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动队审判

别动队审判（英语：Einsatzgruppen trial，正式案号为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s. Otto Ohlendorf, et al.）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12场纽伦堡后续审判中的第九场，由美国当局主导，被诉者为纳粹德国亲卫队别动队的主要成员。是次审判由美国军事法庭负责审理，与负责纽伦堡审判的国际军事法庭无涉；不过两者的诉讼程序均于纽伦堡司法宫内进行。

别动队审判
在军事法庭上的奥托·欧兰多夫与海因茨·约斯特。
法院	德国纽伦堡司法宫
案件全名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s. Otto Ohlendorf, et al.
开始审理日期	1947年9月29日 (1947-09-29)
判决下达日期	1948年4月10日
法庭成员
法官

案件

别动队是亲卫队下属的特别组织，专门执行法外处决与强迫失踪等非法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别动队广泛地活跃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东欧地区。仅自1941年起至1943年止，别动队便已杀害逾一百万名犹太人以及数以万计的“游击队员”、罗姆人、身障人士、苏联政委、斯拉夫人与其他人种。于该次审判程序遭起诉的24名被告均是别动队军官，检方指控他们对平民实行大规模屠杀。军事法庭在判决要旨内指出：

... 本案被告非仅以策划或指挥大规模屠杀之罪名应诉。身处距离屠杀现场数百甚至数千英哩外之办公室内要非伊等之罪。本庭尚须强调：本件之在案被告确有亲临屠杀现场，并有监督、控制、指挥乃至于积极参与屠杀之情事。

本次审判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可·穆斯马诺法官主审，并由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约翰·斯贝特（John J. Speight）法官、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理查·狄克森法官共同审理（Richard D. Dixon）。检方的首席法律顾问为美国律师泰尔福特·泰勒；首席检察官为美国律师本杰明·费伦茨。检方于1947年7月29日正式提起公诉；审判程序则自同年1947年9月29日开始持续至翌年4月10日止。

公诉

1. 反人道罪：以政治、种族、宗教信仰等原因实行迫害，对平民人口为谋杀、灭绝、监禁与其他非人道行为，其中包括德国与他国籍公民，藉以达成大规模种族灭绝计划。
2. 战争罪：基于上述理由，实行无军事必要之毁灭行为。
3. 参与业经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告为犯罪组织之亲卫队、亲卫队保安处与盖世太保等组织。

所有被告均面临上述三项罪名。不过，对于指控，所有被告也都以“无罪”答辩。除费利克斯·吕尔与马蒂亚斯·格拉夫仅就第三项指控遭定罪外，其余被告均就全部罪名遭判有罪。

被告

被告姓名	相片	职责	判决与刑责	1951年减刑后结果
奥托·欧兰多夫		亲卫队集团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D别动队指挥官	死刑。	于1951年6月7日绞死。
海因茨·约斯特		亲卫队旅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A别动队指挥官	终生监禁。	减刑为10年；于1964年逝世。
埃里希·瑙曼		亲卫队旅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B别动队指挥官	死刑。	于1951年6月7日绞死。
奥托·拉希		亲卫队旅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与盖世太保成员；C别动队指挥官	于1948年2月5日因健康因素退出审判[1]。	于1948年11月1日逝世。
尔温·舒尔茨		亲卫队旅队领袖；盖世太保成员；C别动队第5别动小组指挥官	20年有期徒刑。	减刑为15年；于1954年1月9日获释，1981年逝世。
弗朗茨·希克斯		亲卫队旅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B别动队莫斯科前线小组（Vorkommando Moscow）指挥官	20年有期徒刑。	减刑为15年；于1952年9月30日，1975年逝世。
保罗·布洛贝尔		亲卫队旗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C别动队4a特遣队（Sonderkommando 4a）指挥官	死刑。	于1951年6月7日绞死。
华特·布卢姆		亲卫队旗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与盖世太保成员；B别动队7a特遣队指挥官	死刑。	减刑为25年有期徒刑；于1955年获释，1974年逝世。
马丁·山德柏格		亲卫队旗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A别动队1a特遣队指挥官	死刑。	减刑为终生监禁；于1958年获释，2010年逝世。
威利·塞伯特		亲卫队旗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D别动队副指挥官	死刑。	减刑为15年有期徒刑；于1976年逝世。
欧根·史坦默		亲卫队旗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B别动队7a特遣队与C别动队4a特遣队指挥官	死刑。	减刑为20年有期徒刑；于1954年获释，1987年逝世。
恩斯特·比贝尔施泰因		亲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C别动队第6别动小组指挥官	死刑。	减刑为终生监禁；于1958年获释，1986年逝世。
温纳·布劳纳		亲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与盖世太保成员；D别动队11b特遣队指挥官	死刑。	于1951年6月7日绞死。
华特·汉施		亲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C别动队4b特遣队指挥官	死刑。	减刑为15年有期徒刑。
古斯塔夫·阿道夫·诺斯克		亲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盖世太保成员；D别动队第12别动小组指挥官	终生监禁。	减刑为10年有期徒刑；于1990年逝世。
阿道夫·奥图		亲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B别动队7b特遣队指挥官	死刑。	减刑为终生监禁；于1958年5月9日获释。
爱德华·史特劳赫		亲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A别动队第2别动小组指挥官	死刑[2]；后交予比利时当局。	于1955年9月11日逝世。
埃米尔·豪斯曼		亲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D别动队第12别动小组军官	于1947年7月31日庭讯前自杀。
沃德马尔·克林格胡佛		亲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B别动队7b特遣队军官	死刑。	减刑为终生监禁；于1956年获释，1980年逝世。
洛萨·芬德勒		亲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C别动队4b特遣队副指挥官	10年有期徒刑[3]。	减刑为8年有期徒刑。
沃尔德马·冯·拉德茨基		亲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C别动队4a特遣队副指挥官	20年有期徒刑。	获释。
费利克斯·吕尔		亲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盖世太保成员；D别动队10b特遣队军官	10年有期徒刑[4]。	获释。
海因茨·舒伯特		亲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D别动队军官	死刑。	减刑为10年有期徒刑。
马蒂亚斯·格拉夫		亲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亲卫队保安处成员；D别动队第6别动小组军官	获释[5]。
注释 ^ 由于身体健康欠佳，拉希获准于庭讯期间离开法庭。他于1947年9月22日被隔离讯问。 ^ 史特劳赫于1947年9月15日的庭讯中癫痫发作。他的辩护律师稍后试图以健康因素为由请求法庭准其离席，但遭法庭以其证词完整连贯，显示其心理状况并无不能应讯的状况为由驳回。 ^ 虽然芬德勒就所有罪名均遭认定有罪，但法庭认为即便如此，现有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其确有下令或协助策划屠杀活动。他很可能仅在队中担任文职官员。 ^ 吕尔仅就第三项参与犯罪组织的罪名遭定罪；至于第一项与第二项罪名，法庭宣判其无罪，理由是作为一名下级军官，D别动队的罪行理应非由他负责，且亦没有能力阻止这些暴行的发生；他虽然知晓屠杀行为的存在，但却无法证明他有直接涉入其中。 ^ 格拉夫仅因他作为亲卫队保安处成员而就第三项罪名遭判有罪。事实上，亲卫队还曾以“理念不符”的理由将他开除；他稍后亦试图重新加入亲卫队保安处。至于第一项与第二项罪名，他获判无罪，因为作为一名下级军官，他从未掌握任何指挥权力，有一次还甚至拒绝接掌权力。

在法庭宣判的14件死刑中，只有4件确实执行；其余10人则于1951年获减刑为刑度不等的监禁刑。所有余下的在监者均于1958年统一获释。

判决要旨

纽伦堡军事法庭在判决理由中指出：

本案事实大幅超越一般人的经验知识与人造场景所能造出之情状；仅有最为完善的司法程序与最为周延之审理，始能厘清并确认其真相。虽然检方对各被告之主要指控为谋杀，（略）然规划如此缜密的屠杀行为，使案件可信度须由数百次确认证词支撑之。

（略）如此一件凶残程度空前绝后、残暴行为令人不可置信之犯罪，使见此罪状者无不极力抗拒对犯罪现场之想像；更动摇了对人类超乎任何语言所能表现的堕落之期望。 因各被告所从事之行为所致之死亡人数，经检方勘定为一百万人，然此仅系一抽象数字。无人能完全体会重复一百万次之谋杀所带来的恐惧。

仅当此数字经解构后，世人方得以了解本庭所审之案何其丑陋。观者必须明白，死于刽子手枪下者并非一百万人，而仅有十人：男人、女人、小孩，他们可能同属一个家庭。一百万以十除之，则此谋杀场景必已重复十万次；自此观之，观者始能感受重复的恐惧，并理解检方的诉词：“我们以悲伤、同时怀抱希望的心情，在此揭露被告对百万名无辜男女老幼的蓄意谋杀行为。”

其原文如下：

[The facts] are so beyond the experience of normal man and the range of man-made phenomena that only the most complete judicial inquiry, and the most exhaustive trial, could verify and confirm them. Although the principal accusation is murder, [...] the charge of purposeful homicide in this case reaches such fantastic proportions and surpasses such credible limits that believability must be bolstered with assurance a hundred times repeated.

...a crime of such unprecedented brutality and of such inconceivable savagery that the mind rebels against its own thought image and the imagination staggers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a human degradation beyond the power of language to adequately portray.
The number of deaths resulting from the activities with which these defendants have been connected and which the prosecution has set at one million is but an abstract number. One cannot grasp the full cumulative terror of murder one million times repeated.

It is only when this grotesque total is broken down into units capable of mental assimilation that one can understand the monstrousness of the things we are in this trial contemplating. One must visualize not one million people but only ten persons — men, women, and children, perhaps all of one family — falling before the executioner's guns. If one million is divided by ten, this scene must happen one hundred thousand times, and as one visualizes the repetitious horror, one begin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prosecution's words, 'It is with sorrow and with hope that we here disclose the deliberate slaughter of more than a million innocent and defenseles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参见

• 政委命令

参考资料

•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Nürnberg, October 1946 – April 1949, Volume IV, ("Green Series) (the "Einsatzgruppen cas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lso available at Mazel librar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well indexed HTML version)
• Description（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rom th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 Einsatzgruppen trials. Another description.
• Ferencz, Benjamin, “A Prosecutor's Personal Account: From Nuremberg to Ro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2: No. 2, Columbia University, Spring 1999
• Benjamin Ferencz, Mémoires de Ben, procureur à Nuremberg et avocat de la Paix mondiale, Michalon, Paris, 2012(Fr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