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

第三代巴麥尊子爵亨利·譚寶

英國政治家

亨利·約翰·譚寶，第三代巴麥尊子爵，KG，GCB，PC（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年10月20日 - 1865年10月18日）英國政治家，兩度拜相，以「巴麥尊勳爵」一名著稱，綽號「The Mongoose」。

非常尊敬的
巴麥尊子爵
The Rt Hon.
The Viscount Palmerston
KG，KCB，PC
巴麥尊勳爵像。
聯合王國首相
任期
1859年6月12日—1865年10月18日
君主維多利亞
前任打比伯爵
繼任羅素伯爵
任期
1855年2月6日—1858年2月19日
君主維多利亞
前任第四代鴨巴甸伯爵
繼任打比伯爵
外交大臣
任期
1846年7月6日—1851年12月26日
總理第一代羅素伯爵
任期
1835年4月18日—1841年9月2日
總理第二代墨爾本子爵
前任第一代威靈頓公爵
繼任第四代鴨巴甸伯爵
個人資料
出生(1784-10-20)1784年10月20日
 英國西敏
逝世1865年10月18日(1865歲—10—18)（80歲）
 英國赫福郡布魯克特廳（英語：Brocket Hall）
墓地西敏寺
政黨托利黨（1806–1830年）
輝格黨（1830–1859年）
自由黨（1859–1865年）
母校愛丁堡大學
劍橋大學
簽名

譚寶自1807年起在政府中供職，起初是托利黨員，但後來依序加入輝格黨、自由黨。從1809年到1828年，他擔任戰爭部長，在該職位上，他負責組織軍隊的財務工作。當佐治·坎寧出任總理時，他首次獲得內閣職位，但與其他坎寧派一樣，他在一年後辭職。他曾1830年至1834年、1835年至1841年和1846年至1851年三次擔任外交大臣。在此期間，巴麥尊有效地應對了歐洲的一系列衝突。他作為外交大臣的舉動被認為是自由主義干預主義實踐的雛形，其中一些舉動引起了爭議。

作為內政大臣，巴麥尊儘管反對選舉改革，卻進行了各種社會改革。1855年，當公眾因克里米亞戰爭政策而減少了對政府的青睞時，巴麥尊是唯一能夠在議會中維持多數議席的總理。他有兩個任期，分別是1855年至1858年和1859年至1865年。他在選舉中獲勝數個月後去世。譚寶是迄今為止最後一位在任內去世的英國首相。巴麥尊通過刺激英國民衆來掌握公眾輿論，儘管維多利亞女皇和大多數政治領導人不信任他，但他仍然獲得了新聞界和民眾的青睞，並從中得到了親切的稱呼「帕姆」。巴麥尊的所謂弱點包括對人際關係的不當處理，以及在確定外交政策時與女皇及皇室之間持續存在分歧。

歷史學家認為巴麥尊是最偉大的外交家之一，這是由於他分析與處理重大危機能力，對權力平衡和英國利益的承諾，在許多衝突中為英國提供了決定性的機會。他對印度，意大利，比利時和西班牙的政策對英國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有利結果：儘管他對法國，鄂圖曼帝國和美國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更為短暫。

生平

家世

亨利·約翰·譚寶於1784年10月20日出生於在西敏的家族住宅，父親是第二代巴麥尊子爵亨利·譚寶（英語：Henry Temple, 2nd Viscount Palmerston）（1739-1802），母親是倫敦商人班哲文·米（Benjamin Mee）之女瑪麗（1752-1805）。[1]屬於譚寶家族的愛爾蘭分支。後來，他繼承了家族的愛爾蘭貴族身份，成為第三代巴麥尊子爵[2]。

1792至1794年，這位8歲至10歲的小男孩隨家人一起遊覽了歐洲大陸的法國、瑞士、意大利、漢諾威以及荷蘭[3]。在意大利時，他跟從意大利籍家庭教師蓋特諾先生（Signor Gaetano）那裏學會了流暢的意大利語[4]。

巴麥尊在哈羅公學就讀時（1795-1800），後來的海軍上將，第一等從男爵奧古斯都·克里福德（英語：Sir Augustus Clifford）曾是他和奧爾索普子爵（英語：Viscount Althorp）、鄧坎嫩子爵（英語：Viscount Duncannon）的學弟，他回憶說巴麥尊遠比另二人寬宏大量。[5]在學校里巴麥尊常常打架，同學回憶稱他曾和塊頭有他兩倍大的傢伙對抗。[5]。

1799年，年輕的巴麥尊曾被父親帶進下議院，並和當時的首相小威廉·皮特握了手。[6]

這以後巴麥尊進入愛丁堡大學就讀（1800-1803），在蘇格蘭哲學家亞當·福格森和亞當·斯密的朋友杜格爾德·史超域那裏學習政治經濟學。後來巴麥尊說他在愛丁堡的這段時間裏獲得了「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有用的知識和思考習慣。」[7]明托伯爵曾寫信給巴麥尊的父母，稱他溫文有禮，魅力不凡。史超域在給友人的信中也提到了巴麥尊，「就脾氣和舉止而言他沒有哪點是朋友們不滿意的。實際上，我從未見過像他這種年紀的人能夠這麼完美，性格這麼友善。」[8]

 
1802年，18歲的巴麥尊

1802年4月17日，巴麥尊在未滿18歲時繼承了父親巴麥尊子爵的稱號。在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讀書時（1803-1806），[9]由於擁有貴族身份，他未經考試就成為了文學碩士，雖然他表示希望通過考試來獲得學位，但遭到拒絕，不過獲准參加考試，並獲得優等。[10]

1803年英國對法宣戰，巴麥尊加入了防備法軍入侵的志願兵，成為聖約翰學院的三名軍官之一，他還被任命為拉姆西（Romsey ）志願兵部隊的中校軍官。[11]

早期政治生涯：1806-1809

1806年2月，巴麥尊參加了劍橋大學選區的競選，遭到失敗。[12]當年10月，在霍舍姆選區成功當選為議員，但在次年1月，下議院的多數派輝格黨通過了一項動議讓他下台。[13]

靠了席車士打勳爵（英語：Lord Chichester）和馬姆斯伯里勳爵（英語：Lord Malmesbury）的幫忙，他得以在砵蘭公爵內閣的海軍部中任職。[14]5月份時巴麥尊再次在劍橋選區參選，但為了確保這個雙人選區中有一名托利黨人當選，他勸自己的支持者投票給另一名托利黨候選人，最後他以三票之差落敗。[15]

1807年6月，巴麥尊在懷特島上的受人操縱的新港選區參選，得以作為托利黨議員進入議會。[16]

由於拿破崙和俄羅斯在《提爾西特條約》中同意組建聯盟海軍以對抗英國，還試圖利用丹麥海軍來入侵英國。[17]英國決定先發制人，要求當時還是中立國的丹麥交出所有戰艦，在戰爭結束時再歸還，不然就摧毀其海軍。丹麥拒絕，英軍隨即炮擊了哥本哈根。[18]1808年2月3日，巴麥尊發表演說，支持秘密外交、炮擊哥本哈根以及英軍在哥本哈根戰鬥中消滅丹麥海軍。他提到拿破崙控制丹麥艦隊的野心，以此為英軍的攻擊辯護：

……這是有理由的因為法國的龐大力量使之可以強迫弱國與英格蘭為敵……英格蘭的行為符合自我防衛的法律，我們可敬的紳士及其支持者都承認，若丹麥對我國表現任何敵意，採取報復的手段都是正當的……丹麥被迫做出敵對行動和丹麥自願做出敵對行動是等價的，自我防衛的法律都是成立的……誰會相信波拿巴會基於什麼正義的想法，使丹麥免於受到其他國家那樣的待遇呢？……自我防衛是國際法的基本原理，基於此，英格蘭可以正當的確保並強制丹麥不會被法國人逼迫變成當前的敵人。[19]

擔任軍務大臣：1809-1828

巴麥尊勳爵的演說獲得了很大成功，珀西瓦爾在1809年組閣時特意邀請他擔任財政大臣，在當時這個職位沒有19世紀中期後那麼重要。但巴麥尊選擇了軍務大臣的職位，專門負責軍隊的財務。沒有內閣閣員身份的他在這個位子上一干就是二十年。[18]

1812年3月10日，巴麥尊在英國下議院表態支持將英軍外籍士兵的數量限制在1.6萬，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國外。[20]他也支持在和平時期維持常備軍，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英國一直負擔着一支龐大的常備軍隊伍。1816年3月8日，巴麥尊在下院發表演說，支持為之撥款，他宣稱龐大的常備軍是「保衛憲法」所不可缺少的。[21]另外他還提到，常備軍軍官很大一部分都有相當的「財產和社會關係」。由於在國防開支方面受到激烈的批評，1820年5月16日，巴麥尊再度在下院演講，堅持己見，表示國家有這樣的財政負擔是因為英國正「獨自進行着一場艱苦而無助的鬥爭，不只是對歐洲列強，也包括文明世界裏的盟友。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軍事上的榮耀——不是奪取令人誘惑的領土——也不是為了那個貌似更正當的目標：防止人權遭侵犯，維護國家的尊嚴。我們一直是在為我們能作為獨立國家存在而鬥爭……紳士們，可要記得，國家的這個負擔本是我們已同意支付的，保證我們自由和獨立的代價。」[22]

1822年卡斯爾雷子爵自殺後，利物浦伯爵的托利黨政府內閣分裂出不同的政治派別。偏自由主義的派系取得了一些成功，其中佐治·坎寧成為了外相和下議院領袖，威廉·赫斯基森提倡了自由貿易的學說並付諸實施，天主教解放的問題也浮出水面。雖然巴麥尊勳爵並非內閣成員，但他也對坎寧及其朋友的做法報以熱忱的支持。1828年2月26日，巴麥尊發表演說支持天主教解放法案，他認為一方面緩解國教中異議分子中「虛構的不滿」，一方面又讓英國的「天主教徒遭受真正的苦痛」，怎樣看都是不合適的。[23]他還支持通過旨在使更多英國人獲得選舉權的改革法案。[24]一名傳記作家評論說：「像許多托利黨人一樣，他在心底里是個輝格黨員」。[7] 1829年，巴麥尊屬於反對黨時，天主教解放法案最終在議會通過，[25]大改革法案在議會通過的時間是1832年。

1818年4月1日，有一名拿半工資的退休軍官達維斯中尉（Lieutenant Davies），因為申請養老金的問題對陸軍部不滿，加之患有精神病，開槍擊中了在陸軍部階梯上行走的巴麥尊。不過子彈只在他的背部擦過，造成輕微傷。巴麥尊得知達維斯有精神病之後，花錢幫他在法庭上作了辯護（達維斯後來被送入精神病院）。[26]

利物浦伯爵逝世前，選擇坎寧為新的首相，但托利黨中更加保守的成員，包括羅拔·皮爾，並不支持他。於是前內閣中偏自由主義的成員就和輝格黨人聯合組閣，並委任巴麥尊為財政大臣。巴麥尊接受了任命，但由於國王和約翰·查理斯·赫里斯（英語：John Charles Herries）的阻撓，只得繼續擔任軍務大臣一職，不過他得以首次進入內閣。坎寧政府僅四個月就因首相去世而終結，哥打列治子爵組成了新政府，但也只剛剛維持到次年。

坎寧派人士仍保留有影響力，新組閣的威靈頓公爵加緊讓巴麥尊、赫斯金森、查理斯·格蘭特（英語：Charles Grant）、威廉·蘭姆、以及達德利伯爵（英語：1st Earl of Dudley）進入政府。但是，威靈頓和赫斯金森因為曼徹斯特和伯明翰地區議會代表的問題爆發爭執，最終導致了赫斯金森及其支持者的辭職，包括巴麥尊在內。這樣，1828年春，在政府中連續呆了二十多年的巴麥尊勳爵成為了反對派。

作為反對派：1828-1830

 
倫敦國會廣場上的巴麥尊勳爵塑像
 
修咸頓的巴麥尊勳爵塑像

成為反對派後，巴麥尊顯得密切關注外交政策。他強烈要求威靈頓積極干涉希臘獨立戰爭，後來還多次訪問巴黎，並精確地預見了波旁王朝即將覆滅。1829年6月1日，他發表了自己對外交問題的首次重要演說。

巴麥尊是個極優秀的演說家，他的語言組織相對不很深思熟慮，演講姿態略微不夠得體，但他一般都能在適當的時間用適當的詞語表達適當的觀點，能用最適合聽眾身份和性格的話語在下院發言。1830年9月威靈頓公爵曾勸巴麥尊重返內閣，但他表示若另兩位著名的輝格黨人，蘭斯唐勳爵（英語：Henry Petty-Fitzmaurice, 3rd Marquess of Lansdowne）和格雷勳爵不加入，他也會拒絕加入。可以說，在1830年時，巴麥尊對黨的忠心已經有了改變。[27]

擔任外交大臣：1830-1841

1830年對比利時外交

巴麥尊先後在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年間擔任外交大臣，他精力旺盛地從事這項工作，繼續發揮了二十年的影響力。在1830-1851年末這段時間內的法國、比利時革命時期，基本上都是巴麥尊在負責英國外交政策。這期間他展示了強硬的風格，人稱「浮石勳爵」，在與反對他的外國政府打交道時，他獨創了「炮艦外交」這一手段。

1830年革命動搖了歐洲各國自拿破崙戰爭結束後建立的體系，尼德蘭聯合王國因比利時革命而瓦解，葡萄牙王國陷入內戰，一個小女孩即將繼承西班牙的皇位，波蘭與沙俄爆發了戰爭（十一月起義），而北方諸列強（俄國、普魯士、奧地利）則組成了緊密的聯盟，被認為威脅到了歐洲的和平和自由。巴麥尊勳爵以他的氣魄和決心正面以上種種困難，取得了顯著的外交成果。

由於尼德蘭威廉一世呼籲在拿破崙戰爭後協助他登上皇位的列強保障他的權力，各國代表在倫敦舉行了會議。英國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讓比利時獨立，巴麥尊勳爵相信這樣能儘量保證英國的安全，但事情並不簡單。一方面北方列強極力想保護威廉一世，另一方面許多比利時革命者，如夏爾·德·布魯塞爾（英語：Charles de Brouckère）和夏爾·羅日耶，支持比利時和法國合併。英國的政策是和法國維持緊密的聯盟，但也要保證大陸上的力量平衡，特別是要保住比利時。如果北方列強用武力支援威廉一世，英國將和法國聯手反擊，要是法國試圖和比利時合併，那麼它會失去和英國的聯盟關係，並遭到歐洲各國一致反對。最終英國的方案得以實施，在戰爭一觸即發的形勢下維護了和平，一名已故英國公主的丈夫，薩克森-科堡的利奧波德王子成為了比利時國王。

1830年代對法、西、葡諸國外交

兩名年幼的女皇，西班牙伊莎貝拉二世和葡萄牙瑪麗亞二世分別在1833年和1834年成為了國家的代表，她們是兩國立憲派的希望，但她們信奉專制主義的男親屬，也是繼承順序上排首位的男性，葡萄牙米格爾一世和西班牙的唐·卡路士（Don Carlos），對這兩個位置多少造成一些壓力。巴麥尊勳爵察覺到這點，並實行了一個計劃，把西方的四個立憲國家組成聯盟以抗衡北方列強的聯盟，1834年4月22日，旨在讓伊比利亞半島達成和解的條約在倫敦簽署，雖然西班牙的戰亂仍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條約的目標還是達到了。

法國人對簽署的條約並不滿意，對履行條約的職責也不熱心。路易·菲臘還被指責稱在暗中支持唐·卡路士的追隨者——而且他也拒絕直接干涉西班牙。後來巴麥尊勳爵對法王長期的個人敵意可能部分就因為法國朝廷在這方面的猶豫，雖然這種情緒可能在此前就有了。儘管巴麥尊勳爵在1834年6月記述說「巴黎是我外交政策的核心」，英法兩國的分歧還是導致了長久而無結果的對抗，對雙方都無益。

1830年代對巴爾幹和近東地區的外交，保護土耳其，鴉片戰爭

參見：近東問題

巴麥尊勳爵對東歐的外交問題抱有濃厚的興趣。希臘獨立戰爭中他積極支持希臘人的理想，支持給希臘人獨立的《君士坦丁堡條約（英語：Treaty of Constantinople (1832)）》。但到了1830年，保護鄂圖曼帝國成為了他的一個重要目標，他相信土耳其終會復興。他在給布爾沃（Lord Dalling）的信中寫道：「我們所聽到的那些，關於土耳其帝國的腐朽，說它只是個死屍或者枯樹的話，等等，都是徹頭徹尾地胡說八道。[28]」他有兩個目標，一是防止俄國人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再是防止法國人在尼羅河一帶立足。他認為應維持鄂圖曼帝國宮廷的權威，以作為上述兩國行動的主要障礙。

 
1830-1840年間的巴麥尊

巴麥尊勳爵長久以來都猜疑、敵視俄國。俄羅斯的獨裁專制政體與他的自由理念格格不入，而俄國的不斷擴張又對大英帝國的實力造成挑戰。1833年俄土達成的互助條約讓他惱怒，他也對Vixen affair的始作俑者，俄國負責封鎖切爾卡斯亞的大衛·歐科華（英語：David Urquhart）感到不滿，懷有敵意。

儘管巴麥尊已經名聲在外，但1831年土耳其蘇丹受到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的威脅時，他對於是否提供幫助猶豫不決。[29]見到俄國的成功後，他於1833年和1835年做出了提供物質援助的提案，但被內閣駁回。巴麥尊認為「如果我們五大國聯手為其提供十年的和平環境，而該帝國又能利用這十年重整內部體系，那麼它沒理由不會再次成為一支值得尊敬的力量。」當時有觀點認為，根據其他的古老國家來看，土耳其也會一樣的「年久失修」，巴麥尊對此也提出了異議，他說：「人類一半以上的錯誤結論都是由於錯誤的比較造成的，一般性的相同點或者幻想出來的相似之處被套用在了真實的個體上。[30]」當阿里威脅到鄂圖曼王朝的生存，尤其是蘇丹在1839年7月1日病逝後，巴麥尊成功的讓諸大國於7月27日簽署了聯合照會，宣告維護土耳其帝國的獨立和完整以保障歐洲的和平安全。但1840年阿里又佔領了敘利亞並在尼悉戰役（英語：Battle of Nezib）中打敗土耳其軍隊。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龐森比勳爵（英語：John Ponsonby, 1st Viscount Ponsonby）極力主張英國政府進行干涉。而法國儘管簽署了聯合照會，但由於和帕夏政權發展了更緊密的關係，拒絕參與對阿里採取高壓手段。

因法國的對埃及政策而惱怒的巴麥尊勳爵在1840年7月15日與奧、俄、普三國簽署了《倫敦協定》（英語：Convention of London (1840)），卻沒有通知法國政府。英國人對是否這樣做很是猶豫，內閣的部分成員對此也有強烈反對，但巴麥尊勳爵最終強制推行了這個辦法，部分是由於他向首相墨爾本勳爵去信，稱若不採納這一主張他就要辭職。

《倫敦協定》同意穆罕默德·阿里為埃及的世襲統治者，同時要求他從敘利亞和黎巴嫩撤軍，阿里拒絕了。歐洲列強發動武裝干涉，炮擊貝魯特，奪取阿卡（英語：Battle of Acre (1840)），阿里的勢力很快就崩潰了。巴麥尊勳爵的手段取得了成功，他也因此名聲大噪，被譽為當時最強有力的政治家之一。

在地中海東岸與俄國爭鬥的同時，英國又參與了阿富汗的事務，以將勢力擴展到中亞。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2月20日，英國政府向清政府發出《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這是研究鴉片戰爭的重要外交文獻，清政府拒絕此最後通牒，爆發了鴉片戰爭。[31][32][33]

巴麥尊勳爵在上述行動中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情和幹勁，這使他在廣大群眾中極受歡迎，但在女皇和議會中的保守派看來，充滿激情、言語傲慢、習慣於照個人好惡行事的他很可能會給國家穩定造成危害。

婚姻

1839年，巴麥尊娶了他交往多年的情婦，著名的輝格黨人，墨爾本勳爵之妹，剛失去丈夫的艾米麗·蘭姆（英語：Emily Temple, Viscountess Palmerston）。他們婚後沒有子女，不過傳說後來成為沙夫茨伯里伯爵夫人的艾米麗·考珀女士（英語：Lady Emily Cowper, later Countess of Shaftesbury）其實就是巴麥尊的親生女兒。[34]

作為反對派：1841-1846

墨爾本勳爵的執政在不久後結束了（1841年），之後巴麥尊離開政府部門五年之久。英法之間的危機也過去了，兩國政局發生變動，英國人用鴨巴甸勳爵做新的外交大臣，法國也用法蘭索瓦·基佐換下了阿道夫·梯也爾，這對世界和平來說是個好事。在巴麥尊看來，與法國的和平並不可靠，英法遲早都要有一戰。鴨巴甸和基佐開展了新的政策，他們通過互信和友好互助，完全恢復了兩國政府間友好的信任和理解，巴麥尊勳爵引發的矛盾逐漸消退。在羅拔·皮爾執政時期，巴麥尊勳爵過着退休般的日子，但和美國的《韋珀斯特－阿什布頓條約》簽署後，他仍用自己獨特的尖刻語氣表達了強烈的反對。1842年的這份條約解決了英美在加拿大幾個地區的邊界爭端，主要是紐賓士域和緬因州的交界，以及明尼蘇達州在蘇必利爾湖和森林湖一帶與加拿大的交界。[35] 雖然巴麥尊對該條約持批評態度，但條約實際上成功解決了巴麥尊長久以來關心的若干問題。

由於巴麥尊勳爵干涉主義者的名聲，加上不受女皇和其他輝格黨要人的青睞，當約翰·羅素勳爵在1845年底組建內閣時，就因為格雷勳爵拒絕加入一個會再次由巴麥尊掌控外交事務的政府而失敗。不過問題在幾個月後得到克服，輝格黨重掌權力，巴麥尊也回到了外交部（1846年7月），羅素做出保證說要對他的行為作出嚴格控制。但沒過多少天，人們就發現這根本就是個不切實際的期望。

重任外交大臣：1846-1851

法國和西班牙的問題

 
巴麥尊勳爵像，由約翰·帕特里奇繪於約1844年。

法國政府把巴麥尊的上任視為某種新的帶有敵意的信號。巴麥尊在一封急件里提到了一個科堡王子（Coburg prince）的名字，認為他可以作為西班牙年輕女皇丈夫的候選者之一，法國人抓住這個宣佈不再遵守基佐和鴨巴甸勳爵達成的約定。雖然法國人在西班牙女皇婚姻問題上的舉動絕非沒有自身的考量，但可以肯定，把巴麥尊看作一個狡猾而不安寧的敵人，是他們行動的導火索。不管是重提《烏德勒支和約》，還是求助於歐洲其他國家，英國大臣們都未能挫敗法國對西班牙皇室婚姻的干預。法國人贏了這一場，但聲譽也嚴重受損。

支持海外革命

1848年，歐洲被革命的火焰吞沒了，除俄羅斯、西班牙、比利時外，整個大陸上君王的統治都受到動搖。巴麥尊勳爵被認為是公開同情海外的革命黨，尤其因為他強烈鼓吹民族自決，並堅定地聲援大陸上的立憲派自由黨。

對愛爾蘭的態度

雖然巴麥尊支持歐洲各地的起義鬥爭，但他激烈地反對1848年發生在他家鄉愛爾蘭的青年愛爾蘭黨暴動。在1840年代後期的愛爾蘭大饑荒中，他也沒有運用自己在內閣的強大影響力來為饑民提供救助。儘管他的一個莊園所在地斯萊戈郡就是受愛爾蘭饑荒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意大利獨立運動

參見：意大利統一和第一次意大利獨立戰爭

巴麥尊最厭惡的國家非奧地利莫屬，不過他反對奧地利主要是因為其佔據意大利東北部以及該國的意大利政策。他也表示奧地利作為阿爾卑斯山北的強大勢力而存在，是歐洲秩序的一個基本要素。他的政治觀點常被自己個人的同情或厭惡感所左右，意大利獨立運動引發了他的熱烈同情。他支持西西里島對抗拿坡里王，甚至允許為之供應胡列治兵工廠（Arsenal at Woolwich）的武器。雖然他遏制了撒丁國王對奧地利強大兵力的輕率攻擊，但也幫他減少了戰敗的賠款。被革命形勢震驚的奧地利派使節到倫敦，請求英國的斡旋，但要求割佔大片意大利的土地，巴麥尊勳爵拒絕迫使撒丁王國接受這些條件。兩年後革命的浪潮遭到反擊而消退。

匈牙利獨立運動

匈牙利的內戰震動了維也納的大門，但由於俄國的干涉而告終。施瓦岑貝格親王控制了奧地利政府，獨攬大權。匈牙利民主主義者，立憲派領袖科蘇特·拉約什流亡英國後，巴麥尊提議在先前僅供內閣進行強制性投票的布羅德蘭茲府邸接見他。儘管巴麥尊稱自己做了審慎明智的處理，但對於他所聲援、稱讚的鬥爭，他無法給出多少物質上的支持，最終各地的反抗都被鎮壓。英國政府，或者說它的代表巴麥尊勳爵，還遭到了歐洲各國的猜疑和怨恨，只有共和法國除外，而且後者在巴麥尊攻擊希臘的事件上也短暫的疏遠了英國。

波蘭起義

儘管巴麥尊有着「波蘭保護者」的稱號，當波蘭民族主義者起來鬥爭的時候，他對獨立運動的激情好像已經消退了。波蘭起義於1830年11月28日在華沙爆發，亦是說，當巴麥尊開始在輝格黨首相查理斯·格雷的內閣中擔任外交大臣時，起義已進行了約一個月。[36]波蘭之前已被普、奧、俄三國瓜分，華沙處在俄國的控制之下。1831年2月上旬，11.5萬俄軍攻入「波蘭省」鎮壓起義。波蘭抵抗軍在什托采克首戰告捷，但終究無力阻擋俄軍進攻華沙。波蘭十一月起義堅持到1831年11月5日，最後2萬波軍向布羅德尼察的普魯士人投降。然而，在整個起義過程中，巴麥尊勳爵幾乎都沒有就波蘭的事態表示看法。1831年8月8日，一名下院議員亨利·亨特（Henry Hunt）提交請願書，要求支持波蘭起義，並把對波蘭起義無所作為的巴麥尊勳爵解職。[36]在當天的下院辯論中，另一名議員約瑟夫·休謨（Joseph Hume）也宣稱巴麥尊勳爵對此的沉默是為了「避免幫助波蘭人，以便他們繼續受俄國人的擺佈。」[36]

面對這樣的抨擊，巴麥尊勳爵最終打破了沉默。但他的表態並不能給波蘭人以鼓舞。他說：「任何已簽署的條約所規定的義務，政府在任何時候都應給予考慮。[37]」還說：「俄國對波蘭領土的主張是基於《1815年維也納條約》的。」他無視俄國取得波蘭土地是需要以沙皇遵守波蘭憲法為前提的，當被人指出時巴麥尊索性稱「就事實來說，本國（英格蘭）是《維也納條約》的簽字國，並不等同於我們就要確保俄國不違背條約。[38]」他的意思貌似就是說「保障一份條約」和保障條約的執行不是一碼事。[39]

1850年唐·帕西菲科事件，議會和女皇的態度

1847年，一名直布羅陀商人唐·帕西菲科（英語：Don Pacifico）在希臘雅典的住所被一夥反猶暴徒襲擊，暴徒中包括了希臘大臣的兒子，希臘警方也只是作壁上觀，沒有干預。[40]由於唐·帕西菲科是英國公民，英國政府表示了關切。1850 年1月巴麥尊利用唐·帕西菲向希臘政府的索賠要求，封鎖了希臘王國比雷埃夫斯港。[41]由於希臘是處於三大列強聯合保護之下，英國軍艦的高壓行為遭到了俄國和法國的抗議。[42]

在一次值得記錄的辯論後（6月17日），上院投票譴責了巴麥尊勳爵的政策。但羅巴克（Roebuck）推動下院撤銷這一指責，並於6月29日以46票的優勢通過。此前，巴麥尊在6月25日對議會發表演說，這是他最雄辯有力的一次發言，不止為他因唐·帕西菲科向希臘政府索賠的做法，也為他的所有實施的外交事務進行辯護。

在這次長達五小時的演說中，巴麥尊講出了那個著名的宣言，即任何地方的英國臣民都應受到英國政府強大力量的保護，避免遭到不公平和錯誤的對待，他把大英帝國和羅馬帝國作對比，因為羅馬的公民就可以保證身處國外時不受他國的妨礙。這就是著名的《我是羅馬公民》的演說。這之後巴麥尊的聲望達到了巔峰。[43]

然而，儘管在議會中取得勝利，但巴麥尊很多同事和支持者也不贊同國家從事外交關係的方式。同年，女皇和首相談話的備忘錄中記載了女皇對巴麥尊迴避向皇室呈交方案以待批准的義務的不滿，這份備忘錄被傳達給巴麥尊，後者接受了批評。[44]

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崙——在1848年當選為法國總統——發動政變，解散國民大會，逮捕共和主義者的領袖。巴麥尊私下向他表示祝賀，他注意到英國的憲法已經在歷史中根深蒂固，而法國自1789年就爆發了五次革命，1850的法國憲法也成了「馬拉斯特（Marrast ）和托克維爾這幾個沒頭腦的傢伙先前發明的讓法國人痛苦和困惑的蠢東西」。不過內閣決定英國必須恪守中立，巴麥尊也因此要求下屬對政變採取中立姿態。但亞厘畢親皇后來了解到巴麥尊對政變的好感，女皇也得知了巴麥尊未經向她報告就擅自給對方發信，雖然巴麥尊反駁說裏面只不過是他的個人看法，維多利亞女皇還是下令首相將他免官，於是巴麥尊識時務地辭了職。

擔任內政大臣：1852-1855

在保守黨少數派短暫的執政之後，鴨巴甸伯爵首相組成了一個輝格黨和皮爾黨（Peelites）人的聯合政府（羅素成為了外交大臣和下議院領袖）。由於沒有巴麥尊他們無法組成政府，因此1852年12月，巴麥尊當上了新政府的內政大臣。很多人認為這項任命很古怪，因為巴麥尊勳爵的專長明顯是外交事務。[45]有一個傳說指在北英格蘭的一次大規模罷工後，女皇召來巴麥尊商討形勢，在問道最近的情況時，據說巴麥尊這樣回答：「目前沒有確切的消息，陛下，但好像土耳其人已經確實跨過多瑙河了」。[46]

社會改革

巴麥尊批准了1853年工廠法案，補上了先前工廠法案中的漏洞，宣佈在晚六點到凌晨六點之間使用童工為違法行為。[47]他還試圖批准一個法案保證工人有組織社團的權力，但未在上院通過。[48]他推行《實物工資法》禁止僱主給工人發放實物代替工資，以及強迫工人在僱主開設的商店中購物。[48]1853年8月，針對工業革命造成的煤煙問題，巴麥尊推出了消煙法案（Smoke Abatement Act）。他還勸服政府支持一名下院議員提出的1853年牛痘法案，督促其得到通過成為法律。該法案首次認定給兒童種牛痘是一項義務。針對當時的豪門家族延續祖先的做法在教堂中埋葬死者的行為，巴麥尊基於公眾健康宣佈這種做法非法，並強調死者都應葬公墓或教堂毗鄰的院落中。[48]

刑法改革

巴麥尊將囚犯可以被單獨囚禁的時間的上限從十八個月降低到九個月，[49]他還批准了1853年苦役法案，停止將囚犯流放到萬迪門蘭，同時還減輕了許多罪行的最高刑罰。[50]他批准了1854年感化院法案，使內政大臣有權力把少年犯送往感化院而非投入監獄，其後迫於壓力他通過了一條修正案，規定上述犯人必須至少先在監獄中住滿三個月。[51]1854年10月，巴麥尊視察帕克赫斯特監獄（英語：Parkhurst）並會見了三名少年犯，對方的舉止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隨後他下令將三人送往感化院。他還發現囚室通風條件很差，並責令獄方改正。[52]

選舉改革

巴麥尊強烈地反對約翰·羅素勳爵給予城市勞工選舉權的打算。1853年12月內閣同意在下次議會開會時通過一項法案，滿足羅素的要求，巴麥尊勳爵隨即宣佈辭職。但鴨巴甸告訴他並沒有關於改革的明確決議，勸他繼續任職。當年選舉改革法案未能在議會通過。

克里米亞戰爭

主條目：克里米亞戰爭

由於巴麥尊勳爵被排除在外交部這個他的傳統領域之外，也就意味着在克里木戰爭的導火索事件里他不能完全掌控英國對外政策。傳記作家賈斯帕·黎德利（英語：Jasper Ridley）認為，如果當時英國外交政策在巴麥尊的掌握之下，克里米亞戰爭就可以避免。[46]當1853年2月俄國軍隊聚集在鄂圖曼帝國邊境上時，巴麥尊向內閣建議，讓英國海軍會合達達尼爾海峽一帶的法國艦隊，作為給俄國的警告，但遭到拒絕。

1853年5月，俄國向鄂圖曼蘇丹發出威脅，稱不滿足他們的條件就要進攻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兩個公國。巴麥尊勳爵主張立即採取果斷行動，把英國海軍開到達達尼爾以協助土耳其海軍，警告俄國人若侵入二公國就要面臨和英國的戰爭。但鴨巴甸勳爵回絕了巴麥尊勳爵的所有建議，經過漫長的討論後，鴨巴甸勳爵勉強同意調一支艦隊去達達尼爾但仍拒絕其他建議。英國的行動激怒了俄國沙皇但卻不足以威懾到他。英艦抵達達達尼爾時的天氣十分惡劣，只好到海峽中避風。俄國宣佈英方舉動破壞了1841年海峽公約，並侵入兩個公國。巴麥尊勳爵認為這是英方表現軟弱的結果，他表示若事先警告俄國人，一旦入侵兩公國，英法艦隊就會開進博斯普魯斯海峽乃至黑海，俄國人就會退卻。巴麥尊在內閣中強調要對俄國發動強有力的戰爭，但想要和平的鴨巴甸勳爵拒絕了。一般大眾多站在土耳其人一邊，鴨巴甸也越來越不受歡迎。1854年2月，達德利·史超域勳爵（英語：Lord Dudley Stuart）記載道：「不管我走到哪，在這件事上我都只聽到一個聲音，這聲音只有一個單詞或說一個名字——巴麥尊。」[53]

1854年3月28日，由於俄國拒絕從兩個公國撤軍，英法對俄宣戰。1854-1855年的冬天裏，攻打塞瓦斯托波爾的英軍承受着惡劣的環境和軍事上的挫敗。英國國內瀰漫着憤怒的情緒，因為在下院關於這件事的投票中失敗，鴨巴甸不得不設立了一個議會調查委員會調查戰爭的指揮問題，他的政府也因這次投票而辭職。維多利亞女皇不願讓巴麥尊勳爵組織政府，於是她要求打比勳爵出任首相。打比邀請巴麥尊擔任陸軍大臣，巴麥尊表示只要克拉倫登留任外交大臣就接受任命，但克拉倫登拒絕，巴麥尊也就沒有接受。結果打比放棄組閣，女皇又召來蘭斯唐但後者年紀太大已無法奉命，女皇再度選擇羅素，但除巴麥尊外，羅素先前的同僚均不願在他手下任職。在已沒有其他人選的情況下，1855年2月4日，女皇在白金漢宮召見巴麥尊勳爵，命他組織新政府。

擔任首相：1855-1858

1855年3月，沙皇尼古拉一世駕崩，即位的是他希望和平的兒子亞歷山大二世。然而，巴麥尊勳爵認為和談條件對俄國太寬鬆了，因此勸拿破崙三世中斷和談。他篤信英國定能打下塞瓦斯托波爾，從而獲得談判桌上的優勢。英國人在凸角堡前傷亡慘重，但隨着法國人於9月佔領了馬拉科夫，塞瓦斯托波爾守軍投降。1856年2月27日，雙方休戰，經過持續一個月的巴黎和談，各國達成了協議。巴麥尊勳爵將黑海非軍事化的要求得到滿足，但未能讓俄國向土耳其交還克里木半島。1856年3月30日，和約簽署。4月，維多利亞女皇授予巴麥尊勳爵嘉德勳章。

亞羅號事件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主條目：亞羅號事件和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一條名為亞羅號的海盜船被中國人扣留。該船為一個中國海盜所有，曾於兩年前向英國政府註冊，有一個掛名的英籍船長，船員都是中國人。中國巡河水師在中國領水上攔截了該船，拉下了船上的英國國旗。中國籍船員都被逮捕但英籍船長被釋放。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宣稱中國人侮辱了英國國旗，發出抗議，要求中方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拒絕，並查出亞羅號登記的執照在三星期前就已到期，因此無權懸掛英國國旗，也不再受國際法的保護。然而，巴夏禮為了保全顏面，拒絕讓步，他無視國際公約，反而宣稱中國人在行動前對該船並非英國船的事實並不知情。巴夏禮派出艦隊轟擊葉名琛的住所，導致大片城區被毀，以及大量的傷亡。作為回應，葉名琛發佈公告，號召廣州人民聯合起來消滅「英夷」，懸賞要英國人的人頭，城外英國人居住的洋行也被燒為平地。

當消息傳到英國，許多內閣大臣都認為巴夏禮的做法不管在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屬錯誤，檢察總長也認定他無疑觸犯了國際法。然而，巴麥尊勳爵卻庇護巴夏禮，表示下屬的行動不應受到事後批評。在接下來的議會辯論中，下議院的李察·科步登（Richard Cobden）和格萊斯頓等人從道德的立場上激烈抨擊政府的對策。辯論持續到第四天時（1857年3月3日），巴麥尊勳爵開始攻擊科步登和他的言論充滿了「反英國的感情，簡直是自己放棄了對自己祖國和同胞的羈絆，我從未想到議會中會有人說出這樣的話，什麼都是英國人的錯，和英國為敵做什麼都是對的。[54]」他進一步宣稱，若譴責英方做法的提議得到通過，就表示議會投票「拋棄掉了地球另一端的眾多英國臣民，把他們交給一夥野蠻人——一夥慣於綁架、謀殺、投毒的野蠻人。[54]」該提議以六票的優勢獲得通過後，巴麥尊勳爵隨即要求女皇解散議會重新選舉，他的要求得到滿足。在國際上，中英之間的危機愈演愈烈，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達到頂點。

巴麥尊勳爵的立場在國內極受歡迎，自1835年起他所在的黨派就一直屬於國會的第一大黨。科步登等人則丟掉了議員身份。關於這次選舉，沙夫茨伯里勳爵（英語：Lord Shaftesbury）這樣寫道：

（巴麥尊）的受歡迎程度十分驚人——說起來都怪，整個事態都圍繞他的名字來轉動，看起來都沒用什麼策略、主義、口號之類的來影響人心以決定選舉；僅僅是簡單的「你以前支持巴麥尊嗎，不支持嗎？現在你支持嗎，不支持嗎？」[55]

辭職

 
1860年2月，巴麥尊在下議院關於和法國簽訂條約的辯論中發言

此次選舉後，巴麥尊勳爵批准了1857年婚姻法案（英語：Matrimonial Causes Act 1857），首次允許世俗法庭做出離婚判決，並取消了宗教法庭做出離婚判決的權限。反對該法案的議員中包括試圖用冗長演說來阻擋法案通過的格萊斯頓，這是英國歷史上的首次。但巴麥尊還是決定要讓法案通過，並且做到了。

這年6月，印度人民發動起義，攻擊當地英國人的消息傳來，巴麥尊勳爵派科林·坎貝爾帶援兵趕往印度。他還同意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權力收歸國有，這在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英語：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858）中獲得通過。

一名意大利共和主義者菲利斯·奧西尼（英語：Felice Orsini）被發現試圖用英國造的炸彈暗殺法國皇帝，激起了法國人的憤怒。巴麥尊勳爵提出了一項謀殺法案，要求將在英國策劃謀殺他國居民的行動定為重罪。保守黨在議會一讀時投票支持，但二讀時他們投了反對票。巴麥尊勳爵的議案以十九票之差未獲通過，於是在1858年2月，他被迫辭職。

作為反對派：1858-1859

雖然如此，但保守黨無法在議會中佔到多數，當羅素於1859年3月提出一項要求放寬選舉權的議案時，儘管保守黨表示反對，議案還是獲得通過。議會解散並重新進行選舉，輝格黨獲勝。巴麥尊拒絕迪斯雷利要他擔任保守黨領袖的建議，卻在1859年6月6日參加了在聖占士街舉行的會議，會上成立了自由黨。女皇要求格蘭維爾勳爵組織政府，雖然巴麥尊願意協助他，羅素卻拒絕了。因此6月12日女皇再度任命巴麥尊勳爵為首相，羅素和格萊斯頓都同意為他效力。

再任首相，1859-1865

在巴麥尊的後一個首相任期內有一些重要法律獲得通過。1861年人身傷害法案（英語：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對法律做出了改革和系統的編纂，這是當時刑法合併過程的一部分。1862年公司法案（英語：Companies Act 1862）則奠定了現代公司法的基礎。[56]

一些同時代的人認為巴麥尊是一個好色之徒。《泰晤士報》把他稱為「丘弼勳爵（因為他外表顯年輕）」。在1863年的一場離婚案中，79歲的巴麥尊還成了共同被告，不過最後發現這只是一次訛詐行為。

與格萊斯頓的關係

儘管巴麥尊和威廉·格萊斯頓對彼此保持着紳士般的風度，但他們在宗教、外交、國防和改革等方面都有着根本分歧。[57]如何管好自己的財政大臣成了巴麥尊后一首相任期的頭等大事。威廉 佐治（英語：William Gregory）議員曾聽某內閣成員談道「每次開會時或是假期一結束，格萊斯頓先生就要開始喋喋不休地談論起關於各種改革的各種方案，在他看來這些都絕對有必要立即執行。巴麥尊則會盯着面前的紙張一言不發，直到格萊斯頓的長篇大論告一段落。然後他會敲着桌子，微笑地說：『各位大人、各位紳士，干正事了。[58]』」巴麥尊曾對沙夫茨伯里勳爵說：「格萊斯頓就快如願了，只要他取代了我的位置，我們就要有怪事情做了。」他還對另一個朋友說，他認為格萊斯頓會毀掉自由黨，把它搞成一個瘋人院。[59]

1864年5月，議員艾德華·拜因（英語：Edward Baines）向議會提出了一份改革議案，巴麥尊要格萊斯頓在答覆時不得以他自己或政府的名義為個別改革方案做出承諾。[60]而格萊斯頓在自己的發言中向議會宣稱，他不明白為何一個精神健全的男子會不應有參與投票的權利，但表示要到勞工階層也希望改革後改革才會進行。巴麥尊相信這是在煽動勞工階層起來要求改革，並告訴格萊斯頓：「不管是誰有權利做什麼事，都得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管理下進行，那些想要改變的人首先得證明現行組織體系還達不到這點。」[61]

國防

法國對意大利的干涉引發英國人對於可能遭受入侵的擔憂，巴麥尊勳爵於1860年設立了一個皇家國防委員會，該委員會建議修建大量要塞以保護英軍造船廠，巴麥尊強烈支持該建議。由於耗資巨大，格萊斯頓表示反對，還威脅說若是接受該建議他就要辭去財政大臣的職位。巴麥尊曾說他從格萊斯頓那裏收到了非常多的辭職信，他擔心煙囪都會被燒燃了。[62]

美國內戰

在美國內戰中巴麥尊勳爵同情的是南方蓄奴州的分離主義者。儘管他曾公開表態反對販賣奴隸和奴隸制度，但他對美國政權也有着持續一生的深切敵意，他相信美國會因分裂而削弱（相對地英國實力就增強了）而且南部邦聯「可以為英國商品提供有利可圖的廣大市場」。[63]

內戰初期，英國於1861年5月13日發表了中立聲明。巴麥尊勳爵決定把南部邦聯看作一個交戰國，並接待了對方非官方的代表（不過他拒絕將其視為主權國家，因為那樣為時過早）。美國國務卿威廉·蘇厄德威脅說，任何把南方分離主義分子視為「交戰國」的國家都會被當做美國的敵人。巴麥尊勳爵認為北部可能和南部停火，轉而入侵加拿大，因此向加拿大增兵。他得知南部邦聯在1861年7月的牛奔河戰役中取勝時，感到非常欣喜，然而15個月後他寫道：「美國的戰爭……顯然要終結了，除了未能擺脫上千的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北方顯然完成了他們所有的目標。但有一點必須要承認，處於戰爭雙方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都展現了他們的勇氣和耐力，對得起他們的血統。」[64]

1861年11月發生了特倫特號郵輪事件，一艘美艦攔截了英國輪船特倫特號，帶走了兩名試圖前往歐洲的邦聯使者。巴麥尊聲稱這一行動「是公然的，惡劣的侮辱」。他要求美方釋放兩名外交官，並派三千士兵進駐加拿大。1861年12月5日，巴麥尊在給維多利亞女皇的信中寫道「對於要給美國人一個沉重打擊來說，大不列顛現在的形勢好過以往任何時候，足以給他們上一課讓他們不至於很快忘掉。[65]」次日，在另一封給外交大臣的信中，他還預言了英美之間的戰爭：

很難不得出以下結論，即那些幾乎控制着所有北方報紙的流亡愛爾蘭人，會因為他們對英國的強烈憎恨而去影響平民大眾，最終使林肯和蘇厄德無法同意我們的要求。由此我們必須準備迎接可能發生的戰爭。[65]

然而，美國領導人決定釋放二人以避免戰爭的風險。巴麥尊勳爵相信，那些派往加拿大的部隊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1862年9月南方軍在安提塔姆之戰（英語：Battle of Antietam）中失敗，北方隨後公佈了《解放奴隸宣言》，此後巴麥尊謝絕了拿破崙三世讓英法二國承認南部邦聯政府的建議。[64]巴麥尊還抵制了後來所有試圖讓英政府承認邦聯的活動，因為他感到戰爭形勢並不允許那麼做。最後北方的優勢越來越明顯，南部邦聯在1865年被徹底擊敗。

 
1863年的巴麥尊。

另一件讓巴麥尊頭疼的事是建造於英國伯肯海德的邦聯襲擊艦亞拉巴馬號，1862年7月29日，一名法律人士在報告中向他建議扣留亞拉巴馬號，因為為邦聯建造該船破壞了英國的中立性。此外，美國南部棉花供應的中斷開始影響到英國北部工業區，英國一般群眾對南部邦聯的感情也趨於冷淡。

於是巴麥尊勳爵在7月31日下令扣住亞拉巴馬號，但命令傳到伯肯海德之前該船就已經出海。亞拉巴馬號此後俘獲、摧毀了很多美國北方的商船，其他幾艘同樣在英國建造的邦聯襲擊艦也一樣（不過它們都是在離開英國之後才安裝武器的）。

美國人指控英國和南部邦聯在這次事件中串通一氣，戰後，美國就亞拉巴馬號造成的損失向英國索賠。巴麥尊勳爵拒絕賠償，也拒絕國際仲裁。但他去世後，格萊斯頓承認了美國的主張，接受國際仲裁，最後賠償了美國1550萬美元。

贏得大選

巴麥尊勳爵在1865年7月的大選中再度獲勝，他的黨派佔有了更多的議席。他本人的領導力成了自由黨優越的選舉資產。[66]此後他着手對付愛爾蘭的芬尼亞（英語：Fenian）暴動，下令愛爾蘭總督沃德豪斯勳爵（英語：Lord Wodehouse）採取對應措施，若有必要可以暫停陪審團制度，還要監視在愛爾蘭活動的美國人。他堅信這次事件是美國人引發的。1865年9月27日，他在給陸軍部的信件中寫道：

美國人以芬尼亞主義為名對愛爾蘭的攻擊現在可能已經被擊敗了，但那毒蛇只受了些傷，沒有死。美國的陰謀家很可能會來奪取我們在北美的省份，以彌補他們在愛爾蘭的失敗。[67]

巴麥尊建議運送更多武器到加拿大，並派更多士兵控制愛爾蘭。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里，他反覆思量了外交上的新動向，構思和法國建立一種新型的友好關係，「一種初步的防務聯盟」，以對抗美國。他還預見到普魯士會更加強大，並能夠平衡來自俄國日益增長的威脅。他在給羅素的信中警告他留意俄國「會在一段時間後成為和古羅馬帝國一樣興盛的國家……德國必須要有足夠的實力，以對抗俄國的侵略。」[68]

去世

巴麥尊勳爵在1865年10月12日那天受了風寒，但他沒有立即上床休息，而是拖延了一個半小時，此後他發起了高燒。他的病情在平穩了幾天後於10月17日夜開始惡化，醫生問他是否相信耶穌會讓世界重生，他答道：「哦，當然的。[69]」他最後的遺言是「那是第98條，現在繼續」（他在思考外交條約）[69]。據另一個可信度不高的版本，他的遺言是「親愛的醫生，我最後要做的事就是『死』了」。他的去世時間是1865年10月18日星期三早上10:45，此時距他的81歲生日只有兩天。儘管巴麥尊的遺願是葬於藍斯修道院，但內閣堅持在10月27日為他舉行了國葬，將他安葬在了西敏寺。他是英國第四位並非皇室成員卻獲得國葬禮遇的人（前三位是艾薩克·牛頓、納爾遜、以及威靈頓公爵）。

維多利亞女皇在巴麥尊去世後記述說，雖然她對他的離去表示遺憾，但從未曾喜歡或是尊敬過他。「那個強壯、果斷、滿懷抱負的人——走了！想起來有種嚴肅而怪異的感覺，他總是讓我們苦惱煩擾，雖然作為首相他幹得"非常好"」[70]。弗羅倫斯·南丁格爾在得知他的死訊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的離去是我們的重大損失，雖然別人要他『做正確的事』時，他開了玩笑，但他從來都是做到了的。沒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樣掌控內閣，我們失去了一個有力的保護者……他比他表現出來的還要誠摯。他對他自己並不公平」。[70]

影響

1886年羅斯伯里勳爵在格萊斯頓的政府中就任外交大臣，約翰·布萊特（英語：John Bright）問他是否讀過巴麥尊任外相時的政策。羅斯伯里回答是。於是布萊特說：「那麼你就知道要避免做什麼了。完全做和他相反的事吧，他對外交部的掌控簡直是長期的犯罪。[71]」

而1892年洛恩侯爵（Marquis of Lorne）則評價巴麥尊說：「他愛他的國家，國家也愛他。他是為國家的榮譽和生活，國家也珍視他的英名。」[72]

巴麥尊的愛國情操尤為有名。約翰·羅素勳爵曾說：「他的心臟永遠為英格蘭的榮耀而搏動。[73]」1889年格萊斯頓曾對倫德爾勳爵（英語：Lord Rendel）提起一件事「曾有一個法國人試圖恭維他，說：『如果我不是法國人，那麼我就希望能做一個英國人。』巴麥尊冷冷地答道：『如果我不是英國人，我仍希望做一個英國人。[74]』」巴麥尊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促進英國的國家利益。[74]當1930年代溫斯頓·邱吉爾發起重整軍備的活動時，他被人比作是警告國家重視防務的巴麥尊。[75]有感於當時的綏靖主義，揚·史末資將軍在1936年寫道：「我們連自己的影子都要怕。有時候我很渴望出一個像巴麥尊那樣的狠人，除了滿腔陳詞濫調和道歉之外還能做些別的。」[76]

巴麥尊還是一個公開的廢奴主義者，設法廢除奴隸貿易是他的外交政策中最穩定的思想之一。他對奴隸貿易的敵視導致了英國和美國及南部邦聯間關係的緊張，因為他堅持認為英國海軍有權搜查任何被懷疑參與奴隸販賣的船隻，無論該船屬於哪國。不過他私底下對待他在愛爾蘭田莊裏的佃戶的態度與這個公眾形象並不一致。

巴麥尊勳爵對政事隨隨便便的態度也為人所熟知。據說他曾提到一個關於什列斯威-荷爾斯泰因的棘手問題，並說曾經理解這件事的人只有三個：一是亞厘畢親王，已經死了；二是德國的一個教授，已經精神失常；三就是他自己，但他忘了是怎麼回事了。

達令勳爵（英語：Lord Dalling）曾為巴麥尊勳爵1847年前的生平作傳，1870年時他完成了前兩卷，第三卷在他去世時尚未編纂完成，後來在1874年由伊夫利·阿什利（英語：Evelyn Ashley）補充整理。1876年阿什利新增了兩卷，完成了整部傳記。1879年，經由阿什利修訂並略有刪節的傳記出版，題名為《巴麥尊子爵亨利·約翰·譚寶的生平和書信》，書信有些適當的刪節，但遺憾的是沒有指出刪節的具體位置。原版中的附錄也被刪去了，但加入了很多新材料。這是巴麥尊公認的標準傳記。[77]1853年時卡爾·馬克思也寫過一部關於巴麥尊的傳記型著作。[78]

以巴麥尊命名的地點

  • 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巴麥尊鎮，1875年建立並命名。現在該鎮已和明托鎮合併。
  • 新西蘭兩個距離很遠的地方都以巴麥尊為名，一個是南島的巴麥尊鎮，一個是北島的北巴麥尊市。
  • 澳洲城市達爾文先前也被命名為巴麥尊，1971年在達爾文附近建立了一座名為巴麥尊的衛星城。
  • 澳洲坎培拉近郊有一個地方名為巴麥尊，位於城北。
  • 巴麥尊環礁位於南庫克群島最北部，該環礁約由15個島嶼組成，僅巴麥尊島上有人居住.
  • 都柏林南部Datry地區有名為巴麥尊的別墅區，當地還有巴麥尊路和譚寶路。
  • 樸茨茅夫有幾個地點名為巴麥尊，南海城的商業街巴麥尊路尤為著名。
  • 窩咸史杜有巴麥尊路，巴麥尊路和森林路的交叉處有一個倫敦&巴麥尊勳爵酒吧。
  • 倫敦達特茅斯公園（英語：Dartmouth Park）中有巴麥尊勳爵酒店。

註釋

  1. ^ Edward J. Davies, "The Ancestry of Lord Palmerston", The Genealogist, 22(2008):62-77.
  2. ^ 《巴麥尊：第一章》， 紐約International Publishers出版社，1979年版，348頁.
  3. ^ Jasper Ridley, Lord Palmerston (London: Constable, 1970), pp. 7-9.
  4. ^ Ridley, p. 9.
  5. ^ 5.0 5.1 Ridley, p. 10.
  6. ^ Ridley, p. 12.
  7. ^ 7.0 7.1 David Steele, 『Temple, Henry John, thi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n, May 2009, accessed 11 Dec 2010.
  8. ^ Ridley, p. 15.
  9. ^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PLMN803HJ). A Cambridge Alumni Databas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0. ^ Ridley, p. 18.
  11. ^ Ridley, pp. 18-19.
  12. ^ Ridley, pp. 19-22.
  13. ^ Ridley, pp. 24-26.
  14. ^ Ridley, p. 27.
  15. ^ Ridley, pp. 27-28.
  16. ^ Although peers of England,Scotland,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at in the House of Lords and were not able to sit as Members of Parliament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Viscountcy of Palmerston was in the Peerage of Ireland which did not automatically grant the right to sit in the Lords. Palmerston was thus able to serve as an MP.
  17. ^ Ridley, pp. 29-30.
  18. ^ 18.0 18.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巴麥尊：第一章》 ，348頁
  19. ^ George Henry Francis, Opinions and Policy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G.C.B., M.P., &c. as Minister, Diplomatist, and Statesman, During More Than Forty Years of Public Life (London: Colburn and Co., 1852), pp. 1-3.
  20. ^ FOREIGNERS IN THE BRITISH ARMY. HC Deb 10 March 1812 vol 21 cc1240-50. [2012-01-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5）. 
  21.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巴麥尊：第一章》 ，349頁
  22. ^ MILITARY EXPENDITURE OF THE COUNTRY. HC Deb 16 May 1820 vol 1 cc432-59. [2012-01-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5）. 
  23. ^ REPEAL OF THE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 HC Deb 26 February 1828 vol 18 cc676-781. [2012-01-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5）. 
  24. ^ Ridley, pp. 147-153.
  25. ^ Ridley, p. 98.
  26. ^ Ridley, pp. 64-65.
  27. ^ Ridley, pp. 105-106.
  28. ^ abuse of metaphors[永久失效連結]
  29. ^ Ridley, pp. 208-209.
  30. ^ Metaphor, reported by Trollope 互聯網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09-11-06.
  31. ^ 蔣廷黻. 琦善與鴉片戰爭. 中国近代史.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0-02）. 
  32. ^ Hosea Ballou Morse. 附錄(一)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 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6: 674 [2022-07-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08）. 
  33. ^ 踐踏中國主權的巴麥尊最後通牒. 《國恥事典》. [2022-05-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12）. 
  34. ^ K D Reynolds, Oxford DNB, 'Temple, Emily'. Palmerston left his family seat Broadlands to her fourth, but 2nd surviving son Rt. Hon. Evelyn Ashley(24 July 1836–15 November 1907)
  35. ^ Robert Remini, Daniel Webster (W. W. Norton and Co.: New York, 1997) pp. 538-565.
  36. ^ 36.0 36.1 36.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巴麥尊：第三章》， 358頁。
  37.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巴麥尊：第三章》， 358-359頁。
  38.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巴麥尊：第三章》， 359頁。
  39.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巴麥尊：第三章》，359頁。
  40. ^ Ridley, pp. 374-375.
  41. ^ Ridley, p. 379.
  42. ^ Ridley, p. 381.
  43. ^ Ridley, p. 394.
  44. ^ Ridley, pp. 394-395.
  45. ^ Ridley, pp. 413-414.
  46. ^ 46.0 46.1 Ridley, p. 414.
  47. ^ Ridley, pp. 406-407.
  48. ^ 48.0 48.1 48.2 Ridley, p. 407.
  49. ^ Ridley, p. 408.
  50. ^ Ridley, pp. 408-409.
  51. ^ Ridley, pp. 409-410.
  52. ^ Ridley, p. 410.
  53. ^ Ridley, p. 419.
  54. ^ 54.0 54.1 Ridley, p. 467.
  55. ^ Ridley, p. 470.
  56. ^ Ridley, p. 506.
  57. ^ Ridley, p. 565.
  58. ^ Ridley, p. 563.
  59. ^ Ridley, p. 566.
  60. ^ Philip Guedalla (ed.), Gladstone and Palmerston, being the Correspondence of Lord Palmerston with Mr. Gladstone 1851-1865(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28), p. 279.
  61. ^ Guedalla, p. 282.
  62. ^ Ridley, p. 564.
  63. ^ Ridley, p. 552.
  64. ^ 64.0 64.1 Ridley, p. 559.
  65. ^ 65.0 65.1 Ridley, p. 554.
  66. ^ Ridley, p. 579.
  67. ^ Ridley, p. 581.
  68. ^ Ridley, p. 582.
  69. ^ 69.0 69.1 Ridley, p. 583.
  70. ^ 70.0 70.1 Ridley, p. 584.
  71. ^ Ridley, p. 591.
  72. ^ The Marquis of Lorne, Viscount Palmerston, K.G.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1892), p. 235.
  73. ^ The Times (10 November 1865), p. 7.
  74. ^ 74.0 74.1 Ridley, p. 589.
  75. ^ Martin Gilbert, Winston Churchill. The Wilderness Years (London: Book Club Associates, 1981), pp. 106-107.
  76. ^ W. K. Hancock, Smuts. Volume II: The Fields of Force. 1919-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81.
  77. ^ Stanley Lane-Poole, 'Temple, Henry Joh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885-1900, Volume 56.
  78. ^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2012-01-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2-17）. 

參考資料

  • Kenneth Bourne (ed.), The Letters of the Third Viscount Palmerston to Laurence and Elizabeth Sulivan. 1804-1863 (London: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79).
  • George Henry Francis, Opinions and Policy of the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G.C.B., M.P., &c. as Minister, Diplomatist, and Statesman, During More Than Forty Years of Public Life (London: Colburn and Co., 1852).
  • Philip Guedalla (ed.), Gladstone and Palmerston, being the Correspondence of Lord Palmerston with Mr. Gladstone 1851-1865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28).
  • The Marquis of Lorne, Viscount Palmerston, K.G.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1892).
  • Jasper Ridley, Lord Palmerston (London: Constable, 1970).
  • David Steele, 『Temple, Henry John, thi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n, May 2009, accessed 11 Dec 2010.

外部連結

  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第三代巴麥尊子爵亨利·譚寶

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第三代巴麥尊子爵亨利·坦普爾&oldid=84454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