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瑞

弗朗茨·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1873年6月7日—1948年7月11日），犹太裔德国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发现并描述了最初的北京猿人化石。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魏敦瑞前往中国，接替步达生在周口店的研究工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猿人化石的原件遗失，魏敦瑞的描述以及在他指导下制作的铸件成为这些著名直立人化石留下的唯一痕迹。在前往中国之前，魏敦瑞曾在多所德国大学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组织学和比较解剖学，包括斯特拉斯堡、海德堡和法兰克福。离开中国后，他前往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直至去世。

早年生活

1873年，魏敦瑞出生于德国埃登科本一个犹太人家庭。

医学教育与早期职业（1893年 - 1901年）

1893年，他开始在慕尼黑、基尔、柏林和斯特拉斯堡的大学学习医学。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魏敦瑞主要对细胞和组织生物学以及组织学感兴趣。他在古斯塔夫·施瓦尔贝（Gustav Albert Schwalbe）的指导下完成了斯特拉斯堡的学业。施瓦尔贝当时正在研究尼安德特人骨骼，这次首次接触古人类化石并没有改变魏敦瑞的研究主题。1899年，他在博士论文中描述了哺乳动物小脑中枢核的解剖结构。1901年7月，他获得资格认证，发表关于人类脾脏血管系统的论文。

在这段时间，虽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血液细胞组成上，但他还教授组织学、发育生物学、比较解剖学、人类学等课程。由于他对血液成分的热情，魏敦瑞被称为“血腥魏敦瑞”（bloody Weidenreich）。

斯特拉斯堡大学时期（1902年 - 1919年）

在法兰克福的保罗·埃利希实验治疗所短暂逗留后，他回到斯特拉斯堡，并于1902年被任命为解剖学副教授。在斯特拉斯堡的那些年是魏敦瑞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1904年，他与马蒂尔达·诺伊伯格（Mathilde Neuberger）结婚，育有三女。尽管他的职业兴趣主要集中在血液的组织学研究上，但他偶尔也会接触人类骨骼形态的问题。1904年，他与慕尼黑大学口腔医学教授奥托·瓦尔科夫（Otto Walkhoff，1860–1934）就人类下颌X光扫描的解读发生了争执——这当时是一项全新的技术。

这段宁静的岁月在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魏敦瑞的学术生涯遭到严重干扰。魏敦瑞是阿尔萨斯-洛林民主党的成员，并在斯特拉斯堡议会中担任主席。战争爆发时，他专注于政治职责。因此在1915年至1921年间没有发表任何出版物。

海德堡大学时期（1919年 - 1927年）

战争结束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法国所有。魏敦瑞和他的家人在1919年初被迫离开斯特拉斯堡。他前往海德堡，开始为医院员工教授解剖学课程。在1919年冬季，他努力刷新自己的生物学知识，参加了海德堡大学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课程，并于1921年冬季被任命为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

期间魏敦瑞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重新组织了他的研究重点，转向进化理论、比较解剖学以及骨骼的生长与发展。他在对人类骨骼的研究中，关注与直立姿势和双足行走相关的变化。他在20年代初参与了关于进化机制的激烈辩论。

魏敦瑞在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职位相当短暂。1924年，医学系的癌症研究所关闭，魏敦瑞被迫在52岁时退休。然而，他仍能继续他的研究。曼海姆的波特海姆基金会（Portheim Foundation）接管了该研究所的一部分，并任命魏敦瑞为生物力学实验室（biomechanics laboratory）的负责人。魏敦瑞意识到，他对人类骨骼的研究及其关于进化中解剖变化的结论可能有助于人类化石的解读。他受邀为1925年9月在魏玛郊区的一处采石场发现的头骨提供解剖描述和形态重建。魏敦瑞在1928年发表了这项研究的完整描述，并在单独的论文中涵盖了这一发现的地质和考古背景。这项细致的研究为魏敦瑞进入古人类学铺平了道路。

从1924年起，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称纳粹党）将人类变异纳入议程。到那时，纳粹党在公众舆论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纳粹党支持生物种族意识形态和反犹太主义。作为犹太裔的魏敦瑞认识到，纳粹党的政治崛起及其支持者日益明显的公众存在构成了威胁，他打算以科学家的身份来应对这一威胁。作为一名解剖学家，他对纳粹宣传的某些种族的非理性高低评估感到困扰。

因此，他开始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种族概念。在进化中，种族被认为是人类变异的几种来源之一。根据魏敦瑞的观点，只有当种族对应于个体和功能的分化时，才能被视为进化相关的。这些分化应该与地理分布相关。此外，种族这一术语因其政治工具化而在科学上受到质疑。

魏敦瑞在1927年出版的《种族与体质》（Rasse und Körperbau）一书中探讨了种族概念的优缺点。在书的开头，他就抛弃了在科学语境中使用“种族”一词的做法，而是提议使用医学上的“体质”概念。然而，该术语在医学中的现有用法过于狭隘。体质概念主要用于描述与某种体质类型相关的病理现象，例如，某种虚弱的体质使得个体易患特定疾病。魏敦瑞提议将其含义扩展超出病理现象的限制，从而包含功能、发育或甚至地理因素等其他个体变异来源。他的概念界定了两种极端体质类型，并包括一个将两者联系起来的连续体。

法兰克福大学时期（1928年 - 1933年）

凭借《种族与体质》这本书，魏敦瑞引起了法兰克福约翰·沃夫冈·歌德大学校长、古生物学家弗里茨·恩斯特·德雷弗曼（Fritz Ernst Drevermann）的注意。德雷弗曼决定通过加入体质人类学来扩大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科范围。魏敦瑞接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务，并于1928年冬季开始授课。然而，新设立的教授职位的设施并不奢华。例如，在大学校园内很难找到合适的空间。到那时，德雷弗曼也已成为附近森肯贝格研究所及自然博物馆（Senckenberg Research Institute and Nature Museum）的主任，并将魏敦瑞的新研究所安置在那里。魏敦瑞的出版列表显示，他并没有局限于学术教学职责。他利用森肯贝格提供的机会，在博物馆准备了一场关于人类进化的展览。他还开始为地方报纸和森肯贝格研究会的杂志发表文章。

魏敦瑞继续研究化石人类，特别是布罗肯山头骨、在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以及来自中国周口店的新北京猿人化石。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翁文灏向森肯贝格送了铸件，其中包括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的头骨的铸件。

魏敦瑞在法兰克福大学只经历了短暂的五年，他在1933年被迫离开大学。年初，纳粹主义讲师协会已经开始对不受欢迎的同事进行调查。魏敦瑞在种族概念的讨论中并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法兰克福大学的新校长根据纳粹主义原则重塑大学。纳粹政权在四月上台后，非雅利安血统的教授和讲师相继被解雇。魏敦瑞在1934年被迫休无薪假。

芝加哥大学时期（1934年）

幸运的是，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客座教授职位。当时魏敦瑞被禁止工作，且没有其他职业机会，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并在那年晚些时候前往芝加哥。在美国，他接触到一个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然而，65岁的他面临着学习新语言的挑战，且在芝加哥的教授职位仅限于九个月。

到1934年中期，魏敦瑞在同事的鼓励下申请了加拿大戴维森·布莱克（步达生）在北京的教授职位。布莱克于1934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生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担任解剖学教授，该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魏敦瑞早在法兰克福时就对北京猿人化石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立刻接受了这一机会。到1934年底，他返回德国，等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最终决定。

北京协和医学院时期（1935年 - 1941年）

1935年5月，魏敦瑞抵达北京，出任协和医学院（PUMC）的解剖学教授。该学院旨在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魏敦瑞被任命为新生代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之一，协调周口店的研究工作。

最初，魏敦瑞面临许多实际困难：他不会讲中文，也无法阅读或书写汉字，且英语水平也相对有限。在此之前，他仅用英语发表过一篇论文，那是他1921年关于人类足部的总结。适应全新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幸好他得到了秘书奥尔加·亨佩尔-戈温（Olga Hempel-Gowen）的支持。奥尔加在中国出生长大，精通英语和中文，帮助魏敦瑞翻译并修改稿件，使他从1935年起得以主要用英语发表论文。

自1921年以来，北京猿人（即直立人）的化石陆续在周口店出土，数量庞大且保存较为完整。与其他人类化石遗址不同，周口店的发现数量多，个体丰富，为研究直立人的群体变异提供了独特的机会，而不只是单一碎片的零星拼合。魏敦瑞首先对戴维森·布莱克先前发现的化石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很快发表了总体概述（1935年）、内颅铸型研究和下颌骨重建的论文（均发表于1936年）。

他将挖掘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能力出众的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和年轻的地质学家贾兰坡，他们自30年代初便参与了挖掘工作。1936年11月，他们的辛勤努力得到了回报，在短短十一天内挖掘出了三具北京猿人的头骨。这些发现使得对北京猿人头骨的完整重建成为可能。此外，魏敦瑞在1937年还对北京猿人的牙齿和牙列进行了研究。同年，挖掘出了一些四肢骨骼碎片，因此能够重建北京猿人的身材和姿势。

1937年末，随着三名工人在周口店的挖掘现场被日本士兵射击，挖掘工作突然中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挖掘变得不可能。当显然在1938年无法恢复挖掘时，魏敦瑞接受了丹麦一场人类学大会的邀请。他借此机会访问了美国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朋友和同事。

1938年3月，他前往美国，在多所美国大学、研究机构和科学学会介绍北京猿人的化石和重建。基于他的描述和详细比较，他能够推断出人类进化的相关信息。魏敦瑞将周口店的人类化石作为他早期发展的人类进化概念的实证证据。在八月的前几天，魏敦瑞在哥本哈根的大会上展示了这些化石和重建。随后，他前往荷兰，拜访了在爪哇发现第一具直立人化石的欧仁·杜布瓦。

杜布瓦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进行了挖掘，发现了在特里尼尔和凯东布鲁布斯（Kedung Brubus）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在1936年后，印尼爪哇地区又有更多更新世古人类化石被发掘，特别是由年轻地质学家冯·孔尼华（Ralph von Koenigswald）负责。起初，杜布瓦对这些新发现感到兴奋，但后来他开始对其价值产生怀疑。

魏敦瑞得知孔尼华的发现后，决心形成自己对这些化石的看法。他研究了杜布瓦的发现，并前往爪哇的万隆，在九月与孔尼华会面。他检查了孔尼华的发现，并从一篮来自桑义兰（Sangiran）的化石中找到了另一块直立人的骨骼碎片。魏敦瑞和孔尼华在一篇联合出版的论文中宣布了这一新发现。

他们决定孔尼华应尽快前往北京，以便比较北京猿人和直立人。1939年2月，孔尼华抵达北京，带来了另一份来自桑义兰的惊喜，即一块化石上颌骨，不久后又寄来了同一具个体的其他颅骨碎片。魏敦瑞和孔尼华公布了这一新发现，并对直立人与北京猿人进行了仔细比较。在魏敦瑞于四月初离开北京前往美国之前，他们完成了一篇介绍比较结果的论文。比较的结果使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北京猿人和直立人代表了处于相似进化阶段的地理变种。魏敦瑞带着来自爪哇的标本铸模前往美国。他从最初收集的七个碎片中重建了桑义兰4号的颅顶。在此重建过程中，他在美国研究了人类颅骨的形态关系和生长条件。恢复自1924年的研究后，他在1941年发表了一部关于人类颅骨进化变迁的专著。

在这篇论文中，魏敦瑞对人类进化提出了两个重要结论。根据在北京进行的比较，认为北京猿人与直立人代表了同一进化阶段的两个地理上不同的古人类形式。由于现代人在这两个地区均存在，且现代人之间的差异与更新世化石的差异相应，这表明从更新世到现在的演化过程在中国和爪哇是并行进行的。直立人和北京猿人的发展沿着平行轨迹进行。因此，似乎有一种潜在的普遍进化趋势导致了相应的结果，即使实际的进化步骤发生在地理不同的地方。这样的模型被称为多中心，因为相应的进化阶段在不同地方独立通过。魏敦瑞的多中心进化理论根植于这一观察。在这一点上，魏敦瑞仅仅提出了对观察到的平行现象的解释。在他1946年出版的《猿、巨人和人类》（Apes, Giants, And Man）一书中，他引入了著名的人类进化网络图，并为他早期的观察提供了机制。这一图示中的垂直线表示祖先关系，水平线代表分布和专业化，斜线则暗示了交替。后来，相对一般的交替这一表达被交叉或杂交所替代。

此外，更新世人类和现代人类在一些方面特征性地存在差异，首先是在体型和健壮性方面。颅骨的比例也不同。与现代人相比，更新世人类的颅腔容积通常较小，颅骨不如现代人那样高耸，牙齿和下颌相对较大。这些颅骨组织上的特征性变化与小型犬的侏儒形态变化相似。因此，现代人类的颅骨可以视为较大更新世人类的侏儒形态。早期形式因此必须是健壮的巨人。基于这一理念，魏敦瑞后来发展出了巨人作为人类祖先的概念。

在美国待了一年以满足归化要求后，魏敦瑞于1940年8月返回北京。政治形势仍然不允许在周口店恢复挖掘。实际上，情况变得更糟，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1年春决定关闭其在中国的设施，并将所有外国科学家带回美国。在他返回八个月后的1941年4月，魏敦瑞被迫再次离开北京，返回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时期（1941年 - 1946年）

魏敦瑞无法携带珍贵的北京猿人化石，但人们进行了集中努力，试图保护这些古人类化石，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它们带出国。化石收藏被装箱，以便运输到美国。然而，在从北京到海岸的途中，这些化石不幸遗失。从那时起，北京猿人的原始化石和其他来自周口店的珍贵文物就再也无法找到，这是一笔可怕而不可挽回的损失。

魏敦瑞继续利用他带到美国的铸模进行北京猿人颅骨的研究，并在1943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他与在爪哇的冯·科宁斯瓦尔德失去了联系。周口店古人类的命运也让人对冯·科宁斯瓦尔德本人及其珍贵收藏感到担忧。在1941年，魏敦瑞收到孔尼华在北京会面后找到的化石铸模，但没人知道孔尼华是否还活着。面对这种绝望的局面，魏敦瑞决定根据手头的铸模描述尚未由孔尼华发表的化石。魏敦瑞对这些发现进行了解剖学解释，并将其纳入他的进化框架中。在出版前不久，孔尼华突然重现，令魏敦瑞欣喜不已。孔尼华在战时幸存于一个集中营。

魏敦瑞提供的解剖学描述备受欢迎，尽管孔尼华并不完全认同魏敦瑞的系统性和进化结论的所有细节。后来，他纠正了魏敦瑞的分类归属。孔尼华带来了整个爪哇古人类的收藏，包括来自南当的标本。尽管这些标本是在15年前发现的，但尚未经过仔细描述，因此魏敦瑞立即开始对这些化石进行研究。根据魏敦瑞的说法，南当的古人类发现代表了人类进化中的尼安德特人阶段。魏敦瑞未能完成超过简单的解剖描述。

魏敦瑞于1948年6月11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5岁。

家族

美国记者和作家彼得·H·怀登（Peter H. Wyden，1923年10月2日 – 1998年6月27日）是他的侄子。美国政治家罗恩·怀登（生于1949年5月3日）是他的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