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河湟事變
第四次河湟事變或稱河州事變是1928年春,馬仲英在甘肅河州引發的叛亂,數十萬人傷亡。共波及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省。是甘肅民國時期最大的一次動亂。河湟事變與同一年發生的涼州事變,近一步加劇甘肅漢、回關係緊張。
背景
1925年10月,劉郁芬以代理甘肅軍務督辦身份替代馮玉祥率領一部分國民軍來到蘭州,11月初間,即解決了原任甘肅督軍兼省長陸洪濤舊部的李長清和包玉祥。不久隴東鎮守使張兆鉀聯合駐臨洮的宋有才旅、黃得貴旅和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向省城進攻。到1926年的夏天,劉郁芬所部擊走了張兆鉀,驅逐了孔繁錦,宋有才、黃得貴、魯大昌、韓有祿等均不能支持,挨次被劉擊潰。隴南的王楨、趙瑞壽等,則以直魯豫同鄉關係舉眾向劉投降。於是甘肅原有的漢族武力,除了河州、肅州的兩小部分外,其餘完全瓦解。
當劉郁芬和隴東構兵時,回軍各鎮惟甘州鎮守使馬麟曾以所部助劉作戰,其餘各鎮皆作壁上觀。及張兆鉀聯軍完全失敗,回軍各部皆對劉表示服從。劉趁機把西寧、涼州的巡防部隊都改編為混成旅,不久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二十六師、第二十七師,分別以馬麒、馬廷勃擔任師長。這年秋天,吳佩孚再起豫鄂,聯合奉軍擊潰馮玉祥部。在戰事緊張進行中,馮氏曾電西寧、涼州,各調騎兵一旅,由寧夏、綏遠開赴晉北助戰。馮部在南口失敗,馮玉祥出國,殘部退駐綏遠、寧夏。這兩旅騎兵無人過問,都從紛亂中撤回原防。馮玉祥從蘇聯回國後,於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師,率部從寧夏入陝,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再向西寧、涼州各調騎兵一旅,配合步兵在北方平原作戰。兩鎮鑑於前事,皆推延不肯奉命。當時馮玉祥部在豫魯作戰,因兵餉不及,在陝西僅控制着關中,在河南還立足未穩,徐州會議雖和蔣介石妥協,但尚未獲得大量支持。在這種情勢下,為應付緊急,不得不在甘肅籌餉。這年馮玉祥特派張允榮做甘肅財政廳長,目的籌餉助軍,無奈甘肅以貧瘠著名。這時孔繁錦智囊王楨在劉郁芬左右,他建議向河州開礦。劉郁芬本不滿於回軍軍閥,張允榮又急於見功,都默認了這一建議。
1928年3月,劉郁芬派其參謀長楊光遠赴陝公幹,那時甘肅公路很少,汽車要從靖遠轉往固原,當楊光遠經過打拉池走向甘肅鹽池時,恰和寧夏禹王川回民楊老二所率反國民軍的部分相遇,部中尕虎子阿訇挖斷公路以陷汽車,楊光遠跳出汽車避人沙溝,被追蹤打死。劉郁芬遂認為這是西寧、涼州方面的陰謀,尤其疑忌的是涼州鎮守使馬廷劾。到了夏天,西寧方面接近國民軍的周希武等去蘭州有所商冶,馬麒特派他的弟弟馬麟帶隊護送。已到蘭州鄰近的老鴉峽,這裡道途狹隘,雙人不能並行,馬麟認為這地方不會藏匪,在後面沐浴禮拜。周希武等也認為已出險地,不等馬麟到來徑自前行。不料土匪早混入在護送的部隊中間,乘空突出擊斃了周希武等數人,渡河揚長而去。馬麟從後趕到,已來不及救護,枕屍一哭,仍運回青海殮埋。這一慘案的傳出,愈加引起了劉郁芬的疑忌[1]。
由於上述各事,劉郁芬已布滿了疑雲,偏偏在這時西寧、涼州又都拒絕了馮玉祥徵調騎兵的命令。劉郁芬正在用人之際,忍氣吞聲,派鄭道儒、韓駿傑等分赴西寧、涼州交涉但並未成功。馬廷賢時以第二十六師副師長駐在涼州,忽向鄭道儒告密說:馬麒、馬廷勃和奉軍勾結,要組織西路討馮軍。鄭、韓等皆連夜趕回蘭州,更加強了劉郁芬解決河州的意圖[2]。
爆發
早在1927年秋,劉郁芬即調河州鎮守使裴建准為肅州鎮守使,另派其親信師長趙席聘為河州鎮守使,派葉超為導河縣縣長。未幾又派團長劉志遠赴涼州購馬,副官馬志堅赴平番購馬,不久在永昌、山丹、古浪、平番、紅城子、平城堡、大靖、土門子以及西寧各縣均派專人常駐買馬。先是碾伯、循化、導河、寧定之間常有小股土匪,趙席聘到河州鎮守使任,對這些土匪並沒有設法肅清,卻常縱所部士兵在回民聚居的八方故意橫行,違反宗教上的禁忌,大為回民所不悅。葉超任縣長,又急於辦糧辦款徵兵,回漢人民皆以為苦。回軍各鎮雖不便提出抗議,但心存不平。
恰當這時,河州西鄉、南鄉發生新老教的爭執,殺人流血,互相控告。趙席聘聽上一班好事少年的話,說回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新老教之爭便是他們要造反的煙幕。這時不管他誰是誰非,逮捕首腦,梟首示眾,就可以鎮壓下去。趙席聘把這情形報告給劉郁芬,劉郁芬使趙席聘逮捕新老教之爭的頭目,殺人立威,逼得各地參加教爭的人民都聯合起來向河州進攻。1928年3月,馬麒所部寧海軍中的營長馬仲英率領少數人奔向河州,經過循化,奪取了縣府所存的的槍枝。馬仲英到達河州邊境,勢力逐漸擴大,結合向河州進攻的群眾,旬日間就聚集了一兩萬人,直撲河州城。
馬仲英一起兵,回民附從的很多,但槍枝無多,十九持着刀矛,一部分包圍西南鄉寧河堡,一部分擁到河州近郊。趙席聘看到這些人沒有好的武器,曾以所部應戰。但回民群眾竟然赤膊徒手,猛撲到隊伍中奪槍,使趙席聘的部隊大吃其虧,只得困守河州飛電告急。劉郁芬派師長戴靖宇率部由狄道寧定向河州南鄉進攻;旅長劉兆祥、李松昆率部由皋蘭尖山漫灘向河州東鄉進攻;但李松昆被阻於牛心山,他們焚燒了唐汪川無辜人民一千餘家,由呼籲和平的馬組先、馬國禮等在前引路,開導民眾,變抗拒為歡迎,才能不費事地通過東鄉,到達河州城郊。戴靖宇攻至河州近郊,與馬仲英等激戰,胸部中彈,返回省城。馬仲英等亦以槍械缺乏,死傷慘重,退向河州西鄉的雙城、韓家集一帶。
河州城內住漢民數千家,南關一帶住回民萬餘家。南關號稱八方,房屋整齊,有禮拜寺和拱北數十處,商業手工業相當繁盛。當馬仲英圍攻河州時,這裡的居民深恐戰爭禍害,嚴守中立,極力向當局表示服從。及至戴靖宇部和回軍激戰,困守河州城內的趙席聘曾乘機以城中部隊和市民沖人八方,擄掠三日後,四面放火。回民住宅和禮拜寺、拱北悉數被焚毀,倖免於死亡的被難平民數萬人棲身無地。事後在八方設政委會,以喇世俊等為委員辦理善後事宜,只虛具形式,不能解決問題[3]。
注釋
- ^ 關丙勝著. 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4.05: 182–183. ISBN 978-7-5130-2577-5.
- ^ 韓定山著;漆子揚校釋. 陇上文藏 邢澍诗文校释、韩定山诗文校释. 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2011.03: 199–204. ISBN 978-7-5490-0178-1.
- ^ 張憲文等主編. 中华民国史大辞典.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08: 1279. ISBN 7-80643-4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