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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西貝流士

芬蘭作曲家（Jean Sibelius，1865—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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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名的法語發音：[ʒɑ̃]，姓的瑞典語發音：[siˈbeːliʉs] （ⓘ）；出生時名為約翰·尤利烏斯·克里斯蒂安·西貝流士（瑞典語：Johan Julius Christian Sibelius）[1]；1865年12月8日—1957年9月20日），芬蘭作曲家，活躍於晚期浪漫主義和早期現代主義時期。他被廣泛認為是芬蘭最偉大的作曲家，他的音樂常被認為在19世紀末芬蘭遭受多次俄羅斯化企圖時，幫助芬蘭發展出了更強烈的國族認同。[2]

尚·西貝流士
Jean Sibelius
出生(1865-12-08)1865年12月8日
芬蘭大公國海門林納
逝世1957年9月20日(1957歲—09—20)（91歲）
 芬蘭耶爾文佩
配偶愛諾·西貝流士（英語：Aino Sibelius）（1892年結婚）
簽名

他作品的核心是七部交響曲，這些作品與他的其他主要作品一樣，在芬蘭和世界各地定期演出和錄製。他其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芬蘭頌》、《卡累利阿組曲》、《悲傷圓舞曲》、小提琴協奏曲、合唱交響曲《庫勒沃》和《圖奧內拉的天鵝》（來自《藍敏凱寧組曲》）。他的其他作品包括受自然、北歐神話和芬蘭民族史詩《卡勒瓦拉》啟發的作品；100多首聲樂鋼琴歌曲；多部戲劇的配樂；獨幕歌劇《塔樓少女（英語：The Maiden in the Tower）》；室樂、鋼琴音樂、共濟會儀式音樂[3]，以及21部合唱音樂作品。

西貝流士在1920年代中期之前創作甚豐，但在完成第七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7 (Sibelius)）（1924年）、配樂《暴風雨（英語：The Tempest (Sibelius)）》（1926年）和交響詩《塔皮奧拉》（1926年）後，他在最後30年裏停止了創作主要作品——這一退隱通常被稱為「耶爾文佩的沉默」（他家所在地）。雖然他被認為已停止創作，但他曾嘗試繼續寫作，包括對第八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8 (Sibelius)）的未完成嘗試。在晚年，他創作了共濟會音樂（英語：Masonic music）並重新編輯了一些早期作品，同時保持着對音樂新發展的積極但並不總是贊同的興趣。儘管這種「沉默」常常令學者困惑，但實際上，西貝流士很明確：他覺得自己已經創作得足夠多了。

芬蘭100馬克紙幣上曾印有他的肖像，直到2002年採用歐元。[4]自2011年起，芬蘭在12月8日（作曲家的生日）慶祝升旗日（英語：Flag flying days in Finland），這一天也被稱為芬蘭音樂日。[5]2015年，為慶祝西貝流士誕辰150周年，一系列特別音樂會和活動在芬蘭，尤其是在首都赫爾辛基舉行。[6]

生平

早年

 
西貝流士出生地，位於海門林納

西貝流士於1865年12月8日出生於芬蘭大公國（當時是俄羅斯帝國的自治部分）的海門林納（瑞典語：Tavastehus）。他的父親是芬蘭瑞典族人克里斯蒂安·古斯塔夫·西貝流士，母親是瑪麗亞·夏洛特·西貝流士（娘家姓博格）。家族姓氏源自他父系曾祖父擁有的東新地區的錫博莊園。[7]1868年7月，西貝流士的父親死於傷寒，留下巨額債務。因此，當時再次懷孕的母親不得不變賣財產，帶着家人搬到她的寡母卡塔琳娜·博格位於海門林納的家中。[8]因此，西貝流士是在女性為主的環境中長大的，唯一的男性影響來自他的叔叔佩爾·費迪南德·西貝流士，後者對音樂特別是小提琴很感興趣。他在西貝流士十歲時送給他一把小提琴，並在日後鼓勵他保持對作曲的興趣。[9][10]對西貝流士來說，佩爾叔叔不僅扮演了父親的角色，還充當了音樂顧問。[11]

 
11歲的西貝流士，1876年

從小，西貝流士就對自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每當家人在夏季搬到海邊的洛維薩時，他經常在鄉間漫步。用他自己的話說：「對我來說，洛維薩代表着陽光和幸福。海門林納是我上學的地方；洛維薩則是自由。」七歲時，在海門林納，他的姑姑朱莉婭被請來在家裏的立式鋼琴上教他彈琴，每當他彈錯音符時就會敲打他的指關節。他通過自己即興演奏來進步，但仍然學會了讀譜。[12]後來他轉向小提琴，並更喜歡這種樂器。他與姐姐琳達（彈鋼琴）和弟弟克里斯蒂安（拉大提琴）組成三重奏團。（克里斯蒂安·西貝流士（英語：Christian Sibelius）後來成為著名的精神科醫師，至今仍因其對芬蘭現代精神病學的貢獻而受到紀念。）[13]此外，西貝流士經常與鄰居家庭組成四重奏，增加了他在室樂方面的經驗。他這一時期的作品的片段仍然存在，包括一首三重奏、一首鋼琴四重奏和一首D小調小提琴與鋼琴組曲。[14]大約在1881年，他在紙上記錄了他的短小的撥奏作品《水滴》（為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儘管這可能只是練習。[11][15]他第一次提到自己作曲是在1883年8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自己創作了一首三重奏，並正在創作另一首：「它們相當糟糕，但在雨天有事可做也不錯。」[16]1881年，他開始跟當地的樂隊指揮古斯塔夫·萊萬德學習小提琴，立即產生了特別強烈的興趣。[17]他立志成為偉大的小提琴演奏家，很快就成為相當出色的演奏者，1886年演奏了費迪南德·大衛（英語：Ferdinand David (musician)）的E小調協奏曲，次年在赫爾辛基演奏了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的最後兩個樂章。儘管作為器樂演奏家取得了這樣的成功，他最終還是選擇成為作曲家。[18][19]

儘管他的母語是瑞典語，但1874年西貝流士進入了盧西娜·哈格曼的芬蘭語預科學校。1876年，他繼續在芬蘭語授課的海門林納師範中學（英語：Hämeenlinna Normal-Lycée）接受教育，在那裏他學習心不在焉，但他的數學和植物學成績相當不錯。[16]雖然不得不重讀一年，但他在1885年通過了學校的最後考試，他得以進入大學。[20]小時候，他被稱為揚內（Janne），這是約翰（Johan）的口語形式。然而，在他的學生時代，受已故的航海叔叔的名片啟發，他採用了法語形式讓（Jean）。此後，他就以尚·西貝流士一名為人所知。[21]

學習和早期職業生涯

西貝流士1885年高中畢業後，開始在芬蘭的亞歷山大帝國大學學習法律，但由於對音樂更感興趣，很快就轉入了赫爾辛基音樂學院（現西貝流士音樂學院），從1885年到1889年在那裏學習。

 
西貝流士在芬蘭的老師馬丁·韋格柳斯（英語：Martin Wegelius）

他的一位老師是該學院的創始人馬丁·韋格柳斯（英語：Martin Wegelius），他為支持芬蘭教育的發展做出了很多貢獻。正是他給予了自學成才的西貝流士第一堂正式的作曲課。[22]另一重要影響是他的老師費魯喬·布梭尼，鋼琴家兼作曲家，西貝流士與他保持了終生的友誼。[23]他親密的朋友圈包括鋼琴家兼作家阿道夫·保羅（英語：Adolf Paul）和未來的指揮家阿馬斯·耶內費爾特（英語：Armas Järnefelt）（後者將他介紹給了自己有影響力的家族，包括他的妹妹愛諾（英語：Aino Sibelius），她後來成為了西貝流士的妻子）。[11]這一時期他最出色的作品是F大調小提琴奏鳴曲，頗有葛利格的風格。[24]

西貝流士繼續在柏林（1889年至1890年）跟隨阿爾伯特·貝克爾（英語：Albert Becker (composer)）學習，在維也納（1890年至1891年）跟隨羅伯特·富克斯和匈牙利裔猶太人卡爾·戈德馬克學習。在柏林，他有機會通過參加各種音樂會和歌劇來拓寬自己的音樂經驗，包括理察·史特勞斯的《唐·喬望尼》的首演。他還聽到芬蘭作曲家羅伯特·卡亞努斯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奏自己的交響詩《愛諾（英語：Aino (Kajanus)）》，這是一部愛國作品，可能引發了西貝流士後來對使用史詩《卡勒瓦拉》作為自己作品基礎的興趣。[23][25]在維也納期間，他對安東·布魯克納的音樂特別感興趣，一度認為他是「當今最偉大的作曲家」，但他繼續對貝多芬和華格納的經典作品保持興趣。他很享受在維也納的一年，經常與新朋友聚會和賭博。正是在維也納，他轉向了管弦樂作曲，創作了E大調序曲和《芭蕾場景》（法語：Scène de Ballet）。當開始創作受《卡勒瓦拉》啟發的管弦樂合唱獨唱作品《庫勒沃》時，他生病了，但在接受膽結石切除手術後恢復。[26]回到赫爾辛基後不久，西貝流士在音樂會上指揮了他的序曲和《芭蕾場景》，收到好評。[27]他也能夠繼續創作《庫勒沃》，因為他對一切芬蘭相關的事物越來越感興趣。這部作品於1892年4月28日在赫爾辛基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1]

大約在這個時候，西貝流士最終放棄了他珍視的小提琴家抱負：

我的悲劇在於我不惜一切代價想成為著名的小提琴家。從15歲起，我幾乎從早到晚都在拉小提琴。我討厭筆和墨水——不幸的是，我更喜歡優雅的小提琴弓。我對小提琴的熱愛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而當我不得不承認我的訓練對於艱難的演奏家生涯已經開始得太晚時，這是非常痛苦的覺醒。[28]

 
西貝流士在維也納學習時，1891年

除了在維也納和柏林長期學習外，1900年他還前往意大利，與家人在那裏度過了一年。他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英國、法國和德國積極地創作、指揮和社交，後來還前往了美國。[29]

婚姻和成名

1888年秋天，當西貝流士在赫爾辛基學習音樂時，音樂學院的朋友阿馬斯·耶內費爾特邀請他到家裏做客。在那裏，他遇見並立即愛上了愛諾（英語：Aino Sibelius），這位17歲的姑娘是瓦薩省長亞歷山大·耶內費爾特（英語：Alexander Järnefelt）將軍和波羅的海貴族伊利沙伯·克洛特·馮·尤根斯堡（英語：Elisabeth Järnefelt）的女兒。[19]婚禮於1892年6月10日在馬克斯莫（英語：Maxmo）舉行。他們在卡累利阿度蜜月，那裏是《卡勒瓦拉》的故鄉。這次經歷啟發了西貝流士創作交響詩《傳說（英語：En saga）》、《藍敏凱寧組曲》和《卡累利阿組曲》。[11]1904年，他們的家「愛諾拉」（意為「愛諾的地方」）在耶爾文佩的圖蘇拉湖（英語：Lake Tuusula）畔建成。在愛諾拉的歲月里，他們生了六個女兒：伊娃（Eva）、露絲（芬蘭語：Ruth Snellman）、基爾斯蒂（Kirsti，一歲時因傷寒夭折[30]）、卡塔琳娜（Katarina）、瑪格麗特（Margareta）和海蒂（英語：Heidi Blomstedt）。[31]伊娃嫁給了工業繼承人阿爾維·帕洛海莫（Arvi Paloheimo），後來成為帕洛海莫公司的行政總裁。露絲·斯內爾曼成為著名女演員，卡塔琳娜嫁給了銀行家，海蒂·布盧姆斯泰特成為設計師，建築師奧利斯·布盧姆斯泰特（英語：Aulis Blomstedt）的妻子。瑪格麗特嫁給了指揮家尤西·亞拉斯（英語：Jussi Jalas），奧利斯的哥哥。[32]

1892年，西貝流士專注於管弦樂，開始創作《庫勒沃》。作曲家阿克塞爾·特努德（芬蘭語：Aksel Törnudd）將其描述為「火山爆發」，而在合唱團中演唱的尤霍·蘭塔則表示：「這是真正的芬蘭音樂。」[33]那年年底，西貝流士的祖母卡塔琳娜·博格去世。西貝流士參加了她的葬禮，最後一次訪問了他在海門林納的家，之後這所房子被賣掉了。1893年2月16日，《傳說》的較長的第一版在赫爾辛基上演，但反響平平，評論家建議應刪除多餘的部分（西貝流士在後來的1902年版中的確做了刪減）。3月份《庫勒沃》的三場演出更不成功，一位評論家認為它晦澀難懂且缺乏活力。在西貝流士的第一個孩子伊娃出生後的4月，他的合唱作品《萬奈摩寧的船行》首演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得到了媒體的支持。[34]

1893年11月13日，《卡累利亞》的完整版本在維普里省（英語：Viipuri Province）酒店的學生會慶典上首演，藝術家阿克塞爾·加倫和雕塑家埃米爾·維克斯特羅姆（英語：Emil Wikström）被請來設計舞台佈景。雖然第一次演出因觀眾的喧譁而難以欣賞，但11月18日的第二次演出更加成功。此外，在19日和23日，西貝流士在赫爾辛基指揮愛樂協會樂團演奏了這部作品的擴展組曲。[35]西貝流士的音樂越來越多地在赫爾辛基的音樂廳上演。在1894-95年樂季中，《傳說》、《卡累利亞》和《春之歌（英語：Spring Song (Sibelius)）》（作於1894年）等作品在首都的至少16場音樂會中演出，更不用說在圖爾庫的演出了。[36]1895年4月17日，當《春之歌》以修訂版演出時，作曲家奧斯卡·梅里坎托稱讚它為「西貝流士管弦樂作品中最美的花朵」。[37]

 
西貝流士（右）與阿克塞利·加倫·卡勒拉（本畫作者，左）、奧斯卡·梅里坎托和羅伯特·卡雅努斯社交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西貝流士致力於創作歌劇《造船（英語：The Building of the Boat）》，同樣基於《卡勒瓦拉》。某種程度上，他受到了華格納的影響，但隨後轉向李斯特的交響詩作為創作靈感的源泉。他的《雷明凱寧組曲》由四個傳說組成，以交響詩的形式呈現，改編自他從未完成的歌劇素材。[11]1896年4月13日，這部作品在赫爾辛基首演，座無虛席。與梅里坎托對作品芬蘭特質的熱情讚揚相反，評論家卡爾·弗洛丁認為《圖奧內拉的天鵝》中的英國管獨奏「冗長得令人難以置信且乏味」[38][34]，但他認為第一個傳說《雷明凱寧與島上的少女們》代表了西貝流士迄今為止創作的巔峰。[39]

為了謀生，從1892年起，西貝流士在音樂學院和卡亞努斯的指揮學校承擔教學任務，但這使他沒有足夠的時間作曲。[40]1898年，情況大為改善，他獲得了一筆可觀的年度補助金，最初為期十年，後來延長至終身。他得以完成阿道夫·保羅的戲劇《克里斯蒂安二世》的配樂（英語：King Christian II (Sibelius)）。這部作品於1898年2月24日演出，其悅耳的曲調吸引了公眾。劇中四首流行曲目的樂譜在德國出版，在芬蘭銷售良好。當管弦樂組曲於1898年11月在赫爾辛基成功演出時，西貝流士評論道：「音樂聽起來很棒，節奏似乎也很合適。我想這是我第一次成功地創作出完整的東西。」這部作品還在斯德哥爾摩和萊比錫演出。[41]

1899年1月，西貝流士開始創作他的第一交響曲，當時他的愛國情懷正因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二世試圖限制芬蘭大公國的權力而高漲。[42]這部交響曲於1899年4月26日在赫爾辛基首演時受到了好評。但節目中還首演了一部更引人注目、明顯帶有愛國主義色彩的作品《雅典人之歌（英語：Song of the Athenians (Sibelius)）》，為男童和男子合唱團而作。這首歌立即使西貝流士獲得民族英雄的地位。[41][42]11月4日，另一部愛國作品問世，它以八幅場景描繪了芬蘭歷史上的片段，標題是《新聞慶典音樂》（芬蘭語：Musiikkia Sanomalehdiston paivien juhlanaytantoon）。這是為支持芬蘭《日報》（芬蘭語：Päivälehti）的員工而創作的，該報因批評俄羅斯統治而被暫停發行一段時間。[43]最後一幅場景《芬蘭覺醒》特別受歡迎；經過小修改後，它成為了著名的《芬蘭頌》。[44]

 
阿爾貝特·恩斯特倫（英語：Albert Engström）1904年所繪西貝流士肖像草稿

1900年2月，西貝流士最小的女兒基爾斯蒂去世。儘管如此，那年夏天西貝流士還是與卡亞努斯和他的樂團完成了國際巡演，在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漢堡、柏林和巴黎等13個城市展示了他的近期作品（包括修訂版的第一交響曲）。評論家們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在《柏林證券信使報（英語：Berliner Börsen-Courier）》、《柏林外國人報》（德語：Berliner Fremdenblatt）和《柏林地方通訊（英語：Berliner Lokal-Anzeiger）》上的熱情報道為西貝流士贏得了國際認可。[45][46]

1901年，在與家人前往意大利拉帕洛旅行時，西貝流士開始創作他的第二交響曲，部分靈感來自莫扎特《唐·喬望尼》中唐·喬望尼的命運。這部作品於1902年初完成，並於3月8日在赫爾辛基首演。芬蘭人以巨大的熱情接受了這部作品。梅里坎托認為它「超出了最大膽的預期」，而埃韋特·卡蒂拉則將其評價為「絕對的傑作」。[45]弗洛丁也寫道，這是一部「我們從未有機會聆聽過的」交響樂作品。[47]

西貝流士在漢科附近的特瓦爾明內（芬蘭語：Tvärminne）度過了夏天，在那裏他創作了歌曲《是夢嗎》（芬蘭語：Var det en dröm），並重新編寫了《傳說》。1902年11月，柏林愛樂樂團在柏林上演新版《傳說》，這有力地確立了西貝流士在德國的聲譽，導致不久後他的第一交響曲出版。[45]

1903年，西貝流士在赫爾辛基度過了大部分時間，他在那裏過度沉溺於美酒佳餚，在餐廳里欠下了相當多的賬單。但他繼續創作，其中一個主要成功是《悲傷圓舞曲》，這是他為內兄阿爾維德·耶內費爾特的戲劇《死亡（英語：Kuolema）》創作的六首配樂之一。由於缺錢，他以低價出售了這首曲子，但它很快在芬蘭乃至國際上備受歡迎。在赫爾辛基長期逗留期間，西貝流士的妻子愛諾經常給他寫信，懇求他回家，但無濟於事。即使在他們的第四個女兒卡塔琳娜出生後，他仍繼續在外工作。1904年初，他完成了小提琴協奏曲，但2月8日的首次公開演出並不成功。這導致他修訂了更濃縮的版本，次年在柏林演出。[48]

遷至愛諾拉

 
1915年的愛諾拉
 
尚·西貝流士和妻子愛諾在愛諾拉餐廳讀書

1903年11月，西貝流士開始在赫爾辛基北部約45公里的圖蘇拉湖（英語：Lake Tuusula）附近建造他的新家愛諾拉。為了支付建築費用，他在1904年初在赫爾辛基、圖爾庫和瓦薩舉辦音樂會，夏季還在愛沙尼亞的塔林和拉脫維亞演出。1904年9月24日，一家人終於搬進了新居，並與當地藝術界人士結為朋友，包括畫家埃羅·耶內費爾特和佩卡·哈洛寧，以及小說家尤哈尼·阿霍。[48]

1905年1月，西貝流士回到柏林指揮他的第二交響曲。雖然音樂會本身是成功的，但評論褒貶不一，有些非常積極，而《匯報（英語：Allgemeine Zeitung）》和《柏林日報（英語：Berliner Tageblatt）》的評論則不那麼熱情。回到芬蘭後，他將日益流行的《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英語：Pelléas and Mélisande）》改編成管弦樂組曲（英語：Pelléas et Mélisande (Sibelius)）。11月，他首次訪問英國，前往利物浦，遇到了亨利·伍德。12月2日，他指揮了第一交響曲和《芬蘭頌》，並寫信給愛諾說音樂會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廣泛讚譽。[49]

1906年，在年初在巴黎短暫且平淡的逗留之後，西貝流士在愛諾拉度過了幾個月的創作時光，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是《波赫約拉的女兒》，這又是一部基於《卡勒瓦拉》的作品。年底，他為亞爾馬·普羅科佩（芬蘭語：Hjalmar Procopé）的戲劇《伯沙撒的盛宴》創作了配樂（英語：Belshazzar's Feast (Sibelius)），並將其改編成管弦樂組曲。他年底指揮了一系列音樂會，其中最成功的是在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院首次公開演出《波赫約拉的女兒》。[49]

起伏

從1907年初開始，西貝流士再次在赫爾辛基沉溺於過度的飲酒和用餐，花費巨額金錢購買香檳和龍蝦。他的生活方式對愛諾的健康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她因精疲力竭被迫退居療養院。在她離開期間，西貝流士決心戒酒，轉而專注於創作他的第三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3 (Sibelius)）。他完成了這部作品，並於9月25日在赫爾辛基演出。[50]儘管其更為古典的方法令觀眾感到驚訝，但弗洛丁評論說，它「在內在上是新穎和革命性的」。[49]

不久之後，西貝流士在赫爾辛基遇到了古斯塔夫·馬勒。兩人一致認為，每創作一部新的交響曲，他們就會失去那些被他們早期作品吸引的聽眾。這一點在聖彼得堡表現得尤為明顯，1907年11月第三交響曲在那裏演出時受到了貶低的評論。相比之下，莫斯科的反響則更為積極。[49]

 
西貝流士1909年在倫敦時位於肯辛頓格洛斯特步行街15號的住所原址的藍色牌匾

1907年，西貝流士因疑似喉癌接受了嚴重的手術。1908年初，他不得不住院一段時間。他的吸煙和飲酒習慣現在已經威脅到了生命。儘管他取消了羅馬、華沙和柏林的音樂會，但他仍然保留了在倫敦的演出承諾，但在那裏他的第三交響曲也未能吸引評論家的好評。1908年5月，西貝流士的健康進一步惡化。他與妻子前往柏林，切除喉部的腫瘤。手術後，他發誓要徹底戒煙戒酒。[49]據說這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的經歷啟發了他在隨後幾年創作的作品，包括《隆諾達爾（英語：Luonnotar (Sibelius)）》和第四交響曲。[51]

更愉快的歲月

1909年，成功的喉部手術為西貝流士和愛諾在家庭生活中重拾幸福。他也在英國受到了好評，他指揮《傳說》、《芬蘭頌》、《悲傷圓舞曲》和《春之歌》，贏得了觀眾的熱烈反響。與克洛德·德布西的會面也獲得了進一步的支持。在又一次平淡的巴黎之行後，他前往柏林，如釋重負地得知他的喉部手術完全成功。[52]

1910年初，西貝流士開始創作第四交響曲，但由於資金減少，他還不得不創作一些較小的作品和歌曲。10月，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亞（現奧斯陸）指揮音樂會，首次演出了《德律阿得斯（英語：The Dryad (Sibelius)）》和《紀念（英語：In memoriam (Sibelius)）》。他的《悲傷圓舞曲》和第二交響曲特別受歡迎。隨後他前往柏林繼續創作第四交響曲，在回到耶爾文佩後完成了終曲。[52]

1911年初，西貝流士在瑞典舉行了他的首場音樂會，連第三交響曲也受到了評論家的歡迎。他在4月完成了第四交響曲，但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由於其內省的風格，當它首次在赫爾辛基演出時，評論褒貶不一，沒有受到很熱烈的歡迎。除了在巴黎欣賞理察·史特勞斯的《莎樂美》的演出外，這一年的其餘時間相當平淡。1912年，他完成了短小的管弦樂作品《歷史場景II》（法語：Scènes historiques II）。3月，它與第四交響曲一起首演。音樂會重複了兩次，觀眾和評論家（包括羅伯特·卡亞努斯）都非常熱情。9月，第四交響曲在伯明翰也受到了好評。1913年3月，它在紐約演出，但大部分觀眾在樂章之間離開了音樂廳，而10月，在卡爾·穆克（英語：Karl Muck）指揮的音樂會之後，《波士頓美國人報》將其稱為「悲慘的失敗」。[52]

 
西貝流士擁有耶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他在美國享有極高的聲望，紐約愛樂樂團在調查美國各地音樂聽眾最喜愛的作曲家時，西貝流士在所有在世或已故作曲家中名列第一[53]

西貝流士1913年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交響詩《吟遊詩人（英語：The Bard (Sibelius)）》，3月他在赫爾辛基指揮演出時，觀眾表示認可。接着他創作了為女高音和管弦樂團而作的《隆諾達爾》。這部作品採用了《卡勒瓦拉》的文本，1913年9月由愛諾·阿克特（英語：Aino Ackté）（作品題獻給她）在英國格洛斯特的三合唱團音樂節上首次用芬蘭語演唱。[52][54]1914年初，西貝流士在柏林度過了一個月，他對亞諾·荀伯克特別感興趣。回到芬蘭後，他開始創作《海洋女神（英語：The Oceanides）》，這是美國富翁卡爾·斯托克爾為諾福克音樂節（英語：Norfolk Chamber Music Festival）委約的作品。西貝流士最初以降D大調創作這部作品，後來大改，在諾福克提交了D大調版本，這部作品以及《芬蘭頌》和《悲傷圓舞曲》都受到了好評。亨利·愛德華·克雷比爾（英語：Henry Edward Krehbiel）認為《海洋女神》是有史以來最美麗的海洋音樂之一，而《紐約時報》評論說，西貝流士的音樂是這個音樂節最值得注意的貢獻。在美國期間，西貝流士獲得了耶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幾乎同時，他還獲得了赫爾辛基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由愛諾代表他接受。[52]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在從美國回程時，西貝流士聽說了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薩拉熱窩事件。雖然他遠離戰場，但他來自國外的版稅收入中斷了。為了維持生計，他創作了一些較小的作品在芬蘭出版。1915年3月，他得以前往瑞典哥德堡，他的作品《海洋女神》在那裏廣受讚賞。4月，在創作第五交響曲時，他看到16隻天鵝飛過，這啟發他寫出了終曲。他評論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經歷之一！」儘管夏天對交響曲的創作進展不大，但他在12月8日50歲生日時完成了它。[55]

在生日當晚，西貝流士在赫爾辛基證券交易所大廳里指揮了第五交響曲的首演。儘管卡亞努斯給予了高度讚揚，但作曲家對自己的作品並不滿意，很快開始修改。在這段時間，西貝流士的債務越來越深。他作為禮物收到的大鋼琴即將被法警沒收，幸好歌手伊達·埃克曼（英語：Ida Ekman）在一次成功的籌款活動後償還了他的大部分債務。[55]

一年後，1916年12月8日，西貝流士在圖爾庫演出了修改版的第五交響曲，他將前兩個樂章合併，並簡化了終曲。一周後在赫爾辛基演出時，卡蒂拉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瓦塞紐斯對這些改動皺眉，這導致作曲家再次重寫。[55]

從1917年初開始，西貝流士又開始飲酒，引發了與愛諾的爭吵。隨着俄國革命的開始，他們的關係因興奮而有所改善。到年底，西貝流士創作了他的《獵人進行曲（英語：Jäger March）》。1917年12月芬蘭議會接受參議院宣佈脫離俄國獨立後，這首曲子變得特別受歡迎。《獵人進行曲》於1918年1月19日首次演出，在短時間內令赫爾辛基精英們欣喜若狂，直到1月27日芬蘭內戰爆發。[55]西貝流士自然支持白衛隊，但作為托爾斯泰主義者（英語：Tolstoyan movement），愛諾·西貝流士對赤衛隊也有些同情。[56]

2月，他的房子（愛諾拉）被當地的赤衛隊搜查了兩次，尋找武器。在戰爭的最初幾周，他的一些熟人在暴力中喪生，他的兄弟，精神病學家克里斯蒂安·西貝流士因拒絕為在前線遭受炮擊休克的紅軍士兵預留病床而被逮捕。西貝流士在赫爾辛基的朋友們現在擔心他的安全。作曲家羅伯特·卡亞努斯與赤衛隊總司令埃羅·哈帕萊寧（英語：Eero Haapalainen）談判，後者保證西貝流士可以安全地從愛諾拉前往首都。2月20日，赤衛隊戰士護送一家人到赫爾辛基。最終，從4月12日到13日，德國軍隊佔領了這座城市，紅色時期結束。一周後，赫爾辛基愛樂樂團舉行音樂會，向德國指揮官呂迪格·馮·德·戈爾茨致敬。西貝流士以指揮《獵人進行曲》結束這場活動。[56]

重獲財富，但手顫加劇

 
1923年的西貝流士

1919年初，西貝流士熱情地決定改變自己的形象，剃掉了所剩無幾的頭髮。6月，他和愛諾一起訪問了哥本哈根，這是他自1915年以來首次出國旅行，並成功演出了他的第二交響曲。11月，他指揮了第五交響曲的最終版本，獲得觀眾反覆歡呼。到年底，他已經開始創作第六交響曲。[55]

1920年，儘管手部顫抖加劇，西貝流士還是基於詩人埃諾·雷諾的文本創作了《大地頌歌》，為芬蘭合唱團演出，並在飲酒的幫助下為《抒情圓舞曲》配器。1920年生日時，西貝流士收到了63000馬克的捐款，這筆可觀的款項是男高音韋諾·索拉（芬蘭語：Wäinö Sola）從芬蘭企業籌集的。雖然他用了一些錢來減少債務，但他也在赫爾辛基狂歡了一周。[57]

這時，西貝流士與柯達相機發明者、紐約羅切斯特伊士曼音樂學院創始人喬治·伊士曼進行了詳細談判。伊士曼提出兩萬美元的年薪聘請他教學一年[58]，談判十分確定，《紐約時報》甚至將西貝流士的到來作為事實報道，但西貝流士最後婉拒。[59]

西貝流士1921年初的英國之行非常成功——在全國各地指揮了幾場音樂會，包括第四和第五交響曲、《海洋女神》、一直很受歡迎的《芬蘭頌》和《悲傷圓舞曲》。緊接着，他在挪威指揮了第二交響曲和《悲傷圓舞曲》。他開始感到疲憊，但評論家們仍保持積極態度。4月回到芬蘭後，他在北歐音樂節上演出了《藍敏凱寧的回歸》和第五交響曲。[57]

1922年初，因頭痛困擾，西貝流士決定配戴眼鏡，儘管他從不在拍照時佩戴。7月，他因兄弟克里斯蒂安去世而心情低落。8月，他加入了芬蘭共濟會，並為他們創作儀式音樂。1923年2月，他首演了第六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6 (Sibelius)）。埃弗特·卡蒂拉高度讚揚它為「純粹的田園詩」。年底前，他還在斯德哥爾摩和羅馬指揮了音樂會，前者獲得了相當大的讚譽，後者評價不一。然後他前往哥德堡，儘管到達音樂廳時因過度飲食和飲酒而身體不適，但仍然受到熱烈歡迎。儘管繼續飲酒，讓愛諾感到沮喪，西貝流士還是在1924年3月完成了第七交響曲。以《交響幻想曲》為標題，它在斯德哥爾摩首演時取得了成功。在9月底哥本哈根的一系列音樂會上，它受到更高的讚賞。西貝流士被授予丹麥國旗勳章。[57]

由於最近的一連串活動使他的心臟和神經緊張，他將這一年剩餘的大部分時間用於休息。他創作了一些小品，但越來越依賴酒精。1925年5月，他的丹麥出版商威廉·漢森和丹麥皇家劇院邀請他為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創作配樂（英語：The Tempest (Sibelius)）。他在1926年3月首演前很早就完成了這部作品。[57]西貝流士本人沒有出席，但這部作品在哥本哈根受到了好評。[60]

音樂記者維薩·西倫發現證據表明，西貝流士可能從年輕時就患有特發性震顫（英語：Essential tremor），他通過飲酒來減輕症狀。這種自我治療方法很常見且有效，但醫生因風險大於收益而不鼓勵。幾位醫學專家支持西倫的研究。這種震顫可能阻礙了寫作並損害了他的社交生活。[61]

最後的重要作品

 
西貝流士和愛諾在耶爾文佩，1940年代早期

1926年，西貝流士的創作出現了急劇且持久的衰退：在完成第七交響曲後，他在餘生只創作了幾部主要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暴風雨》的配樂和交響詩《塔皮奧拉》。[62]在生命的最後三十年裏，西貝流士甚至避免公開談論自己的音樂。[63]

有充分證據表明，西貝流士曾致力於創作第八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8 (Sibelius)）。他在1931年和1932年向謝爾蓋·庫塞維茲基承諾首演這部交響曲，1933年甚至公開宣傳了在巴茲爾·卡梅倫（英語：Basil Cameron）指揮下的倫敦演出。這部交響曲存在的唯一具體證據是1933年第一樂章謄清稿的賬單，以及2011年首次發表和演奏的簡短草稿片段。[64][65][66][67]西貝流士一直自我批評；他對密友說：「如果我寫不出比第七交響曲更好的作品，那它就將是我的最後一部。」由於沒有手稿存留，有關資料認為西貝流士可能銷毀了大部分樂譜痕跡，很可能是在1945年，那年他確實將大量文件付之一炬。[68]他的妻子愛諾回憶道：

1940年代，愛諾拉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信仰審判。我丈夫將許多手稿收集在洗衣籃里，在餐廳的明火上燒毀了它們。《卡累利阿組曲》的部分內容被銷毀——我後來看到了被撕掉的頁面殘餘——還有許多其他東西。我沒有勇氣在場，離開了房間。因此我不知道他具體扔了什麼進火里。但在這之後，我丈夫變得更平靜，心情也逐漸變好。[69]

儘管他退出了公眾視線，但在1920年代末和整個1930年代，西貝流士的作品因新成立的芬蘭廣播公司而受到廣泛關注。芬蘭廣播公司通過調幅廣播，將西貝流士的音樂傳播到芬蘭境外的聽眾耳中。[70]1933年，芬蘭廣播公司與赫爾辛基市立管弦樂團和獨奏家安雅·伊格內修斯（英語：Anja Ignatius）合作，與國際廣播聯盟（英語：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Union）協調，向14個國家播放了西貝流士的作品。節目包括交響詩《海洋女神》，隨後是他的第五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71]1935年，紐約愛樂樂團調查了美國各地音樂愛好者的喜好。當被問及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誰時，西貝流士在所有作曲家中排名第一，無論在世或已故。這種程度的生前認可在西方音樂史上是前所未有的。[5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在西貝流士70歲生日（1935年12月8日）時，德國納粹政權授予他歌德勳章，附有阿道夫·希特拉簽名的證書。1939年底至1940年初蘇聯試圖入侵芬蘭（冬季戰爭）後，儘管最初被擊退，但在芬蘭軍隊後來戰敗後被迫割讓領土給蘇聯，西貝流士一家在1941年夏天長期離開後終於回到了愛諾拉。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感到焦慮的西貝流士主張芬蘭士兵應該在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後與德軍並肩作戰。西貝流士沒有對猶太人大屠殺發表任何言論，儘管在1943年的一篇日記中，他曾疑惑自己為什麼要簽署雅利安證明。[72]

1939年1月1日，西貝流士參加了一次國際廣播，期間他指揮了自己的《慶典行板（英語：Andante festivo）》。這次演出被保存在轉錄唱片上，後來發行了CD。這可能是西貝流士詮釋自己音樂的唯一存世例證。[73]

最後時日和死亡

 
1939年的西貝流士

從1903年起，西貝流士多年來一直居住在鄉間。1939年起，他和愛諾再次在赫爾辛基擁有了一個家，但他們在1941年搬回了愛諾拉，只是偶爾訪問城市。[74]戰後，他只回到赫爾辛基幾次。所謂的「耶爾文佩的沉默」成為一種神話，因為除了無數官方訪客和同事外，他的孫輩和曾孫輩也在那裏度假。[75]

西貝流士避免對其他作曲家發表公開評論，但埃里克·W·塔瓦斯謝爾納（英語：Erik W. Tawaststjerna）和西貝流士的秘書桑特里·萊瓦斯（英語：Santeri Levas）[76]記錄了私下談話，其中他表達了對理察·史特勞斯的讚賞，並認為巴托和蕭斯達高維契是年輕一代中最有才華的作曲家。[77]在1950年代，他推崇年輕的芬蘭作曲家埃諾尤哈尼·勞塔瓦拉。[78]

1955年，他90歲生日被廣泛慶祝，尤金·奧曼迪指揮的費城管弦樂團和湯瑪斯·比徹姆指揮的皇家愛樂樂團都為他的音樂舉行了特別演出。[79][80]

塔瓦斯謝爾納還講述了與西貝流士去世有關的軼事：

他如平常一樣早上散步回來。他興奮地告訴妻子愛諾，他看到一群鶴接近。「它們來了，我年輕時的鳥兒，」他驚呼道。突然，其中一隻鳥脫離了隊形，在愛諾拉上空盤旋了一圈。然後它重新加入鳥群繼續旅程。[81]

 
西貝流士的葬禮，1957年赫爾辛基主教座堂

兩年後，1957年9月20日晚上，西貝流士在愛諾拉因腦出血去世，享年91歲。在他去世時，由馬爾康·薩金特指揮的第五交響曲正在赫爾辛基電台廣播。同時，聯合國大會正在召開，時任大會主席、來自新西蘭的萊斯利·芒羅（英語：Leslie Munro）呼籲默哀一刻，並發表悼詞：「西貝流士屬於全世界。他用音樂豐富了所有人類的生活。」[82]另一位著名的芬蘭作曲家海諾·卡斯基（英語：Heino Kaski）也在同一天去世，但他的死訊被西貝流士的逝世所掩蓋。西貝流士被國葬，安葬在愛諾拉的花園裏。[83]

愛諾·西貝流士在之後的12年裏繼續住在愛諾拉，直到1969年6月8日去世，享年97歲。她被安葬在丈夫旁。[84]

音樂

參見：尚·西貝流士作品列表（英語：List of compositions by Jean Sibelius）
 
尚·西貝流士《芬蘭頌》首演版樂譜封面，1952年紐約市市長文森特·R·因佩利特里（英語：Vincent R. Impellitteri）的簽名本

西貝流士因其交響曲和交響詩而廣為人知，尤其是《芬蘭頌》和《卡累利阿組曲》。1890年代，他在芬蘭的聲譽隨着合唱交響曲《庫勒沃》而增長，這部作品和許多後續作品一樣，都源自史詩《卡勒瓦拉》。1899年，當芬蘭民族主義正在發展時，他的第一交響曲首演獲得了熱情的觀眾反響。除了後來的六部交響曲，他還憑藉配樂和更多交響詩在國內外獲得了歡迎，特別是《傳說（英語：En saga）》、《圖奧內拉的天鵝》和《悲傷圓舞曲》。[85]西貝流士還創作了一系列小提琴協奏作品（包括一部小提琴協奏曲）、歌劇《塔樓少女（英語：The Maiden in the Tower）》、許多較短的管弦樂曲、室樂、鋼琴和小提琴作品、合唱作品以及大量歌曲。[86]

1920年代中期，在完成第六和第七交響曲之後，他創作了交響詩《塔皮奧拉》和《暴風雨》的配樂（英語：The Tempest (Sibelius)）。此後，儘管他1957年去世，但再未發表任何重要作品。他曾花幾年時間創作第八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8 (Sibelius)），但後來將其焚毀。[87]

就他的音樂風格而言，柴可夫斯基音樂的痕跡在早期作品中特別明顯，如第一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88]然而，在一段時期內，他被華格納的音樂所折服，特別是在創作歌劇時。更持久的影響來自布索尼和布魯克納。但對於他的交響詩，他最大的靈感來源是李斯特。[34][89]與布魯克納的相似之處可以在他管弦樂作品中的銅管部分和普遍緩慢的節奏中看到。[90][91]

西貝流士在作品中逐漸剝離了奏鳴曲式的痕跡，不是對比多個主題，而是專注於不斷演化動機和片段，最終達成宏大的陳述。他後期的作品以未間斷髮展的感覺而著稱，通過主題的置換和衍生來推進。這種綜合的完整性和有機感促使一些人認為西貝流士是從終曲開始作曲，然後向反方向譜寫，但有分析證明這些（主要是三音符和四音符的）動機和旋律片段是被發展和擴展成更大的「主題」，而不是相反。[92]

 
西貝流士內兄埃羅·耶內費爾特1892年所繪前者肖像

這種自成一體的結構與古斯塔夫·馬勒的交響樂風格形成鮮明對比，馬勒是西貝流士在交響樂創作中的主要競爭對手。[62]儘管主題變奏在兩位作曲家的作品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馬勒的風格使用了不連貫、突然變化和對比的主題，而西貝流士則尋求緩慢轉變主題元素。1907年11月，馬勒在芬蘭巡演指揮，兩位作曲家有機會長時間散步交談，這使西貝流士評論道：

我說我欣賞交響曲風格的嚴謹和所有動機之間內在聯繫的深刻邏輯……馬勒的觀點恰恰相反。「不，交響樂必須像世界一樣。它必須包羅萬象。」[93]

交響曲

西貝流士於1898年開始創作他的第一交響曲（E小調，作品39號），並在1899年初完成，當時他33歲。這部作品於1899年4月26日由作曲家本人指揮赫爾辛基愛樂樂團首演，當時的版本廣受好評，但未能保存下來。首演後，西貝流士進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今天演奏的版本。修訂版於1900年春夏完成，並於1900年7月18日在柏林由羅伯特·卡亞努斯指揮赫爾辛基愛樂樂團首演。[94]交響曲以一段非常原創、相當淒涼的單簧管獨奏開始，背景是低沉的定音鼓。[95]

 
羅伯特·卡亞努斯，赫爾辛基愛樂樂團的創始人兼首席指揮，西貝流士交響曲的著名詮釋者

他的第二交響曲是最受歡迎、錄音最多的交響曲，於1902年3月8日由作曲家本人指揮赫爾辛基愛樂協會首演。開始的和弦上升進行為整部作品提供了動機。終樂章的英雄主題和三音動機由小號而非原來的木管樂器演奏。在俄羅斯壓迫時期，這部作品鞏固了西貝流士作為民族英雄的聲譽。首演後，西貝流士進行了一些修改，修訂版於1903年11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由阿馬斯·耶內費爾特（英語：Armas Järnefelt）首演。[96]

第三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3 (Sibelius)）是一部愉快、輝煌的作品，乍聽起來簡單。這部交響曲於1907年9月25日由作曲家指揮赫爾辛基愛樂協會首演。作品前部分的和弦中有芬蘭民樂的主題。這部作品是西貝流士剛搬到愛諾拉後創作的，與前兩部交響曲形成鮮明對比，其清晰的表達方式發展成終樂章的進行曲調。[85][97]他的第四交響曲於1911年4月3日在赫爾辛基由愛樂協會首演，西貝流士親自指揮。這部作品是在西貝流士接受一系列移除喉部腫瘤的手術期間創作的。其陰鬱可能可以解釋為他（暫時）決定戒酒的反應。開場由大提琴、低音提琴和巴松管演奏，展現了一種新的時間處理方法；隨後西貝流士借用了他基於愛倫·坡《烏鴉》創作的未完成草稿（英語：The Raven (Sibelius)）中的元素來發展交響曲。衰弱的終樂章可能預示了西貝流士二十年後將經歷的沉默。與當時常見的有力的終曲不同，這部作品以「沉重的悶響」簡單結束。[85]

第五交響曲於1915年12月8日（西貝流士50歲生日）在赫爾辛基首演，由西貝流士本人指揮，獲得了巨大讚譽。今天最常演奏的是1919年的最終修訂版，由三個樂章組成。第五交響曲是西貝流士唯一全程採用大調的交響曲。從柔和的圓號開始，作品通過各種主題的旋轉重複和相當大的變化發展，在最後樂章中小號演奏的天鵝讚歌中達到高潮。[85][98]雖然第五交響曲已經開始偏離奏鳴曲式，但1923年2月由作曲家指揮首演的第六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6 (Sibelius)）更加遠離傳統規範。塔瓦斯謝爾納評論說：「終樂章的結構不遵循任何熟悉的模式。」[99]這部作品採用多利安調式創作，借鑑了西貝流士在創作第五交響曲時發展的一些主題，以及原本計劃用於一部小提琴協奏曲的素材。西貝流士現在採取了一種純化的方法，力求提供「礦泉水」（西貝流士本人語）而非雞尾酒，使用更輕盈的長笛和弦樂，而不是第五交響曲中的重銅管。[100]

C大調第七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7 (Sibelius)）是他最後發表的交響曲。完成於1924年，其顯著特點是只有一個樂章。它被描述為「形式完全原創，對速度處理微妙，對調性處理獨特，整體發展完全有機」。[101]它也被稱為「西貝流士最出色的作曲成就」。[102]最初名為《交響幻想曲》（意大利語：Fantasia sinfonica），1924年3月在斯德哥爾摩首演，由西貝流士指揮。它基於他近十年前創作的的慢板樂章草稿。雖然弦樂佔主導地位，但還有獨特的長號主題。[103]

交響詩

在七部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之外，西貝流士的十三首交響詩是他最重要的管弦樂作品，與理察·史特勞斯的交響詩一起，代表了自法蘭茲·李斯特以來對這一體裁最重要的貢獻。作為整體，這些交響詩跨越了西貝流士整個藝術生涯（第一首創作於1892年，最後一首於1925年問世），展示了作曲家對自然和芬蘭神話（特別是《卡勒瓦拉》）的迷戀，並全面呈現了他的風格隨時間成熟的過程。[104]

 
1930年西貝流士在愛諾拉的家中演奏鋼琴

《傳說》（瑞典語：En saga，意為「童話」）於1893年2月首演，由西貝流士指揮。這首單樂章交響詩可能受到冰島神話作品《散文埃達》的啟發，儘管西貝流士只是將其描述為「他心態的表達」。從弦樂的夢幻主題開始，逐漸演變為木管樂器的音調，然後是圓號和中提琴，展示了西貝流士駕馭管弦樂隊的能力。[105]這是作曲家第一部重要的管弦樂作品，1902年布索尼邀請西貝流士在柏林指揮他的作品時進行了修訂。作品反響積極，他寫信給愛諾：「我已被承認為成熟的『藝術家』」。[106]

《森林女神（英語：The Wood Nymph）》是1894年創作的一首單樂章管弦交響詩。1895年4月在赫爾辛基首演，由西貝流士指揮，靈感來自瑞典詩人維克托·呂德貝里（英語：Viktor Rydberg）同名作品。在結構上，它由四個非正式部分組成，每個部分對應詩歌的四個詩節，並喚起特定情節的氛圍：首先是英雄氣概；其次是狂熱活動；第三是感官之愛；第四是無法慰藉的悲傷。儘管音樂優美，許多評論家還是指責西貝流士「過度依賴」原始材料的敘事結構。[107][108]

《藍敏凱寧組曲》創作於1890年代初。最初構想為一部規模堪比華格納作品的神話歌劇《造船》，後來西貝流士改變了音樂目標，成為一部四個樂章的管弦樂作品。該組曲基於芬蘭民族史詩《卡勒瓦拉》中的人物藍敏凱寧。它也可以被視為四部交響詩的集合。第二/三部分《圖奧內拉的天鵝》經常單獨演出。[109]

《芬蘭頌》可能是西貝流士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首極具愛國主義色彩的作品，1899年11月首次作為芬蘭新聞慶祝活動的一部分演出。1900年7月，修訂版公開首演。[44]「芬蘭頌」這一標題後來才出現，首先用於鋼琴版本，然後在1901年卡亞努斯以該名稱指揮管弦樂版時使用。儘管西貝流士堅持這主要是一首管弦樂作品，但它也成為全世界各地合唱團的最愛，尤其是讚美詩片段。最後作曲家同意，在1937年和1940年為讚美詩配詞，首先是為共濟會，後來是為更廣泛的用途。[110]

《海洋女神（英語：The Oceanides）》是1913-14年創作的一首單樂章管弦樂交響詩。標題指的是希臘神話中居住在地中海的俄刻阿尼得斯，於1914年6月4日在康涅狄格州諾福克音樂節首演，由西貝流士親自指揮。這部作品（D大調）在首演時被讚譽為「音樂中對海洋最精彩的描繪」[111]，由兩個主題、三個逐步發展的階段組成：首先是平靜的海洋；其次是聚集的風暴；第三是雷鳴般的浪潮高潮。當暴風雨平息時，最後的和弦響起，象徵着海洋的強大力量和無限廣闊。[112]

《塔皮奧拉》是西貝流士最後一部重要的管弦樂作品，由沃爾特·達姆羅施（英語：Walter Damrosch）為紐約愛樂委約創作，於1926年12月26日首演。它的靈感來自《卡勒瓦拉》中的森林精靈塔皮奧。用評論家亞歷克斯·羅斯的話說，它「成為西貝流士最嚴謹和集中的音樂陳述。」[85]作曲家兼傳記作家塞西爾·格雷（英語：Cecil Gray (composer)）更加強調：「即使西貝流士沒有寫過其他作品，僅這一部作品就足以使他躋身於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大師之列。」[113]

其他重要作品

為維堡學生協會創作的早期作品《卡累利阿音樂》於1893年11月13日首演，觀眾喧鬧不止。組曲源於11月23日的一場音樂會，包括序曲和三個樂章，後來作為《卡累利阿序曲》（作品10號）和《卡累利阿組曲》（作品11號）出版。它仍然是西貝流士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114]

《悲傷圓舞曲》是一首短小的管弦樂作品，最初是西貝流士為他的姐夫阿爾維德·耶內費爾特1903年的戲劇《死亡》所作的配樂（英語：Kuolema (Sibelius)）的一部分。現在它更作為獨立的音樂會作品為人所知。西貝流士為1903年12月2日上演的《死亡》創作了六首曲子。這支圓舞曲伴隨着戲劇中女人從臨終的床上起身與幽靈共舞的場景。1904年，西貝流士修訂了這首曲子，並於4月25日在赫爾辛基演出時以《悲傷圓舞曲》的名稱呈現。它立即獲得成功，有了自己的生命，並成為西貝流士的標誌性作品之一。[48][115]

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於1904年2月8日首演，獨奏者是維克多·諾瓦切克。由於西貝流士臨在首演前才完成這部作品，諾瓦切克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演出成為一場災難。經過大幅修改後，新版本於1905年10月19日首演，由理察·史特勞斯指揮柏林宮廷樂團。樂團首席卡雷爾·哈利爾（英語：Karel Halíř）擔任獨奏，取得了巨大成功。[116]這部作品越來越受歡迎，現在是20世紀創作的所有小提琴協奏曲中錄音最多的一部。[117]

《庫勒沃》是西貝流士的早期作品之一，有時被歸類為合唱交響曲，但更準確的描述是一組由五個類似交響詩的交響樂章組成的組曲。[118]該作品基於《卡勒瓦拉》中的角色庫勒沃，於1892年4月28日首演，獨唱者是艾米·阿克特（英語：Emmy Achté）和亞伯拉罕·奧揚佩雷（英語：Abraham Ojanperä），西貝流士指揮新成立的赫爾辛基管弦樂團協會的合唱團和管弦樂團。雖然這部作品在西貝流士生前只演出了五次，但自1990年代以來，它在現場演出和錄音中越來越受歡迎。[119]

活動和興趣

共濟會

當芬蘭共濟會（英語：Freemasonry in Finland）在俄羅斯統治下被禁止後重新恢復時，西貝流士成為1922年芬蘭第一號支部的創始成員之一，後來成為芬蘭大支部的大管風琴師。他在1927年為芬蘭創作了儀式音樂（作品113號），並在1946年增加了兩首新曲。1948年儀式音樂的新修訂版是他最後的作品之一。[120]

西貝流士在支部運作的第一年參加了六次會議。在隨後的幾年裏，這些訪問變得不那麼頻繁。在1927年1月之後，他的名字不再出現在芬蘭支部的會議記錄中。[121]

自然

西貝流士熱愛自然，芬蘭的景觀經常成為他音樂的素材。他曾經這樣說他的第六交響曲：「它總是讓我想起初雪的氣息。」圍繞愛諾拉的森林常被認為是啟發他創作《塔皮奧拉》的靈感來源。關於西貝流士與自然的聯繫，他的傳記作者塔瓦斯謝爾納寫道：

即使按北歐標準，西貝流士對自然的情緒和季節變化的反應也異常強烈：他用雙筒望遠鏡掃視天空，尋找飛越結冰湖面的大雁，聆聽鶴的尖叫聲，聽到麻鷸的叫聲在愛諾拉下方的沼澤地上迴蕩。他品味春天的花朵，也享受秋天的氣味和顏色。[122]

反響

 
萊維·馬代托亞，西貝流士最著名的學生，作為評論家，他是西貝流士作品的捍衛者

作曲家和學者埃利奧特·施瓦茨（英語：Elliott Schwartz）在1964年寫道：「可以說佛漢·威廉姆斯、西貝流士和浦羅哥菲夫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交響樂作曲家。」[123]的確，西貝流士對交響樂作曲家和音樂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影響在英語國家和北歐國家可能最為顯著。芬蘭交響樂作曲家萊維·馬代托亞是西貝流士的學生。在英國，雷夫·佛漢·威廉士和亞諾·巴克斯都將他們的第五交響曲獻給了西貝流士。佛漢·威廉士說：「你在音樂世界裏點燃了一支永不熄滅的蠟燭。」[124]此外，《塔皮奧拉》在巴克斯的第六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6 (Bax)）和歐內斯特·約翰·莫蘭（英語：Ernest John Moeran）的G小調交響曲（英語：Symphony in G minor (Moeran)）中都有明顯的迴響。[125][126]西貝流士的作曲程序的影響在威廉·沃爾頓的第一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1 (Walton)）中也能被強烈感受到。[127]當這些和其他幾部主要的英國交響樂作品在1930年代前後創作時，西貝流士的音樂非常流行，托馬斯·比徹姆和約翰·巴比羅利等指揮家都大力支持他，現場演出並錄製其作品。沃爾頓的作曲家朋友康斯坦特·蘭伯特（英語：Constant Lambert）甚至斷言，西貝流士是「貝多芬後第一個自然而然地以交響樂形式思考的偉大作曲家」。[128]早些時候，英國作曲家格蘭維爾·班托克曾支持西貝流士。這種尊重是相互的：西貝流士將他的第三交響曲獻給了他，1946年他成為班托克協會的第一任主席。近年，西貝流士也是羅伯特·辛普森（英語：Robert Simpson (composer)）支持的作曲家之一。馬爾康·亞諾承認了他的影響，亞瑟·巴特沃斯（英語：Arthur Butterworth）也將西貝流士的音樂視為他工作中的靈感來源。[129]

新西蘭20世紀最傑出的作曲家道格拉斯·利爾本寫道，他從西貝流士的作品中獲得了靈感，尤其是早期作品。[130]

費城管弦樂團的首席指揮尤金·奧曼迪和其前任利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通過頻繁編排西貝流士的作品，對向美國觀眾介紹西貝流士的音樂起到了重要作用，前者尤甚，且與西貝流士是一生的朋友。在晚年，西貝流士得到了評論家奧林·唐斯（英語：Olin Downes）的支持，唐斯寫了一本關於他的傳記。[131]

1938年，狄奧多·阿多諾寫了一篇批評性文章聲稱：「如果西貝流士是好的，這就否定了從巴哈到荀伯克一直存在的音樂質量標準：豐富的互連性、明確的表達、多樣性中的統一、『一』中的『多面性』。」[132]阿多諾將他的文章寄給了當時《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音樂評論家維吉爾·湯姆森，後者也對西貝流士持批評態度；湯姆森雖然同意文章的觀點，但向阿多諾表示「文章的語氣更可能引起對阿多諾而非對西貝流士的敵意」。[69]後來，作曲家、理論家和指揮家勒內·萊博維茨（英語：René Leibowitz）甚至在1955年的一本小冊子標題中將西貝流士描述為「世界上最糟糕的作曲家」。[133]

也許西貝流士吸引了評論家的讚美和憤怒的原因是，在他的七部交響曲中，他以獨特的、個性化的方式處理了形式、調性和結構的基本問題。一方面，他的交響樂（和調性）創造性是新穎的，而另一方面，有人認為音樂應該走不同的路線。[134]西貝流士對批評不屑一顧：「不要理會評論家說什麼。從來沒有人為評論家立過雕像。」[85]

 
維也納音樂英里（德語：Musik Meile）的西貝流士星

在20世紀後幾十年，人們對西貝流士的看法變得更為積極：米蘭·昆德拉說這位作曲家的方法是「反現代的現代主義」，站在「永恆進步的現狀」之外。[69]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持有類似觀點，他將西貝流士與荀伯克的「現代主義」方法和史特拉汶斯基的「後現代主義」方法進行了對比；對齊澤克來說，西貝流士代表了「持續傳統主義」的另一種選擇，即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保持藝術完整性，而不是「虛假的保守主義」。[135]1990年，作曲家西婭·馬斯格雷夫（英語：Thea Musgrave）受赫爾辛基愛樂樂團委託，為紀念西貝流士誕辰125周年創作了一部作品：《魔法師之歌》）（英語：Song of the Enchanter），於1991年2月14日首演。[136]1984年，前衛作曲家莫頓·費爾德曼在德國達姆施塔特發表演講，他說：「你認為是激進分子的人可能實際上是保守派——你認為是保守派的人可能實際上是激進分子，」然後他開始哼唱西貝流士的第五交響曲。[69]

1996年，普立茲獎得主音樂評論家蒂姆·佩奇（英語：Tim Page (music critic)）寫道：「關於西貝流士有兩件事需要立即說明。首先，他的作品質量非常不均衡（他的大部分室樂、很多歌曲和大多數鋼琴音樂像是某個19世紀二流沙龍作曲家在悠閒的下午創作出來的）。其次，他最好的作品也通常是古怪的。」[137]鋼琴家萊夫·奧維·安斯內斯（英語：Leif Ove Andsnes）對佩奇對西貝流士鋼琴音樂的評價提出了反駁。安斯內斯承認這些作品質量參差不齊，但他認為普遍的批評否定是不合理的。在演奏西貝流士鋼琴作品時，安斯內斯發現觀眾「對於竟然有主要作曲家創作出如此美麗、易懂卻不為人知的音樂感到驚訝」。[138]

為了慶祝西貝流士誕辰150周年，赫爾辛基音樂中心在2015年夏季每天舉辦一場配有插圖和講解的「西貝流士芬蘭體驗秀」。該製作還延續到2016年和2017年。[139]在西貝流士生日12月8日當天，約翰·斯托爾高茲指揮的赫爾辛基愛樂樂團舉行了紀念音樂會，演出《傳說》、《隆諾達爾》和第七交響曲。[140]

遺產

 
芬蘭科特卡的西貝流士公園（芬蘭語：Sibeliuksenpuisto (Kotka)）

1972年，西貝流士在世的女兒們將愛諾拉出售給芬蘭政府。教育部和芬蘭西貝流士協會（英語：Sibelius Society of Finland）於1974年將其改造為博物館並對外開放。[74]西貝流士通過藝術、郵票和貨幣得到紀念；芬蘭100馬克紙幣上印有他的肖像，直到2002年採用歐元。[4]自2011年起，芬蘭在12月8日（作曲家的生日）設立了升旗日，也被稱為"芬蘭音樂日"。[5]2015年是作曲家誕辰150周年，舉辦了許多特別音樂會和活動，尤其是在赫爾辛基市。[6]

每五年一屆的西貝流士國際小提琴比賽始於1965年，西貝流士紀念碑於1967年在赫爾辛基西貝流士公園揭幕，西貝流士博物館（英語：Sibelius Museum）於1968年在圖爾庫開放，西貝流士音樂廳於2000年在拉赫蒂開放。小行星1405以他的名字命名。[141]

自1996年起，芬蘭一直在修訂西貝流士作品的全集。這是芬蘭國家圖書館、芬蘭西貝流士協會和布賴特科普夫與黑特爾音樂出版社的聯合項目。完成後，這一決定版將包括60卷。[142]

西貝流士從1909年到1944年一直保持寫日記的習慣。2005年，他的家人允許其全文出版。這本日記由法比安·達爾斯特倫（芬蘭語：Fabian Dahlström）編輯，並於2005年以瑞典語出版。[143]為慶祝作曲家150周年誕辰，整本日記也於2015年以芬蘭語出版。[144]西貝流士的幾卷通信集也已經被編輯並以瑞典語、芬蘭語和英語出版。

樂譜軟件西貝流士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45]

手稿

西貝流士的文學遺產——包括通信和手稿——部分保存在芬蘭國家檔案館和芬蘭國家圖書館，但有幾件物品仍在國外私人收藏中，甚至作為投資品，學者們只能部分接觸到。

1970年，在芬蘭政府、銀行和基金會的幫助下，國家圖書館獲得了50件西貝流士音樂手稿。[146]1982年，西貝流士的後代將他的個人音樂檔案捐贈給了國家圖書館。[147]

1997年，在教育部的幫助下，又獲得了另一批50件物品。[148]2018年，意大利-芬蘭收藏家和慈善家羅蘭多·皮耶拉奇尼將一批西貝流士的信件和其他材料捐贈給了芬蘭國家博物館。[149]但是，2016年，《波赫約拉的女兒》的手稿以29萬歐元的價格售給了一位匿名買家，學者們無法再接觸到它。[148]

2020年初，羅伯特·利瑙（英語：Robert Lienau）收藏品的現任所有者提出出售1200頁手稿，包括弦樂四重奏「親密之聲（英語：String Quartet in D minor (Sibelius)）」、配樂《白天鵝（英語：Swanwhite (Sibelius)）》和《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的樂譜，在談判期間學者們無法接觸這些材料。據說整批物品的原始標價超過一百萬歐元。[150]年底，國家圖書館在基金會和捐贈者的幫助下成功獲得了這批收藏品。最終價格「遠低於一百萬歐元」。[151]

如今，未經許可不得將西貝流士的手稿從芬蘭出口，且據《首都日報》報道，這樣的許可大概也不會被批准。[148]

2021年，西貝流士的音樂手稿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計劃。[152]

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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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進一步閱讀

外部連結

 
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尚·西貝流士
 
英文維基文庫有《Sibelius, Jean Julius Christian》的1922年大英百科全書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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