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龙尾岛
白龙尾岛(越南语:Bạch Long Vĩ/白龍尾),17到18世纪西班牙人称该岛为德梅约岛(Is. De Mejo),1950年代之前曾用名夜莺岛和浮水洲岛(越南语:Phù Thủy Châu/浮水洲)[1]。 是南海北部湾上的一个小岛,行政区划上属于越南海防市白龙尾县。欧洲船只称此地为“night in gale”(暴风夜),与英语“夜莺”(nightingale)相近,讹传为夜莺岛(Nightingale Island)。1771年,法国绘图员里戈贝尔·伯恩(Rigobert Bonne)所绘地图上,已有此名。
白龙尾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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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ạch Long Vĩ | |
自然地理 | |
坐标 | 20°08′41″N 107°42′51″E / 20.14472°N 107.71417°E |
所处海域 | 北部湾 |
总面积 | 3.045平方千米(1.176平方英里) |
管辖 | |
越南 | |
市 | 海防市 |
县 | 白龙尾县 |
居民 | |
人口 | 902(2009年) |
人口密度 | 297人/平方公里(769人/平方英里) |
族群 | 京族 |
白龙尾岛面积3.045平方公里,位于中国海南岛与越南海岸的中间,距海南岛120公里,距越南海防市也是120公里。1992年12月9日,越南政府将白龙尾岛单独划出,设置白龙尾岛县。2009年,该岛人口为902。周边海域渔业和油气资源丰富,盛产鲍鱼[1]。1957年此岛连同岛上民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越南民主共和国。
历史争议
中国和越南之间曾就白龙尾岛有过争议。白龙尾岛(并非广西钦州白龙尾)坐落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北纬20°1′,东经107°42′),又称夜莺岛(法语翻译)或浮水洲岛(中国渔民俗称)。
中方记载
1877年(光绪三年),文昌县符建明、符怀积等人经商,运送货物到西贡、海防、泰国,常在浮水洲躲避台风,他们在岛上修建了海宝庙,祭祀马伏波公、天后娘娘[2]。
1887年(光绪十三年),清朝与法国签订边界条约,划分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以商务利益换得钦州的江坪、黄竹两处越南飞地。对于海上边界的划分,法国提出以北仑河河口所在的东经108度03分向南延伸,作为海上岛屿及北部湾的划分界线。根据这一划法,白龙尾岛将归法国所有。但这一分界方法没有被中国接受,1887年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并未划定此海域的归属,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一些中国及美国地图(Goode's World Atlas, Rand McNally, 1933)上,白龙尾岛仍在中国一侧。亦有美国学者认为白龙尾岛直至1950年代移交越南前被中国控制[3]。
1917年(民国六年),文昌县峨蔓镇龙门村王初侬、许赞海开始在岛上居住。此后,峨蔓镇、三都镇人民在岛上定居者越来越多。王引振、许运中和王藻棠等人携带家眷到浮水洲村定居[2]。
1931年,海南儋县峨蔓镇人蒲公才、蒲文江、陈有德等集资巨款成立公司,买了耕牛10多只到岛上垦种高粱、番薯和瓜果等,农闲时就钓捕鲍鱼和鱿鱼,在浮水洲村以外发展起公司村[2]。
1934年(民国二十二年),广东省政府派专员到该岛视察,了解岛上水产资源和居民的作业及生活情况,写成调查报告并发表于广东省的“渔讯专号”[2]。
1950年海南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少数中华民国国军进驻该岛。海南特别行政区儋县县长王焕、中国国民党党部书记阮中歧、某团团长梁为林、大队长李本蕃等率40余人等登岛,先后委派梁帝烈、薛承运、李胜日、陈现琼等为里长,王家荣、陈卓全等为副里长[2]。
越南记载
由于缺乏淡水,直到19世纪末该岛无人居住,该岛只是海上渔民避风的地方[4]。
1920年前后,在岛的南部发现了一个淡水井。 1921年8月,广宁省姑苏县Giap Nam村的居民提出了一项允许在该岛低地种植的申请。从那时起,法国保护国加强了对夜莺岛的监视[4],法属印度支那时期的法国海军的巡逻路线一直包括白龙尾岛[5],除日本占领时期外始终对其进行管辖[6]。
1937年保大帝还向岛上派出一个团37个人的兵力,设置哨所[7][8],并正式命名为“白龙尾”[4]。
二战爆发后,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并解除了越南士兵的武装[9]。
1946年,法国返回印度支那,恢复岛上的法治[9]。
1947年,法国任命了华人里长等官员。
1954年,根据印支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越南敌对双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法国殖民力量在1954年8月劫持岛民71户、269人到越南南部。
后续争议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浮水洲岛,并在该岛成立政府机关——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成为中国近代以后正式行使管辖的记录和标识。据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一文记载:“1955年解放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马援)。”岛上有两个村庄,大村名“浮水洲村”,小村名“公司村”。
越南战争期间,1965年,中国领导人为中越两国抗美援越共同目标[12],将位于广西钦州地区的“京族三岛”之一的同名岛屿白龙尾(半岛)租借给北越[13],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查到美国军机。1979年中越边界冲突后收回[13]。
据曹保健著《叩醒中国海》一书记载:“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白龙尾‘借’给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14]
而夜莺岛于1957年秋经中共中央领导批示交给越南,并无偿给予越方固定资产合计人民币22528.74元[15]。中共上级指派马白山将军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16]
一种说法是:1957年越战前夕,“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和北越总理范文同签署协议,将北部湾里的白龙尾岛,出借给越南政府,让其在上面修建雷达基地,作为预警轰炸河内的美国飞机,同时作为中国援越物资的转运站。”另一种说法周恩来是“借岛协议”的签署者,毛泽东则是“借岛”的拍板者。还有一种“移交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资料选编》记载:“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17][18]高健军著《中国与国际海洋法》称,“白龙尾岛……在历史上曾属中国领土,1957年3月通过‘秘密移交方式’将该岛移交越南”。[19]
后续历史
1957年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白龙尾岛移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岛上有135户家庭,共518人。同日,越南总理签署49/TTg号决定,白龙尾岛设立社级行政单位,直接隶属海防市管辖[6]。
1965年,随着美国对北越的轰炸愈演愈烈,白龙尾岛居民全部撤往大陆,从此直至1992年,白龙尾岛只有越南军队驻守,没有常住居民[6]。
1992年12月9日,越南政府通过15/NĐ/CP号决定,白龙尾岛设立白龙尾县,隶属海防市管辖[6]。
1993年2月26日,海防市组织一批白龙尾岛原居民和青年志愿者返回白龙尾岛举行活动[6]。
根据2000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两国明确界定白龙尾岛(也就是中国以前所称的浮水洲)属于越南领土[20],在划界协定中明确划入越南海域[2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海洋处处长萧建国2004年8月3日的声明,北部湾划界不涉及白龙尾岛主权。该处官员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官员随后又明确指出“白龙尾岛确实属于越南。”[13]
2010年4月1日,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视察了该岛屿。他表示,“越南将捍卫其对南中国海(越南称“东海”)争议岛屿的主权。”“我们不会让别人侵犯我们的领土、领海和岛屿。我们不会对任何人作出一寸土地的让步。”[22]
评论
据李德潮所著《白龙尾正名》一书声称,越南先后抓扣在白龙尾岛周围捕鱼的中国渔船,损害了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马白山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 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 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23]
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海军专家预计,长期来看美国最终将以越南盟友的身份重返金兰湾基地。越南芽庄海军学院原院长黎继林(Lê Kế Lâm)海军少将称:“如果把金兰湾港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港及新加坡的美军基地联合起来,就可以控制所有南海及途经。如果毛泽东黄泉有知,恐怕对当年把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的决定,悔得肠子都青了吧。”
记者陈杰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领土问题是我们中国十三亿多人民共同的家园。如果将领土送出去,或者按边界来划分的话,应该得到全体民众共同的讨论,共同的批准。民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这些权力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无论是谁在管理这件事情,在未来都会成为被历史谴责的对象。”“这么一种送,对国内的一种政治而言,有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有没有经过国民的讨论,符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符不符合我们国家传统的文化和历史,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24][25]。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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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2.1 2.2 2.3 2.4 海南省儋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儋縣志·卷一·地理志. 新华出版社.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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