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语系

亚欧语门(英语:Eurasiatic languages)为一个认为其语言分类范围扩及亚欧大陆北部地区的总语系,然而对于这项假设绝大部分主流的历史语言学学者并未给予大力支持。各个专家对于亚欧语系的底下分法也有许多讲法,但通常都会包括有阿尔泰语系楚科奇-堪察加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不过约瑟·哈罗德·格林伯格则使用有争议性的乌拉尔-尤卡吉尔语系英语Uralic–Yukaghir languages作为替代)。有时候则会同时提及到在附近地区的南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或者是被视为孤立语言伊特拉斯坎语尼夫赫语,有些说法则认为亚欧语系包括有同样大范围、但亦遭到主流学者批评的诺斯特拉语系

亚欧语系
(具争议性)
地理分布亚欧大陆北部
谱系学分类诺斯特拉语系
  • 亚欧语系
分支

关于亚欧语系的想法早在100多年前便已经出现,不过其中又以格林伯格在1990年代提出的说法广为被引用,然而其他语言学者则指控其使用如大规模比较法等非正式的方法做为参考依据。在2013年时,马可·帕格尔英语Mark Pagel和其另外3名同事发表关于亚欧语系相关语言家族的统计数据,并且在研究中认为各个语言仍然有数个核心字词与亚欧语系有所关联。这项消息获得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绝大部分语言学者来说却没有给予正面反应。

历史

早期发展

关于亚欧总语系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00年以上,其中1905年时阿夫雷德·特龙贝棣英语Alfredo Trombetti便已经提出所有语言是来自单一的原始人类语言想法[1]。不过到了1994年时,梅里特·鲁伦英语Merritt Ruhlen再度声称发现亚欧语系的语法规律:“复数名词在字尾的字根是‘-t’……而偶数则是在名词字尾加上‘-k’。”不过类似说法早在1818年时拉斯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便发现到乌拉尔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在这类语法规则上相似,而约瑟·哈罗德·格林伯格之后则以此规则将阿尔泰语系阿伊努语尼夫赫语楚科奇-堪察加语系也列入亚欧语系中,对此鲁伦则认为在亚欧语系以外发展的语言并无这类规则[2]

1998年格林伯格借由原本在1950年代研究非洲语言的大规模比较法做法,重新检视亚欧语系底下可能发展出来的语言[1]。2000年时他进一步以此发表了《Indo-European and Its Closest Relatives: The Eurasiatic Language Family》,内容主要概述关于亚欧语系的语音和语法相关证据并且使得他认为该语系确实存在,而格林伯格认为已经自各个语言中检验出72个重要的词法特征[3]。尽管他所提出亚欧语系延伸出大量语言的看法获得大量关注,许多主流的语言学家认为其研究报告的质量并不能保证正确性,而格林伯格也因为这项假说而遭到解雇[1]

其中主要的批评是认为研究中直接将类似的声音和单词含义判断其有共同的同源词,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在经过5,000年至9,000年的时间极有可能让最原始的字词声音与含意遭到重组,这也意味着透过比较方式并不能代表远古时期有总语系的存在。此外由于可能因为几率或者外来语而出现被判定为同样来源的字词,在没有实际验证的情况下仅仅基于统计资料的存在结论是可能有其问题存在的[1]。另外也有如斯特凡·耶奥格英语Stefan Georg等学者认为尽管不能排除借由寻找远古关系的研究都会面临失败,但也认为格林伯格应该进行更为谨慎的研究。他们认为格林伯格其透过统计资料的作法能够正确地确定来源,但是对于报告结论部分则有质疑[4],并且表示:

近代报告

2013年时,马可·帕格尔英语Mark Pagel、昆廷·阿特金森(Quentin D. Atkinson)、安德烈娅·克劳德(Andreea S. Calude)和安德鲁·米德(Andrew Meadea)出版统计证据以试图解决反对意见,其中根据他们先前的研究认为2,000年和4,000年之间半贴近生活的话语更能够解决语言变换以及现有理论的问题。然而他们也在这项报告中发现一些数量词、代词与副词在10,000到20,000年之间的变化,比其他字词的平均改变速度还要慢得许多。研究团队从不同类别的现代语言其发音进行研究进而找出改变速度同样缓慢的关键词,最后其的结论认为所有人类语言的共同特征之一经常使用的字词其基本核心并不会改变,同时从模型数据中显示替换的速度与使用频率呈现反比关系[1][6]

帕格尔等人使用了世界语源数据库(LWED)中列出的7个语系的原始词根形式。[6]他们将搜索范围限定在斯瓦迪士词表的200个最常用词之内。有12个词因原始词根形式不到3个被排除在外,剩下的188个词产生了3804种不同的构拟(有时一个语系内会出现多个可能的构拟形式)。与传统的比较语言学不同,研究人员没有试图“证明”任何给定的词对是同源词,而是将每个词对视作一个受误差影响的二元随机变量,然后将可能的同源词对集合作为整体进行分析,以寻找可预测的规律性。[7]

可根据一个形式的同源语言数量对它们进行分类。188个词中,同源组的数量从1(无其他同源词)到7(所有语言都同源),平均为2.3 ± 1.1。同源对大小分布与他们根据衰变率预测的相符,呈正偏态(小组多于大组)。[7]然后,再将单词按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频率、词性和先前估计的衰变率分组。同源词类大小与估计的衰变率呈正相关(r=0.43;p<0.001)。笼统的频率与词性结合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类大小的因素(r=0.48, p<0.001)。帕格尔等人的结论是“这一结果与它们的粗估半衰期一致,不常用的词存在的时间往往不够长,不足以构拟到深层次的祖语;但在阈值频率以上的词则有更大的稳定性,变为较大的同源词类规模。”[8]

有23个词[A]的同源词对数量大于等于4个。[8]每1千个口语中使用了的词(χ2=24.29;P<0.001)、代词(χ2=26.1;P<0.0001)和副词(χ2=14.5;P=0.003)在这23个词中占的比例较大。在控制了词性的基础上,常用词被判为同源词的概率比不常用词多了7.5倍(P<0.001)。这与他们的先验预测中,倾向于保持音义长期不变的词类相吻合。[9]作者写道:“我们独立于音素对应关系来预测这些词的能力,冲淡了对这种远距语言学构拟的常规批评,即原生词不可靠或不准确,或它们间明显的语音相似性是偶然。”关于第一点,他们认为不准确的构拟应该会削弱而非增强可能的同源关系;关于第二点,他们认为偶然的相似性应该在所有词类中有着相同普遍的反映,而这与数据现实的情况相反。[10]

该团队创建了一个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模拟以估计并确定所研究的7个语系的系统发生树。5次·独立运行产生了相同的(无根)树,有3组语系:阿尔泰语系、因纽特-尤皮克语系、楚科奇-勘察加语系;中-南亚语系包含南高加索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北-西欧语系,包含印欧语系和乌拉尔语系。[9]通过原始印欧语和1原始楚科奇-勘察加语的已有估计年代作为基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根假设。[11]其一,树根位于通往原始达罗毗荼语的分支中点上,这样计算出的欧亚语系年代为距今14450 ± 1750年;其二,根据原始南高加索语,可计算出的年代为距今15610 ± 2290年。内部节点年代的确定性较低,但超过了机会期望值,并不影响对顶层年代的估计。作者总结道:“所有推断的年代都必须谨慎对待,但我们的估计与其他人的一些建议是一致的:都将这些语系的起源与末次冰盛期结束时欧亚大陆的冰川消退相联系起来,那大约是1.5万年前。”[9]

许多通过比较法专门研究历史语言学的学者对论文的结论持怀疑态度,并对其假设和所用方法提出批评。[12]Sarah Thomaso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客Language Log上写道,她对改论文所依据的LWED数据的准确性抱有疑问。她指出,LWED为大多数词列出了多种可能的构拟,增加了偶然匹配的概率。[13]帕格尔等人预见到了这种批评,说由于不常用词通常有更多的构拟形式,这种错误应该“产生一种与统计数据显示的相反的偏差”(即,同源词来源如果只有巧合,不常用词应有更大的同源词组)。[14]Thomason还认为,由于LWED主要是由诺斯特拉语系的信徒贡献的,而诺斯特拉语系比欧亚语系的规模更大,所以数据有可能挑选了可被判为同源的原生词。[13]帕格尔等人承认“不能排除这种偏见”,但坚称偏见不太可能系统地影响统计结果。他们认为,某些通常认为比较长寿的词类(如数词)不属于那23个词,而其他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不重要但对原始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概念(如树皮、灰烬等)却在,因此对偏见是造成统计结果如此的说法表示怀疑。[10]Thomason说她“没有资格”对数据本身进行评论,但任何使用不良数据为输入的模型都不可能提供可靠的结果。[13]

Asya Pereltsvaig用另一种方式批评了这篇论文。她概述了帕格尔列出的几个词在英语中的经历,总结说鉴于这些词在1500年左右的英语史中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不可能和15000年前的任何音义相匹配。她还指出,作者一开始就“找错了地方”,因为“作为衡量语言系属关系的指标,语法属性要比词汇更可靠”。[15]

帕格尔等人还研究了对其结论的另外两种可能反对意见。他们排除了语言借用的可能,理由是若一个词仅仅因为借用而在多个语系间显现出同源,就需要频繁地来回传递;这是很难发生的,因为这些语言群覆盖的地理范围极为广大,而且从现代来看,常用词最不可能被借用。[10]最后他们表示,即便抛开发音简单的封闭词类词(如“我”“我们”等),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结论。[16]

分类

关于亚欧语系所包含的语言种类的认定各方都有所不同,但绝大部分都包括有阿尔泰语系楚科奇-堪察加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但是关于阿尔泰语系中所包括的语言则有不同说法,其中一部分人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才能包括其中,但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包括有朝鲜语系日本-琉球语系,另外也有主张不应该对阿尔泰语系进行分类[1]

据格林伯格,与欧亚语系联系最紧密的是阿美林德语系。他指出“欧亚-阿美林德语系代表了相对较新的扩张(约1.5万年前),进入了因北极冰盖融化而开辟的地区。[17]欧亚-阿美林德语系与旧世界的其他语系不同,它们间的差异更大,代表了更深的年代分组。”与欧亚语系相似,阿美林德语系也不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概念。[18]

欧亚语系与另一个假设中的超语系诺斯特拉语系包含许多相同的语系。弗拉迪斯拉夫·马尔科维奇·伊利希-斯维蒂奇英语Vladislav Illich-Svitych的诺斯特拉辞典没有包括欧亚语系中列出的较小的西伯利亚语系,但这只是因为还没人给它们构拟祖语;诺斯特拉学家没有试图将这些语言从诺斯特拉语系中排除。许多诺斯特拉理论家认为,欧亚语系是诺斯特拉语系下的一个大分支,与亚非语系南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并列。[19]LWED同样认为欧亚语系是诺斯特拉语系下的一个语族。[20]诺斯特拉语系没有得到主流比较语言学界的认可。

Harold C. Fleming认为欧亚语系是假想的北方大语系下的一个亚群。[21]

下属分类

 
按首次出现年代顺序排序的欧亚语系树

欧亚语系的下属分类有不同说法,一般都包括突厥语系满-通古斯语系蒙古语系楚科奇-勘察加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

格林伯格列举了欧亚语系的8个主要分支,如下:突厥语系、满-通古斯语系、蒙古语系、楚科奇-勘察加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伊特拉斯坎语、印欧语系、“朝鲜-日本-阿依努语”、尼夫赫语乌拉尔-尤卡吉尔语系[22]之后他又将这些语系分成更小的语族,其中一些没有被广泛接受为系统发育单元。

帕格尔等人的分类方案稍有不同,列出了7个语系:蒙古语系、满-通古斯语系、突厥语系、楚科奇-勘察加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印欧语系、南高加索语系、乌拉尔语系和“因纽特-尤皮克语系”—这是LWED给爱斯基摩语族的名称。[6]

默里·盖尔曼、Ilia Peiros和Georgiy Starostin将楚科奇-勘察加语系尼夫赫语归入阿尔冈昆-瓦卡什语系,而非印欧语系。[23]

无论哪种版本,这些名单都涵盖了欧洲中亚北亚(包含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时还有)及白令海峡另一侧。

欧亚语系的分支大体如下(遵格林伯格分类方案):

Jäger (2015)

Jäger (2015)运用计算系统发育分析,给出了欧亚语系语族间的系统发育状况:[24]

叶尼塞语系

达罗毗荼语系

东北高加索语系

南亚语系

日本-琉球语系

阿伊努语

汉藏语系

苗瑶语系

澳台语系

南岛语系

壮侗语系

"Eurasiatic"

满-通古斯语系

蒙古语系

突厥语系

尤卡吉尔语系

尼夫赫语

乌拉尔语系

楚科奇-勘察加语系

印欧语系

词根

Ruhlen给出了下列欧亚语系词汇:kʷi“谁”;mi“什么”;pälä“二”;akʷā“水”、tik“一根手指”、konV“手臂”、bhāghu(s)“手臂”、bük(ä)“手肘/膝盖”、punče“头发”;p'ut'V“女阴”;snā“味道/鼻子”、kamu“挤压”;parV“飞”。[25]

地理分布

Merritt Ruhlen认为,欧亚语系的地理分布表明,它和德内-高加索语系是两次不同的迁徙的结果。德内-高加索语系的迁徙发生得较早,而欧亚语系的则较晚。欧亚语系的扩张压倒了德内-高加索语,使后者的使用者主要局限于被欧亚语系使用者包围的山区(如比利牛斯山脉中的巴斯克人高加索山脉中的高加索民族兴都库什山脉中的布鲁夏斯基人)。这些地方易守难攻,因此德内-高加索语族群才得以幸存下来;在其他地方存续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Ruhlen认为欧亚语系的证据要比德内-高加索语系的更加有力而清洗,这也表明德内-高加索语的传播发生在欧亚语系之前。[26]

Lyle Campbell、[27]Ives Goddard、[28]Larry Trask[29]等人认为,德内-高加索语系作为一个系统发生分类有可能并不存在。

通过对超保留词的系统发育分析可得,该语系的最后共同祖先大约有1.5万年历史,表明这些语言是在末次冰期的“避难所”中传播的。[9]

参见

注释

^A The 23 words are (listed in order of cognate class size): Thou (7 cognates), I (6), Not, That, To give, We, Who (5), Ashes, Bark, Black, Fire, Hand, Male/man, Mother, Old, This, To flow, To hear, To pull, To spit, What, Worm, Ye (4)[9]

  1. ^ 1.0 1.1 1.2 1.3 1.4 1.5 马可·帕格尔英语Mark Pagel、昆廷·阿特金森(Quentin D. Atkinson)、安德烈娅·克劳德(Andreea S. Calude)和安德鲁·米德(Andrew Meadea). Ultraconserved words point to deep language ancestry across Eurasia (PDF).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2013年5月6日 [2013年5月16日].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3年6月12日) (英语). 
  2. ^ 梅里特·鲁伦英语Merritt Ruhle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her Tongue. 美国纽约: 约翰威立. 1996年4月15日. ISBN 978-0471159636 (英语). 
  3. ^ 斯特凡·耶奥格英语Stefan Georg. From mass comparison to mess comparison: Greenberg's 'Eurasiatic' theory. Diachronica. 2003年: 第335页 (英语). 
  4. ^ 斯特凡·耶奥格英语Stefan Georg. From mass comparison to mess comparison: Greenberg's 'Eurasiatic' theory. Diachronica. 2003年: 第334页 (英语). 
  5. ^ 斯特凡·耶奥格英语Stefan Georg. From mass comparison to mess comparison: Greenberg's 'Eurasiatic' theory. Diachronica. 2003年: 第336页 (英语). 
  6. ^ 6.0 6.1 6.2 Pagel et al., p. 1
  7. ^ 7.0 7.1 Pagel et al., p. 2
  8. ^ 8.0 8.1 Pagel et al., p. 3
  9. ^ 9.0 9.1 9.2 9.3 9.4 Pagel et al., p. 4
  10. ^ 10.0 10.1 10.2 Pagel et al., p. 5
  11. ^ Pagel et al.. (SI), pp. 2-3
  12. ^ Heggarty, P. Ultraconserved words and Eurasiatic? The "faces in the fire" of language pre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08-05, 110 (35): E3254. Bibcode:2013PNAS..110E3254H. PMC 3761561 . PMID 23918403. doi:10.1073/pnas.1309114110 . 
  13. ^ 13.0 13.1 13.2 Thomason
  14. ^ Pagel et al.. (SI), pp. 3-4
  15. ^ Pereltsvaig
  16. ^ Pagel et al., p. 6
  17. ^ Greenberg (2002), p. 2
  18. ^ Campbell; Goddard; Mithun
  19. ^ Greenberg (2005), p. 331
  20. ^ Pagel et al.. (SI), p. 1
  21. ^ Fleming
  22. ^ Greenberg (2000), p. 279-81
  23. ^ Gell-Mann et al., pp. 13–30
  24. ^ Jäger, Gerhard. Statistical support for linguistic macrofamil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112 (41): 12752–12757. Bibcode:2015PNAS..11212752J. PMC 4611657 . PMID 26403857. doi:10.1073/pnas.1500331112 . 
  25.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Ruhlen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6. ^ Ruhlen
  27. ^ Campbell, pp. 286-288
  28. ^ Goddard, p. 318
  29. ^ Trask, p. 85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阅读更多

  • Bancel, Pierre J.; de l'Etang, Alain Matthey. "The millennial persistence of Indo-European and Eurasiatic pronouns and the origin of nominals". In: In Hot Pursuit of Language in Prehistory: Essays in the four fields of anthropology. In honor of Harold Crane Fleming. Edited by John D. Bengts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p. 439–464. https://doi.org/10.1075/z.145.32ban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