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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Ling Yiran/教育守護者

Half-length seated portrait of an elderly woman in 18th-century dress with white lace cap. She is surrounded by books and papers and is holding a quill pen.
薩拉·特里默，《教育守護者》期刊的主編，由亨利·霍華德於1798年繪製

《教育守護者》（The Guardian of Education）是英國首個專門做兒童文學評論且經營十分成功的期刊雜誌[1]。該期刊於1802年6月至1806年9月由哈查德書店和利文頓出版社（J. Hatchard and F. C. and J. Rivington）[2]聯合出版發行，編者包括十八世紀的教育家和兒童文學作家，以及主日學的倡導者薩拉·特里默（Sarah Trimmer）。法國大革命期刊主要是針對兒童教育提出相應建議，並對當代教育理論進行評價。特里默本人還在全面評估了當時有關兒童教育的主要研究成果後提出自己的教育理論。

由於擔心法國大革命後一些思想，尤其是讓-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的思想對社會的影響，特里默着重強調對正統聖公教（orthodox Anglicanism）的重視並鼓勵長久維持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秩序。雖然她是個保守主義者，但在很多問題上她與盧梭和其他思想超前的教育改革家都有一致的看法，比如死記硬背的機械學習法會對兒童學習產生不良影響，以及童話具有不合理性。

《教育守護者》是第一個用完全不同的評判標準對兒童讀物進行正式評價的期刊。特里默發表的諸多評論得到了社會的重視，出版社和作家們受到這些觀點的影響調整了書籍的內容，這些觀點也為兒童文學定義了全新的分類，同時極大地影響了兒童讀物的銷量。《守護者》還做到了首次對兒童文學的歷史發展過程進行梳理，並羅列出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書籍。這些作品至今仍對專家學者們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創立與構成

薩拉·特里默創辦《教育守護者》起初是由於19世紀初期大量兒童文學新作品湧入市場，而她對這些作品中可能包含的法國大革命思想及價值觀表示擔憂[3]。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是歐洲歷史上最為動盪的十年，這期間法國大革命拉開了序幕，英國議會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法國大革命戰爭也隨後爆發。隨着激進主義勢力的急劇增長，英國開始出現一股反對大幅社會變革的保守力量，《守護者》雜誌正是其中的一分子。特里默在她的期刊中表達了對大革命的批判，同時也公開譴責了一眾在她看來為大革命提供思想支撐的哲學家，特別是盧梭。她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場由帶有無神論和民主色彩的改革所導演的巨大陰謀，目的是為了瓦解和推翻歐洲國家的合法政府。在特里默看來，這些陰謀費盡心思地試圖通過教育類書籍和兒童讀物給年輕的一代洗腦，以達到顛覆傳統社會秩序的目的[4]。而她打算做的是引導家長們為孩子選擇合乎體統的基督教書籍，讓那些陰謀無法得逞。

《教育守護者》每期分為三個版塊。第一個版塊主要為文章摘錄，摘自特里默認為能夠為成年讀者帶來啟示的文章，歸在「追思錄」（Memoirs）和「布道文選」（Extracts from Sermons）分類中；第二個版塊是特里默自己撰寫的關於教育問題的評論文章，囊括在如「原創文章」（Original Essays）和「教育制度之考察」（Systems of Education Examined）版塊中；第三個版塊則是針對兒童讀物的文學評論。特里默在期刊中以自己的名義撰寫了全部署有她名字的文章和所有書評，但那些摘錄的文章並非出自她之手。每一期雜誌的版塊構成也並非完全相同，比如從1804年起特里默開始在期刊中加入「基督教教育隨筆」（Essay on Christian Education）版塊，1805年的期刊中也偶爾會出現針對教科書的評論文章。她還給她評論過的書籍按照年齡段進行了分類，包括適合年齡在14歲以下讀者閱讀的「寫給孩子的書籍之評述」（Examination of Books for Children）和適合14-21歲讀者群的「寫給年輕小讀者」（Books for Young Persons）。這種分類傳統至今仍被沿用。

馬修·格倫比（Matthew Grenby）是第一個對特里默進行研究的學者，他估計《守護者》每一期的發行數量大約在1500到3500冊之間。這個數量堪比當時諸如《托利黨批評論》（Tory Critical Review）和《英國評論家》（British Critic）一類的時政期刊，二者在1797年的發行量均達到每期3500冊，另外還有單冊發行量達到1500冊的《分析評論》（Analytical Review），但還無法與發行量近5000冊《月評雜誌》（Monthly Review）相提並論。從1802年6月開始到1804年1月《守護者》是作為月刊發行的，自那以後一直到1806年9月停刊為止則是作為季刊發行，如此算下來總共出版發行的刊數為二十八期。

特里默在出版發行期刊的過程中肩負了極具挑戰性的重任。格倫比表示，她創辦期刊旨在「對英國當時的教育政策和教學實踐狀況進行評價，並為未來發展指引方向」。為此她在眾多教育理論中着重考察評估了盧梭、約翰·洛克（John Locke）、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漢娜·摩爾（Hannah More）、珍麗夫人（Madame de Genlis）、約瑟夫·蘭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和安德魯·貝爾（Andrew Bell）提出的理論。「基督教教育隨筆」這一期刊版塊隨後被編成獨立的小冊子出版發行，特里默在其中提出了她自己完整的教育方案。

評判標準與價值觀

 
讓-雅克·盧梭，其著作《愛彌兒》（1762）探討了有關教育理念的問題，是十八世紀在這個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

《教育守護者》是首個用嚴謹認真的態度看待兒童文學評論的期刊。在兒童文學這個全新的文學類型中，特里默撰寫的四百多篇文學評論構成了一套獨樹一幟的評判標準，用以判斷哪些是具有價值的作品。同時她作為高教會派的一員（high-church Anglican）專注於保護基督教不被世俗主義和福音主義影響，尤其是後者常常在當時被聖公會視為異端的循道宗（Methodism）中體現出來。從她的文學評論中也能看出她堅定地擁護君主制，反對法國大革命。格倫比寫道：「無論對於哪個兒童文學作品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永遠是這部作品是否有悖宗教信仰，第二個問題則是它是否有悖政治忠誠，有悖於已確立的社會等級制度。」宗教信仰一直是特里默的首要關注點，她同時強調聖經無誤論（Biblical inerrancy） 的觀點，這說明她是個原教旨主義者。她曾對朋友寫道：「只想說我越是深入思考這個問題，就越是篤信當人們說起上帝和一切神聖的事物時，他們使用的修辭手法是不能夠被替換掉的。我認為任何人在試圖傳授神祇真諦的時候都應儘可能地沿用那些受到神啟的原作者所使用的寫作手法。」對於特里默來說聖經的真諦不僅僅存在於內容中，同時也寓於文體之中。在她言辭最為犀利的文學評論里，有幾篇就是批評那些把原聖經的語體風格和核心內容都做了改動的文章。

格倫比認為，特里默雖然信奉原教旨主義，但她的思想並非僵化頑固[5]。他指出，特里默和盧梭一樣相信孩子的天性都是純真善良的。在這點上她並不贊同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觀點，尤其是清教對於養育孩童的態度（體現在原罪觀念中）[6]。格倫比認為，她雖然她抨擊盧梭的作品，但她其實對盧梭的核心思想是贊同的，認為大人不該過早地強迫孩子帶上成人的特質，尤其不該讓他們過早被牽扯到政治問題當中，後來的浪漫主義思想也採納了這一觀點[7]。特里默還堅持認為父母雙方應共同承擔養家育兒的責任，她同既是教育改革家也是兒童文學作家的瑪利亞·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托馬斯·戴伊（Thomas Day），甚至盧梭本人一樣，反對死記硬背的機械學習法，提倡鼓勵孩子進行批判性思考的對話式教學。她還主張用母乳餵養孩子（這在當時頗具爭議），主張父母積極參與到兒童教育中去[8]。

格倫比在分析研究了特里默撰寫的文學評論後得出結論：「特里默的文學評論並非像公眾印象中的那樣尖酸刻薄……只有不到五十篇評論是以負面評價為基調，在這之中又只有十八篇是徹頭徹尾的強烈譴責。相比之下正面的論調顯然更多，雖說絕大多數的書評都是褒貶兼有看不出明顯的偏向，這更讓人奇怪她竟給大眾留下永遠言辭激憤的印象[9]。」她第一反對改動了聖經的作品，比如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的《聖經故事》（Bible Stories）（1802），第二反對宣揚法國大革命相關思想的書籍。她對包含死亡場景、精神失常的角色、性隱喻元素以及可能使兒童受到驚嚇的作品也持批判態度。她通常讚揚的是那些鼓勵用智慧教導孩子的書籍，比如安娜·巴寶德（Anna Barbauld）的《兒童啟蒙教程》（Lessons for Children）（1778-79）。

童話故事

 
特里默反對不適合給兒童看的插圖，比如這幅出現在1729年佩羅創作的童話「藍鬍子」英國版本中的插畫

特里默在當今最為著名思想大概要屬她對童話的強烈批判，例如她對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創作的《鵝媽媽的童話——那些舊時光里的故事》（1697）諸多譯本的批判。她不喜歡童話是因為她認為童話故事允許人們以一種荒唐無稽的方式認識世界，還慫恿人們不勞而獲[10]。雖然特里默對童話的態度在現代批評家們看來十分可笑，但這種批判在十八世紀末期很是盛行，部分是因為當時大多數教育家都接受約翰·洛克提出的假說，認為人生下來心智是一塊「白板」（tabula rasa），因此在孩童時期人對於外界事物在腦內留下的印象尤為敏感。特里默反對脫離現實的童話故事，因為它們會使讀者的感受力變得混亂。如果這些故事缺乏正確的道德觀或者講故事的人觀念不正，讀者很有可能會被引入歧途，而她最為關注就是兒童讀者心中無人干涉、無人照看也不為人知的內心感受。特里默之所以認為童話故事是危險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童話會把年幼的讀者拉入一個幻想世界，在那裡大人們無法把握孩子的心路歷程，也沒辦法阻止孩子受到不愉快的情緒體驗的傷害。她自己甚至都被一些童話集中包含的插圖嚇到，進而不滿地表示「小孩子的心智尚且脆弱，對於外界在他們心中產生的任何影響都沒有招架之力，他們擁有豐富的想象力，很容易把那些強行打破他們美好幻想的東西當成現實」，這樣的孩子們不該看像是藍鬍子砍掉妻子頭顱的這種畫面。

童話故事常常出現在一些廉價又粗糙、幾乎看完就可以隨便丟掉的小冊子上，裡面包括比如「巨人殺手傑克」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小故事，還有一些題材粗俗的故事。這種廉價小冊子是給窮人閱讀的文學作品，而特里默試圖把兒童文學與這些她眼中的下層社會消遣讀物截然分開。她還批判了童話故事所傳達出的價值觀，指責這些故事永遠充斥着荒誕、迷信以及招人討厭的繼父繼母形象。兒童文學學者尼古拉斯·塔克（Nicholas Tucker）並沒有把特里默僅僅當成一個童話審核員，他說道：「特里默夫人把童話視為抨擊的對象，而非不經大腦地進行吹捧，這種做法與當今的一些學者非常相似，他們同樣也在批判很多個人故事中體現出的思想。」

法國大革命與宗教思想

特里默對於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印象主要來自阿比·巴瑞爾（Abbé Barruel）的《雅各賓派的歷史回顧》（Memoir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Jacobinism）（1797-98），她在《守護者》期刊中大量節選了這本書中的內容；與此同時，十八世紀九十年代英法之間的戰爭持續不斷，對戰爭的憂懼也促使她關注這一系列思想[11]。特里默在她寫的所有文章中都強調基督教的作用，她堅持認為人在身陷苦難之時應該向上帝尋求幫助。正如兒童文學學者M·南希·卡特（M. Nancy Cutt）所說：「特里默和其他持相似觀點的作家十分篤定地堅信人類能獲得多少幸福是直接由順從天意的的程度來決定的。因此他們拒絕認同道德主義者的觀點，這些觀點認為教育應該強調理性和實幹的價值，它們才是實現個人現世幸福的關鍵，而這一切都是由社會利益決定的[12]。」特里默和擁護她觀點的人們認定法國的教學理論會讓整個國家缺乏道德標準，具體來說就是成為「充斥着自然神論、無宗教信仰、總是處於革命動盪中」的國家。

社會反響與後續影響

 
薩拉·費爾丁創作的《家庭女教師》的標題頁，特里默在她的兒童文學發展史中將其引用為具有深遠影響的作品

儘管在《守護者》雜誌問世前也有過一次針對英國的童書定期做書評的嘗試[13]，但出來的成果和特里默的《守護者》比起來，內容沒有它全面，發行時間不如它長，影響力也遠不如它大[14]。 格倫比舉了幾個例子說明這本期刊的影響力：在特里默撰寫書評抨擊了《聖經故事》之後，戈德溫把書名改成了《神聖歷史》（Sacred Histories）；負責約翰·紐伯瑞（John Newbery）作品《湯姆·泰勒斯科普與陀螺和球的原理》（Tom Telescope and the Philosophy of Tops and Balls）的出版方也立即刪去了作品中具有冒犯意味的部分[15]。 其他學者認為當時的作家是腦中裝着特里默提出的評判標準來創作自己的作品，更有甚者將這些標準稱為「通往作家之路的必讀指南」[16]。然而特里默的文學評論也並非總是被奉為圭臬，比如愛德華·奧古斯圖·肯德爾（Edward Augustus Kendall）感情泛濫的作品《小狗基珀尋主記》（Keeper's Travels in Search of His Master），特里默對這本書的負面評價就並未對其銷量造成多大影響。

 格倫比在他的研究中寫道，「有了這四百多篇評論，《教育守護者》使兒童文學成為了一個純粹可靠、廣受認可的固定文學體裁[17]。」這一系列期刊把小說、廉價的故事讀本、隨處散發的傳單小冊子、敘事歌謠以及童話從大的文學分類中排除之後，形成了有效的評判標準，告訴大家究竟什麼樣的作品才算得上是兒童文學。另外特里默在早期發表的一篇文章《縱觀寫給兒童和年輕人的書 觀察 》（Observations on the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Book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中史無前例地對兒童文學的發展史進行了整理。其中提到的幾部具有深遠影響的作品，例如薩拉·費爾丁（Sarah Fielding）的《家庭女教師》（The Governess）（1749）和約翰·紐伯瑞的《穿着兩隻鞋子的小古蒂》（The History of Little Goody Two Shoes） （1765），至今仍被學者們作為兒童文學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作品來引用。

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着兒童文學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夏洛特·揚格（Charlotte Yonge）的作品出版，對兒童文學作品的固定評論和歷史性回顧才又再一次發展起來。

注釋

  1. ^ Grenby, "Introduction", xiv.
  2. ^ Trimmer, Guardian of Education, title pages. Presumably this was John Hatchard (1768–1849), founder of Hatchard's of Piccadilly. For a history, see Arthur Lee Humphreys, Piccadilly Bookmen: Memorials of the House of Hatchard, London: Hatchards (1893). Retrieved 3 January 2009.
  3. ^ Grenby, "Introduction", x.
  4. ^ Trimmer, The Guardian of Education, 1:2, 10, 81, 145.
  5. ^ See Summerfield, 188–205, for an example of this view.
  6. ^ Grenby, "Introduction", xxiv.
  7. ^ Grenby, "Conservative Woman", 148–49.
  8. ^ Grenby, "Introduction", xxvi–vii.
  9. ^ Grenby, "Introduction", xxviii; for examples of this view of Trimmer, see Jackson, 134 and Summerfield, 188–205.
  10. ^ Grenby, "Conservative Woman", 152; see also O'Malley, 17–18.
  11. ^ Cutt, 8.
  12. ^ Cutt, 9.
  13. ^ Immel, Andrea. "James Petit Andrews's 'Book' (1790): The First Critical Survey of Engl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28 (2000): 147–63.
  14. ^ Grenby, "Introduction", xiv; Darton, 325.
  15. ^ Secord, 145.
  16. ^ Qtd. in Grenby, "Introduction", xxxviii.
  17. ^ Grenby, "Introduction", xxxviii.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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