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亞緊急狀態
馬來亞緊急狀態（英語：Malayan Emergency；馬來語：Darurat Malaya；爪夷文：ضرورت），是指1948年馬來亞共產黨展開武裝鬥爭之後，英殖民政府宣布全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一直持續到1960年才解除。期間，英聯邦軍隊與馬來亞民族解放軍之間進行了為期十二年的游擊戰。
| 馬來亞緊急狀態 英語：Malayan Emergency 馬來語：Darurat Malaya 爪夷文：ضرور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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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非殖民地化和冷戰的一部分 | |||||||||
 澳洲皇家空軍的林肯式轟炸機在共產叛軍藏匿的馬來亞森林中投下一枚重500磅的炸彈，攝於約195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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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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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國家：  中華民國 美國 |
支持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蘇聯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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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密蓬·阿杜德 鑾披汶·頌堪（直到1958年） 他儂·吉滴卡宗（1958年） 沙立·他那叻（從1958年開始） |
 陳平 楊果 † 李安東 章凌雲 劉堯 † 阿都拉西迪 拉昔邁丁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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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名馬來亞護衛軍人 37,000名特別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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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於150,000名民運成員（約30,000至40,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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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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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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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亡：6,710人 受傷：1,289人 被捕：1,287人 投降：2,702人 | ||||||||
| 最少2,478名平民遇害、810名平民失蹤 | |||||||||
「馬來亞緊急狀態」一詞是馬來亞殖民地政府對衝突的稱呼，而馬來亞人民解放軍則稱之為「反英民族解放戰爭」。[1]據前馬共總書記陳平回憶，當地的橡膠園和採錫業一直堅持以「危機」形容衝突，原因是「戰爭」屬於「不可抗力因素」，會令他們無法向勞合社領取保險理賠[2]。
雖然馬共在1960年落敗，但其領袖陳平在1967年再次發動另一場叛亂。這次所有英聯邦援軍已全數撤出大馬，但第一次戰敗已令馬共元氣大傷無力回天，斷續鬥爭至1989年失敗告終。
背景
馬來亞經濟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陷於困境。問題包括失業率高漲、薪酬低下和食物價格急升。1946年至1948年間，當地發生了多次騷亂和罷工。因為馬來亞的錫和橡膠產業所帶來的收入對正在恢復自身經濟的英國十分重要，所以英國政府力圖重建當地經濟。政府採用包括拘捕和流放的嚴厲手段對付示威人士。示威人士因此變得愈發激進。1948年6月16日，反對派在霹靂和豐（Sungai Siput）第一次公然作出戰爭行為，殺死三個歐洲種植園經理。[3]蘇聯依照全球策略，命令馬來亞共產黨繼續發動攻勢。[4]
為回應共產黨的行動，英國政府首先宣布和豐進入緊急狀態。後來，政府在7月將進入緊急狀態的範圍擴大到全國。馬來亞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在進入緊急狀態後，成為了非法組織。警察有權未經審訊監禁共產黨成員和懷疑協助共產黨的人士。陳平領導的共產黨退入農村地區，組成馬來亞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開始進行游擊戰，破壞錫礦和橡膠種植園等殖民地資源開採設施。
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日據時期受共產黨領導的馬來亞主要反抗勢力 -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二戰末期英方曾秘密訓練和武裝抗日軍。1945年12月，抗日軍正式將武器上繳馬來亞軍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英方向上繳武器的抗日軍成員給予了金錢獎勵。不過，仍然有4,000名抗日軍成員拒絕上繳武器，轉入地下活動。[5]
馬共發動游擊戰
人民解放軍一般採用游擊戰術，破壞設施、襲擊種植園和摧毀運輸系統和基礎設施。[6]
在312萬馬來西亞華人中，有大約50萬人支持人民解放軍，他們是人民解放軍的支持者。他們大部分都是農民，在人民解放軍的根據地 - 叢林的邊緣搭建棚屋居住。因此，人民解放軍可以補給食物，並且徵募兵員。[7]支持人民解放軍的馬來人相對較少。華人支持人民解放軍的原因是，他們在選舉中沒有與馬來人平等的權利，也沒有土地權。而且，大部分華人都非常貧窮。支援人民解放軍的組織稱為「民運」（Min Yuen）。這一組織有一個隱藏於大眾之中的通訊網絡。民運除了向人民解放軍提供食物等物質援助之外，還向人民解放軍提供情報援助。
人民解放軍的營地和隱蔽點都位於熱帶叢林之內，基礎設施有限，難以接近。人民解放軍游擊隊的成員多是華人，只有少部分成員是馬來人、印尼人或者是印度人。人民解放軍以團為組織，不過沒有固定的建制，每個團都由特定地區活動的部隊組成。每個團都有政治局、政委、指導員和情報機構。士兵在營地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製作散發時事分析單張。人民解放軍亦規定，士兵與當地女性發生戀情之前必須得到官方批准。
游擊隊在戰爭早期曾計劃在驅除了政府部隊的地方建立「解放區」。不過人民解放軍最終沒有實現這一計劃。
英方回應
政府最初的戰略主要是保護重要的經濟目標，比如說礦場和種植園。後來，馬來亞英軍軍事指揮官（Director of Operations）陸軍中將哈羅德·羅登·布里格斯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Rawdon Briggs）制定了稱為畢利斯計劃（Briggs' Plan）的全盤戰略。計劃的中心思想是用最佳的方法，如切斷游擊隊和民間支持者之間的聯繫，來打敗叛軍。布里格斯他認識到馬來叢林環境惡劣，取得食物的渠道十分稀少，制定了三個針對主要食物來源的戰略。第一個是叢林內清除了樹木的土地，第二是叢林內的原住民，第三個是叢林邊緣的棚屋區居民。[8]
布里格斯計劃成效顯著。計劃的其中一個成果，就是迫使50萬鄉村地區的居民，由叢林邊緣的棚屋區遷移到備受監視的華人新村。華人新村多是新建的住宅，由帶倒鈎的鐵絲網、警崗和照明燈所包圍。居民最初對此感到憤恨，但後來就因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而變得滿意。政府向居民發放了一定的金錢，並且賦予了居民土地的所有權。英國此前亦曾以遷移平民的方式打擊游擊隊。最著名的先例，就在第二次布爾戰爭出現，當時英國為打擊布爾游擊隊（Boer Commando），將布爾平民遷入集中營。不過，英國在馬來亞的做法更加人道，也更加有效。
進入緊急狀態時，英國在馬來亞有13個步兵營，當中包括七個廊爾喀步兵營、三個英國步兵營、兩個皇家馬來亞步兵營和一個當做步兵營使用的皇家炮兵營。[9]英軍規模太小，無法有效應對「共產主義恐怖分子」或「匪徒」的威脅。英軍因此將皇家海軍陸戰隊和英王非洲來福槍團（King's African Rifles）的士兵派到馬來亞。英軍也在1950年將特種空勤團重組為偵查、襲擊和反游擊單位。
馬來亞聯合邦國防部長羅伯特·格蘭傑·克爾·湯普森爵士（Sir Robert Grainger Ker Thompson）在二次大戰期間，曾在緬甸擔任欽迪特部隊（Chindits）的聯絡官。他有寶貴豐富的叢林作戰經驗，參與了反叛亂計劃的制定工作，也建立了良好的軍民關係。[10][11]
1952年，傑拉德·鄧普勒爵士上任成為英國高級專員。不少人都認為，他是扭轉戰爭局勢的功臣。在他的兩年任期內，「三分之二的游擊隊被人消滅，襲擊事件的數量由每月500件下降到100件，平民和安全部隊的傷亡由200人下降到40人」。[12]正統史學家認為，鄧普勒改變了戰爭形勢，英國取得勝利，很大程度是建基於他的行動和政策之上。但是，有一些修正史學家並不認同這一說法，認為他不過是繼續前任的做法而已。
1951年，部分英軍部隊展開宣傳攻勢，向馬來亞人和原住民提供醫療和食物援助。同時間，英軍派出部隊進入森林巡邏，向人民解放軍施加壓力。人民解放軍被迫退入森林內部，失去補給。人民解放軍開始逼迫塞芒人交出食物，令後者產生了敵意。很多被俘的游擊隊員都投向了英方。與之相反的是，人民解放軍從不釋放俘虜的英國人。
英國和英聯邦國家的部隊在高峰時期有40,000人，而游擊隊即使是高峰時期，也只有約7,500人。
政府架構
戰爭期間，各級政府、軍事和民事機關都由一個由軍人、警察和文官組成的委員會控制。這一設計令政府可以迅速收集分析情報，協調各種行動。舉例而言，每一個州屬的軍事行政委員會，成員都包括首席部長、高級軍官、國土警衛隊（Home Guard）軍官、財政官員、情報官員、行政官員和六個委任產生的民間領袖。警察、軍隊、國民衛隊和文官組成這一委員會的下屬行動委員會，負責每日的指揮工作。下屬委員會成員共同作出決策。[13]
英方行動
英軍迅速意識到，大規模進行笨拙的掃蕩是徒勞無功的。[14]以排或班為單位，進行巡邏，或者是根據情報進行伏擊更加有效。在瓜拉冷岳沼澤進行的拿騷（Nassau）行動就十分典型：
發生了幾次刺殺事件之後，一個由英國士兵組成的排獲派到那個地區執行任務。他們通過定量配給、護送糧草車隊、檢查住宅的方法控制食物流通。1954年12月21日左右，一個連開始在沼澤開始進行行動。1955年1月9日，軍方開始大規模進行戰術行動。火炮、迫擊炮和飛機開始對沼澤南部進行騷擾性的轟炸。軍方最初的計劃是日夜不斷轟炸，將恐怖分子趕入埋伏圈。但是，準備充足的恐怖分子一直沒有移動。只有搜集食物的隊伍有時出來活動執行任務。民眾不敢將這一情況上報政府。
軍方修改了計劃。炮火騷擾只在夜間進行。設下的埋伏保持原樣，加強巡邏沼澤地帶。此後軍方繼續進行了三個月行動，一無所獲。3月21日，其中一個隊伍在埋伏四十五個小時後，終於發現了八個恐怖分子，殺死了其中兩人。行動地圖上面因此出現了兩個代表殺敵數量的紅色大頭針。作戰部隊的士氣稍有提升。
又過了一個月後，軍方才得知恐怖分子在沼澤裡面互相聯絡。軍方派遣一個排設立了埋伏圈。士兵發現並且殺死了一個恐怖分子。五月，軍方沒有發現恐怖分子的蹤跡。6月，巡邏隊遇到了恐怖分子，殺死了一人，俘虜了一人。經過四天毫無斬獲的巡邏後，一個正在返回營地的排遇到並且殲滅了另外兩名恐怖分子。該區的第三名恐怖分子向軍方投降，並且說食物流通的控制非常有效，以至於有人在爭奪食物時殺人。
7月7日，軍方向該區增派了兩個連。巡邏和炮火騷擾保持不變。三個恐怖分子向軍方投降，其中一個更將巡邏隊帶去恐怖分子頭領的營地。巡邏隊襲擊了營地，殺死了包括頭領在內的四個人。另外一支巡邏隊也殺死了四個恐怖分子。到了7月末，還有二十三個極其飢餓的恐怖分子被困在與世隔絕的沼澤內。
軍方在行動中用去了60,000發火炮炮彈，30,000發迫擊炮彈和2,000發航空炸彈，換來35名恐怖分子陣亡或被俘的結果。每殺死、俘虜一個恐怖分子，都要用去1,500個工日（36,000個工時）巡邏或者埋伏。拿騷令緊急狀態結束快了一步到來，所以是一個成功的行動。[15]
1951年，英軍在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後，小規模試驗了2-4-D和2-4-5-T除草劑。英軍除去了道路兩則的叢林，以免在使用道路時受到共產叛軍襲擊。[16]
馬共通過十月決議
1951年10月6日，人民解放軍刺殺了英國駐馬來亞高級專員亨利·葛尼爵士。馬來亞民眾開始反對人民解放軍展開的戰役，擔心自己的安全。[17]馬共領導人陳平最近指出，葛尼之死並沒有造成太大影響。馬共仍然在同月通過了十月決議（October Resolutions）。[18]馬共為了應對英方的布里格斯計劃，決定大幅修改戰術，減少攻擊經濟和民事目標，在政治組織和推翻政權上面投入更多資源，支持民運的補給網絡，並且在叢林發展耕種。
葛尼的繼任人鄧普勒受英國政府指示，賦予了華人投票權。他繼續推行布里格斯計劃，同時努力建立馬來亞軍隊。他表明緊急狀態是去殖民地化過程加速的障礙。他提高了針對叛軍的懸賞，又擴大了情報網絡。
政府發布大赦令
1955年9月8日，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宣布赦免共產黨成員。[19]新加坡政府也在同時間發出了相同的大赦令。首席部長東姑阿都拉曼在大赦令中開出了條件，不過表明不會與人民解放軍談判。下為大赦令款項：
- 自願投降的人，此前在共產黨指導下犯下的罪行不會受到檢控。
- 投降對象可以是普通民眾在內的任何人。
- 安全部隊不會全面停火，不過會協助有意投降的人，因此，安全部隊可以安排局部停火。
- 政府會對投降的人展開調查。政府會協助表現忠誠的人在社會重新取得正常地位，並且令他們可以與家人團聚。投降的人的自由會受到限制，假若他們提出前往中國請求，政府會給予慎重的考慮。[20]
政府在發布大赦令後，展開了一場宣傳攻勢。聯盟政府官員到各地呼籲共產黨成員放下武器，接受大赦。大小村鎮的居民都發動遊行支持政府。然而，大部分共產黨成員都沒有投降。有證據顯示，共產黨內部展開了針對大赦的宣傳，以維持紀律，並且警告成員，叛變的人會受到嚴厲處罰。有政界人士認為，大赦令太過嚴格，只是重申了投降條款。有時事評論員認為，政府應該採取更現實、更自由的方法解決問題，直接與馬共進行談判。聯盟內部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和馬來民族統一機構，都有重要人物遊說東姑阿都拉曼舉行政府和馬共之間的談判。[20]
華玲和談
陳平意識到繼續鬥爭不會取得任何成果，開始尋求談判。1955年12月28日，馬共成員和政府官員在華玲官立英文學校展開談判。出席的馬共代表有總書記陳平、陳田和中宣部部長拉昔邁丁。另一方的代表是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東姑阿都拉曼、馬來亞華人公會總會長陳禎祿爵士和新加坡首席部長大衛·馬紹爾。談判的目的是結束雙方之間的衝突。但是，以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政府代表拒絕了陳平提出的所有要求。衝突因為談判破裂變得更加激烈。英聯邦國家紛紛向馬來亞派出更多援軍，應對局勢。
談判失敗後，東姑阿都拉曼在次年2月8日撤回了大赦令，並且聲明他不會再度和馬共展開談判，除非他們表達出「完全投降」的誠意。[21]此後，馬共仍然有作出努力和政府展開和談，不過沒有如願以償。同時間，新的緊急狀態行動委員會開始討論是否要加強針對馬共的「人民戰爭」。1957年7月，馬共在馬來亞獨立前的幾個星期，再次作出重啟和談的努力，表明談判的條件是：
- 馬共成員享有公民的權利
- 保證馬共的每一個成員都不受懲罰
東姑阿都拉曼沒有回應馬共的要求。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正式獨立。馬共發動的鬥爭也因此失去了推翻殖民統治這個理由。1958年，安順沼澤地帶的游擊隊向政府投降，人民解放軍從此失去抵抗能力。人民解放軍殘部撤向馬泰邊境。1960年，政府宣布緊急狀態結束。陳平離開泰國南部後，到北京接受庇護，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居住。
查禁圖書
這段時期，政府也大量查抄學校，書店，住家，圖書的流通與閱讀受到監視，特別是華文書籍，提控犯禁者，形成後來的語文政治，影響深遠。 [22]
傷亡
衝突期間，安全部隊殺死了6,710名人民解放軍游擊隊，俘虜了1,287名游擊隊，約3,200名游擊隊投降。1,345名馬來亞軍警在戰鬥中死亡。[23]英聯邦國家的部隊有519人陣亡。2,478名平民在被殺，810名平民失蹤。
影響
在馬來西亞的流行文化之中，這場衝突經常被描繪成馬來人爭取自由的鬥爭。包括新聞部長達圖·扎伊努丁（Zainuddin Maidin）批評沒有意識到華人和印度人在緊急狀態期間作出的貢獻。[24]英國、英聯邦國家在緊急狀態期間提供的大量軍事和人道主義援助，也往往被人輕描淡寫，或者是忽略不提。
因華人被描繪為支持中國共產黨，導致後來長期語文政治，族群政治的偏見。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為政府小學及中學所有涉及緊急狀態的內容。 [22]
注腳
- ^ Mohamed Amin and Malcolm Caldwell (eds.), The Making of a Neo Colony, (1977), Spokesman Books, UK, footnote, p. 216.
- ^ Peng, Chin My Side of History, Media Masters, 2003,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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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ckson, Robert. The Malayan Emergency. London. 2008: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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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shid, Rehman. A Malaysian Journey. 1993: 27. ISBN 983-99819-1-9.
- ^ O. Tilman, Robert. The non-lesson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Asian Survey. 1966, 6 (8): 40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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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arl Hack, Defense & Decolo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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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gl (2002), pp.67–70
- ^ Taber, The War of the Flea, pp.140–141. Quote from Marine Corps Schools, "Small Unit Operations" in The Guerrilla – and how to Fight Him
- ^ Psychological Warfare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by Herbert A Friedman. [27 April 2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4）.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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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20.1 Prof Madya Dr. Nik Anuar Nik Mahmud, Tunku Abdul Rahman and His Role in the Baling Talks
- ^ MacGilliv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5 March 1956, CO1030/22
- ^ 22.0 22.1 方美富，被禁止的知识：马来亚紧急状态下知识人对抄检左派政策的回应，《中山人文学报》第47期. 2019年7月 [2022-03-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2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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