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航空志愿队
苏联航空志愿队（俄语：Совет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Китае），是在1937年至1941年间，由苏联红军派来支援中华民国进行抗日作战的志愿军，1941年后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当时日军航空兵主力包括指挥官和飞行员受其牵制。1941年4月13日，日本伙同苏联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日本承认苏联傀儡政权蒙古国的交换，苏联承认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并且撤回对华援助，苏联党中央此后便命令空勤人员停止在华直接参战、撤离中国战场，对中国提供空中支援的任务随后由美国飞虎队取代。
| 苏联航空志愿队 | |
|---|---|
| Совет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Китае | |
 在汉口机场的SB轰炸机前合影的苏联飞行员 | |
| 存在时期 | 1937年–1941年 |
| 国家或地区 |  苏联 |
| 效忠于 |  中华民国 |
| 部门 |  中华民国空军 |
| 规模 | 3,665 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最高） |
| 驻军/总部 | 南京 南昌 兰州 |
| 参与战役 | 中国抗日战争 |
| 飞机 | |
| 轰炸机 | 图波列夫TB-3轰炸机 SB轰炸机 |
| 战斗机 | 伊-16战斗机 伊-15战斗机 |
因是低调参战，苏联航空志愿队没有官方的称呼，再加之苏联与日本单独媾和后国民政府淡化此事，以及苏援撤出后，又还有多年战乱，援华事迹大多为回忆口述、造成战果未经考证，这支航空部队因上述种种原因，比起其他国家较不为人所知，各种宣称的说法很多，各种称呼也很多，通常也称“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志愿航空队”、“苏联志愿援华抗日空军联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另外还有“正义之剑”此等别号。[1]
历史
1937年8月，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损失惨重，自中东路事件僵化的中苏关系有着解冻的契机，同时由于感觉到日本扩军的压力，苏联在利害关系一致的大环境下决定与中国修好。当时因中日间开战，各工业国多名义保持中立，对中日军售大为减少，且因中日间的战争结局尚不明朗，担心难以从战败方收回货款，而要求预付或现付，于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转向苏联请求大规模的援助。1937年8月20日，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并宣称将提供中国上亿美金的战时军事贷款。后确立的三期贷款上限共计2.5亿美元，实际动用约1.7亿美元，贷款从提供后第2年分5年偿还，年利率3%。实际上以英镑作价，而采取以物易物实现，全部贷款的3/4以钨金属偿还，1/4可为茶叶或其他消费品。贷款用于购买苏制军火，飞机为其中一部分，售价接近苏军自己的采购价。到1941年停止苏援前，苏联共出售了322架轰炸机(292架SB轰炸机，24架DB轰炸机，6架TB-3轰炸机)，777架驱逐机，100架教练机。
由于飞行员培养尚需时日，1937年9月国民政府请求苏联直接派遣有经验的飞行员到中国参战。1937年9月14日，苏联宣布向中国出售225架各型军机，同时接受国民政府的提案派遣飞行员、地勤人员、机场建筑师、工程师和机械师以志愿队的身份前来中国协助抗日。在苏联内部这项人员派遣称为Z(Zet)作战，人员则由外贝加尔军区与太平洋舰队所属航空部队中选拔的“志愿者”，这些官兵则送往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进行挑选。除了一般军事人员外，政委系统也随着志愿队一同派遣。为了掩盖部队中政战人员身份，苏方采用各种头衔掩饰，如“首席领航员”等。召开苏共的党组织会议时，对中国人保密；如果局外人闯入，党组织会议就会马上变成“技术性讨论”。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与职务，都对中国保密。在苏联国内，不准许知情者谈论援华航空作战之事，以免扩大知密范围。
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也使用相同模式对交战方提供援助，因此当时各地军区认为中央将要求其部队至西班牙参战，故挑选出较好的飞行人员；这批人员编为一个战斗机大队（31架战机、101名人员）与轰炸机大队（31架战术轰炸机、153人），第一批450名志愿队人员与苏联军售的飞机（155架战机、62架轰炸机、8架教练机）于1937年10月分别由海路与从阿拉木图的陆路前来中国。与其他国外志愿队不同的是，苏联志愿队来华时并未如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必须担心国内舆论而抛弃军籍，而是直接以苏联军方的身份介入第三国战争；日本对此虽表不满，但国力悬殊，因此只表示抗议，无力直接对抗。
从陆路运输的飞机早期是直接从阿拉木图起飞，经伊犁、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即奇台）、哈密、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终点则是兰州中继基地，在当地整备后投入中国各战场运作。在1938年后则是以陆运的方式将飞机运到哈密组装，再沿着同样的转场动线飞进中国战场。在西北各转场机场中，苏联均布署了少量的地勤人员，包括气象、无线电、机务维修等专业。
1937年11月22日苏联志愿航空队驾I-16于南京首战。
苏联航空志愿队是早期由“志愿者”援华参战的团体，同期于“国际志愿队”轰炸机中队（合同期一年1937年10月--1938年9月，于1938年2月7日首战），早于“法国志愿航空队”（合同期半年1938年4月--10月，消极避战），早于“美国志愿航空队”（合同期一年1941年8月--1942年7月，于1941年12月20日在昆明首战）。国际志愿队和法国志愿航空队规模很小，具雇佣性质。美国志愿航空队最初属雇佣性质，在缅甸完训和协助英国皇家空军RAF作战，于珍珠港事件后才赴华作战。苏联志愿航空队自认不是“雇佣军”，拒领国民政府对击落每架日机500美元的奖金。
实战
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华共组建了5个大队并维持满员，1937年底成立了第1战斗机大队（40架I-15），第2战斗机大队（40架I-16），第1轻轰炸机大队（20架图波列夫SB-2），第2轻轰炸机大队（20架图波列夫SB-3）；后于1939年6月又成立了远程轰炸机大队（24架伊留申DB-3）；飞行员采取轮换作战方式，分批来华交替作战。独立承担了早期的作战任务，并在中方飞行员逐渐完训后，与中国飞行员一同拦截日本轰炸机，和对日军机场进行轰炸的任务。
截击
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中，日军海航“三菱九六式战斗机”、陆航双翼“川崎九五式战斗机”，性能与苏联I-16、双翼I-15/152接近；而航程较短，不足以全程护航深入中国后方如重庆和兰州的轰炸机，这段时间苏联航空志愿队不论对日军战机或轰炸机均有较佳的战绩。
苏联志愿者驾驶这些飞机于1937年11月22日在南京首战，击落三等航空兵“宫崎康治”驾驶的三菱九六式舰上战斗机1架，24岁的苏联空军中尉“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驾驶的I-16战斗机1架被击落，两人均阵亡。日本及驻南京欧美各国均有报道，日方报称，在南京上空受“从没有见过的型号”的战斗机阻击，遇到的战斗机造型是“低翼单叶、缩进去的滑轮”。“陈纳德”当时在南京做空军顾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平生见过的两次最精彩的空战之一，就是此日于南京上空目睹（另一次于1938年的武汉会战）。同年12月已有17架I-16-6进驻南京，由于中国飞行员尚需适应训练，因此主要由11名苏联飞行员驾驶作战。
期间国民政府的王牌飞行员优先接收了苏式战机，11月，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上校率部分中国飞行员自兰州接收首批伊-16战斗机。经数日短暂试飞磨合后，15日高亲自作为领航机带领中苏飞行员驾I-16机15架飞往南京，预定航线兰州-->西安-->周家口-->南京。于兰州起飞后翻越六盘山之际，因高山云雾6机掉队迷航（后于野外迫降，一时难以回收）；机队不得不改变行程，当天在西安等待掉队飞机未果；高将此事通报南京，南京政府命令高于次日率余部继续飞行，并坚持命令机队在西安-->周家口间的洛阳再整队加油一次。16日飞至洛阳时，中、苏飞行员驾驶的I-16各1架又因故障未能起飞，当天最终有7架I-16抵达周家口；此时因南京暴雨机队在周家口停留待命。期间洛阳滞留的1机赶来归队，加上先期抵达的地勤搭乘的1架12座福特3引擎运输机，周家口机场共有9架飞机含8架I-16。11月21日天气转晴，正值机队准备起飞之际，遭日军木更津海军航空队的十余架舰爆（爱知九六式单引擎双翼俯冲轰炸机）机群轰炸，高决定紧急起飞迎击，因地勤人手有限只能先发动其座机，成为日机首要目标，多次尝试未果，与军械长“冯干卿”、机械师等6人于地面被炸身亡，飞机损毁，而其它7架I-16未伤及要害，仅1名苏联飞行员被日机扫射击伤退出战斗序列。国民政府将其归结于苏联首批援助装备多为“现役翻新机”，而同期苏联航空志愿队（苏军现役）也使用相同的“现役机”；同时也有称周家口机场本为不瞩目的小机场，因机队在此停留近1周，日方获间谍情报后于天气转晴之际专程前来轰炸。
当日机队剩余的6架I-16由中、苏各2、4名飞行员驾驶终于抵达南京，并于次日即1937年11月22日立即投入战斗。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南京守军全军撤退，南京保卫战结束，12月15日，第四大队第21中队转赴兰州成批接收及换装13架伊—16—6。
1938年5月25日至6月5日初，苏联轮调志愿队飞行员来华与返国。1938年7月日本陆军航空兵装备了新式的97式战斗机，具有机动性优势。迫使苏联轰炸机飞行员作战时飞行高度从之前的2,000至4,000 米提高到7,500-8,500 米。第二批援华志愿航空队人员于1939年2月返国，6月第三批人员来华。
1938年下半年，日军陆航换装“中岛九七式战斗机”，与海航的三菱九六式接近，强调缠斗机动性，均采用固定起落架，因此极速受到削弱。在1939年上半年的第1次诺门坎战役中，苏联空军I-16、I-15若缠斗难敌这两款日机，遂于下半年的第2次诺门坎战役中，苏联飞行员发明了以I-16高速俯冲，一击即离的战术应对，并将此战法在中国战场上推广，给当时负责昆明航校的陈纳德留下深刻印象。
1940年5月26日起，日军开始执行“101”战略轰炸计划，派出大批轰炸机空袭重庆，试图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中岛九七式航程未有提高，仍不足全程护航轰炸机；至6月，在中苏空军的全力抵抗下，日军海航、陆航的轰炸机皆有较大损失和人员伤亡，日军飞行员私下将指挥官之一山口多闻少将称为“杀人多闻丸”。但亲自带队轰炸的大西泷治郎少将称：“大佐以上的军官阵亡了几个，没有牺牲，哪有士气。”
1939年4月，日军新锐的“12试舰战”首飞，除1至8号作为原型机试飞外，1940年7月21日，从9号起，刚换装后来量产型确定使用的引擎，而尚未安装着舰钩的试制机15架被紧急调遣进驻汉口机场，后被命名为“三菱零式一号一型战斗机”。零式仅使用机内油箱时航程超出此前九六、九七式近一倍，且安装了2门20mm机炮；此时日军海航飞行员亦以小批精英原则培训（据1937年毕业的“海军航空兵38期驾驶练习生”，日军最高击坠纪录者海航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称，其同期2000人参选，招收了70人，最终只有25人毕业，板井本人以第一名毕业，并代表全班接受天皇颁赠的手表；日军海航1937年扩招改革后至1941年，为培养作战主力招收的，学期4年的乙种预科练飞行训练生，每年也仅数百人毕业），此时日军暂时以飞行员质量弥补了零式防护薄弱等缺陷。山口多闻少将和大西泷治郎少将催促海航精英飞行员于武汉7月的高温中，在半个月内整备完毕，随即投入战场，由此空袭重庆的日军轰炸机首次获得全程护航，并且零式机群亦单独飞至重庆上空挑战。9月13日，于重庆璧山上空，12架零式战斗机首次与由遂宁赶来的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4大队先后共34架含9架I-16，25架I-15开战，交战中零式以其高续航力，在重庆上空滞留达30分钟才返航，零式未有损失；中国空军13架飞机被击落，11架被击伤，10名飞行员壮烈牺牲，8名飞行员负伤，遭受重大损失，陷入低谷。
此低谷持续至隔年的1941年8月，日军为准备偷袭珍珠港，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将苏军志愿飞行员撤回停止直接参战，日本将在华海航零式战机、精英飞行员及指挥官陆续调出中国战场，转赴太平洋战场，期间1942年6月日军海航于中途岛海战惨败，日军海军机动部队精英飞行员40%战亡，直至1943年日本海军全面败退后，才陆续将海航零式调至东南亚及中国东南广东至上海一线，协助陆航作战，而此时苏联已经退出亚洲战场，零式对美国援华的新式美军战斗机已无优势。
轰炸
苏联的图波列夫SB-2/3轻轰炸机速度较快航程较短（且SB-2/3的发动机排气口在引擎舱上方而不是通常的两侧下方，日军从下方难以察觉）；后来的伊留申DB-3远程轰炸机速度与航程均较佳，与日军购买的BR-20“意式轰炸机”接近；均快于“三菱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中型双发轰炸机），即便载弹时，日军的九五、九六、九七式战斗机（均不可收放起落架，在时速超过400公里后影响很大）仅勉强可以跟上。因此亦多采用没有护航突袭战术。
第一批10架图波列夫SB轰炸机于1937年9月17日飞往中国，24日又转场16架，27日5架。组成了第一个轰炸机大队（相当于苏军的一个轰炸航空兵师）。此时援华志愿队中的飞行员中有22个SB-2/3机组，5个TB-3机组和7个DB-3机组。当时DB-3、慢速的TB-3与ANT-9飞机并未作为轰炸机使用，而是拆掉了炸弹挂架，取而代之的是辅助油箱，用于中苏之间的航空运输，担负莫斯科-恩格斯城-塔什干-阿拉木图-乌鲁木齐-酒泉-兰州航线的军事物资与人员运输。
1937年11月，波雷宁指挥的第二个苏联轰炸机机群（31 架SB轰炸机）编队飞至乌鲁木齐，至此在中国领土上已经有58架SB轰炸机。1937年12月，第三批31架SB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组装后，转场飞行经乌兰乌德、达兰扎达嘎德，至兰州。所有三批飞至兰州的轰炸机，在机翼和机身上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一般情况下是蓝白各6条。
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后于华中地区进行整补，并于南京保卫战前夕开始进行任务。正式参战则是在1937年12月1日，23架I-16与20架SB轰炸机进驻南京，但因日军进军过快12月9日便撤离转场南昌与汉口，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当时同样仍在南京的空军美籍陈纳德回忆中对于苏联I-16采高速俯冲的混合动作甩开日军战机有着深刻印象，这个回忆经过整理成为日后训练飞虎队时重要的空战技巧。1937年12月2日，M· G·Machin率领的9架SB轰炸机编队从南京起飞，对上海的日军机场进行轰炸。苏方估计摧毁了机场上30-35架日本飞机，并击落一架空中拦截的日机，一架SB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飞至杭州降落。
1937年12月15日，F·I·Dobysh率领 27架SB轰炸机编为9个三机编队，轰炸了日军驻守的南京机场。12月18日，由波雷宁指挥的驻汉口的另一个轰炸机大队轰炸了苏州机场。1938年1月，驻南昌与汉口的两个苏军轰炸机大队开始频繁出击轰炸芜湖、南京等地的日军机场，迫使日军把前线战斗机调至二线机场。当时SB轰炸机在战斗中没有战斗机护航，但是SB轰炸机速度很快。即使在挂满炸弹的时候，日军的95式陆航和96式舰载战斗机的速度均无法超越SB轰炸机，并且日机火力不足，威胁不大。波雷宁回忆说：“我们的SB时速超过日本战斗机，并没有受到其威胁。强大的自卫火力可以击退其攻击。如果需要，就我们的速度而言，我们可以脱离和对手的接触。SB 更多损失在中国境内简陋的设备和机场上。”
1938年2月，航空志愿队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台北松山日军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组装，他决定发动松山空袭，由汉口出发的28架SB轰炸机成功完成轰炸任务。根据中苏估计，此次行动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但是日本海军提报给内阁的损失则是损失轻微，仅有少数居民遭波及。
1939年6月，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里又首次增加了DB-3远程炸机大队，库里申科率领的12架DB-3轰炸机经莫斯科-奥伦堡-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成都来华参战。之后库兹洛夫率领第二批12架DB-3轰炸机也转场飞至成都太平寺机场。这批DB-3后来成为苏志愿队来华最大战果:汉口机场轰炸任务的主力。1939年10月3日、10月14日，库里申科两次率领DB-3的9机编队从成都出发，空袭日军的汉口机场，称为汉口空袭。10月3日，日军空军铃木刚敏少佐为首，多数将校被合场炸死；当时海航作战的专家，“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长官冢原二四三少将左腕被炸断，后由对海航作战并不熟悉的同期生，水雷战专家南云忠一少将接任，后者一路升至太平洋海战中“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10月14日这次战斗，库里申科的飞机被击伤，返航途中在万县长江江面迫降后库里申科因伤未及逃离飞机牺牲。
终结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至6月22日苏德战争终于爆发，苏联开始扩军并在一年后停止对华贷款军售，并撤走了苏联航空志愿队。苏联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援建的秘密飞机制造厂（组装调试维修，对外称农机厂），则继续建设至1942年基本完工。在华4年期间，苏联累计提供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 飞机炸弹215万颗；参加苏联航空志愿队累计共有3665人，其中1091名苏联现役志愿飞行员，2000多名地面机械人员；八成以上飞行员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苏联空军老兵。同时有227名飞行员在中国作战牺牲。[来源请求]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苏联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配厂，并在迪化、兰州等地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为中国抗战初期培训了近1万名相关技术人员。
苏联同日本媾和两日后，中国同美国于1941年4月15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并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预备役军人和陆军航空队，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退役人员”前往中国参加战斗，并同意中国利用美国《租借法案》货款给中国资金来购买美国战斗机，是为日后有名的飞虎队；7月10日，第一批美国志愿飞行员从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中国昆明参战。
主要人物
顾问群[2]：
| 任职日期 | 阶级 | 职别 | 中文姓名 | 俄语姓名 | 备注 |
|---|---|---|---|---|---|
| 1938年9月 | 少将 | 总顾问 | 帕维尔·日加列夫 | Павел Фёдорович Жигарев | 1938年10月返国 |
| 1938年11月 | 少将 | 总顾问 | 格里戈里·特霍尔 | Григорий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Тхор | 1939年初返国 |
| 1939年5月 | 上校 | 总顾问 | 彼得·阿尼西莫夫 |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исимов | 1941年返国 |
| 1940年 | 上校 | 总顾问 | 帕维尔·雷恰戈夫 | 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Рычаго́в | 1941年返国 |
| 1938年 | 上校 | 顾问 | 季莫菲·赫柳金 | Тимофе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Хрюкин | |
| 1938年 | 上校 | 副顾问 | 叶尔少夫 | ||
| 1939年 | 上校 | 副顾问 | 互鲁也夫 | ||
| 1938年 | 上校 | 防空顾问 | 格奥尔基·扎哈罗夫 | Гео́ргий Нефёдович Заха́ров | 该员在华隶属军事委员会同时担任空军顾问职 |
| 1938年 | 上校 | 机械顾问 | 布拉霍夫 | 1940年返俄 | |
| 1941年 | 中校 | 轰炸顾问 | 思齐切申 | ||
| 1939~40年 | 中校 | 轰炸顾问 | 依瓦诺夫 | 兼任训练SB轰炸机飞行教官 | |
| 1939~40年 | 少校 | 驱逐顾问 | 乌里也夫 | 兼任参校一、二期战术教官 | |
| 1941年 | 少校 | 机械顾问 | 卡札阔夫 |
苏联援华飞行队共计涌现了14位苏联英雄，4位双重苏联英雄，苏联空军中将5名，苏联空军上将2名，苏联空军主帅1名、苏联空军副司令2名，苏联空军司令1名。
编制
- 援华志愿航空队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空军总顾问
- 参谋长
- 驱逐第一大队：飞行员60人，机械员100人，伊15驱逐机40架
- 驱逐第二大队：飞行员60人，机械员100人，伊16驱逐机40架
- 轻轰炸机第一大队：飞行员60人，轰炸员40人，通信员40人，机械员30人，仪表员3人，图波列夫斯伯SB-2轻型轰炸机20架。1937年12月进驻南京机场。南京失陷后转场南昌机场。
- 轻轰炸机第二大队：飞行员60人，轰炸员40人，通信员40人，机械员30人，仪表员3人，图波列夫斯伯SB-3轻型轰炸机20架。1937年12月进驻汉口机场。
- 重轰炸机大队：伊留申德伯DB-3双发远程重型轰炸机24架。1939年6月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
战绩
1950年代，虽然苏联航空志愿队实际与国民政府来往而避免与中共接触以免触及当时国共合作的底线，后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仍将其视作援助中国抗战的正面力量而提及此事。但是因为多年的战乱，日本以及国民政府纪录大多散失于各处及被销毁，至于当年的主要合作的国军成员，则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剩下的幸存档案经南京档案馆等单位多年整理，在有考证之数据支持下，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战日部分，不仅通过政府记录且通过报刊记载被还原，还考证了其它部分精彩战果，并为这些国军与红军飞行员联合抗日的事迹建立了多处纪念碑、纪念馆。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中华民国一向对苏联在抗战时期之援助不多加宣传，也未见有对“撤往台湾的幸存档案”的考察整理；且苏联志愿者于1941年与日军达成协定后便撤出不再直接参战，仅保留对华提供武器和维修方面的低息贷款有偿援助，因故苏联生还者并未有办法像飞虎队般公开考证战史。不过在台湾出版的个别国军老兵回忆录中，均有提及部分合作事迹，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飞行员张光明少将回忆，中华民国空军在引进 I-15bis 战斗机之前在部队中不存在真正的战斗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终于对日宣战，但起初从美国引进的Hawk-III不如苏联飞机来得灵活，除此之外高庆辰在其回忆录"空战非英雄"中宣称当年两国空军在武汉保卫战时期，是如何在抗战初期战场上历经考验，进而两国飞行员建立革命情感的事迹，甚至当苏联因为与日本达成侵华协定，队员被命令要回国的敏感当下，还发生过国军飞行员互相拥抱的案例。
另外，前中华民国空军空战英雄柳哲生提及，在1938年1月7日的南昌空战中，国军曾救助过遭受日本海军飞行员潮田良平威胁的波罗盖威逊斯基大队长，因而为中华民国与苏联这两个意识型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结下了友谊，甚至到了苏联解体之后，波罗盖威逊斯基都对此是念念不忘，还从俄国透过管道到台北找寻罗英德的下落[3]。
纪念
- 1956年，武汉解放公园建成，武汉市政府把15名苏联航空志愿队烈士的遗骸迁葬到公园的西北角，建立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 重庆市渝中区的鹅岭公园建有苏军烈士墓，年代为民国时期遗迹，纪念两位在重庆上空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卡特洛夫上校和司托尔夫上校。
- 重庆市万州区也为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建立了纪念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那个与苏联友好的时代中，中国曾经一度将苏联志愿队视为两国之间友好的象征[来源请求]。但很快中苏决裂变成彼此的最大威胁，此事也不再提及。
冷战结束之后，中共为了改善与苏联还有俄罗斯的关系，继续纪念苏联志愿队的历史，不过在北京抗日战争博物馆中的画像中，里面的I-16战斗机所漆的是苏联红军的红色五角星机徽，而非战时的青天白日机徽，苏联当时并未想跟日本翻脸，仅仅只是有限度的援助，仅仅在淞沪抗战国军空军损耗殆尽，日军航空兵轰炸畅行无阻的情况下，应国民政府屡次催促参战，因此这样的描述明显违反了历史事实（参考兵器战术图解39期，〈卢沟桥旁的抗战纪念馆〉一文）。
2015年8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下午接见前苏联航空志愿队后人奥巴索夫（Evgeny Opasov）及马特维夫（Andrey Matveev），并亲颁“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纪念章”，以表彰前苏联航空志愿队支援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贡献[4]。
参考文献
- ^ 薛衔天（笔名：雪融开）. 正义之剑(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史话1937-1945).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07 [2023-07-26]. ISBN 978-7220097560.
- ^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第129~131页，环球书局，1987年
- ^ 《中国的空军》610期《来自莫斯科的一张友谊照片》
- ^ 總統接見前蘇聯航空志願隊後人. 中华民国总统府. [2024-07-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