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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时称作“反马克思主义”）来自众多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

整体批评

与马克思主义相较，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需要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成，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一些理论家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理论，并且以不同的论点批评社会主义或支持资本主义。一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不完整框架，或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上有过时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有其价值。他们往往会将马克思理论套用到不同的领域或理论框架上，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便是一例。[来源请求]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夫（英语：Vladimir Karpovich Dmitriev）[1]、拉迪斯劳斯·博特基威茨（英语：Ladislaus Bortkiewicz）[2]及后来的批评者都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他提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矛盾；而一旦这些错误被修正了，价格与利润就不再由商品的成本及剩余价值决定，而马克思所提出剥削劳工是资本家利润唯一来源的理论也会因此破产[3]。更明确的说，劳动价值理论将一个产品的价值与其所需之社会劳动挂勾，然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置盐信雄则指出在真实工资不变的前提下，技术创新能提高利润率[4]，如此一来马克思用以架构整个生产过程理论框架的前提，必然是错误的。从1970年代起，这些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引发许多争议[5]。例如安德鲁·克莱曼（英语：Andrew Kliman）就认为不必再试图修正这套理论，也不值得再进行任何研究[6]。保罗·斯威齐等学者则认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

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存在内在不一致的学者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斯拉法派经济学家，像置盐信雄[7]、保罗·斯威齐[8]、约翰·罗默[9]等人，他们主张应该抛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原先的理论框架，改以别的方式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方面，1980年代发展的跨期一元体系解释（Temporal Single System Interpretation，TSSI）理论的支持者主张马克思主义里被提出的矛盾源于后人的错误解读，他们认为一旦马克思的理论被解读为“时间的”、“单一的”，则先前一切矛盾都迎刃而解。某些属于这派的学者还进一步主张，迄今一切针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都只是诠释问题。[10]尽管如此，如大卫·莱伯曼（英语：David Laibman）[11]等人则批评此理论为“复古马克思主义”，认为若是坚持替马克思犯下的错误继续辩护，只会使得马克思主义没有进步的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认为生产技术的更新必然导致随着生产发展的社会关系的变动，[12]而这一层经济的上层建筑则反映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也就决定了文化、宗教、政治、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的形成。[13]也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经济、科技等物质方面因素的变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改变，例如部落、社会阶层、国家、法律、政治、艺术、文学、道德观、宗教等等，依据马克思说法，这些都只是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经济上的上层建筑。

批评者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过度简化了社会的本质，并主张思想、文化以及其他所谓“上层建筑”的成分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经济是一样重要。另外从逻辑上来说，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说法，马克思本人对于历史的发展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宣扬的只是一种思想，而思想也属于上层建筑的产物），那马克思为何还会花费毕生时间在这上面，也就令人怀疑。

马克思主义支持者则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将经济因素做为决定历史走向的唯一来源，比如马克思的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便在一封信里写道：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4]

然而，这种说法对马克思主义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上层建筑（如文化等）的确对经济基础起了影响的作用，那么究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呢？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于是变成了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动物解放主义者彼得·辛格主张若是要回答此一问题，我们要认知到在马克思世界观里只有经济因素最终是永远“真实”的，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人类存在的最大特征是其使用的生产工具，而人类若要从自己本身里“解放”出来，就要拿回“自己的”生产工具，马克思认为此种人类解放是历史的最终目的，而上层建筑只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15] 但就算辛格所解释的“历史的目的”的确反映出马克思本人的想法，这种解释仍然不能回应其他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卡尔·波普尔便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强烈批判，他主张历史主义方法论是缺乏可证伪性的，也因此根本无法判断其真伪：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尽管它的一些创建者和追随者作了认真的努力，最后也采取这种占卜者的做法。在这种学说的一些早期表述里（例如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的分析），他们的预言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事实上已经被证伪了。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这些证伪事例，反而重新解释这个学说和证据以便使之相符。这样他们营救这个学说不至受到反驳；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采纳一种使这个理论无从反驳的伎俩。这一来他们就给予这个理论一种“约定主义曲解”；而且通过这一伎俩，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理论所大事宣扬的科学地位。[16]:49[17]:53

历史决定论

由于马克思主义依赖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解释社会改变的架构，[18]其历史观被视作历史决定论的一种。[19]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0][21]

马克思主义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预测资本主义的命运。卡尔·波普尔以“可证伪性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套意识形态，理论上既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是一种“历史定论主义”。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谓“历史的铁律”可言，其预言缺乏意义。卡尔·波普尔指出：“马克思教条中的预言成分，支配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灵。预言将其他一切弃而不顾，放弃了冷静、批评的判断力量，从而摧毁了我们可能运用理性以改变世界的信念。马克思教义如今所余留的，不过是黑格尔式的神谕哲学，而这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装饰之下，却成为阻碍我们为走向开放社会而奋斗的威胁。”[22]

辩证法的概念来自古希腊哲学的对话，黑格尔在19世纪初提出辩证法作为解释历史上众多冲突势力和潮流的理论框架。以使用历史决定论著名的学者包括了阿诺尔德·汤因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人，然而到了20世纪后，此种研究框架基本上已经在学术界完全消失。[23]

即便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如印度宗教上师、阿南达玛迦的创办人普拉巴特·兰詹·萨卡尔（英语：Prabhat Rainjan Sarkar），也批评马克思历史观的狭隘导致了其缺乏说服力，[24] 他认为，任何以单一因素（例如经济发展）为重心建构整个对未来预测的框架，都必然会轻易被怀疑并且推翻。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则对历史决定论下了这段评论：

社会和历史的决定论早已不是主流的框架，而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方法论成为反驳这些决定论的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和许多其他的理论，透过的是借由后天架构出的角色例如阶级或民族特性作为理论的构成成分，而不是去检视真实的个体。历史学的发展路线早已转向研究历史的偶然性而不是决定论，偶然性研究的是可变动的、自由活动的个体所做出的决策。[25]

压迫个人权利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下了十点他认为所有在工业国家所要推行的革命政策，主张重新分配土地和生产工具，以利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任何对财产的重新分配，都是一种对个人权利的压迫。[26]

对资本主义持支持或至少接纳态度的经济学家（这也包括了那些主张大政府和福利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将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便主张，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小团体（统治阶级）决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发放，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个小团体无从得知正确的资源需求情报，也因此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分配资源和产品。对于经济计划在实践上的不同意见、加上中央计划者在分配物资上的不断失败，最后将导致计划者开始运用高压的强迫力量以维持计划的实行。哈耶克主张，在经过这一连串的恶化后，一个国家将会无可避免地转变为极权主义。对哈耶克而言，随着自由市场制度的瓦解，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哈耶克的理论同时也被米尔顿·佛利民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支持，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一个国家要保障公民自由所不可或缺的。[27][28]

对其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针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下的共产主义必将导致强迫和极权，米哈伊尔·巴枯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权必将走向“一个新的统治贵族阶级，对人民实施暴政一般的统治”。即使新的贵族阶级最初是从无产阶级里出生，巴枯宁认为革命为他们带来的权力将会很快腐化他们对于社会的理想，并且会让他们对于一般的劳动大众嗤之以鼻。[29]

道德批评

一些人批评马克思理论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过，此一说法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环，马克思曾写道：

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30]

马克斯·韦伯在他1919年的文章《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k als Beruf）里也写道：

我们必须清楚认知到，所有以道德为中心的行为可以被区分为两种不同而又互相冲突的原则：一种追求的是“最终目的的道德”、一种追求的则是“责任上的道德”。任何以暴力手段来突显某种目的的人（所有政治家都这样做），都将面对其必然结果。无论是十字军、宗教、和革命家都要面对这种检视。[31]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被广泛批评，一些批评者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错误的、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所提出共产主义下的经济模式（或是过渡期间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无法运作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资本论》是“一本过时的书，而且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对于现代世界来说也没有任何可看性或参考价值。”[32]事实上，依据乔治·斯蒂格勒说法，在当代由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界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力[33]。罗伯特·索洛在1988年评论道：

马克思是一个重要而且具影响力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教条也具有知识上和实践上的意义。但事实是，在所有正经的英语国家经济学家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被认定是一条死胡同。[34]

数个世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不断的解构和批判，而且不只包含经济学，还包含其衍生的科学方法论、社会理论、以及政治理论[35][36]。透过边际主义的经济学革命，卡尔·门格尔以主观的价值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之劳动价值理论，并且结合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如理查德·坎蒂隆、劳恩男爵、让-巴蒂斯特·赛伊等人的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门格尔后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欧根·博姆-巴维克并进一步批判劳动价值理论，指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并质疑马克思对这方面概念的解释一向模棱两可。博姆-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影响之大，即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无法对他的批评提出主要的辩护。[37]

事实上不只是奥地利学派，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便曾批评劳动价值理论：“纺织工厂里所产出的纱线，并不是操作那机器的工人制造出的，而是他们的劳动、加上雇主、雇主的资本和其下管理人员的所产生的”[38]。马歇尔认为资本家没有消费他们现有的资金，而是拿来进行投资，进而才能生产出产品[38]。从这个逻辑衍生，资本家牺牲了他们可以现在享受的机会，进而透过对工厂的生产做出了贡献。马歇尔透过供给与需求的法则批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他认为一个产品的价值、或价格，不只是由供给决定，而要由消费者的需求所决定[38]。工资的确是成本的一部分，然而，要应变消费者需求做出的生产决定和投资必然也会需要成本。从将劳动视为是价值唯一来源到承认消费者的主观需求决定了产品价值的这个步骤，完全崩解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结论以及其衍生的社会理论。[39]

价格信号的缺失或扭曲

主条目：经济计算问题

经济计算问题指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或是其他形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20年首先提出此问题，接着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将其扩展。[40][41] 经济计算问题指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下，主导经济的计划者要如何理性的而有效的分配资源。

在自由市场下，价格机制决定了生产的方向，消费者个体都有能力决定他们是否要花钱在某个商品或服务上。价格对生产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来说包含了最重要的经济讯息－亦即某产品的供给度和需求度，由此他们才能作出对策，消除市场里的短缺或剩余，并从中获利。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这是维持有效经济组织唯一可行的途径，而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下缺乏一个可以理性分配资源的方式，他们认为采取社会主义的国家必然走向经济崩坏、混乱、和贫穷。支持经济计算问题论点的人认为这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终极驳斥，并且主张此理论说明了为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不会成功。这场论争从1920年代持续到1930年代，这段时期被经济学史家称为“社会主义计算争论”。[42]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经济计算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百万升的酒很明显比八十万升的酒要来的有价值，同样的一百万升的酒也明显高于五十万升的油。不需要任何计算体系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事实：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所涉及的经济主体的意愿。然而，一旦这种决定权从消费者手上被夺去，我们才正要开始应付理性经济计划的问题，亦即，我们要如何在经济上让供给配合需求。这种问题只能透过某种经济计算来解决。因为人脑是无法在缺乏有效经济计算工具的情况下从大量的中间商品、生产潜能里整理出个头绪，单纯的在管理上和地点上的问题就可以让这种计算完全停摆。[40]

动机问题

批评乌托邦或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人认为收入的重新分配会导致个体失去生产或创新的动机，也因此收入应该尽量交由个人所有[43]。社会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若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财富、而新生产出的财富又会被平分，那么个体根本没有动机去勤劳工作。依据这种说法，社会主义下大部分或所有人将失去生产动机，也因此经济、科技乃至文化上的停滞是不可避免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里写道；

社会主义者常犯的错误之一便是忽略了人类懒惰的天性，人类天生是消极的动物，又容易养成恶习，而且一旦养成了就会倾向于一直保持下去。只要他们达到了一种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生存水准，他们就有可能从此停滞不前，不再迈向进步、不再自发图强、甚至失去赖以维生的基本动力。竞争可能不是最理想的动机来源，但在目前它仍然是最可行的，而且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进步的同时跳脱竞争。[44]

不过，密尔到了晚年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更大的同情，尤其是对于傅立叶的理论，他甚至改编《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包含更多替社会主义辩护的内容，[45] 虽然他仍然支持平头税的概念。[46]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批评公社形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平等的工资和报酬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对人类动机的本质有着错误的认知：

包括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所提出，认为平等主义报酬会提升工作动机的这种幻想，早已在历史上和实际经验上被多次的否定。不管如何，人性注定了我们无法达到这种理想。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和领导人都经过实际经验发现了这一点，在体会到真相后大失所望。事实是很明确的，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正视并且接受人性的本质。[47]

经验论上与知识论上的批评

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在经验论或知识论上存在根本的谬误，其所预言的历史发展阶段、阶级分析、和社会革命理论，都受到众多的批评。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来划分社会决策单位的方式，除了饱受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批评外，其他人如让-保罗·萨特也认为“阶级”并不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实体，也因此根本无法透过阶级发起社会革命，虽然萨特本人仍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身也承认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亚洲众多文明下的社会体制，许多发展数千年的亚洲国家，都出现与马克思预言之经济发展过程截然不同的历史。[48]

随着二十世纪的流逝，越来越多学者例如卡尔·波普尔、法兰西斯·福山主张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已经被证明破产[49][50][51]。马克思预言真实工资将会随着时间下跌（因为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同时不断循环的经济危机将会使得资本主义体制被推翻，然而事实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真实工资在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已开发或是发展中国家）呈现了大幅成长[52]，即使是马克思用以作为剥削例子的工厂劳工阶级的购买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已与19世纪的欧洲有天壤之别。资本主义阵营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共产国家在冷战结束时全面垮台。另一方面，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会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如西欧）带头，但事实上1917年俄罗斯革命、国共战争中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乃至后来的非洲和南亚等地的共产革命，都是起源于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缺乏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因为缺乏可证伪性所以属于伪科学，他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一刚开始的历史预言是有科学性的，但随着预言的接连破产，后代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开始以添加Ad hoc的方式替理论框架辩护，最终使整个理论流入伪科学的境界[49]。

尽管马克思本人主张他的理论是完全具科学性的，后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辩护其理论，退让一步宣称社会科学本身就不是可以证伪的，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牵涉到对于复杂事件的分析。然而，这就正好验证了波普尔的批评，波普尔主张既然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难以证伪的，这更证明了为何迷信中央计划的科学性、以及宣称一套理论可以包含整个“完整的世界观”是完全谬误的。[49] 另一方面，托马斯·库恩试着反驳波普尔的证伪批评，他认为只要透过资料的不断累积，有问题的理论框架甚至是形而上学概念都可以透过科学家间的典范转移加以淘汰，然而，孔恩的理论倒头来反而是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缺乏科学性的本质。[53] 波普尔专注在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以辩证法为其理论框架辩护的做法，这同时也是俄罗斯哲学家符拉迪斯拉夫·列克托斯基（俄语：Лекторский, 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所采取的路线。波普尔的结论之一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利用辩证法来模糊焦点和躲避批评，而不是真的试着透过辩证法证明马克思的真伪：

黑格尔认为哲学发展着，但是他自己的哲学系统却成了这个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不可能再被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系统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因此马克思的反教条主义态度只存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而不存在于实践之中；而马克思主义者仿照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先例，运用辩证法主要是为了辩解，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系统免遭批判。批判者照例被斥为不懂辩证法，不懂无产阶级科学，或者被斥为叛徒。由于辩证法，反教条主义态度不见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它足够灵活，可运用辩证方法而躲开任何新的攻击。于是它变成了我所说的强化的教条主义。[16]:449[17]:479

伯特兰·罗素批评马克思将进步视为普遍法则是不科学的。罗素认为：“马克思自称是无神论者，但保留了只有有神论者才能证明的宇宙乐观主义[54]。”以托马斯·里金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素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55]。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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