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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頓語歷史

此條目介紹的是一種斯拉夫語族語言的歷史。關於古代一種非斯拉夫語的歷史，請見「古馬其頓語」。

馬其頓語歷史是今日北馬其頓一種東南斯拉夫語支語言——馬其頓語的發展歷程。馬其頓語在中世紀從古教會斯拉夫語演變而來。

1903年，Krste Petkov Misirkov在《Za makedonckite raboti》（關於馬其頓事務）中首次提出，要整理出一種標準的馬其頓文學語言。1944年8月2日，馬其頓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英語：Anti-fascist Assembly for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of Macedonia）（ASNOM）正式宣佈以標準馬其頓語為官方語言。

據馬其頓學家的說法，馬其頓語的歷史可分為9個階段。[1][2]Blaže Koneski以15世紀為界劃出兩大段。[3]:435據馬其頓科學與藝術院（MANU）的說法，馬其頓語的演變涉及格拉哥里字母和西里爾字母兩種文字。[4]

分期概覽

中世紀

許多世紀以來，定居在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人講自己的方言，並使用其他方言與其他人交流。[5]:103馬其頓語史上所謂「正統」古教會斯拉夫語始於9世紀，持續到11世紀上半葉。這一時期，希臘的宗教文本被翻譯為古教會斯拉夫語（基於塞薩洛尼基方言）。[1][6][7]古教會斯拉夫語的馬其頓變體出現在保加利亞第一帝國統治時期，並由於奧赫里德學派的作品而被稱作馬其頓語。[8]

11世紀時，原斯拉夫語語言單位逐漸衰落，馬其頓語方言興起，這些方言仍在保加利亞-馬其頓方言連續體的邊界內。[9]:106教會斯拉夫語的馬其頓方言在11至13世紀期間發展起來，這一時期，除了翻譯教規文本外，文學創作還包括聖克萊蒙特等聖人的讚美詩和佈道（слова/беседи）。這些文本所用的語言之特徵與教會斯拉夫語存在差異，與今日北馬其頓地區方言的特徵相符，因此這種變體也可稱作「古馬其頓教會斯拉夫語」。[10]:436

這一時期，還發生了奧斯曼的征服，見證了一些語法變化，使得馬其頓語變為巴爾幹語言聯盟的一員。[10][1]這標誌着13世紀馬其頓語的獨立，主要反映了斯拉夫語和巴爾幹地區的特徵，並形成了保留在今日馬其頓語中的方言。[11]:103[9]在奧斯曼帝國治下的5個世紀間，土耳其語有大量借詞進入了馬其頓語。[12]:438土耳其統治下，書面語保持不變，而口語則在進一步演化。16、17世紀只有極少的馬其頓語資料留存下來。[13]第一部包含馬其頓語書面文本的印刷品是奧斯曼時代（1793）印刷的多語種「會話手冊」，[14]包含了一位牧師用奧赫里德方言撰寫的文本。在奧斯曼帝國，宗教是社會分化的重要手段，穆斯林構成了統治階級，而非穆斯林則是從屬階級。[15]14至18世紀期間，塞爾維亞教會斯拉夫語在該地區盛行，從16世紀開始，方言的元素開始進入教會文獻當中。[9]

馬其頓方言最早被描述為保加利亞語，[16][17]可見於16世紀一本以希臘字母書寫的詞典。[18]馬其頓語方言屬於保加利亞語這一觀念也可見於馬其頓的早期方言文本，如Daniel Moscopolites的四語詞典、Kiril Peichinovich和Yoakim Karchovski的著作，以及一些用希臘字母書寫的方言福音書。這些受當地斯拉夫方言影響或完全用當地方言書寫的書面作品於18世紀和19世紀初出現在馬其頓，其作者將他們的語言稱作保加利亞語。[19]

最早顯示出馬其頓語語音特徵的文本是用格拉哥里字母書寫的古教會斯拉夫語經典，年代可以追溯到10至11世紀。到12世紀，西里爾字母成為主要使用的字母。反映馬其頓方言特點的文本出現在16世紀下半葉（希臘作家Damascene Studite的佈道詞譯本）。[20]

現代

18世紀下半葉，馬其頓現代文學興起。馬其頓方言在這一時期開始被用於教會和說教作品，儘管所使用的白話還是被作家們稱作「保加利亞語」。[10]當時的作家，如Joakim Krchovski、Kiril Pejchinovik等人開始用自己的方言寫作。南部的愛琴海馬其頓語用希臘字母書寫。[9]19世紀上半葉，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崛起。[21]保加利亞人和馬其頓斯拉夫人希望創建自己的教會和學校，並使用共同的現代馬其頓-保加利亞語文學標準。[22][23]當時活躍的民族精英們主要使用民族語言學原則來區分斯拉夫-保加利亞和希臘群體。[24]起初，馬其頓-保加利亞語言區的每組民族都用自己的地方方言寫作，為新標準選擇一種「基礎方言」不成問題。[25]

在1840到1870年間，為確定所使用的基礎方言發生了鬥爭，圍繞兩個不同的文學中心，一個在今保加利亞東北部，一個在今北馬其頓西南部，兩者間存在巨大差異。[22]:？這一時期，出現了在馬其頓方言的基礎上創立保加利亞文學語言的馬其頓知識分子。.[10]

到1870年代初，奧斯曼當局認可了一個獨立的保加利亞自治教會和獨立的保加利亞民族社區。關於共同語言的建議則被保加利亞運動拒絕，該運動宣佈馬其頓語是一種「退化」的方言，並指出馬其頓斯拉夫人應學習標準的保加利亞語。[22]同一時期，還出現了「馬其頓主義者」，他們認為馬其頓語音應該用於馬其頓斯拉夫人，他們認為馬其頓斯拉夫人是半島上的一個獨特民族。[26]:？也出現了用斯特魯加方言寫的、帶俄語元素的詩歌。[27]:106當時還出版了教科書，它們要麼使用口語方言形式的語言，要麼使用保加利亞和馬其頓混合的語言。[26]

復興時代

 
Krste Petkov Misirkov在《Za makedonckite raboti》（關於馬其頓事務）（1903）中首次該輸了馬其頓語的獨特性。

1875年，Gjorgji Pulevski在貝爾格萊德出版了一本名為《Rečnik od tri jezika；Речник од три језика》（三語詞典）的書，是一本用馬其頓語、阿爾巴尼亞語和土耳其語組成的「問答式」短語手冊，都用西里爾字母拼寫。Pulevski用家鄉加利奇尼克方言寫作，他試圖在此基礎上，創造一種超方言的馬其頓語規範。[28]

Krste Petkov Misirkov的《Za makedonckite raboti》（關於馬其頓事務）（1903）是第一個試圖創造獨立文學語言的嘗試。[22]作者在書中提出了標準馬其頓語法，並表達了編篡該語言並在學校使用的目標。作者提出的原則是以普里萊普-比托拉方言為標準方言；但他的想法直到1940年代才被採納。[10][27]這部書在剛出版時遭到了反對，索菲亞印刷廠的初印本被銷毀。[22][28][29]:146

在標準語編篡之前，南斯拉夫語言之間的界限尚未「以現代術語進行概念化」，語言規範仍處於發展中（包括標準保加利亞語）。[30][26]因此，在南斯拉夫語言連續體重建立的界限「太過於接近」，1822年歐洲的斯拉夫主義者對保加利亞語和塞爾維亞語之間的區別仍有爭議。[28]

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後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巴爾幹以外的語言學家發表研究報告稱，馬其頓語是一種不同於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和保加利亞語的方言。[10]在戰時，今日的北馬其頓成為了南斯拉夫王國的一部分，當地口語受到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的影響。[31]《共產國際關於馬其頓問題的決議》（1934）支持編篡一種單獨的馬其頓語。[32]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曾短暫兼併過馬其頓，有兩次試圖讓馬其頓方言回到保加利亞語的影響下。[33]

編篡

 
1944年8月2日，關於宣佈馬其頓語為官方語言的決定。

1944年8月2日，在第一次馬其頓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ASNOM）上，馬其頓語被定為官方語言。[10][29]由此，馬其頓語成為最後一種形成標準文學形式的主要斯拉夫語言。[6]因此，從1945年到1991年，它一直是南斯拉夫的三種官方語言之一。[4]第一部正式馬其頓語語法由Krume Kepeski制定於1946年。在馬其頓文學語言標準化方面最重要的貢獻者之一是Blaže Koneski。標準馬其頓語的大部分編篡工作發生在1945至1950年間(Friedman, 1998)。一些當代語言學家認為，在其編篡過程中，馬其頓語在正字法等方面被塞爾維亞化了。[34]:？[35][36][37][38]馬其頓語的標準化在由馬其頓語、保加利亞語和托爾拉庫方言組成的方言連續體中建立了第二種標準語，[39]這本身就是普雷斯拉夫和奧赫里德學派鼎盛時期語言發展的遺產。[40]you研究者認為，馬其頓語的標準化是為了區別於塞爾維亞語和保加利亞語，但標準方言尚未被任何一種標準覆蓋過，所以馬其頓語的編篡沒有完全與現有的多中心語言分離。[41]有人認為，編篡工作有意在與標準保加利亞語最不相同的變體（普里萊普-比托拉方言）的基礎上進行的，[42]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當時已經存在一種馬其頓自然共通語的事實。[43]:251該政策被認為出自Misirkov的作品，他建議編篡標準馬其頓語應該重視「與其他斯拉夫標準語最不同」的方面與方向。[44]

 
以布加勒斯特的愛琴海馬其頓語為標準的Illinden雜誌。

在1948年蘇南衝突之後，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些愛琴海馬其頓語知識分子的主持下，創造了反南斯拉夫的字母、語法，淨化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借詞，更接近保加利亞語。[45][46]Nikos Zahariadis領導的希臘共產黨站在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一邊。在1949年希臘內戰中，共產黨人被打敗後，新政府開始在希臘政治移民——內戰難民中追捕鐵托主義間諜。於是希臘共產主義出版社Nea Ellada發行了馬其頓語語法（1952）並制定了不同的字母表。1952至1956年間，Nea Ellada的馬其頓語部以這種標準出版了若干期，正式稱為「來自希臘或愛琴海馬其頓的斯拉夫馬其頓語」。其中包括Ъ、Ь、Ю、Я、Й等字母，是保加利亞語言的語言常規。[47]語法是由Atanas Peykov領銜編寫的。[48]這種「愛琴海馬其頓語」促進了後來標準南斯拉夫馬其頓語規範在愛琴海移民中的傳播。以這種規範接受教育的希臘難民後來幾乎無法轉用南斯拉夫的標準。自195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與南斯拉夫的和解結束了這種編篡工作。[46]莫斯科對來自國外的標準馬其頓語合法性的爭論的支持結束時，恰好是對Blaže Koneski的馬其頓語詞典的吸收期，據Christian Voss所說，這標誌着馬其頓語塞爾維亞化的轉折點。[36]因此，愛琴海標準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49]然而在1977年之前出版的東歐愛琴海馬其頓難民印刷版本，仍是以這種語言規範書寫的。

馬其頓語字母歷史

 
1945年5月1日關於馬其頓字母的決議。注意它是在保加利亞打字機上打出來的，用了Й[50][51]和手寫的Ѕ、Ј、Џ，還添加了變音符，形成Ѓ、Ќ。[52]不用Ъ，而用Ј、Џ、Љ、Њ招來了對「塞爾維亞化」的指責。[53][54][55]

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馬其頓作家開始用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語西里爾字母。南馬其頓也常用希臘字母，並被在希臘學校完成教育的馬其頓作家所使用。[56]:105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包括阿爾巴尼亞語在內的周邊國家語言所用字母，因作家出身也有所使用。這一時期，作家可用的打字機也是決定使用哪種字母的關鍵因素。[57]1945年5月5日，在馬其頓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ASNOM）上，以Blaže Koneski為首的委員會編篡了馬其頓語官方字母。[58]

歷史上對馬其頓語的政治觀點

承認

北馬其頓、保加利亞和希臘的政治學佳和學者對馬其頓語的存在和獨特性有着相反的看法。縱觀歷史，特別是在標準語編篡前，馬其頓語被視作保加利亞語的一個變體，[59]或屬於塞爾維亞語[43]或自成一種獨立的語言。[60][61]:270-271編篡完成後，標準語在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希臘的使用狀況有所不同。在戰時，根據19世紀的說法，馬其頓語在南斯拉夫被視為南塞爾維亞方言，但政府允許其在方言文學中使用。[10]1940年代，保加利亞對馬其頓語的看法截然相反：雖然在1946至47年承認了馬其頓語的存在，並允許其在皮林馬其頓的學校中作為教學用語，但在1948年之後，馬其頓語又被設下了種種限制。[22]

直到1999年，馬其頓語在希臘都從未被承認為少數民族語言，在教育中引入馬其頓語的努力也宣告失敗。[22]例如，1925年在雅典出版的馬其頓語初級讀本《Abecedar》從未被使用過，最終大部分副本都被銷毀了。[10]Christina Kramer教授認為，希臘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否認馬其頓語編篡標準與該國講斯拉夫語的少數民族之間的聯繫，並認為其「明顯是為了消除馬其頓語」。[22]在希臘，講馬其頓語的人數一直難以確定，因為部分講斯拉夫語的希臘人也被保加利亞語言學家認為是將保加利亞語。[59][62]:14[63]:201-205近年來，希臘曾試圖將該語言承認為少數民族語言。[64]阿爾巴尼亞在1946年之後承認了馬其頓語，一些鄉村學校在四年級之前都提供母語教學。[22]

自治語言爭端

保加利亞學者一致認為馬其頓語是保加利亞語方言之一。二戰前的許多保加利亞和國際資料中，覆蓋今日北馬其頓和希臘北部的南斯拉夫語支方言連續體被稱作「保加利亞方言組」。一些學者認為，語言分離主義的想法是在19世紀末隨着馬其頓民族主義的出現而出現的，隨後在20世紀初出現了對獨立的馬其頓標準語的需求。ref>Fishman, Joshua A.; de Gruyter, Walter. The Earliest Stage of Language Planning: The "First Congress" Phenomenon. 1993: 161–162 [2014-08-07]. ISBN 3-11-013530-2. </ref>[65]

雖然保加利亞是第一個承認馬其頓共和國獨立的國家，但其大多數學者以及公眾都認為那裏的語言是保加利亞語的一種形式。[2]保加利亞語方言專家將馬其頓語稱作македонска езикова форма，即保加利亞語的馬其頓規範。[66]1999年，索菲亞政府以兩國官方語言簽署了《聯合聲明》，標誌着它首次同意簽署以馬其頓語書寫的雙邊協議。[22]截至2019年，關於該語言及其起源的爭議在兩國的學術界和政治界都在持續。馬其頓語仍被保加利亞歷史學家和政治家認為是一種方言，包括保加利亞政府和保加利亞科學院，他們否認存在一種獨立的馬其頓語，並宣佈它是保加利亞語的書面區域形式（written regional form）。[67][68]大多數保加利亞人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26]目前保加利亞以外的國際共識是，馬其頓語是東南斯拉夫語支方言連續體中的一種語言。[66][69]:？該語言得到聯合國中138個國家的承認。[4]

命名爭議

主條目：馬其頓語名稱爭議

鑑於希臘和馬其頓之間的馬其頓名稱爭議，希臘科學界和當地社區反對使用「馬其頓」指代該語言。這個詞在希臘語中經常被迴避，且被大多數希臘人強烈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馬其頓語」的內涵非常不同。取而代之的名稱是「斯拉夫語」或「馬其頓斯拉夫語」。說話者自稱說makedonski、makedoniski「馬其頓語」[70]或slaviká（希臘語：σλαβικά「斯拉夫語」）、dópia/entópia（希臘語：εντόπια「當地」[話]）、[71]balgàrtzki「保加利亞語」；卡斯托里亞一些地區自稱說「馬其頓語」；[72]Dolna Prespa一些地區自稱說bògartski「保加利亞語」；[73]也說naši「我們自己」、stariski「老」等。[74]隨着北馬其頓政府和希臘政府在2018年簽訂普雷斯帕協議，後者接受使用形容詞「馬其頓的語言」來指代該語言，並用腳註表明其為斯拉夫語。[75]

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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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世紀的Codex Zographensis，是用格拉哥里字母書寫的古教會斯拉夫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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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維拉內什提察發現的13世紀教會斯拉夫語西里爾文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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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紀保加利亞-希臘字典中的一頁，科斯圖爾方言用希臘字母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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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種巴爾幹語言（希臘語、阿羅馬尼亞語、保加利亞語和阿爾巴尼亞語）詞典，約1770年編於莫斯科波萊，約1794年出版；1802年以希臘語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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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o Teodorrovic的入門書。Teodorovic是來自班斯科的保加利亞人，1792年以教會斯拉夫語和地方話的混合，印刷於貝爾格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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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akim Karchovski的白話書（1814）。按作者說法，它是用「最簡單的保加利亞語」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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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尼科沃福音書》（1852），以希臘字母書寫的白話文。扉頁上有「用保加利亞語書寫」的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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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拉基雅福音書》（1863）。它代表了從希臘語福音書到索倫-沃登方言的翻譯，由Evstati Kipriadi用「保加利亞語」的希臘字母手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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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orgjija Pulevski在1875年於貝爾格萊德出版的《三語辭典》，介紹了馬其頓語、阿爾巴尼亞語和土耳其語的簡單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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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其頓青年文學協會所辦雜誌《Loza》，發行於1891年。它呼籲更多地用保加利亞語介紹馬其頓方言。當局以分離主義為由責令關停了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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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馬其頓事務》的封面。1903年，Krste Misirkov在該雜誌中主張編篡標準的馬其頓文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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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cedar》是希臘政府在1925年編寫的一本初級讀物，旨在為希臘馬其頓將斯拉夫語的少數民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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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4月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的報紙《Svoboda ili smart》。該組織自1893年成立到1934年被取締的所有官方文件，都用的是標準的保加利亞語。[47][76][77]

另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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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紀念碑中展示的字典包括顯然是為了直接交流而收集的詞彙和表達方式。其作者是希臘人，他曾拜訪過過一些定居點，與當地居民交流...... 詞典首頁上寫着：ἀρхὴἐ ν βοσλγαρίοις ριμά τον εἰςκῑ νῆ γλόταἐ，由Al.Nichev, kῑλῆ ὴγιῶηηα` (Nichev 1085, p. 8)指出，即「通用語言」，是「民族語言」意義上的普通語言。詞典中「保加利亞詞」的稱呼不是用原來的方言寫的，而是用希臘語寫的，不應作為保加利亞語的標題。不過，「保加利亞語單詞」的稱號很好地對應了希臘語原始名稱「Βουλγάρος ρήματα」，因為這個原因，我接受並使用了這個稱號，但有一個條件，即它是從希臘語翻譯過來的。更多可參：Лилия Илиева, Българският език в предисторията на компаративната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 езиковия свят на ран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и модернизъ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 издателство „Неофит Рилски「, Благоевград; ISBN 978-954-680-768-7, 2011, стр. 53-55. Lilia Ilieva, Bulgarian in the Pre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in the Linguistic World of Early European Modernism,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Neofit Rilski", Blagoevgrad; ISBN 978-954-680-768-7, 2011, pp. 53-55.(in Bulg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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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y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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