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叢報
《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舊譯《澳門月報》[1]，是西方傳教士在清末中國創辦的一份英文期刊，由美部會的傳教士裨治文創辦於1832年5月，主要發行地點是廣州。
《中國叢報》在鴉片戰爭期間一度搬到澳門及香港，1845年再移回廣州。除了創辦者裨治文之外，1833年美部會另一位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開始在廣州負責處理《中國叢報》的刊行事項。1847年之後，該刊的編撰即由衛三畏代裨治文負責。1851年2月停刊。
該刊物的讀者主要是在華的西方商人傳教士為主，但也有及於其他在西方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以及能通英文的中國口岸商人，內容以介紹中國的社會、文化、地理等相關知識，對於當時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認識及中國形象的塑造產生很大的影響。
創辦背景
1829年9月23日，裨治文接受美部會差遣，與「海員之友社」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一起，前往中國廣州。在奧立芬的安排下，裨治文和雅裨理住在黃埔港的美國商行內，馬禮遜幫助他們熟悉廣州情況，很快，馬禮遜就和他們成為密友。
與雅裨理不同，裨治文一直堅持在廣州展開各項傳教與傳播知識。裨治文為了實現其傳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國的理想，他決心「立意傳道，方曠覽諸俗，以驗生平所學之是，兼以予所見所聞者，播之異土」。他認真研習中國文字和語言，對此馬禮遜全力支持，除介紹自己的中文老師幫助裨治文學習中文外，還推薦他的助手梁發協助裨治文工作。
裨治文來到廣州後，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沒有改變，雖然生活環境與馬禮遜當初來的時後有所改善，但外國人在廣州的活動依然受到嚴格限制。但裨治文並沒有因中國的禁教政策而放棄信念，他反而苦心極力，為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而奔走。在馬禮遜的倡議和鼎力支持下，裨治文和歐美來華傳教士一道於1832年5月創辦《中國叢報》，裨治文被推選擔任主編，直到1847年遷居上海後不再擔任此職。
報刊內容
《中國叢報》發行20年，發表有關中國地理與地區劃分的文章63篇，關於中國政治和政府的文章81篇，論述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文章33篇，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的文章27篇，評介中國語言文學的文章93篇，介紹中國商業和對外貿易的文章60篇，介紹中國交通運輸的文章26篇，中外關係類396篇，還有一些介紹中國自然氣候、風土人情、宗教迷信等文章。所有這些約佔整個文章的90%。
作為《中國叢報》的主要投稿人，裨治文共撰寫的文章共有350餘篇，衛三畏114篇，馬禮遜91篇，馬儒翰85篇，郭士立51篇。
《中國叢報》的文章類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介紹中國國情為主，另一種是時事報道與評論性文章。鴉片戰爭前，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情形不太熟悉的情況下，有關中國的報道不免有失實之處，如《廣東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說廣州有座長5940尺、寬104尺的大橋；中國的山與山之間有成千上萬的橋，中國南部某古城即有12000座橋。這種過分的誇張，在《中國叢報》上很少出現。裨治文等人的「辦刊態度相當嚴謹，有一種學者的風度，在創刊詞中即表明此種態度。他們對當時人的貢獻是真實的報道，自然會發生很大的影響。[2]
停刊內容
停刊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經濟困難，《中國叢報》的資金一方面是來自於銷售，另外則來自於商人衛三畏的資助，特別是奧立芬的大力資助。1851 年奧立芬在回美國途中去世，這使裨治文和衛三畏失去了堅強的經濟後盾，成為《中國叢報》停刊的直接原因。
《中國叢報》在前 10 年還可以依靠銷售收入自給自足，但從 1844 年開始便逐年虧損，每年約 300-400 美元，最後一年（1851）只有 300 訂戶，實在難以為繼。裨治文的離去也使衛三畏越來越感到獨木難支，1851 年底，衛三畏決定停刊，給這份重要的刊物劃上了句號。[3]
歷史價值
《中國叢報》在推動基督教教化運動的同時，對傳播漢學起到了獨有的連帶作用。
裨治文作為早期美國來華的傳教士和研究漢學的專家，一方面，他所創辦的《中國叢報》為國外來華研究漢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另一方面，裨治文畢竟代表着美國人的價值觀，從他後來代表美國參與中美《望廈條約》談判可以看出，研究中國、了解中國實際上是為裨治文維護美國在華利益服務的。
隨着《中國叢報》介紹中國、研究中國的不斷深入，美國傳教士的漢學研究範圍不斷擴大， 1842年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成立，它是美國歷史最久的東方學研究組織。作為學術機構，學會主要由一些傳教士和政府官員組成。就漢學研究來講，學會成員有裨治文、顧盛(Caleb Gushing)等人。雖然東方學的「東方」涵蓋範圍很廣，但學會中不少學者(主要指來華傳教士)已掌握了中國的語言文字，這對於推動早期美國漢學研究，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產生積極作用。[4]
「東學西漸」的興起
傳教士編寫的大量書信和文章，直接促進了兩國經濟的發展。雖然美國商人在華從事商務活動僅限於廣州，但在當時中美之間交易的人參、茶葉、棉布、毛皮、棉花、瓷器等物品在中美兩國各地的市場上銷售。人參、毛皮、瓷器成為中美兩國上層社會人士的生活必需品，棉花和棉布也影響着家家戶戶的日常生活。通過物品的交換，中美之間無論是上層社會的貴人或下層社會的百姓都能夠對物品文明有一定的認知和了解還起到了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文化方面的交流主要是激發了美國傳教士不斷來華傳播基督教福音的熱情，還增強了中國人對美國人的了解。[5]
《中國叢報》的創辦對近代中國的新聞傳播的進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對報刊的興起也有了極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