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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占时期

香港歷史時期
“三年零八个月”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三年零八个月 (消歧义)”。

香港日占时期，又称为香港日据时期或香港沦陷时期，日本在占领期间曾称为香港地区[6]或香港占领地[1]，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事占领香港的时期，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香港人俗称这段时期为“三年零八个…．月”。

香港占领地/香港地区
香港占領地/香港地区[1][2]
1941年—1945年
国歌：君が代
《君之代》
noicon
日占香港 (深红)
日占香港 (深红)
地位大日本帝国军事占领
常用语言日语、粤语、北京语、英语、印度语[注 1]
宗教
国家神道
天皇 
• 1941–1945
昭和天皇
总督/最高长官 
• 1941–1942
酒井隆
• 1942–1944
矶谷廉介
• 1944–1945
田中久一
历史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12月25日
1945年8月15日
1945年8月30日
• 正式受降
1945年9月16日
面积
19411,042平方公里
人口
• 1941
160万
• 1945
60万
货币日本军用手票
前身		 继承
英属香港
九龙寨城
英属香港
九龙寨城
今属于 香港
注:

1941年人口数据[3][4]

1942年人口数据[3][5]

日语写法
日语原文香港地区
香港占領地
假名ほんこんちく
ほんこんせんりょうち
平文式罗马字honkon chiku
honkon senryōchi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数小时后，日本陆军向集结在香港边境的第23军下达执行“C作战”入侵香港，日军在酒井隆中将指挥下从宝安县进攻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香港守军主要由驻港英军及英属印度陆军，在11月中抵港增援的加拿大军组成，在香港本地组建的香港义勇防卫军及香港华人军团，还有晓士兵团民兵及香港警务处与各民防单位，另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出的军情人员进行情报交流。虽然香港政府多番宣传驻港英军有能力保卫香港以稳定民心，惟英国在欧洲战场及北非战场已自顾不暇，导致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及海南岛于1938年10月及1939年2月先后沦陷，香港在地理上已经陷入日本势力三面包围。面对人力物力俱占优势的日军，香港守军在孤立无援下落于劣势，多次反攻日军失败却伤亡惨重，无法扭转败局，日军更发动屠杀，香港总督杨慕琦于1941年12月25日下午决定投降[7]，于晚上到达设于尖沙咀半岛酒店的日军第23军司令部，在烛光下签署降书，香港日占时期也随之开始。

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军政厅，由日军第23军司令酒井隆出任军政府最高长官，直至1942年2月25日，占领地首任总督矶谷廉介抵达香港及成立直辖于日本战时内阁的“香港占领地总督部”[8]。日军于1942年1月19日成立驻军编制香港防卫队，攻占香港的主力第38师团同月离开香港。

自日军入侵香港以来，日军便在香港虐待平民和战俘，又推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外，在香港岛及九龙的主要街道与地区名称，亦被占领地政府更换为日式地名，例如皇后大道中被改成“中明治通”，又在香港掠夺物资支撑日军继续作战，并禁止香港市民藏有港币及强逼兑换军用手票，香港社会及香港经济等各方面皆饱受摧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占领地当局在盟军部队抵达前继续维持占领地的基本秩序。8月30日，由夏悫少将率领的皇家海军太平洋分遣舰队抵达维多利亚港宣告香港重光[9]，英国官方在9月16日举行受降仪式[10]，而香港也在百废待兴下展开战后重建[11]。

日军攻占香港

主条目：香港保卫战
 
日军进攻香港路线图

1937年7月7日发生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及华东大部分地区。中国东部沿岸亦落入日军的控制范围，广东省一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从外地输入各种物资的重要地点。为切断这条补给线，日军于1938年10月1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邻近地区，广州在10月21日沦陷。而部分日军亦驻守于宝安的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英国明白最终会与日本一战，于1937年后逐步加强香港的防卫。1938年7月，香港政府通过《紧急条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积极备战。同年9月，更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演习。由于大量难民从中国涌入香港，香港人口从1936年的约100万，增加至1941年的16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由1939年德国攻打波兰揭开序幕。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美国于1941年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日本终下定决心向英国、美国、荷兰开战，以排除欧美国家在东亚的势力，夺取东南亚的石油、橡胶和矿物资源。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同时日军进攻香港，取道中国大陆出师[12]:322。英军被逼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香港义勇军苦战一周后，以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日投降，港督杨慕琦成为战俘[12]:322。

日本于夏威夷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上午8时（即香港时间8日凌晨2时）偷袭珍珠港的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军数小时后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日本在香港标准时间12月8日清晨进攻香港，8时空袭启德机场及深水埗军营，又越过香港边界入侵新界。12月11日攻克英军在新界和九龙之间的最主要防线——醉酒湾防线，使英军退守港岛，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九龙。日军曾派使团向港督发送劝降书，却遭到港督杨慕琦即时拒绝，日军随后连日猛烈炮轰及空袭香港岛，12月18日晚，日军利用炮轰造成的大火及浓烟掩护下，渡过维多利亚港登陆香港岛，沿岸防守的英军不敌有源源不断增援的日军，无力抵抗日军深入港岛，翌日双方在黄泥涌峡爆发激战，香港守军在黄泥涌峡及渣甸山激战一天已阵亡451人。日军在占领黄泥涌水塘及大潭水塘后拆毁抽水设施，使港岛的供水逐渐瘫痪；日军又在浅水湾及圣士提反书院等地屠杀战俘和护士，并威胁在入城后将对平民发动大屠杀，而人烟稠密的市区也爆发巷战。12月25日下午，英军在湾仔的防线同时受到日军正面进攻及隔海猛烈炮轰，并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港督杨慕琦与守军司令莫德庇及辅政司詹逊等政府高层商议后决定投降[13]，杨慕琦在晚上抵达被日军作为总司令部的半岛酒店签署降书，他与香港政府领导层及一万多名守军沦为战俘，香港日占时期开始，此日因而被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到1942年2月20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成为首任日占时期总督，成为日本东京政府直辖的占领地。

政治

 
香港沦陷时期，香港汇丰总行大厦被征用为政府总部，顶楼改挂日本国旗。大厦前面的皇后像广场原本放着维多利亚女王铜像的地方，换成一块刻有《占领香港告谕》的石碑。

军政府时期

日占时期初期，酒井隆实施戒严令，日军于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发布行政指令。日本军政府（包括行政部、民政部、经济部、司法部及军事部）制定严厉的法例及设立管辖全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战俘（包括英军及市民）被囚禁于深水埗和赤柱的战俘营，战俘备受饥饿、病患之苦。同时日本军政府封锁维多利亚港、控制海旁的货仓。[来源请求]

1942年1月，香港警察被征召成为宪兵。日本宪兵将警区分为5区，东香港、西香港、九龙、新界及水警。总部位于香港岛中环现今的终审法院大楼（原为香港的最高法院大楼，1985－2011年曾作立法局；1997年后为立法会的议场）。[来源请求]

民政时期

日本占领香港后随即筹建“香港占领地政府”，香港占领地的管治一直独立于日军其他占领区[14]，亦没有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被日本占领的天津租界、上海租界及广州租界等欧美国家管治的租界，由日军接管后再移交予中华民国汪精卫国民政府收回。香港占领地政府的领导层由东京政府直接委派，“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在东条内阁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建议下[15]，东京政府委派日本陆军矶谷廉介中将出任香港总督[16]，结束酒井隆的军政府统治。占领地政府总部设于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日本占领军总部。占领地总督矶谷廉介于上任后立即把“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正前方的皇后像广场内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拆下，换成有其署名的《香港占领地总督告谕》石碑，碑文将英国称作“人类公敌”，又自诩太平洋战争属于“圣战”，日军是为世界和平及东亚人民的福祉而战，并表示香港已成为大日本之皇土，勉励香港人要同心协力建设新香港，为复兴大东亚而努力，还警告如有不遵从者必予严惩[17]。

日本人在新政府（包括民治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报导部、管理部及外事部）占据多数重要职位，华人只可以担任一些中低级职位，但日本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成立合称“两华会”的“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两个由华人组成的议会。华民代表会为占领地总督的咨询机构[18]，代表会有委员4名（罗旭龢、刘铁诚、李子方、陈廉伯）；华民各界协议会是为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的组织，协议会有委员22名（主席周寿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员董仲伟、叶兰泉、伍华、罗文锦、邝启东、凌康发、林建寅、李忠甫、郭赞、陆霭云、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谭雅士、王通明、邓肇坚、颜成坤、黄燕清、冯子英、章叔淳）；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与英属香港的行政局、市政局及立法局不同，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均没有法定权力，其角色亦并非制衡日占政府，而是作为协助日占政府落实政策的机构[19]。

在日本控制下，基本的行政区域架构由民治部于1942年3月成立，香港被划分为28个行政分区，香港岛分成12区，九龙分成9区，新界分成7区（见香港日占时期行政区划）。每个区都设立一个区役所，并指派一个华人担任所长，管理该区的大小事务、代表该区市民的所需。这个行政架构是在占领地总督矶谷廉介领导下，把原先的香港行政分区重新设计，却奠定香港日后发展分区管治的基础。占领地政府为强化对香港人口的管控，于是向香港市民发出“住民证”，是香港首种出现的身份证明文件[20]。

历任香港占领地首长

日占时期历任香港占领地首长列表

1941年12月25日－1942年2月20日 
 
行政长官酒井隆中将（军政厅最高长官）
Lt. Gen. Takashi Sakai
  行政长官新见政一将军（军政厅最高长官）
Gen. Masaichi Niimi
1942年2月20日－1944年12月24日   矶谷廉介中将（香督）
Lieutenant General Rensuke Isogai
1945年2月1日－1945年8月15日   田中久一中将（香督）
Lieutenant General Hisakazu Tanaka

经济

 
日军拘捕西方银行家，并将他们囚禁于中国旅馆。

经济概况

香港日占时期，很多主要的工厂被日本人夺取，香港经济运作完全由日本人支配，并将资金及不动产全部充公。英资和外资企业，以及各大银行全部被日本人接收，华人公司则大多无法经营而倒闭。基本的民生所需，如米、糖、面粉和食油，都面临短缺，需要定额配给。燃料短缺加上美国的轰炸，使公共交通陷入停顿。造船业和建筑业的人无家可归。在农业方面，日本在新界地区的粉岭和锦田石岗机场建设耕地，他们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香港战役爆发前，黄埔船坞已开始建造帝国龙号支援英国在二战期间的物流运输，日本将之没收并继续建造成为晓空丸[21]。

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响力，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与有利银行等外国银行遭到清盘，英国、美国及荷兰等同盟国的银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两间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则在香港重开，日本的银行并向外国银行发出债项。

矿产及金属

日本实施南方作战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占据天然资源，以弥补日本本土的不足。尽管相比起英属马来亚和荷属印尼等东南亚地区，香港矿产资源并不算丰富，但日军仍是尽量搜刮香港的矿藏，包括继续开采莲麻坑的铅矿[22]及针山的钨矿，又大肆采挖马鞍山矿场的磁铁矿，以应付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军备生产。因为战争规模扩大，日本须要扩大武器生产，东南亚搜刮的物产也不足以满足需求，日军在战争后期处于劣势，难以将东南亚的物资运往日本本土，于是开始征集金属制品，再运往日本熔化成为武器原料。日军曾在香港发起“献铜运动”，以捐献为名把香港市民持有的铜制品充公，以供日军制造武器之用。在香港竖立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及昃臣铜像等塑像也纷纷遭到日军拆下并运往日本，有部分铜像更于战争结束前被熔化，成为生产武器的原料。

货币

主条目：日本军用手票

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被日本统治翌日，日本已宣布以军票取代本地货币。港元变为“非法货币”，不能在市面流通及用于购物，藏有港元的市民会被施以重罚。1942年1月，港元和军票的兑换率为2兑1，可是在1942年7月24日起兑换率变为4兑1，但因为军票是滥发票据，强逼换币的做法只是将香港人的资产转移到日军手上[23]。日圆军票于1943年6月1日正式成为香港的唯一的法定货币，日用品的价格必须以日圆作单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强迫兑换的日本军票总值超过当时币值的57亿港元。

香港虽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宗主国英国仍在与轴心国战斗，并承认港元的价值，因此港元在珠三角、葡属澳门及其他中立地区依然获承认，转为黑市的港元买卖活动仍然活跃。日军采强逼手段收回香港市面的港元钞票，再于境外购买物资，故日军获益甚丰。另一方面，日军在印制军用手票并没有任何储备金，所以实际上日军是以白纸强逼市民兑换仍获海外承认的港币，加上日军滥发军票，使香港出现灾难性通货膨胀，物价每日上涨。于1945年中期，日本当局强迫汇丰、渣打、有利银行高层在没有任何储备金下签发大面额的港元钞票，总数达1亿零300万元[24]。日本战败后，日军在香港印发的军票立即成为废纸，日本对香港的金融掠夺使很多市民倾家荡产，战后身无分文。

民生

 
归乡政策令人口下跌
 
忠灵塔构想图

归乡政策

由于食物短缺，为了缓减人口压力，日本在占领期间执行归乡政策，软硬兼施强迫大量市民归乡，市民被迫驱逐至广东。1942年1月，由占领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迫离港，但这些交通工具只将人送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回乡。当时香港既已沦陷，市面粮食不足，生活艰难，因此很多港人选择离港回乡。同年12月，已有60万名市民离港，其中不少家庭于途上分散，或被迫抛弃幼儿、老人，或途中饿死、病死，至于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计其数。而于后期，宪兵队更在街头随意捉人强行押解离境。结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万人跌至60万人。战后发现马鞍山乌溪沙、墨鱼洲均为万人坟。

设施毁坏

日本在占领后随即重组政府及私有物业。知名建筑如英皇书院、华仁书院、拔萃男书院、中央英童学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学校）、香港圣公会的圣保罗女子中学（今圣保罗男女中学）、喇沙书院、圣若瑟书院、圣士提反书院等等都被强行征召成为日军的马厩、医院或战俘营。拔萃男书院更被谣传是日军执行斩首的地方。而协恩中学亦被指为日军当年其中一个用地，于山后设有防空洞，并于重光后发现一个日式浴缸。因为扩建启德机场的关系，他们摧毁位于九龙城的九龙寨城及宋王台，及邻近包括蒲岗村的20多条乡村亦被拆毁。当中，大磡村全村连同朱氏宗祠被夷为平地。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复原，由于全村被毁，朱氏未能够在原址重建家园。

此外，皇后像广场的维多利亚女王铜像被拆掉，原址则竖立一个石碑，宣告香港已经被日本占领。1942年2月开始，日本开始于香港岛宝云山山顶兴建忠灵塔，以纪念阵亡的日军，使其成为香港的地标。重光后被香港政府炸毁。

当时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战火摧毁，私家车全部被日军掠夺，当中不少被运往日本，余下的成为占领地政府的座驾。日军也将香港的全部巴士、的士及货车等充公，其中不少成为军用物资，其余车辆则拨归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动车运送会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交通服务。1942年起，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及天星小轮亦逐渐投入有限度的服务。九广铁路于1943年恢复运作，以满足日军的运输需求。由于缺乏燃料，公共交通工具须经常停驶，情况在1944年起加剧，到1944年6月，电车须全线停驶。由于燃料不足，日军又将部分车辆夺去及运往日本，在香港可行驶的机动车辆越来越少，在香港岛便出现载客的单车、三轮车，及由载货手推车加装座椅和顶蓬而成的载人手推车，沿电车路线行走西环至铜锣湾一带。而在九龙半岛，曾经出现以马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行走于弥敦道一带。

饥荒

在日本统治下，战争已妨碍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日军却将粮食优先用于支撑战争及满足日本的需求，香港民众生活艰苦，长期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市民普遍营养不良，在战俘营当苦工的英军战俘更骨廋如柴。占领地政府从1942年开始定额配给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每个家庭都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每人每天只可以买六两四的白米，以香港的重量标准，分量等同约242克，为当时东京市民每日平均耗米量。然而由于当时香港不如日本国内有其他杂粮及食品供应，故这个分量并不足以吃饱，也无法摄取基本的营养，而且并非保证有军票及配给证便可购得这个分量的粮食，所以很多人只能以山边的树叶、树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麸勉强充饥，导致疾病频发。其后因白米缺乏，改为配给萝卜作粮食。因为战局对日本逐渐不利，粮食供应日趋缺乏，即使有军票及配给证也买不到粮食，故占领地政府索性在1944年取消定额配给制度，改以自由买卖，引发疯狂的通货膨胀，使更多人付担不起食物的价格，实际上是任由市民饿死。

日占时期，香港经常有市民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事件[25]，街上常有皮包骨的弃尸[26]。即使如此，弃尸的大腿肉还是经常被割走。报章亦曾报导有妇人烹煮弃婴的新闻[25]。当时市面曾盛传某些食肆使用人肉做成肉包，因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买到足够肉类。据七十年代无线节目“当年今日”所描述，当时的人食人情况相当普遍。

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有关日占时期的档卷资料显示，每日在市区街道上都收集到300至400具尸体，有时更多，曾经有一日达到731具。因饥饿及所造成的衰竭、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50,000人。[27]

物资短缺

因为没有木柴进口，市民只好以家具替代充当柴薪。而到了后期，由于那几年冬天特别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无人看守的建筑物，如香港大学、英皇书院般咸道校舍及皇仁书院位于鸭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的校舍等建筑，内里的木制品均被抢走，狮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于燃油属军需品，因此也十分紧张，电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应，例如于1943年，总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灯。而供水因需要发电，因此即使日占时期水塘常因台风吹袭而满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紧张。

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仅有的物资变得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或以赝品、劣品代之。例如当时总督部就曾下令严惩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制品的行为。于1943年8月市面肥皂供应突然过剩，因为夏天之前有过多肥皂被商人炒卖，于秋天快到临时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将存货抛售。无良商人的投机行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应更不稳定。

日军特权

日军在占领期间于湾仔骆克道一带设立多间慰安所[28]，强迫妇女提供性服务[28]；又在市区恢复设立赌馆及烟馆，占领地政府籍此赚取更多收入。另外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市民在街上每当见到日军，无论远近皆须作90度鞠躬[29]；否则一旦被喝停，有机会遭受拳打脚踢甚至杀身之祸。

战后日本将种种暴行都推卸到“朝鲜籍士兵”的身上，他们甚至指香港的慰安所和妓院“都是由朝鲜籍士兵营运”，“与日本士兵无关”。战后的日本也将部分责任推卸到香港的华人非法组织之上。不过，新近发现的盟军审讯文件显示，日军的确在香港境内犯下种种战争罪行，包括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杀害大屿山银矿湾12名村民[30]。

公共卫生

沦陷时期的公共医院甚少。九龙医院和玛丽医院均被日军所占领，东华东院也改成日军专用的军事医院，其余不少医院亦因没有医护人员及缺乏药品被迫关闭。在器材和药物的短缺下，只有东华医院及广华医院继续提供有限度的社会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食物、医药、衣物和殓葬服务等。虽然它们仍有一定的资金储备，但仍然需要面对巨大的财政困难，因为它们无法收集租金，而且亦有很高赔偿的开支。这促使他们进行更多慈善活动以筹集捐款，例如音乐和戏曲表演等。

慈善及社会服务

日占时期，慈善组织受到很大限制，以免被用作支援游击队。虽然日方设立一个以“东亚建设基金”为名的所谓慈善组织，但事实上捐款是用以支援日本政府所需，并非用作慈善用途[31]。当时，香港圣公会会督及华人代表联会希望透过举办慈善活动来救济穷人，所以向当时日占政府要求援助。1942年9月，总督矶谷廉介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着东亚建设基金拨款。不过，援助并不是直接送到筹办者的手上，而需要经手日本总督。日方亦因为这次事件而声称曾经救济地方贫困者而出力，然而这项所谓“德政”一直在香港持之以恒。

凭着东亚建设基金的资助，“华民慈善总会”设立，以组织筹款和分发善款。为了促进慈善活动，该会组织委员会，挑选工会里面的名人等来领导筹款活动，继而请求工会成员参加小组，协助筹款活动。这些成员从各个社会阶层筹取善款。活动也包括政治宣传工作。捐赠活动最后筹得5万5500日圆军票。除此之外，也有足球赛和戏曲表演来筹募捐款。活动在其后数年持续进行。

同化政策

教育

 
电台日语会话播音节目的介绍单张
 
香港日占时期的中小学指定教科书

日占时期，香港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学生人数由1941年的118,000人跌至1945年的4000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失学。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日占时期只剩下34所。在仅余的学校里，日本当局积极推广日化教育。日语成为主要的教育课程，中小学每星期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至于教导英语、中华民国国语，占领地政府虽不提倡，但未完全禁止。日语成绩不好的学生，会遭受严厉的处分（1991年香港政府修订法例，教师不得对学生施以各类形式的体罚）。除此之外，认同日本文化、礼节及国情等都成为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例如高小的中文科的课文内容就包括《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这种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希望加强日本对香港人的影响，使他们认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并将对香港的占领曲解为建立“新香港”[32]。

相较于严重缺乏的基础教育，政府对推行日语教育则相当积极，设立多所日语讲习所，亦鼓励设立私营的私立日语讲习所（私立日语讲习所规程），凡政府或日资企业招聘员工时，日语程度较佳者不但可获录用，且可获发额外的粮食配给。政府亦强逼教师应考日语考试，未能合格的需要接受3个月日语培训。为了应付日语师资需求，培养认同日本统治的华人政府人员，占领地政府在1943年5月利用圣士提反女校校舍成立“香港东亚学院”[33]，是日占时期香港唯一的专上学院，但只维持短时间，学生人数甚少。至于香港大学，则因香港的高级知识分子或已被关在战俘营或已逃亡离港，因此缺乏人材，日本战败投降前一直未有复课。

悬挂日本旗及修改地区和建筑物命名

 
1942年12月25日，占领地政府庆祝“新生香港”一周年，挂满日本旗的电车驶经中环书信馆（环球大厦现址）
 
有关街道及地方重新命名的公告
主条目：香港日占时期地名列表

香港在日占时期的正式名称是“香港占领地”。作为占领者的占领地政府规定在香港各地标、具代表性的场所，以及政府建筑物等等都悬挂日本旗以宣示香港的主权属于日本[34]。占领地政府将香港多处分区或重新命名，例如“香港仔”更名为“元香港”、维多利亚港作“香港港”等。港九部分主要街道及地方更名，都带有日本色彩，改“道”为“通”，如“皇后大道”更名为“明治通”；“跑马地马场”更改名为“青叶峡竞马场”等。与此同时，亦有不少源自英国人名的街名，如歌赋街尚未更变。日占政府原计划会有更多改名地方，例如当时称作金马伦山、正兴建忠灵塔的宝云山。至于新界，则绝大部分地方名、街名至日本战败都未有改变。此外，街道改名作通后，该街道路牌“XX号”正式作“XX丁目”，并在通名旁附上片假名，例如“东昭和通一丁目”旁作“ヒガシ セウ ワ ドホリ イツ チョウ メ”[35]。另外又有用“番地”表示者，例如当时金城大酒店，地址作“中明治通一二四番地”。然而，战时印刷中仍可见日式街名用“号”而不用“丁目”。

占领地政府没收所有外资公司的物业，鼓励日本公司取而代之，并将原有名字更改。例如“告罗士打酒店”改为“松原酒店”、英资百货公司连卡佛改为松坂屋等等。除此之外，就连与英国无关的名称也要更改。例如尖沙咀重庆大厦的前身“重庆市场”，因为要避重庆的忌讳，而改称“中兴市场”，甚至把西方的教堂改成日本神社。坊间流传日本曾把香港更名为“香岛”，但没有史料支持。反而香港的简称由“港”改为“香”真有其事，如战前以“港九”命名的团体于日占期间皆改以“香九”称之、占领地香港总督简称“香督”、其命令名为“香督令”等。[36]当时《星岛日报》曾易名为《香岛日报》。一九四三年，《亚洲商报》曾印刷《香督令特辑》。

宗教

以神道节日悼念战死者，1943年2月11日则有日本纪元节，崇拜神武天皇。 日本人亦在香港多地建造神社：

  • 香港神社：香港动植物公园改名为大正公园后，计划增建“香港神社”供奉天照大神，1945年2月8日竣工落成，日本战败后拆卸。
  • 南海神社：日本海军亦在域多利兵房内（日治时期是舰队司令部）建立“南海神社”供奉毙命日军，战后仍然保留碑石和鸟居，其中碑石在后来重建时由靖国神社接收，收藏在游就馆内。
  • 国民学校奉安殿：在中环国民学校内（今圣若瑟书院坚尼地道26号校舍），亦有神社奉安殿供奉明治天皇及昭宪皇太后伉俪、及教育敕语，唯神社原址上已安放圣若翰·喇沙铜像。
  • 今九龙圣安德烈堂亦被用作神社。另港日政府计划在宝云山兴建忠灵塔纪念战争死难者，但至日本投降仍未完工。战后神社已被清除及还原为教堂等建筑物。

其他文化影响

政府废用公元，改以日本使用的“昭和”年号，并以纪念日本节日、天皇寿辰、胜利纪念日和周年纪念日以加强日本文化对香港的影响，又实行全年夏令时间，将香港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使香港和日本两地时间一致，进一步将香港同化。

战前由日本人拥有的日文报纸《香港日报》，在1942年1月复刊，同时增设中文版《香港日报》及英文版《Hong Kong News》。被日本管治前的10份中文报纸到1942年5月只剩下5份，并受到官方新闻审查。当时《星岛日报》曾易名为《香岛日报》，继续维持出版，《循环日报》则因被盟军误炸而停刊。电台被用作为日本宣传之用。市面仍然有各种娱乐，但只有付担得起的人方可享用。戏院只放映日本电影，《香港攻略》是日占时期唯一在香港拍摄的电影，由田中重雄导演，大日本映画公司生产，影片主要由日本演员演出，参与的香港演员有紫罗莲。这部电影在1942年11月19日，接近日军占领香港一周年纪念期间上映。赛马亦重新在跑马地马场举行。

与日本政府合作的香港人物和组织

日军战争罪行

港岛南区杀人事件

1941年，日军将一整车的人骗到玛丽医院附近海边，再趁机将其全数杀害，但未知受害者身份。[37]

难民船沉没事件

1942年5月19日，一万名难民被日军拘留及被押送至西环后登上19艘船只，上船时每人获派重约2斤的小米罐，面包2个，国币10元，上船后即被推入舱底，封闭舱门，不能上船面，此19艘船乃由一艘小船拖行，惟开行不久即遇台风，船不能支撑，日宪队遂斩缆任由此19艘船自行漂流，其中14艘沉没，酿成约3,000人丧生。另有1艘船船头爆裂，死伤狼藉。其后获救的生还者大部分因饥饿而不能行走，当中多人在沙滩上自然死去，沿路满布尸体。[38]

人口普查滥杀无辜

1942年9月18日，香港占领地政府举行首次人口普查，日军藉“清查”去清算大量平民，文献指遇害及被捕后失踪者达2,000余人[39]。

里斯本丸号战俘船事件

主条目：里斯本丸

1942年9月25日，日军将深水埗战俘营的1,816名战俘赶上停泊在昂船洲的客货轮“里斯本丸”，两日后启航将战俘运往日本做苦工，但日军没有为该船作运送战俘的标识。10月1日，在浙江舟山对开海面被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鲈鱼号”（USS Grouper）发射的鱼雷击中，日军派船接走船上的日本人，却将战俘全部封死在船舱内，该船于10月2日沉没，虽然有部分战俘从船舱游出脱困，但在邻近船只上的日军士兵，不但没有救起战俘，反而开枪射杀战俘，酿成约1,000人死384人伤。

放逐难民至荒岛

1944年7月，螺洲被发现有约400名被载至此荒岛的难民，在岛上没有民居亦没有任何生产的情况下自生自灭。其后螺洲对岸鹤咀居民称经常听见从螺洲传来的惨叫声，登岛时更见岛上到处骸骨，死者多为饿死或游水逃生时溺毙，岛上亦曾发生人食人惨剧。[40]

中央警署私刑

 
于香港日占时期成为人间炼狱的中环中央警署（今称旧中区警署）

在日占时期，从中央警署获释者多数在不久后死亡，估计因饥饿或遭虐打致死，死者达百余人。警署亦曾用囚车将部分并未被审判的囚犯载往行刑，即使有审讯也是在监狱附近进行，而主持审讯多为负责拘捕犯人回来的人，而审讯也只是日本宪兵私下问讯而已，并无法官、律师及旁听者。[41]

放逐苦工至海南岛

1942年3月，484名被囚禁在湾仔告士打道合记公司的平民被驱逐上“愉林丸”号，驶往岛上并无医疗设施的海南岛，在该处被强迫为日本人工作。“香港重光”后，能返抵者仅百余人。300多人因遭虐打及饥饿而死。[42]

日占时期，总共有20,000名香港居民和20,000名广东居民，被诱拐到海南岛开矿，期间受到虐待，不少人在饥饿下死亡。在海南岛的40,000名华工中，仅有5,000人生还。[43]

屠杀

1944年12月1日下午，有一妇人外出到山边捡拾柴枝，突有1名日本宪兵及2名华警前来拘捕，并用刺刀刺其背部，华警称因妇捡拾柴枝而将其拘捕，同时被捕的2名老妇亦被同一刺刀刺伤背部，随即带往香港仔警署内监禁，期间并无提供食物及水，至12月2日被载往北角难民营，车上有在赤柱被拘的另外1男2女。营内亦有多人被囚，营门有持武器的日本宪兵及华警把守，有当事人称营中每日只有2餐，早上8时给稀粥一碗，无盐无菜，除进食外，整日均被困在监狱内。稍为光鲜的衣服均被扒光，连裤头带亦被除去，甚至把胸围内裤也给脱掉，被迫赤裸示众。营内除大人外亦有小孩。

2星期后，营内人数达400人，当日下午4时全部人被迫到北角海边登上一艘船，并被锁在船舱内。众人在舱内被困24小时后抵达惠州市平海镇，所有难民由4名宪兵挑选身体强健者释放后，剩下约70名身体残弱及病患者均被逐一生㓥并将残肢推下海。[44]

血洗圣士提反案为1941年12月25日在圣士提反书院发生的一起大屠杀，遇害者由60人到超过100人不等。 1941年12月15日，圣士提反书院大楼被政府用作军事医院。至12月25日，超过150名日军闯进医院，当时在内的56名英籍、印度籍及加拿大籍伤兵，以及部分医护人员和书院职员被杀，受害职员包括中文科科主任谭长萱。 一些生还的伤兵和护士，分别被囚禁在两个房间。后来另一批日军肢解2名加拿大人。在隔壁房间的身材姣好的女护士则被人性虐待。

帆船蒲台岛入水事故

1944年6月，赤柱海边难民营中有800多名无故被拘的平民。约一星期后，营内人数增至过千人，即由数只帆船，带至宝安南澳。两船外有一火船，内有日本宪兵及华警持械把守。船驶至长洲时，火船离开，并命令帆船驶往南澳，同时给予2包米。帆船行至珠海担杆列岛，天气变坏，遂折回蒲台岛，此时船上入水，水深及膝，船上50余名老弱者因此淹死。船到蒲台岛后即下锚，在海面停留。有20人此时获岛上艇家解救，到大潭笃水塘上岸。[45]

置人于烈日下晒死

有报道指15名华人被日军置于烈日下暴晒，用火水罐挂在手上，直至脱水气绝为止。[46]

梅窝血案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有日军在大屿山梅窝银矿湾屠杀村民。盟军派遣部队来港接受投降前，委托战败国日本维持香港治安，并保证期间不会攻击驻港日军。1945年8月19日下午2时，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涉嫌无视协议而突袭一队为数15人的驻银矿湾日军。日军击退游击队后，怀疑当地及附近村民协助游击队，随即在邻近的三个村落杀人放火，更俘虏300名村民到狱中虐待，部分人被打死及杀头。其后英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四个战争罪行法庭，有关案件于1946年3月28日开审，4月24日审结，有村民亲身到法庭指证。审案详情可见于右注引解密档案[47][30][48][49]。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Suzannah Linton感慨“港人没有身体力行重塑这段宝贵历史，以还无辜死难者一个公道”。[50]

落闸放狗事件

1943年某日，薄扶林道近坚尼地城有10名华妇正在割草，突被日本宪兵拘捕，囚于一混凝土小屋内，然后放狗入屋，10名华妇被野狗咬死。[51]

杀害医护人员

苹果日报引述“东京战争罪法庭”（相信是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纪录，指一队日军在1941年12月来到黄泥涌峡的医疗基地，轰死十名担架手。报导指担架手的手臂上绑有“红十字”，且已举手投降[52]，另有五人在帐篷内被俘，他们曾试图在红十字旗上写字表明医护人员身份，身上没有武器，惟旗帜在伸出帐篷时被日军子弹射穿。五人其后被缚在树上，日军带走其中二人，二人再没有回来，其余三人在半夜逃走，最后只有一人生还[52]。报导又指，一支业余考古队发现的半块肩章，属于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队员。考古队成员Craig表示，当年只有队长才会佩戴肩章，肩章主人极可能是失踪者之一的队长Barclay。Craig找来Barclay的儿子Jim，后者特意来到香港，领取父亲的唯一遗物[52]。报导认为是次考古发现，与历史不谋而合[52]。

虐待战俘平民

香港大学法律系建立香港战争罪犯网上数据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于2010年12月25日投入服务[48]。副教授Suzannah Linton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叠文件纪录，显示日军曾虐待战俘和普通市民，手法包括强行灌水至肚胀，再用脚猛力踏在肚皮上[53]。除了强行灌水，还有电刑、绑手吊起毒打等[53]。

南石头收容所大屠杀

主条目：南石头大屠杀

日军8604部队诱骗及驱赶超过十万香港难民到广州，难民被关进日军设置在广州南石头收容所，进行活人试验及活体解剖，共害了逾万人。

战后审判

Suzannah Linton寻获的文件显示，由1945年至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审判最少123名日军战犯，他们涉及最少45宗战争罪行[53]。当年的战争法庭位于铜锣湾的崇光百货附近[53]。其中22名被判死刑，并于赤柱上吊行刑[53]。14名因证据不足获释[53]。其余战犯被判监禁，刑期由6个月至终身。不过，由于政治及经济因素，这些战犯在1950年代获释[53]。

另根据生活杂志的档案照片，可见部分日本战犯或滞港日军士兵在战后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包括打扫花园和修筑公路。

盟军空袭、持续抗日及敌后活动

盟军轰炸

主条目：空袭香港

1942年9月至1945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英国政府的允许下多次空袭在香港的日军据点[54][55]。盟军轰炸机队集中攻击在港岛北岸的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及湾仔；九龙半岛的红磡；新界西南部的荔枝角，以瘫痪日军在香港的军事设施，但是间中也有误中民居，不少市民成为战争中的牺牲者[56]。

1945年1月15及1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及第38特遣舰队共派了471架飞机，于两日内在香港投下150吨的炸弹。1月15日，美军为夺取制空权及扫荡日军空中力量，在启德机场投下14枚500磅炸弹，并发射了120枚火箭弹。1月16日，美军投下了649枚100磅至2000磅的炸弹，攻击日军军舰锚地、启德机场、太古船坞、黄埔船坞、油库、在维多利亚港的船舶及港口设施[57]，是香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到的最大规模空袭，行动成功打击日本利用香港作为海运及空运的中转站，不过也误炸邻近太古船坞的糖厂及部分民居。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45年1月，空袭海军船坞的炸弹误中湾仔市中心，酿成约1,000人死亡及3,000人受伤[58]。第二严重的是1945年4月误炸圣保禄医院及铜锣湾避风塘[59][60]，造成490余人死亡及数百人受伤[61][62][63]。

第三严重的误击事故发生在1944年10月16日[64]，由美国陆军航空队派出的30架B-24轰炸机，从几千米高空投弹轰炸启德机场及位于红磡一带的船坞，但误击目标周边的社区，包括区役所、小学、160间房屋，涉及1570户，导致916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其中正在上课的红磡街坊会小学几乎全体教师及学生死亡。香港媒体在日军控制下将事件渲染为盟军与香港市民为敌[65]，然而根据香港作家小思在《香港的忧郁》一书的印象，基于打击占领香港的日军，香港市民一般都不反对盟军轰炸。

英军截断海底电缆

香港是日本东京与新加坡的海底电缆网络的中继站，香港的海底铺设有香港往来东京及新加坡往来西贡的海底电话线，破坏这些海底通讯线路可瘫痪日本本土与南洋的电话联系，阻碍日军的信息流通。皇家海军于1945年7月出动只可容纳4人的XE级微型潜艇（英语：XE-class submarine）进行秘密任务，破坏香港连接东京及新加坡的海底电话线，执行任务的XE微型潜艇由S级潜艇拖到香港水域，再潜航到近岸处放出潜水员，其中香港至新加坡的海底电话线，便是由XE5号微型潜艇在南丫岛西面的西博寮海峡放出的潜水员剪断[66]。

英军服务团

主条目：英军服务团

英军服务团（英语：British Army Aid Group）由原香港大学教授赖廉士上校（Lindsay T. Ride）组建，负责收集日军情报、接送重要人物潜出或进入香港。成员包括战后新界理民官何礼文及战前担任华民政务司的麦道轲等。1942年7月，英军根据赖廉士上校的建议组成这个援助小组。1941年12月底，守军都被日军押送入战俘营，赖廉士上校成功逃脱并到达重庆，于是建立英军服务团，他将总部设于桂林，并视广西为华南的前线基地。初期任务主要是从战俘营中协助战俘逃脱，并走私药物和其他必需品进出战俘营，亦组织了智囊团。英军服务团亦与重庆国民政府及东江纵队等组织展开合作。英军服务团秘密联系之前在英军、香港义勇防卫军及香港华人军团服役的香港本地华人[67]，在香港及华南组建情报网络，搜集日军据点及建筑物情报，绘制日军据点的环境、地势及地理位置、驻守人员数目、存放物资的种类及存量等记录的草图[68]，协助盟军制定空袭目标及汇报空袭成果，救援落入香港的盟军人员，策反船厂工人拖延维修日军船舰，并在日本投降时协助组建临时政府[69]。

香港志愿连

主条目：香港志愿连

香港志愿连（英语：Hong Kong Volunteer Company）是一个在香港保卫战结束后由香港人组成的步兵连。在香港保卫战爆发时，已有过千名香港华人居民在英军、香港义勇防卫军及香港华人军团服役及参战，在香港向日军投降之时，英军军官安排华人成员将军服换成平民服饰及离队，避免一同被日军俘虏[67]，大量华人士兵因此成功逃脱[70]。部分华人士兵之后逃离香港，组成一个步兵连，继续协助英军在东南亚抗击日军[71]。香港志愿连先跟随歼敌部队（英语：Chindits）英印步兵第77旅（英语：77th Indian Infantry Brigade）参与缅甸战役[67]，后来被调往英属马来亚进行敌后侦察任务。

港九大队

 
东江纵队在战壕中攻击。
主条目：港九大队和东江纵队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简称港九大队，1940年9月建立，于1942年2月正式成立，是一队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在中国共产党属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下组成的游击队，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主要于新界西贡一带活动，以加强在东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反日力量。

港九大队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生领导，在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时，港九大队从200人扩展到超过6,000位成员，日军在进攻香港期间并没有与游击队发生交战的记录[72]，东江纵队亦没有提及曾经与进攻香港的第38师团及担当后卫的荒木支队相遇，故此东江纵队并没有参与香港保卫战[72]，惟其提出在英军撤退时获取被英军摒弃的武器，并在新界及九龙建立基地，同时在西贡墟建立地下联络系统。而第三个和第五个分支在蔡国梁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龙，由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统领香港及九龙的抗日武装斗争，并让中国获取日本对华南、台湾和东南亚的战略机密。港九大队属下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队员竭力攻击强盗和日军，保障农作物及人命安全。港九大队亦帮助破坏日本在香港的军事据点，和促进在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友谊。在使用游击战的常规战术下，他们杀死一些为日本人提供服务的华人和其同党，在九龙和广州保护贸易商人，攻击大埔的警察局，并轰炸启德机场。

港九大队在拯救英国和外国人士上亦扮演重要角色，共有20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国人、3名丹麦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以及1名菲律宾人获拯救，包括被囚的赖特上校等英军官兵及美军飞行员，此外亦有大批中国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获救。另外，港九大队亦协助营救战俘，包括著名的赖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国栋教授和David Bosanquet。港九大队对盟军最重大的贡献，是抢救了8名因日军击落其飞机而跳伞到九龙的美国飞行员。当时为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飞行指挥员兼教官克尔（Donald W. Kern）中尉在轰炸启德机场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降落慈云山，后得到游击队小交通员李石仔等救助才能逃出日军的搜捕。

1942年4月，港九大队队员加强对大屿山的控制，强化与澳门和广州的通信。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为东江纵队，而港九大队仍是它下辖的一个分队。

有香港学者指，在西贡区传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成为港九大队的针对对象[73][74]，在区内工作的三位传教士，黄子谦[75] 、郭景芸[76]、丁味略[77]，都在1942年先后被掳走及杀害。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的纪录，郭景芸神父于1942年8月被港九大队俘虏并杀害[76]，丁味略神父于1942年11月25日被共产党游击队掳走及带到船上杀害[77]，尸体遭投入海中，一星期后丁味略被发现浮尸于深涌的一个小沙滩上，而尸身仍被绳子捆绑[76][78]。

香港重光

主条目：香港重光
 
1945年香港重光后，英军在和平纪念碑所在的中环举行胜利巡游，中华民国亦有派代表出席。

日本占领香港共3年8个月[12]:322。1942年10月28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奉命与中华民国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开始签订新约举行谈判[79]:2。由于英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华全部特权之诚意，谈判相当艰难[79]:2。在谈判过程中出现香港问题，英国不肯归还香港（虽然当时香港还在日本占领下），这项谈判因而拖延[79]:2-3。当中英谈判时，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和艾登认为，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香港已永久割让给英国，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北至界限街之九龙半岛南端连同昂船洲也已永久割让给英国[79]:3-4。原拟定在1942年公布之中英、中美平等新约，结果延至1943年公布，英、美取消在中国之治外法权及租界，但是不提香港地位[79]:3。

1943年1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重庆签署《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英语：Sino-British New Equal Treaty）》，史称《中英新约》[79]:3。重庆国民政府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之名义向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发出正式照会，对新界“租借地”问题保留重提权利：“关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不以现时进行谈判为宜，本代表认为憾事！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许予英国租借九龙条约之早日终止，实为中国国民所企望。而本日签订条约之意义，为开两国邦交之新纪元，中国政府以为若该约能于此时终止，则新纪元之精神更颢著，因此之故，本代表通知阁下，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79]:411月23日，中、英、美三国首在开罗举行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问蒋介石对香港如何打算，丘吉尔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领土；蒋说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予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79]:6-7。虽然蒋介石认为英国应把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立场强硬，拒绝讨论日本战败后的香港主权问题，加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美国和苏联在亚洲区内的势力平衡，而当时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均不希望香港落入对方的手中，国民政府的焦点亦转为应对趁日本侵华进行扩张的中国共产党势力[80]。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中英两国政府经过多次交涉后，中方最后同意由英国皇家海军夏悫少将代表英国政府及中国领导人蒋介石[81]，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并让香港在战后继续由英国统治。

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夏悫少将抵港，正式代表英国恢复对香港殖民统治，当日遂定为重光纪念日，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前，每年重光纪念日都是香港公众假期。1945年9月16日，英军在香港总督府举行受降仪式，中华民国亦获邀派代表出席，由英国皇家海军夏悫少将接受日本占领地代表向盟军投降，英日双方在英方草拟的降书上签字[82]，确认占领香港的日军投降。

英国在1945年8月再度统治香港后，暂时以军政府形式管治，使公共设施尽快恢复正常，并致力维持公共秩序[83]。1946年5月1日，曾被囚于沈阳集中营的前总督杨慕琦复职，接替英军军政府恢复文官管治。二战结束不久的1946年中国便发生内战，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则没有陷入中国内战及局势的持续混乱，香港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而大批中国难民涌入香港避难，虽然对香港的房屋、医疗及教育带来沉重压力，但同时为战后的香港工业带来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香港工业制品远销欧美，通过赚取外汇加快了香港战后经济的发展[84]。

影响

 
礼宾府的日式屋顶
 
存放于东铁线会展站的AN-M65型战时炸弹（英语：Mark 65 bomb）外壳

战火痕迹和残留武器

二战后的香港发展迅速，加上香港政府积极实施去日化，战后遗留至今的日占痕迹不多，大多数都来自直接战火和占领时期的大型建地改动。终审法院大楼及汇丰总行大厦铜狮子上皆有保卫战时留下的子弹孔，拔萃男书院于礼堂门前有于校园内挖出的日本军刀，新界地区的一些荒废地道里有日军刻划的签名。建筑工地也不时会挖掘出人体骸骨。由于日本陆空军和盟军空军于战时轰炸香港，战后偶然会发现未爆炸弹和遗弃枪械，例如1999年薄扶林道近玛丽医院修建天桥时亦发现一枚未爆炸的盟军炸弹；2007年在赤柱圣士提反书院附属小学广场地底挖出的战时英制炮弹[85]。再之前亦曾在旺角及深水埗闹市的修路工地挖出多枚日军炸弹。2013年，一支业余考古队在大潭笃水塘山头，发现七枚炸弹及多发机枪子弹，包括一枚2,000磅空投炸弹，考古队相信空投炸弹属于一架被击落的美军TBM3轰炸机[86]。另外，港铁于2018年兴建东铁线会展站时，当中一个星期内发现三枚AN-M65型战时炸弹（英语：Mark 65 bomb），为美军在轰炸日军沿岸设施时所遗留的未爆炸弹，长约145厘米，重约1,000磅，内藏约500磅TNT黄色炸药。三次发现皆需疏散附近办公室、住宅超过5,000人，同样亦须封闭车站附近道路24小时以便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处理炸弹[87][88]，现时该炸弹中的其中两枚，一枚放在香港海防博物馆展示，另一枚则放在会展站1号月台（往罗湖或落马洲方向）以艺术品《战争遗迹》的名称展示。[来源请求]

地貌和人口变动

由于战时日军的新建设和树木砍伐，不少地方面貌大变。例如狮子山山头和蝴蝶谷的林木就被大量砍伐，后者的蝴蝶亦从此绝迹，即使林木再生亦无补于事。[来源请求]另一方面，原宋王台石和所在圣山本来尚未完全破坏，但战后香港政府亦决意扩建启德机场，遂将圣山夷平，宋王台石部分则移至现址保留，名为宋皇台公园，有《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志之。另外，九龙寨城原有城墙亦遭日军以扩建启德机场为由拆去，定下战后难民聚居城寨的格局。

在建筑方面，虽然香港总督府遭到日军进行日本化改建，战后的香港政府没有完全拆卸日军的改建部分，例如外部拆除屋顶的鸱尾、塔刹装饰之外[89]，整体日式屋顶及塔楼都大致保留。战后的香港政府于今香港大会堂修建纪念花园，是主要的纪念建筑。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内则展有一批日占时期文物，其中包括当年挂在日军占领地政府总部（原汇丰银行大楼）正门的“香港占领地总督部”门牌。[来源请求]

由于日军归乡政策和粮食不足引起饥荒，到1945年香港重光时，人口减少至不足60万，即由沦陷至重光，平均每天减少760多人[90]。

战前改革流产

1930年代后期，香港政府在时任港督罗富国领导下，有意放宽殖民政策，给予香港市民更多的社会权责，更开征入息税，计划推动全新的福利制度。有关计划已获英国政府允许，但由于日本占领香港，计划最后付诸东流[91]。

部分政策沿用

日军在日占时期设立“香港市民图书馆”，是香港的较早期开放给公众的公共图书馆[92]，其藏书今收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内。占领地政府亦开香港分区及签发身份证之始，于战后一定程度上被沿袭下来。

日本占领期间的“归乡政策”亦间接使不少香港居民丧失在香港原有的权利。由于早期英国对香港人移民的政策仍然宽松，在1950年代，只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就可以在英国定居，而当时只要在香港出生，就可得到永久居留权。不过因为日本的归乡政策，不少儿童在战时移居中国大陆（内地）。当他们回到香港之后，有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记录遗失或被烧毁）而未能确认其香港出生地位，被当作在中国内地出生。随着后来英国收紧移民政策，这一部分人亦失去移居英国的权利。[来源请求]

战后大众文化及都市传说

香港沦陷时，作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她的小说《倾城之恋》就是根据当时她的所见所闻和从友人处听到的故事受启发写成。《倾城之恋》小说在1984年在香港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来，在上海又改编为舞台剧，近年香港话剧团再改编为《新倾城之恋》上映。此外，香港演戏家族分别于1993、1994及2000年（1月及4月），上演以日占时期为背景的音乐剧《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

英国接收香港之后，日军威胁不再，但由于不少平民死于战火、日军军法或虐待，日皇裕仁宣告终战后又有好多日军基于“武士道精神”拒降自杀，后来有不少闹鬼事件都认为是源于战后死者冤魂不散。部分事件甚至曾惊动战后香港政府出手摆平，或者广为传媒报导。

按亚视节目历史话当年说法，萝卜糕源于芋头糕，就是为通行萝卜头（日本人的俚称）而来的。打碎萝卜头吃掉变成年糕之一。

1941至今，金钟太古广场亦传出有关西武百货的都市传说，当中包括“防空洞传闻”、“西武防盗系统”和“日军步操”。

1974年，运输署总部搬入1973年落成于中环的美梨道停车场大厦后(美梨道，今美利道)，发生闹鬼事件。当时更报导有外籍高官被一无头鬼吓晕，又谓美利道停车场大厦及旁边之美利大厦于战时均为日军刑场，令“鬼佬撞鬼”之说不迳而走。最终香港政府请来佛教联会高僧举行法事，超渡亡灵。时任运输署长惠柳新亦有在场静观及上香。当时记者问及相关官员是否相信运输署有鬼时，官员则答："的确有同事遇有怪声或古怪情形，无法确切证明真有其事，但又无法证明并无其事。"[93]

2003年，有8名青年到战时曾为日军慰安所、战后荒废多年的湾仔船街南固台探险。据报导，其中一位少女疑被鬼上身后狂叫乱跑，变成男声而力大无穷，同伴无法阻止，结果出动4位警员方可以将她制伏[94]。

参看

内文脚注

  1. ^ 日语事实上具官方地位，余四种则为收音机广播用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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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书籍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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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香港占领地总督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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