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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柯士甸

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1775—1817）

珍·柯士甸（英語：Jane Austen，/ˈdʒeɪn ˈɒstɪ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是一位英國小說家，她的五部主要作品詮釋評論了18世紀末英國地主鄉紳的生活。她出版的第二部小說《傲慢與偏見》是她在世時評價最高的作品。她小說中的情節常常反映了女性為追求社會地位和經濟保障而把婚姻作為依靠。她的作品批評十八世紀下半葉的感性的小說，而且她的小說是十九世紀向現實主義轉換的一部分。

珍·柯士甸
Jane Austen
柯士甸的畫像，由姐姐卡珊德拉於約1810年繪成。
出生(1775-12-16)1775年12月16日
 英國英格蘭漢普郡史蒂文頓教區長管區
逝世1817年7月18日(1817歲—07—18)（41歲）
 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英格蘭漢普郡溫徹斯特
創作時期1787年、1809年至15年
體裁愛情小說
簽名

柯士甸的作品如今幾乎從不絕版，但它們在當初是匿名出版的，在她在世時只收穫了寥寥評論，沒有使她出名。1869年，她去世52年後，她的侄子出版了《珍·柯士甸回憶錄》（A Memoir of Jane Austen），更多公眾和讀者得以知曉她，她作為作家的名望經歷了重大的轉變。柯士甸的五部主要作品都在1811年至1818年間首次出版。1811年至1816年，《理性與感性》（1811）、《傲慢與偏見》（1813）、《曼斯菲爾德莊園》（1814）和《愛瑪》（1815）使她成為了一個成功作家。她還寫了兩部小說，分別是《諾桑覺寺》和《勸導》，在她去世後的1818年出版。她還開始了另一部小說的創作，但沒有完成就去世了，它最終被命名為《桑迪頓》。

在20和21世紀，以柯士甸的作品為題的評論文章和她的文學選集大量出現，把她確立為聞名世界的英國作家。她的書經常成為其他文化藝術形式的靈感來源，對她小說的影視改編於1940年由羅倫士·奧利華主演的電影《傲慢與偏見》並持續至今。

生平

一位傳記作者表示，珍·柯士甸的生平訊息「著名地稀缺」[1]。只有一些個人和家庭信件得到保留（據估計柯士甸的3000封信中僅現存160封）[2]，她姐姐卡珊德拉（Cassandra）（柯士甸的大部分信是寫給她的）焚燒了她持有的大部分信件，審查了剩下信件的內容[3]。柯士甸的哥哥——海軍元帥弗蘭西斯·柯士甸爵士（Sir Francis Austen）的後裔摧毀了其他信件[4]。 柯士甸去世後的50年間，她的生平資料大多為親戚所寫，反映了她的家庭對「安靜的好阿姨簡」（good quiet Aunt Jane）這一形象的偏好。自那以後，學者幾乎沒有發掘出其他新資訊[1]。柯士甸寫作的年代在歷史上屬於向英國理想主義（British Idealism）過渡的浪漫主義時期。她讚賞與她同時代的幾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如威廉·華茲華斯（1770–1850）、森姆·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和拜倫勳爵（1788–1824）。他們對她小說的影響得到了研究[5][6]。

家庭

 
簡的姐姐兼密友卡珊德拉的側面輪廓剪影。

柯士甸的父親喬治·柯士甸（1731–1805）是英國國教會的一位堂區長，母親卡珊德拉（1739–1827）是一個殷實的鄉紳家庭之女[7]。父方家庭祖上製造羊毛織品，通過從事該行業躋身擁有土地的下層鄉紳階級[8]。而母親是貴族家庭男爵利（Baron Leigh）的一員。他們於1764年4月26日在巴斯的沃爾科特教堂（Walcot Church）結婚[9]。1765年至1801年，也就是簡人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父親喬治擔任了漢普郡史蒂文頓和一個鄰近村莊的堂區長[10]。1773年至1796年，他種地，為住宿在他家的三到四個男孩做老師，以補貼家用[11]。

柯士甸有一個大家庭。她的六個兄弟為占士（1765–1819）、喬治（1766–1838）、愛德華（1768–1852）、亨利·湯馬士（1771–1850）、法蘭西斯（1774–1865）和查理斯（1779–1852）。她有一個姐姐卡珊德拉·伊利沙伯（1773 – 1845），她像簡一樣終身未婚。卡珊德拉是柯士甸最好的朋友和知己，這份情誼持續了她的一生[12]。

在她的兄弟間，柯士甸和亨利關係最親密。亨利從事銀行業，在他的銀行倒閉後成為了一位英國國教會牧師。他也是柯士甸的文稿代理人（literary agent）[13]。他在倫敦的廣大交際圈中有銀行從業者、商人、出版者、畫手和演員，柯士甸從而得以看到與鄉村小教區不同的社會[14]。亨利後來娶了他們的表姐（也是簡的好友）費利德伯爵夫人伊萊扎·漢考克（Eliza Hancock, comtesse de Feuillide）。

柯士甸的哥哥喬治在小時候被送到一個當地家庭撫養，因為他精神方面不正常，易發作[15]。他也有可能是聾啞人[15]，因此在奧斯汀的童年以來，她便自學手語與兄互動。哥哥法蘭西斯和弟弟查理斯在海軍服役，兩人都升至將軍軍銜。另一兄愛德華被遠房表親湯馬士·奈特（Thomas Knight）收養，繼承了奈特的地產，並在1812年改了姓[16]。

早年和教育

 
據《珍·柯士甸回憶錄》描述，漢普郡史蒂文頓堂區位於山谷中，被牧場環繞[17]。

柯士甸於1775年12月16日在史蒂文頓堂區出生，於次年4月5日公開洗禮[18]。她在家裏待了幾個月後，被母親送到住在附近的乳母伊利沙伯·利透活（Elizabeth Littlewood）家撫養，為期一年或18個月[19]。1783年，簡和卡珊德拉按照家庭傳統被送到牛津，在安·考利太太（Mrs. Ann Cawley）處接受教育，同年晚些時候跟着老師去了南安普頓。兩個女孩都得了斑疹傷寒，簡差點喪命[20]。柯士甸隨後在家學習，直到於1785年和姐姐一起去寄宿學校。學校課程可能包含了法語、拼寫、針線活、舞蹈和音樂，可能還有戲劇。至1786年12月，簡和卡珊德拉已回到家，因為柯士甸家無法承擔同時送兩個女兒上學[21]。

柯士甸接下來的教育是通過閱讀書籍完成的，父親及哥哥占士和亨利給予了指導[22]。柯士甸顯然可以無限制地使用父親和家庭友人華倫·黑斯廷斯的圖書室，兩者加在一起有數量可觀、內容各異的藏書。父親也容許她有時嘗試寫涉及性愛的內容，並給姐妹倆的寫作、繪畫活動提供了價格不菲的紙張和其他材料[23]。據傳記作者帕克·赫南（Park Honan）所述，柯士甸家的生活在「一個開放、愉快、無拘束的知識分子家庭氛圍」中進行，與她家立場相反的政治或社會觀點也在家中被提及和討論[24]。柯士甸在1786年從學校返家後，餘生一直住在自己小家庭的生活範圍內[25]。

柯士甸受到教育還有私下的戲劇演出。在她7歲到13歲期間，她的家人和好友籌劃上演了一系列舞台劇，包括李察·謝立丹的《情敵》（The Rivals）和大衛·加里克（David Garrick）的《上流社會》（Bon Ton）。雖然具體細節無從所知，柯士甸很有可能參與了這些活動，一開始作為觀眾，長大些後成為參與者[26]。這些戲劇大部分為喜劇，柯士甸在喜劇和諷刺方面的天賦可能來源於此。[27]

少年

 
英王亨利四世的畫像，是柯士甸姐姐卡珊德拉為《英格蘭歷史》所作插畫（約1790年）。作者柯士甸自稱為「一位偏袒的、有成見的、無知的歷史學家」。

可能早至1787年柯士甸就開始創作詩歌、故事和劇本，作為她自己和家人的娛樂消遣[28]。她日後取了這些早期作品中的29篇匯編成了三本筆記本，它們如今被稱為《少年作品》（Juvenilia），包括了1787年到1793年間的創作[29]。手稿中有證據表示柯士甸直到1809年至1811年間還在繼續修改這些作品，她的侄子侄女表示最晚修改時間可至1814年[30]。其中有一篇書信體諷刺小說題名為《愛與友情》（原文為Love and Friendship），嘲諷了流行的感傷小說（sentimental novel）[31]。還有一篇《英格蘭歷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的手稿長34頁，姐姐卡珊德拉為其添加了13幅水彩插畫。

柯士甸的《英格蘭歷史》戲仿了流行歷史讀物，尤其是奧利華·高德史密夫的《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1764）[32]。學者李察·延金斯認為她的《少年讀物》時常「喧囂狂暴」、「無拘無束」；他將其與18世紀小說家羅倫士·斯特恩和20世紀喜劇團體蒙提·派森的作品相比較[33]。

成年

柯士甸成年後繼續住在父母家中，從事合乎她性別年齡和社會地位的活動：練習彈鋼琴（fortepiano），輔助母親和姐姐管理僕人，照顧家裏分娩期的女性和臨終的老人[34]。她把寫好的短篇寄給剛出生的侄女范妮·嘉芙蓮和珍·安妮·伊利沙伯[35]。她尤其為自己的裁縫手藝自豪[36]。她也定期去教堂，頻繁地和朋友與鄰居來往 [37]，還在晚間給家人朗讀小說（經常是她自己的作品）。鄰裏間的社交活動通常是跳舞，有時是晚飯後在某人家裏即興而起，有時是在市政廳的聚會廳（assembly rooms）舉辦的舞會[38]。她的哥哥亨利日後說：「簡喜歡跳舞，並且很擅長。[39]」

1793年，柯士甸開始寫一個短劇，隨後棄稿。該劇本是一部「六幕喜劇」，後來被題名為《查理斯·格蘭德森爵士；又，那個高興的人》（Sir Charles Grandison; or, The Happy Man）。她後來重拾該劇，在1800年左右完成。柯士甸的課本中收錄了她最愛的當代小說《查理斯·格蘭德森爵士的歷史（英語：The 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The 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塞繆爾·李察森著，1753年）的節選，該短劇是對這部小說的戲仿[40]。 傳記作者赫南猜測，柯士甸在1789年寫成《愛與友情》後不久，決定「為利潤寫作，把寫故事作為她的主要追求」，也就是成為一名職業作家[41]。大約從1793年起，她開始寫更長，更複雜的作品[41]。

1793年到1795年間，柯士甸寫了《蘇珊夫人》，常被認為是她最精妙、最具雄心的早期作品[42]。傳記作者克萊爾·托馬林（Claire Tomalin）認為書中女主人公是一個性方面的捕獵者，用她的才智和魅力操縱、背叛和傷害她的情人、朋友與家人，這一點和柯士甸的其他作品不同。托馬林寫道：

「小說為書信體，情節佈局利索得如同一部戲劇，冷嘲熱諷的筆調比肩最過分的復辟時期喜劇（Restoration comedy），那些喜劇可能給了她一些靈感……它在柯士甸的作品中獨樹一幟，深入一位成年女性的生活，她的才智和人格力量壓過了她遇見的所有人[43]」

早期小說

完成《蘇珊夫人》後，柯士甸開始寫作第一部長篇小說《伊莉諾和瑪麗安》（Elinor and Marianne）。卡珊德拉日後回憶，這部書信體小說在1796年前在家人面前被朗讀。原稿沒有保存，現已無法確定該書中有多少內容成了1811年出版的《理性與感性》的一部分[44]。

 
湯·勒弗羅伊，愛爾蘭皇座法庭首席大法官，由威廉·亨利·莫特（William Henry Mote）於1855年所畫。年老後的勒弗羅伊對侄子承認自己曾愛過柯士甸，他說：「那是少年之愛。[45]」

柯士甸20歲時，湯馬士·蘭洛伊斯·勒弗羅伊（鄰居家的侄子）從1795年12月到1796年1月拜訪了史蒂文頓。他剛大學畢業，正要搬去倫敦接受訓練，準備成為律師。他和柯士甸可能在舞會或其他鄰里社交場合上被介紹認識。從柯士甸與姐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們倆在一起度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幾乎不敢告訴你，我和我的愛爾蘭朋友的行為舉止。你自己想像下最不檢點、最放肆的跳舞、坐在一起的方式。[46]」勒弗羅伊家族介入此事，讓他在1月底離開。結婚是不現實的，因為兩人都知道：他們沒有錢，而且他依靠愛爾蘭伯祖父的經濟支援來完成教育，開啟法律生涯。勒弗羅伊日後再拜訪漢普郡時，他被小心地安排避開柯士甸一家。柯士甸再也沒有見到他[47]。

1796年，柯士甸開始創作第二部小說《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s）。她於1797年8月完成了初稿，那時她21歲，這部小說日後成為了《傲慢與偏見》。像她其他的小說一樣，她在寫作過程中讀給家人聽，它成為了大家的最愛[48]。在這時，她的父親第一次嘗試出版她的小說。1797年11月，喬治寫信給倫敦出版商湯馬士·卡德爾，詢問他是否會考慮出版一本「原稿小說，共三卷，長度大約和伯尼小姐的《艾弗琳娜》差不多，資金風險作者自負」。卡德爾很快回了拒信，柯士甸可能不知道父親的這一嘗試[49]。她在完成《第一印象》後，從1797年11月至1798年中旬大幅修改了《伊莉諾和瑪麗安》，將其由書信體改成了第三人稱敘述，修改成果接近最終出版的《理性與感性》[50]。

她在1798年中旬完成《伊莉諾和瑪麗安》後，開始創作第三部小說。該小說被暫命名為《蘇珊》，後改為《諾桑覺寺》，諷刺了哥特小說，在一年後完成[51]。1803年初，亨利·柯士甸吧《蘇珊》交給了倫敦出版商班哲文·考斯比（Benjamin Crosby），版權賣了10英鎊。雖然考斯比許諾他會儘早出版，並在報上宣傳這部小說，但他拿到書稿後什麼都沒做。柯士甸在1816年又買回了版權[52]。

巴斯和南安普頓

1800年12月，柯士甸的父親喬治出人意料地宣佈退休，把全家搬往巴斯。雖然退休和搬家對家裏老一輩有好處，但柯士甸感到非常震驚，得知自己要離開出生以來唯一的家[53]。在巴斯居住期間，她修改了《蘇珊》，開始寫作一部新小說《屈臣一家》，但之後又棄稿。除此之外，柯士甸在寫作上沒有任何進展，與1795年至1799年間的多產形成對比，這可能展現了柯士甸在巴斯時的心理狀態[54]。托馬林認為這一段乾涸期反映了她深陷抑鬱，無法寫作。而赫南觀點相反，表示她在一生中一直不間斷地創作或修改自己的作品，除了父親去世後的幾個月[55][56][57][58][59]。多迪同意托馬林的看法[60]。

1802年12月，柯士甸收到了她的唯一一次求婚。她和姐姐拜訪了住在貝辛斯托克附近曼尼塘莊園（Manydown Park）的老友阿麗西亞和嘉芙蓮·比格。她們的弟弟夏里斯·比格-魏澤（Harris Bigg-Wither）剛完成牛津的學業回到家中。他向柯士甸求了婚，她接受了。據柯士甸的侄女和比格-魏澤家的一位後代所述，夏里斯沒有什麼魅力。他體格笨重，長相平庸，沉默寡言，開口結巴，在談話中的態度咄咄逼人，不知何為圓滑得體。但柯士甸從小就認識他，這門婚姻還會給她和她的家人帶來許多實際好處（他是家族廣闊地產的繼承人，家中姐妹也已成人）。有了這些資源，柯士甸能夠讓父母享受舒適的晚年，給未嫁的姐姐一個永久的居所，或許還能為她兄弟的事業提供幫助。但她隨後覺得自己的決定是個錯誤，在第二天早晨收回了對求婚的首肯[61][62][63][64]。當時的信件和日記中沒有描述她對這次求婚的想法[65]。1814年，她的侄女范妮來信為自己談婚論嫁的戀情徵求意見，柯士甸在回信中寫道：「關於求婚問題的「我願意」回答，我寫了那麼多文字，現在我應轉向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回答，懇求你不要進一步陷入此事。除非你真的喜歡他，別考慮接受他的求婚。任何事都比沒有感情的婚姻要好，都可以被忍受。[66]」

1804年，在巴斯居住期間，柯士甸開始創作《屈臣一家》，它最終未完稿，講了一個病弱貧窮的牧師和他四個未婚女兒的故事。學者薩瑟蘭認為這部小說「探討了依附他人的女性不得不面對經濟上的現實困境」[67]。赫南表示（托馬林也同意）柯士甸在父親於1805年1月21日去世後停止了該小說的寫作以求慰藉，因為小說中的角色所處的境地和她本人的過於相似[68][69][70]。

柯士甸父親的病來得突然，使他「沒有察覺到自己情況的嚴重性」（她在給哥哥的信中所述），很快就去世了[71][72][73]。柯士甸、姐姐卡珊德拉和她們的母親被動地陷於經濟狀況不穩定的局面，她們的兄弟們承諾會每年出資供養家中女眷[74]。接下來的四年裏，一家的居住狀況反映了她們經濟方面的困境。她們在巴斯租房住了一段時間，隨後在1805年7月離開城市到史蒂文頓和格德默珊姆（Godmersham）拜訪親友。同年秋天，她們在薩塞克斯郡的新興海濱度假地沃辛度過[75]。學者們認為，柯士甸就是在那裏完成了《蘇珊夫人》的終稿，添加了結尾。她對早期沃辛的觀察啟發了最後一部小說《桑迪頓》（未完成），該書講述了一個興起發展的塞薩克斯海濱度假地的故事[76]。1806年，一家人搬到南安普頓，與法蘭西斯·柯士甸和他的新婚妻子同住一幢房子，還走訪了遠房親戚[77]。

查頓

 
柯士甸在人生最後八年居住的「查頓之屋」，如今是一個博物館（Jane Austen's House Museum）。

1809年初，柯士甸的哥哥愛德華安排母親和妹妹搬去位於查頓（Chawton）的一幢大農舍里，讓她們過上了更安穩的生活。查頓是一個小村莊，1811年普查的人口為417人[78]，農舍是愛德華附近莊園的一部分，名叫「查頓之屋」（Chawton House）。母女三人於1809年7月7日搬入農舍[77][79][80][81]，過上了搬到巴斯後未有過的安定寧靜的生活。她們沒有與村裏的鄉紳來往，只招待來訪的親戚。柯士甸的侄女安娜如此描述這家人在查頓的生活：「在我們看來，那樣的生活很平淡，但她們熱愛閱讀，而且姑姑們除了料理家事外還幫助窮人，教小孩讀書寫作。[82]」柯士甸幾乎每天寫作，減輕的家務負擔顯然讓她有更多時間精力投入創作中[83][84][85]。在這樣的環境裏，她再一次開始產出作品[86]。

同年4月5日，在全家搬到查頓三個月後，柯士甸給出版商李察·考斯比寫了一封憤怒的信，在信中表示如果能立即出版《蘇珊》，她會提供一份新原稿，不然請退回原稿，好讓她去找另其他人出版。考斯比回覆說，他不打算在某段時間內出版此書（或根本不出版），柯士甸可以以10英鎊的原價買回版權，找其他出版商。她在當時沒有足夠的錢[87]，但最終在1816年買回了原稿[52]

出版作品

 
柯士甸的第一部出版作品《理性與感性》，1811年首版的標題頁。

在查頓時，柯士甸出版了四本小說，大體上反響都不錯。通過哥哥亨利的關係，出版商湯馬士·埃傑頓（Thomas Egerton）同意出版《理性與感性》[A]。小說於1811年10月出版，收穫了好評，流行於輿論界人士間[91]，首版在1813年中旬售罄[B]。小說的利潤使柯士甸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和心理獨立[92][93]。隨後，埃傑頓在1813年1月出版了《傲慢與偏見》，是《第一印象》修改後的成果。他為這本書做了宣傳，它立即大獲成功，收到了三篇好評，銷量也很好。到同年10月，埃傑頓開始了第二版的銷售[94][95][96][97][98]。1814年5月，《曼斯菲爾德莊園》出版。雖然它被評論界忽視，但受到大眾歡迎，在六個月內全部賣出，給柯士甸帶來的收入比其他作品都高[99][100][101][102]。

柯士甸得知攝政王（即後來的喬治四世）欣賞她的作品，每個住地都有一套她的書。1815年11月，攝政王的圖書管理員占士·斯坦尼爾·克拉克（James Stanier Clarke）邀請柯士甸拜訪位於倫敦的王室居所，並暗示她向攝政王獻上即將出版的小說《愛瑪》。儘管柯士甸不喜歡攝政王，她無法拒絕這個請求[103]。日後，她寫了諷刺文《根據各方意見寫就的小說計劃》（Plan of a Novel, according to Hints from Various Quarters），是聽取圖書管理員為她將來作品提供的許多建議後作出的「完美小說」大綱[104][105][106]。

 
柯士甸度過最後時光的房子，位於溫徹斯特。

1815年中旬，柯士甸的出版商換成了更有名的約翰·默里[107][108]。他於1815年12月出版了《愛瑪》，於1816年2月出版了《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第二版。雖然前者賣的不錯，但後者銷量慘澹，抵消了《愛瑪》的大部分利潤。這兩本書是在她生前出版的最後兩部小說[109][97][110][111][112]。

在默里準備出版《愛瑪》時，柯士甸開始創作一部新小說《艾略特一家》（後來出版為《勸導》），在1816年7月完成初稿。在《愛瑪》出版後不久，哥哥亨利從考斯比處買回了《蘇珊》的版權。亨利的銀行在同年3月破產，使他喪失了財產，深陷債務中，讓兄弟愛德華、占士和法蘭克花去了大筆金錢。亨利和法蘭克無力再供養他們的母親和姐妹了。因家庭財務危機，柯士甸被迫推遲這兩本已完成小說的出版[113][114][115]。

患病和去世

1816年初，柯士甸開始感到不適。起初她忽略自己的身體狀況，像健康時一樣寫作，參與家庭活動。到年中，她自己和家人都已明顯感到她身體的衰退。接着，她的健康狀況緩慢地、不規則地持續惡化，直至她在第二年去世[116]。大多數傳記作者依據文森特·柯普醫生在1964年作出的追溯性診斷，把可能的死因列為愛迪生氏病。她的最終症狀也符合霍奇金淋巴瘤[117][118][119][120]。

患病後，柯士甸繼續寫作。她對《艾略特一家》的結尾不滿意，重寫了最後兩章，在1816年8月6日完成[121]。1817年1月，她開始創作一本新小說《兄弟》，完成了12章，在3月中旬停止，原因可能為疾病（後在1925年以《桑迪頓》為名出版）[122]。儘管她在別人面前把病不當回事，說是「膽汁問題」和風濕，但隨着疾病的發展，她漸漸難以自如行動了。到4月中旬，柯士甸開始臥床不起。5月，卡珊德拉和亨利帶她去溫徹斯特治療，但她於1817年7月18日在那裏去世，享年41歲。亨利利用了他在教會的關係，安排妹妹葬在溫徹斯特座堂中殿的北廊。大哥占士寫了墓志銘，讚頌了柯士甸的個人品格，包括她頭腦的非凡天賦，還表達了對她獲得宗教救贖的期望，但沒有提及她在寫作方面的成就[123][124][125][115]。

身後出版

 
柯士甸葬在溫徹斯特座堂。
 
中殿裏紀念她的碑文。

柯士甸去世後，卡珊德拉和亨利與約翰·默里聯繫，安排《勸導》和《諾桑覺寺》在1817年12月捆綁出版[C]。亨利為這兩本書貢獻了一篇傳記文（托瑪林稱之為「一篇優美、精煉的悼文」），首次點出她小說作者的身份[126]。該套裝在第一年的銷量很好，在1818年末僅剩下321套未賣出，之後銷量下滑。1820年，默里處理掉了未售出的書籍，柯士甸的小說在後來的12年間絕版了[127][128]。1832年，出版商李察·班特利（英語：Richard Bentley (publisher)）（Richard Bentley）買下了柯士甸剩餘小說的版權。從1832年末（或1833年初）起，這些小說以插圖本的形式分為五冊出版，成為了班特利「標準小說」系列的一部分。1833年10月，他出版了柯士甸作品的第一部合集。自那時起，她的小說持續再版至今[129][130][131]。

紀念

2017年發行的英國10英鎊紙幣反面上印有珍·柯士甸。[132]

作品列表

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

未完成小說

其他作品

  • 《查理斯·格蘭德森爵士；又，那個高興的人》（改編劇本，1793，1800）
  • 《根據各方意見寫就的小說計劃》（1815）
  • 詩歌（1796-1817）
  • 禱文（1796-1817）
  • 信件（1796-1817）

少年作品— 第一卷（1787-1793）[a]

  • Frederic & Elfrida
  • Jack & Alice
  • Edgar & Emma
  • Henry and Eliza
  • The Adventures of Mr. Harley
  • Sir William Mountague
  • Memoirs of Mr. Clifford
  • 《漂亮的卡桑德拉》
  • Amelia Webster
  • The Visit
  • The Mystery
  • The Three Sisters
  • A beautiful description
  • The generous Curate
  • Ode to Pity

少年作品—第二卷（1787-1793）

  • 《愛與友情》
  • Lesley Castle
  • The History of England
  •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 The female philosopher
  • The first Act of a Comedy
  • A Letter from a Young Lady
  • A Tour through Wales
  • A Tale

少年作品—第三卷（1787-1793)

  • Evelyn
  • Catharine, or the Bower

註釋

  1. ^ All of Jane Austen's novels except Pride and Prejudice were published "on commission", that is, at the author's financial risk. When publishing on commission, publishers would advance the costs of publication, repay themselves as books were sold and then charge a commission for each book sold, paying the rest to the author. If a novel did not recover its costs through sales, the author was responsible for them.[88][89][90]
  2. ^ Jane Austen's novels were published in larger editions than was normal for this period. The small size of the novel-reading public and the large costs associated with hand production (particularly the cost of handmade paper) meant that most novels were published in editions of 500 copies or les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s to the publisher and the novelist. Even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titles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issued in editions of not more than 750 or 800 copies and later reprinted if demand continued. Austen's novels were published in larger editions, ranging from about 750 copies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to about 2,000 copies of Emma.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decision to print more copies than usual of Jane Austen's novels was driven by the publishers or the author. Since all but one of Jane Austen's book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commission", the risks of overproduction were largely hers (or Cassandra's after her death) and publishers may have been more willing to produce larger editions than was normal practice when their own funds were at risk. Editions of popular works of non-fiction were often much larger.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a discussion of the economics of book publishing during this period, see Fergus, "The Professional Woman Writer", in Copeland & McMaster 1997，第18頁, and Raven, "Book Production", in Todd 2005，第196–203頁.
  3. ^ 卡珊德拉和亨利·柯士甸定下了最終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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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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