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袁世凱的評價

對袁世凱的評價是關於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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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評價

清末評價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處於政治低谷，對於袁世凱奔走於政敵翁同龢門下而始終耿耿於懷，有一次，袁世凱來拜訪這位過氣的老領導的時候，李鴻章終於再次爆發並痛斥了袁世凱一頓，據曾國藩的孫女婿、當時入李鴻章幕府的吳永的記載，李鴻章在袁世凱走後，曾對吳永說：「袁世凱你怎麼會不知道？這個人真是個小人！他為了巴結翁叔平而來這裡做說客，嘴巴里說得天花亂墜，想要欺騙我乞假開缺，一邊給翁叔平讓出一個協辦大學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當年老師（曾國藩）教我『挺經』，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們挺着，看他們有什麼招？我剛才當面訓斥袁世凱，就是要免得他再來囉嗦，我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幾十年，什麼事情沒有見過？我難道還會受這種人的捉弄嗎？」

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稱：「袁氏為人，有術而無學，重利害而輕是非。」

張之洞說：「袁豈僅有術，直多術耳。」

張謇評袁：「剛而無學，專而嗜名。」

辛亥革命期間，革命黨人以袁世凱對議和再三反覆、停戰期違約進攻，罵之為「賊」。1911年11月，宋教仁抨擊「袁氏號召私黨，抉冀滿族，陽假議和之名，陰為添兵之計。其人本不學無術，其品更惡劣可鄙，此間早已斷絕。聯兵北伐，以一中原，籌之已熟。滿存則漢去，漢興則滿亡，萬無並立之理。」1912年1月7日，漳州民軍司令劉蔚電稱：「民主、君主不能並立，袁賊外主議和，內增兵力，老我士氣，離間民心。……如今民國已立，清朝已無召集國會之權。唯有北伐，直搗賊巢。」1月10日，譚延闓發表公電，反對議和：「袁賊狡謀。和議萬不可恃，無非充彼戰備，懈我軍心。」1月12日，譚再度致電孫、黃等革命黨骨幹及各埠報館：「袁賊議和，無非肆其狡猾狼毒之手段，舞弄民軍。……況以袁賊陰險，虜性刁頑，必須決勝疆場，乃可以登同胞於共和幸福之中。……頃得江北蔣都督蒸電及安慶孫都督真電，知袁賊節節進兵，是彼已破壞和局。揚州徐總司令宣布袁賊罪狀，的是至言。」廣西的陸榮廷、王芝祥也通電錶示：「國體已定共和，袁世凱尚欲以會議解決，其狡詐人所共見。無論如何結果，必至於戰。」貴州都督趙德全電稱：「袁賊狡詐異常。政體交國民會議一節，窺其意，必潛派漢奸運動，達君主立憲目的，苟不如意，再開戰端。適接湘電，音[言]常已隨唐使到滬運動。袁賊詭謀已露，嚴立範圍，免中袁計。」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上書孫中山，抨擊袁氏：「夫袁氏之不足恃，豈待今日而後知之？溯彼一生之歷史，不過一反覆無常之小人耳。……以神聖莊嚴之大總統，奉之於袁氏之足下，而袁氏蹴爾而不屑，寧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1月26日，蔡鍔以和談已無意義，力主整兵開戰：「袁世凱欲於北京開議，又欲各省州縣皆舉代表，無非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期戰息，懈我軍心。」1月29日，晉軍軍務部長溫士全通電：「袁賊遠交近攻之策，陽與晉議和，暗調第三鎮全部及第六鎮混成協，於十月十八日晚猛攻娘子闗。……清軍有意違約，袁賊居心奸險。望早日聫師北伐，除彼妖孽。」1月31日，安襄鄖荊招討使季雨霖電稱：「袁賊狡詐，別有企圖。初次議和，乘隙敗約，破我山西，攻我陝西。……勿墮狡謀，民國幸甚。」2月3日，蜀軍都督張培爵、夏之時痛言：「袁賊藉口議和，陰謀進取，實行遠交近攻策，迭次淸兵猛攻秦晉。……袁賊狡和緩兵，以備彼黨準備破壞之詭計，逆跡昭彰，萬人共睹，和議決無可信之理，我軍萬不可聽該賊詭詞。……亟應取銷和議，聯合各省軍隊陸續分進，直搗虜廷，擒斬袁賊。」就連時任浙江都督的立憲派湯壽潛也深感袁不可靠：「雖即勉轉浙軍，限內幸勿釁自我開，心實不能無惑。袁某有英雄資望而樂做奸雄，譎詐以為能，信義素非所尚；狡變以為奇，人言向所不恤；中外共知，無待贅述。」

著名記者邵飄萍總結南北議和，稱呼：「帝王思想誤盡袁賊一生。議和、停戰、退位、遷廷，皆袁賊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賊乃以為達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說，今已隱有所聞矣！……袁賊不死，大亂不止。同胞同胞，豈竟無一殺賊男兒耶？」

民國時期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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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治人物馮自由認為，袁氏是一個投機份子，他認為袁世凱在被光緒帝委以大任卻是投靠慈禧太后後黨。馮自由還認為袁世凱支持南方革命，並逼迫清廷皇帝退位是為了當上民國總統。因此馮自由聲稱袁世凱是選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投機分子。

嚴復說，袁世凱的才具，只適合擔任舊日帝制之下的督撫，「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哲知識，太無世界眼光。」

梁啓超說：「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為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黃遠生評論袁：「袁總統之為人，意志鎮靜，能御變故，其一長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偽，其長二也。見識閎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幹奮發，勤於治事，其四長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五長也。有此五長，而乃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知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知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於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餘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為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為天下事不過如此，於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為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傑，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罪魁。」

民初中國實業家王錫彤稱袁：「……凡一材一藝，一經甄錄，即各以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勝，不求備於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則獎藉不遑，不成則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謗，此其所以群流歸仰，天下英雄咸樂為之盡死也。其生平於政治外無嗜好，一切飲食，衣服，絕不講求。未明求衣，夜深方息，日日惟國計民生是謀，以破爛不堪之民國，至三四年間，天下大勢得以粗安，工藝商業，逐漸發達，國庫漸豐，民生漸遂，有由來矣。特中國習染之污已不可湔，四圍空氣，異常惡劣，地位愈高者，左右趨承愈眾，獻媚希榮之術百出不窮，稍一疏懈，輒為牽動。」

袁的外交秘書顧維鈞評價袁世凱，稱其：「堅強有魄力，誰一見他也會覺得他是一個野心勃勃、堅決果斷、天生的領袖人物……和頑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當維新，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事物的看法則是舊派人物那一套，他是個實幹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領袖人物」，但是「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體優越。他的統治越來越趨向恢復帝制，保持舊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顧維鈞評價袁世凱的外交工作稱：「此人處理對外關係頗有經驗，當他任總統時，實際上同時又是外交總長……袁世凱總統都是幕後的真正談判者。袁總統在對外關係上是煞費苦心的，對政府所做的一切親自承擔了責任……他是一個老練的政治家，他不僅深知中國積貧積弱，也洞悉日本帝國的擴張政策，他是一個愛國者，即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對日關係中唯恐喪失中國的主權」。

1913年初，革命黨在日本印行《照妖鏡中之袁世凱》，書稱：「夫袁世凱果何人哉？特一反覆無常之小人耳。其心術則奸險也，其行為則陰狠也。其所抱目的，除個人權利而外，別無希望。況其才不足以濟世，其能力不足以撥亂反正，其政治設施不足以震爍乎古今，炫耀乎當世。使袁氏不得正式總統，則吾國之前途，猶有可望；使袁氏而得正式總統，則吾國之滅亡，可立而待。何則？袁世凱一不學無術、奸險陰狠之小人耳，無斡旋危局之才，無洞察大勢之識。世人以大奸大惡目之，不亦重視袁氏乎？觀其入仕二十年來歷史，除賣君、賣友、賣祖國、賣屬邦，獻媚上官，結歡外人，以固一己之權利而外，一無所短長也。吾故曰：袁世凱，奸險陰狠之小人也。」5月27日，天津國民書社陳中孚、王茀萱、周幼垣、鄭保誠四人，因發行此書，被內務部命令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將四人由日租界誘騙至華界逮捕，該書遭查禁。

1913年，白朗發動農民起義，自任中原扶漢軍大都督，發布告示：「袁賊世凱，狼子野心，以意思為法律，仍欲帝制自為，擯除賢士，寵任爪牙，以刀鋸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錢勵無恥，庫倫割棄而不顧，西藏叛亂而不恤，宗社黨隱伏滋蔓，而不思防制剷除，惟日以植黨營私，排除異己，離棄兄弟，變更法制，塗飾耳目為事。摧殘吾民，蓋較滿洲尤甚！海內分崩，民不聊生。獻媚者乃稱為華盛頓，即持論者亦反目為拿破倫，實則呂政、新莽不如其橫酷也。」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遇刺。4月22日，《民立報》發表《袁世凱論》，評價「袁世凱為人之道德如何？吾人未嘗聞其道德之事，亦未嘗聞其獎勵道德之事。」27日，又刊布《數袁世凱十大罪狀布告國民》，指「世凱狼子野心，包藏禍謀，乘資畔援，肆行兇逆。狙擊勛良，摧撓棟梁，將以傾覆共和，顛危中夏。此實天討所當政，國法所不宥也。今數其十罪，與我四百兆昆弟共棄之。」同日，徐謙在《民權報》發表名文《布告國民》，號召國民武裝反對袁世凱。二次革命失敗後，徐謙避居上海。其間，一些基督徒朋友勸其入教，徐謙答：「若你們有個好上帝，就不該容許袁世凱這種人活在世上。若袁世凱馬上死去，我必入教。」恰袁世凱稱帝不久即死，徐謙便履諾接受聖公會洗禮。

1913年7月，陳其美發表討袁宣言：「國賊袁世凱，殘害忠良，袒護兇犯，搗亂司法之制，提倡暗殺之風，蔑視國會，干涉憲法，誣陷善類，擅捕議員，私借外債，喪失主權，重人民之負擔，啟各國之干涉。蒙古叛亂，不加一兵。失地喪權，擅締協約。授各國以利益均沾之口實，陷中國於瓜分豆剮之危機。濫擲金錢，日用多至一千餘萬。收買議員，國會遂至一事無成。解散各省聯合會之民意機關，擅設不經議會通討之濫竽宮職。約法掃地，奸宄盈庭。」

1914年5月，孫中山發表《討袁檄文》：「袁背棄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會，而閭閻無安民矣；解散國會，而國家無正論矣；濫用公款，謀殺人才，而陷國家於危險之地位矣；假民黨獄，而良懦多為無辜矣。有此四者，國無不亡！國亡則民奴，獨袁與二三附從之奸，尚可執挺銜璧以保富貴耳。嗚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國家生命於袁氏哉！自袁為總統，野有餓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徹；國多憂患，而效[郊]祀之典禮未忘。萬戶涕淚，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稱民賊。吾儕昔以大仁大義鑄此巨錯，又焉敢不犯難，誓死戮此民賊，以拯吾民。」

袁籌劃帝制期間，有一名叫崔啟勛的警官，心懷憤懣。某日提筆信手在紙條上寫道：「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紙條為另一警官撿得，乃投書告密。軍政執法處立即將崔某捕去，不幾日經袁世凱批准處決。

1915年，袁復辟帝制，景梅九發布檄文聲討袁：「本紹、術之餘孽，襲莽、操之故智。謀破五族共和之均勢，希圖萬世一統之帝業。諷令二三奴儒，上勸進表；賂遣各省代表，奉請願書。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殘民意。稱皇稱帝，有艦面目；誤國誤民，全無心肝。」

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發起討袁護國運動，組織護國軍，與唐繼堯、李烈鈞聯名宣布雲南獨立，檄文稱袁：「元首謀逆，蔑棄《約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來。」「徒以袁逆，內罔吾民，多欺列國，有茲干涉，既瀕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確保共和，則內安外攘，兩窮於術。」

1916年1月，康有為發布《討袁世凱檄》：「國賊袁世凱者，蜂目忍人，豺聲亂性，含奸藪慝，蘊毒滔天。」「因武昌之兵起，成總揆之登庸；假立憲之高義，以收軍國之全權；借排滿之人心，而迫朝廷之禪讓。」「始以高位厚祿，籠絡革命之英；繼即以重兵酷刑，誅鋤革命之傑。始以美言多金，誘進步黨而排國民黨；終則專制橫行，散國會而驅逐黨人。」「始則累誓保守共和，而剷除專制；繼則明布力行專制，而大反共和。始則深惡國會，竟敢廢自治而停選舉；今則為改帝制，忽而選議員以開大會。」「甚乃自背累誓之共和而稱帝矣。於是以一人私篡之奸謀，偽托為舉國之民意。民選議員本大公無私，豈知名由官中直指；勸進電文之千篇一律，豈知稿由朝貴擬來。掩耳盜鈴，以予知自矜；隻手遮天，以愚民為戲。其反覆無良，詐欺弄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久矣。」

民國政要張一麟評價袁世凱：「其虛懷下士，有不可及者……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財，非當世貴人所能望其項背。使遇承平之世，豈非卓卓賢長官哉。」

美國外交官馬慕瑞稱：「相較於同時代的國民黨，袁世凱是一位敏銳，引人注目的外交官。」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稱：「四億中國人無出袁世凱之右者。」

北洋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稱：「袁項城大總統志趣不凡，才猷卓越。……項城注重練兵，北洋新軍規模宏大。光緒戊申年間，已編有陸軍六鎮，軍容如火如荼，甲於各省。……項城閱覽文牘，批答神速。禮官處派人齎呈公文，往往人尚未歸，而公文已經批回。案無留牘，可想而知。洪憲一事，原非出於項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極力慫恿，成為事實。先是項城注意外國報紙，恆恐發言詆訾。逢迎之輩乃偽印日本《順天時報》，每日進呈，證明贊成，以堅項城之意。嗣有蔡松坡通電反對洪憲，王聘卿乃以真正《順天時報》進呈。項城始悟每日所閱《順天時報》皆為贗鼎，追悔異常。蓋宵小但知希榮固寵，以致項城身敗名裂，洵為千載之遺恨」。然據袁世凱第三女袁靜雪在《我的父親袁世凱》中的回憶，真的《順天時報》應為袁靜雪上呈給袁世凱，黃開文的回憶似有誤。

上海美國法院法官雷賓斯·威爾弗雷在得知袁世凱準備稱帝後評價稱：「我本人認識袁世凱，對他的從政生涯有過深入研究，他是一個正直、而又毫無疑問具有愛國情懷的人。除此之外，我認為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我認為他的能力和他的愛國抱負成正比。既然他選擇走這一步，必然是徵求了身邊顧問和智囊意見後做出的決定。……要應對日本企圖接管中國的野心，在保有主權問題上，恢復帝制可能是最好的解決方法。……造就共和政府絕非一日之功。美國政府的共和模式在中國不是朝夕間就可實現的。袁世凱想要建立君主立憲制國家，目的是想最大限度地獲取可以集聚的力量。……袁世凱和加富爾一樣，是一個實用主義政治家，他更樂於面對當下的現實，應用現有的政策去滿足現實的國情， 而不是聚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不切實際的理想中去。如果這種政體的改變能夠成功的話，中國就有能力加入協約國，和其他成員國一起，在現有的戰爭環境下，增大抵抗日本侵略、獲取成功的可能性」。

後世評價

1916年袁世凱死後，黃興致函中華革命黨本部負責人謝持，將袁世凱稱作「極惡之人」，並且認為「大憝雖去，餘孽猶存，吾人不於此時並智竭力，為根本上之掃除，遺患將無已時。」

袁世凱晚年復辟帝制，摧殘報界，後因帝制失敗而亡，國內輿論多有鞭撻。「一般人民心裡以為袁氏一死，滿天黑雲消散，南北可無戰事，從此永享和平幸福，皆喜形於色。」香港華人聽說袁世凱已死，「歡欣異常，多燃放爆竹」，且有人直言：「吾等得見袁世凱身亡之日即我等再生之期，是以燃爆竹以示歡耳。」《大陸報》則指出：「國民或且以袁氏死於今日，其有益於國家較生前所為者猶大焉」。北京總商會成員擬通電發起全國追悼會，遭到否決。商人普遍認為「袁世凱任職四年，除橫徵暴斂外，別無恩澤及民」。另有輿論指出，袁世凱「因稱帝改元之故」，早已「失其總統資格」，取消帝制後又「不肯決然退位以彌戰禍而救生靈」，反對為袁舉行國葬，力主國葬「決不當有帝制遺臭夾雜其間」，「致留共和之污點」。更有論者諷刺道，制定袁氏葬禮諸人皆「卑鄙無恥之徒」，所作「禁止民間不得作樂、不得飲酒二十七日」等規定仿效前清「國喪舊例」，既然「照上古舊例，人主親愛之臣有殉葬者」，主張國葬的人「自可追隨項城於地下也」。

《民國日報》連續刊文表態：「第一次革命以妥協終，而滿清末造惡政治之流毒仍存在於國內。其繼也，愛國的人物排斥漸盡，國家之名譽威信蕩然，社會風紀、國民道德掃地，此袁世凱就任總統以來之罪惡也。」二次革命以後，「袁之地位益固，殘賊暴曆日益加甚，曾幾何時，而皇帝之運動起矣。」批判袁世凱目無法律，慣用人治，不脫帝王思想：「袁氏之咎即不守法之咎」，「誤認人治可以立國，而務違反法律，以自用其聰明，以致有今日之禍也。」認為袁世凱行政命令皆「以皇帝口吻發出」，「以命令代法律，為袁氏四年來之大罪。乃至彌留之際，而猶以偽令加諸代行職權之人，是真不知法律為何物，而惟以古代帝王之遺詔為軌範也。」指袁世凱為人剛愎自用，「違公意以自恣，拒民口而不顧，勸之而不受，戒之不悔，逐之不去。」聲稱袁世凱死有餘辜：「袁氏不死於民軍犂庭掃穴之日，先以一死逃顯戮，是則國人之遺憾也。」並刊載漢口革命黨人意見：「以袁逆罪惡，宜上斷頭台，方足以謝國人。今乃病死，太覺便宜。」對於北洋政府將袁世凱以龍袍入殮、全國停課、下半旗致哀等追悼活動，驚呼：「何物敗類，敢為倡言追悼！」「國人追念帝禍，當猶未能忘情。然吾料共和底定以後，若輩必又飾詞自辯，謂非出其本懷，甚且痛詆袁氏，以附俗彼，固非愛袁逆，愛袁逆之為帝耳。袁死而猶效愚忠，則轉失其翻覆無恥之本相矣。」指出：「袁世凱死矣，擁袁者尚存也；袁世凱死矣，所破壞之國民道德未恢復也，袁所擾亂之社會秩序未恢復也，袁所破壞之一切法律未恢復也；袁世凱死矣，黨袁以破壞民國之罪人未除也。」「若死一袁氏，而無數袁氏乘機竊政，與我改良政治之意志相反，是袁氏雖死，與未死等耳。」因此，「袁世凱雖死，不過於民軍掃除積穢上減少一有力之抵抗，民軍討伐之責，今尚未畢，仍當猛烈進行。」

中共學者、甘肅社科院研究員張永東，為世人不解袁世凱稱帝而痛心疾首，他說：「袁世凱的這個改朝換代沒花任何代價，他只不過就是議會裡的人，通過請求的辦法，讓袁世凱來改制，這個有什麼錯呢？咱們大家都知道稱帝只有在暴力的條件下才叫稱帝，如果不在暴力的條件下不叫稱帝。」「袁世凱的共和改制，主要是為了避免中國出現爭總統這個問題。當時想當總統的人太多了，孫中山想當總統，廣東的胡漢民都想當總統。當時有兩個大學問家，一個叫楊度，咱們現在知道，還有美國的一個人，他是美國政治學會的會長、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他就給袁世凱講，你現在這個辦法，搞一個固定的，大家都不爭，這樣的話國家就平穩地過渡。其實袁世凱當時也出於好心。」「避免國內出現戰爭，這是當時袁世凱最大的想法，我覺得袁世凱在這方面做的犧牲太大了。」

嚴家祺將袁世凱和習近平並排，指出終身制反而會導致戰爭：「在共和政體下，國家首腦的任期有嚴格的限制。如果他不稱職，可以通過投票撤換，而國王只能通過武力撤換。一旦人民苦難的呼聲被國王封閉起來，人民只能通過暴力的道路來表達自己的要求。」

《中國周刊》副總編陳遠，指出袁世凱稱帝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儘管「從理念上來說，它確實是一個歷史的倒退。但是做歷史研究，一方面是理念，再一方面，應該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來講。當時從民眾這個基礎來看，有很多電視劇里其實有體現，可能有很多史家不太注意這一點。當時清王朝退位以後，老百姓有很多都是說，我不知道怎麼過，沒有皇帝我怎麼過日子，這是一個很強大的民眾基礎。」河南人、安陽師範學院教授端木賜香補充道：「你不要認為老百姓不接受皇帝。不接受皇帝的就是國民黨，你也不要認為國民黨有多高尚或者維新派有多高尚。」安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博士研究生許小政評價說：「當時的政策，不是袁世凱一個人的主意。而是時代精英集體智慧的結晶，得到了袁世凱的認可和支持。」

Newtalk新聞作者陳重生撰文稱，1915年「依參政院起草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由全國選出的國民代表共計1993人，於12月11日就國體變更問題投票。結果以1993票全票贊成，無一人反對下，通過君主立憲制。」然而，百分之百的支持率反而說明，支持共和的聲音遭到禁止，稱帝不具多少民意基礎。並引用新聞加以說明：「習近平當選沒有任期限制的國家主席得票率，與當年袁世凱稱帝前在國民代表大會的國體變更問題投票其贊成票得票率，同樣都是『100趴』圓滿通過。可是，在真正民主的國家，無論是總統制或內閣制中，都不可能出現如此『完美』的投票結果。」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張宇韶認為，中共為弱化國民黨歷史角色、修正國民黨史觀，有意美化袁世凱，使竊國大盜變英雄，只因為「這個角色投射當下習近平的形象，威權強壓共和，強人取代哲人，中國夢的民族主義更勝天下為公的民主思想。」

《誰是新中國》作者辛灝年說，「把辛亥革命成果的陰險篡奪者，使辛亥革命遭遇了巨大挫折，特別是一手製造了辛亥之後巨大歷史混亂的袁世凱，說成是『才造就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偉人，更有一些朋友，甚至在海內外公開宣揚說：『沒有袁世凱，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說這些話的朋友們，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就在他們忘記了一些起碼的歷史常識，那就是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就派袁世凱，袁世凱就派他的北洋軍隊去撲滅武昌起義，去專打武昌起義的革命軍，著名的『陽夏之戰』，就是歷史的明證。」為袁世凱翻案是中共壓製革命思潮的一個手段，御用學者「他們要提醒中共，現在的主要任務是防止革命。而要防止革命，就必須防止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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