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神学
汉语神学广义上指以汉语为叙述载体的基督宗教学术论文或著作,狭义上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基于人文社会学界对基督信仰的神学研究。
广义
广义的汉语神学由何光沪教授提出,不论撰者的国籍或地域,凡以汉语为叙述载体的基督宗教学术论文或著作,一律统称为汉语神学。[1]其中作者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逐构成其神学的独特原素。神学在这里则专指基督教神学。由此而言,汉语神学可远至唐朝景教算起,包含一切由古代和现代汉语所写成有关基督信仰的著作。第一批汉语神学的作品可以推算至一千三百多年前由叙利亚人景教长老阿罗本以汉语撰成的景教碑文典。
狭义
狭义的汉语神学则是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大陆涌现的对基督教研究有兴趣以至崇尚基督信仰的学者群体,他们立足于人文社会学界而专注于基督信仰的研究,发展出有别于教会传统的汉语神学。其中以刘小枫提出的刍议最为人关注讨论。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倡导的狭义汉语神学强调此新神学不是中国神学的全部,只是中国神学众多形态之一。狭义汉语神学的处境是中国大陆人文学界,它研究内容和生存空间都是以大陆人文学界为依归。
狭义的汉语神学与教会神学之关系
狭义“汉语神学”的生存形态与中国教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本色神学”,以及随后在不同华人地区提出的“华人神学”、“处境神学”、“本土神学”、“乡土神学”等都有明显的不同,甚至在与东亚地区同样深受中国儒佛影响的日本和韩国所提出的“水牛神学”或“民众神学”进行比较时,也有明显的迥异之处,其中至为关键是上述所有不同类型的神学都是来自相关地域的“教会群体”。
通常论及神学,中西方的教会神学家无论开放或保守都强调神学必须来自教会,为了教会和服务社会。但狭义汉语神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来自中国人文学界,为了中国人文学界,在面向人文学界的同时,也面向教会和社会。由于这种特征,狭义汉语神学的关注点、发展过程以及议题,必然与西方神学传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但狭义的汉语神学并不排斥教会神学及其多元传统,相反地,它乐于与不同的教会神学和传统对话,以丰富大陆学人对基督宗教多元传统的认识。狭义的汉语神学与传统神学差异之处在于,它起源于中国学界,生成及生存于中国学界,其结果将与教会神学一样有益于社会、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
狭义汉语神学的特征
人文性
狭义汉语神学既然是发轫于中国人文学界,其生存形态自然以中国人文学界为依归。大部分汉语神学运动的学人主体,并不是要寻找信仰的家园,而是把基督宗教作为新知识体系来探究和学习。其中一部分学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基督教思想中寻找资源以建构自身的学术体系;也有人相信中国文化在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有必要吸收外来的基督教思想资源,从而促成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交融。因此,中国学者致力于从人文精神和多学科的角度探讨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神学,并促成汉语神学成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和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思潮)并驾齐驱。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新生代的汉语神学人中也不乏认信者,但参与者的认信身份并没有也没有需要去改变立足于人文学界的汉语神学之学术规范与准绳。
跨宗派和跨教派性
狭义汉语神学不从属某一个宗派或教派,它的立足点是历代基督宗教的思想和神学资源,内含犹太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由于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学人通常不以隶属于某一教派(如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或宗派(如耶稣会、道明会、圣公宗或改革宗)为研究目的。他们对基督教研究的范围不在乎该课题是否合乎不同教派或宗派的“正统”与否,他们只关心该研究是否与其学科有所关联和有益。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可以远及古代西亚研究、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等不同神学领域。这种研究诉求亦无意中跨越了向来深受西方神学主导的华人神学研究,同时又促进基督教神学与其他人文学科进行的科际整合。
跨文化性
顾名思义,汉语神学是由汉语思想和基督宗教思想所组成,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和整合就构成汉语神学的活力,其中双向性的翻译、诠释、吸纳和创造是生生不息的。
汉语神学的发展
自1995年发展至今,已经从最初的以文、史、哲为起点,扩展至圣经研究、实证研究,并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公共性。同时因应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宗教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汉语神学的实践性议题将逐步呈现,一个更趋多元、开放和实践的汉语神学在朦胧中渐见清晰。
参考文献
- ^ 何光沪.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http://www.isc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505&Pid=3&Version=0&Cid=24&Charset=big5_hkscs. 缺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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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