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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拔·史密夫 (音樂家)

羅拔·占士·史密夫（Robert James Smith，1959年4月21日—）是一位英國音樂家、歌手、詞曲作者和唱片製作人。他是1978年建立的英國搖滾樂隊治療樂隊的創始人之一、主唱、結他手、主要詞曲作者和該樂隊自建立以來唯一一名一直存在的成員。自史密夫在 20 世紀 80 年代嶄露頭角以來，他獨特的結他演奏風格、歌聲和時尚感對哥特亞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其蒼白的皮膚、紅色的唇膏、黑色的眼線、蓬亂的頭髮和全黑的衣服。

羅拔·史密夫
Robert Smith
2012年6月在表演中的史密夫
歌手
出生 (1959-04-21) 1959年4月21日（65歲）
 英格蘭蘭開夏郡黑潭
職業
  • 音樂家
  • 歌手
  • 詞曲作家
  • 唱片製作人
音樂類型
演奏樂器
  • 人聲
  • 結他
  • 貝斯
  • 鍵盤
出道地點 英格蘭西薩塞克斯郡克勞利
活躍年代1972年至今
網站thecure.com
相關團體

史密夫的其他工作包括從1982年到1984年擔任蘇西與女妖的主音結他手，並於1983年成為短命樂隊手套樂隊的成員。2019年，他作為治療樂隊的成員入選搖滾名人堂[1] ，《滾石》雜誌在 2023 年將他列為有史以來最偉大歌手中的第 157 位。[2]

早期生活

羅拔·占士·史密夫於1959年4月21日出生於布萊克浦，是麗塔·瑪麗（Rita Mary，原姓艾莫特）和占士·亞歷山大·史密夫（James Alexander Smith）的四個孩子中的第三個。 [3] [4]他出身於音樂世家，父親唱歌，母親彈鋼琴。 [5]他作為天主教徒長大， [6]後來成為無神論者。 [7]當他三歲時，他的家人搬到了霍利，他在那裏的聖法蘭西斯小學就讀。 [8]當他六歲時，他的家人搬到了克勞利，他在那裏就讀於聖法蘭西斯中學。 [3]後來，他於 1970 年至 1972 年就讀於聖母中學，並於 1972 年至 1977 年就讀於聖威爾弗里德綜合學校。[3]他和他的妹妹珍納特（Janet）在小時候學習過鋼琴。[9]他後來打趣道，「（珍納特）是一位鋼琴神童，所以兄妹間的競爭讓我拿起結他，因為她無法用手指握住琴頸。」 [10]他告訴Smash Hits雜誌 ，大約從 1966 年他七歲起，他的哥哥李察（Richard）就教他結他上的「一些基本和弦」。 [11]

史密夫從九歲開始跟隨結他手約翰·威廉士（John Williams）的學生學習古典結他，他稱約翰·威廉士是一名「真正優秀的結他手」。然而，他說：「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也漸漸地失去了樂趣。我希望我能堅持下去。」 [10]他說他的結他老師對他的演奏感到「震驚」。 [12]他放棄了正規的教學，開始自學演奏，聽他哥哥收藏的唱片。 [9]當他 13 或 14 歲的時候，他開始更加認真地對待搖滾音樂，並「開始瘋狂地演奏和學習」。 [13]直到 1972 年 12 月，他還沒有自己的結他，一直借用他哥哥的結他，所以他哥哥把結他送給了他作為聖誕節禮物。史密夫談到這份禮物時說：「無論如何，我總會得到它的——所以無論他是否在聖誕節正式把它送給我，我都會擁有它！」 [14]搖滾傳記作家謝夫·阿普特（Jeff Apter）堅稱史密夫在 1972 年聖誕節收到的結他是他父母送給他的，並將這件物品與史密夫眾人皆知的Woolworths 「Top 20」結他等同起來，該結他後來被用於治療樂隊的許多早期唱片中。 [15]而一些早期消息援引史密夫的話稱，他是在 1978 年以 20 英鎊的價格親自購買了這把結他的。[16] [17] [18]

史密夫將聖母中學描述為「一個思想非常自由的地方」，而他聲稱自己濫用了這種自由。史密夫稱，有一次他穿着一件黑色天鵝絨連衣裙去學校，並整天穿着：「老師們只是想，『哦，這只是他正在經歷的一個階段，他遇到了一些人格危機，讓我們幫助他度過難關。』」 [11]他說「另外四個孩子」放學後毆打了他，儘管阿普特指出史密夫給出了幾個相互矛盾的故事版本。阿普特還報道說，史密夫在聖母大學付出了足夠的努力來通過考試，並引用史密夫的話說：「如果你足夠狡猾，你可以讓老師相信你很特別；三年來我幾乎什麼也沒做。」 [19]據說，聖威爾弗里德學院比聖母院更嚴格。 [20] 1975 年夏天，史密夫和他的學校樂隊成員參加了O Level 考試，但只有他和米高·登普西 (Michael Dempsey)於 1976 年至 1977 年間留在聖威爾弗里德學院上六年級[21]。

史密夫表示，他的樂隊 Malice 在 1976 年聖誕節前夕在學校進行了第二次現場表演，據稱引發了一場騷亂，之後他被認為是「不良少年」而被聖威爾弗里德學院開除：「我（在 1977 年）被帶回來了，但他們從來不承認我曾是那裏的學生……我考了三門 A 級課程——生物學慘敗，勉強通過了法語，英語得了『B』。然後我花了八九個月的時間靠社會保障，直到他們停止給我錢。所以我想，『現在是時候做一個樣本唱片，看看人們的想法了。』」 [11]根據治療樂隊傳記作者 Dave Bowler 和 Bryan Dray 的說法，學校驅逐了 Malice 的前聯合創始人 Marc Ceccagno 和史密夫，而他們的新樂隊 Amulet 在十二月的學校表演中演出。 [22]史密夫對他所謂的開除給出了相互矛盾的說法，在其他地方說他只是被停課，因為他與學校校長相處不好， [23]並且在另一個場合說他被停課是因為他「對宗教的態度被認為是錯誤的」。 [24]

音樂生涯

校園樂隊：1972—1976

史密夫說，他在 14 歲時組建了第一支樂隊，並由他自己、他的哥哥李察、他們的妹妹珍納特以及李察的一些朋友組成。他評論道：「這支樂隊叫做克勞利山羊樂隊（Crawley Goat Band）——太棒了！」[11] 然而，雖然克勞利山羊樂隊可能是史密夫的第一個常規樂隊，但當他和他的聖母中學同學一起以 Obelisk 的樂隊名進行第一次表演時，他才 13 歲，Obelisk 最終成為了治療樂隊的前身。Obelisk 由史密夫（此時擔任鋼琴手）、Marc Ceccagno（主音結他手）、Michael Dempsey（結他手）、Alan Hill（低音結他手）和Laurence "Lol" Tolhurst（打擊樂手）組成。根據治癒樂隊的官方傳記《Ten Imaginary Years》，他們於 1972 年 4 月在學校活動中進行了唯一的一次表演。然而，謝夫·阿普特認為實際的演出日期應當在 1973 年 4 月， [25]這與史密夫和他的樂隊成員此時已經離開聖母中學的情況不一致。 [3]

1972 年下半年，Smith、Ceccagno、Dempsey 和 Tolhurst 等樂隊的核心成員一起在聖威爾弗里德綜合學校上中學，在那裏他和朋友們繼續一起演奏音樂。史密夫說，他們被簡稱為「The Group」，「因為這是學校里唯一的一個樂隊，所以我們不需要名字。」 [11] Dempsey 最終從樂隊的結他手轉為低音結他手，他說他們使用過的另一個名字是「Brat's Club」，這個名字參考了 Evelyn Waugh 的《一抔土（英語：A Handful of Dust）》 。 [25]史密夫說，「The Group」最終變成了「Malice」，「有點像一個亞金屬朋克樂隊——成員包括 Michael Dempsey、Laurence 和另外兩個人。」 [11]根據《Ten Imaginary Years》，從 1976 年 1 月到 12 月，Malice 的陣容發生了變化，原結他手 Marc Ceccagno 被 Porl Thompson 取代，一名叫做「Graham」的鼓手被 Lol Tolhurst 取代，「Graham的兄弟」被 Martin Creasy取代。到 1977 年，Malice 更名為 Easy Cure 。

治療樂隊：1976 年至今

作為樂隊主唱

史密夫一開始並不打算成為治療樂隊的主唱。Bowler 和 Dray 指出，Obelisk 樂隊「以 Dempsey 和 Ceccagno 為結他手，而他（史密夫）擔任鍵盤手」。[26]隨着樂隊更名為 Malice 並於 1976 年 1 月開始定期排練，史密夫仍然是樂隊流動成員之一。[26][27]對於他們在聖愛德華茲教堂的第一次「正式」排練，史密夫說：

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 Marc Ceccagno 想成為一名結他英雄。Michael 有一把貝斯，我則剛剛搞到一把結他，我們的第一位鼓手 Graham 有一套鼓。他的哥哥有擴音器和麥克風，所以他擔任主唱。[28]

1976 年 12 月，Graham 哥哥的主唱席位被 Martin Creasy 取代，後者是《克勞利觀察家報》（The Crawley Observer）的一名記者；然而據相關人士稱，他在樂隊的表現是一場災難。[29]到 1977 年 1 月，Malice 已經更名為 Easy Cure，[30] 部分是因為想和樂隊的早期演出保持一定的距離。鼓手 Lol Tolhurst 和低音結他手 Mick Dempsey 也因早年和樂隊一起演出而聞名。Tolhurst 還在 Malice 的早期表演中翻唱了《Wild Thing》，[31] 並和 Dempsey 在《Killing An Arab》等歌曲中唱和聲，甚至擔任治療樂隊首張專輯其中一首曲目的主唱。[32][33] 1977 年 3 月，一位名叫 Gary X 的歌手短暫地加入樂隊，隨後又被 Peter O'Toole 取代。[29] O'Toole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擔任了 Easy Cure 的主唱，跟隨樂隊在當地的酒吧巡迴演出，並「在當地擁有了許多的追隨者」。[30]

然而，當 Easy Cure 於 1977 年 10 月進入倫敦的 Sound And Vision 工作室為 Hansa 唱片（英語：Hansa Records）錄音時，O'Toole 已經離開樂隊並去到以色列的基布茲。[29] 隨後史密夫擔任了主唱角色，因為並沒有適合的代替者。1989 年，他告訴《音樂家（英語：Musician (magazine)）》雜誌：

當我們開始在酒吧里演出時，我並不是主唱……我只是一個喝醉了的結他手，寫了這些奇怪的歌曲。我們找了大約五位不同的歌手——他們基本上都他媽的沒什麼用。到最後，我總是這麼想，「如果是我的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的意思是，儘管我討厭自己的聲音，但至少和其他人的聲音比起來，我還是不怎麼討厭的……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夠擺脫這樣的想法，我興許就能成為主唱。」[34]

作為樂隊的主要詞曲作者

史密夫並非樂隊早期唯一的詞曲作者。實際上，樂隊名稱「Easy Cure」來自於 Lol Tolhurst 創作的一首歌曲，[35] 而「Grinding Halt」則以他的一句歌詞為原型，只是史密夫將它縮短為前半部分。[36] Easy Cure 在不久後將名稱縮寫為 「Cure」。[37] 1978 — 1979 年間，史密夫用他妹妹 Janet 的哈蒙德風琴（英語：Hammond organ）創作並錄製了治療樂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早期歌曲的樣本唱片，其中包括《10:15 Saturday Night》。[38]

1979 年 10 月，當《新音樂快遞》在治療樂隊與蘇西與女妖共同巡演的期間採訪他們時，史密夫就已經被認為是「治療樂隊幾乎所有歌曲和歌詞」的主要創作者。他表示他在彈奏和演唱這些歌曲時感到並不舒服，因為這些歌曲並不是他自己的。[39] 巡演歸來後，史密夫使用哈蒙德風琴、一台鼓機和他標誌性的 Top 20 Woolworth 結他，在他父母的地下室內為專輯《Seventeen Seconds》創作了大部分音樂，而專輯的大部分歌詞是在紐卡斯爾一夜寫成的。[40] Michael Dempsey 在討論他離開樂隊一事時說道：

羅拔的新歌更多的是在發表自己的想法——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我無法忍受代表他發表這樣的想法。[41]

儘管史密夫創作了《Seventeen Seconds》的大部分歌詞，但樂隊在錄製專輯時也重寫了許多。Dempsey 的繼任者 Simon Gallup 在 1980 年向雜誌《聲音（英語：Sounds (UK magazine)）》描述了樂隊的創作過程：

當我們到現場演奏時，羅拔會即興創作很多次，直到他找到感覺為止。然而，當我們錄製時，如果他仍然覺得不對勁，那就意味着我們每個人都要整晚坐在 Chris Parry（樂隊經理）的廚房裏，在一張又一張的紙上亂寫亂畫——「整晚」我們都很絕望，直到早上六點我們才完成，Lol Tolhurst 站在桌子上，把頭靠在天花板，因為他認為這樣可能會幫助他清醒。[42]

Lol Tolhurst 後來表示，他、Gallup 和史密夫都為治療樂隊的早期專輯寫了歌詞，這樣的格局直到他們 1982 年的專輯《Pornography》之後才發生了變化：

一般來說，因為羅拔必須唱他選擇的歌詞，但這些歌詞來自我們所有人。他保留了一大盒我不時貢獻的歌詞（西蒙也是），而他把它們全部用在歌曲中。[43]

Tolhurst 聲稱自己為樂隊 1981 年的專輯《Faith》中的《All Cats Are Grey》寫了歌詞，後來他則自己重新錄製了這張專輯。[43] Tolhurst 回憶說，直到《Pornography》之前，他們的歌曲都是集體創作的；而與此相反，史密夫在 1982 年聲稱自己寫了「《Pornography》中 90% 的內容」，因此他絕不可能離開樂隊，因為沒有他就不會有治療樂隊。[44]

在他們的前四張專輯（《Three Imaginary Boys》《Seventeen Seconds》《Faith》《Pornography》）中，樂隊的所有成員都獲得了同等的歌曲創作榮譽。根據史密夫的說法，隨着 Simon Gallup 的離開，樂隊只剩下兩個人，Tolhurst 放棄了鼓轉而學習鍵盤。[44] 從 1982 年 7 月到 Gallup 於 1985 年 2 月回歸，大部分的創作和錄音實際上都是由史密夫一人負責的。儘管如此，Tolhurst 被認為是 1983 年的單曲和合輯《Japanese Whispers》中五首歌曲（包括《Let's Go to Bed》和《The Walk》）的共同創作者之一，而《The Love Cats》《Lament》和《The Dream》則是僅由史密夫創作的。[45] 對於 1984 年的專輯《The Top》，史密夫稱這是「前所未有的僅由我一人製作的專輯」。[46] 在專輯中他自己演奏了幾乎所有樂器，除了鼓（Andy Anderson）[47] 和歌曲《Give Me It》中的薩克斯（Porl Thompson）[48]，而 Tolhurst 則為專輯 10 首歌曲中的 3 首貢獻了鍵盤。

1985 年，由史密夫擔任唯一詞曲作者的專輯《The Head on the Door》大獲成功。1987 年，樂隊推出雙專輯《Kiss Me, Kiss Me, Kiss Me》，其中的單曲《Just Like Heaven》和《Hot, Hot, Hot!》在美國發行後收穫持續的人氣。從那時起，治療樂隊的詞曲由樂隊全員共同創作，但仍由史密夫擔任主要作曲者和編曲者。

與蘇西與女妖、手套樂隊（英語：The Glove）等的合作

個人生活

婚姻

1988 年 8 月 13 日，史密夫和瑪麗・特蕾莎・普爾（Mary Theresa Poole，生於 1958 年 10 月 3 日）結婚，史密夫在 14 歲時於喜劇課上認識了瑪麗。[49] 他們沒有孩子，[50] 史密夫稱他反對生孩子，因為他是一位反出生主義者。[51][52] 他還補充說，他「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責任將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52] 史密夫和瑪麗有 25 個侄女和侄子。[52]

史密夫後來透露，在他音樂生涯的早期，瑪麗並不總是與他一樣對治療樂隊的未來充滿信心和願景，這是他確保樂隊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53]據《每日快報》報道，瑪麗曾經是一名模特，並擔任過照顧智力障礙兒童的護士；然而，隨着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樂隊在商業上的成功，瑪麗放棄了她的日常工作，這樣夫妻二人就不會分開太長時間。[53][54][55]

史密夫告訴《The Face》雜誌，他曾經把一台攝像機留在家裏，「幾個小時後我才發現了它還開着，我對我們互相說的那麼多廢話感到非常震驚。這就像聽精神病人說話一樣……與精神不平衡的人在一起，我感到更加自然，因為你總是更加警覺，想知道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麼……」。他聲稱瑪麗「過去常常打扮成女巫來嚇唬小孩子」，她有時會穿着睡衣打扮成羅拔·史密夫，因此他一直都不敢帶人回家，「因為我永遠不知道誰會來開門」 。[56]

1991 年至 1992 年間，治療樂隊在牛津郡的希普頓莊園（英語：The Manor Studio）錄製《Wish》專輯時，牆上釘着一張「瑪麗的莊園瘋人院圖表」（Mary's Manor Mad Chart），上面「亂序」列出了莊園的 17 名工作人員和訪客（包括樂隊及其隨行人員）。瑪麗排名第二，在一位在廚房工作、名叫路易絲的女士之後。「我們都投了票」，史密夫說，「我們度過了一個感動的頒獎之夜。」[57]

家人

史密夫是家中四個兄弟姐妹中的第三個。他說他的母親 Rita「本來沒打算生下我」，這也導致了他和兩個哥哥姐姐之間年齡差距巨大。「他們一生下我，就覺得不應該只生一個，所以我又有了一個妹妹。這是好的，因為我希望能有一個妹妹。」他將他的妹妹 Janet 描述為「鋼琴神童」和「家中的音樂天才」，但表示她因為太害羞所以不敢表現出來。除了從 1973 年左右開始參加樂隊 Crawley Goat 外，Janet 還在 1979 年作為 Cult Hero 的成員演奏鍵盤，他們的姐姐 Margaret 則演唱和聲。[58][59] 1980 年 3 月，Janet 還和 Simon Gallup 當時的女友 Carol（兩人都身穿女學生制服）以及一群在現實生活中被成為「the Obtainers」的男學生們一起為 Cult Hero 的演出演唱和聲。[60] 治療樂隊的專輯《The Head on the Door》的封面，亦是以由 Porl Thompson 拍攝的 Janet 的一張照片在經過處理後製作的。[61][62]

2022 年 10 月 20 日，在一場音樂會上，治療樂隊演奏了歌曲《I Can Never Say Goodbye》，以獻給史密夫最近去世的哥哥 Richard。[63]

思想

史密夫稱他通常對與陌生人的對話感到不舒服，並且也沒有興趣和意願參與其中。他也表現出典型的英式冷幽默，如他在 2019 年入選搖滾名人堂時接受採訪的一段視頻。該視頻因為他面對一位興奮的美國記者的採訪時面無表情地回應而迅速走紅。[64] 他在多個社交媒體上有賬號，但僅僅是為了發佈治療樂隊相關的公告和防止虛假賬戶的出現。[51]

史密夫將自己描述為「有點自由主義的人」，並且「對政治化的音樂感到不舒服」。[51] 在 2012 年和 2013 年的巡演中，他在結他上打出了「公民，而非臣民」（Citizens, not subjects）的口號，[65] 並公開表達了他對英國王室的蔑視，感嘆他所尊敬的音樂家們竟然都接受了嘉獎，表示自己寧願「砍掉雙手」也不會接受。[66] 2019 年在接受《滾石》雜誌的採訪時，他談到了自己的政治觀點：「我一直持有可以被視為社會主義的世界觀……我認為中間偏右始終是錯誤的。」[67]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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