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朴齋
范朴齋（1895年—1970年），四川成都人，中國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政府官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1]
生平
早年生涯
1895年，范朴齋生於四川成都，自幼奉祖父范蕊生之命隨吳虞（吳又陵）讀書。范朴齋在《吳又陵先生事略》中稱：「余在鬏齡之年，先大父蕊生公命束修奉摯從吳先生又陵學為詩古文辭。」范、吳兩家為世交，范蕊生常常為吳虞的家人看病，吳虞也曾為范蕊生所著的《圓明語》一書作序。[2]
范朴齋早年曾為中國同盟會會員。[1]中華民國時期，歷任川軍13師參贊，川軍20軍駐南京辦事處處長，甘肅省民政廳主任秘書。1930年代中期，范朴齋由甘肅省政府秘書長調任平涼專員時，在平涼結識了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二人一見如故。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范朴齋因奔走營救張學良而被免官入獄。獲釋後，被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成都行轅主任的張群任命為成都行轅高級參議。後來張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范朴齋又被張群任命為四川省政府編譯室主任。[3][2]
參加民盟
范朴齋積極支持「中間路線」，後來棄官加入民盟，長期任民盟中央主席張瀾的秘書及文件起草人，起草了許多民盟的重要文電，故被稱作「民盟一支筆」。范朴齋十分敬重張瀾，張瀾也在工作上很倚重范朴齋。1947年，范朴齋在上海《人物雜誌》發表了《我所認識的張瀾先生》一文，讚揚張瀾品德高尚。[2]
范朴齋留下的1944年12月1日至1949年7月7日的日記，詳細記錄了其先後在重慶、成都等地的活動，及民主人士在該時期的活動。比如1947年10月，國民政府解散民盟前後，民盟領導人主張可接受政府下令解散，而不自行解散。范朴齋日記記載稱：「漱溟有信略稱：『現形勢環境說，我們無可為，按內部說亦不能有所為。但我們不能自行解散，我們暫時休息，毋寧說是求之不得的事。將來有需要我們時，我們再度出來，仍將是整個的。』表老亦以此說為然。」[2]
營救同志
1949年元旦，蔣介石宣佈下野。蔣介石特派心腹張群赴重慶主持西南軍政。張瀾和張群是四川同鄉，素有來往。張瀾和其他民盟領導人商議後，決定利用該機會營救一批被捕關在監獄的民盟盟員。負責此次營救的是民盟中央委員范朴齋，曾參加該營救行動的馮克熙回憶：「主其事者，是張表老；具體奔走者，是范朴齋先生；積極襄贊者，是鮮特生、梁漱溟、潘大逵、胡克林先生。」 范朴齋因與張群關係較好，所以擔負了此次營救任務。[2]
范朴齋同梁漱溟等人商定，趁機儘量爭取將所有被捕的人全都營救出獄。不僅是被捕的民盟盟員，即便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其他民主人士，只要知道姓名的一律要求釋放。1949年3月21日，范朴齋在日記中寫道：「午後六時岳軍約談……聽談均浮泛，已窺之有頹然之意。對釋放同仁事，予未有表示，倒是他先說，已決定要放。他要我開個名單給他，我只答應開前年（1947年）六一成渝被捕者的名單，且以私人開給他，這是尊重獄中同人之意也。」 [2]
1949年3月28日，范朴齋開列的營救名單被送至重慶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處。徐遠舉認為該名單中許多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所以不能釋放。為趕在國共北平和談前營救出被捕人員，次日，范朴齋、梁漱溟再度面見張群、徐遠舉，范朴齋當着張群的面向徐遠舉發火稱：「關押了多少人你們清楚，卻出難題要我們開列名單，現在開了名單又節外生枝，名單是我們開的，我們負責，放人不放人，權在你們！」梁漱溟也稱：「要和談就該表現誠意，釋放政治犯是和談的前提，只要是政治犯均應一律釋放。」張群答稱「再斟酌，再斟酌」。經范朴齋等人努力，李康、唐弘仁等28位民盟盟員及中國共產黨黨員在4月1日前全部獲釋。[2]
《書屋》2003年第11期刊登了署名「孫曙」的文章《是「見到的」還是編造的——評楊益言〈我見到的「中美合作所」〉》，介紹了民盟此次營救活動的經過：[2]
實際情況是怎樣呢？1949年初，因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總統，4月國、共在北平進行和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關押的一部分政治犯獲得了釋放。其中，許多是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由民盟出面，以民盟盟員名義（有的政治犯既是共產黨員又是民盟盟員）保釋出獄的。先是由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向被派到四川主持西南軍政的張群提出釋放民盟盟員的要求，張群同意後，3月21日，由民盟中央委員范朴齋等向張群提出了釋放1947年「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成、渝等地民盟盟員三十七人名單。3月底（趕在4月1日國、共和談在北平開始之前），分批釋放了21人，他們是：田一平、李康、舒軍、唐弘仁、龍聖夫、張真民、顏士奇、張明泛、仲秋元、周世楷、屈楚、羅克汀、王穎冰、孫文石、劉慕宇、張大昌、余陽明、唐珍潤、藍國農、何舒傑、熊鴻嘉。除去這21人之外，在國、共和談前後，還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的大力營救，以多種方式，讓牛筱吾、皮曉雲、李玉鈿、管植成、胡春浦、張坤碧等政治犯陸續獲得了釋放。
出任參事與上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28日，第3次政務會議任命范朴齋（時為民盟中央委員）為政務院參事。他還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1956年2月8日，第24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任命范朴齋為國務院參事。[1][3]
1956年，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范朴齋等18位國務院參事聯名向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匯報工作，直接指出中共的統戰工作發生偏差：[2]
我們的意見是：切實檢查統戰工作的作風，糾正偏差；同非黨人士接觸應方式多樣，深入實際，個別訪問談心容易聽到盡情盡意的真話，而不是在枱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動及事實上予人以鼓舞以開新風；真正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多聽意見，有錯認錯。
該報告希望中共及時解決上述問題，消除有關人士的顧慮。此即所謂「十八參事上書」。[2]
根據18位國務院參事的意見，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在全中國的範圍內對中共的內外關係進行了全面檢查，國務院着手提高參事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國務院全體會議召開時，允許參事室派出三位代表列席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輪流參加人民政府舉辦部分大型招待宴會。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全體國務院參事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同參加國慶觀禮。[2]
打成右派
1957年反右運動中，范朴齋被打成「右派」。1958年1月17日，范朴齋因被劃為右派，被國務院免去國務院參事職務。後來，1958年，范朴齋被任命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1][3]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范朴齋先被關押，直到1970年因嚴重胃潰瘍發生大出血，方才緊急通知家屬「保外就醫」，但已太晚。范朴齋回家第三天便病逝，享年75歲。[2]
1980年代，范朴齋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