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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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爾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德語: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年4月30日-1946年10月16日),德國政治家和外交官,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1938年至45年)。
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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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外交部長 | |
任期 1938年2月4日—1945年4月30日 | |
元首 | 阿道夫·希特勒 |
前任 | 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 |
繼任 | 阿圖爾·賽斯-英夸特 |
德國駐英國大使 | |
任期 1936年—1938年 | |
指定 | 阿道夫·希特勒 |
前任 | 利奧波德·馮·赫施 |
繼任 | 赫伯特·馮·德克森 |
個人資料 | |
出生 | 烏利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 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Ribbentrop 1893年4月30日 德意志帝國普魯士萊茵省韋塞爾 |
逝世 | 1946年10月16日 盟軍占領下的德國巴伐利亞紐倫堡 | (53歲)
政黨 |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
配偶 | 安娜·伊麗莎白·亨克爾(1920年成婚) |
兒女 | 5名子女 |
專業 | 商人、外交官 |
宗教信仰 | 新教 |
簽名 | |
軍事背景 | |
效忠 | 德意志帝國 |
服役 | 德意志帝國陸軍 |
部隊 | 第12驃騎兵團 |
參戰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里賓特洛甫第一次引起阿道夫·希特勒的注意時,他是一位見多識廣的商人,比大多數高級納粹分子更了解外部世界,而且是公認的外交事務權威。他為1933年1月的秘密會議提供了他的房子(費舍爾城堡),隨後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他成了希特勒的親信,這讓一些黨員感到厭惡,他們認為他膚淺,缺乏才能。1936年,他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然後於1938年2月被任命為德國外交部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在促成鋼鐵條約(德意同盟條約)、慕尼黑協定(吞併蘇台德)、梅梅爾通牒(吞併梅梅爾)和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主張與蘇聯保持良好關係,反對入侵蘇聯。里賓特洛甫反對前任對華合作的政策,支持積極拉攏日本。1941年底,美國對英國的援助以及U型潛艇和美國軍艦在北大西洋護衛前往英國的護航船隊之間的摩擦越來越頻繁,里賓特洛甫努力使得在華盛頓的日美會談失敗,並引導日本攻擊美國。珍珠港事件後,他極力支持對美國宣戰。從1941年起,里賓特洛甫的影響力逐漸下降。
里賓特洛甫於1945年6月被捕,並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定罪並被判處死刑,原因是他在歐洲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促成了大屠殺。1946年10月16日,他成為第一個被絞死的紐倫堡被告。
生平
早年歲月
里賓特洛甫出生於德意志帝國萊茵省的韋塞爾,父親理夏德·烏爾里希·弗里德里希·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德語:Richard Ulrich Friedrich Joachim Ribbentrop)是一名軍官,而母親則是約翰娜·索菲·赫特維希(德語:Johanne Sophie Hertwig)[1]。里賓特洛甫小時候一直接受非正規的教育,直到他十多歲後才到德國與瑞士的私立學校唸書[2]。里賓特洛甫的父親於1908年從軍中撤職,原因是他曾發表德皇威廉二世是同性戀的詆毀言論,里賓特洛甫家中也因此缺乏了經濟來源。里賓特洛甫藉由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先後在法國格勒諾布爾和英國倫敦住過一段時間,接著在1910年前往加拿大[3],他先在蒙特婁史丹利街(Stanley Street)的莫爾森銀行(Molson)工作,接著換到重建魁北克橋的一家工程公司,之後又換到曾修路連接蒙克頓和溫尼伯的加拿大國家跨洲鐵路公司(National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還曾在紐約與波士頓當過記者。之後里賓特洛甫雖然曾因結核而返德休養,但後又回到加拿大,於渥太華經營一個小公司,進口德國酒與香檳來銷售[4]。1914年2月,里賓特洛甫參加舉辦於波士頓的埃利斯紀念盃比賽,與渥太華著名的明托(Minto)溜冰隊競爭[4][5]。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里賓特洛甫離開加拿大返回德國參戰[6],留下了他罹患肺結核的弟弟歐塔·里賓特洛甫於加拿大,之後遭英國拘捕(1918年去世)。1914年8月15日經由霍博肯開往鹿特丹的荷蘭-美國船波茨坦號[6]回到歐洲,到了1914年秋天,他終於回到祖國,並加入第125輕騎兵團[7]。里賓特洛甫後晉升為中尉,並獲得一級鐵十字勳章。起初他服役於東線,後到西線作戰。1918年,里賓特洛甫以參謀身分派駐奧斯曼帝國的君士坦丁堡[8]。里賓特洛甫於一戰外駐土耳其期間,與另一位軍官弗朗茨·馮·帕彭成為好友[9]與認識了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德國戰敗後,作為塞克特將軍的副官參加巴黎和會,對於當時德國簽下凡爾賽條約的屈辱場景,印象非常深刻。
家庭情況
1919年,里賓特洛甫與安娜·伊麗莎白·亨克爾(Anna Elisabeth Henkell)相識,朋友都稱她為安內利斯(Annelies)[10]。安娜是德國香檳製造廠老闆奧托·亨克爾(OttoHenkell)的千金,里賓特洛甫於1920年7月5日與她在威斯巴登結婚,並開始在歐洲銷售他們酒廠的產品[11]。1921年至1940年期間,安娜共生下了5個孩子:
- 魯道夫(Rudolf,生於1921年5月11日的威斯巴登),1960年與伊爾莎(Ilse-Marie Freiin von Münchhausen,1914-2010)結婚。
- 貝蒂娜(Bettina,生於1922年7月20日的柏林)
- 烏蘇拉(Ursula,生於1932年12月29日的柏林)
- 阿道夫(Adolf,生於1935年9月2日的柏林),育有:
- 巴托爾德·亨克爾(Barthold Henkell,生於1940年12月19日的柏林),育有:
- 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生於1971年2月3日)
安娜·伊麗莎白·亨克爾被認為是一個傲慢、控制欲強的一個女性,並常挨批為馬克白夫人一般主宰自己丈夫的女人[11]。里賓特洛甫之後說服丈夫受封為貴族的姨媽,在他姓中加上了貴族姓「馮」,然而里賓特洛甫從未受到貴族接納,也沒有受到過承認。在威瑪共和國的大部分時間裡,里賓特洛甫對政治不怎麼關心,也沒有反猶情結[12]。里賓特洛甫作為他岳父香檳公司的助手處理了許多業務,並和猶太銀行家經常有往來,他成立一個進口公司的資金就是向猶太人貸款[13]。
投身政壇
1928年,里賓特洛甫經人介紹給希特勒,希特勒記述他為「能令別人以買法國香檳的價格買下德國香檳的男人」,以及為一個能與外國聯繫的商人[13],之後里賓特洛甫在妻子的催促下於1932年5月1日加入了納粹黨[14]。1933年1月,弗朗茨·馮·帕彭與奧斯卡·馮·興登堡(興登堡總統之子)一些朋友與希特勒協商,取代掉總理庫爾特·馮·施萊謝爾[15]。
這場會談的結果是使得希特勒於1933年1月30日透過任命成為總理,而提供自家作為秘密會談場所、納粹黨黨員和身為帕彭好友的里賓特洛甫就因此受到希特勒的愛戴。因為里賓特洛甫是納粹黨的一名新黨員,並不受到黨內老成員的歡迎,戈培爾還在日記中將他寫為:「馮·里賓特洛甫的名字是買來的,錢是藉由婚姻娶來的、仕途則是騙來的[16]」為了彌補在黨中影響力不足的問題,里賓特洛甫開始將納粹主義也逐漸融入他的生活中,高調的提倡反猶主義[17],成為一名狂熱的納粹份子。他之後部份憑藉著對於德國外國家的知識而成為希特勒的外交顧問,但大部分是因為對希特勒的諂媚與奉承之詞才有此地位[18]。專職的外交部人員會將國外實際情況告訴希特勒,而里賓特洛甫則總是告訴希特勒所想聽到的[19]。特別是里賓特洛甫會紀錄下希特勒對一些事物的想法與觀點,再提出與其相似的發言,藉此使希特勒認為自己是一名忠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外交官[20]。里賓特洛甫也發現希特勒常以極端、偏激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也因此常將自己的意見轉為此方向。
里賓特洛甫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之一,他的情緒很大一部份取於希特勒的好惡[21]。1933年,里賓特洛甫獲得黨衛隊上校的頭銜,一時間裡他還與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友好,但最後彼此還是成為了敵人,主要是因為對於黨衛隊堅持自己的外交獨立性,而非倚靠里賓特洛甫[22]。
初涉外事
1933年11月,里賓特洛甫開始進行他的外交生涯,他以一個非官方的外交官身份拜訪了倫敦,與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和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約翰·西蒙會面[23],但這場會談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內容[24]。里賓特洛甫在取得外交辦公室的職位之前,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攻擊現任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上[25],積極爭取該職位。起初紐賴特對里賓特洛甫這位對手保持輕視的態度,認為他這種連寫德文都會用字粗俗且文法出錯的人,更不用說英文和法文了,對里賓特洛甫的競爭與攻擊不怎麼擔心[26]。
英德協定
紐拉特認為英德海軍協定不可能達成。為了詆毀他的對手,他任命里賓特洛甫為派往倫敦談判的代表團團長。會談一開始,里賓特洛甫就向約翰·西蒙爵士發出最後通牒,通知他如果不完全接受德國的條件,德國代表團將回家。西蒙對這一要求感到憤怒,並退出了談判。然而,令所有人驚訝的是,第二天英國人接受了里賓特洛甫的要求,1935年6月18日,里賓特洛甫和英國新任外交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在倫敦簽署了《英德海軍協定》(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AGNA)。外交上的成功大大提高了里賓特洛甫在希特勒心目中的聲望,希特勒稱簽署英德海軍協定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他認為這標誌着英德聯盟的開始,並下令在德國各地舉行慶祝活動以紀念這一事件。
英德海軍協定簽署後,里賓特洛甫立即採取下一步行動,旨在建立英德聯盟,即所有社會的協調(Gleichschaltung),要求恢復德國在非洲的前殖民地。1935年7月3日,宣布里賓特洛甫將領導收復德國前非洲殖民地的努力。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認為,要求殖民地恢復會迫使英國按照德國的條件與帝國結盟。不過,里賓特洛甫與希特勒還是有區別的:里賓特洛甫真心希望收復德國的前殖民地,而對希特勒來說,殖民要求只是一種談判策略。德國將放棄其要求以換取與英國的聯盟。
建立軸心
1936年11月的反共產國際條約標誌着德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變化。外交部傳統上支持與中華民國的友好政策,並且在20年代後期出現了非正式的中德聯盟。諾伊拉特非常相信維持德國與中國的良好關係,並且不信任日本帝國。里賓特洛甫反對外交部的親華傾向,反而贊成與日本結盟。為此,里賓特洛甫經常與曾擔任日本武官、後任駐柏林大使的大島浩密切合作,以加強德日關係,儘管遭到國防軍和外交部的強烈反對,後者更願意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反共產國際條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年中,當時為了平衡尋求與日本的和解與德國與中國的傳統聯盟之間的關係,里賓特洛甫和大島設計了反共聯盟的想法,以此作為將中國、日本和德國聯繫在一起。然而,當中國人明確表示他們對這樣的聯盟沒有興趣時(特別是考慮到日本人認為中國遵守擬議的條約是讓中國服從日本的一種方式),紐拉特和陸軍部長維爾納·馮·布隆貝格元帥都說服了希特勒擱置擬議的條約,以避免損害德國與中國的良好關係。里賓特洛甫認為日本友誼遠勝於中國友誼,他認為德國和日本應該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簽署該條約。到1936年11月,東京和柏林對德日條約的興趣重新燃起,導致在柏林簽署了反共產國際條約。條約簽署後,意大利、中國、英國和波蘭收到了加入邀請。然而在被邀請的國家中,只有意大利人最終會簽署。反共產國際條約標誌着德國開始從中國的盟友轉向日本的盟友。
當中國抗日戰爭正式打響,與大日本帝國友好的納粹德國起初還在觀望,但在里賓特洛甫主導的外交部隨即下令駐華的德國僑民和武官撤出,進而導致日軍變本加厲的侵華。德國隨後更將預定出售給中國的武器彈藥訂單直接取消,讓蔣介石、李宗仁等人萬分驚愕,德制師和中央軍因此無法得到充分的彈藥對抗日本,之後抗日的武器只能向蘇聯和法國訂製。
隨著德國擊敗法國並建立維琦法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瓜分波蘭,其間里賓特洛甫多數時間和義大利王國、羅馬尼亞王國、匈牙利王國、保加利亞王國和大日本帝國等軸心國盟友交涉。里賓特洛甫和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非常友好,直到德國投降前夕他們仍一起會面。中國的蔣介石政府最後只剩下美國援助,苦撐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德國和義大利對美國宣戰,美國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和加拿大才提供部分的武器援助國民革命軍。因此中國政府要員等人痛恨里賓特洛甫,如蔣介石在其日記上對此憤恨之甚。
交換老兵
1935年,里賓特洛甫安排了一系列廣為宣傳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訪問英國、法國和德國。里賓特洛甫說服英國皇家軍團和許多法國退伍軍人團體派代表團前往德國會見德國退伍軍人,以此作為促進和平的最佳方式。與此同時,里賓特洛甫安排德國官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團體鋼盔前線士兵聯盟的成員訪問英國和法國,與那裡的退伍軍人會面。退伍軍人的來訪和隨之而來的「再也不會」的承諾極大地改善了「新德國」在英國和法國的形象。1935年7月,准將弗朗西斯·費瑟斯通-戈德利爵士率領英國軍團代表團前往德國。軍團的贊助人威爾士親王在1935年6月的軍團年度會議上發表了一次廣為宣傳的演講,他說他認為沒有比軍團更好的人來訪問德國並將和平的信息傳遞給德國並且他希望英國和德國永遠不再打仗。至於德國重整軍備與他的和平信息之間的矛盾,里賓特洛甫向任何願意傾聽的人爭辯說,德國人民已被凡爾賽條約「羞辱」,德國首先想要和平,而德國對凡爾賽的侵犯是恢復的努力的一部分德國的「自尊」。到1930年代,許多英國人都相信該條約對德國極其不公平和不公正,因此,英國的許多人,例如內閣副部長托馬斯·瓊斯,對里賓特洛甫的信息持開放態度,即歐洲只要廢除凡爾賽條約,和平就會恢復。
駐英大使
1936年8月,希特勒任命里賓特洛甫為英國大使,奉命談判英德聯盟。里賓特洛甫於1936年10月抵達就職。里賓特洛甫在倫敦的時間以一系列沒完沒了的社交失態和失誤為標誌,這使他與英國外交部本已糟糕的關係更加惡化。
1936年11月,他受邀在達勒姆郡的溫亞德大廳作為第七任倫敦德里侯爵的賓客入住,他被帶到達勒姆大教堂參加禮拜,並宣布了讚美詩《你的榮耀》。當管風琴演奏開場小節時,與德國國歌相同,里賓特洛甫向納粹致敬,不得不被他的主人制止。
在妻子的建議下,里賓特洛甫聘請柏林室內設計師馬丁·路德協助他搬到倫敦,並幫助實現里賓特洛甫在那裡建造的新德國大使館的設計(他覺得現有大使館不夠宏偉)。事實證明,路德是一位陰謀大師,成為里賓特洛甫最喜歡的打手。
里賓特洛甫不理解20世紀英國君主在政府中所發揮的有限作用。他認為,如果他願意,印度皇帝愛德華八世可以支配英國的外交政策。他使希特勒相信他得到了愛德華的支持,但這與他認為自己給英國社會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樣是一種錯覺。事實上,里賓特洛甫經常表現出對英國政治和社會的根本誤解。在1936年12月的退位危機期間,里賓特洛甫向柏林報告說,一場反對德國的猶太共濟會反動陰謀推翻了愛德華,里賓特洛甫稱愛德華是德國的堅定朋友,內戰很快就會爆發在英國,愛德華的支持者和首相斯坦利鮑德溫的支持者之間。里賓特洛甫的內戰預言遭到了聽到這些預言的英國人的懷疑。符騰堡公爵卡爾·亞歷山大告訴聯邦調查局,愛德華的情人沃利斯·辛普森1936年曾在倫敦與里賓特洛甫睡過覺,愛德華可能是納粹同情者;一直與他保持聯繫;並繼續泄露秘密。
里賓特洛甫有一個習慣,就是從最好的英國公司召來裁縫,讓他們等上幾個小時,然後在沒有見到他的情況下將他們打發走,並指示他們第二天回來,只是重複這個過程。這對他在英國上流社會的聲譽造成了巨大損害,因為倫敦的裁縫們通過告訴他們所有富裕的客戶說里賓特洛甫是不可能對付的作為報復。在一次採訪中,他的秘書理查德·斯皮茨(Reinhard Spitzy)說:「他[里賓特洛甫]表現得非常愚蠢和自大,英國人不喜歡自大的人」。在同一次採訪中,施皮茨稱里賓特洛甫「自負、自負且不太聰明」,並表示他是一個完全無法忍受的人。
此外里賓特洛甫選擇儘可能少地在倫敦呆在希特勒身邊,這極大地激怒了英國外交部,因為里賓特洛甫的頻繁缺席妨礙了許多日常外交事務的處理。隨着里賓特洛甫在英國疏遠了越來越多的人,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警告希特勒說里賓特洛甫是個「蠢驢」。希特勒打消了戈林的顧慮:「但他畢竟認識英國不少重要人物。」這句話讓戈林回答說:「我的元首,這可能是對的,但糟糕的是,他們認識他」。
1937年2月,里賓特洛甫出人意料地用「德國問候」向喬治六世致意,這是一個僵硬的納粹禮,這一手勢差點撞倒國王,後者正走上前去與里賓特洛甫握手,里賓特洛甫堅持要求從今以後所有德國外交官在向國家元首致意時,都要以僵硬的手臂向法西斯式致敬,這進一步加劇了對他形象的損害,並在英德關係中引發了一場小危機。紐拉特向希特勒指出,在里賓特洛甫的統治下,如果蘇聯大使向共產黨人握拳敬禮,希特勒將不得不歸還,危機才得以解決。根據紐拉特的建議,希特勒拒絕了里賓特洛甫要求喬治國王接受並給予「德國問候」的要求。
里賓特洛甫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要求英國簽署反共產國際條約或歸還前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上。然而,他也花了大量時間來討好他所謂的「有影響力的人」,以此作為實現英德聯盟的最佳途徑。他相信英國貴族由某種在幕後統治的秘密社團組成,如果他能交到足夠的朋友英國「秘密政府」的成員,他可以促成聯盟。幾乎所有里賓特洛甫向柏林提供的關於聯盟前景的最初有利的報告都是基於倫敦德里勳爵和洛錫安勳爵等英國貴族對「新德國」的友好評論。起初,里賓特洛甫從英國內閣大臣和高級官僚那裡受到的相當冷淡的接待並沒有給他留下太多印象。英國政府的觀點,由負責外交事務的議會副國務卿克蘭伯恩子爵羅伯特總結,認為里賓特洛甫一直是二流人物。
1935年,英國駐德國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向倫敦抱怨里賓特洛甫在英德獎學金中的英國同事。他認為他們製造了「關於英國友誼的虛假德國希望,並在英國引起了反對,公眾輿論自然而然地敵視納粹政權及其方法」。1937年9月,英國駐慕尼黑領事在寫到里賓特洛甫帶他們參加紐倫堡集會的那群人時,報告說有一些「嚴肅的人站在他們中間」,但里賓特洛甫的英國特遣隊中有同樣數量的人「古怪而且很少,如果有的話,可以被稱為嚴肅的英國思想的代表,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社會的,而他們在英格蘭肯定缺乏任何政治或社會影響。」1937年6月,英德聯誼會主席芒特坦普爾勳爵在里賓特洛甫安排的一次訪問中與希特勒會面後要求會見內維爾·張伯倫首相,英國外交部常任副國務卿羅伯特·范西塔特寫道:
“ | 下午 [首相]當然不應該見到山寺勳爵——國家[國務卿]也不應該。 我們真的必須制止這種業餘愛好者的無休止的插話——而芒特坦普爾勳爵是一個特別愚蠢的人。 這些活動——實際上僅限於德國——使外交任務變得不可能。 | ” |
在范西塔特的備忘錄之後,英德聯誼會的成員在參加里賓特洛甫安排的德國之行後不再會見內閣部長。
1937年2月,在與掌璽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會面之前,里賓特洛甫向希特勒建議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開始一場世界範圍的宣傳運動,目的是迫使英國歸還德國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希特勒拒絕了這個想法,但儘管如此,在他與哈利法克斯勳爵的會談中,里賓特洛甫在會談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要求英國與德國簽署聯盟並歸還前德國殖民地。德國歷史學家克勞斯·希爾德布蘭德指出,早在里賓特洛甫與哈利法克斯會面時,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的不同外交政策觀點就開始出現,里賓特洛甫更感興趣的是在非洲恢復1914年前的德意志帝國,而不是征服東歐。在安德烈亞斯·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的領導下,他認為希特勒有一個征服世界的分階段計劃(Stufenplan),希爾格魯伯認為里賓特洛甫可能沒有完全理解希特勒的計劃是什麼,或者在如此努力地推動殖民復興時,他正在嘗試獲得個人成功,這可能會提高他在希特勒中的地位。1937年3月,里賓特洛甫在萊比錫舉行的萊比錫貿易展覽會上發表演講,他宣稱德國的經濟繁榮將「通過恢復前德國殖民地財產,或通過其他方式。如果不進行殖民復辟,德國人將用武力奪回他們以前的殖民地,這種隱含的威脅招致了大量敵意評論,認為大使威脅他的東道國是不恰當的。這樣的方式。
里賓特洛甫的談判風格混合了霸道的咆哮和冰冷的態度,再加上長篇大論地讚美希特勒,使許多人疏遠了。美國歷史學家戈登·A·克雷格(Gordon A.Craig)曾觀察到,在1930年代歐洲外交場景的所有大量回憶錄文學中,只有兩處正面提及里賓特洛甫。在這兩個參考文獻中,德國駐倫敦武官利奧·蓋爾·馮·施韋彭堡將軍評論說,里賓特洛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一名勇敢的士兵,意大利駐德國大使的夫人伊麗莎白·切魯蒂(Elisabetta Cerruti)稱里賓特洛甫是「一位偉大的戰士」。最有趣的納粹分子。在這兩種情況下,讚揚都是有限的,切魯蒂繼續寫道,只有在納粹德國,像里賓特洛甫這樣膚淺的人才有可能升任外交部長,蓋爾·馮·施韋彭堡稱里賓特洛甫擔任大使絕對是一場災難在倫敦。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里斯(Laurence Rees)在他1997年的系列作品《納粹:來自歷史的警告》中指出,每一個認識里賓特洛甫的人都對他表達了強烈的仇恨。一位德國外交官赫伯特·里希特稱里賓特洛甫「懶惰而毫無價值」,而另一位德國外交官曼弗雷德·馮·施羅德則稱里賓特洛甫「虛榮而野心勃勃」。里斯總結說,「沒有其他納粹分子被他的同事如此憎恨」。
1937年11月,里賓特洛甫陷入極為尷尬的境地,因為他強烈主張歸還前德國殖民地,導致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和法國外交部長伊馮·德爾博斯提出就歸還前德國殖民地展開會談作為回報為此,德國人將做出有約束力的承諾,尊重他們在中歐和東歐的邊界。由於希特勒對獲得前殖民地不感興趣,特別是如果價格會阻礙向東歐的擴張,里賓特洛甫被迫拒絕了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的英法提議。在拒絕英法恢復殖民地的提議後,里賓特洛甫出於純粹的惡意,立即命令帝國殖民部(Reichskolonialbund)增加對前德國殖民地的鼓動,此舉激怒了外交部和法國外交部。
正如意大利外交部長加萊亞佐·齊亞諾伯爵在1937年底的日記中所指出的那樣,里賓特洛甫開始以所有「被蔑視的女人的憤怒」來憎恨英國。就此而言,里賓特洛甫和希特勒從未理解英國的外交政策旨在綏靖德國,而不是與德國結盟。
當里賓特洛甫於1937年11月前往羅馬監督意大利遵守反共產國際條約時,他向東道主明確表示該條約實際上是針對英國的。正如齊亞諾在他的日記中指出的那樣,反共產國際條約「在理論上是反共產主義的,但實際上無疑是反英的」。1937年12月,里賓特洛甫一直處於抑鬱狀態,他和妻子一起為希特勒寫了兩份譴責英國的長篇文件。在1938年1月2日提交給希特勒的第一份報告中,里賓特洛甫稱「英國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在同一份報告中,里賓特洛甫建議希特勒放棄與英國結盟的想法,轉而接受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結盟以摧毀大英帝國的想法。
里賓特洛甫在《給元首的備忘錄》中寫道,「要想改變東方的現狀,有利於德國,只能靠武力來實現」,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是建立全球反英同盟體系。除了將反共產國際條約轉變為反英軍事同盟外,里賓特洛甫還認為德國的外交政策應該致力於「贏得所有利益直接或間接符合我們利益的國家」。在最後一句話中,里賓特洛甫明確暗示蘇聯應被納入他提出的反英同盟體系。
帝國外長
1938年初,希特勒宣布了他對軍事外交政策機構的控制,部分是通過解僱紐拉特。1938年2月4日,里賓特洛甫接替紐拉特出任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的任命通常被視為德國外交政策正在朝着更激進的方向發展的跡象。與紐拉特謹慎和好戰的性格相反,里賓特洛甫在1938年和1939年明確支持戰爭。
里賓特洛甫擔任外交部長的時間可分為三個時期。首先,從1938年到1939年,他試圖說服其他國家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與德國結盟。第二次,從1939年到1943年,里賓特洛甫試圖說服其他國家站在德國一邊參戰,或者至少保持親德中立。他還參與了威利行動,試圖說服前國王愛德華八世代表德國遊說他的兄弟,現在是國王。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希特勒準備恢復溫莎公爵的國王地位,希望建立一個法西斯英國。如果愛德華同意公開與納粹德國合作,他將獲得經濟援助,並有望成為一個「順從」的國王。據報道,為此預留了5000萬瑞士法郎。該計劃從未實現。
在最後階段,從1943年到1945年,他的任務是努力阻止德國的盟友離開她的身邊。在這三個時期,里賓特洛甫經常會見來自意大利、日本、羅馬尼亞、西班牙、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領導人和外交官。在那段時間裡,里賓特洛甫與其他納粹領導人發生爭執。隨着時間的推移,里賓特洛甫開始將外交部的老外交官從他們的高級職位上趕下來,並用來自外交部的人取而代之。早在1938年,外交部32%的職位由曾在外交部任職的人擔任。
里賓特洛甫擔任外交部長後的第一個舉動是實現德國遠東政策的徹底轉變。1938年2月,里賓特洛甫在說服希特勒承認日本傀儡國家滿洲國並放棄德國對其在太平洋的前殖民地(現在由日本持有)的主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到1938年4月,里賓特洛甫已停止向中國運送所有德國武器,並召回所有在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服役的德國陸軍軍官,並威脅說將把這些軍官在中國的家屬送往集中營如果軍官沒有立即返回德國。作為回報,德國人幾乎沒有得到日本人的感謝,日本人拒絕在他們占領的中國部分地區設立任何新的德國企業,並繼續推行他們的政策,試圖將所有現有的德國和所有其他西方企業排除在外。日占中國與此同時,中德非正式同盟的結束導致蔣介石終止了德國公司在中國國民黨的所有特許權和合同。
吞併捷克
恩斯特·馮·魏茨澤克於1938年至1943年任國務秘書,他反對德國外交政策中攻擊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國的總體趨勢,並擔心這可能會引發一場德國將輸掉的全面戰爭。魏茨澤克對摧毀捷克斯洛伐克的想法沒有道義上的反對,只是反對襲擊的時機。他贊成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化學」破壞的想法,即德國、匈牙利和波蘭將關閉邊境以在經濟上破壞捷克斯洛伐克的穩定。他非常不喜歡里賓特洛甫關於通過戰爭「機械地」摧毀捷克斯洛伐克的想法,他認為這太冒險了。然而儘管他們對里賓特洛甫持保留意見和恐懼,他們認為里賓特洛甫魯莽地試圖在帝國準備好之前讓德國陷入一場全面戰爭,但魏茨澤克和其他任何職業外交官都沒有準備好與他們的首腦對抗。
1938年9月15日在貝希特斯加登舉行的英德首腦會議之前,英國大使內維爾·亨德森爵士和魏茨澤克為希特勒和張伯倫制定了一項私人安排,在沒有顧問在場的情況下會面,以此將極端鷹派的里賓特洛甫排除在會談之外。希特勒的翻譯保羅·施密特後來回憶說,在貝希特斯加登峰會上「感覺我們的外交部長將證明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里賓特洛甫因被排除在張伯倫與希特勒會面之外而氣憤不已,拒絕將施密特的峰會筆記交給張伯倫,這一舉動引起了英國方面的極大不滿。他預計在1938年10月1日爆發的德國-捷克斯洛伐克戰爭。里賓特洛甫認為《慕尼黑協定》是德國的一次外交失敗,因為它剝奪了德國發動里賓特洛甫希望看到的摧毀捷克斯洛伐克戰爭的機會。蘇台德地區問題表面上是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爭端的主題,曾是德國侵略的藉口。在慕尼黑會議期間,里賓特洛甫大部分時間都在角落裡鬱鬱寡歡。里賓特洛甫告訴希特勒新聞辦公室主任弗里茨·黑塞,慕尼黑協定是「一流的愚蠢……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在一年內與英國人作戰,屆時他們將擁有更好的武器…….如果現在開戰就好了。」和希特勒一樣,里賓特洛甫下定決心,在下一次危機中,德國的公開要求不會在另一次慕尼黑式的峰會上得到滿足,而由德國引發的下一次危機將導致張伯倫「欺騙」德國人的戰爭在慕尼黑。
在慕尼黑事件之後,希特勒處於一種強烈的反英情緒中,部分原因是他對被「騙」出戰爭以「殲滅」捷克斯洛伐克感到憤怒,而他非常希望在1938年擁有它,部分原因是他意識到對於德國稱霸歐洲的野心,英國既不會結盟也不會袖手旁觀。結果,英國在慕尼黑之後被認為是帝國的主要敵人,結果,強烈仇英的里賓特洛甫的影響力相應地隨着希特勒而上升。
部分出於經濟原因,部分出於對1938年在戰爭中被「欺騙」的憤怒,希特勒決定摧毀殘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於1938年10月更名,即1939年初。里賓特洛甫在引發導致捷克-斯洛伐克終結的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命令駐布拉迪斯拉發的德國外交官聯繫斯洛伐克地區政府總理約瑟夫·蒂索神父,並向他施壓,要求他宣布脫離布拉格獨立。當蒂索以自1938年10月以來的自治權對他來說已經足夠為由證明不願意這樣做時,以及完全切斷與捷克人的聯繫將使斯洛伐克容易被匈牙利吞併時,里賓特洛甫與德國駐布達佩斯大使館取得了聯繫攝政王米克洛斯·霍爾蒂海軍上將。霍爾蒂被告知,德國人可能願意讓更多的匈牙利恢復其以前的邊界,如果匈牙利人真的想改變他們的邊界,最好立即開始將軍隊集中在他們的北部邊界。聽到匈牙利的動員後,蒂索面臨着一個選擇,要麼宣布獨立,並理解新國家將在德國的勢力範圍內,要麼眼睜睜地看着整個斯洛伐克併入匈牙利。結果,蒂索讓斯洛伐克地區政府於1939年3月14日發表了獨立宣言;隨之而來的捷克-斯洛伐克關係危機被用作召集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埃米爾·哈查到柏林的藉口,因為他「未能」維持國內秩序。1939年3月14日至15日晚上,里賓特洛甫在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捷克部分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在柏林帝國總理府的一次會議上威脅哈查,將他的國家變成德國的保護國。1939年3月15日,德國軍隊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地區,該地區後來成為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的帝國保護國。
收復北疆
1939年3月20日,里賓特洛甫召見立陶宛外交部長約薩斯·烏爾布斯到柏林,並通知他,如果立陶宛全權代表不立即抵達談判將梅梅爾蘭移交給德國,德國空軍將把考納斯夷為平地。由於里賓特洛甫在3月23日發出最後通牒,立陶宛人同意將梅梅爾(今立陶宛克萊佩達)歸還給德國。
1939年3月,里賓特洛甫將剛剛宣布獨立為喀爾巴阡烏克蘭共和國的捷克-斯洛伐克以烏克蘭人為主的喀爾巴阡山脈下的魯塞尼亞地區分配給匈牙利,匈牙利隨後在短暫的戰爭後開始吞併它。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在1930年代,蘇聯一直擔心德國人會利用烏克蘭民族主義作為分裂蘇聯的工具。193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烏克蘭自治區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蘇聯媒體運動,反對它的存在,理由是這是西方支持蘇聯烏克蘭分裂主義陰謀的一部分。通過允許匈牙利人摧毀歐洲唯一的烏克蘭國家,里賓特洛甫表明德國沒有至少目前,我對支持烏克蘭民族主義不感興趣。反過來,這表明德國的外交政策現在主要是反西方的,而不是反蘇聯的,從而有助於改善德蘇關係。
法德和約
1938年12月,在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訪問巴黎簽署基本上毫無意義的法德互不侵犯條約期間,里賓特洛甫與法國外交部長喬治·博內進行了會談,里賓特洛甫後來聲稱其中包括法國的承諾將承認整個東歐為德國的專屬勢力範圍。
威逼波蘭
最初德國希望將波蘭變成一個衛星國,馮·里賓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大島浩試圖說服波蘭加入反共產國際條約。到1939年3月,德國的要求已被波蘭人三次拒絕,這導致希特勒在里賓特洛甫的熱情支持下決定將摧毀波蘭作為1939年德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1939年3月21日,希特勒首次公開要求但澤重新加入帝國並修建橫跨波蘭走廊的「域外」道路。這標誌着德國對波蘭的壓力顯着升級,而這種壓力僅限於德國和波蘭外交官之間的私下會面。同一天,即1939年3月21日,里賓特洛甫向波蘭大使約澤夫·利普斯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求波蘭允許但澤自由市以如此暴力和極端的語言返回德國,這導致波蘭人擔心他們的國家處於德國立即進攻的邊緣。里賓特洛甫使用了如此極端的語言,尤其是他的言論,即如果德國對蘇聯採取不同的政策,那麼波蘭將不復存在,這導致波蘭人於23日下令部分動員並將其武裝部隊置於最高戒備狀態1939年3月在一份針對里賓特洛甫行為的抗議信中,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提醒他,波蘭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不是里賓特洛甫可以隨意欺負的某種德國保護國。里賓特洛甫轉而向德國駐華沙大使漢斯-阿道夫·馮·毛奇伯爵發出指示,如果波蘭同意德國的要求,德國將確保波蘭可以將斯洛伐克與匈牙利瓜分,並確保德國支持吞併烏克蘭。如果波蘭人拒絕他的提議,波蘭將被視為帝國的敵人。3月26日,在與波蘭大使約澤夫·利普斯基的一場極其激烈的會談中,里賓特洛甫指責波蘭人試圖通過部分動員來欺負德國,並猛烈攻擊他們只考慮德國對「域外」道路的要求。會議以里賓特洛甫尖叫着結束,如果波蘭入侵但澤自由城,德國將開戰摧毀波蘭。當里賓特洛甫的言論泄露給波蘭媒體時,儘管貝克於3月27日向審查員發出命令,但它在波蘭引起了反德騷亂,當地的納粹黨總部在混合城鎮利寧科被暴徒摧毀。月28日,貝克告訴毛奇,任何單方面改變但澤地位的企圖都會被波蘭視為宣戰理由。儘管德國人並未計劃在1939年3月進攻波蘭,但里賓特洛甫對波蘭人的欺凌行為摧毀了波蘭允許但澤返回德國的任何微弱機會。
德國於3月15日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地區,完全違反了不到六個月前簽署的《慕尼黑協定》,激怒了英國和法國的公眾輿論,並使德國失去了任何同情。由於公眾的憤怒狀態,張伯倫政府似乎有可能在幾天後因為後座議員的叛亂而倒台。即使是里賓特洛甫的標準路線,即德國只是對不公正的凡爾賽條約作出反應,並希望與每個人和平相處,這在過去非常有效,但也未能發揮作用。保守黨議員達夫·庫珀反映了情緒的變化,在給泰晤士報的一封信中寫道:
“ | 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經相當厭倦了道貌岸然的態度,這種態度試圖將歐洲犯下的每一起罪行都歸咎於我們。 如果德國在 1919 年變得更強大,她就會早日取得今天的成就。
此外,英國政府真誠地相信德國的說法,即它只關心蘇台德地區,而德國並不尋求主宰歐洲。 通過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德國聲稱只是在糾正所謂的凡爾賽宮的錯誤,從而失去了所有可信度。 |
” |
不久之後,1939年3月中旬,羅馬尼亞駐倫敦部長維吉爾·蒂利亞(Virgil Tilea)散布虛假報道,稱他的國家正處於德國立即進攻的邊緣,導致英國抵制東歐承諾的政策發生戲劇性的轉變。3里賓特洛甫如實否認德國要入侵羅馬尼亞。但他的否認與他在3月初發表的否認所用的語言幾乎相同,當時他否認有任何針對捷克人的計劃;因此,他們實際上增加了1939年3月的「羅馬尼亞戰爭恐慌」。從英國的角度來看,將羅馬尼亞及其石油從德國手中奪走被認為是非常可取的。由於德國本身幾乎沒有任何石油來源,皇家海軍實施封鎖的能力代表了英國阻止並在必要時贏得戰爭的王牌。4如果德國要占領盛產石油的羅馬尼亞,那將削弱英國關於德國需要從美洲進口石油的所有戰略假設。由於波蘭被認為是擁有最強大軍隊的東歐國家,波蘭不得不與英國聯繫在一起,作為確保波蘭支持羅馬尼亞的最佳方式;如果要誘導波蘭人為羅馬尼亞的安全做點什麼,英國就必須為波蘭的安全做點什麼,這是顯而易見的交換條件。
1939年3月31日,張伯倫在下議院宣布英國對波蘭的「保證」,承諾英國為保衛波蘭獨立而參戰,儘管「保證」明確地將波蘭邊境排除在外。由於波蘭的「保證」,希特勒在1939年4月28日在國會大廈的一次演講中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談論英國的「包圍」政策,他以此為藉口譴責與波蘭的海軍協定和互不侵犯條約。
求盟近東
3月下旬,里賓特洛甫讓德國駐土耳其代辦漢斯·克羅爾開始向土耳其施壓,要求其與德國結盟。土耳其人向克羅爾保證,他們不反對德國將巴爾幹地區作為其經濟影響範圍,但會認為任何將巴爾幹地區納入德國政治影響範圍的舉動都是最不受歡迎的。
1939年4月,當里賓特洛甫在外交部高級幕僚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宣布德國將結束與波蘭的談判,並打算在當年晚些時候的一次行動中摧毀它時,在場的人都高興地迎接了這個消息。4反波蘭情緒長期以來一直在該機構中蔓延,因此,與他們在1938年攻擊捷克斯洛伐克時的冷靜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魏茨澤克等外交官在1939年對與波蘭開戰的前景充滿熱情。從未接受波蘭合法性的職業外交官,如魏茨澤克,他們認為波蘭是凡爾賽條約創造的「可憎之物」,他們全心全意地支持一場將波蘭從地圖上抹去的戰爭。德國政府內部與外交官和軍方一致支持希特勒的反波蘭政策,這與他們去年關於摧毀捷克斯洛伐克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這極大地鼓勵了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選擇的路線行動。
1939年4月,里賓特洛甫收到情報,稱英國和土耳其正在談判結盟,旨在將德國排除在巴爾幹地區之外。1939年4月23日,土耳其外交部長蘇克魯·薩拉吉奧盧告訴英國大使土耳其擔心意大利聲稱地中海是我們的海以及德國控制巴爾幹地區,他建議建立英蘇土聯盟是對抗軸.4由於德國人打破了土耳其的外交守則,里賓特洛甫在給德國大使館的一份通告中警告說,英土會談「比土耳其人願意告訴我們的」走得更遠。里賓特洛甫任命弗朗茨·馮·帕彭為德國駐土耳其大使,並指示他要爭取土耳其與德國結盟。自1938年4月以來,里賓特洛甫一直試圖任命巴本為駐土耳其大使。他的第一次嘗試以失敗告終,因為土耳其總統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巴本記憶猶新,拒絕接受他擔任大使,並私下抱怨帕本的提名一定是德國人開的一個噁心的笑話。.5自1938年11月前任大使弗里德里希·馮·凱勒退休以來,德國駐安卡拉大使館就一直空缺,直到1939年4月薩拉科格魯向克羅爾抱怨德國人何時永遠要派一位新大使。巴本試圖通過讓里賓特洛甫擁有加萊亞佐伯爵來解決土耳其人對意大利擴張主義的恐懼齊亞諾向土耳其人承諾,當土耳其人發現意大利-德國的努力一直在光顧和侮辱時,他們對意大利沒有什麼可害怕的,結果適得其反。
里賓特洛甫和帕彭沒有專注於與土耳其人交談,而是因帕彭要求繞過里賓特洛甫並將他的急件直接發送給希特勒而陷入爭執。作為前總理,帕彭在擔任駐奧地利大使期間獲得了繞過外交部長的特權。里賓特洛甫與帕彭的友誼可以追溯到1918年,因這個問題而結束。與此同時,里賓特洛甫開始對土耳其駐柏林大使大喊大叫,以此作為爭取土耳其成為德國盟友的努力的一部分。里賓特洛甫認為土耳其人愚蠢到必須對他們大喊大叫才能讓他們明白。里賓特洛甫高壓行為的後果之一是1939年5月12日英土同盟的簽署。
從1939年初開始,里賓特洛甫成為德國政府內部的主要倡導者,主張與蘇聯達成諒解是實現短期反波蘭和長期反英外交政策目標的最佳途徑。1939年1月訪問華沙失敗後,里賓特洛甫似乎首先考慮了與蘇聯簽訂條約的想法,當時波蘭人再次拒絕了里賓特洛甫關於但澤、橫跨波蘭走廊的「域外」道路和反-共產國際條約在《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談判期間,里賓特洛甫欣喜若狂,他的駐莫斯科大使弗里德里希·沃納·馮·德·舒倫堡伯爵報告說,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在1939年3月的第十八次黨代會上發表了強烈反西方的講話,舒倫堡報告說,這意味着蘇聯可能正在尋求與德國達成協議。里賓特洛甫繼舒倫堡的報告之後,派外交部貿易部的朱利葉斯·施努爾博士去談判德蘇經濟協定。與此同時,里賓特洛甫將反共產國際條約轉變為反英聯盟的努力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遭到了日本人的強烈敵意,但在意大利人面前,里賓特洛甫取得了一些明顯的成功。由於日本反對加入反英聯盟,里賓特洛甫決定接受德意雙邊反英條約。隨着1939年5月簽署鋼鐵條約,里賓特洛甫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這只是通過錯誤地向墨索里尼保證未來三年不會發生戰爭來實現的。
結好蘇聯
里賓特洛甫在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的締結以及圍繞進攻波蘭的外交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公開場合,里賓特洛甫對波蘭拒絕允許但澤返回德國或允許波蘭修建「域外」公路表示極大的憤怒,但由於這些事情在1939年3月之後只是作為德國侵略的藉口,里賓特洛甫總是私下拒絕允許德國和波蘭外交官就這些問題進行任何會談。里賓特洛甫擔心,如果德波會談發生,波蘭人可能會退縮並同意德國的要求,就像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英法壓力下所做的那樣,從而剝奪了德國人進行侵略的藉口。為了進一步阻止德波外交談判,里賓特洛甫召回了德國駐波蘭大使漢斯-阿道夫·馮·毛奇伯爵,並拒絕會見波蘭大使約澤夫·利普斯基。1939年5月25日,里賓特洛甫向莫斯科發出秘密信息,告訴蘇聯外交委員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如果德國進攻波蘭,「將考慮俄羅斯的特殊利益」。
整個1939年,希特勒總是私下裡稱英國為他的主要對手,但將即將到來的波蘭毀滅描繪成與英國開戰的必要前奏。里賓特洛甫告訴希特勒,與波蘭的任何戰爭都只會持續24小時,英國人會對德國實力的這種展示感到震驚,以至於他們不會履行承諾。沿着同樣的思路,里賓特洛甫在1939年5月5日告訴齊亞諾,「可以肯定的是,在幾個月內,沒有一個法國人或一個英國人會為波蘭而戰。」
里賓特洛甫只向希特勒展示了支持他認為英國和法國都不會履行對波蘭承諾的觀點的外交快件,以此來支持他對局勢的分析。在那,里賓特洛甫德國駐倫敦大使赫伯特·馮·德克森特別支持張伯倫,他報告說,張伯倫知道「英國的社會結構,甚至是大英帝國的概念,即使是一場勝利的戰爭也不會在混亂中倖存下來」,因此他會退縮在波蘭。此外,里賓特洛甫讓德國駐倫敦大使館為希特勒提供了《每日郵報》和《每日快報》等支持綏靖政策的報紙的翻譯,這使得英國輿論似乎更加強烈地反對為波蘭開戰比實際情況要好。英國歷史學家維克多·羅斯韋爾寫道,里賓特洛甫用來為希特勒提供新聞摘要的報紙不僅與英國公眾輿論脫節,而且與英國政府對波蘭的政策脫節。里賓特洛甫提供的新聞摘要特別重要,因為里賓特洛甫設法說服希特勒英國政府秘密控制了英國媒體,而且就像在德國一樣,英國媒體上沒有出現英國政府不想出現的內容。此外,德國人已經破解了英國的外交密碼,並且正在讀取倫敦外交部與華沙大使館之間的信息。解密表明英波關係緊張,英國向波蘭施壓,要求讓但澤重新加入帝國,而波蘭人堅決抵制所有迫使他們向德國讓步的努力。基於這些解密,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認為,英國人警告說他們將參戰以保衛波蘭獨立是在虛張聲勢。1939年年中,里賓特洛甫破壞了和平解決但澤爭端的所有努力,導致美國歷史學家格哈德·溫伯格評論說,「張伯倫憔悴的外表或許比里賓特洛甫燦爛的笑容更值得稱道」,因為這場戰爭將進入倒計時殺戮千萬不可阻擋的聚集步伐。
1939年,內維爾·張伯倫的歐洲政策的基礎是建立一個「和平陣線」,該聯盟將東西歐國家聯繫起來,充當「絆線」,旨在阻止德國的任何侵略行為。1939年3月採取的新「遏制」戰略是向柏林發出堅決警告,加快英國重新武裝的步伐,並試圖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聯盟網絡,通過對德國建立如此強大的威懾力量來阻止德國在歐洲任何地方的侵略。希特勒無法理性地選擇那個選項的侵略。德國「遏制」的基礎是卡爾·弗里德里希·戈德勒(CarlFriedrichGoerdeler)在1938年至1939年提供的所謂「X文件」。他們暗示,德國經濟在巨額軍費開支的壓力下正處於崩潰邊緣,並導致英國決策者得出結論,如果希特勒能夠被阻止發動戰爭,並且如果他的政權被「遏制」得足夠長,德國經濟將崩潰,納粹政權也可能隨之崩潰。與此同時,英國決策者擔心,如果希特勒受到「遏制」並面臨經濟崩潰,他會採取孤注一擲的「瘋狗行為」進行侵略,以此作為回擊的方式。因此,重點放在向波蘭人施壓,允許但澤返回德國,作為和平解決危機的一種方式,讓希特勒在不丟面子的情況下讓步。作為通過威懾和綏靖德國避免戰爭的雙重戰略的一部分,英國領導人警告說,如果德國進攻波蘭,他們將開戰,但與此同時,他們試圖通過與潛在的和平締造者舉行非正式會談來避免戰爭例如英國報業老闆肯斯利勳爵、瑞典商人阿克塞爾·溫納格倫和另一位瑞典商人比爾格·達勒魯斯,他們試圖為但澤的和平回歸奠定基礎。
1939年5月,作為脅迫土耳其加入軸心國的努力的一部分,里賓特洛甫已安排取消從斯柯達工廠交付的60門重型榴彈炮,土耳其人已提前付款。德國拒絕交付大炮或拒絕退還土耳其人為其支付的1.25億德國馬克,這成為1939年德土關係的主要壓力,並導致土耳其政治上強大的軍隊拒絕里賓特洛甫的懇求加入軸心國。1939年上半年,馮·帕彭和法國大使勒內·馬西格利與英國大使休格·納奇布爾-休格森爵士在安卡拉展開激烈的外交競爭,以贏得土耳其對軸心國或同盟國的效忠,里賓特洛甫遭受了一場重大的外交競爭。1939年7月情況發生逆轉,當時馬西格利能夠安排法國向土耳其大量賒銷武器,以更換德國人擁有的武器。拒絕交付給土耳其人。
1939年6月,外交部法國分部負責人奧托·阿貝茨(OttoAbetz)因涉嫌賄賂兩名法國報紙編輯刊登親德文章而被驅逐出法國,法德關係因此變得緊張。里賓特洛甫對阿貝茨被驅逐感到憤怒,並攻擊德國駐巴黎大使約翰內斯·馮·韋爾策克伯爵未能讓法國人重新接納他。1939年7月,里賓特洛甫聲稱法國外交部長喬治·博內在1938年12月發表了一份所謂的聲明,這導致里賓特洛甫和博內之間就博內對里賓特洛甫所說的話向法國報紙寫了一系列信件,從而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口水戰。
1939年8月11日,里賓特洛甫在薩爾茨堡會見了意大利外交部長加萊亞佐·齊亞諾伯爵和意大利駐德國大使貝爾納多·阿托利科伯爵。在那次會議上,齊亞諾和阿托利科都驚恐地從里賓特洛甫那裡得知德國計劃進攻波蘭,但澤問題只是侵略的藉口。當齊亞諾詢問意大利是否可以採取任何措施促成波蘭-德國解決方案以避免戰爭時,里賓特洛甫告訴他:「我們想要戰爭!」里賓特洛甫表達了他堅定的信念,即英國和法國都不會為波蘭開戰,但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他完全希望意大利人遵守鋼鐵條約的條款,該條約既是進攻又是防禦條約,並在必要時不僅對波蘭而且對西方列強宣戰。里賓特洛甫告訴他的意大利客人,「衝突的局部化是確定的」和「勝利的可能性是無限的」。7里賓特洛甫打消了齊亞諾對全面戰爭的恐懼。他聲稱,「法國和英國不能進行干預,因為他們的軍事準備不足,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傷害德國」。齊亞諾憤怒地抱怨里賓特洛甫違反了他當年早些時候做出的承諾,當時意大利簽署了鋼鐵條約,即未來三年內不會發生戰爭。齊亞諾說,認為帝國可以在不引發更廣泛戰爭的情況下攻擊波蘭的想法是荒謬的,現在意大利人只能選擇在他們需要三年時間重新武裝時開戰,或者被迫陷入不得不屈辱的恥辱。宣布中立違反了鋼鐵公約的條款,這會使意大利人顯得懦弱。齊亞諾在他的日記中抱怨說他的論點對里賓特洛甫「沒有影響」,里賓特洛甫只是拒絕相信任何不符合他先入為主的觀念的信息。儘管齊亞諾努力說服里賓特洛甫將對波蘭的進攻推遲到1942年,以便讓意大利人有時間為戰爭做好準備,但里賓特洛甫堅持認為德國對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但澤問題沒有興趣,而是希望通過戰爭消滅波蘭地圖。薩爾茨堡會議標誌着齊亞諾對里賓特洛甫的厭惡轉變為徹頭徹尾的仇恨,並標誌着他開始對他所倡導的親德外交政策幻滅的時刻。
1939年8月21日,希特勒收到斯大林的信息:「蘇聯政府指示我說他們同意馮·里賓特洛甫先生於8月23日抵達」。同一天,希特勒下令德國動員。希特勒受里賓特洛甫建議影響的程度可以從希特勒下令對波蘭進行有限動員中看出。魏茨澤克在1939年上半年的日記中不斷重複希特勒的聲明,即任何德波戰爭都將是局部衝突,如果能夠說服蘇聯保持中立,就不會有全面戰爭的危險。希特勒認為英國的政策是基於確保蘇聯對波蘭的支持,這導致他進行了外交大轉彎,並支持里賓特洛甫與蘇聯和解的政策,作為確保局部戰爭的最佳方式。情況尤其如此,因為解密顯示英國駐波蘭武官爭辯說,如果德國發動進攻,英國無法拯救波蘭,只有蘇聯的支持才能讓波蘭堅持下去。
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是里賓特洛甫職業生涯的最高成就。他飛往莫斯科,在13小時的訪問過程中,里賓特洛甫在那裡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和秘密協議,這些協議將東歐的大部分地區劃分給了蘇聯和德國。里賓特洛甫原以為只會見到蘇聯外交委員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最驚訝的是與約瑟夫·斯大林本人舉行會談。里賓特洛甫在莫斯科之行中與斯大林的會談莫洛托夫處理得非常親切和有效,但拉脫維亞問題除外,希特勒曾指示里賓特洛甫試圖為德國主張主權。里賓特洛甫奉命宣稱道加瓦河是大日耳曼帝國和蘇聯之間未來的邊界,但也被命令給予斯大林廣泛的讓步。當斯大林宣稱拉脫維亞屬於蘇聯時,里賓特洛甫被迫打電話給柏林,請求希特勒允許將拉脫維亞割讓給蘇聯。在結束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會談後,里賓特洛甫在與蘇聯領導人共進晚餐時,對大英帝國進行了冗長的謾罵,斯大林頻頻插話表示贊同,並與斯大林舉杯祝賀德蘇友誼。1939年8月的短暫時刻,里賓特洛甫說服希特勒,與蘇聯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將導致張伯倫政府垮台,並導致一個新的英國政府放棄波蘭人的命運。里賓特洛甫爭辯說,有了蘇聯的經濟支持,尤其是石油形式的支持,德國現在可以免受英國海軍封鎖的影響,因此英國永遠不會對付德國。1939年8月23日,在貝格霍夫舉行的帝國最高軍事領導人秘密會議上,希特勒爭辯說,如果沒有蘇聯,英國和法國都不會為波蘭開戰,並確定了「X日」,即入侵的日期波蘭,8月26日。希特勒補充說:「我唯一擔心的是,在最後一刻,有人會提出調解建議。」與希特勒不同,希特勒認為《互不侵犯條約》只是環境強加於他的實用工具,英國或波蘭拒絕扮演希特勒分配給它們的角色,里賓特洛甫認為《互不侵犯條約》是他的反抗英國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39年8月23日簽署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不僅為德國贏得了與蘇聯的非正式同盟關係,而且還抵消了英法爭取土耳其加入「和平陣線」的企圖。土耳其人始終認為,必須讓蘇聯成為對抗德國的盟友,而該協定的簽署完全削弱了土耳其安全政策背後的假設。英法將巴爾幹地區納入「和平陣線」的努力一直基於這樣的假設,即巴爾幹地區「和平陣線」的基石是地區超級大國土耳其。由於巴爾幹地區擁有豐富的原材料,例如鐵、鋅和石油,可以幫助德國在英國的封鎖中倖存下來,因此盟軍認為將德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影響力降至最低非常重要。這是將英國承諾在意大利進攻時支持土耳其的努力聯繫起來的主要動機,以換取土耳其承諾幫助保衛羅馬尼亞免受德國進攻。英國和法國領導人認為,如果土耳其加入,「和平陣線」的威懾力就會增加,而且土耳其海峽對盟軍船隻開放。這將允許盟軍通過黑海向羅馬尼亞派遣軍隊和物資,並通過羅馬尼亞到達波蘭。
1939年8月25日,里賓特洛甫對希特勒的影響一度動搖,當時柏林批准英波軍事同盟的消息和墨索里尼的個人信息告訴希特勒,如果德國進攻波蘭,意大利將背棄鋼鐵條約。這對里賓特洛甫尤其有害,正如他總是向希特勒保證的那樣,「意大利的態度由羅馬-柏林軸心決定」。19由於來自羅馬的消息和英波條約的批准,希特勒取消了計劃於8月26日入侵波蘭的計劃,但下令將其推遲到9月1日,以便給德國一些時間來打破不利的國際結盟。儘管里賓特洛甫繼續爭辯說英國和法國是在虛張聲勢,但作為最後的手段,他和希特勒都準備冒着全面戰爭的風險入侵波蘭。由於里賓特洛甫堅定地認為英國是德國最危險的敵人,英德戰爭不可避免,因此他並不在意與英國的戰爭何時到來。希臘歷史學家亞里士多德·凱利斯寫道,正是里賓特洛甫對希特勒的影響以及他堅持認為西方列強不會為波蘭開戰是希特勒沒有完全取消德國入侵波蘭的最重要原因,而不是僅僅將「X-day」推遲六天。里賓特洛甫告訴希特勒,他的消息來源表明,英國最早要到1940年或更可能是1941年才會在軍事上準備好對付德國,所以這意味着英國人在虛張聲勢。即使英國人是認真的在他們的戰爭警告中,里賓特洛甫認為,由於與英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與英國發生戰爭的風險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他認為德國不應迴避此類挑戰。
1939年8月27日,張伯倫致信希特勒,目的是反駁張伯倫從柏林情報來源聽說里賓特洛甫說服希特勒相信《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將確保英國放棄波蘭的報道。張伯倫在信中寫道:
“ | 無論德蘇協定的性質如何,它都不能改變英國對波蘭的義務,英國政府已經一再明確地公開聲明並決心履行這些義務。
據稱,如果英王陛下的政府在 1914 年更明確地表明他們的立場,這場大災難本可以避免。 無論該指控是否有任何根據,英王陛下政府都決心在這種情況下不會發生這種悲慘的誤解。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他們決心並準備立即動用他們指揮的所有部隊,一旦交戰就無法預見敵對行動的結束。 認為如果戰爭一旦開始,即使在將要進行的幾條戰線上的任何一條戰線上取得成功,戰爭也會提前結束,這將是一種危險的幻想。 |
” |
里賓特洛甫告訴希特勒,張伯倫的信只是虛張聲勢,並敦促他的主人認領它。
1937年,英國駐德國大使內維爾·亨德森爵士。儘管亨德森是綏靖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但在擔任大使期間,他與里賓特洛甫的關係極差。1939年8月30日至31日的晚上,他和里賓特洛甫差點打起來。
1939年8月30日至31日晚上,里賓特洛甫與英國大使內維爾亨德森爵士進行了極其激烈的交流,亨德森爵士反對里賓特洛甫在午夜左右提出的要求,即如果波蘭全權代表當晚沒有抵達柏林討論德國問題「最後的報價」,戰爭爆發的責任不會落在帝國身上。亨德森表示,德國「最終報價」的條款非常合理,但認為里賓特洛甫對波蘭接受「最終報價」的時限最不合理,他還要求知道里賓特洛甫為何堅持要見波蘭特別全權代表和無法向JózefLipski大使提交「最終報價」或提供「最終報價」的書面副本。亨德森與里賓特洛甫的會面變得如此緊張,以至於兩人幾乎要打起來。美國歷史學家格哈德·溫伯格描述了亨德森與里賓特洛甫的會面:
1939年8月30日至31日午夜,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拒絕向英國大使[亨德森]提供德國要求的副本,兩人差點打起來。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對德國讓步的亨德森大使承認,這是德國政府為一場決心要發動的戰爭準備的故意構想的不在場證明。難怪亨德森生氣了。另一方面,馮·里賓特洛甫可以看到前方的戰爭,然後喜氣洋洋地回家了。
正如里賓特洛甫所預料的那樣,接受「最終提議」的期限很短,導致英國政府無法就德國的提議及時與波蘭政府取得聯繫,更不用說波蘭安排波蘭全權代表的到來了那天晚上在柏林,從而讓里賓特洛甫聲稱波蘭人拒絕了德國的「最終提議」。事實上,英國內閣的一次特別會議呼籲考慮「最終提議」,並拒絕將信息傳遞給華沙,理由是這不是柏林方面的認真提議。德國提案的「拒絕」是1939年9月1日德國侵略波蘭的藉口之一。英國歷史學家D.C.瓦特寫道:「兩小時後,柏林電台廣播了十六點,並補充說波蘭拒絕了它們.多虧了里賓特洛甫,他們甚至從未見過他們。」8月31日,里賓特洛甫會見了阿托利科大使,告訴他波蘭對德國「慷慨的」16點和平計劃的「拒絕」意味着德國對墨索里尼提出的召開關於但澤地位的會議的提議沒有興趣。除了波蘭「拒絕」德國的「最終提議」之外,格萊維茨事件和其他黨衛軍在德波邊境策劃的事件證明了對波蘭的侵略是正當的。
引爆二戰
1939年9月1日早上,德國入侵波蘭的消息一傳出,墨索里尼就發起了另一項孤注一擲的和平調解計劃,旨在阻止德波戰爭演變成世界大戰。墨索里尼的動機絕不是無私的。相反他的動機完全是為了逃避自我-鋼鐵條約的陷阱,迫使意大利在該國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參戰。如果他承受不得不宣布中立的屈辱,那會讓他顯得懦弱。法國外交部長喬治·博內主動向意大利駐法國大使拉斐爾·瓜里利亞男爵表示,法國已經接受了墨索里尼的和平計劃。博內在9月1日午夜讓哈瓦斯通訊社發表聲明:「法國政府今天和其他幾個政府一樣,收到了意大利提出的尋求解決歐洲困難的建議。經過適當考慮,法國政府給出了『積極回應』。儘管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對墨索里尼的和平計劃很認真,該計劃要求立即停火併以1938年慕尼黑會議的方式召開四國會議來考慮波蘭的邊界,但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表示,除非德國人撤出立即從波蘭出發,英國不會參加擬議的會議。里賓特洛甫最終破壞了墨索里尼的和平計劃,他說德國對停火、從波蘭撤軍或參加擬議的和平會議沒有興趣。
1939年9月3日上午,張伯倫繼續威脅如果德國進攻波蘭,英國將宣戰,明顯震驚的希特勒問里賓特洛甫「現在怎麼辦?」,里賓特洛甫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法國大使羅伯特·庫倫德雷(Robert Coulondre)會在當天下午晚些時候抵達並宣讀法國宣戰書時,會發出「類似的信息」。魏茨澤克後來回憶說,「9月3日,當英國和法國宣戰時,希特勒畢竟感到驚訝,並且一開始就不知所措。」6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奧弗里(Richard Overy)寫道,希特勒認為他在1939年9月開始的只是德國和波蘭之間的一場局部戰爭,他這樣做的決定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全面戰爭風險的極大低估。實際上,里賓特洛甫的影響力使希特勒在1939年與他希望成為盟友的國家英國成為敵人,而他希望成為敵人的國家蘇聯成為他的盟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里賓特洛甫在波蘭的大部分戰役中都與希特勒一起旅行。1939年9月27日,里賓特洛甫第二次訪問莫斯科。在那裡,在與蘇聯外交委員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約瑟夫·斯大林會面時,他被迫同意修改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以對蘇聯有利,最值得注意的是同意斯大林要求立陶宛加入蘇聯聯盟1英國封鎖的實施使德國高度依賴蘇聯的經濟支持,這使斯大林在與里賓特洛甫的談判中處於有利地位。1940年3月1日,里賓特洛甫接見了為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執行和平任務的美國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並極力辱罵他的美國客人。威爾斯問里賓特洛甫,在虛假戰爭成為真正的戰爭之前,德國可能願意在什麼條件下談判達成妥協的和平。里賓特洛甫告訴威爾斯,只有德國的全面勝利「才能給我們想要的和平」。威爾斯向羅斯福報告說,里賓特洛甫有一個「完全封閉且非常愚蠢的頭腦」。1940年3月10日,里賓特洛甫訪問羅馬會見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向他保證意大利將很快參戰。在他為期一天的意大利之行中,里賓特洛甫由35名工作人員陪同,其中包括一名體操教練、一名按摩師、一名醫生、兩名理髮師以及來自外交部的各種法律和經濟專家。1940年3月18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出席了在布倫納山口舉行的意大利-德國首腦會議後,齊亞諾伯爵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羅馬的每個人都不喜歡里賓特洛甫」。1940年5月7日,里賓特洛甫成立了外交部的一個新部門,即德國內部事務部(Abteilung Deutschland),由馬丁·路德領導,負責所有反猶事務。1940年5月10日,里賓特洛甫召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大使,向他們遞交便條,為德國入侵這些國家幾小時後入侵這些國家辯護。令里賓特洛甫非常憤怒的是,有人將德國入侵的計劃泄露給了柏林的荷蘭大使館,這導致里賓特洛甫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投入了一項旨在查明泄密者身份的調查。調查撕裂了該機構,因為同事們被鼓勵互相指責,但最終沒有成功。
1940年6月上旬,當墨索里尼通知希特勒他最終將在1940年6月10日參戰時,希特勒最為不屑一顧,私下稱穆索爾為我是一個懦弱的機會主義者,他在1939年9月的情況看起來很艱難時打破了鋼鐵條約的條款,並且在1940年6月只是在法國被打敗並且英國似乎很快會講和之後才參戰。2里賓特洛甫贊同希特勒對意大利人的評價,但歡迎意大利參戰。在某種程度上,這似乎證實了里賓特洛甫談判達成的鋼鐵條約的重要性,此外,意大利現在是盟友,外交部還有更多工作要做。里賓特洛甫於1940年6月支持所謂的馬達加斯加計劃,在假定英國即將戰敗後將所有歐洲猶太人驅逐到馬達加斯加。
戰時同盟
里賓特洛甫是一個親法者,他認為德國應該允許維希法國在具有約束力的法德夥伴關係中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為此,里賓特洛甫任命一位來自外交部的同事奧托·阿貝茨擔任駐法國大使,並指示他提升皮埃爾·賴伐爾的政治生涯,里賓特洛甫認為他是對德國最有利的法國政治家。外交部在法國的影響力各不相同,因為那裡有許多其他機構在爭奪權力。但總的來說,從1943年末到1944年中,外交部在法國的權力僅次於黨衛軍。
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里賓特洛甫就主張在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之間建立聯盟,瓜分大英帝國。在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後,里賓特洛甫擴大了軸心聯盟的想法,將蘇聯包括在內,組成一個歐亞集團,摧毀英國等海洋國家。德國歷史學家克勞斯·希爾德布蘭德(Klaus Hildebrand)認為,除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綱領外,納粹黨內還有其他三個派別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綱領,希爾德布蘭德將這三個派係指定為農業派、革命社會主義者和威廉帝國主義者。另一位德國外交歷史學家沃爾夫岡·米哈爾卡(Wolfgang Michalka)認為,除了納粹外交政策綱領之外,還有第四種選擇,那就是里賓特洛甫提出的由德國、蘇聯、意大利和日本四個極權主義國家組成的歐亞集團概念。與其他派別不同,里賓特洛甫的外交政策計劃是希特勒在1939-41年間唯一允許執行的計劃,儘管這更多是由於希特勒自己的外交政策計劃暫時破產,他在《我的奮鬥》和在未能與英國結盟之後,而不是真正改變主意。里賓特洛甫的外交政策概念與希特勒的不同之處在於,里賓特洛甫的國際關係概念更多地歸功於傳統的威廉的世界政策,而不是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不同「種族」的願景,這些「種族」陷入了對生存空間的無情和無休止的鬥爭。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持有的不同外交政策概念體現在他們對1942年新加坡淪陷的反應中:里賓特洛甫希望英國的這次偉大失敗成為德國慶祝的一天,而希特勒禁止任何慶祝活動,理由是新加坡代表對於白人至上原則來說,這是悲傷的一天。另一個不同點是里賓特洛甫對英國的強烈仇恨——他將英國視為主要敵人——並將蘇聯視為反英鬥爭中的重要盟友。希特勒認為與蘇聯的聯盟只是戰術上的,而且沒有任何地方像他的外交部長那樣反英。 1940年8月,里賓特洛甫主持了第二次維也納裁定,羅馬尼亞約40%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返還匈牙利。將如此多的羅馬尼亞領土授予匈牙利人的決定是希特勒的決定,因為里賓特洛甫本人在維也納會議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大聲攻擊匈牙利代表團,因為他們在1938年進攻捷克斯洛伐克時表現得很冷淡,然後要求獲得比他們應得的戰利品更多的份額。當里賓特洛甫終於有時間宣布他的決定時,原以為里賓特洛甫會統治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代表團爆發出歡呼聲,而羅馬尼亞外交部長米哈伊爾·馬諾萊斯庫則暈倒了。
1940年末,里賓特洛甫為讓佛朗哥的西班牙加入軸心國一方進行了持續但未成功的努力。在與西班牙外交部長拉蒙·塞拉諾·蘇內爾的會談中,里賓特洛甫以他不圓滑的行為冒犯了蘇內爾,尤其是他建議西班牙將加那利群島割讓給德國。憤怒的蘇涅爾回答說,他寧願看到加那利群島沉入大西洋,也不願讓出一寸西班牙領土。1940年9月,里賓特洛甫取得更大成功的一個領域出現了,當時他有外交部在遠東的代理人史塔瑪博士,開始與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就反美聯盟進行談判。這些會談的結果是里賓特洛甫、齊亞諾伯爵和日本大使來栖三郎於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簽署了三方條約。
1940年10月,大區領導約瑟夫·布克爾和Robert Wagner監督了將猶太人幾乎全部驅逐到維希法國未被占領的自由區;他們不僅將他們從阿爾薩斯-洛林併入帝國的部分驅逐出境,而且還將他們從他們的高埃驅逐出境。里賓特洛甫以「最拖沓的方式」處理了隨後維希法國政府對驅逐的抱怨。
1940年11月,在蘇聯外交委員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訪問柏林期間,里賓特洛甫極力爭取蘇聯簽署三方條約3。里賓特洛甫認為,蘇聯人和德國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大英帝國,因此,站在軸心國一邊參戰符合克里姆林宮的最大利益。他提議,英國戰敗後,他們可以這樣瓜分領土:蘇聯瓜分印度和中東,意大利瓜分地中海地區,日本瓜分英國在遠東的領地(當然前提是日本將參戰),德國將占領中非和英國。莫洛托夫對蘇聯在軸心國參戰的想法持開放態度,但要求作為參戰的代價,德國承認芬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土耳其、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蘇聯的專屬勢力範圍內。里賓特洛甫試圖說服莫洛托夫放棄他對歐洲的要求,因為蘇聯與德國結盟的代價是完全失敗的。莫洛托夫離開柏林後,蘇聯表示希望簽署三國同盟,站在軸心國一邊參戰。儘管里賓特洛甫完全贊成接受斯大林的提議,但此時希特勒已經決定要進攻蘇聯。德蘇軸心國談判無果而終。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繼續,里賓特洛甫與黨衛軍曾經友好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1941年1月,當鐵衛隊企圖在羅馬尼亞發動政變時,黨衛軍與外交部之間的關係達到了最低點。里賓特洛甫支持揚·安東內斯庫元帥的政府,海因里希·希姆萊支持鐵衛隊。在布加勒斯特政變失敗後,外交部收集了SD支持政變的證據,這導致里賓特洛甫大幅限制SD警察隨員的權力。自1939年10月以來,他們基本上獨立於他們駐紮的德國大使館運作。1941年初,里賓特洛甫任命一群衝鋒隊成員到德國駐東歐大使館,曼弗雷德·弗萊赫爾·馮·基林格(Manfred Freiherr von Killinger)被派往羅馬尼亞,齊格弗里德·卡舍被派往克羅地亞,阿道夫-海因茨·貝克爾(Adolf-Heinz Beckerle)被派往保加利亞,迪特里希·馮·賈戈(Dietrich von Jagow)被派往匈牙利,漢斯·盧丁(Hans Ludin)被派往斯洛伐克。所有這些人之前都沒有擔任過外交職務,他們的主要資格是他們是路德的親密朋友,並幫助促成了黨衛隊的分裂(黨衛隊和衝鋒隊之間的傳統競爭仍然很激烈)。
1941年3月,親德派日本外相松岡洋介訪問柏林。1941年3月29日,在與松岡的談話中,里賓特洛甫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沒有告訴日本人即將到來的巴巴羅薩行動,因為希特勒相信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打敗蘇聯,而更希望日本人進攻英國。希特勒不希望任何可能導致日本人進攻蘇聯的消息傳到他們的耳朵里。里賓特洛甫試圖說服松岡敦促東京政府攻擊英國在新加坡的大型海軍基地,聲稱皇家海軍因捲入大西洋戰役而虛弱無力進行報復。松岡回應說,占領新加坡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
1940年底和1941年初,里賓特洛甫強烈施壓南斯拉夫王國簽署三方條約,儘管貝爾格萊德德國使館建議這樣的行動可能會導致南斯拉夫攝政王儲保羅被推翻。里賓特洛甫的意圖是獲得通過該國的過境權,從而允許德國人入侵希臘。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勉強簽署了三方條約;第二天,南斯拉夫軍隊在一場不流血的政變中推翻了保羅親王。當希特勒下令入侵南斯拉夫時,里伊賓特洛普表示反對,因為他認為外交部很可能被排除在統治被占領的南斯拉夫之外。由於希特勒對里賓特洛甫反對入侵感到不滿,這位部長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臥床不起。當里賓特洛甫康復後,他尋求機會通過給予克羅地亞獨立來增加他的機構的影響力。里賓特洛甫選擇烏斯塔沙統治克羅地亞。1941年4月,他讓埃德蒙德·費森邁爾成功地與烏斯塔沙的斯拉夫科·克瓦特尼克將軍就德國入侵後讓他的政黨統治克羅地亞達成了會談。里賓特洛甫拒絕在1941年4月6日德國轟炸貝爾格萊德之前提前撤回德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後者曾建議不要推動南斯拉夫簽署三方條約,這反映了他對貝爾格萊德德國使館的不滿。盡其所能轟炸。
蘇德戰爭
里賓特洛甫喜歡並欽佩約瑟夫·斯大林,並反對1941年對蘇聯的進攻。他轉告一位蘇聯外交官:「請告訴斯大林我反對這場戰爭,我知道這會給德國帶來巨大的不幸。」1941年6月22日,當里賓特洛甫向蘇聯大使弗拉基米爾·德卡諾佐夫將軍呈交德國宣戰書時,口譯員保羅·施密特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 |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凌晨四點不到,外交部長辦公室。 他在等蘇聯大使傑卡諾佐夫,他從星期六早些時候就一直在給部長打電話。 德卡諾佐夫 收到了來自莫斯科的緊急消息。 他每兩個小時打一次電話,但被告知部長不在城裡。 周日凌晨兩點,馮·里賓特洛甫終於回應了電話。 德卡諾佐夫被告知馮·里賓特洛甫希望立即與他會面。 預約時間是凌晨 4 點馮·里賓特洛甫很緊張,在他的大辦公室的一頭來回走來走去,像一隻關在籠子裡的動物,一遍又一遍地說:「元首說得對,我們必須進攻俄羅斯,否則他們肯定會進攻我們!」 「 他是在安慰自己嗎? 他是在為毀掉他最高的外交成就辯護嗎? 現在他必須摧毀它,「因為那是元首的願望」。 | ” |
當傑卡諾佐夫終於出現時,里賓特洛甫宣讀了一份簡短的聲明,稱由於所謂的蘇聯計劃於1941年7月進攻德國,德國被迫採取「軍事反制措施」。里賓特洛甫沒有向傑卡諾佐夫將軍宣戰,他只是閱讀關於德國被迫採取「軍事反措施」的聲明。
儘管他反對巴巴羅薩行動並傾向於集中力量對付英國,里賓特洛甫在1941年6月28日開始了持續的努力,沒有與希特勒協商,讓日本進攻蘇聯。但是,里賓特洛甫尋求讓日本參戰的動機與其說是反蘇,不如說是反英。1941年7月10日,里賓特洛甫命令德國駐日本大使歐根·奧特將軍:
“ | 繼續努力讓日本儘早參與對俄戰爭……自然目標必須像以前一樣,在冬季到來之前讓德國和日本在西伯利亞大鐵路上會面。隨着俄國崩潰,三強在世界上的地位將如此巨大,以至於英國崩潰的問題,即不列顛群島的徹底毀滅,將只是時間問題。一個完全與世界其他地區隔絕的美國將面臨奪取大英帝國對三方勢力重要的剩餘陣地。 | ” |
作為將日本納入巴巴羅薩的努力的一部分,里賓特洛甫於1941年7月1日要求德國與蔣介石斷絕外交關係,並承認汪精衛的日偽政府為中國的合法統治者。里賓特洛甫希望承認王將被視為一次政變,可以增加親德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的威望,後者反對開啟美日對話。儘管里賓特洛甫盡了最大努力,松岡還是在1941年7月晚些時候被免職,日美會談開始了。
戰後,里賓特洛甫被發現在大屠殺中負有責任,因為他努力說服納粹傀儡國家和其他軸心國領導人將猶太人驅逐到納粹滅絕營。1941年8月,當是否驅逐居住在德國的外國猶太人的問題出現時,里賓特洛甫反對將驅逐作為外交部影響力最大化的一種方式。為了驅逐居住在帝國的外國猶太人,里賓特洛甫讓路德與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克羅地亞政府談判達成協議,持有那些國家的公民身份的猶太人將被驅逐出境。1941年9月,負責納粹占領的塞爾維亞的帝國全權代表菲利克斯·本茨勒向里賓特洛甫報告說,黨衛軍逮捕了8,000名塞爾維亞猶太人,他們計劃將他們集體處決。他請求允許試圖阻止大屠殺。里賓特洛甫把這個問題交給了路德,路德命令本茨勒在大屠殺中全力合作。
1942年4月,作為俄羅斯南部軍事行動藍色方案外交對應的一部分,里賓特洛甫在柏林的阿德隆酒店召集了一批來自高加索的反蘇移民,目的是讓他們宣布政府領導人——流亡中從里賓特洛甫的觀點來看,這有雙重好處,即確保德軍在進入高加索地區時得到民眾的支持,以及確保一旦德國人占領高加索地區,就是由外交部統治該地區。德國東方總督轄區的負責人阿爾弗雷德·羅森堡認為這是對其權力範圍的侵犯,並告訴希特勒,阿德隆酒店的移民是「盟軍特工的巢穴」。令里賓特洛甫失望的是,希特勒站在羅森堡一邊。
對美宣戰
1941年底,里賓特洛甫為華盛頓日美會談的失敗和日本進攻美國而努力。1941年10月,里賓特洛甫命令德國駐日本大使歐根·奧特(Eugen Ott)開始向日本人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儘快進攻美國人。里賓特洛甫向希特勒爭辯說,鑑於美國對英國的援助範圍以及北大西洋上U型潛艇與守衛前往英國的護航船隊的美國軍艦之間日益頻繁的「事件」,美國和德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說,以日本對美國的進攻開始這樣一場戰爭是最好的開始方式。里賓特洛甫告訴希特勒,由於他在1914年之前在加拿大和美國度過了四年,他是所有美國事物的專家;他認為美國不是一個真正的軍事強國。1941年12月4日,日本大使大島浩告訴里賓特洛甫,日本正處於與美國開戰的邊緣。反過來,里賓特洛甫承諾德國將加入對美國的戰爭。1941年12月7日,里賓特洛甫得知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後欣喜若狂,極力支持對美宣戰。1941年12月11日,他向美國臨時代辦萊巴德·莫里斯(Leland B. Morris)遞交了正式聲明。1942年初,美國參戰後,美國成功地向除阿根廷和智利以外的所有拉丁美洲國家施壓,要求它們對德宣戰。里賓特洛甫認為接受哥斯達黎加和厄瓜多爾等小國的宣戰是一種極大的恥辱,他拒絕會見任何拉丁美洲大使。他讓魏茨澤克接受他們的戰爭宣言。
戰爭罪行
儘管經常與黨衛軍展開激烈競爭,但外交部在安排將猶太人從法國(1942-44年)、匈牙利(1944-45年)、斯洛伐克、意大利(1943年後)和巴爾幹半島。里賓特洛甫將所有與大屠殺有關的工作都交給了馬丁路德,他是一位來自外交部的老親信,曾在萬湖會議上代表外交部。1942年,Otto Abetz大使確保將25,000名法國猶太人驅逐出境,Hans Ludin大使確保將50,000名斯洛伐克猶太人驅逐到死亡集中營。只有一次,在1942年8月,里賓特洛甫試圖限制驅逐出境,但這只是因為與黨衛軍的管轄權糾紛。里賓特洛甫停止從羅馬尼亞和克羅地亞驅逐出境;對於前者,他受到了侮辱,因為黨衛軍正在直接與羅馬尼亞人談判,而對於後者,他了解到黨衛軍和路德在他們占領區向意大利人施壓,要求他們在沒有事先準備的情況下驅逐他們的猶太人通知里賓特洛甫。他要求隨時了解意德關係的所有最新發展。1942年9月,在與對其外交部長的行為不滿的希特勒會面後,里賓特洛甫改變了路線並下令立即恢復驅逐出境。
1942年11月,在火炬行動(英美入侵北非)之後,里賓特洛甫在慕尼黑會見了法國政府首腦皮埃爾·拉瓦爾。他向拉瓦爾提出德國占領法國未占領區和突尼斯的最後通牒。里賓特洛甫試圖將北非的維希法國停戰軍正式置於德國指揮之下,但沒有成功。1942年12月,他會見了意大利外交部長加萊亞佐·齊亞諾伯爵,後者轉達了墨索里尼的要求,敦促德國人在蘇維埃繼續採取守勢iet聯盟為了集中進攻北非。里賓特洛甫與希特勒一起貶低意大利的戰爭努力。在東普魯士與齊亞諾伯爵的同一次會議上,皮埃爾·拉瓦爾抵達。他很快同意了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的要求,將法國警察置於更激進的反猶分子的指揮之下,並將數十萬法國工人運送到德國的軍事工業中勞動。
里賓特洛甫與黨衛軍關係的另一個低潮發生在1943年2月,當時黨衛隊支持路德領導的內部政變,以罷免里賓特洛甫的外交部長職務。路德與里賓特洛甫疏遠了,因為後者的妻子將前者視為家庭傭人。她敦促她的丈夫下令調查路德的腐敗指控。路德的政變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希姆萊認為,由路德領導的外交部將是比里賓特洛甫領導下的現任外交部更危險的對手。在最後一刻,他撤回了對路德的支持。政變之後,路德被送往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1943年4月,在與匈牙利攝政米克洛什·霍爾蒂的首腦會談中,里賓特洛甫強烈敦促匈牙利人將他們的猶太人口驅逐到死亡集中營,但沒有成功。在他們的會面中,里賓特洛甫宣布「猶太人要麼被消滅,要麼被帶到集中營。沒有其他可能性」。
帝國轉衰
隨着戰爭的進行,里賓特洛甫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由於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在與德國交戰,外交部的重要性隨着外交價值變得有限而減弱。到1944年1月,德國僅與阿根廷、愛爾蘭、維希法國、意大利的意大利社會共和國、被占領的丹麥、瑞典、芬蘭、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克羅地亞、保加利亞、瑞士、羅馬教廷、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泰國、日本、滿洲國和汪精衛政權建立了外交關係。那年晚些時候,阿根廷和土耳其與德國斷絕關係;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加入同盟國,芬蘭與蘇聯單獨議和並對德國宣戰。
希特勒發現里賓特洛甫越來越令人厭煩,開始避開他。外交部長請求允許至少與德國的一些敵人——尤其是蘇聯——實現和平,這在他們的疏遠中發揮了作用。隨着他的影響力下降,里賓特洛甫花時間與其他納粹領導人爭奪反猶太政策的控制權,以討好希特勒。
當許多老外交部外交官參與1944年7月20日的政變和暗殺希特勒的企圖時,里賓特洛甫遭受了重大打擊。里賓特洛甫並不知道這個陰謀,但如此多的現任和前任外交部成員的參與對他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希特勒覺得里賓特洛甫的「臃腫政府」使他無法對外交官的活動保持適當的關注。里賓特洛甫與黨衛軍密切合作,並與他達成和解,以清除外交部參與政變的人。在暗殺希特勒未遂後的幾個小時內,里賓特洛甫、戈林、鄧尼茨和墨索里尼正在拉斯滕貝格與希特勒喝茶,鄧尼茨開始抱怨德國空軍的失敗。戈林隨即把話題轉向了里賓特洛甫,以及德國外交政策的破產。「你這個骯髒的小香檳推銷員!閉嘴!」戈林大喊,威脅要用他的元帥權杖打里賓特洛甫。但里賓特洛甫拒絕對這種不尊重保持沉默。「我仍然是外交部長,」他喊道,「我的名字是馮·里賓特洛甫!」
戰敗被捕
1945年4月20日,里賓特洛甫在柏林參加了希特勒的56歲生日聚會。三天後,里賓特洛甫試圖與希特勒會面,但遭到拒絕,理由是元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希特勒自殺後,里賓特洛甫試圖在新總統卡爾·鄧尼茨手下謀職,但遭到拒絕。他以化名赫爾·雷塞爾(Herr Reiser)躲藏在港口城市漢堡。6月14日,德國投降後,里賓特洛甫被雅克·戈菲內中士逮捕,證件顯示他是法國公民,曾加入第5特種空勤團,當時正在漢堡附近與英國軍隊一起工作。人們發現他帶着一封寫給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信件,信中批評英國的外交政策存在反德情緒,並指責英國在戰前未能與德國結盟,導致蘇聯占領德國東部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進入中部。
審判身死
里賓特洛甫是紐倫堡審判的被告。盟軍國際軍事法庭以四項罪名對他定罪:危害和平罪、蓄意策劃侵略戰爭罪、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根據判決,里賓特洛甫積極參與策劃德奧合併以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他也深深參與了「最終解決」;早在1942年,他就命令駐軸心國的德國外交官加快將猶太人送往東部死亡集中營的進程。他支持對在德國上空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處以私刑,並幫助掩蓋了1945年作為戰俘被關押的法國軍官古斯塔夫梅斯尼少將被謀殺的事件。他對發生在丹麥和維希法國的暴行負有直接責任,因為這兩個被占領國家的高級官員向他匯報。里賓特洛甫聲稱所有重要的決定都是希特勒自己做出的,他被希特勒一再聲稱只想要和平的說法所欺騙。法庭駁回了這一論點,稱鑑於里賓特洛甫與戰爭的執行有多麼密切的關係,「他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行為的侵略性。」即使在監獄裡,里賓特洛甫仍然忠於希特勒:「即使據我所知,如果希特勒在這個牢房裡對我說『做這個!』,我仍然會做。」
美國陸軍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獲准對受審的納粹領導人進行檢查。在其他測試中,他進行了德語版的IQ測試。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得了129分,在接受測試的納粹領導人中排名第10。在審判期間的某一時刻,一名美國陸軍翻譯員問恩斯特·弗萊赫爾·馮·魏茨澤克,希特勒如何提拔里賓特洛甫擔任高級職務。魏茨澤克回應說,「希特勒從來沒有注意到里賓特洛甫的喋喋不休,因為希特勒總是在說話。」
1946年10月16日,里賓特洛甫成為在紐倫堡被判處絞刑的第一個被絞死的人,此前戈林在執行死刑前自殺了。劊子手是美國軍士長約翰·伍茲(John C. Woods)。里賓特洛甫被護送走上絞刑架的13級台階,並詢問他是否有任何遺言。他說:
“ | 上帝保佑德國。上帝憐憫我的靈魂。我最後的願望是德國恢復統一,為了和平,東西方之間應該相互理解。我希望世界和平。 | ” |
紐倫堡監獄長伯頓·C.·安德魯斯後來回憶說,里賓特洛甫在頭巾戴在頭上之前立即轉向監獄的路德教會牧師亨利·F.·格雷克,低聲說:「我會再見到你的。」他的屍體與其他九名被處決的人和自殺者赫爾曼·戈林的屍體一樣,在慕尼黑東部公墓火化,骨灰撒在伊薩爾河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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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會談後,小興登堡改變了原有的想法,轉而說服興登堡總統任用希特勒為總理。 - ^ Synder, Louis 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McGraw-Hill,1976年出版,第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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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och, Ribbentrop,第44頁
- ^ Michalka 1993,第167頁
- ^ Craig 1953,第423頁至第424頁
外部連結
外交職務 | ||
---|---|---|
前任者: 利奧波德·馮·霍赫 |
德國駐英大使 1936–1938 |
繼任者: 赫伯特·馮·德克森 |
官銜 | ||
前任: 康斯坦丁·馮·紐賴特 |
德國外交部長 1938–1945 |
繼任: 阿圖爾·賽斯-英夸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