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植棠(1893年—1952年6月),男,廣東高明人,中國革命家,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創立者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1]

生平

早年生涯

1893年,譚植棠生於廣東省高明縣(今佛山市高明區明城鎮濠基村一個富裕人家,為其祖父譚超喜的長子嫡孫。譚家有幾百畝田地和一家米店。譚植棠的乳名為「亞定」。譚植棠自幼喜愛讀書,祖父曾命其輟學當掌柜,被譚植棠拒絕。後來,譚植棠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1]

在北大

1917年,譚植棠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入歷史系,與同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族叔譚平山一起赴北京。在北京大學,譚植棠和譚平山陳公博(也於同年考入北京大學,廣東人)住在同一個宿舍,交情甚好。通過譚平山陳公博的介紹,譚植棠閱讀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書刊,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譚植棠成為其所在班級中少有的參加白話文革新的學生。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說,「至於植棠倒是樸實無華,忠於待人,信於所守,他是學史地的,因平山的關係,我才認識他。我對於植棠的印象和交誼都比別人為深,至今懷念斯人,猶戀戀不釋。」[1]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919年5月4日,譚植棠和譚平山隨遊行隊伍遊行到天安門前。火燒趙家樓的時候,譚平山怕譚植棠體力薄而遭打,所以讓譚植棠別亂跑,譚植棠卻跑到隊伍前面帶頭揮舞旗幟。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譚植棠負責該會的宣傳工作。同學稱其「性格沉穩,宣傳鼓動能力極強」。後來,譚植棠在致廣州同學譚天度的信中回憶稱,「斯時的北大,乃是中國革命青年的熔爐。」[1]

妙手著文

譚植棠、譚平山、譚天度均為高明縣明城鎮人,家族中還是親戚,後世稱他們三人為「革命三譚」。三人少年時曾共同探討康有為的《大同書》、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在北京大學期間,譚植棠常給譚天度寄送進步書刊,其中有許多譚植棠發表的文章。譚植棠早期所寫的文章多關於中國歷史及政治興亡等,在北京大學學習後期,其文中開始出現社會主義民主等詞語。[1]

五四運動之後,許多參與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都南下。譚平山、譚植棠等抵達上海,於1920年3月創辦《政衡》雜誌。譚植棠為該雜誌主要撰稿人。《政衡》第一卷第二號共有十篇文章,其中譚植棠就撰寫了《平民主義最後的勝利》等八篇文章,譚植棠認為中國人民應當同俄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並且確定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譚植棠發表的《防止過激派》稱,[1]

政治,要以人道正義為前提,以安寧幸福為目的,以自由平等為歸宿,而實行全民政治,務使人人都有直接為治的權能,凡種種專制獨斷的政治,都應該早日除去。

辦報啟發民智

譚植棠之子譚漢威回憶稱,「當時,他(譚植棠)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學習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如果想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定要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國內軍閥,尤其必須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一致起來,才能達到目的。」[1]

1920年下半年,譚植棠、譚平山、陳公博等回到廣州。譚植棠獲聘為國立廣東法政學校教員,兼授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課程。回廣州後,按此前的約定,譚植棠、譚平山等籌辦《廣東群報》。「如果我們有自己的陣地,就可以擴大宣傳和影響,號召民眾起來,改變目前的現狀。」同年10月,陳獨秀應譚植棠等人的邀請,在《廣東群報》創刊號上發表《敬告廣州青年》一文,望「諸君做貧苦勞動者的朋友,勿為官僚資本家傭奴」。《廣東群報》創刊之後,辟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1月1日,譚植棠在《廣州群報》上發表《最危險的———續出的頑固黨》一文稱,[1]

可憐中國人,眼光如豆,膽小如鼠,頑固保守,不加審察,當此社會革命淘涌的時候,竟視社會主義為夢想,同盟罷工為盲動。你們須知道現在的政治不打破,無以脫自由網羅,現在的經濟制度不推倒,乃難得到多數的幸福。……青年啊———快要逃出你們的奴隸圈,做個獨立的自由民;快要信仰社會主義,去實現社會的革命;不要做續出的頑固黨,以阻礙社會的進化。

創建共產黨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後,陳獨秀致信譚平山、譚植棠,商量在廣州建黨。1920年12月,應陳炯明的邀請,陳獨秀赴廣州任廣東教育委員會主任。陳獨秀抵達廣州後,便邀譚平山、譚植棠等商談建黨事宜。[1]

1921年3月,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共有9名黨員。書記先後由陳獨秀、譚平山擔任,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並且兼任黨組織機關報《廣東群報》經理。譚植棠還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及宣傳員講習所。該宣傳員講習所及其後成立的「注音字母教導團」,均隸屬廣東教育委員會。譚植棠分別任教導主任和教員。授課內容為反帝反封建、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等等。講習所還設有工人夜校,並辦有機械工人學校。[1]

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在廣州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簡稱「農講所」)。六屆農講所的負責人均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譚植棠為第四屆農講所所長,該屆於1925年5月1日開學,同年9月1日畢業。原有學員共98人,畢業時共51人。[1]

1926年冬,譚植棠在講演時遭數個右派分子搗亂。譚植棠因激動而肺病復發,吐血昏迷。經救醒之後,譚植棠向前來探望的同志們說的頭一句話是「重返自己的戰鬥崗位」。[1]

返回家鄉

譚植棠生病之後,正逢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事件。廣州的中國國民黨組織也大批屠殺中國共產黨黨員及群眾。在這種緊張的形勢下,中共黨組織決定,將正在廣州住院治療的譚植棠轉至東莞的一家醫院。當晚,幾個特務闖入譚植棠家中搜查,在屋內搜出一條寫有「廣州總工會代表會」的紅布。特務稱「這是奸黨活動的證據!」乃逼譚植棠的妻子羅亞女交出譚植棠,將羅亞女毆打得口吐鮮血。隨後,羅亞女患重病,終於咳血而亡。[1]

譚植棠轉往東莞後,廣東的中共黨組織已遭嚴重破壞,譚植棠又被國民黨方面通緝。譚植棠的叔父譚仲珊聞訊趕赴東莞,將譚植棠接到澳門,又讓其躺在一口棺材內,僱船將棺材運回家鄉。[1]

回到家鄉之後,譚植棠同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在家中養病兩年,肺癆才痊癒。1927年到1937年,譚植棠一直在家治病。據譚植棠的第二任妻子潘少雄回憶稱,1944年,國民黨的警察要逮捕譚植棠,卻被譚植棠的農民打扮矇騙過去。[1]

重新參加革命

1944年底,譚植棠被派赴東江根據地任職,此後赴香港中國國民黨高層人士進行統戰工作。1945年冬,經過分管華南工作的周恩來親自審理,譚植棠恢復了中國共產黨黨籍。[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譚植棠被派赴肇慶,任西江行政專署工商科科長兼貿易公司、糧食公司、百貨公司經理。1952年春,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譚植棠受到錯誤處分,並被撤銷中國共產黨黨籍。[1]

1952年6月,譚植棠在廣州逝世。[1]

身後

1979年,譚植棠獲得平反,錯誤處分被撤銷,中國共產黨黨籍獲得恢復。[1]

參考文獻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谭植棠:历经磨难传薪火. 中國網. 2011-06-28 [2012-10-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