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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政府主義

概述

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雛形可以追溯至先秦的道家思想，而近現代中國的無政府主義則源於早期的反清活動，這種思潮在20世紀初中國改革和革命運動中有極大的影響力。在清朝被推翻之前和之後的幾年裡，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堅持認為真正的革命並非只是政治性的，即不能用一個政府取代另一個政府，而是必須推翻傳統文化並創造新的社會制度，特別是要推翻中國的家庭結構。

留學日本和法國的中國學生熱切地學習無政府主義學說，以先了解自己的祖國，然後再改變它；19世紀後期俄羅斯的虛無主義和無政府共產主義運動傳入中國，對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造成了主要影響。尤其中國革命人士里的部分秘密組織提倡將暗殺作為一種工具，類似於俄羅斯反沙皇組織的自殺式恐怖襲擊。然而，到了1920年代，隨著中國國民黨決心在在中國鎮壓無政府主義以及中國共產黨所帶來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興起，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失去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一些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思想仍在中國蔓延。

起源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思想可上溯於哲學上的道家，道家最早在中國古代春秋時期發展起來，並被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奉為其無政府主義態度的來源。道家聖人老子和莊周的哲學是基於「反政治」的立場，拒絕參與任何形式的政治運動或組織，並在《莊子》和《道德經》中發展了一種「無為而治」的哲學，許多道教徒因此過著無政府式的生活[1]。關於勸告統治者無為而治是否屬於無政府主義的範疇，一直存在著爭議[2]。在混亂的魏晉時期，出現了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新一代道教思想家。道教的原則更類似於哲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試圖將國家的權力下放並質疑其道德實質。道教和新道教是和平主義的思想流派，與幾個世紀後的許多西方無政府主義同行形成對比[3]。

改良主義和革命運動的開端

洋務運動期間，與歐洲人直接接觸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對歐洲列強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產生興趣[4]。一種國族認同和世界主義意識開始發展，主張將中國從一個帝國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以確保其在面對外國侵略時在未來得以生存[5]。自此中國民族主義得以興起，它實際上主張一種人民主權的形式，但卻不被執政的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清廷所接受，他們保守地希望保留帝國的固有體制，因此在1880年代將許多民族主義者趕下台。這導致許多民族主義運動圍繞著革命共和主義的理想進行重組，呼籲結束清朝的統治[6]。

清初的思想家譴責將私利置於公利之上的君主[7]，第一代中國民族主義者在其影響下將目標定為將中國社會和國家有機地結合起來，梁啓超等改革者主張通過民主制度實現更大的政治參與[8]。與民族主義者們的意圖相反，他們通過探究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提出了社會與國家的對立問題，以及個人自治與政治集體的對立問題，事實上為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出現奠定了基礎[8]。這些日益增長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甚至可以從梁啓超自己的話語中看出，他指出他所信奉的民族主義「不允許別人侵犯我的自由，也不允許我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別人」[9]，並主張通過消除所有政治和社會限制來培養市民的自覺性[10]。

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洋務運動瓦解，催生了興中會等一批新的革命民族主義組織，以及公車上書運動等有組織的政治改革運動。與此同時，光緒帝進行了百日維新，但也被保守派政變所擊敗，慈禧太后軟禁了具有一定改革意識的光緒皇帝，並下令公開處決改革的主要倡導者，如「戊戌六君子」。

清朝支持的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政府終於被迫開始實施改革，以試圖保持王權。正是在這一時期，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首先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受到俄國虛無主義運動的啟發，開始了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鬥爭[11]。隨後發生了多次反清起義，但最終都沒有成功。一些最早的無政府主義作品是在這一時期和隨後的幾年中出版的，例如《俄羅斯大風潮》，由馬君武根據托馬斯·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一章翻譯擴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著作[12]。

無政府主義的早期發展

 
豆腐公司夜班，李石曾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創辦的夜校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後，許多富裕家庭的子女在滿清政府新設立的留洋計畫下出國深造，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便在法國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裡進一步成長。到了1906年這個計畫已經送出約500—600名學生至歐洲、約10000名學生至日本。日本的東京由於地理上較接近中國、相對而言花費也較低，同時兩個國家也較為類似，成為當時最多留學生前往的地方。在歐洲，巴黎成為特別多中國留學生前往的地方，也是因為相對而言較低廉的費用，法國政府也協助補貼學生的花費，同時法國也被視為是西方文明的中心。依據一些說法，滿清政府進行留洋計畫的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將這些激進的學生送離中國，而最激進的學生被送往歐洲，較為溫和的學生則送往日本。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話，滿清政府的做法顯然是非常無知的，在歐洲的學生很快便接觸到了當地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並將那些意識形態和做法完全帶回中國社會。相當有趣的是，無政府主義很快便成為兩地學生吸收最多的西方意識形態，到了1906年左右，巴黎和東京兩地都成立了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團體[13]。兩個不同的地點、也或許當初所分隔的兩種不同傾向的學生，最後導致兩地產生了不同形式的無政府主義[14]。

巴黎派

 
新世界社的領導人吳稚暉、張靜江和李石曾

1900年前後，吳稚暉、李石曾和張靜江三人互相結識，隨後李石曾和張靜江同船前往法國留學[15]。依據李石曾所言，對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團體的影響分為三個部分，包括激進社會主義（Socialist Libertarianism）與無政府主義、達爾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古典的中國哲學。比起東京的留學生團體，巴黎的留學生們更不願接受老子以及古時的井田制度思想。李石曾描述當時巴黎團體裡的成員都是一些曾在中國受過良好文言教育的年輕學生，也都坦承這些教育對他們的影響，但他們仍然排斥、甚至主動反對將任何中國傳統文化與無政府主義扯上關係的行為[16]。

1906年，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法國巴黎市區達廬街25號創辦了「世界社」，這是中國第一個中國無政府主義組織[17]；同時發行《新世紀》周刊，在輿論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隨後這幾人加入了中國同盟會[18] 。但是，與同盟會的同伴們不同，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們主張從下向上的推動社會革命，建立共和制和立憲制以徹底重組社會，並最終進入無政府主義社會[19]。他們觀察到，在歐洲，通過政治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制被用來維護資本主義利益並使工人階級貧困化，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革命根本上仍需要採取根本性的反國家和反資本主義的理念[20]。

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存在對一般性政治革命的反對態度，這招致了民族主義者的批評，因為民族主義當時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足夠對抗帝國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現代國家，無政府主義對這一目標不利。例如，1908年有一位讀者在給《新世紀》的一封信中表示：

如果你們這些人只知道空喊："我們不要政府，不要士兵，不要國界，不要國家"，說你們是為了普遍的和諧、正義、自由和平等，我擔心那些只知蠻力而不知正義的人將聚集他們的軍隊來瓜分我們的土地和人民。[21]

巴黎派隨後批駁了中國因為需要反對外來入侵而需要支持民族主義，或是認為無政府主義會導致外國入侵的觀點。李石曾在《新世紀》上發文回應稱，其一，外來入侵並沒有改變壓迫的本質，僅是加重了革命者的負擔；其二，既然革命是世界範圍內的革命，其他國家會忙於應付自己國家內國民的壓力而無暇侵略中國[22]。此外，李石曾還表示支持民兵，認為正規軍僅在保護統治者的利益，而民兵比正規軍能更有效地保衛國家[23]。

東京派

 
劉師培和何殷震

1900年前後，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傳入日本。1902年至1904年期間，日本出版了許多介紹無政府主義的書籍[24]。這些社會主義思想強烈的影響了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不少同盟會會員參與了日本的社會主義社團，而許多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同盟會[25]。

儘管同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東京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們有著不同的傾向。巴黎的學生們推崇西方的科學和文明，東京的學生們則將無政府主義的根基建立在亞洲政治的傳統上，東京無政府主義者極大地借鑑了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例如被他們視為中國無政府主義之父的老子，以及許行，其農業主義哲學深深地啟發了日本無政府主義學生的農業烏托邦理念[26]。

1903年，劉師培和何殷震結婚，遷居上海。在這裡，這對新婚夫婦加入了光復會，劉在其中發展了「國粹」學說並編纂了《國粹學報》雜誌，而光復會的創始人之一蔡元培則在愛國女子學校監督何殷震的教育。該協會在上海的活動很快遭到政府打壓，這對夫婦被迫流亡東京，在那裡他們加入了一群向他們介紹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革命者[27]。這對夫婦繼續建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開始推動結合了反現代主義和農業主義的無政府主義[28]。在劉師培看來，近代儒家和道家對自由放任政府的倡導遏制了中國封建帝制對社會的干預，這使得中國在短期內比那些短期內通過中央集權建立的民族國家更可能實現無政府主義[29]。因此，他認為保留舊政權比建立新政權更可取，因為在他看來，現代資本主義和議會政治只會加劇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30]。

清政府的應對

1904年，無政府主義剛剛傳入中國時，清政府就已開始著手應對。包括《浙江潮》《20世紀之怪物》《社會主義廣長舌》等反滿革命期刊均被查禁。1907年，《天義報》《新世紀》等刊物引起了清政府的極度恐懼。外務部庶務司在致各地將軍的信中稱這些刊物「革命排滿，暢言無忌，荒謬狂悖，專事煽惑」、「散布各行省，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實足為地方治安之害」[31]。軍機處也要求沿海各省份的官員查禁相關刊物，阻止其在中國流通[32]。1907年7月，清政府照會各國使館要求協助查禁無政府主義資料流通[33]。除查禁、禁止流通外，清政府還派遣官員前往各國使館監視留學生動向，阻止他們參與當地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出版無政府主義刊物[34]。

暗殺團

主條目：支那暗殺團

儘管巴黎派和東京派都沒有積極參與暗殺活動，但他們對那些參與暗殺活動的組織抱有好感：受行動宣傳理論的啟發，當時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通過自我犧牲進行暗殺可以促進革命事業[35]。

1905年，劉師復加入同盟會，開始從事暗殺活動，他曾試圖刺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不過不僅計劃失敗，自己還失去左手、入獄約三年[36]；巴黎派的汪精衛早年活動時也曾受革命黨中無政府主義的暗殺之風影響，他曾謀劃刺殺清朝攝政王載灃，但計劃同樣失敗，於1910年3月在北京被捕[37]。此後，劉師復和陳炯明建立了支那暗殺團，該組織的行事風格深受民意黨和黑手黨的影響。該組織曾在廣州特別活躍，參與了該地在20世紀之交經歷的各種起義[38]。

辛亥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

 
1912年1月1日，上海市慶祝民國改元

1895年起，從廣州開始，同盟會及其前身興中會領導的反清起義開始席捲全國，但均失敗。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遍支持起義，他們普遍認為如果出於道德目的，暴力就是正當的，且在專制條件下是必要的；如果能激起群眾對革命事業的支持，暴力就是有效的[39]。

為回應清政府對保路運動的鎮壓[40]，1911年10月10日，新軍分子在革命黨人的影響下[41]，發動武昌起義，廢黜了當地的政府並控制城市[42]。這次成功的起義引發了辛亥革命，革命共和派在中國各地拿起武器推翻清朝。當革命浪潮於10月25日抵達廣州時，清軍將軍鳳山在抵達廣州後幾分鐘內就遭到革命黨人刺殺[43]。隨後，無政府主義者陳炯明組織了地方民兵（占領惠州後改稱「循軍」），在廣東各地發動起義，占領了惠州，宣布該省脫離清朝的統治。許多其他省份也紛紛效仿，最終宣統皇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

巴黎派無政府主義者在民國初期發展迅速，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巴黎派陸續返回中國，他們開始特別關注教育問題[44]。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被吸引到法國，並在當地接受了激進思想[44][45]。巴黎無政府主義者保留了其根源上強烈的道德主義色彩，為此還成立了美德促進協會性質的「進德社」等小型團體，禁止成員從事嫖娼、納妾、賭博、食肉、飲酒、吸菸等行為[46]。

護法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

 
閩南護法區地圖

1918年，在舊桂系掌控廣東省的同時，曾與劉師復有聯繫的陳炯明在以漳州為中心的閩南、閩西地區建立閩南護法區以實踐其政治觀點。一些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移居到了閩南護法區，在陳炯明的庇護下，無政府主義者在福建相當活躍，能夠自由地出版自己的刊物[47]。直到1920年，福建一直是無政府主義者大量活動的地區，閩南護法區也因出版了大量有關蘇維埃俄國和十月革命的著作而被稱作「福建南部的蘇維埃」[48]。

1920年代後期起，泉州是研究或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城市，有「安那其主義之都」之稱[49]。

中日戰爭及第二次國共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

1931年左右，黎明高級中學教師葉非英在泉州秘密組建中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聯盟。無政府主義作家巴金於1930年8月、1932年4月和1933年夏三度到泉州會見友人[50][51]。

1929年—1931年，以金佐鎮為首的流亡中國東北的朝鮮無政府主義者在以海林為中心的北滿地區建立無政府共產主義社區——在滿韓族總聯合會[52]。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無政府主義

 
人民公社中的大鍋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逃往香港或台灣，有些甚至遠走法國或美國。儘管如此，也有相當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選擇留在中國大陸[53]。比如巴金，在加入中國作協後，他的作品受到了審查，避免出現任何提及無政府主義的內容，他也因此基本上停止了寫作。在反右運動中，巴金還被指責為「右傾作家」[54]。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說：「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後是國家消亡，而後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55]隨著大躍進的開始，人民公社隨之建立，這一組織形式設立是為了「行使國家權力職能」，它在毛看來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關鍵一環，被視為「國家自行消亡」的第一步。這種結束國家主義的承諾對許多中國農民特別有吸引力，他們被公社所吸引，因為他們渴望從官僚手中獲得自由[56]。但毛本人在評論公社的狀況時認為，「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四權』（人權、財權、商權、工權）過去下放過多、快了一些，造成混亂」[57]。在一系列黨的會議之後，官僚權力在農村幹部身上得到重申，國家對公社的集中控制得以建立，純粹的按需分配被拋棄，私有制和按勞分配重新被引入[58]。隨後的官僚管理不善，再加上自然災害，導致1959年至1961年的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59]。

參見

參考資料

引用

  1. ^ Graham 2005，第1頁.
  2. ^ Rapp 2012，第20頁.
  3. ^ Rapp 2012，第45–46頁.
  4. ^ 德里克 2006，第47-49頁.
  5. ^ 德里克 2006，第48頁.
  6. ^ 德里克 2006，第50頁.
  7. ^ 德里克 2006，第55頁.
  8. ^ 8.0 8.1 德里克 2006，第54頁.
  9. ^ 德里克 2006，第47頁.
  10. ^ 德里克 2006，第55-56頁.
  11. ^ 德里克 2006，第67頁.
  12. ^ 胡慶雲 1994，第41–42頁; 徐善廣 & 柳劍平 1989，第23–28頁.
  13. ^ 胡慶雲 1994.
  14. ^ Scalapino & Yu 1961.
  15. ^ 曹世鉉 2003，第19-20頁.
  16. ^ 葉瑞昕 2001.
  17. ^ Zarrow 1990，第60–72頁.
  18. ^ Zarrow 1990，第75頁.
  19. ^ 德里克 2006，第88-89頁; 胡慶雲 1994，第62頁.
  20. ^ 德里克 2006，第87頁.
  21. ^ Scalapino & Yu 1961，第9頁.
  22. ^ 德里克 2006，第89頁.
  23. ^ 德里克 2006，第89-90頁.
  24. ^ 曹世鉉 2003，第43頁.
  25. ^ 曹世鉉 2003，第46頁.
  26. ^ 德里克 2006，第95頁; 曹世鉉 2003，第94-97頁.
  27. ^ Zarrow 1990，第32-33頁.
  28. ^ 德里克 2006，第12頁.
  29. ^ 德里克 2006，第95頁.
  30. ^ 德里克 2006，第96-97頁.
  31. ^ 胡慶雲 1994，第68頁.
  32. ^ 胡慶雲 1994，第68-69頁.
  33. ^ 胡慶雲 1994，第69頁.
  34. ^ 胡慶雲 1994，第70頁.
  35. ^ 德里克 2006，第83頁.
  36. ^ 德里克 2006，第117頁; 胡慶雲 1994，第73頁.
  37. ^ 李志毓 2012，第31、33頁.
  38. ^ 德里克 2006，第117、160頁.
  39. ^ 德里克 2006，第73-74頁.
  40. ^ Esherick & Wei 2013，第89頁.
  41. ^ Esherick & Wei 2013，第122頁.
  42. ^ Esherick & Wei 2013，第140-141頁.
  43. ^ Rhoads 1975，第196, 211, 218頁.
  44. ^ 44.0 44.1 德里克 2006，第109頁.
  45. ^ Bailey 1988，第445-447頁.
  46. ^ 德里克 2006，第112-113頁.
  47. ^ 德里克 2006，第160-161頁.
  48. ^ 德里克 2006，第168頁.
  49. ^ 解放前的泉州报界(五)——《大众报》. 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 [2024-05-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5-12）. 
  50. ^ 辜也平. 20世纪初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2: 188–196. ISBN 9787010246345. 
  51. ^ 巴金在泉州的足迹(陈志泽). [2024-05-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5-21）. 
  52. ^ 孫旼亨. "韩族总联合会"研究 (碩士論文). 延邊大學. 2012. 
  53. ^ 德里克 2006，第268、269頁.
  54. ^ Heath, Nick. Ba Jin, 1904-2005. Libcom.org. 2006-11-16 [2021-04-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22）. 
  55. ^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伟大贡献. 寧波市民宗局. 2005-10-15 [2022-12-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2-25）. 
  56. ^ 邁斯納 2005，第205頁.
  57. ^ 陳矩弘 2012，第99頁.
  58. ^ 邁斯納 2005，第206-207頁.
  59. ^ 邁斯納 2005，第213、216、219頁.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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