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馆
三礼馆是乾隆元年（1736年）设置的纂修机构，参修人数达百余人，至乾隆十九年，编成《三礼义疏》。
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为“《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1]随着清廷异族统治秩序的渐趋稳固，加强礼制建设成为迫切之举，至七月九日，始任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甘汝来等为三礼馆总裁，[2]一时重臣、名儒，如诸锦、惠士奇、杭世骏、蔡德晋、吴廷华、姜兆锡等，均赞纂修之职参，李绂即由博学鸿词科跻身三礼馆副总裁，发凡起例和搜集《三礼》文献，[3]另一位副总裁方苞曾就《三礼书目》征询李绂意见，李绂则建议辑抄《永乐大典》。
三礼馆最早的工作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有关于《三礼》者，[4]此举亦开四库全书馆辑录《永乐大典》之先河。后汪由敦、尹继善、陈大受、彭维新、李清植、任启运等又补副总裁。杭世骏于乾隆元年（1736年）中博学鸿词科之后，入三礼馆纂修《礼记义疏》，用功颇多，[5]《学记》、《乐记》、《丧大纪》、《玉藻》等篇，即出其手，至乾隆八年（1743年）杭因考选御史上书直言触怒高宗被斥罢。全祖望与杭世骏同年考取博学鸿词科，次年却力辞方苞邀请他入三礼馆而回乡，但他又推荐另一位礼学大家吴廷华入馆。[6]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礼义疏》最后成书。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礼义疏》定本刊刻，包括《周官义疏》48卷、《仪礼义疏》48卷、《礼记义疏》92卷，前后历时19年，堪称一时盛举。《三礼义疏》刊成后，高宗赐国子监，并颁发各直省学政，令士子研习。
清初朝廷为笼络中原士子，大开文治之门，除三礼馆之外，还创办所谓的实录馆、明史馆、会典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这些馆都以大学士任监修总裁官，学士分别兼副总裁和总纂、纂修等职。誊录官则由各馆内从生员中自行挑选，或由官员举荐。开馆期间，馆内费用全部公出，并有饭食银两则出自总裁、副总裁公费。清高宗大规模纂修《三礼义疏》，开启清朝礼学振兴之风，不少修缮人员在离开三礼馆后，仍继续钻研三礼，例如杭世骏在馆期间于《礼记义疏》的修纂用功颇多，在离开“三礼馆”后更倾心于《礼记》一经的搜讨和编纂，晚年撰成《续礼记集说》一百卷。又如王士让撰有《仪礼𬘓解》、官献瑶撰有《读周官》、诸锦撰有《夏小正诂》等都是离馆后的私人续作。
惠栋之父惠士奇于乾隆元年（1736年）赴京纂修《三礼义疏》。然其学问不被方苞看重，在三礼馆未尽所学，贡献无多，四年后乃告归。三礼馆学风深刻表现在惠士奇与方苞学术风貌不同。方苞与三礼馆同仁多不协，于学术讨论，往往流于意气之争。[7]乾隆五年（1740年），汉学健将江永应同郡程恂之邀游京师，方苞颇自负，不服江永的学问，曾当面遭到江氏的嘲笑。[8]从三礼馆到四库馆的学风转变，可以淸楚看到从清初到中叶过程中，乾嘉汉学的兴起。
注释
- ^ 《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条：“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高宗颁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其言曰：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具奏。”
- ^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条。
- ^ 李绂《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中称：“《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
- ^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
- ^ 李富孙《鹤征后录》卷一：“先生读书五行倶下，博综广览，于学无所不贯。所藏书拥拓积几，不下千万卷，沈酣其中，几忘晷夕。故发为文章，宏肆奥博，一时莫与抗者。”
- ^ 《奉方望溪先生辞荐书》：“况某刻期南下，省觐切于晨昏之恋，若一人荐章，则行程中阻矣。……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为执事告。前福建兴化通判吴君廷华，其留心《三礼》盖二十余年。”
- ^ 张涛，《乾隆三礼馆史论》，页 69-72。
- ^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 “是时三礼馆总裁方侍郎苞自负其学，见永，即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数事为问，从容答之。苞负气不服，永哂之而已。”
参考书目
- 杨朝亮：〈试论李绂于三礼馆之贡献〉，《孔子研究》，第2期，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