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霍夫曼 (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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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霍夫曼(德語:Heinrich Hoffmann,1885年9月12日—1957年12月15日)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官方攝影師,納粹政治家和出版商,是希特勒親密圈子的成員。 霍夫曼的照片是希特勒宣傳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希特勒將自己和納粹黨描繪成一個重要的群眾現象。 他從希特勒形象的所有使用中獲得版稅,甚至在郵票上,這使他在希特勒統治期間成為百萬富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因在戰爭中牟取暴利而受審並被判處10年徒刑。 他被盟軍的藝術品掠奪調查員歸類為納粹掠奪猶太人藝術品的「主要罪犯」, [1]既是藝術品經銷商又是收藏家,他的藝術收藏品中包含許多從猶太人身上掠奪的藝術品,被下令沒收盟軍。 霍夫曼的刑期經上訴減為 4 年。 1956 年,巴伐利亞州下令將其控制下的所有藝術品歸還給霍夫曼。 [2]
海因里希·霍夫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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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德國巴伐利亞菲爾特 | 1885年9月12日
逝世 | 1957年12月15日 (72歲) 西德慕尼黑 |
墓地 | Nordfriedhof |
母校 | 海德堡大學 |
職業 | 攝影師 |
活躍時期 | 1903–1945 |
知名於 | 希特勒的個人攝影師 |
政黨 | 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 |
刑事處罰 | 10年監禁 改判為4年有期徒刑 |
配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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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 | 2 |
定罪 | 戰爭暴利 |
軍事生涯 | |
效命 | 德意志帝國 |
服役年份 | 1917–1918 |
部隊 | Fliegerersatz-Abteilung I |
參與戰爭 | 第一次世界大戰 |
生平
完成小學教育後,霍夫曼於1901至1903年接受攝影師培訓。 直到1909年,他在海德堡、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巴特洪堡、瑞士、法國和英國找到了工作。 到1909年,他在慕尼黑擁有一家照相館,並開始擔任新聞攝影師。 1913年,他創立了一個影像公司。 1917年,霍夫曼被徵召入伍,並在法國擔任巴伐利亞的攝影記者。 1919年,他加入了右翼公民民兵巴伐利亞公民衛隊 。 [3]那一年,他在慕尼黑目睹了短暫的戰後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並出版了他拍攝的照片集「巴伐利亞革命一年」。 附文由埃米爾·赫羅德撰寫,暗示照片中顯示的「猶太人特徵」與拍攝對象的左翼政策之間存在聯繫。 [4]
音樂廳廣場圖片
霍夫曼於1914年8月2日在慕尼黑音樂廳廣場拍攝的一張著名照片顯然顯示了一位年輕的希特勒在人群中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歡呼。這張照片後來被用於納粹宣傳,儘管其真實性受到質疑。 [5]
霍夫曼聲稱,他只是在 1929 年納粹領導人參觀了攝影師的工作室後,才在照片中發現了希特勒。 得知霍夫曼拍攝了音樂廳廣場的人群,希特勒告訴霍夫曼他去過那裡,霍夫曼說他隨後搜索了照片的玻璃底片,直到找到希特勒。 這張照片發表在1932年3月12日的納粹報紙插圖畫家「插圖觀察家」上。 戰後,玻璃底片找不到了。 [6] 據稱,從類似角度拍攝的事件鏡頭也顯示了希特勒, [7]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在戰前留着牙刷般的小鬍子。 [8] [9]
2010 年,歷史學家Gerd Krumeich 德國一戰問題專家得出霍夫曼篡改圖像的結論。 克魯梅奇檢查了集會的其他圖像,但無法在霍夫曼照片所處的位置找到希特勒。 此外,在巴伐利亞國家檔案館的霍夫曼照片的不同版本中,希特勒看起來與公布的照片中的人不同。 由於這些考慮引起的懷疑,2010 年柏林一場關於希特勒影響的展覽的策展人插入了一條通知,稱無法保證該圖像的真實性。 [10]
納粹黨
霍夫曼於1919年會見希特勒,並於1920年4月6日加入納粹黨。 他作為攝影記者參加了啤酒館政變。 雖然納粹黨在1923年被取締,但霍夫曼加入了短暫的大德意志民族共同體,然後於1925年重新加入納粹黨。 次年,他與他人共同創立了Illustrierter Beobachter 。 1929年11月,他在上巴伐利亞區議會代表納粹黨,1929年12月至1933年12月,他擔任慕尼黑市議員。 1940年,霍夫曼成為納粹德國國會議員。 [3]
1921年希特勒掌權後,他任命霍夫曼為官方攝影師,這一職位他擔任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除了霍夫曼,沒有其他攝影師被允許為希特勒拍照。 [notes 1] 霍夫曼本人被禁止偷拍。 有一次,在希特勒的山間度假勝地貝格霍夫,霍夫曼拍下了一張希特勒和他的情婦愛娃·布勞恩的小獵犬玩耍的照片。 希特勒告訴霍夫曼他不能發表這張照片,因為「政治家不允許自己和一隻小狗合影。 德國牧羊犬是唯一配得上真正男人的狗」。 [11] 據霍夫曼稱,希特勒在各個方面都嚴格控制自己的公眾形象,在公開場合穿着任何新西裝之前,他都會給自己拍照,並在 1933 年下令停止流通所有他身穿皮褲的照片。 他還表達了他對墨索里尼允許自己穿着泳衣拍照的不滿。 [12]
霍夫曼試圖將希特勒描繪成德國人民的縮影是很困難的,因為希特勒缺乏北歐種族的種族形象(即高大的金髮),而納粹新秩序試圖保留這一點。 [13] 霍夫曼試圖通過更多地關注他的眼睛來以最好的方式描繪希特勒,許多人認為他的眼睛如夢似幻。 [13]
霍夫曼的照片是希特勒宣傳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希特勒將自己和納粹黨描繪成一個重要的群眾現象。 1926年,霍夫曼拍攝的黨在圖林根州魏瑪集會的照片–當時德國少數幾個未禁止希特勒發表講話的州之一–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5,000 名衝鋒隊遊行隊伍,希特勒首次向他致敬直臂「羅馬式」或法西斯式敬禮。 這些照片刊登在納粹的主要報紙《人民觀察家報》上,並在德國各地被成千上萬人分發。 那次集會是黨的年度群眾集會的始祖,該集會准每年在紐倫堡舉行。 [14] 後來,霍夫曼的書《無人知曉的希特勒》(1933年)成為希特勒竭力操縱和控制其公眾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15]
希特勒和霍夫曼成了親密的朋友。 歷史學家艾倫·布洛克 簡潔地將霍夫曼描述為「樸實的巴伐利亞人,不喜歡喝酒聚會和開開玩笑」, [16]他與希特勒一起「享有宮廷小丑的執照」。 [17] 1924年12月20日,霍夫曼被假釋出獄,他是驅車前往蘭茨貝格監獄與希特勒會面的一小群人中的一員,他還為希特勒拍照。 [18] 後來,霍夫曼經常與希特勒在伯格霍夫或元首在慕尼黑最喜歡的餐廳 Osteria Bavaria 共進晚餐,與他閒聊,分享霍夫曼所知道的施瓦賓格畫家的故事。 [19] 1932年,在與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的總統選舉中,他陪同希特勒進行了空前空前的競選活動[20]
1929 年秋天,霍夫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埃爾娜將他在慕尼黑工作室的助理伊娃布勞恩介紹給了希特勒。 [21]根據霍夫曼的說法,希特勒認為她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小東西」 –希特勒更喜歡女人被看到而不是被聽到–但布勞恩積極追求他,告訴她的朋友希特勒愛上了她,並聲稱她會得到他娶她。 然而,霍夫曼報告說,儘管布勞恩最終成為貝格霍夫的居民–在格利·勞巴爾 (Geli Raubal) 死後,並且在希特勒與他的私人隨行人員在一起時一直在他身邊,但她並沒有立即成為他的情婦。 他相信這在某個時候確實發生過,儘管希特勒對她的外在態度從未改變。 最終,令他的親密圈子驚訝的是, [22]希特勒於1945年4月29日在柏林的元首地堡與布勞恩結婚,第二天這對夫婦一起自殺。 [23]
1931年9月17日,希特勒與霍夫曼一起從慕尼黑前往漢堡,當時元首得知他的侄女格麗·勞巴爾–他很崇拜她,幾乎陪他參加所有社交活動–開槍自殺了。 在他的戰後回憶錄《希特勒是我的朋友》中,霍夫曼表達了勞巴爾自殺的觀點,因為她愛上了希特勒以外的人,無法接受希特勒對她的生活的狂熱嫉妒控制,尤其是在他發現她與希特勒的老戰友兼司機埃米爾·莫里斯有染。 [24]
為希特勒政權服務
當希特勒成為德國的統治者時,霍夫曼是唯一有權為他拍攝官方照片的人。 [25]霍夫曼的照片以郵票、明信片、海報和圖畫書的形式出版。 按照霍夫曼的建議,他和希特勒都從希特勒形象的所有使用中獲得了版稅,甚至在郵票上,這使希特勒和霍夫曼都成為了百萬富翁。 在希特勒統治期間,郵票版稅至少達到 7500 萬美元。 [26] 在拍攝其他題材時,他由肖斯塔爾攝影社代理。 [27]
1933年,霍夫曼當選為國會議員[25] ,在1933 年授權法案通過後,國會已成為一個無能為力的實體,除了充當希特勒的一些政策演講的舞台外,幾乎沒有什麼作用。 [28] 作為一個一黨制國家,納粹德國的「選舉」意味着投票批准元首的候選人名單;沒有提出或允許其他選擇。
希特勒對霍夫曼的個人尊重體現在以下事實:1935年,他允許攝影師發行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創作的七幅畫作的限量版作品集,儘管自從成為總理以來,他一直淡化了自己的願望年輕時成為一名畫家。 在後來的歲月里,希特勒禁止任何關於他作為畫家的作品的出版或評論。 [29] 同樣在 1935 年,在霍夫曼 50 歲生日之際,希特勒送給攝影師一幅他自己的慕尼黑Alte Residenz (「舊皇宮」)庭院畫作,這是希特勒最喜歡的題材,他在他執政期間曾多次畫過這幅畫是一位苦苦掙扎的藝術家。 [30] 霍夫曼開始擁有至少四幅希特勒的水彩畫。 其中一個是 1944 年購買的,這激怒了希特勒,他說最多花 150 或 200 馬克買下它就是「瘋了」。 [notes 2] 這些照片在戰爭結束時被美國軍隊沒收, [31]並且從未歸還給德國。 [32]
1937年,在遴選陪審團激怒了希特勒之後,他們選擇了第一次大德國藝術展來為慕尼黑的德國藝術之家開幕,希特勒解散了評審團,讓霍夫曼負責。 這讓藝術界感到沮喪,他們認為霍夫曼不適合這個角色。 弗雷德里克·斯波茨在《希特勒與權力美學》中報道說,霍夫曼是「一個酒鬼和白痴,對繪畫的了解並不比一般水管工多多少」。 霍夫曼對他的批評者的回答是,他知道希特勒想要什麼,什麼會吸引他。 儘管如此,甚至霍夫曼的一些選擇也被希特勒從展覽中駁回了。 霍夫曼選擇了一個裝滿了更現代的畫作的房間,希特勒用一個手勢憤怒地駁回了這些畫作。 霍夫曼仍然負責隨後的年度大德國藝術展,做出初步選擇,然後等待希特勒批准或否決。 [33] [34] 霍夫曼更喜歡德國南部畫家的傳統作品,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稱其為「慕尼黑學校媚俗」,而不是北方更具實驗性的畫家的作品。 [35]
1938年5月,當希特勒頒布「沒收墮落藝術產品法」時–追溯性地證明納粹無償沒收博物館和畫廊的現代藝術,用於在慕尼黑舉辦的「墮落藝術」展覽1937 年 7 月,並允許進一步無償地從機構和個人中移除此類藝術品–霍夫曼是被任命為集中譴責和沒收程序的委員之一,還有帝國視覺藝術商會主席阿道夫齊格勒主席,藝術品交易 Karl Haberstock 等。 一年後,帝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將該委員會納入他的部門,並重新安排了更多的藝術品經銷商,因為在國際上出售沒收的作品是納粹政權的硬通貨來源–儘管沒有那麼多不出所料,因為知道納粹正在出售大量藝術品後,它們的市場價值就被壓低了。 當拍賣因戰爭臨近而停止時,仍有超過12,000 件作品存放在倉庫中,霍夫曼所在的委員會譴責這些作品在藝術上毫無價值。 希特勒親自檢查了這些,並拒絕將它們歸還給被沒收的藏品。 結果是 1939年3月20日在柏林中央消防局的院子裡燒毀了1,004幅油畫和3,825幅其他作品。 [36]
與雕塑家阿諾·布雷克、舞台設計師本諾·馮·阿倫特、建築師格迪·特魯斯特和博物館館長漢斯·波塞一樣,霍夫曼是希特勒信任其藝術判斷力的少數人之一。 [37] 1938 年,他授予霍夫曼「教授」的榮譽稱號, [25]他為許多他在藝術領域的最愛所做的事情,例如女演員兼電影導演萊妮·里芬斯塔爾、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和赫爾曼·吉斯勒、雕塑家布雷克和約瑟夫·索拉克、柏林愛樂樂團指揮威廉·富特文格勒和演員埃米爾·詹寧斯等。 [38]
1938年,霍夫曼陪同希特勒對意大利進行國事訪問,希特勒在訪問期間被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等意大利城市的美景及其所包含的藝術品和建築深深吸引。 [39] 1939 年,當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與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秘密談判《互不侵犯條約》 ,使希特勒得以入侵波蘭時,霍夫曼(與馮·里賓特洛甫的攝影師赫爾穆特·勞克斯)參加了前往蘇聯的聚會。 希特勒特意讓霍夫曼給斯大林的耳垂拍了一張特寫照片,他認為這樣可以判斷這位蘇聯領導人是不是猶太人。 「相連」的耳垂表示猶太人血統,而「分開」的則表示雅利安人。 霍夫曼採取了必要的形象,希特勒確定斯大林不是猶太人,這讓他自己感到滿意。 [40] 希特勒不允許霍夫曼在斯大林抽煙時發布他的照片,認為以這種方式展示斯大林地位的領導人是不合適的。 [41]
除了將他介紹給愛娃·布勞恩外,霍夫曼還將希特勒介紹給了藝術品經銷商瑪麗亞·阿爾瑪斯·黛德麗希,後者利用這種關係向希特勒本人出售了數百幅畫作,供希特勒在他的家鄉奧地利林茨計劃中的元首博物館收藏,以及其他高級納粹分子,以及各種德國博物館。 [42] 1941 年,霍夫曼是眾多納粹頭目中的頭號人物,他們利用荷蘭被占領的機會從荷蘭經銷商那裡購買繪畫和其他藝術品,有時價格高昂。 這推動了藝術市場的上漲,這讓漢斯·波塞大吃一驚,他曾受希特勒委託,為計劃中的博物館收集藏品。 波塞呼籲希特勒停止這種行為,但希特勒拒絕了這一請求。 [43]
霍夫曼也是向希特勒推薦Theodor Morell醫生治療濕疹的人。 [44] 作為納粹黨成員的莫雷爾成為希特勒的私人醫生,並為希特勒的許多投訴提供了全套藥物治療,包括苯丙胺、可卡因、羥考酮、巴比妥類藥物、嗎啡、馬錢子鹼和睾酮,這些藥物可能導致希特勒的身體退化戰爭結束時的狀態。 [45]
大約在1941年之後,霍夫曼開始失去希特勒的好感,主要是因為馬丁·鮑曼–在魯道夫·赫斯飛到蘇格蘭試圖促成和平協議後成為希特勒的私人秘書–不喜歡他。 鮑曼越來越多地控制與希特勒的接觸,並向他提供有關希特勒注意的任何競爭對手的錯誤信息和影射,例如霍夫曼。 [42]
注釋
- ^ An exception to this was that Hitler gave Wieland Wagner, a grandson of his favorite composer, Richard Wagner, sole permission to take and exploit photographs of Hitler at the annual Bayreuth Festival, where Wagner's music was showcased, and of which Hitler was a strong supporter. Hitler had an avuncular relationship with Wieland. Spotts (2002), p.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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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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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raus family fled Austria in March 1938, when Nazi Germany annexed Austria, leaving their collection behind. Three years later, the Gestapo seized it and sold it; the van der Heyden painting went to Hitler's friend and photographer, Heinrich Hof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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