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与纳粹大屠杀
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加入同盟国前一直保持中立，尽管如此，其仍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与德国保持密切的关系。[1]土耳其在战期间剥夺了三千至五千名居住于国外的犹太人的土耳其国籍；约有一万名土耳其犹太人被驱逐至奥斯威辛、索比堡等等灭绝营，更有数百人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当德国鼓励中立国们遣返他们各自的犹太公民时，土耳其外交官被收到指示，要他们尽量不要遣返犹太人，哪怕后者证明了自己是土耳其公民亦然。[2]土耳其亦成为众多中立国中唯一对自身的犹太人实施限制措施的中立国。[3]在1940-1944年间，约13000位犹太人从欧洲经土耳其前往巴勒斯坦托管地。[4]根据历史学家里法特·巴利表示，战期间因歧视性政策而遭受苦难的土耳其犹太人大于被土耳其拯救的犹太人。[5]在战后，土耳其和当地犹太社区的一些人夸大地宣称其解救了犹太人，[6][1]并借由此神话来否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
背景
直到1950年以前，土耳其一直是个一党独大国家，在那个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政府领导之运作下，该政府将国家土耳其化与建立土耳其穆斯林资产阶级放到优先级别，并因此牺牲其他少数宗教群体的利益。尽管一开始犹太人们确实对土耳其持有好感，但在该国成立后的二十年中，仍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犹太人选择离开土耳其。犹太人被“推离”的因素包含：禁止犹太人结社，限制并公开谴责使用非土耳其语（比如“公民们，说土耳其语！”运动中被限制的犹太西班牙语），以及政府根据1926年通过的法律解雇被视为“非土耳其人”的国家公务员。发生在1934年的色雷斯大屠杀便对欧洲土耳其的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7]
历史
1939年，时任土耳其总理雷菲克·赛达姆曾表示“土耳其不会接受大量的犹太人，也不会接受在其他国家受到压迫的个别犹太人”。[3]当时土耳其接纳了约一百名德国犹太难民学者，但该国当时拥有更多的德国纳粹分子。在1937年后，移民被严格限制于“土耳其人种”。[5]战期间，生活在土耳其的犹太人面临被征入强制劳动营的歧视，1942年，土耳其还在经济上摧毁了非穆斯林公民的财产税。土耳其为当时所有中立国中唯一实行反犹太法律的国家。[3]
战期间，土耳其剥夺了三千至五千名居住在国外的犹太人国籍，[2]其中大多数都是居住在法国。到1943年，土耳其便剥夺了93%归化的犹太人，国籍遭到剥夺使得后者将面临被驱逐或被谋杀之风险。[8]2000至2500位土耳其犹太人被驱逐到奥斯威辛与索比堡等等灭绝营，另有几百犹太人被关押至集中营。1942年底，当纳粹德国在所谓的“遣返最后通牒”中，鼓励中立国遣返他们的犹太公民时，土耳其外交官被收到指示，要求其尽量不要遣返犹太人，哪怕他们能证明自己是土耳其公民亦然。[2]事实上其他中立国经常会为了生活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犹太人而进行干预，但是历史学家寇瑞·古特斯塔特却发现“他几乎找不到土耳其为任何土耳其犹太人进行干预的纪录”。[9]法国历史学家克莱尔·扎克则认为，尽管土耳其政府有可能成功为土耳其犹太人干预，但“这种干预相当罕见，而且很快就戛然而止”。[10]
土耳其领事向非土耳其犹太人提供外交保护之案例目前仅有一个，即法国人鲁蒂埃先生。对此时任土耳其驻法大使贝希奇·埃尔金斥责其鲁蒂埃出于人道主义而采取的行动，并让他保证再也不这么做，随后土耳其驻马赛领事福阿德·卡里姆向纳粹当局提供一份由鲁蒂埃“非正式”协助的犹太人列表。[11]1943年2月，土耳其承认了法国北部地区3000-5000位犹太人中的631人是土耳其公民身份。尽管土耳其驻巴黎领事馆承认这些犹太人“迄今为止都是土耳其公民”，但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他们。[9]虽然最终从法国遣返回国的有几百位犹太人，但是更多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9]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土耳其官员无视安卡拉政府的要求，向土耳其犹太人发放回国证件，[5]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则，他们往往会向其要求性好处或贿赂来换取合法获得回国证件的机会。[5]土耳其总领事奥兹卡亚便是不符从安卡拉政府要求的其中一位，其在1944年2月试图遣返72位土耳其犹太人，[12]其中在3月24-25日，有40位土耳其犹太人被德国党卫军逮捕，送到了希腊海达里集中营，土耳其政府设法救出了其中的32位，并将其送回土耳其。[12]土耳其驻罗德岛领事塞拉哈廷·于尔库门拯救了约50名犹太人，包括15-20位土耳其公民身份失效的犹太人。[1][13]到2020年为止，他是唯一一位荣获“国际义人”奖项的土耳其人。[14]
1942年，来自罗马尼亚的769位犹太难民试图前往巴勒斯坦托管地，他们的船只斯特鲁玛号在土耳其领海罹难、沉没。赛亚达在谈到这场灾难时表示：“土耳其不会成为其他人不想要的人的家园”。[3]1940年代，约有一万名犹太人获得土耳其过境签证，使他们得以通过土耳其到达巴勒斯坦，然而土耳其对这些过境签证施加限制，使得这些签证都只有十天的期限，这意味着只要遭到任何延误，这些签证就等于废纸一张无法使用。古特施塔特发现“在1942-43年这两个年份中，大多数通过土耳其的逃难被阻断了”，这些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在盟军占领巴尔干后经过土耳其逃亡。[7]
纪念活动
土耳其威胁称，如果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报导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15]或者如果不取消1982年在特拉维夫举行的包含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在内的纳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国际研讨会，犹太人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16]
自1992年以来，[17]土耳其在《绝望时刻》、《土耳其护照》等电影与《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末班车》、《大使》等书籍中宣扬著土耳其在大屠杀期间广泛拯救犹太人的神话。[1]史丹佛·J·肖在1993年的《土耳其与大屠杀》中开创了这个先例，不过他建立在更早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并为该国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关系提出了乌托邦式的愿景。[18]在1993年，土耳其游说集团成功让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排除在博物馆的常设展之外后，土耳其教长拉比要求博物馆报导土耳其外交馆所谓的救援行动。[19]这些未经证实的说法包含：10万犹太难民在逃难途中途经土耳其；[5]内杰特·肯特登上大屠杀列车并营救车内准备被屠杀的80位犹太人；[20]奈米克·凯末尔·尤尔加领事营救了犹太人；[21]曾犯下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贝希奇·埃尔金营救约两万名犹太人。[22]
土耳其于2008年成为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的观察员。[23]在2011年以前，大屠杀纪念活动仅限于土耳其犹太社区，国家并未参与其中。[24]两位学者雅穆尔·卡拉卡亚与亚历杰德罗·贝尔指出，土耳其官员“利用大屠杀纪念仪式来宣传完美无瑕的土耳其历史之平台”，“土耳其政府官员始终将未受玷污的土耳其历史与固有且长期存在缺陷的欧洲遗产相比较，这意味着土耳其对自己的过去毫无任何批判性参与”。[25]在2011年的仪式上，土耳其拉比大屠杀委员会主席苏泽特·西迪将大屠杀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相提并论，并总结说虽然土耳其是因为亚美尼亚人的反抗而挑起针对后者的行动，但大屠杀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犹太人至始至终从未起身抵抗。[26]
土耳其政府官员于2014年首次参加大屠杀纪念日，在该仪式上，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声称：“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种族灭绝的痕迹，在我们的文明中没有敌视他人的空间”。[27]2013年，土耳其欧洲事务部长埃格曼·巴伊什声称：“我们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任何种族灭绝”。[28]欧洲事务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社会一直都远离反犹情绪，从未表现出任何反犹与仇外情绪，我们的人民一直拥抱着他们的犹太兄弟。”[29]种族灭绝问题学者罗格·W·史密斯、埃里克·马库森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认为土耳其表现出“透过承认大屠杀来否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决心”[30]，历史学家马克·大卫·贝尔将此描述为“表演性良心抹除”。[27]这些仪式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如果土耳其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得到承认，他们就可能不会遭到杀害。[31]
参见
- 德国和亚美尼亚种族灭绝
- 国际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反应
- 西班牙与纳粹大屠杀
- 梅夫库尔号：该船只在1944年8月在运送犹太难民时遭到击沉。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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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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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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