願意提供湄潭最好的房舍供國立浙江大學師生選擇。[15]

 
1940年代國立浙江大學永興分部校門
 
1945年秋湄潭文廟國立浙江大學圖書館

1939年11月，隨著廣西南寧陷落，國立浙江大學遷往貴州，總部設在遵義子彈庫，並在湄潭設立分部。[16]在遵義的又校本部、文學院、工學院，在湄潭的則有理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則在兩地均有部分。[7]1940年1月，國立浙江大學在貴陽南青岩設立一年級分校。[16]1月16日，竺可楨從貴陽抵達遵義，受到全城紳士的熱烈歡迎。由於遵義至湄潭的公路尚未完工，國立浙江大學只好暫時在遵義安排房舍，並派遣理學院院長胡剛復、農學院院長蔡邦華前往湄潭籌劃遷校事宜。到了6月，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師生陸續遷至湄潭，6月10日正式開學上課。隨後，竺校長與胡剛復、費鞏教授於9月22日來到湄潭，次日前往城北20公里的永興場察看了江西會館、三楚會館、四川會館、南華宮等地，決定將滯留在貴陽青岩的一年級遷至永興，理學院及師範學院理科也迅速遷至湄潭縣城。[15]1940年，國立浙江大學實驗學校和湄潭中學合併，[13]在湄潭成立國立浙江大學附屬中學。[17]

在遵義期間，國立浙江大學發展為全國性大學，學生來自各省，各學院均出版硏究專刊，出版有《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浙江學報》《思想與時代》等刊物。[7]1944年10月，英國學者李約瑟訪問位於貴州的國立浙江大學，[18]並在《自然》上發文將國立浙江大學稱為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19]並讚譽為「東方劍橋」。[18]在湄潭工作和學習過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達45位。竺可楨、蘇步青、王淦昌、談家楨、貝時璋、盧鶴紱、陳建功等世界知名科學家的主要論文在湄潭完成。[15]

倒孔運動

 
國立浙江大學遵義子彈庫校總部

1941年12月22日，《大公報》發表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披露了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醜聞，還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買私人豪宅的黑幕。此文一出，蔣介石當天就罷免了郭泰祺。[20]:93孔二小姐的醜聞引發了昆明、遵義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學潮。[21]

1942年1月12日，一位姓王的國立浙江大學學生收到了由西南聯大寄出的《反孔傳單》，內容誇大了「飛機運狗」和「香港要人」的情節，澄清了反孔之黨「是領導抗戰到底的黨，擁有英明的領袖和革命的三民主義，更有廣大的黨員。但我們不能否認，黨內也存在著不少腐化的份子，腐蝕了黨的純潔性。這些敗類必須加以肅清，這是全體國民黨黨員的責任」。宣傳口號是：「燃起五四火把，剷除貪官污吏」。這份宣傳品在學生之間傳閱後，經過了三天的醞釀，國立浙江大學學生於1月15日晚上在學校召開了學生自治會，討論了反孔工作的步驟，決定了開會的時間和地點。[21]

遊行進行時，國立浙江大學學生一邊舉行公開演講，一邊大量散發名為《除孔宣言》的傳單，並在校園內張貼了聯大昆明來函。當國立浙江大學學生進行遊行時，軍警出於與校長竺可楨的默契，並不清除標語、收繳傳單和驅散聚眾，也並未進入校園。遊行結束後，國立浙江大學遵義校區的學生在公共體育場召開了開倒孔大會，會議決定了三個主要議題：組織除孔委員會、擴大宣傳與聯繫各方、以及向蔣委員長發電。參加大會的人數約有三百餘人。會議於上午11時結束，學生們返回學校，下午的課程如常進行。[21]

針對此事，18日，國立浙江大學發布了通告，宣布四人記大過，二人被開除學籍。自首者暫不對他們做出處分。最終，教育部同意了原國立浙江大學校方的決議。[21]

費鞏失蹤

主條目：費鞏

1945年3月，國立浙江大學教授費鞏準備前往位於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講學。[22]3月5日凌晨，國立浙江大學學生邵全聲搬運行李之後，尋遍渡船也未見同行的費鞏教授。當日下午，邵全聲致電復旦大學，辦公室秘書稱費鞏已經到校，但數日後委託復旦學生捎帶行李時，發現查無此人。竺可楨3月14日知道消息後，恐費鞏因簽名《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而被特務機構監禁，開始到監察院、行政院、重慶衛戍司令部、蔣介石侍從室等處查問，復旦大學、國立浙江大學學生也罷課抗議，重慶四十多名留美教授致信魏德邁，引美國偵探與中美合作所介入尋人無果。實則費鞏先是被綁架羈押於重慶衛戍司令部，後轉移到中美合作所軍事禁區內的楊家山，關押期間每日痛罵國民黨政府，被殺後被投入住滿硝鏹水的化學池毀屍滅跡，屍骨無存。[23]

參與接收台灣大學

1945年9月，日本戰敗。國立浙江大學教授羅宗洛奉命前往台灣接收台北帝國大學，並邀請同樣具有留日背景的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蔡邦華院長及數學系陳建功、蘇步青教授三人一同前往。[24]陳建功、蔡邦華、蘇步青三人因此分別成為國立台灣大學首任教務長、農學院院長、理學院院長。[25]羅宗洛返回重慶述職爭取經費、陳建功擔任總務長代理校務期間，因本省籍醫師轉聘問題引起台大醫院罷診事件。[26]

龍泉分校

 
國立浙江大學龍泉分校新建校舍遠景

因戰爭原因，浙江、福建、上海、安徽一帶的青年學生許多並不能前往西南地區求學。1939年2月，竺可楨從廣西宜山派出派教務長鄭曉滄、史地系教授陳訓慈返回浙江創辦分校。龍泉坊下村鄉紳曾水清聽聞國立浙江大學來辦學，讓出自家新屋。[27]1939年7月，國立浙江大學在麗水龍泉芳野曾家大屋開辦分校，服務由於經濟與交通問題無法前往內地升學的同學。[28]1941年元旦集會時，鄭曉滄提議將坊下村稱為改名「芳野」，英文名「Fine Yard」，遂成正式地名。1941年，隨著學生的增多，龍泉分校在曾家大屋北側1公里的石坑壠村建設8座用松樹皮作瓦的木屋，並在其中創設師範學院，還將文學院遷移到村中。[27]

返回杭州

1945年10月，龍泉分校師生率先啟程回杭，11月在杭複課。[7]1946年5月7日遵義總校回杭，改遵義校址為留守處。由遵義往杭州，經貴陽、玉屏出貴州，後經停長沙領取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難民證，得享基本食宿與免費車船搭乘之待遇。[29]遷回杭州後，學校還在刀茅巷建設建德村、泰和村等教職員住宅群，並將刀茅巷口鐵工廠一側的九間改名芳野村，將上刀茅巷一個園子改稱龍泉館，以紀念國立浙江大學西遷的歷史。[30]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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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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