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渊

王白渊（台湾话：Ông Pe̍k-ian，1902年11月3日—1965年10月3日），台湾彰化县二水乡惠民村人。新诗诗人，日文世代作家。

王白渊
出生	(1902-11-03)1902年11月3日 日治台湾台中厅东螺东堡大坵园庄有水坑仔（今彰化县二水乡）
逝世	1965年10月3日(1965岁—10—03)（62岁）
国籍	大日本帝国（1907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1965年）
民族	汉族
语言	台语、日语
职业	诗人
学历 台北师范学校 东京美术学校

王白渊
汉字	王白淵
白话字	Ông Pe̍k-ian
台语罗马字	Ông Pi̍k-ian

生平

自1918年从二水公学校毕业，考进台北师范学校，他在就读台北师范学校这段期间，认识日后与他合作的谢春木。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1921年到台中州溪湖公学校（今彰化县溪湖国小）出任教谕，1922年到台中州二水公学校（今彰化县二水国小）出任训导（日本旧制教员职阶）。王白渊在1923年到日本深造，就读日本国立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在日本岩手县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待在日本这段期间，王白渊娶日本人为妻，致力于文学创作，并且积极投入文学活动。1931年王白渊出版个人诗集《荆棘之道》（蕀の道）；而在1932年王白渊与一批东京台湾文艺同人，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创办《福尔摩沙》。然而，好景不常，由于个别成员参与反帝游行遭到警方逮捕，牵连全体，王白渊遭受池鱼之殃，失去了教职。1934年王白渊与日籍妻子久保田ヨミ离婚后，离开日本到上海，在华联通讯社任职，后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担图案系的教师，但是平稳的日子并不长久。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王白渊在日军进入法国租界以后遭到逮捕，被判刑八年，并且被遣送回台北服刑。他服刑6年之后被释放，之后进入台湾日日新报任职。

战后，王白渊的文化参与积极。他曾与游弥坚、杨云萍、陈绍馨、沈湘成、苏新等人创立“台湾文化协进会”（该会1946年于台北中山堂成立），成为该会的理事，并且作为该会机关杂志《台湾文化》的编辑与主要撰稿人。之后，王白渊先后在李纯青的《台湾评论》、《台湾新生报》编辑主任、蔡培火的红十字会等机构工作。1947年底，王白渊因二二八事件爆发被人牵连，遭警方逮捕入狱，幸亏得到游弥坚的担保得以出狱。然而，经历了一连串残酷的打击，还有置身于当时极度肃杀、高压政治环境，王白渊年少时的锐气，此时不再复见。王白渊晚年着手整理文献，在1954年的《台北文物》发表〈台湾美术运动史〉一文，之后便无太大作为。1965年王白渊因尿毒症并发症过世，享寿63岁。

琐事及传闻

留日以前

• 童年时代，王白渊的父亲时常讲述林爽文的故事，因此林爽文一生的事迹深记在王白渊心里。
• 就读二八水公学校期间，王白渊喜欢读书、绘画，常在黑板涂鸭，并且参与壁报制作。
• 王白渊自承，就读台北师范期间，“不管世事，又不懂社会，天天只有念书打网球。”；好友及同学谢春木，则说王白渊“很天真，很快活，好像在春前明朗地歌唱而跳舞底小鸟般一样”，而且“受大家的爱着而离开学堂”。
• 快要毕业的时候，王白渊与几位台北师范同学，拍了一张变装照片。王白渊扮成一个穿西装的女人，一位同学扮卓别林，另一位则扮作算命先生；至于谢春木及其他同学，则是“穿着一副台湾服，双手拿着一轮脚踏车，做出将要出发的姿势，车子的后方挂了一个招牌，写了‘提高台湾的文化’的字样，前面有一个同学装做日人，站在那边不肯给他走，车子的前面亦一样，挂了一个招牌，写着“不，再等一些罢！”的字样”。王白渊毕业以后时常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用来勉励自己。
• 1921年王白渊从台北师范毕业以后，到彰化溪湖去当公学校教师，他在回忆录里提到自己“只有教育的热情，天天快乐地工作，好好地和小孩子们玩”，但是已经意识到现实社会存在的族群对立，并且亲身体验台湾人遭到排挤及差别待遇的问题。此外，王白渊也注意到蒋渭水及台湾文化协会的诉求与活动，不过当时并没有加入该协会。
• 王白渊受到日人学者工藤直太郎《人间文化的出发》一书的启发，对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本书驱使他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然而，对于这样的人生方向，王白渊似乎有些介意。战后，某次宴席，他见到工藤直太郎，曾向对方说道：“工藤先生，我在二十年前读过先生的大作‘人间文化的出发’，因此到东京研究艺术。就此以来曾受过很多的人生波折，我应该感谢你，还是要怨恨你？”工藤直太郎听了以后，“摇摇头，笑一笑，只默默地并无发出一语”(王白渊‧语)。

留日期间

• 留学日本期间，王白渊曾与谢春木一同睡一同吃，两人常在公寓的楼上谈论台湾人的命运，聊到天亮。1931年王白渊出版日文诗集《棘之道》(中译为“荆棘之道”)，谢春木特别为王白渊写了一篇序文，交代自己与王白渊的友谊、王白渊的思想转变，以及透露其对日本同化政策及教育方法的不满。王白渊对谢春木这篇序文相当肯定，多年后将文章翻成中文。
• 东京美术学校在学期间，王白渊曾与同班同学广降军一与佐藤重义合作，发行同人志《怣(Gon)》。由于当时的学校教育与日本的美术环境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所以王白渊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诗文创作。
• 有心成为台湾米勒的王白渊，他的毕业作品风格却与米勒相去甚远。根据王白渊的学生回忆，王白渊的毕业作品是一幅以几棵树为背景，女性画像为主题的日本画。这幅画原本装饰在日本岩手县盛冈女子师范学校内，却在1948年8月28日被大火烧毁。
• 王白渊不仅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文学及哲学思想产生兴趣，他对甘地的印度独立运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兴致盎然，并且寄予高度的期望。他分别在1927年撰写〈诗圣泰戈尔〉，1930年撰写〈甘地与印度的独立运动〉，两篇文章都把印度的文艺复兴与独立运动，视为亚洲从帝国主义解放的先声。
• 张文环曾在王白渊告别式上提到，王白渊在日本当教师时，由于性情慷慨、常救济朋友，所以口袋常常空空如也，没什么钱。除了张文环，巫永福、吴浊流、朱昭阳等人，也都怀念王白渊和蔼待人的态度，以及他对金钱、名利的淡漠之情。
• 除了乐于助人，王白渊对于前辈画家的画作，也常代为奔走，找寻搜藏对象。
• 王白渊留学日本前，已与陈草女士结婚，但两人教育程度、思想观念差距甚大。留日以后，王白渊想出版《棘之道》，却担心诗集的出版与自己想要投入的左翼文艺活动，可能会连累到妻子，所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要求。王白渊的学生张福在接受陈才崑访问时，约略描述当时的场景，提到：王白渊开口之后，当时正在削水果的陈草非常惊讶，也非常愤怒，不意顺手一挥，割伤了王白渊的手。看到丈夫血流如注，陈草不忍心，只好同意对方的要求。
• 王白渊当初是台湾总督府选派的留日学生，但后来因思想问题，无法返台任教。东京美术学校师范科毕业以后，王白渊待业超过半年，后来透过东京美术学校同学今井退藏推荐，王白渊接替对方在岩手师范女子学校的遗缺(今井退藏因入伍离开)而得到录用。除了同学的帮助，该校校长的开明态度也是王白渊能够得到录用的关键。
• 王白渊与元配陈草离婚以后，与女子学校的学生久保田ヨミ相恋，可惜两人相处的时间不长。王白渊离开日本以后，因个人生活不安定与时局动荡的影响，再也没有回日本与久保田ヨミ和女儿生活。
• 王白渊在日本岩手县师范女子学校任教五年又九个月。除了到东京会见台湾留日学生，秘密从事左翼文学运动以外，王白渊努力教授美术，并且指导学生打网球。在课堂上，他常谈论台湾独立及其他的政治问题，也曾痛批日本财团三菱、三井榨取殖民地产业。教学亲切生动、谈吐幽默风趣，无时无刻笑容满面，受到学生欢迎。由于学生对王白渊的言论普遍同情，甚至支持，所以王白渊常借由学生的提示或是校长巡堂的鞋音，迅速将话题从政治转回美术；而校长对于王白渊在课堂谈论政治及台湾问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白渊与盛冈当地的文人雅士有所来往，曾与同事松本慎吾、岩手诗人协会成员小山和吉等人交游。研究王白渊的一位学者板谷荣城，推测：王白渊很可能透过印刷物或其他形式，与当时知名作家宫泽贤治及其他当地作家交流或接触。1932年9月22日，王白渊在讲课时，在讲台上遭到日警拘押，这一幕令不仅让当时上课的学生印象深刻，也引起学校一阵骚动。被拘押的理由是：王白渊与吴坤煌、林兑等台湾留日青年筹组“东京台湾人文化同好会”，涉嫌从事反殖民运动。事后，王白渊遭到学校解聘，失去教职，不得不另谋出路。王白渊离开以后，当年的学生并没有遗忘他，有人在王白渊赴华以后，曾到上海探望。其中一位学生山合芳绘，日后写了一部自传小说，名为《南部紫》(1979年出版)，即以老师王白渊及同校学生久保田ヨミ作为小说人物原型，以他们相恋、结婚、被迫分离的事迹作为基础进行创作。王白渊的头号敌人--日本特务，他们对王白渊的调查相当细心，发现他在岩手县盛冈任教期间，曾经“诱引岩手医学专门学校学生组织‘亲交会’，努力对他们进行民族意识之宣扬煽动。”并且将这样的调查报告，移交上海领事馆，让王白渊即使到中国上海，也难逃被监视的厄运。
• 王白渊与吴坤煌、林兑、张文环这些台湾青年组织“台湾人文化同好会”的事迹，据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调查报告《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录，这是个左翼组织：“在岩手县女子师范学担任教谕的王白渊，刚出版一本诗集《荆棘之道》，在左翼文坛上博得一些好评，他素与旅居东京的左翼青年林兑、吴坤煌等互通讯息，彼此之间自然也曾交换对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意见。……”

在大陆期间

• 王白渊被迫与日本太太久保田ヨミ分离。王白渊来到大陆以后，久保田ヨミ依然思念，曾经寄信给他。王白渊的小学同学与童年好友谢东闵，曾在出殡前一晚的惜别晚会，向众多文友提到：民国17年他在广州念中山大学的时候，有天突然接到某位日本女士寄来的信，他打开一看，发现这封信是王白渊的妻子写的，里面一段写着：“爱情是无分国境的。”王妻对丈夫的一片真情，让他非常感动。
• 王白渊得知自己的日本太太生了一个女儿之后，非常高兴，但随即陷入悲伤，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情感，感叹自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放逐的人，不能让他亲生孩子叫一声‘爸爸’，哀哉兮”(王白渊‧诗文) 。
• 王白渊来到大陆上海以后，在华联通讯社工作，职务是“以无线电接听日本消息，立即移译成中文，提供给大陆有关机关”，疑似从事情报工作。王白渊在华期间的事迹，目前台湾文学界所知不多。
• 王白渊初到上海的一两年，还与日本东京的“台湾艺术研究会”常有联系，而且持续将稿件寄去，也曾邮寄一些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给吴坤煌。后来因杂志停刊，时局日趋紧张，与东京的文友失去连系。
• 王白渊与许多日治时期前往大陆居住、就职的台湾人一样，处在当时反日情绪极为高涨的中国大陆，他面临是否要在大陆人面前自称为台湾人的困境，也察觉到自己的外貌与日本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曾在〈福尔摩沙点将录〉一文如此描述：“因(他)长年居住在北方，他的神经变成懦弱，故到了上海，发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而惊讶失色。”尽管如此，王白渊还是被大陆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感动，对中国的未来抱持希望。
• 1935年王白渊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图案系教师。当年的同事黄葆芳回忆，他对王白渊的印象是“身材五短，留有日式短髭，外貌与日人无异。且具一口流利日语，与日本人几乎难以分别。行路形状也是八字脚，这可能因长期居住日本，穿惯木屐所致，他生性沉默寡言，但授课却十分认真，所编讲义深入浅出，条理分明，能将中外古今图案之共通点作详细阐述及比较，很受学生欢迎。他的素描根基相当稳固，想他当年学习时，一定下过苦工，故能在图案的变化意匠方面，不但表现美观，而且不失实物的特征形态。从八一三沪战发生之后，即不知去向。……著作有‘图案概论’，对雕刻罗丹颇有研究。”
• 撰写《台湾出土人物志》的谢里法曾听到一则传闻，内容是：王白渊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江青(当时在上海当演员)的日语教师。
• 王白渊的感情之路相当坎坷，与第一任妻子陈草，因为教育程度与观念思想的差异过大而离婚；与第二任妻子久保田ヨミ，因为赴华从事反殖民运动而离婚；到大陆以后，王白渊与一位四川籍女子结婚，但是在813事变以后，王白渊某天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到上海法国领事馆避难时，遭到日本宪兵逮捕，被强行押解回台，入狱服刑，从此与那位妻子音讯中绝。

遣台以后

• 坐牢期间，制造出一副漆画屏风，曾在“囚人作品展示会”上展出。谢里法在《台湾出土人物志》里描述的更详细，并且提到一件趣事，写道：“坐牢六年的王白渊，囹圄生活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手工艺产生浓厚兴趣，学会了莳绘(日语，即漆器上的泥金画)技法的手艺，作品曾在‘囚人作品展售会’中展览出来。出狱后，得知当年美术学校老同学颜水龙正努力推展美术工艺；即利用台湾本土特产的材料配合现代生活的需求，制造实用性及装饰性的工艺品，便跃跃欲试，以半专家的身份找颜水龙合作。那时台北车站近傍有家旅社是他们一位朋友开的，每回颜水龙北上，就相约在旅社客厅商讨手工艺推展的事，连续谈过几回后颜水龙烦了，气话也说了出来：“你只知道谈，若是和你一起作事，我会被你活活气死！”
• 1943年出狱没多久的王白渊，针对第六届府展(在台北公会堂举办)的画作，撰写〈府展杂感〉一文，文笔相当犀利，不论是日人还是台人画家，都毫不留情评论其作品的优缺点。王白渊举出康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说明伟大艺术家应该具有的条件，以这为基础去检视画展作者的表现，批评台湾画家普遍没有哲学、欠缺个性，作品无法激发观众的喜悦，流于肤浅、贫乏等问题。

战后 / 国民政府迁台

• 由于王白渊年轻时代与谢春木有相当深厚的交情，因此日本投降不久，就有许多台湾人来找王白渊，希望透过他接触可能回台担任官员(有说：谢春木可能当民政处长或是警务处长)的谢春木，弄的王白渊“神经衰弱”(王白渊‧语)。
• 在《政经报》与《台湾评论》被陈仪政府下令停刊以后，王白渊与苏新结合一批左翼青年，在1946年10月15日创办《自由报》。这份刊物持续出刊到1947年2月，因二二八事件而停刊。
• 王白渊有一段时间常与巫永福碰面，二人常谈论台湾新诗与美术的问题。
• 战后初期，王白渊曾任《新生报》编辑部主任，并且成为“台湾文化协进会”的十六名理事之一，兼任教育、服务主任，积极参与协进会活动。然而，离开报界以后，王白渊频繁转换职业，曾先后在铝版厂、红十字会、电器公会、手工艺中心等任职，也在大同工学院、中国文化学院(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前身)、实践家专等校当兼任讲师。除了职业不稳定，王白渊也遭到国民政府的压迫，坐牢三次。 头一次是被228事件牵连，第二次因台共蔡孝乾案被牵连。家里不时有情治人员监视、造访。
• 杨逵曾向他人提到：战后，他入狱见到吴新荣，吴新荣一见面就告诉他说：“你终于来了，王白渊每天惦念着你，总是问杨逵怎么还没有来！”由于王白渊比杨逵早几个礼拜被捕，已经移往他处，所以王白渊与杨逵到头来还是碰不了面。
• 1959年正统国画论争爆发，台湾日治时期从事东洋画(也有作“日本画”)的画家，个人成就与作品价值备受批评，王白渊发表〈对国画派系之争有感〉一文，就“东洋画(日本画)是继承中国国画北宗发展而来”的历史事实，为台湾东洋画的存在价值辩护，可惜没有成功。 当局与体制的应合者到头还是运用政治力，强行将台湾的东洋画排除在省展与正统的国画之外。
• 王白渊“常能在街头杂沓的群众中，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是情治人员，那些人是有关单位布建的线民，他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 王白渊的夫人倪云娥曾向他人说道：“白渊生平爱听古典音乐，爱哼几首台湾歌谣，爱打网球和乒乓球，古诗虽不大懂，却偏偏爱吟古诗，但是，他最喜爱的却是女人。”此外，王昶雄也提到，王白渊常常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女子呀！你用你的珠泪包绕着世界的心，正如海洋包绕了大地一样！”
• 1965年10月3日晚间9点50分，王白渊因肾结石引发尿毒症病逝。在他出殡的前一天(10月8日)晚上，王白渊生前的好友聚集在殡仪馆大厅，由王昶雄主持，每人讲述王白渊生前事迹，据说以吴坤煌、张文环所讲的事迹--东京“福尔摩沙”时代的轶事最精彩动人。由于王白渊生平最爱唱日本歌星古贺政男的“慕影”与电影“白色富士岭”的插曲，因此在告别会播放这两首曲子，当做最后的送别曲。

他人评价

日本当局

• 王白渊在台湾总督府及日本当局的眼里，似乎风评不佳。王白渊作为台湾总督府选派的留日学生，因思想问题无法返台任教。对日警来说，王白渊似乎是一个不安份的台湾人。留日期间，与一些日、台左翼人士，甚至共产党员来往，曾经提供资金给林兑、吴坤煌这些从事左翼运动者；也提倡并且筹组“东京台湾人文化同好会”，试图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让一些台共、日共成员混在里面，悄悄与台湾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日本赤色救援会，以及日本与朝鲜左翼团体互通声息，建立联合阵线，反帝反封建。

遗族与朋友

• 王白渊告别式上的吊联为“抗暴图强孤岛长留典范，披荆斩刺文坛痛失先驱”。
• 王白渊女儿王慧娈的哀悼诗：“爸爸！您长眠于此，土地冰冷石块清凉，您的灵魂栖于我心，光芒照耀温暖芬芳，荆棘的道路您已走尽，但您的意志永存世上！”
• 王昶雄的评语：王白渊遗下的是无法排遣的孤愤与纯洁书生的本色。
• 文友在告别式上的评语：
  • 李石樵的评语：“他的仙归，可说是美术界失掉了一个暗夜的明星了。”
  • 王诗琅的评语：“白渊兄虽然不是一位出名画家，但是他的美术批评是到家，是很有权威的，一方面他会做人，这个精神动力，自然而然成为艺术界，尤其美术界的志标了。”
  • 吴浊流的评语：“白渊兄和蔼待人，诚恳地帮人家的忙，都是出于他秉性的流露，可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到了要死了的临终瞬间，还自信他不会死，精神可嘉而且尚抱着一个乐观的希望，才没有觉悟完了。”
  • 吴坤煌的评语：“白渊兄你最关怀我，如我慈母似的你最帮我的忙，如我手足似的，但我处处对不起你，几次由我牵连到你，使你受了灾难，虽然苦闷是时代的潮流，幸乎！不幸乎？但留下来的我们，还要担这个重荷，只渴望你，你伟大的英灵照亮我们，让同样软弱的我们，手握手的力量负起这个扁担，一步一步再一步，在所走的路途上，有一缕光明。”
  • 陈逸松的评语：“他做人平和，对生死不在乎，对于富贵更不足道，对人生可谓达观。……虽然白渊兄是一介软弱书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台湾的压迫，他是绝对不屈服，不屈不挠地抵抗过来的，始终一贯保持了民族精神，祈求和平与平等。”
  • 李超然的评语：“白渊兄的民族意识很深，同时也是台湾文化界出群的美术评论家。就如台阳展、省展，每次都经过他评判而有进步。所以他对台湾美术界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伟大工作者，可说是台湾美术界的指导力量。”
  • 廖汉臣的评语：“他临终尚想不会死，有这个自信一定还有一个打算。他的抗暴精神，不屈不挠的勇气，有如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 张维贤的评语：“古井兄与白渊兄虽是对于艺术同一型的人物，可说是严格说起来，一个是真正的不懂艺术而关心艺术，而很照顾艺术家，帮了不少人。一个是真正懂艺术，如原子力量发散其能力，影响艺术后进。白渊兄是属于这型态的好人，他会做人，也注重做人，才够指导人。”
  • 郭水潭的评语：“他真会做人，爱帮朋友忙，我如今失去一个关心我们的至友，实在太寂寞。谁有勇气像他始终一贯关怀朋友，帮朋友的忙？”
• 龙瑛宗曾在一篇文章评论王白渊，写道：“王白渊为人天真烂漫，且是个大好人，热忱帮助友人，他满脑子里理想主义，一生向往为争取自由主义而夺斗的匈牙利诗人斐多费，也许这是他的生命历程和环境使然。”

后世台湾学者

• 宋冬阳(本名：陈芳明)将三位日治时期诗人--杨华、赖和与王白渊的诗风，作个比较，认为“他们都是政治运动的介入者，他们的作品足以代表当年新诗起步时的挫折、昂扬和成就。他们三人曾坐过日本人的监，他们对台湾政治运动都有一定的贡献；然而，他们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却具不同的面貌。杨华的诗，阴沉而消极；赖和的诗，热情而飞跃；王白渊的诗，外柔而内刚。其中以王白渊的诗，最能表现新诗草创期的成就。……(略)……在评估台湾新诗草创期的作品时，王白渊的诗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他在处理诗的主题时，并没有像杨华或同时代的诗人那样透明，他对文字的运用，也没有像赖和那样粗枝大叶。在短短的期间内，台湾就能塑造出如此杰出的诗人，足证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社会所蕴藏的文学创造力是非常旺盛的。”除了语言风格，修辞技巧方面，陈芳明相当推崇王白渊，他说：“王白渊利用暗喻，利用高度迂回的手法，把一颗谦虚的心和人间广大的情思贯穿起来，使我们看到诗人的想法不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群众的。他的诗，放在一个平常的社会可能不具特别的意义：然而，把这样精致的作品置于殖民地社会里，就不能不产生丰富的象征意义。”

• 谢里法在《台湾出土人物》一书，将王白渊定位为“抗日英雄”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对于王白渊的新诗创作与诗集出版，谢里法给予相当高度的肯定，在《台湾出土文人物志》这样写道：“继追风(按：谢春木)之后，与王白渊在同时期里从事新诗创作的，约有张我军、赖和、杨云萍、施文杞、江肖梅、杨守愚，朱点人、杨华、郭水潭和吴新荣等人，而出版过诗集的，大概只有张我军的“乱都之恋”(1925年)、陈奇云的“热流”(1931年)和王白渊的“荆棘之道”，据说“荆棘之道”曾受到日本左翼诗坛的高度评价，却不知详情如何。若称王白渊是台湾初期新诗坛上代表作家之一，这大概没有人会有异议才对！”对于王白渊不同的人生阶段，谢里法的结论是：“回顾王白渊短暂六十三年的一生，有两个阶段是他生命的高潮，也是此生中最灿烂的时期：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与吴坤煌、张文环等在东京从事‘台湾人文化圈’(按：也有翻作‘台湾人文化同好会’)及‘台湾艺术研究会’活动，正是他三十岁前后，“天真烂漫”的理想在他身上闪闪散发光芒的时候。此时的他，充分展现著“革命诗人王白渊”的形象；另一个阶段是，一九四四年出狱之后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再度入狱，也就是从他走出日本人的牢到走进中国人的牢这三年间的壮年期，他以‘台湾文化协进会’干部而投身于文化重建与交流的工作，为推展民主主义的文化而献身，他给人的形象以尖锐的批判为改革社会而奋斗的评论家王白渊。这两个阶段，一个在他三十岁的时代；一个在四十岁的时代，两者加起来至多才只有五年时间。其余的岁月里，他先是‘明镜一般清澄的心’(谢春木语)的师范生和美术学生；接着于一九三三年之后，他回到心目中向往的祖国，服务于报社和美术教学；再则是监牢的生活夺去了他宝贵的青年期；一九四七年以后，他埋身在史料与文献里，是当世的一部活字典。”

• 颜娟英认为谢里法所给予的“抗日英雄”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对王白渊而言并不适合，她认为，王白渊是个主张艺术超越国籍，注重世界性、普遍性的人。不过对于王白渊在一九五○年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在〈台湾美术运动史〉从抗日角度来论台阳美展与台湾的现代画，颜娟英有同情也有批判。同情之处在于，颜娟英认为：王白渊之所以“一厢情愿地从反日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讨论民间美术团体”，除了个人的思想因素，时代因素也很重要；因为王白渊担心当权的大陆来台政治团体无法接受台湾的美术家，于是，他一再强调台湾美术界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举办台阳美展所发挥的民族主义精神。批判之处在于，颜娟英指出：“日据时期的艺术家大多属于社会上曾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小群人，都不曾为民族主义运动上过街头。总之，在此台湾的民族政治势力团体未完全成形的阶段，要想讨论台阳美展或任何台湾的现代画如何具体地‘发挥中华民族的特质’或‘抵抗日人的歧视压迫’无异是五○年代的政治谎言。”此外，对于王白渊的台湾美术研究，颜娟英认为，还有两点需要检讨。第一，顾虑后代的政治禁忌或信仰，以这样的心态去解释台湾日治时期的美术发展。第二，王白渊的研究整理过度依赖文献资料，忽略具体的美术作品。

• 翻译并编辑王白渊作品的陈才崑认为，王白渊的孤独观或精神，“大大迥异于台湾人普遍具有的‘大头病’和浅薄的实用取向，居此台湾的现代化必须由‘量的扩充’转化为‘质的提升’的今天，是需要大大提倡的。理由无他，唯具真诚的孤独精神者能开风气之先，登临人所未竟之圣域。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学术文化上培养出独创性的人才，和人一争长短。”

• 罗秀芝将王白渊定位为“台湾文化地图上的一颗座标星”，认为“这张文化地图必然永远是‘未完成的’，而且是‘永远的进行式’，随时有补充、修改与删除的必要……而王白渊这颗座标星，也可能因不同执笔者画出的不同的参考座标，而勾勒出截然不同的图形。”。对于王白渊的艺术评论与美术史文章，罗秀芝认为，王白渊“面临殖民历史的局限，甚至，还摆脱不了汉民族历史观和近代艺术观的框架”，所“奋力呈现出来的台湾美术史，究竟还是有点面目糊模”。其艺术史观因含有两种不太相容的意识形态--超越国族的左翼文艺理念、强调血缘祖国原乡的民族主义--显得矛盾难解。此外，罗秀芝也检视王白渊个人的艺术品味，发现：王白渊受到公学校与东京美术学校的美术教育影响很深，“所遵的美学标准还是非常学院派的，重视线条、色彩、构图、画面的协调与统一等等基本的绘画技巧的表现”，以此为原则来鉴赏个别画家及个别作品。其次，她在《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一书举例论证，得出“王白渊在许多地方也采用了日本美学的审美标准来评判”这个结论。检视王白渊的艺术评论与美术史的史观与思想以后，她认为，王白渊还没有形成一套具体、完整、系统化的个人艺术理论体系，能够确定的是，“台湾”这块土地是王白渊建构个人艺术思考体系最重要的基准点。

• 王福东在《台湾现当代艺术风神榜‧进画论‧五部曲》一书当中，所收录〈荆棘之道，王白渊〉的文章中说“王白渊不仅是位诗人、作家、画家，更是台湾美术史上艺评第一人”。该文说“1947年王白渊因二二八事件，经历了一连串残酷的打击，一直到他晚年才开始着手积极整理文献工作”。“有一段时间，王白渊经常与巫永福碰面，两人常深谈论及台湾新诗与美术发展的议题。战后初期，王白渊曾任《新生报》编辑部主任，并成为‘台湾文化协进会’十六名理事之一，兼任教育、服务主任并积极参与协进会活动,此一时期王白渊经常对美术展览会撰写评论文章。1965年10月3日，王白渊因肾结石引发尿毒症病逝，年仅63岁。王白渊的追思会是由〈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作者王昶雄主持，王白渊的夫人倪云娥在追思会说道：“……白渊生平最喜爱的是女人…。” 致词时王昶雄特别提到王白渊曾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女人啊！你用你的珠泪包绕着世界的心，正如海洋包绕了大地一样！”王福东在〈荆棘之道，王白渊〉文章的结尾说“原来！作为台湾美术艺评第一人的王白渊，一如他最喜欢的女人一样，也是以：‘珠泪包绕着世界的心’爱他所爱的艺术，‘正如海洋包绕了大地一样！’”

作品出版、刊载情况

其作品写作、发表情况，请参见“王白渊文艺作品列表”。使用“台湾书目整合查询系统”查询，目前为止(2014/9/15)，王白渊作品的出版情况：

• 《蕀の道》，日本盛冈市久保庄，1931年(昭和6年)初版，台湾大学图书馆有收藏该书。
• 1981年羊子乔与陈千武选录九首王白渊的日文诗：“未完的画像”、“地鼠”、“莲花”、“水边吟”、“零”、“风”、“给春天”、“诗人”、“岛上的少女”，将之翻译成中文，然后收进“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九册“乱都之恋”(书名)里。
• 陈才崑/中译，《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上)(下)，彰化县立文化中心，1995年。--除了‘荆棘之道’的诗文，该书也收录了王白渊几篇重要的政治、戏剧及美术评论。
• 王白渊的日文新诗〈地鼠〉、〈向日葵〉，其中译文本收录在林瑞明主编《国民文选‧现代诗卷I》。
• 王白渊《荆棘之道》部分诗作，收录在《台湾诗集》里，该书由日本绿荫书房出版，2003年出版。
• 王白渊的日文新诗〈未完的画像〉、〈鼹鼠〉，由陈千武翻译成中文，收录在陈明台主编的《陈千武译诗选集》。
• 莫渝/编辑、翻译，《王白渊荆棘之道》，晨星出版，2008年。
• 出狱以后至日本战败投降这段期间，王白渊所作的日文诗〈怨恨深矣的阿图岛守卫〉、〈澳洲与印度〉、〈太平洋的暴风〉、〈新加坡如此灭亡〉。目前已知，学者柳书琴将这几首诗翻译成中文，呈现在专书《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之内。

参见

• 与王白渊同届的台北师范生，已知的有：谢春木(政治家)、郭柏川(画家)、林煇焜(小说家)、朱昭阳(教育家)、谢东闵(政治家)等人。
• 对王白渊思想有深刻影响，而且交情不错的人士，有：谢春木等人。
• 对其思想有深刻影响的当时名人，有：甘地、泰戈尔、孙中山等人。
• 留日期间组织的社团：台湾人文化同好会、台湾艺术研究会(机关杂志：福尔摩沙 (杂志))等社团。
• 战后参与的社团：台湾文化协进会(机关杂志：台湾文化(杂志))。
• 曾经以下的机关工作：台湾日日新报(1945年前)、台湾文化协进会的“台湾文化(杂志))”编辑与主要撰稿人、李纯青《台湾评论》当主编、《台湾新生报》编辑主任、蔡培火的红十字会等。

外部链接

• 【文学散步道】走过荆棘的诗人-王白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王白渊 - 台湾记忆Taiwan Memory--国家图书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国立台湾文学馆>文学知识平台>小事典>6月，日文世代作家诗人王白渊于日本出版日文诗集《棘の道》
• 王白渊_百度百科
• 忧郁的艺评诗人王白渊@ 彩虹石头的天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龙瑛宗随笔>张文环与王白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二水诗人王白渊的一生-赖和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