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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塔西

东德国家安全机构

國家安全部（德語：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縮寫為MfS）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安全機構，通稱「史塔西」（Stasi，國際音標：[ˈʃtɑːziː]，或譯斯塔西），該詞意義為「國安」，來自德語「國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縮寫，成立於1950年2月8日。史塔西被認作當時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和秘密警察機構之一。[2][3][4][5][6][7]

 東德政府機構
國家安全部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MfS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徽章
機構概要
成立時間1950年2月8日 (1950-02-08)
解散時間1990年10月4日 (1990-10-04)（兩德統一）
機構類型ministry of the GDR[*]、秘密警察、情報機構
機構駐地東德東柏林魯斯徹斯特街103號
僱員數目91,015（1989）[1]
機構首長威廉·蔡塞爾
（1950–1953）
恩斯特·沃爾韋伯
（1953–1957）
埃里希·梅爾克
（1957–1989）
沃爾夫岡·施萬尼茨（英語：Wolfgang Schwanitz）
（1989–1990）
影像資料
位於柏林的史塔西總部，現為史塔西博物館

史塔西總部位於東柏林，由利希滕貝格區一個大規模建築群和遍佈整個東柏林的幾座相對較小的設施組成。在民主德國政權存在的40年裏，部長埃里希·梅爾克在位時間長達32年，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安全部部長。

史塔西的格言是「黨的劍與盾」（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其中黨所指為東德執政的德國統一社會黨，這一格言描述了其在東德政治中的作用。史塔西主要負責壓制國內的政治異議者以及擔任統一社會黨對東德國民的監視工具，這有助於統一社會黨權力的鞏固。對反對派、活躍分子及不同政見者也會採用恐嚇的方式加以威脅。[8][9]史塔西也負責東德的國際情報收集，國家人民軍中也有史塔西的單位。儘管該機構以「史塔西」之稱聞名於世，其內部工作人員仍不使用這一貶稱。[10]

歷史

成立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成立於1950年2月8日[11]，蘇聯的兩個類似部門——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國家安全部（克格勃）對其產生了很大影響。1946年8月，統一社會黨建立了德國內務部（Deutschen Verwaltung des Inneren，DVdI），最初目的為保護蘇占區的經濟穩定。1948年，該部門和政治警察被整合至「K5」，職員增加至700人。「K5」部門作為政治警察承擔了佔領區的去納粹化任務，負責逮捕前納粹官員並進行簡單快速的審判。[12]

史塔西的成立宗旨是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政治警察，負責蒐集情報、監聽監視、反情報等業務。國家安全部的本意是要鎮壓蘇聯紅軍佔領德國東部後成立的共產政權的零星反抗人士。史塔西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監視東德的民眾，主要是通過廣泛龐大的情報員網絡來收集民眾方方面面的信息。史塔西用一些公開或隱秘的方式來達到消滅異見的目的，其中就包括對異見人士進行隱秘的精神破壞等一些手段。而史塔西的對外情報局負責管理在境外工作的間諜和隱秘的情報活動。在其局長馬庫斯·沃爾夫長期主政下，對外情報局成績斐然，曾被譽為冷戰時期效率最高的情報機構。但馬庫斯·沃爾夫被暱稱為「隱面人」，因為他拒絕拍照，所以未留下照片。

國家安全部的首任部長為威廉·蔡塞爾，其副手為埃里希·梅爾克。[13]1953年六一七事件後，威廉·蔡塞爾曾試圖使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下台，但沒有成功。[14]隨後烏布利希任命了恩斯特·沃爾韋伯為國家安全部部長。1957年恩斯特·沃爾韋伯與烏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納克發生了衝突隨後辭職，其副手埃里希·梅爾克最終成為了國家安全部部長。

1957年馬庫斯·沃爾夫成為了史塔西的外國情報機構偵察總局局長，他通過境外間諜網絡成功地對聯邦德國（西德）進行了滲透，包括政府高層，政治界，商界等諸多領域。引發最為嚴重的事件就是君特·紀堯姆間諜事件，他曾是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的私人政治助理，其間諜身份被發現後，舉世震驚。這導致了1974年5月勃蘭特總理的失勢，迫使其辭職。

據不完全統計，在其存在期間，有約60萬人曾為史塔西服務，與納粹德國時期為蓋世太保效勞的人數相當[15]。1950年至1989年之間，史塔西管轄有十七個監獄，約九萬一千名正式聘用的探員，十七萬五千名位在民主德國國內的正式的非正式探員，另有兩萬名「非正式探員」通報合作者位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以史塔西共擁有二十八萬六千名合作探員，情報網綿密、有效。一旦史塔西確認某某人的政治意見，他們會用低調的壓力逼使當事人辭職、逼使學生終止學業。虐待等等酷刑是罕見的，一旦使用，史塔西會迫使當事人轉變成史塔西的通報合作者。

史塔西積極支持、實施黨的決定，集秘密警察、情報偵察、甚至犯罪起訴和審判準備功能於一身。在民主德國生活中，沒有一塊空間是史塔西不能間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參與。史塔西的標語是「我們無處不在」（WIR SIND ÜBERALL）， 至1989年，東德有約600萬人被建立過秘密檔案，超過東德總人口的1/3。爲了達到嚴密監控社會的目的，史塔西繼承和仿效了納粹統治時期的蓋世太保從社會大衆當中培養發展眼綫的監控方式[16]。

解體

 
衝進柏林史塔西總部的示威者，標語為「再也不要史塔西和統一社會黨的獨裁和納粹主義了，你們帶來了太多的不公和苦難」

東德停止存在的前幾年，史塔西的探員招募變得越發困難，1986年之後新探員的新加入率變為負值。史塔西對民眾的監察工作因而受到了很大影響，在這期間社會變得愈發不穩定，史塔西的行動也變得廣為人知。[17] 史塔西在這一時期的任務是在經濟惡化的前提下解決政治問題，壓制國家面對的嚴峻形勢。然而，史塔西並未成功。[18]

東德政府行將倒台之際，史塔西亦不能倖免。史塔西職員隨即使用碎紙機和人手銷毀其存留的大量檔案。但人們隨後發現了史塔西的動作，1990年1月15日傍晚，一大群人聚集在總部門口試圖阻止檔案的銷毀工作。[19]當時人群中意識到這些檔案應該讓人們查閱，且要被用來審判史塔西的行徑。人們聚集得越來越多，直到衝破了警察的封鎖進入了大樓。示威者們砸壞了大樓中的門窗、踩踏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納克的畫像。在這些示威者中也有西德政府的工作人員以及尋求暗自破壞檔案的史塔西線人。史塔西最終共銷毀了約5%的檔案[20]，一說紙質文檔多達十億張。[21]

1989年11月7日，面對東德政治和社會的劇變，埃里希·梅爾克決定辭職。1989年11月17日，東德部長委員會將史塔西更名為「國家安全局」（Amt für Nationale Sicherheit – AfNS），由沃爾夫岡·施萬尼茨中將擔任局長。1989年12月8日，東德總理漢斯·莫德羅決定解散國安署，東德部長委員會在12月14日批准了這一決定。

這一決定將國安局拆分為兩個不同的機構：「民主德國情報局」（Nachrichtendienst der DDR），負責境外情報搜集。「民主德國憲法保衛局」（Verfassungsschutz der DDR），與西德的聯邦憲法保衛局相對應。但公眾對此仍有極為激烈的反應，在圓桌會議（Runder Tisch）的壓力下，東德政府撤銷了設立民主德國憲保局的計劃，直接在1990年1月13日解散了國家安全局。其部分權責移交民主德國內務部，它也負責管理國家安全局留下的設施。

柏林圍牆倒塌後，德國國會調查了消失的東德公用資金。最終發現大量資金流向了奧地利商人兼史塔西非正式僱員馬丁·舒拉夫（Martin Schlaff）設在列支敦士登的賬戶。他曾負責與東德進行貿易往來。許多史塔西高級官員也在他旗下的公司謀得了職位。例如史塔西在德累斯頓的首長赫伯特·柯勒（Herbert Kohler）在1990年將17,000萬馬克以購買硬盤的名義轉至他的賬戶，幾個月之後再到他的公司工作。[22][23]

1990年1月15日，大多數史塔西辦事處都已經被公民運動佔領，然而位於柏林諾爾曼恩大街的總部卻是個例外。在沒有目擊者證明的情況下，這裏存放的國家特工所作所為相關檔案都被秘密銷毀。當人群衝進這棟大樓時，很多卷宗檔案都已經不知去向[24]。1990年，原史塔西的大批官員和工作人員都被提起公訴。兩德統一後，史塔西內部檔案和文件逐漸大白於天下，這些資料記錄了對數百萬東德人民進行的監控。原東德居民也能提出個人申請，查閱自己的檔案。這些檔案現由德國聯邦史塔西檔案委員會（德語：Bundesbeauftragter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存放、保管。其保存的史塔西檔案，書寫材料長達112公里，轉作膠片的材料有47公里，圖片和幻燈片多達140萬張，影像資料16.9萬份，碎片材料1.55萬袋。

與克格勃的關係

梅爾克時期的史塔西在1957年已經實現了名義上的獨立運作，但實際上直到1990年，蘇聯克格勃在史塔西的八個主要部門都安插有自己的聯絡官，而每個部門的克格勃聯絡員在史塔西辦公大樓都擁有自己的辦公室。史塔西與克格勃的合作始終非常緊密，克格勃甚至還邀請史塔西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建立情報基地，以監視來訪東德的外國遊客。1978年，梅爾克正式授權克格勃官員在東德可以享有與蘇聯同等的權利和特權。[25]

工作

境內

滲透

東德國內的大型工廠多有史塔西安排全職探員進駐，其滲透規模依據工廠的經濟價值決定。[18]通常每棟公寓樓中亦有一個房客擔任史塔西的通報者，並向所在地區的人民警察匯報，一旦發現住戶的親屬或朋友留在公寓過夜，通報者就會向上級報告。[26]史塔西也曾在賓館和公寓房間牆壁上鑽孔放置攝像機監視公民活動。[26]中小學、大學及醫院通常被史塔西探員高度滲透。

史塔西建立了通報者的正式歸類方法，同時制定了從這些通報者中獲取信息並加以控制的規程。[27]一些通報者來自國家安全機構（如警察或軍隊），另一些則來自不同政見者活動的領域（如藝術界和新教教會）。[28]史塔西通常會使通報者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時給予他們物質或社會地位上的獎勵，並讓他們有冒險的感覺。根據官方統計，僅7.7%的通報者是被迫參與的。通報者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統一社會黨黨員。卡車司機、看門人、醫生、護士和教師也是通報者的主要來源，米爾克認為有頻繁接觸公眾機會的人最適合成為通報者。[29]

1975年東歐國家簽署《赫爾辛基協議》後，史塔西的地位大幅提高。埃里希·昂納克認為《赫爾辛基協議》規定簽署國須尊重「包括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觀點自由在內的基本人權」是對其政權的一個嚴重威脅。[30]自1950年代初，史塔西的通報合作者數量從2萬到3萬逐步上升到1968年的10萬人以應對西德提出的東方政策以及六八運動，並在1975年達到18萬人的最高峰。[31]史塔西還在如波蘭等仇視蘇聯人的東方陣營國家擔任克格勃的代理機構。[32]

東德居民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都被史塔西滲透。1980年代中期，東西德的史塔西通報合作者均開始增長。1989年東德政府倒台時，史塔西僱傭了91,015名正式職員以及173,081名非正式合作者。[33]幾乎每63名東德居民間就有一名與史塔西合作，[34]而每166名東德居民就有一名史塔西的正式僱員。如果將通報者考慮在內，每6.5人就有一名史塔西通報者。與之相比納粹時期每2000人才有一名蓋世太保正式僱員。 [35]另外史塔西也滲透到了西德的政府和情報機構。

有些情況下，夫妻之間甚至也會彼此監視。例如，和平活動家菲拉·綾絲菲爾德（Vera Lengsfeld）的丈夫克努得·沃倫伯格（Knud Wollenberger）即是史塔西的通報合作者。[29]

心理騷擾

 
史塔西霍恩舍恩豪森拘留所中的訊問室

史塔西建立了對嫌疑人進行心理騷擾的方式——「侵蝕」（德語：Zersetzung），這一名稱來自化學詞彙，意為腐蝕、分解。

1970年代始，逮捕及酷刑折磨等公開迫害的方式被史塔西認為過於殘酷和明顯。由於心理騷擾不易留下痕跡，且難以推測其性質和來源，故很難激發受害者和及其支持者的反抗行為。「侵蝕」方法的應用目標通常是恐嚇嫌疑人以擊垮其意志，從而使其停止其「不當行為」。

「侵蝕」方法的手法通常是騷擾受害者的私人生活以使其產生不安感，例如進入其房間搬動家具的位置、重設鬧鐘的鬧響時間、撤下牆上的畫或是調換茶壺中的茶葉。亦有通過安裝竊聽器、抹黑其名譽、誣告、神秘電話、匿名包裹等其他心理攻勢，甚至包括向受害者的妻子寄送性玩具來實施騷擾。受害者通常不會想到背後的策劃者是史塔西。許多人因此陷於精神錯亂、崩潰甚至自殺。

利用「侵蝕」方法騷擾犯人的好處是不會留下明確的證據，這對東德在1970至1980年代提升自身國際地位而言有很重要的意義。現今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等情報機關仍有使用這一方法。[36]

境外

諜報行動

作為共產主義陣營的一員，史塔西積極配合其他華約成員國情報組織開展滲透、偵察、策反、破壞乃至暗殺等多種特務活動。冷戰時期，史塔西不斷派遣間諜偽裝成逃亡者混入西德，為其刺探情報。據研究史塔西檔案的聯邦德國調查員保守估計，在冷戰期間至少有20,000名西德人為史塔西出賣情報。其中最成功者當屬君特·紀堯姆。這名訓練有素的間諜於1956年打入西德，隨即憑藉個人能力在政壇平步青雲，一路做到了新當選德國社民黨總理維利·勃蘭特的私人政治助理。期間他利用職務便利，向史塔西傳遞了大量西德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機密情報，使蘇聯在外交談判上具備了明顯的情報優勢。直到1974年，潛伏十餘年的紀堯姆才因變節者指認而曝光被捕。這一醜聞直接導致勃蘭特於當年下台 [37] 。除了直接滲透，史塔西還會採用敲詐恐嚇等手段迫使他國人士成為史塔西的線人。著名納粹獵人（英語：Nazi hunter）西蒙·維森塔爾曾指出，東德不僅拒絕協助西德將逃亡海外的納粹戰犯引渡回國，反而利用現有情報對他們進行勒索，迫使其為史塔西服務 [38] 。

破壞行動

當暴力手段變得必要時，史塔西往往會僱傭外部人員實施行動以逃脫追責。為此，史塔西經常與阿布·尼達爾、紅軍派等恐怖組織緊密合作，給予其資金、技術、人員等各方面的支持[39]:69。1981年2月21日，在羅馬尼亞的資助下，史塔西指使綽號「豺狼卡洛斯」的國際恐怖分子伊里奇·桑切斯炸毀了位於西德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台，造成八人受傷、40萬美元財產損失，該電台三十餘年來一直對東方陣營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從而招致了史塔西及羅共中央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憎恨[40]。1983年，史塔西又資助豺狼卡洛斯炸毀了慕尼黑的法國文化中心，目的是為了在西歐製造恐慌、損毀西德形象。六名史塔西高級特工被捕，但其中五人很快在東德方面的壓力下獲釋 [38] 。史塔西還制定過對各國政要的暗殺計劃[41]:144。1989年，有「東方金融政策建築師」之稱的德意志銀行董事長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在巴特洪堡被一枚路邊炸彈炸死，一般認為恐怖組織紅軍派實施了此次暗殺，但幕後主使史塔西為其提供了高精尖的爆炸成型彈頭（英語：Explosively formed penetrator）以穿透赫爾豪森乘坐的高級防彈轎車[42]:168。解密檔案顯示，史塔西還參與了1981年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刺殺（英語：Pope John Paul II assassination attempt），負責消除作案痕跡，使蘇聯撇清關係[43]:80。

組織結構

  • 國家安全部
    • 第26司（Abteilung 26）–負責針對嫌疑人的竊聽。
    • 武器和化學勤務司（BCD）
    • 財務司（Abteilung Finanzen）
    • 通訊司（Abteilung Nachrichten） - 保障各部門間通訊順暢。
    • 第六司（Abteilung VI） – 護照管理、過境檢查和西柏林過境交通。
    • 第十司（Abteilung X） – 協調國際關係。
    • 第十一司（Abteilung XI ） – 民主德國中央編碼機構（ZCO, Zentrales Chiffrierorgan der DDR）。
    • 第十四司（Abteilung XIV） – 中央獄政司（Zentrale Gefängnisverwaltung），負責柏林-霍恩舍恩豪森（德語：Gedenkstätte Berlin-Hohenschönhausen）和史塔西總部兩個拘役營的看守工作，並監管下屬15個史塔西轄區內的拘役營。
    • 第二十三司（Abteilung XXIII） – 反恐特別任務司（Terrorbekämpfung und Spezialaufgaben），1989年與第二十二總司合併，管轄國家安全部行動部隊（德語：AGM/S），設有作戰、保衛、航空監控、空降和潛水小隊。[44]
    • 商務協調工作組（AG BKK）– 服務於歷山·沙爾克-格洛科斯基（德語：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的商務協調機關（德語：Kommerzielle Koordinierung）[45]。
    • 部長工作組（AGM）– 負責保衛和交通工作。
      • 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警衛團：史塔西的武裝部隊，負責保衛黨和政府的建築物及人員安全。該團成員至少須服役三年，由六個摩托化步兵營、一個炮兵營和一個訓練營組成，裝備有PSZH-IV裝甲運兵車、120毫米迫擊炮、85毫米和100毫米反坦克炮、ZU-23防空炮和直升機。成員身着紫色袖條。該團得名於蘇聯契卡的創始人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46][47]
    • 第二十總司（Hauptabteilung XX）– 負責國家機關、文化界、教會以及地下組織的監控工作。同時保障軍事單位和體育與技術協會的通信安全。
    • 第二十二總司（HA XXII）–「反恐部門」
    • 人員保衛總司（HA PS）
    • 幹部培訓總司（HA Kasch）
      • 史塔西大學
      • 中央醫務處（ZMD）
    • 行動技術科（OTS）
    • 後勤管理處（VRD）
    • 中央秘密保護工作組（ZAGG）
    • 中央分析資訊組（德語：Zentrale Auswertungs- und Informationsgruppe）（ZAIG）
      • M司（Abteilung M） – 郵政通信監控，司訓「我們無處不在」（德語：Wir sind überall）。[48]

國家安全部亦擁有如下實體：

  • 偵察總局：主要針對西德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展開情報工作，亦包括其他國家的情報工作。
  • 國家安全部協調管理總局：與蘇聯的情報機構通力合作。
  • 通信安全及人員防護總局：為國家領導人提供人身安全保護，並負責維護和運行政府內部的安全通訊系統。
  • 重工業安全和研究管理局、經濟安全總管理局：主要負責反間諜活動和預防罷工。
  • 可疑人物管理總局：主要負責監視在東德境內活動、居住的外籍人員，尤其是來自西方國家的人士。監視的對象包括外交人員所居住的社區、外國遊客和來訪東德的外國官員。
  • 垃圾分析部：主要負責分析、檢測生活垃圾，尤其針對來自西方的食物和用品。
  • 第12管理局：負責對電話和郵件往來進行檢查。
  • 第2000管理局：負責監察國家人民軍成員的穩定與忠誠，在人民軍中建立秘密的情報網，但這些情報員可能並非隸屬於國安部。
  • 刑罰制度：保障維護國家政治安全任務的順利進行，史塔西自有一套刑罰體系，這與內政部的體系不同。這一體系中包括政治犯集中營，與普通罪犯和違法者根本不一樣。

組織

 
總部一號樓為部領導辦公樓，背後的白色建築為二號部門（RA II，反間諜部門）的辦公樓
 
第三部門（RA III，無線電偵察與無線電安全部）的辦公樓，位於柏林利希滕貝格

1950至1989年間，史塔西共僱傭了274,000人[49][18]。以1989年為例，史塔西共有91,105名全職工作人員，包括2,000名全職非正式通報者、13,073名士兵、2,232 名軍官，[50]另外有173,081名非正式僱員[51]和1,553名西德線人[52]。1995年已發現174,000名前史塔西非正式探員，佔東德18-60歲人口的2.5%，有10,000名非正式僱員年齡在18歲以下。[49]

來自柏林史塔西官方檔案館的記載因檔案被損毀而有所差異，估計約有500,000名史塔西線人。根據一名曾在史塔西反情報部門工作的上校估計，包括臨時線人在內的通報者人數最多可至兩百萬人。[49]

非正式探員

 
1950–1989年史塔西非正式僱員數

非正式探員（英語：Unofficial collaborator）構成了另一個情報網絡。與全職探員人數隨時間增加的增長趨勢不同，非正式探員的增加常伴隨着東德國內社會變動（六一七事件、修築柏林圍牆、兩德關係緩和）。1975-1977年間非正式探員達到最高的200,000人。.[53]1970年非正式探員人數因人員專業化的要求而有所下降，至1988年12月達到173,081人。[54]Ilko-Sascha Kowalczuk（德語：Ilko-Sascha Kowalczuk）在他《史塔西具述》中認為這一數字偏高，僅有109,000名活躍的非正式探員。[55]史塔西存續期間，累計招募了624,000名非正式探員。[53]

大多數非正式探員在家工作。東德派駐「非社會主義經濟國家（德語：Nichtsozialistisches Wirtschaftsgebiet）」的和平隊中也有史塔西的非正式探員。史塔西在境外的非正式探員情報網信息是獨立的，據估計在西德有史塔西的3000名非正式僱員，其他西方國家300-400個。[53]Ilko-Sascha Kowalczuk則認為西德非正式探員有2000名。[53]

人員與招募

史塔西有軍銜的正式長官是從復員軍人中招募進去的，這些人已經完成了長達28個月的義務兵役，並且廣泛參加過自由德國青年團的活動，曾經在部隊中還當過史塔西的情報人員。史塔西職員的候選者均要由所在地的史塔西特工、部隊的軍官和所在地黨委書記的推薦才能進入史塔西。入選後，這些候選者還要接受各種各樣的測驗和考試，如測試候選者的智力水平是否能滿足工作要求，也要對其進行政審，確保思想政治上的可靠。而完成義務兵役的大學畢業生則無需參加這些考試。完成測試後，他們還將去位於波茨坦的「史塔西學院（德語：Hochschule des Ministeriums für Staatssicherheit）」進行為期兩年的訓練，而心理素質和受教育程度相對欠佳的候選人則會被任命為普通的技術員，參加一年的集中技能培訓，成為無軍銜的長官。

截至1995年，174,000名非正式探員通報合作者中有一些人已經被確認了身份，幾乎佔到了東德總人口的2.5%，年齡從18歲到60歲不等。10,000名非正式探員通報合作者甚至是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考慮到被東德政權銷毀的檔案數量之大，BStU官員相信，東德的情報人員人數曾達到500,000人。供職於反情報指揮部的前史塔西上校估測，如果把所有兼職的情報員也算在內，東德情報員的人數可能高達2,000,000人。[49]

設備

  •  
    用途不一的磁性麥克風，有些帶有發射器或放大器
  •  
    一箱森海塞爾MM26磁性麥克風，供史塔西鋪設竊聽器使用
  •  
    M部門配備的郵票和郵戳，以便用於製造假郵政戳記
  •  
    M部門使用的熱風開信器
  •  
    M部門的自動封信機：經過郵件檢查的信封通過真空吸管傳送，利用加熱的液體膠水封信。
  •  
    電報在東德是重要的通信手段，長途電話十分少見。每份發往萊比錫區的電報都會通過電傳被史塔西記錄。為了應對海量的電報數量，研究出了圖中所示的電報內容評估裝置。
  •  
    為錄音設置時間戳的電波時計，將在回放時顯示。該設備接收東德和西德授時台（英語：DCF77）的時間訊號，即使東德台停止發射，時鐘仍會繼續工作。

文化影響

參考文獻

  1. ^ Murphy, Cullen. God's Jury: The Inquisi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7 January 2012 [3 January 2014]. ISBN 978-0-618-09156-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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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53.0 53.1 53.2 53.3 Vgl. Helmut Müller-Enbergs: Die inoffiziellen Mitarbeiter. In: BStU: Anatomie der Staatssicherheit – Geschichte, Struktur, Methoden, Berlin 2008, S. 35–38, [2]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54. ^ Vgl. Helmut Müller-Enbergs: IM-Statistik 1985–1989. In: BF informiert 3/93, BStU, Berlin 1993, S. 55.
  55. ^ Kleine Anfrage von Abgeordnete der Fraktion DIE LINKE an den Deutschen Bundestag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PDF; 63 kB)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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