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維論

形象思維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至文革結束後文藝理論界一個在學術和政治上有爭議的文藝理論。

提出

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文藝理論界自蘇聯引進了「形象思維論」，該理論由別林斯基創造、尼古拉耶娃發展。當時周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藝理論界的權威，且是主管文藝工作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周揚支持下，「形象思維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藝理論的金科玉律，這種理論認為人認識現實有兩種思維方式：形象思維、抽象思維，藝術家主要運用形象思維，科學家主要運用抽象思維。

1956年，《新建設》5月號發表了霍松林的長篇論文《試論形象思維》，這是中國國內首篇專題論述形象思維的理論文章，引發強烈反響，開啟了關於形象思維的第一場學術爭論。

1960年代，鄭季翹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分管文藝工作。鄭季翹認為，若藝術家有單獨的思維規律，那麼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所說的人類普遍的認識規律又將如何存在？1962年7月，周揚來吉林省長春市視察，鄭季翹當面向周揚表達了自己的上述看法，希望周揚改變立場。周揚當時未表態，後來在遼寧省瀋陽市的一個座談會上講，「斯基」是不能隨便批判的。鄭季翹認為周揚講話里指就是他鄭季翹。於是鄭季翹在1963年2月寫成論文《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於文藝創作中形象思維論的批判》。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鄭季翹給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陸定一、周揚、林默涵、許立群寫信並附此文，希望他們指正。中共中央宣傳部未作答覆。鄭季翹又向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講述了自己的觀點，獲得吳德的支持。吳德在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開會時講了該問題，獲得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支持。

1963年底到1964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各大區宣傳部長會議，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部長關山復問周揚對鄭季翹的上述文章有何意見。周揚表示，「季翹同志最好在肯定形象思維論的基礎上再去批判，然後可以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關山復將周揚的意見轉告給鄭季翹。鄭季翹認為周揚這是在壓制討論，自己這篇文章己無可能發表。1964年夏，陳伯達來到長春，鄭季翹將此文給陳伯達看，陳伯達要鄭季翹修改並充實這篇文章，交給《紅旗》雜誌。很快《紅旗》編輯部打電話給鄭季翹說：「根據伯達的指示，編輯部向你約稿，望儘快寄來。」1964年10月，鄭季翹修改了該文稿，在文中增加了「現代形象思維論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先聲和基礎」這一論點，將問題升至政治問題的高度。1965年1月，鄭季翹給《紅旗》編輯部打電話，詢問該文稿處理得如何，編輯部答覆稱：「稿子早已收到。按老夫子（指陳伯達）的意思是要發表的，但因中宣部方面有不同意見，所以沒有發表。」同時，鄭季翹又托吳德將該文稿交給彭真，試圖越過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獲得中央領導的支持。經吳德等人支持，1964年底，該文稿即1963年文章的第二稿在中共中央東北局政治研究室主辦的內部刊物《試筆初稿》發表，並作為密件下發給省以上宣傳幹部。

1965年8月，陸定一來長春，鄭季翹前去探望。陸定一表示，「我路過瀋陽，強曉初同志把你寫的文章給我看了，我從來都是反對形象思維論的。」數日後，陸定一視察長春電影製片廠，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幹部會上說，「形象思維論是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

1965年10月，周揚遵照陸定一的指示，在北京舉辦討論鄭季翹上述文章的座談會，周揚在會上當着鄭季翹的面自我批評說，「季翹同志對你不起，處理你的文章我有官僚主義。」

1965年1月，鄭季翹又完成了這篇文章的第三稿即《文藝領域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形象思維論的批判》。在《紅旗》發表之前，文章送毛澤東閱讀。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表揚了鄭季翹的文章。1966年4月5日，《紅旗》第5期發表了鄭季翹的這篇文章。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毛澤東支持了一批文史哲領域內挑戰權威的文章，鄭季翹的文章只是其中一篇。文中點名批判以群、蔣孔陽、霍松林、李澤厚等人，並說「所謂形象思維論不是別的，正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正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一個認識論基礎」。《紅旗》發表後，《光明日報》隨即全文轉載此文。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為陳伯達，副組長為江青、張春橋等人。1966年5月28日，向黨內公佈了中央文革小組名單，並且通知六個中央局各派一人出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開會決定派鄭季翹出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並在1966年6月3日通知了鄭季翹。

1966年7月下旬，鄭季翹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獲毛澤東接見，列席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陳伯達對鄭季翹說，中央文革小組缺人，希望鄭季翹留在北京任職。鄭季翹婉言謝絕了陳伯達的提議，返回吉林。後來鄭季翹和他人私下議論說「文化革命就是『易儲』」，「江青很傲慢，淨教訓人」，被江青得知，後來鄭季翹被中央文革小組除名。文革初期，鄭季翹受到衝擊，後作為老幹部被結合進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在當政期間支持過電影《創業》的拍攝，受到吉林省一把手排擠。

1977年12月，《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在《詩刊》1978年1月號公開發表，並在《人民日報》1977年12月31日第一版轉載。此信是毛澤東1965年7月21日寫給陳毅的，其中談到「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以上隨便談來，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此信的發表引發全國文藝界人士關注。眾多作家、文藝理論家、各高校中文系教師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批評鄭季翹觀點的文章，肯定了形象思維是文藝創作的主要思維方式，同時也沒人表示文藝創作需要排斥邏輯思維。這場關於形象思維論的爭論自1978年初開始，為時兩年多，有關文章匯編在哈爾濱師範學院中文系編的《形象思維資料匯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以及復旦大學中文系編的《形象思維問題參考資料》（一、二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

在這場爭論中，文藝理論界有人將鄭季翹的文章和江青的「文藝黑線專政論」綁在一起批判，並且懷疑鄭季翹出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是因受江青賞識。這時，原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向中央領導匯報稱，鄭季翹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是由原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決定的，和江青無關。1978年5月，鄭季翹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1979年《文藝研究》第1期發表了鄭季翹《必須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解釋文藝創作》一文，為自己的觀點進行辯護。陝西師範大學的霍松林隨即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主編謝振中的邀請，在該學報1979年第4期上發表《重談形象思維——與鄭季翹同志商榷》，引發文藝理論界反響。

周揚從秦城監獄釋放後獲得平反，1978年9月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揚上任不久，便找到錢鍾書，托錢鍾書編輯出版《外國理論家作家論形象思維》一書。為編輯此書，錢鍾書讓妻子楊絳擔任助手，其他助手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幾位成員。書中內容大部由錢鍾書、楊絳翻譯，部分請柳鳴九、劉若瑞翻譯、錢鍾書、楊絳校訂，另選錄朱光潛等人翻譯的其他一些文獻。1979年1月，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獲得很大反響。周揚對這本書很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