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知识界众多派别于1922年到1927年间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非基督教运动起源于共产主义的影响，迅速受到新文化运动（宗教被视为“赛先生”－“科学”的敌人）的支持。1924年以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掀起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支持者包括继承中国文化的国民党、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以及主张“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1]中国政府通过此项运动取得了对教会学校的控制权。[2]基督教青年会主导的体育事业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也彻底没落，中国政府收回体育权[3]。
背景
在中国过去的政教关系中，宗教的地位低于政府，也就是“宗教在国家之下”。清末签订的对外条约中，有保护基督教传教的条款，使得基督教不受中国官僚与乡绅的管辖，而独立于政府的权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因此认为基督教与西方帝国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在反帝国主义时也要反基督教。[4]
过程
第一阶段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拟定于4月4日，借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年会。3月9日，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通电反对这个年会在中国召开，呼吁支持。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非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均予支持。[5]
3月21日，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6]
3月31日，北京的五位大学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
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年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如期召开，受到大批军警保护。4月4日，李石曾、李大钊、邓中夏、萧子升等12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萧子升分别发表文章，批判宗教。4月8日，年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3千多人参加。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教会学校的教育与宗教分离。
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第三院正式成立。6月，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罗章龙编辑的《非宗教论》一书， 该书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人写的31篇批判和否定基督教的文章。
第二阶段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在苏联支持下，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北京政府的“大革命运动”，将非基督教运动视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
1924年8月，在国共两党支持下，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员唐公宪担任执行委员（主席）。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同年12月，该同盟策动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在圣诞节期间，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反基督教的群众拥上街头分队讲演，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有些人则教堂和教会学校捣毁设施，围攻教士。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中国反帝运动高潮。教会和教会学校受到了很大冲击。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发生多起反基督教的事件，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多被占用或毁坏。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部分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杀害六位传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
1927年4月，国共分裂，国共内战代替反帝运动成为焦点。同年12月1日，国民党领袖蒋中正与基督教美南监理会牧师宋耀如的女儿宋美龄结婚，对国民党对基督教态度有重大影响。
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开展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受严重影响。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经过非基督教运动之后，1928年降至3,150人。由于教育主权的收回，随着许多外国传教士的陆续撤离和外国教会势力的削弱，武装冲突事件的发生，蒋介石主导的政府的态度变化，共产党武装革命引起长期的内战导致矛盾和冲突焦点的转移，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非基督教运动的风潮逐渐平息下来。
近期研究
陶飞亚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指出，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此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7]。
参考文献
- ^ Tatsuro Yamamoto; Sumiko Yamamo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22-1927.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3-02, 12 (2): 146-147. JSTOR 2941975. doi:10.2307/2941975.
- ^ 杨翠华. 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一九二二∼一九三○） (硕士论文).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 1978年.
- ^ 蔡政杰. 非基督教運動（1922-1927）對基督教青年體育事業發展之影響 (PDF). 国立台北师范学院学报. Vol. 第十六卷 no. 第二期. [民国九十二年九月] [2020-06-15].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0-06-15）.
- ^ 叶仁昌. 第二章 反教運動的發展及其時代背景. 《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政教關係的解析》. 台北: 久大出版社. 1992-06 [2024-03-20]. ISBN 978957410173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8-21）.
- ^ 石川祯浩. 〈走進「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運動初探〉. 《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09-01: 167–190 [2021-06-03]. ISBN 97873012597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03）.
- ^ 宋永毅 (编). 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和集体记忆: ---文革40周年论文集. 典籍出版社. 2020-04-26: 69. GGKEY:HASECQ5446P.
- ^ 陶飞亚, 《近代史研究》, 《中国历史文物》 (5期), 2003年, (5期): 44–49 [2015-1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