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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模块性

心灵模块性又称模组心智观，是一种对心灵的主张，该主张认为至少一部分的心智可能是由先天的神经结构或心智模块组成的。这样的结构或模组有着独特、既定且演化成熟的功能。然而，对于所谓的模块，目前已有其它人提出相异的定义。根据《心灵模块性》一书的作者杰里·福多的说法，如果一个系统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多个维度或单元所组成，即可以认定为“模块化”[1]。心灵模块性的一个例子是“绑定”（binding）。当人们感知一个物体时，他们不仅取得了物体的特征，还取得了可同步或独立运作、形成一个整体的整合特征。受试者可能会体验到一个滚动的红球，而不会只是看到“红色”、“圆形”、“塑胶”和“正在行进中”。[2]绑定可能表明心灵是模块化的，因为心灵感知一件事物需要多个认知过程。

早期调查

从历史上看，心灵的功能结构问题已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官能本质”理论。第一种理论称为水平观点，认为心理过程犹如记忆、想像、判断和知觉等非领域特定性官能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判断为例，无论指的是知觉经验上的判断，还是指概念的或理解过程的判断，判断仍然是一种判断）。第二种理论则可以称为垂直观点，因为该理论声称，心智官能是以领域特定性来区分，由基因所决定，并且与确切的神经结构有关，能够独立自主地计算。

垂直版本的心灵功能结构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弗朗兹·约瑟夫·加尔开启了颅相学运动。加尔声称，各个心理能力可以精确地联系在一起，以一对一的方式对应到大脑特定的生理区域。因此，举例来说，从某人的后顶叶上一个特殊肿块的大小，我们有可能借此“读出”这个人的智力程度，而自上个世纪以来，这种简单的模块性观点已被证明有误。

福多的心灵模块性

1980年代，尽管没有精确的生理定位性概念，杰里·福多仍复兴了心灵模块性的想法。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装置和其他语言学成果，以及心灵哲学和视错觉的启示，都是福多汲取灵感的来源。1983年，他发表《心灵模块性》一书，成为了该思想的主要支持者。[3]

据福多的说法，模块的概念介于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对“低层次历程”的观点之间。

行为主义者试图以“反射”来代替心灵，福多称反射为“胶封性”以及“非推理性”。“胶封性”意指“认知不可穿透性”，或是指不受其他认知领域的影响；“非推理性”则是指不用补充资讯而能直达。由于低层次历程具有推理性，因此低层次历程与反射并不相同。这可以透过刺激贫乏论证来证明，在该论证中，最初由大脑接收的最邻近刺激（例如视网膜接收的二维图像）无法解释最终输出（例如，我们对世界的三维知觉），因此需要某种形式的计算。

与行为主义不同，认知主义者则认为低层次历程与高层次历程相连，具有“推理性”和“认知可穿透性”（亦即，会受其他认知领域的影响，例如信念）。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举例来说，就算是人们意识到了许多视错觉的存在（例如米勒-莱尔错觉），这种错觉仍会持续产生。这表明其他领域，包括一个人的信念，不能影响这样的历程。

福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低层次历程有着像是高层次历程的推理性历程，并且与反射一样，具有胶封性。

福多在《心灵模块性》中主张，“低层次”认知过程具有模块性，但他也认为高层次认知过程不是模块化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这议题上，其著作《心灵不是那样工作的》是对史蒂文·平克的《心灵如何运作》一书的回应。

福多（1983）指出，模块性系统必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某些属性：

  1. 领域特定性：模块只对特定类型的输入进行操作，它们是专门的
  2. 讯息胶封性：模块无需涉及其他心理系统即可操作
  3. 强制触发性：会以强制方式使模块处理刺激
  4. 快捷：可能是由于它们是胶封的（因此只需要查询受限的数据库）和强制的（在决定是否处理输入时不需要浪费时间）
  5. 浅输出：模块的输出非常简单
  6. 可触接性（accessibility）有限
  7. 典型的个体发生学：有着规律的发展
  8. 固定的神经结构。
  9. 有其特性及特定的故障模式。[4]

派利夏恩（Pylyshyn）（1999）认为，虽然这些属性倾向于伴随模块出现，但讯息胶封性才是显著地作为模块的一种真正标志。亦即，讯息胶封性会将模块中的处理历程封装起来，使其不受到认知的影响和触接。[5]例如，即使意识到米勒-莱尔错觉是一种幻觉也无法对视觉处理进行纠正。[6]

演化心理学和大量模块性

其他模块性观点则来自演化心理学，特别是勒达·科斯米德斯和约翰·托比的成果。这种观点表明，模块是根据天择的压力发展而成的心理处理单元。根据这种观点，早期自然选择塑造了现代人类，现代人类的许多心理活动都源于早期人类演化的适应结果。

演化心理学家提出，心灵是由心灵算法或计算模块所组成，受到遗传影响，且为领域特定的[7]，旨在解决过去特定的演化问题。[8]科斯米德斯和托比也在他们的网站上写了一个简短的“入门”说明，[9]“……大脑是一个物理系统。功能就像计算机一样”，“……大脑的功能是处理讯息”，“不同的神经回路专门用于解决不同的适应性问题”，以及“我们的现代头骨保存着石器时代的心灵。”

“模块”的定义引发了混淆和争议。福多最初将模块定义为，具有九种特征的“特定功能的认知系统”，但不一定要同时满足所有特征。在他的观点中，模块可以在外围的历程（例如低层次视觉历程）中找到，但无法在中央历程中找到。后来，他将模块缩减到必要的两种特征“领域特定性”和“讯息胶封性”。Frankenhuis和Ploeger[6]则写道，领域特定性意味着“特定的认知机制只接受或专门处理特定类别的讯息”。讯息胶封性意味着“模块中的讯息处理不会受到大脑其他部位讯息的影响。”讯息胶封性的一个例子是，意识到由低层次历程引起的某种光学错觉是虚假的，但我们并不能防止该错觉持续存在。[6]

演化心理学家通常将模块定义为“功能特定的认知系统”，这些系统是领域特定的，并且可能包含着与所处理讯息的类别有关的先天知识。模块也可以在中央历程中找到。该理论有时被称为“大量模块性”。[6]

在2010年，演化心理学家Confer等人发表了评论，提出领域通用理论（以“理性”为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演化理论使用了许多领域特定的适应性之想法，产生了可检验的预测，这些预测已由经验证实，而领域通用理论并没有产生这样的预测或证实。
  2. 诸如因不忠行为所引起的醋意之类的响应，响应速度之快，表明了模块为领域特定的，而非对不忠结果进行全面、深思熟虑、理性的计算。
  3. 即使一个人从未学过相关知识，也可能产生本能上的反应（符合先天知识）。举例来说，在祖先的环境中，雄性不太可能在发育过程中得知不忠（通常是秘密），这可能会导致父亲是不确定的（透过观察出生的孩子在数月后的外表型，并根据与被出轨的父亲在外表型的差异，来得出统计结论）[10]

至于通用目标的问题解决机制，杰罗姆·巴考、科斯米德斯和托比（1992）在《适应的思想：演化心理学》和《文化的产生》中提出，由于框架问题，我们不可能建立纯粹的通用问题解决机制。柯隆（Clune）等人认为（2013年），对神经网络演化的电脑模拟表明了演化出模块性的原因，这是因为与非模块化网络相比，其连接成本更低。[11]

包括研究演化框架的心理学家在内，几位批评家[12]认为，大量模块性理论几乎无法解释适应性心理的特性。其他心智模型支持者则认为，心灵计算理论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并不比完全把心灵当作环境产出的理论更好。甚至在演化心理学领域中，也有对于模块化程度的讨论，指出模块化程度可以是一些通用模块，也可以是多个高度特定的模块。[12][13]还有其他批评家认为，除了华生选择任务之外，领域特定理论的经验证据过于缺乏，任务的批评状态的范围也过于局限，无法测试出推理的所有相关方面。[14][15]此外，批评家也认为，科斯米德斯和托比的结论包含一些推论性错误，并且使用了未经检验的演化假设来消除关于推理的竞争理论。[14][16]

华莱士（Wallace）（2010）观察到，演化心理学家对“心智”的定义已大幅受到认知主义和讯息处理的影响。[17]批评者指出，这些根据演化心理学的假设所作的臆测有所争议，并遭到了一些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质疑。例如，情感神经科学家潘克沙普（Jaak Panksepp）指出“在人脑之中，尤其是在发育的时候，大脑新皮层的可塑性非常强”，并指出“古时候特定用途的回路与近代通用大脑机制之间的发展互动，可以产生许多演化心理学里所提到的‘具有模块性的人类能力’。”[12]

哲学家大卫·布勒（David Buller）同意以下普遍论点，即人的思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但不同意演化心理学家提出的特定主张。他认为，“心智是由数千个模块组成，其中包括了性二态的嫉妒模块和亲代投资模块”无法得到现有的经验证据的支持。[18]他认为“模块”是大脑发育可塑性的结果，它们是对局部条件的适应性反应，而不是对过去的演化环境的适应性反应。[19]但是，布勒还指出，即使大量模块性是错误的，这也不见得会对演化心理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即使没有先天知识，演化也可能产生出先天动机。[20]

与模块化的心理结构相反，一些理论提出了领域通用处理的想法，该理论认为，心理活动分布于整个大脑中，甚至不能抽象地分解为独立单元。威廉·乌塔尔（William Uttal）是这种观点的坚定捍卫者，他在《新颅相学》（The New Phrenology（2003））中指出，试图在大脑中定位认知过程的尝试都存在着严重的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21]其部分论点认为目前尚未发展出成功的心理历程分类法。

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认为，在演化的过程中，心灵成为了通用问题解决器，从而获得了适应性优势。[22]正如唐纳德所述，除了近期发展的“领域通用机制”外，心灵还包括类似模块的“中央机制”。

参见

参考文献

  1. ^ Robbins, Philip. Modularity of Mind. Standa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ugust 21, 2017 [2019-12-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2）. 
  2. ^ Goldstein, E. Bruce. Cognitive Psychology. 17 June 2014: 109. ISBN 978-1-285-76388-0. 
  3. ^ Fodor, Jerry A. The modularity of mind: an essay on faculty psych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3 [2021-10-06]. ISBN 978-0-262-06084-4. OCLC 91335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06） （英语）. 
  4.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Modularity of Mind.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12）. 
  5. ^ Pylyshyn, Zenon. Is vision continuous with cognition?: The case for cognitive impenetrability of visual percep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9-06, 22 (3): 341–365. ISSN 0140-525X. doi:10.1017/S0140525X99002022 （英语）. 
  6. ^ 6.0 6.1 6.2 6.3 Frankenhuis, Willem E.; Ploeger, Annemi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Versus Fodor: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the Massive Modularity Hypothesi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07-12, 20 (6): 687–710 [2021-10-06]. ISSN 0951-5089. doi:10.1080/095150807016659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6） （英语）.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FP2007”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7. ^ Cosmides, L.; Tooby, J. Origins of Domain Specificity: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Hirschfeld, Lawrence A (编). Mapping the mind: domain specificity in cognition and culture : Conference entitled "Cultural knowledge and domain specificity" : Pap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21-10-06]. ISBN 978-0-521-42993-1. OCLC 75240347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06） （英语）. 
  8. ^ Cosmides, L., & Tooby, J. (1992). Cognitive Adaptations for Social Exchange. In Barkow, Cosmides, and Tooby 1992, 163-228.
  9. ^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rimer by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Psych.ucsb.edu. 1997-01-13 [2012-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2-28）. 
  10. ^ Confer, Jaime C.; Easton, Judith A.; Fleischman, Diana S.; Goetz, Cari D.; Lewis, David M. G.; Perilloux, Carin; Buss, David M.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Controversies, questions, 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0-02, 65 (2): 110–126 [2021-10-06]. Bibcode:10.1.1.601.8691 请检查|bibcode=值 (帮助). ISSN 1935-990X. PMID 20141266. doi:10.1037/a00184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06）. 
  11. ^ Clune, Jeff; Mouret, Jean-Baptiste; Lipson, Hod.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odulari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3-03-22, 280 (1755): 20122863 [2021-10-06]. ISSN 0962-8452. PMC 3574393  . PMID 23363632. arXiv:1207.2743  . doi:10.1098/rspb.2012.286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15） （英语）. 
  12. ^ 12.0 12.1 12.2 Panksepp, J. & Panksepp, J. (2000). The Seven Sin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volution and Cogni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6:2, 108-131.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Panksepp, J. 2000”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13. ^ Barkow, Jerome H. Chapter 4. Modularity.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2010 [2021-10-06]. ISBN 978-0-19-510107-2. OCLC 104014173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06） （英语）.  |last1=和|last=只需其一 (帮助); |first1=和|first=只需其一 (帮助)
  14. ^ 14.0 14.1 Davies, Paul Sheldon; Fetzer, James H.; Foster, Thomas R. Logical reasoning and domain specificity: A critique of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of reasoning. Biology & Philosophy. 1995-01, 10 (1): 1–37. ISSN 0169-3867. doi:10.1007/BF00851985 （英语）. 
  15. ^ Oaksford, Mike; Chater, Nick. Cognition and Conditionals: Probability and Logic in Human Thin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9–54 [2021-10-06]. ISBN 978-0-19-923329-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13） （英语）. 
  16. ^ Lloyd, Elisabeth A.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Burdens of Proof. Biology & Philosophy. 1999-04, 14 (2): 211–233. ISSN 0169-3867. doi:10.1023/A:1006638501739 （英语）. 
  17. ^ Wallace, B. (2010). Getting Darwin Wrong: Wh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Won’t Work. Exeter, UK: Imprint Academic.
  18. ^ Buller, David J.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emperor's new paradigm.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5-06, 9 (6): 277–283 [2021-10-06]. ISSN 1364-6613. PMID 15925806. doi:10.1016/j.tics.2005.04.0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04）. 
  19. ^ Buller, David J.; Hardcastle, Valeri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Meet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Against Promiscuous Modularity. Brain and Mind. 2000, 1 (3): 307–325. doi:10.1023/A:1011573226794. 
  20. ^ Buller, David J. Get Over: Massive Modularity. Biology & Philosophy. 2005-09, 20 (4): 881–891. ISSN 0169-3867. doi:10.1007/s10539-004-1602-3 （英语）. 
  21. ^ Uttal, William R. The new phrenology: the limits of localizing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he brain. Cambridge, Mass.; London: MIT. 2003 [2021-10-06]. ISBN 978-0-262-71010-7. OCLC 106439025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06） （英语）. 
  22. ^ Donald, Merlin. A mind so rar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2 [2021-10-06]. ISBN 978-0-393-32319-1. OCLC 98481676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06）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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