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赫爾穆特·馮·毛奇
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德語：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年10月26日—1891年4月24日），通稱老毛奇，普魯士和德意志名將，普魯士和德意志總參謀長、軍事家，德國陸軍元帥。
| 伯爵 赫爾穆特·馮·毛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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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陸軍總參謀長 | |
| 任期 1871年1月18日—1888年8月10日 | |
| 君主 | |
| 宰相 | 奧托·馮·俾斯麥 |
| 前任 | 職位建立 |
| 繼任 | 瓦德西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 1800年10月26日 神聖羅馬帝國梅克倫堡-什未林公國帕爾希姆 |
| 逝世 | 1891年4月24日（90歲） 德意志帝國普魯士王國柏林 |
| 配偶 | Mary von Burt （1842年結婚—1868年結束） |
| 親屬 | 赫爾穆特·約翰內斯·路德維希·馮·毛奇 (侄子) 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 (侄孫)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丹麥-挪威 普魯士王國 鄂圖曼帝國  德意志帝國 |
| 服役 |  普魯士陸軍 德意志帝國陸軍 |
| 服役時間 | 1822年 – 1888年 |
| 軍銜 | .gif){kind=small}
陸軍元帥 |
| 參戰 | 尼濟布戰役 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 普奧戰爭 普法戰爭 |
毛奇生於梅克倫堡帕爾希姆一破落貴族家庭，其家於1805年移居丹麥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呂貝克（今屬德國）。他於1818年畢業於哥本哈根皇家軍校，進丹麥軍隊服役。1822年轉入普魯士軍隊，獲少尉銜。1835年至1839年任鄂圖曼土耳其蘇丹軍事顧問。1857年至1888年任普軍和德軍總參謀長，領導指揮德軍參加普奧戰爭（1866年）和普法戰爭（1870年-1871年），在色當之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為實現德意志統一作出重大貢獻，受封伯爵並於次年晉升元帥。
1867年到1871年毛奇擔任在北德意志邦聯議會的議員，從1871年到1891年他是德意志帝國議會的成員。1888年毛奇由總參謀長位置上退休，由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繼任。他的侄子赫爾穆特·約翰內斯·路德維希·馮·毛奇（小毛奇），則於1906年到1914年擔任德軍總參謀長。1888年8月9日，毛奇於退役後任國防委員會主席。1891年卒於柏林，享年90歲。
早年經歷
貴族出身
毛奇出生於梅克倫堡-施威林公國的帕希姆，他是在丹麥服役的德國中將弗里德里希·菲利普·維克多·馮·毛奇的長子。1805年，他的父親定居在荷爾斯泰因，但大約在同一時間，法國人燒毀了他的鄉間別墅並掠奪了他在呂貝克的聯排別墅，他的妻子和孩子在1806年至1807年的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就在那裏。9歲時，他作為寄宿生被送到荷爾斯泰因的霍恩費爾德，12歲時進入哥本哈根的軍校，前往丹麥軍隊和宮廷。1818年，他成為丹麥國王的侍從和奧爾登堡步兵團的少尉。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的二弟阿道夫·馮·毛奇後成為平訥貝格縣的行政長官，三弟路易斯·馮·毛奇後成為行政律師以及薩克森-勞恩堡公國的議員[1]。
青年軍官
21歲時，毛奇決心進入普魯士軍隊服役，儘管失去了資歷。1822年，他成為駐紮在奧得河畔法蘭克福的第8步兵團的少尉。23歲時，他被允許進入通用戰爭學校（後來稱為普魯士軍事學院），在那裏他學習了整整三年，於1826年畢業[2]。
一年後毛奇負責奧德河畔法蘭克福的一所軍校，然後他在西里西亞和波森的軍事部門中受僱了三年。1832年，他被借調到柏林的總參謀部服役，1833年他被調往柏林，晉升為中尉。他此時被他的上級視為傑出的軍官，包括當時的中將威廉親王。
毛奇在宮廷和柏林最好的社會中受到好評。他的愛好使他喜歡文學、歷史研究和旅行。1827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說《兩個朋友》。1831年，他寫了一篇題為《荷蘭和比利時的相互關係》的文章，從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分離到威廉一世時期的再統一。一年後，他撰寫了《波蘭的內部情況和社會狀況的記述》，這是一項基於兩者的研究閱讀和對波蘭生活和性格的個人觀察。
他精通英語，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德語作家，因此他於1832年簽約將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翻譯成德文，目的是掙錢買馬。在18個月內，他完成了12卷中的9卷，但出版商未能出版這本書，因為他未能完成後25%的翻譯。
近東服役
1835年，毛奇晉升為上尉，獲得了六個月的假期，前往東南歐旅行。在君士坦丁堡短暫停留後，蘇丹馬哈茂德二世要求他幫助鄂圖曼帝國軍隊現代化，並得到柏林的正式授權，他接受了這一提議。他在君士坦丁堡待了兩年，學習土耳其語，並考察了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他穿越了瓦拉幾亞、保加利亞和魯米利亞，並在海峽兩岸進行了許多其他旅行。
1838年，毛奇被派去擔任鄂圖曼將軍在安納托利亞指揮軍隊的顧問，後者將與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展開一場戰役。在夏天，毛奇進行了廣泛的偵察和調查，在旅途中騎行了數千英里。他在幼發拉底河的激流中航行，並訪問且繪製了鄂圖曼帝國的許多地區。1839年，軍隊南下與埃及人作戰，但在敵人逼近時，將軍拒絕聽取毛奇的建議。毛奇辭去參謀職務並負責炮兵。在1839年6月24日的內濟布（現代尼西比斯）戰役中，鄂圖曼軍隊被擊敗。1839年11月7日，他獲得了功勛勛章。王室發給參謀長馮克勞塞內克的信中寫道：「我想向總參謀部的馮·文克、菲舍爾和馮·毛奇上尉授予我對他們在土耳其指揮期間的服務感到滿意的證明，前兩個勳章紅鷹勳章和另一個功勳勳章；並將所附的徽章寄給您，以便將他們交給指定的軍官。」毛奇艱難地返回黑海，然後到君士坦丁堡。他的贊助人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已經去世，因此他於1839年12月回到柏林，身體狀況不佳。
回到家後，毛奇出版了他寫的一些信件，即關於1835年至1839年土耳其情況和事件的信件。這本書在當時很受歡迎。次年年初，他娶了一位年輕的英國女子瑪麗亞·伯莎·海倫娜·伯特，她是約翰·海利格·伯特的女兒。丹麥西印度群島的聖克羅伊島，娶了他的妹妹奧古斯塔。這是一個幸福的結合，雖然沒有孩子。
1840年，毛奇被任命為第四軍團的參謀，該軍團由普魯士的卡爾親王指揮，駐紮在柏林，他出版了他的君士坦丁堡地圖，並與其他德國旅行者一起出版了新的小亞細亞和關於該地區地理的回憶錄。1841年，毛奇與恩斯特·齊格弗里德·米特勒 (Ernst Siegfried Mittler)在柏林發表了他的旅行報告，標題為《關於1835至1839年土耳其狀況和事件備忘錄》。關於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病人（Kranker Mann am Bosporus），他說道：
他對鐵路着迷，他是漢堡-柏林鐵路的首批董事之一。1843年，他發表了文章《決定選擇鐵路路線時應考慮什麼？》甚至在德國開始建造第一條鐵路之前，他就注意到了它們的軍事潛力，並敦促總參謀部出於動員和後勤原因支持鐵路建設。他將所有積蓄都用於投資普魯士鐵路企業，這使他獲得了可觀的財富。在他擔任大總參謀部的晚年，他將增加一個鐵路部門，該部門不像其他許多部門那樣具有規劃軍事行動的任務，而是管理鐵路的軍事用途。
1845年，毛奇出版了《1828-1829年在歐洲的俄土戰爭》，在軍事界廣受好評。同年，他在羅馬擔任普魯士亨利親王的私人副官，這使他得以繪製另一幅永恆之城的地圖（出版於1852年）。1848年，在短暫返回柏林總參謀部後，他成為第4軍團的參謀長，其總部當時設在馬格德堡。他在那裏呆了七年，在此期間他升任中校和上校。
1855年，毛奇擔任腓特烈·威廉親王（後來的腓特烈三世皇帝）的私人助手和導師，擔任少將。他陪同親王前往英國參加親王的婚禮，並陪同親王前往巴黎和聖彼得堡參加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禮。
帝國股肱
總參謀長
在埃德溫·馮·曼托菲爾的建議下，新國王於1857年10月29日任命毛奇為普魯士總參謀長。他將擔任該職位接下來的30年（儘管在德意志帝國成立後，普魯士總參謀部的頭銜改為「大總參謀部」，因為它將在戰爭期間對德軍各支軍隊進行總體指揮。）他一上任就着手改變普魯士軍隊的戰略和戰術方法：改變武器和通訊方式；參謀人員培訓的變化（例如建立參謀乘車）；以及動員軍隊的方法的變化。他還針對可能需要的競選計劃對歐洲政治進行了正式研究。簡而言之，他很快就具備了現代總參謀部的特點。到1860年，他的改革完成了。
1859年，意大利的奧地利-撒丁戰爭引發了普魯士軍隊的動員，儘管普魯士軍隊並未開戰。動員後，軍隊進行了整編，兵力幾乎翻了一番。重組不是毛奇的工作，而是攝政王威廉和戰爭部長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的工作。毛奇密切注視着意大利的戰役，並在1862年寫下了它的歷史。這是軍事事務中的又一個首創，在扉頁上將這段歷史歸因於普魯士參謀部的歷史劃分。
普丹戰爭
1862年12月，毛奇被要求就與丹麥爭議的軍事方面發表意見。他認為困難在於結束戰爭，因為丹麥軍隊可能會撤退到這些島嶼，因為丹麥人掌握了制海權，因此無法對其進行攻擊。他草擬了一個計劃，讓丹麥軍隊在襲擊其在石勒蘇益格前面的陣地之前扭轉其側翼。他建議，通過這種方式，它的撤退可能會被切斷。
1864年2月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開始時，毛奇沒有隨普魯士軍隊一起被派往柏林，而是留在了柏林。他的戰爭計劃管理不善，丹麥軍隊逃到了坦波爾和腓特烈西亞堡壘，每個堡壘都指揮了撤退到海峽對岸的一個島嶼。坦波爾和腓特烈西亞被圍困，坦波爾被迅速佔領，腓特烈西亞被丹麥人在沒有襲擊的情況下遺棄——但戰爭沒有結束的跡象。丹麥軍隊在阿爾斯島和菲英島安全。
1864年4月30日，毛奇被派往德意志盟軍部隊擔任參謀長。毛奇意識到了阿爾斯島和菲英島的佔有。他和弗里德里希·格拉夫·馮·弗蘭格爾計劃在菲英登陸，6月29日，各營（赫瓦斯·馮·比特頓費爾德的軍隊的一部分）乘船越過阿爾森河，在丹麥炮台的炮火下登陸，並迅速佔領了整個島嶼，遠至凱克尼斯半島。幾天後，愛德華·沃格爾·馮·法爾肯斯坦的軍隊越過林峽灣並佔領了日德蘭半島的其餘部分，而奧地利人則佔領了各個島嶼。丹麥政府對戰爭的進程感到沮喪，通過簽署《維也納條約》以失敗告終。
軍事思想
與闡述規則體系的安托萬-亨利·若米尼不同，毛奇是克勞塞維茨的弟子，並將戰略視為一種使手段適應目的的實用藝術。他根據時代的變化發展了拿破崙的方法，第一個意識到現代火器的強大防禦力，並意識到包圍攻擊比試圖刺穿敵人的企圖更可怕。
他發展了克勞塞維茲的思想，聲稱「戰爭的目的是用武器執行政府的政策」。他強調戰爭的自主性。這帶來了與奧托·馮·俾斯麥的衝突。
毛奇的標誌性戰略之一，在他與俄羅斯和法國的所有戰爭計劃中都可以看到，這就是所謂的攻守戰略，即調動他的軍隊切斷敵軍的交通線，然後挖掘並擊敗敵人部隊試圖在防禦行動中重建其通訊線路。
毛奇曾在包岑戰役中思考過拿破崙的戰術，當時皇帝從很遠的地方調來內伊的軍隊，對付盟軍的側翼，而不是在戰前將其與自己的部隊聯合起來；他也是從滑鐵盧戰役中盟軍的聯合行動中得出這個結論的。此外，毛奇意識到，火力的增加降低了防禦者分散部隊的風險，而軍隊規模的增加使包抄機動更加實用。
與此同時，毛奇已經制定了軍隊行軍和補給的條件。同一天，一條路只能移動一個軍團；把兩三個兵團放在一條路上，就不能在前線的戰鬥中利用後方的兵團。幾個兵團緊挨着駐紮在一個小地方，一兩天都吃不飽。因此，他認為，他那個時代戰略的精髓在於安排兵團分開行軍，集中兵力作戰。為了使一支龐大的軍隊易於管理，必須將其分解為單獨的軍隊或軍群，每個群都由一名指揮官授權，根據總司令關於其方向和目的的指示來規範其行動和行動。其運作。
毛奇還意識到，自1820年代以來軍隊規模的擴大使得對整個部隊進行詳細控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像拿破崙或威靈頓在戰鬥中所做的那樣）。下屬必須使用主動性和獨立判斷力才能使部隊在戰鬥中發揮作用。因此，總體戰役和戰鬥計劃應鼓勵並利用在任何情況下都必要的權力下放。在這個新概念中，要求遠距離分遣隊的指揮官在他們的決策中發揮主動性，馮毛奇強調了培養能夠在高級指揮官意圖範圍內做到這一點的軍官的好處。
他通過說明意圖的指令而不是詳細的命令來實現這一點，並且他願意接受與指令的偏差，只要它在任務的總體框架內。馮·毛奇堅定地持有這一觀點，它後來成為所有德國軍事理論的基礎，特別是對於野戰手冊（Truppenführung）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普奧戰爭
毛奇在1866年的普奧戰爭期間策劃並領導了成功的軍事行動。在戰爭策略中，要點如下。首先，毛奇表現出專注的努力。反對普魯士的敵軍有兩個集團：奧地利-薩克森聯軍，270,000人；以及他們的北德和南德盟軍，大約有120,000人。普魯士軍隊與之相比少了大約60,000人，但毛奇決心在決定性的時刻取得兵力優勢。毛奇將普魯士軍隊分為三個集團軍；第1集團軍、第2集團軍和易北集團軍。第一軍由三個陸軍軍、一個由六個旅和300門火炮組成的騎兵軍組成，在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的指揮下聚集在格爾利茨附近。第二軍由四個陸軍軍、一個騎兵師和336門火炮組成，在王儲腓特烈·威廉(領導下的尼斯附近。易北河軍團由三個師、兩個騎兵旅和144門火炮組成，位於托爾高周圍的營地，由馮·比滕費爾德將軍指揮。除了三個野戰集團軍之外，還有三個師駐紮在阿爾托納，由馮·曼托菲爾將軍指揮，一個在明登，由馮·法肯斯坦將軍指揮，一個在韋茨拉爾，由馮·拜爾將軍指揮。準備進攻奧地利的三支野戰集團軍約有278,000人，只剩下48,000人來防禦奧地利的德國盟友。馮·法爾肯斯坦將軍率領的48,000人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內成功俘虜了漢諾威軍隊，然後攻擊並驅散了南德軍隊。
在對付奧地利和薩克森軍隊時，困難在於首先要讓普魯士軍隊做好準備。這並不容易，因為國王要等到奧地利人之後才會動員起來。毛奇的鐵路知識幫助他節省了時間。五條鐵路線從普魯士的各個省份通向南部邊境的一系列地點。通過同時使用所有這些鐵路，毛奇讓他的所有軍隊同時從他們的和平區轉移到邊境。
進軍薩克森後，薩克森軍隊撤退到波希米亞。毛奇有兩支普魯士軍隊，相距約100英里（160公里）。問題是如何將他們聚集在一起，以便在他們之間抓住奧地利軍隊，就像在惠靈頓和布呂歇爾之間的滑鐵盧的法國人一樣。他決定將自己的兩支軍隊聯合起來，指揮他們各自向吉欽進軍。1866年6月22日，毛奇告訴兩位親王，吉欽是兩軍交匯的理想地點。他預見到，王儲的行軍可能會讓他與一部分奧地利軍隊發生衝突。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將第3師派往吉欽；但王儲有100,000人，奧地利人不太可能擁有更強大的部隊。當弗里德里希·卡爾指揮進一步的攻擊，拉緊自己的補給線時，毛奇推斷親王正試圖獨自佔領布拉格。
奧地利人在路德維希·馮·貝內德克的領導下，行軍速度比毛奇預期的要快，可能會派四五個軍團對抗腓特烈·卡爾親王；但貝內德克的注意力卻集中在王儲腓特烈·威廉身上，他的四個軍團，不在一個共同的指揮下，被詳細毆打。7月1日，貝內德克將他動搖的部隊集中到國王宮前的防禦陣地。毛奇的兩支軍隊現在彼此相距很短，也與敵人相距很短。7月3日，他們開始行動，第1集團軍對抗奧地利軍隊，第2集團軍對抗奧地利右翼。奧地利軍隊被徹底擊敗，戰役和戰爭取得了勝利。
毛奇對柯尼格拉茨戰役不太滿意。他試圖將易北河的普魯士軍隊調到國王宮上空，以防止奧軍撤退，但其指揮官未能及時趕到。他還試圖阻止普魯士第一軍的進攻過於猛烈，希望這樣可以讓奧地利人保持原地不動，直到他們的撤退被王儲的軍隊切斷，但這也沒有發生。
在談判期間，奧托·馮·俾斯麥反對國王吞併薩克森王國和其他超出實際佔領的領土的願望。他害怕法國的積極干預。然而，如果法國人介入，毛奇有信心擊敗法國人和奧地利人，他向俾斯麥提交了他的計劃，以防萬一證明有必要對法國和奧地利開戰。
和平結束後，普魯士政府投票給毛奇30,000馬克（相當於2016年約225,000美元），他用這筆錢購買了位於西里西亞省施魏德尼茨（今斯威德尼察）附近的克雷紹（今克日若瓦）莊園。
1867年出版了《1866年德意志戰役》。這段歷史是在毛奇親自監督下產生的，在當時被認為是相當準確的。同年，毛奇作為保守黨成員成為國會議員。他反覆討論軍事問題。1868年12月24日，毛奇的妻子在柏林去世。她的遺體被埋葬在毛奇在克雷紹公園裏作為陵墓建造的一個小教堂里。戰後俾斯麥評價他是一名可靠的士兵。
普法戰爭
毛奇在普法戰爭中再次策劃並領導普魯士軍隊，為1871年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帝國的建立鋪平了道路。這場戰爭的各個方面幾乎一直佔據毛奇的注意力。1857;他死後發表的文件顯示，他曾多次考慮過這樣的戰爭，以及普魯士或德國軍隊在這場戰役中的最佳安排。鐵路運輸軍隊的安排每年都進行修訂，以適應政治條件和軍隊發展以及普魯士鐵路系統的改進所帶來的計劃變化。
1866年的成功鞏固了毛奇的地位，因此當1870年7月5日發佈動員普魯士和南德軍隊的命令時，他的計劃毫無爭議地獲得通過。五天後，他被任命為戰爭期間陸軍參謀長。這賦予了毛奇發出等同於皇家命令的命令的權利。
毛奇的計劃是在美因茨南部集結整個軍隊，這是一個單一軍隊可以保衛整個邊境的地區。如果法國人不顧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中立，向科隆（或萊茵河下游的任何其他地點）挺進，德國軍隊將能夠在他們的側翼發動攻擊。與此同時，萊茵河本身以及科布倫茨、科隆和韋塞爾的堡壘將成為他們前進道路上的嚴重障礙。如果法國人試圖入侵德國南部，那麼德國人向萊茵河推進將威脅到他們的通訊。毛奇預計，法國人會因為鐵路的走向而被迫在梅斯附近集結大部分軍隊，在斯特拉斯堡附近集結一小部分軍隊。
德國軍隊被分成三支集團軍：第1集團軍由馮·史坦因梅茨率領，共計6萬人，在特里爾下方的摩澤爾河上；第2集團軍由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領導，共計13萬人在洪堡周圍（他們身後有6萬人的預備隊）；第3集團軍由王儲腓特烈·威廉三世率領，共計13萬人，。三個集團軍被困在德國東北部，以防奧匈帝國與法國共同行動。他於1870年4月17日將此情況報告給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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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的計劃是，三軍一邊推進，一邊做一個右輪，這樣右邊的第1集團軍到達梅斯對面的摩澤爾河岸邊，2、3集團軍推進，第3集團軍擊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法國軍隊，第2集團軍在蓬塔穆松附近襲擊摩澤爾河的部隊。如果發現法軍出現在第2集團軍前面，那麼第2集團軍將在正面進攻，而第1或第3集團軍（或兩者兼有）在側翼進攻。如果在薩爾堡到呂內維爾的線或以北發現它，第2和第3集團軍的合作仍然可以從兩側攻擊它。大右輪的意圖是攻擊法國主要軍隊，將其向北推進並切斷與巴黎的聯繫。梅斯要塞僅被監視，德軍主力在擊敗法國主要軍隊後，將向巴黎進軍。
該計劃是按其大致輪廓進行的。沃爾特戰役過早地進行，因此並沒有導致麥克馬洪的軍隊被俘虜，而這只是其意圖，而只是導致其失敗並倉促撤退至沙隆。斯皮切倫之戰並非毛奇的意圖，他希望將巴贊的軍隊保留在薩爾河上，直到他可以用第二軍在前面，第一軍在左翼進攻。但這些出人意料的勝利並沒有讓毛奇感到不安，他按照預定的計劃向蓬穆松挺進，與第1和第2集團軍越過摩澤爾河，然後面朝北轉身，因此格拉維洛特戰役的效果就是驅趕巴贊進入梅斯要塞，將他與巴黎隔絕。
沒有什麼比他決心在8月18日的格拉沃爾特戰役中發動進攻更清楚地表明了毛奇的洞察力和目標的力量，當時其他戰略家會認為，已經獲得了戰略勝利，戰術上的勝利是不必要的。他被指責為格拉沃爾特戰役的最後一次襲擊，在這次襲擊中損失慘重。但現在知道這次襲擊是國王下令的，毛奇責備自己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阻止它。
在戰鬥結束後的晚上，毛奇留下一支軍隊在梅斯押解巴贊，並與另外兩支軍隊一起向巴黎進發，其中一支領先的更靠南，這樣當麥克馬洪的軍隊被發現時，主要的打擊可能會從南和麥克馬洪被驅趕到北。8月25日，人們發現麥克馬洪正在向東北移動以救援巴贊。毛奇滿足的那一刻由於他的信息的準確性，他命令德國縱隊將他們的臉轉向北而不是西。麥克馬洪的右翼在試圖越過默茲河時在博蒙特遭到襲擊，他的前進必然被放棄，他的軍隊難以在色當集結。
在色當戰役中，兩支德國集團軍包圍了法國軍隊，法國軍隊於9月1日遭到多方攻擊並被迫投降。毛奇隨後繼續向同樣被包圍的巴黎推進。從那時起，毛奇的戰略就因其明智的武力節約而著稱，因為他足夠聰明，在他所掌握的手段上從不嘗試更多可行的東西。梅斯和巴黎的投降只是時間問題，問題是在維持圍城的同時，要能夠抵禦為提高巴黎圍城而徵召的新法國軍隊的攻擊。梅斯圍城戰於10月27日以投降告終。
1871年1月28日，在凡爾賽達成停戰協議，駐軍實際上成為俘虜，戰爭結束。
晚年歲月
1870年10月，毛奇被封為伯爵，以表彰他在普法戰爭期間的服務和色當戰役的勝利。1871年6月，他被提升為陸軍元帥，並獲得了一大筆獎金。他從1867年到1871年在北德意志邦聯議會任職，從1871年到1891年，他是德意志帝國議會的成員。毛奇和俾斯麥被認為是1871年帝國統一的締造者，毛奇從軍事角度，俾斯麥從政治角度。儘管毛奇從1871年起就可以直接與德皇接觸，因此實際上有機會與總司令一起做出軍事決策，排除帝國議會和總理的影響，但他始終服從政治的首要地位，遵守俾斯麥的要求。1890年5月14日（俾斯麥被解職幾個月後），他以近90歲高齡參加了最後一次國會演講中，他警告歐洲可能將爆發新的戰爭，他說：
在他的監督下，德國總參謀部撰寫了關於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研究報告。威廉一世於1874年5月24日授予毛奇文職獎章，以表彰毛奇的文化成就。毛奇監督了普法戰爭官方歷史的準備工作，該戰爭由德國總參謀部於1874年至1881年間出版。戰後，他成為民族英雄和名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各地豎立了50多座毛奇紀念碑。有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之後被摧毀，但許多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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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毛奇以總參謀長的身份退休，他的繼任者是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1888年8月9日，毛奇正式從現役退役。1890年10月26日，他的90歲生日被宣佈為國定假日。1891年4月24日，陸軍元帥赫爾穆特·馮·毛奇在柏林的家中因病去世。他死後被授予國葬的榮譽，他的遺體安葬在軍事榮譽的包圍下，成千上萬的人表達了他們的敬意，其中包括德皇威廉二世，但是俾斯麥沒有出席。由德皇率領的數千名士兵護送他的棺材到柏林的萊爾特火車站，然後運往西里西亞。
毛奇的遺體被安葬在克雷紹莊園的家族陵墓中，但在二戰後克雷紹（Kreisau，現為克日佐瓦）被波蘭佔領後，他的陵墓遭到破壞，遺體被挖出，至今下落不明。
身後遺產
毛奇上撰寫了一定數量的軍事理論著作。受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影響，他的主要論題是軍事戰略必須被了解作為選擇系統。所以他考慮軍事領導主任務包括在所有可能的結果的廣泛準備。 為了紀念這位傑出的軍事家，1908年德國造艦計劃中的G號重巡洋艦（戰列巡洋艦）被命名為毛奇號巡洋艦。該級艦的另外一艘以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中的普魯士將軍奧古斯特·卡爾·馮·戈本（1816年—1880年）命名。另外，月球正面位於靜海西南部的一座小撞擊坑，於1935年被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批准接受命名為毛奇隕石坑（Moltke）。
聲音紀錄
1889年10月21日，赫爾穆特·馮·毛奇與阿德爾伯特·西奧多·萬格曼錄製了兩份錄音，阿德爾伯特·西奧多·萬格曼是一位德國人，曾與托馬斯愛迪生一起工作，並帶着愛迪生新發明的圓筒留聲機被送往歐洲。毛奇錄製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第1幕第3場中的一句台詞（「Dein Ohr leih Jedem, Wen』gen deine Stimme」–給每個人你的耳朵，但很少有人發出你的聲音）和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段，這些錄音直到1957年才再次出現，幾十年後都無法辨認。2012年1月30日，它們被托馬斯·愛迪生國家歷史公園公佈。毛奇製造的兩個唱片圓筒是唯一已知的18世紀出生的人的錄音。
生平年表
經歷年表
- 普魯士陸軍第8近衛歩兵連隊所屬（1822年3月19日-1823年）[8]
- 普魯士戰爭學院就讀（1823年-1826年）[8]
- 第5師學校教官（1827年-1828年）[9]
- 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勤務（1828年-1831年）[9]
- 參謀本部（1833年3月30日-）[10]
- 鄂圖曼帝國考察（1836年6月8日-1839年9月）[11]
- 第4軍參謀（1840年4月18日-1845年10月18日）[12]
- 付副官（1845年10月18日-1846年7月12日）[13]
- 第8軍參謀（1846年12月24日-1848年5月16日）[14]
- 參謀本部戰史課長（1848年5月16日-1848年8月22日）[15][16]
- 第4軍參謀長（1848年8月22日-1855年9月1日）[16]
- 腓特烈皇太子副官（1855年9月1日-1858年10月29日）[17]
- 參謀總長代理（1857年10月29日-1858年9月18日）[18]
- 參謀總長（1858年9月18日-1888年8月10日）[19]
- 北德意志邦聯、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1867年4月-1891年4月24日）[20]
- 普魯士貴族院終身議員（1872年1月28日-1891年4月24日）[21]
- 國防委員會委員長（1888年8月10日-?）[22]
歷任官階
丹麥服役時期
普魯士軍隊時期
- 1822年3月19日——少尉(Sekonde-Lieutenant)[23][24]
- 1833年3月30日——中尉(Premierlieutenant)[25][24]
- 1835年3月30日——大尉(Hauptmann)[26][24][27]
- 1842年4月12日——少校(Major)[28][29][24]
- 1850年9月26日——中校(Oberstleutnant)[30][24]
- 1851年12月2日——上校(Oberst)[30][24]
- 1856年8月9日——少將(Generalmajor)[31][24]
- 1859年5月31日——中將(Generalleutnant)[32][24]
- 1866年6月8日——步兵上將（General der Infanterie)[33][24]
- 1871年6月16日——元帥(Generalfeldmarschall)[34][24][35]
爵位勳章
參考資料
- ^ ゼークト(1943) p.181
- ^ 片岡(2002) p.227
- ^ Es ist lange die Aufgabe der abendländischen Heere gewesen, der osmanischen Macht Schranken zu setzen. Heute scheint es die Sorge der europäischen Politik zu sein, ihr das Dasein zu fr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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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ine Herren, es kann ein siebenjähriger, es kann ein dreißigjähriger Krieg werden – und wehe dem, der zuerst die Lunte in das Pulverfaß schleu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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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被忽略 (幫助) - Müller, Wilhelm. Field-Marshal Count Moltke, 1800–1878. 1879.
| 軍職 | ||
|---|---|---|
| 前任： 卡爾·弗里德里希·威廉·馮·賴赫爾 |
德軍總參謀長 1857年10月29日 - 1888年8月10日 |
繼任： 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