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圖利奧·瓦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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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圖利奧·多內列斯·瓦加斯(葡萄牙語: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1882年4月19日—1954年8月24日),巴西律師、政治家,曾兩次擔任總統。第一次擔任總統是在1930年至1945年,其中1930年至1934年期間為臨時總統,1934年至1937年為正式總統,1937年至1945年間為獨裁者。1945年在一場政變中被推翻之後,瓦加斯於1951年通過民主選舉再度當選總統,直至1954年因政治壓力而自殺。瓦加斯領導巴西長達18年半,是巴西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統,在巴西所有的國家元首中僅次於佩德羅二世皇帝。他支持民族主義、工業化、中央集權、社會福利和民粹主義,因此瓦加斯被譽為「窮人之父」。[1]20世紀30年代,瓦加斯和拉薩羅·卡德納斯以及胡安·裴隆皆為拉丁美洲著名的民粹主義者,他們的共同點是提倡民族主義,追求社會改革。[2]瓦加斯積極倡導工人權益,同時堅持了鮮明的反共主義立場。
熱圖利奧·瓦加斯 Getúlio Varga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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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任巴西總統 | |
任期 1930年11月3日—1945年10月29日 | |
副總統 | 無 |
前任 | 奧古斯托·塔索·弗拉戈索 |
繼任 | 若澤·里尼亞雷斯 |
第20任巴西總統 | |
任期 1951年1月31日—1954年8月24日 | |
副總統 | 小若昂·卡費 |
前任 | 尤里科·加斯帕爾·杜特拉 |
繼任 | 小若昂·卡費 |
個人資料 | |
出生 | 巴西帝國南大河州聖波爾雅(São Borja) | 1882年4月19日
逝世 | 1954年8月24日 巴西里約熱內盧 | (72歲)
政黨 | 巴西工黨 |
配偶 | 達茜·瓦加斯(Darcy Vargas) |
簽名 |
在1930年革命中,瓦加斯是以政治局外人和武裝部隊的普通成員的身份掌權的;這是由於他在早年的時候選舉總統失利所造成的。他的政治崛起象徵着巴西舊共和國時期,由聖保羅和米納斯吉拉斯州聯盟主導的「咖啡與牛奶」政治格局的終結。他成功地影響了1934年巴西總統選舉的結果,並利用人們對共產主義起義的恐懼,在1937年建立了一個威權主義的社團主義政權,即「新國家」,這個政權效仿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權和薩拉查的葡萄牙政權。瓦加斯繼續安撫並最終控制了他的支持者,藉此機會推動他的政治議程,並且圍繞他的形象建立了一個宣傳機器。
瓦加斯試圖通過政府干預,將巴西從一個以種植為基礎的經濟體轉變為一個工業化強國。他對唯發展主義的擁護不僅表現在強硬的言辭上,還表現在為國內產業提供保護,將大量國家資金投入旨在啟動「戰略」部門和建立必要基礎設施的投資。瓦加斯達成了對石油、礦業、煉鋼、鹼金屬和汽車行業的國家壟斷。瓦加斯的政策影響深遠,其保護主義理念在隨後幾十年間持續影響着巴西政治,就連1964年至1985年的右翼軍政府時期也不例外。直到上世紀90年代,隨着費南度·科洛爾·德梅洛和費南度·恩里克·卡多佐的自由主義改革,保護主義趨勢才得到扭轉。
隨着二戰後全球民主的興起,瓦加斯於1945年下台,同年由若澤·里尼亞雷斯接任。然而,即使在他辭職後,他統治時期的經濟增長也使他成為巴西政界一個受歡迎的人物。他的聲望使他在1951年贏得了他第二個總統任期,但是由於他的觀點和方法而引起的日益嚴重的政治衝突使瓦加斯變得緊張,導致他在1954年開槍自殺。他是巴西第一位獲得廣泛支持的總統,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巴西政治家。[3]他也是一名律師和地主,並於1943年當選巴西文學院院士(第37席)。
背景
1882年4月19日,瓦加斯出生於巴西南大河州聖波爾雅一個大牧主家庭。
作為一個傳統的高楚人家庭的兒子,他最初投身軍旅生涯。1899年,瓦加斯以二等兵的身份加入了第六步兵營,後來他進入了位於里奧帕爾杜的軍事學院就學。後來,瓦加斯轉到阿列格雷港的法學院,在那裏他出版了一份政治報紙《辯論》。瓦加斯是1907年畢業班的演說者,並立即被任命為地區檢察官。1909年,他在聖波爾雅開設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4]加入巴西共和黨後,他被選為南大河州立法議會議員,後來在1922年進入聯邦眾議院,成為該州國會代表團的領袖。1926年至1928年,他在華盛頓·路易斯總統任內擔任財政部長,後來辭去財政部長一職,參加家鄉州的州長競選。他當選了南大河州州長,就成為全國反對派的領袖人物,他敦促通過全民無記名投票結束選舉腐敗。作為南大河州州長,他是一位傑出的行政官員。在他擔任州長期間,他重組了農業系統。他創辦了國家抵押銀行和農業銀行。他還在他的州設立了農業部。在擔任州長期間,瓦加斯還努力改善學校和基礎設施。[4]
他於1911年3月與妻子達西·利馬·薩爾曼霍結婚,育有5個孩子,他們分別叫:盧特羅、阿爾奇拉、簡德拉、曼努埃爾·赫圖里尼奧。有傳聞稱,瓦加斯的真愛並非他的妻子,而是被國際時尚媒體公認為世界上最迷人、最美麗的女人之一的艾梅·德·赫倫[5]。這段關係是巴西的國家機密,儘管瓦加斯在妻子死後出版的日記中提到了她。艾梅·德·赫倫後來生活在法國和美國,受到甘迺迪兄弟等其他著名政治家的欽佩。[6]
儘管後來他把天主教會和國家緊密聯繫在一起,但瓦加斯是堅定的不可知論者。[7]
國內政治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巴西是一個快速工業化的國家,被普遍認為是「沉睡的美洲巨人」和一個潛在的世界強國。然而,舊共和國的寡頭和權力下放的聯盟,以土地利益為主導,實際上對促進工業化、城市化和新中產階級的其他廣泛利益漠不關心。尤其是聖保羅的咖啡種植者,他們滿足於將產品出口到國外,同時依靠外國投資來發展經濟。[8]此外,他們擔心改革可能導致激進的社會變革。通過咖啡和牛奶的協議,聖保羅的政治人物和他們的政治夥伴米納斯吉拉斯州的政治人物輪流擔任總統,並主導國家政治,確保上層階級的統治穩定和攫取經濟利益。然而,中產階級的不滿情緒在增長,他們與土地所有者一樣害怕激進的社會變革,但他們希望投資於工業化,並限制外國投資。[8]
1926年,華盛頓·路易斯當選為總統,他的原籍是巴西里約熱內盧的馬卡埃市,但他曾參加過聖保羅的競選。他的當選得到了波赫士·德·梅代羅斯的政治機器的幫助,因此他提名成員之一的熱圖利奧·瓦加斯為他的財政部長。雖然瓦加斯在返回南大河州擔任州長長之前只擔任了兩年的財政部長,但他在全國範圍內的政壇獲得了寶貴的認可和經驗。[9]
第一次總統任期
瓦加斯和1930年的革命
大蕭條引發了巴西社會一段時間以來積累的緊張局勢,促使革命領導人採取行動。
1930年的選舉中,聖保羅建制派的儒利奧·普列斯特斯與瓦加斯對立。瓦加斯領導着一個由中產階級實業家、來自聖保羅以外的種植園主和被稱為中尉派的軍方改革派組成的廣泛聯盟。[8]中產階級憎恨讓外國公司在競爭中勝出的自由市場和寬鬆政策,而且外國公司限制了巴西工業化的發展。[8]非聖保羅市的土地所有者害怕激進的變革,也不希望看到資產階級所倡導的經濟民族主義,但他們確實希望結束聖保羅勢力的統治地位。[8]
這些不同的團體共同組成了自由聯盟。米納斯吉拉斯州、巴拉那和南大河州的支持尤其強烈,因為華盛頓·路易斯提名另一個聖保羅的人繼任,違反了米納斯吉拉斯州和聖保羅之間的協議。[9]瓦加斯競選時很謹慎,需要取悅大量的支持者。他使用民粹主義言論,宣揚資產階級的擔憂。他反對聖保羅的首要地位,但沒有挑戰種植園主的合法性,並保持了他對社會改革的溫和呼籲。選舉本身就受到腐敗的困擾,並受到雙方的譴責。當聖保羅候選人儒利奧·普列斯特斯贏得選舉的事實變得很明朗時,緊張局勢就非常嚴重。當自由聯盟的副總統候選人被暗殺時,軍方決定發動一場不流血的政變。1930年10月24日,他們罷黜了總統華盛頓·路易斯和候任總統儒利奧·普列斯特斯,任命瓦加斯為「臨時總統」。[8]
臨時總統
瓦加斯是一個富有的支持工業化的民族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他喜歡社團主義。儘管他在競選期間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土地所有者,但他確實主張溫和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民族主義。[2]他首先解決了咖啡行業的危機,危機的成因是由於大蕭條導致咖啡價格走低。瓦加斯實施了傳統的定價方案,即國家購買額外的咖啡供應,解決了供大於求的問題。此外,瓦加斯促進了農業的多樣化,特別是棉花的多樣化。[2]
他效仿了美國的羅斯福新政,瓦加斯採取了經濟刺激措施。利用稅收減免、降低關稅和進口配額[10]等國家干預政策,使瓦加斯得以擴大國內工業基礎。瓦加斯將他的支持工業化政策與民族主義聯繫起來,主張對工業產品徵收高額關稅[8],以「我們要保護我們的製造商,使用進口商品會讓我們變得不愛國」作為口號。瓦加斯在聖保羅平息了一場女性工人的罷工,她利用了她們的大部分平台,但要求她們的「工廠委員會」在未來利用政府的調解。[10]瓦加斯的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尉派的影響,甚至主張一個類似於新政的社會福利和改革計劃。瓦加斯第一次以民粹主義姿態行動的舉動之一,是推動佩德羅·埃內斯托·巴普蒂斯塔競選巴西里約熱內盧市長。他還對制憲會議的選舉進行了投票改革,起草了1934年的憲法,包括無記名投票、婦女投票權和投票年齡由21歲改為18歲。[11]
反對瓦加斯的運動在1932年被激進化,該運動旨在恢復民主和建立新憲法。雖然最終起義被擊退了,但是1934年制定了新憲法。在那之後,瓦加斯奪取了絕對的權力,並通過新聞和郵件審查控制持不同政見者。他脆弱的聯盟也缺乏一個連貫的計劃,致力於一個廣泛的現代化願景,但幾乎沒有更具體的目標。而瓦加斯本人,尤其是在他的早年,總是處於被他的聯盟中的一個或多個組織驅逐的危險之中,包括反聖保羅的種植園主,資產階級和軍隊。[8]
1934年的憲法和瓦加斯的早期總統任期
瓦加斯與歐洲警察國家的相似之處始於1934年,當時一部新憲法在一些近乎法西斯主義的直接影響下頒佈。
巴西在1934年7月16日通過的憲法中,包含了類似於意大利和西班牙社團主義的條款。意大利和西班牙社團主義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緩和運動中親法西斯派和實業家的熱情支持。正如在意大利,以及後來的西班牙和德國,法西斯式的計劃將服務於兩個重要的目標,刺激工業增長和壓制共產主義在該國的影響。然而與法西斯不同的是,它所宣稱的目的是為了共同的利益團結所有階級。《憲法》設立了一個新的眾議院,將政府權力置於私營經濟之上,私營經濟建立了一個以工業化和減少外國依賴為目標的國家指導的資本主義制度。「漸進式國有化」將被用於將自然資源置於國家控制之下,而政府將有權設定最低工資、調解罷工、制定勞工法。儘管如此,大量的政治權力仍然保留給各州,舊共和國的聯邦制繼續存在。
1934年以後,巴西政府根據階層和職業指定了公司代表,但巴西人擁有的企業仍為私人所有。基於增加勞工權利和社會投資,巴西的社團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利用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來增加工業產出的策略。瓦加斯和後來在鄰國阿根廷的胡安·裴隆效仿了墨索里尼的一些策略,即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調解階級糾紛,爭取工人的訴求。在工人權利增加的情況下,瓦加斯在工業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大大擴展了勞動法規,工業的強勁增長平息了這一矛盾。工商企業實行8小時工作制,全國建立最低工資制度,保障養老金、帶薪休假等福利項目。
儘管有了勞動的物質收益,瓦加斯開始慢慢地向右轉。改革沒有擴大到農業部門85%的工作者,甚至在農村地區實施最低工資的努力也很少。與此同時,總統與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普雷斯特斯是中尉派的前領導人,目前執掌巴西共產黨。普雷斯特斯還負責全國解放聯盟,這是1935年普雷斯特斯批評瓦加斯後被禁止的。1935年,全國解放聯盟和巴西共產黨的叛亂給了瓦加斯鞏固權力的藉口。
新國家體制和對整合主義的壓制
1938年,理論上瓦加斯不得不辭去總統一職,因為他在1934年制定的憲法規定了他必須如此。1937年9月29日,他的右傾合作者杜特拉將軍公佈了「科恩計劃」,其中詳細闡述了共產主義革命的計劃,他以此為由公開要求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1937年11月10日,瓦加斯在全國廣播講話中宣佈,他正在奪取緊急權力。他還解散了國會,並取消了原定於1938年1月舉行的選舉。就在當晚,憲法被改寫成一份高度專制的文件,幾乎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瓦加斯的手中。由該文件創建的政權被稱為新國家。這段短暫的間歇強烈表明,政變早在很久以前就計劃好了。
在新國家體制的統治下,瓦加斯廢除了政黨,實施了審查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權的警察部隊,監獄裏關滿了持不同政見的人,同時喚起了一種超越階級的民族主義意識,將民眾與國家聯繫在一起。他最終鎮壓了他以前的支持者,也就是「整合主義者」,因為共產黨已經被擊敗了,這些人自然就被過河拆橋。況且整合主義者希望有一個徹底的法西斯專政,這在他看來已經過分了。
在新國家體制下,瓦加斯的統治對巴西作出重大改變,巴西的經濟獲得了極大的改善。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有來自美國的幫助和壓力等諸多因素。瓦加斯開始優先考慮中產階級,並為他們提供高等教育和更好的就業機會。瓦加斯也開始注重工業化,這導致了巴西在沃爾塔雷東達建立了第一家鋼廠。為了幫助巴西進一步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瓦加斯將石油生產和提煉國有化。為了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瓦加斯實施了每周工作40小時、最低工資和其他保護中產階級和貧困工人的規定。[12]
1937年的憲法規定了新國會的選舉,以及確認瓦加斯行為的公民投票。然而,這兩起事件都沒有發生──表面上是由於危險的國際局勢。相反,根據憲法的一項條款,在新的選舉之前應該是過渡性的,瓦加斯獲得了立法權和行政權。此外,根據1937年的憲法,瓦加斯本應再當六年總統(直到1943年11月),但他的任期一直到1945年。實際上,瓦加斯在相當於戒嚴令的狀態下統治了八年。
瓦加斯和軸心國
瓦加斯對軸心國和盟國的軌道採取了模稜兩可的政策。一開始,巴西似乎正在進入軸心軌道──這一趨勢甚至持續到1937年《新秩序宣言》發表之前。從1933年到1938年,德國成為巴西棉花的主要市場,也是巴西咖啡和可可的第二大進口國。德國的南美銀行甚至在瓦加斯的巴西設立了300家分行。
巴西和納粹德國之間民用和軍事貿易的迅速增長,讓美國官員有理由開始懷疑瓦加斯的和納粹德國之間的同盟關係。
1935年11月巴西共產主義政變後的鎮壓加強了巴西和德國之間的合作。1937年,巴西將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的妻子、具有革命精神的猶太裔德國人奧爾加·貝納里奧·普雷斯特斯驅逐到德國。此後,巴西被邀請加入軸心國,與日本、意大利和德國站在一起。然而,當巴西在同年年底發表了《新秩序宣言》,並拒絕了這一邀請,巴西與軸心國家之間的關係開始冷淡。
兩者關係疏遠的部分原因還在於軸心國認為新國家體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與自己不太一樣。強迫同化和國有化的政策由瓦加斯和軍隊在每個移民社區,包括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推行,以及禁止任何不直接支持中央權力在里約熱內盧的政治活動,其中包括納粹黨及其在巴西的盟友,巴西整合主義者與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的整合主義者企圖在1938年5月政變。這一行動的失敗以及英國海軍對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大西洋上的貿易的封鎖,特別是從1940年起的封鎖,導致巴西和軸心國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新國家體制的衰亡
從1940年開始,美國開始以「睦鄰政策」接觸巴西人。美國還向巴西提供了大量貸款,用於幫助巴西實現工業化。瓦加斯,一個精明、低調、理智的實用主義者,在經歷了一段模稜兩可的時期後,出於經濟原因站在了反法西斯同盟一邊,因為這些同盟是更可行的貿易夥伴,而且還提供資金援助。然而,他和軍方由於這一聯盟所引起的複雜情況而被迫慢慢地使該政權自由化。為了支持盟國,瓦加斯達成的一項協議是幫助盟國生產橡膠,以獲得美國的貸款和信貸。為了報復1942年1月中斷外交關係,並將空軍基地分配給巴西北部的美國人,希特拉下令將軸心國海軍的進攻延伸到南大西洋上空。在巴西的商船被德國和意大利潛艇擊沉,並造成數百名平民死亡之後,巴西站在反法西斯同盟,於1942年8月向德國和意大利宣戰,最終於1944年下半年組織遠征軍對抗意大利。
這種與反法西斯聯盟站在一起的做法,在巴西國內製造了一個悖論,並沒有被巴西的中產階級忽視──一個威權政權,仍然帶有一些法西斯色彩,與反法西斯聯盟聯手。這更增加了國內的反獨裁情緒。瓦加斯敏銳地回應了一個不再害怕混亂和無產階級不滿的中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情緒,擺脫了壓迫。他承諾「一個新的戰後自由時代」,其中包括赦免政治犯、舉行總統選舉,以及將反對黨合法化,其中包括被削弱得無可挽回的共產黨。這一政治自由化所釋放的力量嚴重削弱了新國家體制,並促使他自己的陸軍部在1945年10月29日迫使瓦加斯辭職。幾個月後,民主選舉在1945年的總統選舉中回歸。
關於勞動的立法
儘管瓦加斯通過了許多保障勞工權益的法律(如帶薪休假、最低工資、產假等),但是在法律的執行和實施上仍存在許多不足。[13]雖然大型企業以及在大城市中的企業一般不會違反最低工資法,[14]但是這些法律在農村卻形同虛設。[15]事實上,許多社會政策從未延伸到農村地區。[16]雖然各州的法律各有不同,但是在巴西偏遠地區,政府的影響力有限,政策的執行很大程度上依賴官員及僱主的善意。[17]瓦加斯的立法更偏向於工人而非農民,[18]但即使如此,也少有工人加入政府組織的工會。[19]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效率低下,退休金制度和社會福利政策收效甚微。[20]這些弊端使得瓦加斯的反對黨獲得了較高的支持。[21]
第二總統任期
當他結束了第一任期的時候,巴西的經濟盈餘很高,工業正在增長。然而,四年之後,親美的總統尤里科·杜特拉浪費了大量資金來保護外國(主要是美國)的工業,並與瓦加斯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和國家現代化思想保持距離。瓦加斯於1951年重返政壇,並通過無記名投票再次當選總統。由於受到經濟危機的阻礙,瓦加斯採取了民族主義政策,轉而依靠國家的自然資源,擺脫對外國的依賴。作為這一政策的一部分,他創立了巴西石油公司,這是一家大型跨國石油公司,主要由巴西政府擁有。
死亡
瓦加斯的政治對手引發了一場危機,最終導致了一起嚴重的事件,這次政治事件是魯本斯·瓦茲少校在試圖刺殺瓦加斯的主要對手卡洛斯·拉塞達時被殺。瓦加斯的私人衛隊隊長格雷格里奧·福爾圖納托也被稱為「黑天使」,他被控策劃了這起暗殺行動。這引起了軍方對瓦加斯的反應,將軍們要求他辭職。在最後的努力下,瓦加斯在8月24日前夕召開了一次特別內閣會議,但謠言四起,稱武裝部隊的官員們毫不留情。
1954年8月24日,在卡提特宮,失去對軍隊控制的瓦加斯用一支柯爾特製的手槍開槍自殺。[22]
瓦加斯的遺書被找到了,並在他兒子發現屍體兩小時後在電台上宣讀。著名的最後幾行是這樣寫的:「寧靜地,我在通往永恆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我離開生命,進入歷史。」[23]瓦加斯的自殺有多種解釋。「他自殺身亡的同時,也給人留下了這樣一種印象:一位英勇的戰士無私地為保護國家利益而戰,另一位則是詭計多端、精於算計的政治家,他的政治陰謀充滿了蠱惑人心和自私自利的味道。」[24]1954年8月24日,巴西里約熱內盧和阿列格雷港爆發騷亂。[25]
瓦加斯家族拒絕舉行國葬,但他的繼任者若昂·卡費·菲略卻宣佈了全國哀悼日。[26]瓦加斯的遺體被裝在一個玻璃棺材裏供公眾瞻仰。從總統府到機場的送葬隊伍中有成千上萬的巴西人參見。葬禮和追悼會在他的家鄉聖波爾雅舉行。[27]
國家歷史博物館為瓦加斯自殺的臥室配備了家具,一個博物館畫廊重現了這一場景,目的是作為一個紀念場所。[28]在宮殿裏展出的是他胸部有一個彈孔的睡衣。他自殺所引起的公憤據如此之大,以致他的敵人,包括右翼、反民族主義者、親美分子、巴西共產黨,幾年來都沒有實現他們的野心。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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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that Getúlio Vargas was an avowed agnostic, who named his first son with the decidedly un-Catholic name Lutero and, moreover, for whom one of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his trabalhista politics was to avoid the formation of a confessional form of unionism in a country deeply shaped by Catholicism.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religion was absent from politics during varguismo: As an older but very nuanced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religiosity during varguismo has demonstrated,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pular base of Vargas supporters involved the channeling of popular religious feelings toward the state, by wa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form of civic ritualism and a cult of the figure of the dic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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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前任: 華盛頓·路易斯·佩雷拉·德索薩 |
巴西總統 1930年—194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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