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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澳政策

白澳政策（英語：White Australia Policy）是澳大利亞聯邦在1901年至1973年間實行的反亞洲移民的種族主義政策的通稱，該政策歧視亞洲人。1901年，白澳政策在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後，首屆澳洲保守黨政府正式確立為基本國策，只許白人移民流入。1973年，澳洲工黨政府正式取消了白澳政策。

由歐裔澳大利亞人組成的澳洲住民協會所製作之襟章，上書「白澳」二字」[1]；前首相埃德蒙·巴頓亦曾為該會會員[2]。

背景與起因

該政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當時有一大批中國人受「淘金熱」的吸引移民到澳洲。許多英裔澳洲人埋怨中國人的到來引致工資水平下降，同時遷怒於他們帶來的中國文化傳統，遂連續發生了許多起排華暴亂（諸如Lambing Flat 暴亂）。

剛建立起的以白人為主的自治政府亦持排華態度，陸續制定出一系列限制中國人移民的法案。到1888年，所有澳洲殖民地不再接受中國移民。第一任總理埃德蒙·巴頓宣稱「人類平等的原則只適用於英國人之間，英國人跟中國人之間則不遵循這條原則。」該政策的另一源頭是阻止美拉尼西亞人（被蔑稱為「Kanaka」）進入昆士蘭的甘蔗園工作。

當時因為許多醫學專家認為白人的體質不適合從事這種熱帶地區的工作，再加上其低廉的成本和溫順的性格，故引進了很多美拉尼西亞廉價勞工。也有些美拉尼西亞人是被綁架到澳洲的（這種行為被白人戲稱「捉黑鳥」）。

為了阻止這種行為的繼續以及亞太勞工的繼續湧入，1890年代有大約7000美拉尼西亞勞工被政府驅逐，隨後政府和工會達成協議，只允許白人勞力從事農場的工作。這項政策的基本意圖是保持種族的「純淨」。「為了保證澳洲一直不受低等人種的污染和劣化，我將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英聯邦議會紀錄，1901年9月12日，4845頁）工會和它操持的政黨澳洲工黨是白澳政策的主要促動者。克里斯·沃森（時任工黨領袖）宣稱，「我反對將有色種人與白人混雜的──當然我承認它跟工業化有關──主要由於種族污染的可能性。」

白澳洲人普遍相信種族純淨有助於保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澳洲的統一將毫無意義，如果不是用在一個統一的種族上。一個統一的種族不僅意味着它的成員可以相互混雜、通婚、相互交流而不招致退化，還意味着相信同一個觀念……」（阿爾弗雷德·狄金，英聯邦議會紀錄，1901年9月12日，4807頁）（同時亦有其他種族政策針對澳洲原住民。對中國移民的敵視可從「黃禍」一詞中反映，而這種態度在澳洲最為明顯。1901年的澳洲人口為三百七十萬，跟亞洲相差很遠，所以有人「擔心」中國移民的湧入會「吞沒」歐裔澳人。聯邦政府擔心難以控制的移民潮流會大幅度降低工資水平，這不是無稽之談：許多僱主公開聲稱他們會那樣做。這種情緒在亨利·勞森（澳洲著名詩人）1906年寫的一首詩「to be amused」中反映。

政策的實行

1901年，新的聯邦政府所進行的第一項立法舉措，就是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移民限制法以便「在移民問題上作出一些限制以清除非法移民」，南非已有類似的移民限制法案。最早的草案明令禁止非歐洲移民的進入，但由於英國政府出於對在印度的權益和與日本的關係的考慮的反對，巴頓政府只得取消這種公開的規定，代之以「聽力測驗」來排除不需要的移民。移民官員有權阻止任何未在一項五十個詞的聽力測驗（考方可使用任何一門歐洲語言）上達標的移民申請者。

當時，澳洲不是唯一採取這種移民政策的英國屬地。在殖民地時代，建立殖民地的國家原始意圖就是以白人為尊，而其它人種只是受白人奴役和驅使的。常常有種族歧視的政策出台，比如吉姆·克勞法案。南非、加拿大和紐西蘭甚至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都有不同程度的種族限制移民政策。1905年的英國政府通過了有利於猶太移民的法案。澳洲士兵在1919年參與了攻擊卡迪夫黑種英裔社區的事件。

除此以外，根據1970年代以前的《澳洲國籍規例》，當時仍為澳洲外領地之巴布亞領地原住民縱具澳籍，但必須申請永住權證才能遷居至澳洲其他地區[3]。

政策的消亡

按照1950年的科倫坡計劃，亞洲國家的學生可以到澳洲的大學念書，這一舉措有助於瓦解歧視非白裔種族的態度。到1957年，居住在澳洲15年以上的非白裔人口已有資格取得公民權，而1958年的移民法廢除了聽力測試，代之以更簡單的入境考核。

1966年3月，在回顧了過去的非歐洲移民政策後，移民局長胡伯特·歐佩爾曼說，那些條件適合、被認為能夠馬上融入澳洲文化且會對澳國發展有所助益的非歐裔申請人將被許可移民到澳洲。

與此同時，霍爾特的自由黨政府選定了一批有「暫住資格」的非歐裔澳人，這些人在五年後（同歐裔移民一樣）可以按自願成為永久住民和澳國公民。

白澳政策的真正有效廢除通常被認為在1973年，當惠特蘭的工黨在移民法中增加了一系列阻止強化種族觀點的修正案後。這些修正案確保了所有移民無論出身都有權在居住三年之後獲取公民權，並認可所有關於移民與種族的國際協定。1975年的種族歧視法案則使得官方制定的帶有種族色彩的規則為非法。

直到1978年，弗雷澤的自由黨政府對移民法的修正才最終將按出生國家選擇移民的政策完全廢除。最近的移民有很多來自中國和印度，雖然英國和紐西蘭的移民仍占絕大多數比重。

影響

今天的澳洲人仍然大部分屬於歐裔，其中又以英裔最多（33.9%），然後是愛爾蘭裔（10.2%）、意裔（4.3%）、德裔（4.0%）、蘇格蘭裔（2.9%）和希臘裔（2.0%）。剩下的有12%是亞裔（包括阿拉伯、南亞次大陸、東南亞和東亞的移民），還有3%是本土原住民及其他。在1980年代後，因澳洲工黨推行多元文化主義及把澳洲面向亞洲的政策，亞裔移民開始上升。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開始有大量華人移居當地。澳洲統計局預測，到2100年，英、愛裔的澳人所佔比重將會大幅度下降，因為來自亞洲的新移民的生育率相對較高。

本地澳洲人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移民的種族限制有成為某些政治團體的話題，諸如單一民族黨於1990年代，他們主要針對東亞和東南亞移民。許多人將單一民族黨的勝利視作白澳政策的再度抬頭。近年來，這種情結的指向則部分轉移到中東地區的移民。2005年悉尼的種族暴亂被認為是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結果，也有人認為是多元文化政策的缺少所造成的。

然而，從大眾的討論中可以看到白澳政策更深遠的影響。許多政治集團都公開聲稱白澳政策不是種族政策，這種斷言的根據是認為非歐洲種族比歐洲種族要劣等，當然對經濟競爭和白人失去主導控制權也是其理由之一。事實上，在白澳政策的高峰期，許多澳洲政治家，如同他們的南非「同仁」一樣，將反對的聲音用上述的理由打發。比如，總理埃德蒙·巴頓在1901年國會辯論中聲稱，「我不認為人類平等的原則包括種族平等。種族間是沒有平等的，只有根本上的不平等。那些種族同我們白種人相比是較低劣的……」[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像許多其它英國殖民地一樣，澳洲是作為白人殖民地而建立的，後者逐漸取代了本土居民。此外，它的四鄰五舍大多是非歐洲國家。20世紀80、90年代，政府和媒體往往提倡的觀點，比如澳洲、同本地人的和諧相處、多元文化主義和亞太地區（澳洲被認為是其一部分）。而一些保守主義的澳人則譏笑這些說，澳洲是一個以歐洲移民為基礎的西方國家。約翰·霍華德未成為總理時，在1988年曾經提出限制亞裔移民進入的「一個澳洲」政策，引起爭議。

在海外，也在澳洲，任何輕微的種族主義偏向都會被人以歷史的眼光打量，比如關於單一民族黨創立人寶琳·韓森的報道、太平洋解決方案（澳國政府的一項驅逐避難者的政策）、沙培利·科爾比在印尼的審判和2005年在悉尼的種族暴亂。此外，工黨領袖馬克·蘭薩姆，在他的著作《蘭薩姆日記》中提到ANZUS聯盟是白澳政策的後繼，意在影射澳洲、紐西蘭和美國的軍事聯盟是以種族主義為基本原則和目的而建立的。

參見

參考文獻

  1. ^ See Museum Victoria description 互聯網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5 January 2016.
  2. ^ Design, UBC Web. Australian Natives Association Centenary – Monument Australia. monumentaustralia.org.au. [2017-10-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7-01）. 
  3. ^ McDermott, Peter M. Australian Citizenship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Papua New Guinea (PDF). UNSW Law Journal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009, 32 (1): 50–74 [2021-10-1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04-03）. 

延伸閱讀

  • Stefanie Affeldt (2010) "A Paroxysm of Whiteness. 'White' Labour, 'White' Nation and 'White' Sugar in Australia", Wages of Whiteness & Racist Symbolic Capital, ed. by Wulf D. Hund, Jeremy Krikler, David Roediger. Berlin. ISBN 978-3-643-10949-1
  • Stefanie Affeldt. Consuming Whiteness. Australian Racism and the 'White Sugar' Campaign. Berlin. LIT. 2014. ISBN 978-3-643-90569-7. 
  • John Bailey. The White Divers of Broome. Sydney, MacMillan. 2001. ISBN 0-7329-1078-1. 
  • Jane Doulman and David Lee. Every Assistance & Protection: a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Passport.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 Federation Press. 2008. 
  • Ian Duffield. Skilled Workers or Marginalised Poor? The African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12–1852.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Vol. 12, No. 3; Frank Cass. 1993. 
  •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 2007. ISBN 0-86840-870-0. 
  • Wulf D. Hund (2006): White Australia oder der Krieg der Historiker.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3.
  • Laksiri Jayasuriya, David Walker, Jan Gothard (Eds.) (2003): Legacies of White Australia. Crawley,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 James Jupp and Maria Kabala. The Politics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3. 
  • Gwenda Tavan. The Long, Slow Death of White Australia. Scribe. 2005. ISBN 1-920769-46-3. 
  • Myra Willard. 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23. ISBN 0-522-83830-8.  (old but still very useful)
  • Keith Windschuttle.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Macleay Press. 2004.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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