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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黨

此條目介紹的是英國工黨從1994年到2010年使用的競選標籤。關於關於工黨本身，請見「工黨 (英國)」。關於其他同名條目，請見「新工黨 (消歧義)」。

新工黨是指英國工黨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10年由貝理雅及白高敦領導的一段歷史時期。這個名字來源於工黨在1994年年會上首次使用的口號，後來在1996年出版的競選宣言草案《新工黨，英國新生（英語：New Labour, New Life for Britain）》中出現，用於標榜工黨的改革形象，當時工黨剛修改了其黨章的第四條，接納了市場經濟。1997至2010年工黨執政時該詞彙被廣泛使用。新工黨受到前外交大臣安東尼·克羅斯蘭（英語：Anthony Crosland）的政治思想、貝理雅和布朗的實際運作以及文德森和阿拉斯泰爾·坎貝爾的媒體宣傳的共同影響，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的第三條道路理論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基礎，這是一種試圖綜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新工黨強調社會公正（而非平等）的重要性，強調機會均等的必要性，相信利用自由市場可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公正。

A red rectangle with the words "new Labour new Britain" in white letters across the top
新工黨標誌

宣揚「新工黨」標籤是為了重新贏得選民的信任，把黨的現代化形象傳遞給公眾。在尼爾·基諾克和施明輝的領導下，黨試圖以「新工黨」標籤擴大自己在選舉中的吸引力，1997年大選，工黨在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中的支持度顯著提高，有力地保障了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工黨在2001年大選中獲到了更廣泛的支持，2005年工黨史無前例的連續贏得第三次大選的勝利。

歷史

 
新工黨核心貝理雅首相，2007年4月攝於波蘭

貝理雅於1983年大選中首次當選國會議員，選區在杜倫郡的塞奇菲爾德，1988年11月時任工黨黨魁尼爾·基諾克提拔他進入影子內閣擔任影子能源大臣（英語：Shadow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1992年7月由施明輝提拔為影子內政大臣。1994年[1]以57%的總得票率擊敗彭仕國和貝嘉晴當選工黨黨魁。[2]

白高敦亦為1983年首次當選的國會議員，選區在快富的東鄧弗姆林，晉升速度一直快於貝理雅，1987年任影子財政部首席秘書，1989年任影子貿易和工業大臣，1992年任影子財政大臣。1994年史密斯去世，布朗是其繼任者的熱門人選，不過布朗與貝理雅達成政治交易，不角逐黨黨魁，工黨上台後一直擔任財政大臣，2007年接替貝理雅任首相。2017年這一政治交易由貝理雅本人證實。[3][4]

「新工黨」一詞是貝理雅在1994年10月工黨年度大會（英語：Labour Party Conference）上發表的講話中提出，[5]以競選口號「新工黨，新英國」的方式使用。[6]貝理雅演講中還宣佈修改黨章（英語：Labour Party Rule Book）第四條，放棄工黨對於國有化的執念轉而接納市場經濟。新版的第四條款平衡了市場和公有制、財富創造和社會公正之間的關係。[7]1997年，18年保守黨執政後，新工黨在大選中獲得了勝利，贏得了418個下院議席，這是黨史上最大的勝利（英語：Landslide victory）。[8]工黨也在2001年和2005年獲得勝利，貝理雅成為任職時間最長的工黨籍首相，也是該黨首位連續三次贏得大選的黨魁。事實上，他是自1974年哈羅德·韋爾遜後第一位贏得大選的工黨黨魁。[9]

1997年大選勝利後數月，工黨政府在蘇格蘭和威爾斯舉行了有關權力下放的公民投票。工黨在蘇格蘭有明顯的多數支持權力下放，在威爾斯的優勢則較小。1998年英國國會通過法律，建立了蘇格蘭議會和威爾斯議會，1999年舉行了首次選舉。[10]貝理雅提出嘗試通過建立地區議會和政府來繼續北愛爾蘭和平的談判。1998年簽署了《耶穌受難日協議》，建立了有108人組成的北愛爾蘭國會，並就民族主義者和聯合主義者之間的權力分享進行了安排。貝理雅親自參與了談判。[11]

1998年美國對阿富汗和蘇丹發動報復性的無限延伸行動，貝理雅發表聲明支持美國的行動；[12]2001年阿富汗戰爭時貝理雅亦對美國施以軍事協助。[13]2003年3月，工黨政府擔心薩達姆·侯賽因涉嫌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參加了美國領導的入侵伊拉克行動。[14]英國在伊拉克的干涉引發公眾的抗議。2002年10月和2003年春爆發了40萬人的抗議示威活動。2003年2月15日，有超過一百萬人反對伊拉克戰爭，六萬人在工黨年度大會前聚集在曼徹斯特，反對英國佔領阿富汗和即將發動的入侵伊拉克行動。[15]

2004年貝理雅宣佈，如果他贏得2005年大選，將不會尋求第四次任期。[16]2007年6月貝理雅辭職，當年工黨年會上布朗繼任。布朗最初受到廣泛的公眾支持，提前大選的計劃沸反盈天，但從未得以實施。[17]2008年2月18日，財政大臣戴理德宣佈破產的北岩銀行將被暫時國有化，以貸款和抵押來償還500億英鎊。去年美國次貸款危機使得該行財務狀況不穩定，私人買主不願接手該行。[18]

2010年英國大選出現懸浮國會，[19]工黨保住了258個議席，比2005年大選減少了91個。[20]白高敦未能與自由民主黨達成聯合協議，宣佈於5月10日辭去黨黨魁職務，[21]並於次日辭去英國首相一職。[22]不久後，[23]卡梅倫和紀理歷宣佈成立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卡梅倫為首相，克萊格為副首相，內閣由十八名保守黨大臣和五名自由民主黨大臣組成。[24]前外交大臣文禮彬在宣佈競選工黨黨魁時表示，新工黨時代已經結束，[25]在2010年9月1日貝理雅的回憶錄出版後，另一位黨魁候選人愛德·米利班德說：「我認為是時候從貝理雅、白高敦和文德森處繼續前進，從新工黨反對改革的當權派處繼續前進，而我是這次選舉中最可以翻開嶄新篇章的候選人。我想坦率地說，大部分公民都希望我們翻篇了。」[26]更能獲得工會選民支持的愛德•米利班德贏得了黨魁選舉。[27]2011年7月貝理雅在演講中表示新工黨在自己離職後就已死了，並稱2007年後工黨失去了「執政的節奏」。[28]

政治品牌

 
阿拉斯泰爾·坎貝爾是新工黨媒體形象工作的核心

新工黨概念建立後，被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品牌，對1994年之前「老工黨」的背離，[29]因經常違背競選承諾而被工會分子、國家主義者和福利國家受益者所批評。[30][31]1994年之前，連續兩任工黨黨魁基諾克和史密斯開始努力實施使黨現代化以贏得大選的戰略。[32]但史密斯「再一次激動起來（英語：one more heave）（有時是貶義）」的方法被現代化支持者貝理雅、布朗和曼德爾森視為過於膽小。這些人認為，史密斯的謹慎是為了避免爭議，並利用保守黨政府的不受歡迎來贏得下一次大選，而這是不夠的。[33][34][35][36][37]

新工黨也被用於繼續使工黨品牌現代化，把黨的現代化形象傳遞給公眾；[38]黨也開始用焦點小組來檢驗他們的政策思想是否對搖擺選民有吸引力。[39]其目的是向公眾保證，工黨將提供新的治國方式，抵消人們因過去黨執政使國家陷入動盪而對黨產生的擔憂。[40]

黨執政期間，唐寧街新聞秘書阿拉斯泰爾·坎貝爾設立了負責協調政府溝通工作的集中組織，並加強對大臣們統一口徑的管治。布朗的新聞官查理•惠蘭（英語：Charlie Whelan）經常與坎貝爾發生衝突，因為前者常常通過自己的方式向媒體發表言論而不受後者節制；這一情況直至1999年惠蘭辭職方告終結。坎貝爾採取了使所傳達信息清晰明了的專業公關方式，黨提前將這些信息精心處理，以確保媒體的積極反應。[41]坎貝爾因其新聞經驗、一絲不苟和金句（英語：Sound bite）不斷而聞名。他與新聞集團建立了良好關係，向該集團旗下報紙餵料以換取媒體的正面報道。[42]

2002年工黨策略顧問菲臘·古爾德（英語：Philip Gould）寫信給黨黨魁稱，由於眾所周知的沒有信念、缺乏誠信，新工黨的品牌已被污染，變為批評和嘲笑的對象。黨內紛爭和應對乖方也弱化了該品牌的吸引力。[43]貝理雅首相肯定了古爾德的評估。他認為，政府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處理國內事務，制定統一戰略和「引人注目的政策倡議」，還表示要在外交上更加自信。[44]

選舉助力

工黨在基諾克領導下嘗試突破狹隘的社會分層獲得更大支持。貝理雅執掌工黨後，黨在上層社會中取得了顯着的成就，1997年大選中贏得了的39％的白領及以上階層支持，刷新了黨的成績。[45]年輕支持者的數量高於年長者，而性別差異並不明顯。[46]20世紀80年代，工黨退守中北部工業區的大本營，1997年時在南部地區斬獲頗豐。[47]

2001年和2005年大選，工黨維持了1997年贏得的大部分中產階級的支持。[48]2005年，工黨的支持率遠低於前兩次大選，社會史學家戴維·魯賓斯坦（英語：David Rubinstein）認為這是選民對伊拉克戰爭和貝理雅本人的憤怒。[49]

斯特拉斯佳德大學的傑弗里·雅芳斯、約翰·柯蒂斯和皮帕·諾里斯（英語：Pippa Norris）三位教授發表了關於1997年大選中策略性投票發生率的論文。他們的研究表明，當時策略性投票增加了；反保守黨的票劇增，反工黨票則減少。[50]政治評論家尼爾·勞森（英語：Neal Lawson）和喬·考克斯寫道，策略性投票幫助新工黨在1997、2001和2005年獲得多數，並認為由於公眾反對保守黨而使工黨獲勝。工黨勝利後宣佈「新工黨獲勝新工黨執政」，但考克斯和勞森挑戰這一觀點，指出工黨獲勝是因為選民厭惡保守黨。[51]

關鍵人物

安東尼·克羅斯蘭

前外交大臣安東尼·克羅斯蘭（英語：Anthony Crosland）的戰後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包含了日後新工黨的基本原則。[52]克蘭斯蘭德強調，工黨不應僅關注於國有化和社會福利，還應試圖改革教育，化解財富不平等，以及建設更好的勞資關係（英語：Industrial relations）。其著作《社會主義的未來》強調社會主義是道德的，應該追求自由、人情味、社會正義和平等。這就要求通過累進稅進行財富再分配，廢除黨章第四條關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內容。克斯蘭德還提出，教育改革應具有更大的平等主義，建議廢除升學考試（英語：Eleven-plus）。[53]

貝理雅

1994年的黨魁選舉之後，貝理雅成為工黨黨魁，[1]在當年10月黨的年度代表大會上創造了「新工黨」。[5]貝理雅奉行「第三條道路」的理念，試圖利用公私營部門刺激經濟增長，放棄工黨國有化的承諾。[54]貝理雅的政府方針包括更多地依靠媒體，用它而非西敏來制定國家政策議程。他花了相當多的資源保持良好的公眾形象，有時對此的重視優先於內閣。貝理雅採取了統一的政治議程：內閣大臣擔負本部門的管理責任；戰略佈局則由首相負責。[55]貝理雅認為，在意識形態上，個人只有在強大的社會中才能蓬勃發展，而這在失業狀態中是不可能的。[56]

白高敦

白高敦是貝理雅工黨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在發展黨的哲學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布朗從1992年到1997年擔任影子財政大臣，1997年獲得工黨大選勝利後被任命為財政大臣。[57]他試圖控制公共開支，並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他的經濟戰略是以市場為基礎的，試圖通過針對貧困工作家庭的稅收減免（英語：Tax credit）計劃來改革福利國家，並將調控利率的責任交給英倫銀行。[58]

文德森

1985年，文德森被任命為工黨的通訊主任；此前，他從事電視廣播工作。他幫助黨在溝通方面變得越來越有效，更關心其媒體形象，特別是與無黨派人士的關係。[59]曼德爾森領導了成立於1985年的競選和通訊局，並創設影子通訊機構。他監督工黨與媒體的關係，並篤信新聞界議程設置的重要性。他覺得新聞議程（特別是主流大報）會影響重要的政治廣播公司。[60]工黨執政後，曼德爾森被任命為不管部部長來統籌各政府部門工作。[61]1998年，因財務不當的指控，辭去內閣大臣職務。[62]

阿拉斯泰爾·坎貝爾

阿拉斯泰爾·坎貝爾是工黨的新聞秘書，制定了一項抵消新聞界的影響（這曾削弱了前工黨黨魁尼爾·基諾克）的戰略，並為黨找到盟友。[63]在政府任職時，坎貝爾成立了戰略傳播（英語：Strategic communication）小組，這個中央機構的責任是協調黨與媒體關係，確保向媒體展現統一形象。由於他在小報（英語：Tabloid journalism）從事新聞工作的背景，坎貝爾明白不同新聞媒體的不同封面故事的差別。他是記者們的重要消息源，因為他接近貝理雅 - 是首位定期參加內閣會議的新聞秘書。[42]

政治哲學

新工黨發展和贊成「第三條道路」，這是一種試圖「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念。[64]意識形態的發展是為了使黨進步，吸引更多政治光譜上的選民。[65]新工黨在高效率的新右派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學和與新工黨關心的社會正義相吻合的1945年後工黨倫理改革之間提供了一條中間路線。[66]貝理雅受到了倫理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影響，以此塑造更為現代的社會主義。[67]

社會正義

新工黨傾向於強調社會正義，而非以往工黨政府關注的平等，並質疑社會正義與經濟效率相互排斥的觀點。黨降低了其對傳統平等的依從性：最終標準和機會平等的地位被推到了結果平等（英語：Equality of outcome）之上。由施明輝設立的社會正義委員會《1994年報告》說，社會正義的價值觀是：公民的平等價值，能夠滿足其基本需求的平等權利，對儘可能魚躍鳶飛的機會的要求，以及消除不合理不平等的必要性。黨把社會正義看作是給予公民平等的政治經濟自由的前提，也是社會公民權（英語：Social citizenship）的需要。亦包括了需要平等分配的機會，但警告不應把成功者的東西拿走給不成功者。[68]

經濟學

新工黨接受了自由市場的經濟效率，認為在維持資本主義效率的同時，可以超越資本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市場在給予消費者權力及讓公民作出自己的決定並採取負責任的行動方面是有用的。新工黨接受了市場經濟學，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就使其社會目標與經濟效率能夠兼得。[66]黨不再相信公有制是有效的或是可取的；確保黨在思想上不追求集中的公有制是那個時期重要的工作。執政後，黨依靠公私合作和私人融資的舉措籌集資金，減輕公眾對於「稅收和支出」政策或過度借貸的擔憂。[69]

福利

新工黨在2001年競選宣言中提出的福利改革包括工作家庭稅收抵免（英語：Working Tax Credit）、全國兒童保育戰略和全國最低工資（英語：National Minimum Wage Act 1998）。在學術期刊《資本與階級》發表的文章中評論人士克里斯·格羅弗認為，這些政策是針對促進就業提出的，而這一立場主導了新工黨在福利問題上的立場。他認為新工黨福利改革是「工作福利制（英語：Workfare）」的觀點，並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把社會政策與自由市場經濟增長掛鈎。他指出，新工黨通過鼓勵工作的計劃鞏固了該立場。[70]

犯罪

新工黨政治哲學將犯罪與社會排斥聯繫在一起，並推行政策鼓勵社會和警察當局之間的合作來降低犯罪率。新工黨政策的其他方面保持了對待犯罪的傳統態度；2005年監獄服刑人員增加到76,000多人，主要是由於刑期增加。9·11事件發生後，工黨政府試圖注重反恐措施。從2002年起，政府採取了旨在減少反社會行為的政策；[71]在《1998年犯罪與騷亂法（英語：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中，工黨採用了反社會行動禁止令（英語：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ASBO）。[72]

各界反應

工會積極分子和記者吉米·瑞德（英語：Jimmy Reid）在2002年的《蘇格蘭人（英語：The Scotsman）》撰文批評新工黨沒有促進或實現平等。他認為，新工黨追求「有活力的市場經濟」是延續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一種方式，它阻止了通過政府干預實現社會公正。里德認為，由克萊曼·艾德禮政府設立的社會議程被戴卓爾夫人拋棄了，而新工黨沒有重拾舊履。他批評黨未能遏制不平等的擴大，並認為新工黨贏得選舉的意圖已經使黨向右轉。[73]

2002年，「第三條道路」發展的關鍵人物，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列舉了新工黨政府面臨的問題，把政治化妝稱為其最大失敗，因為黨的形象因此受到不可逆的傷害。他還質疑千禧穹頂計劃的失敗和工黨對付不負責任企業的無力。當然吉登斯還指出了工黨將保守黨邊緣化的能力，以及經濟政策、福利和教育改革的某些方面是成功的。吉登斯批評了其稱之為「中途宿舍」的工黨施政，包括國民健康服務、以及環境和憲法改革。[74]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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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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