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門斯·馮·梅特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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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德語: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德語發音:[ˈkleːməns fɔn ˈmɛtɐnɪç];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1]神聖羅馬帝國出生的奧地利帝國政治家,亦是所在時代重要的外交家。梅特涅是貴族外交官之子,生於科布倫茨梅特涅莊園,[2]就讀於斯特拉斯堡大學和美因茨大學,見證過1790年利奧波德二世和1792年弗朗西斯二世的加冕禮。遊歷英格蘭後,獲任命為尼德蘭公使,第二年尼德蘭被法國占領。1848年的自由革命使他辭職。
克萊門斯·梅特涅 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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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涅親王 | |
第一任奧地利首相 | |
任期 1821年5月25日—1848年3月13日 | |
君主 | 弗朗茨一世 (1821–1835) 斐迪南一世 (1835–1848) |
前任 | 安東·文策爾,考尼茨-里特貝格親王(Wenzel Anton, Prince of Kaunitz-Rietberg)(神聖羅馬帝國首相) |
繼任 | 弗朗茨·安東·馮·科洛拉特-利布施泰因斯基伯爵 (Count Franz Anton von Kolowrat-Liebsteinsky)(內閣總理) |
第二任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 | |
任期 1809年10月8日—1848年3月13日 | |
君主 | 弗朗茨一世 (1809–1835) 斐迪南一世 (1835–1848) |
前任 | 約翰·菲利普·斯塔基文 |
繼任 | 卡爾·路德維希·馮·菲凱爾蒙(Count Karl Ludwig von Ficquelmont |
個人資料 | |
出生 | 神聖羅馬帝國特里爾選侯國科布倫茨(位於今德國) | 1773年5月15日
逝世 | 1859年6月11日 奧地利帝國維也納 | (86歲)
國籍 | 奧地利 |
配偶 | 愛麗諾·馮·考尼茨 (1795年結婚—1825年結束) 安托瓦內特·來卡姆 (1827年結婚—1829年結束) 梅蘭妮·齊希-費拉里 (1831年結婚—1854年結束) |
兒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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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 父:弗蘭茨·格奧爾格·卡爾伯爵 母:瑪利亞·貝婭特麗克絲·阿洛伊西亞·馮·卡格內克 |
學歷 | 斯特拉斯堡大學, 美因茨大學 |
知名於 | 維也納會議, 首相, 保守主義, 歐洲協調 |
宗教信仰 | 羅馬天主教 |
梅特涅曾在薩克森、普魯士及巴黎擔任公使。1809年任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首要工作是與法國進行緩和。他促成奧地利公主,女公爵瑪麗·路易莎與拿破崙的婚姻。不久後,他推動了奧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簽署《楓丹白露條約》,該條約使拿破崙流亡。他是維也納會議主席。隨著奧地利、俄國和較小的普魯士結盟,「梅特涅體系」持續了十數年,這是奧地利外交上的高峰。此後,梅特涅逐漸陷入國際外交的邊緣。1821年至1848年他擔任(弗朗西斯二世和他兒子費迪南一世的)首相。在倫敦,布萊頓和布魯塞爾流亡後,他於1851年返回維也納法院,任費迪南的繼任者——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顧問。1859年梅特涅逝世,享年86歲,乃同時代知名政治家之最。
作為古典保守主義者,梅特涅熱衷於保持權力平衡,特別是通過抵抗俄國在中歐和奧斯曼帝國領土上的野心。他不喜歡自由主義並竭力阻止帝國分裂,例如鎮壓在北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叛亂;在國內,他利用檢查制度和廣泛的間諜網絡進行鎮壓。支持者指出,他主導了「梅特涅時代」,避免了歐洲大戰。另有史學家指出,鑑於梅特涅的談判地位薄弱,他的成就可觀。他因撲滅歐洲革命之火,被稱為「消防隊長」。他使維也納體系在舊秩序的氣味中平衡。他的批評者認為,梅特涅本可以為奧地利做得更多,而他被認為是奧地利改革的絆腳石。
出生與成長
梅特涅1773年5月15日出生於德意志科希倫茨的官宦世家,父親是弗蘭茨·喬治·卡爾伯爵(Metternich-Winneburg zu Beilstein)。梅特涅的名字克萊門斯是為了向薩克森親王克萊門斯·溫賽斯勞斯(提里爾主教)表示敬意而取,[3]其父通過提里爾主教為王室服務,之後成為一名外交官,其母是伯爵夫人瑪利亞·碧翠斯·阿羅依西亞·馮·卡格內克(Maria Beatrice Aloisia von Kagenegg)。[4]梅特涅是家中的長子,在他之前還有個姐姐。他父親啟蒙立場持久不變從革命時代到1815復辟始終如一,招致宮廷總管們的批評;[5]被同時代的人稱為「無聊的話嘮和習慣說謊者」,他一人兼任萊茵河選區三個公使的職務(提里爾,科隆和美因茨)。[nb 1][3]梅特涅的教育都是由他母親在主導,由於他出生的地方與法國接壤,因而他深受法國文化的影響;多年以後,連他自己也認為相比起德國人,他能更好的和法國人溝通。在他兒童時期,他就經常隨他父親出席各種正式訪問的場合,在基督新教導師約翰·弗里德里克·西蒙的教導之下,他還學會馬術及游泳。[6]之後西蒙從一位「自由、平等、博愛」的倡導者轉而成為法國大革命後恐怖統治支持者,這一轉變對梅特涅政治觀點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4]不過,這不影響梅特涅對西蒙的看法,他並未仇視他的老師就像未仇恨很多意見人士一樣,他之後也是這樣看待拿破崙;當西蒙進入革命的道路後,梅特涅另一位家庭教師阿貝・霍恩(Abbe Ludeig Bertrand Hohn)擔負起他的教育工作。[7]
1788年4月,未滿15歲的梅特涅與兩位家庭教師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習,[8]他開始修習法律,並在11月12日獲得大學錄取。在大學期間,他獲得未來的巴伐利亞國王馬克西米利安親王的照顧與資助,[6]而且他喜歡斯塔拉斯堡的大學生活,常常拿起小提琴演奏一曲。這一時期,他被西蒙描述為「快樂,帥氣,有愛」的人,而與他同時代的人在之後回憶起他大學生活時,卻認為他是個誇誇其談的騙子。[9]然而隨着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他不得不在1790年9月離開斯特拉斯堡大學,之後,他在10月參加了利奧波德二世在法蘭克福的加冕禮,加冕禮上他被授予了威斯特伐利亞伯爵教座典儀官(Ceremonial Marshall to the Catholic Bench of the College of the Counts of Westphalia)的職位。在那裡,在他父親的引薦之下,他見到了將來的皇帝弗朗西斯二世,並漸漸的融入到了當時在場的貴族之中。[9]從1790年末開始到1792年夏天,他在美因茨大學研修法律,[10]在這期間他獲得了比斯特拉斯堡大學更多的保守教育。這年夏天,他和他父親一同工作,其父於1791年便被任命為奧屬尼德蘭的「全權大臣」。[11]
1792年3月,弗朗西斯二世繼位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7月加冕,加冕禮上他被新皇帝再次提拔為此前授予他典儀官的職位。更榮耀的是,在之後的舞會上,他與梅克倫堡的路易斯(後來的普魯士王后)共舞。而與此同時,法國向奧地利宣戰,開始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1792-1797),這使得梅特涅不得不放棄在美因茨大學的學習,[12]他沒在該地繼續逗留而是去其父位於布魯塞爾的辦公室工作,直到法軍佔領該地,迫使其開始第一次流亡。[13]當時,他被派往前線去執行一個特殊的任務,他完成了對法國戰爭部長和三個法國國民公會代表的審問,並且視察了瓦朗謝訥的圍城戰,親眼目睹了攻克該城。儘管圍城戰只是前拿破崙時代常用戰術,但是這次戰役還是為梅特涅對戰爭的認識提供了寶貴經驗。1794年初,他被派往英格蘭去幫助戴斯安德魯因子爵(奧屬尼德蘭財政主管)談判貸款一事。[14]
婚姻和拉斯卡特會議
在逗留英國期間,他在不同場合與英格蘭國王見過面,並與英國許多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共進過晚餐,包括威廉·皮特,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埃德蒙·伯克。[15]梅特涅被任命為荷蘭共和國的全權大使,獲得任命之後於1794年9月離開英國。不幸的是荷蘭共和國政府是個流亡且無能政府,一遇到法國部隊就拼命撤退。[14]更不幸的是梅特涅的家鄉,科布倫茨在10月被充滿活力的法國部隊占領,法國人強占梅特涅家族的財產,把他的家人趕到孔格斯瓦特。失去祖業、家族財務崩潰以至於梅特涅曾經考慮移民到美國,最終是家族倫常阻止他走到這步。[16]令他更加失望的是,他受到他父親嚴厲的批評,於是於11月他回到維也納。[17]1795年9月27日他和伯爵夫人埃莉諾·馮·考尼茨結婚,她是奧地利前首相考尼茨-里特貝格親王(Wenzel Kaunitz)的孫女,[18]這場婚姻是由他母親安排的,為他打入維也納社交圈打開通道,同時也給梅特涅帶來巨額嫁妝。這些好處無疑是梅特涅娶埃莉諾的部分原因,也表明梅特涅對埃莉諾的愛沒有埃莉諾對梅特涅的多。[nb 2]當然新娘的父親(考尼茨親王)為這樁婚事強加兩個條件,第一、年輕的埃莉諾將繼續待在自己的家裡,第二、只要親王還活着梅特涅就不能從事外交活動。[17]梅特涅的訂婚過程因為領地的債務達不到對方之要求,直到皇帝約瑟夫二世給予賞金才讓她結婚。[19]他們的女兒瑪利亞在1797年出生。[20]
婚後,梅特涅在維也納繼續進修,同時也在嘗試各種有利於恢復家族榮譽的辦法,他婚姻第二個條件也隨着他岳父的去世(1797年9月)也解除。10月坎伯福米奧條約(確認拿破崙在意大利的所有權益,標誌着第一次反法同盟失敗)簽署,這個條約促使拉斯卡特會議的召開,這個會議旨在補償那些在戰爭中失去領地的家族。[21]1797年11月會議召開,梅特涅被任命為威斯特伐利亞伯爵教座的代表。[18]這是一個沒有結果的會議,梅特涅在拉斯卡特也倍感無聊,直到1799年這個會議破產,[20]梅特涅才終於解脫。在這期間,他妻子埃莉諾陪伴在拉斯卡特陪伴他,在1798年2月,他們生下兒子弗朗西斯;會議結束後不久也就是1799年6月,他們生下兒子克萊門斯,但克萊門斯在生下幾天後就夭折,讓梅特涅傷心不已。在全家人回到維也納之後,弗朗西斯傳染上無藥可治的肺病。[21]
大使生涯
德累斯頓和柏林
神聖羅馬帝國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的失敗,牽動了帝國的外交圈,而此時的梅特涅有三個大使職位可供選擇:雷根斯堡的帝國議會,哥本哈根的挪威王國,德累斯頓的薩克森選侯國。在1801年1月他選擇了德累斯頓。2月他的委任狀正式公布。在維也納度過了一個夏天,梅特涅寫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充分展示了梅特涅偉大政治家的才華,在秋天到達德累斯頓之後他去看了他在孔格斯瓦特的財產,11月4日他正式上任。[21]上任後他發現,凡是和薩克森選帝侯腓特烈·奧古斯特三世有關的文件都奇妙消失了。梅特涅喜歡這個城市的輕鬆氛圍,甚至還包養起了情婦,凱塔琳娜·巴格拉基文,她還為他生了個女兒克萊門汀。[nb 3]1803年1月,梅特涅和他的正妻生了個兒子維克多。[21]在德累斯頓,梅特涅與達官顯貴建立了各種聯繫,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克·延茨,[22]他是一位政治評論家,在此後的三十年中,他時而讚揚梅特涅,時而批評梅特涅。梅特涅在德累斯頓還與法國和波蘭的政治人物建立聯繫。[23]
隨着1803年的「帝國特別議會重要決議」(Principal Conclusion of the Extraordinary Imperial Delegation)訂定,梅特涅家族新的領地被封在了奧克森豪森,獲得貴族頭銜並且在帝國議會中有一席之地。在接踵而來的外交改組中,梅特涅於1803年2月被委任為普魯士王國的大使,11月赴任。[23]而這個時間點卻正是「帝國特別議會重要決議」形成的節骨眼上,[22]因此和德累斯頓比起來,梅特涅在德國的外交行動並不活躍。由於奧王對普魯士大使期望頗深,希望擔任此職位者既要能獲得普魯士宮廷及政要的喜愛,又要能兼具敏銳觀察力及配合度高,因此梅特涅的出任,再度證明了他己慢慢進入了奧國外交政策的權力核心。梅特涅開始擔憂起法國的新皇帝拿破崙·波拿巴,對此俄國沙皇亞利山大一世也有同感,沙皇向梅特涅表明了自己對拿破崙的政治態度。1804年秋天維也納方面同意對抗拿破崙,並於1805年8月正式向法國宣戰,加入到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中。梅特涅沒能說服普魯士加入同盟去對抗法國,因此最終將普魯士國王推向反法同盟的不是梅特涅而是拿破崙的軍隊。在奧斯特里茨戰役沉痛打擊聯軍之後,普魯士不顧與聯軍的協議,而直接與法國簽訂了至關重要的停戰條約。[24]
巴黎時期
在盟軍戰敗之後,在維也納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新的政治改組,約翰·飛利浦·斯塔基文(Johann Philipp Stadion)出任外相,召回駐沙俄帝國的大使。這個職位對梅特涅而言極有吸引力,但他沒能去成沙俄。因為奧地利需要與法國建立新的關係,而梅特涅是不二人選,於是1806年6月他去巴黎。[nb 4]梅特涅喜歡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同時一年9萬古爾登的收入也讓他感到高興。[25]在一番長途跋涉之後,他於1806年8月到達大使任所,布隆·馮·文森特和恩格爾貝特·馮·弗勞瑞特向他做簡報,這兩位在之後的20年裡一直是梅特涅的核心幕僚成員。8月5日他會見法國外相查爾斯·塔列朗,並在5天後覲見拿破崙於聖克魯格宮。然而隨着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爆發,拿破崙和塔列朗撇下梅特涅都去東線指揮作戰。[26]他的夫人和孩子10月才來到巴黎,他利用這段時間融入到巴黎的社交圈,靠自己的魅力迅速成為上流社會寵兒。即使埃莉諾的出現也沒能阻止梅特涅在外拈花惹草,其中包括拿破崙的妹妹卡洛琳·波拿巴[27],勞拉·朱若特(法國將軍傑·安多什·朱諾特的老婆)和許多別的女人。[26]
1807年7月提爾西特條約簽訂之後,梅特涅心中五味雜陳。他意識到歐洲五國共治體系(System der Pentarchie)的崩潰,因為該合約中拿破崙與沙皇私下劃分歐洲的勢力範圍,俄國也參與對英國的大陸封鎖行動計畫。[28]他也看到奧地利在歐洲的地位已經江河日下,而且與斯塔基文的觀點不同,他認為法國與俄國的和平不會長久。又發現法國的新外相讓·巴普蒂斯特·尚帕尼比前任還難以相處。然而,拿破崙直接當面拒絕與梅特涅對話,將一切交由尚帕尼打理,梅特涅只能試著采迂迴的方式透過義大利公使去影響拿破崙。[29]他試圖在因河附近的法國堡壘問題上找到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案。儘管奧地利帝國軍隊處於劣勢,[30]但在梅特涅長達數月的外交努力之下,還是達到奧地利的目標。雖然亞歷山大沙皇正忙於其他三場戰爭,梅特涅還是傾向於俄奧聯盟。而拿破崙對現存君主王朝的蔑視(如哈布斯堡的西班牙分支)也令梅特涅感到擔憂,這使他相信革命的法國不會安於和平,戰爭將不可避免,但應該將爆發時間選擇在對奧地利最有利的時機。[30]
1808年8月,梅特涅竟然在拿破崙39歲生日的慶典上與拿破崙公然吵架,[31]看上去,雙方似乎已經有戰爭的準備。在接下來的幾次會面,梅特涅盡力緩和緊張的局勢,但拿破崙卻拒絕梅特涅參加埃爾福特會議,只讓馮·文森特參加。梅特涅很高興地從塔列朗那裡聽說在會議上,俄國拒絕拿破崙一同入侵奧地利的提議。[32]1808年末,梅特涅回國,開五個星期的會議,討論在拿破崙捲入西班牙戰爭期間入侵法國的可能性。[32]在他的備忘錄中記錄道:拿破崙的法國和真正的法國不是同一個法國,俄國並不想與奧地利開戰,拿破崙只有少數親信可以調動用於中歐戰爭。[31]回到巴黎之後,梅特涅難以掩飾自己對戰爭局勢的擔憂,並且開始擔心起自己的安全。第五次反法同盟戰爭開始不久,兩個法國外交家在維也納被捕,作為報復,梅特涅也被逮捕。但因為逮捕他並沒有實際意義,於是在1809年5月底,他被允許護送回國。但他把家人留在巴黎,而不是讓他們長途跋涉回國。在拿破崙攻占維也納之後,梅特涅被送往奧國首都以交換法國外交官。[32]
外相時期
與法國和解
從巴黎回到維也納之後,他親眼見證華格姆戰役的失敗。由於斯塔基文主動請辭外相一職,奧地利皇帝立即要求梅特涅為外相,也正是這讓梅特涅的名聲有瑕疵。梅特涅擔心拿破崙抓住這點會提出更加苛刻的停戰條件,於是他以國務大臣的身份去和法國人談判,實際上,他不久之後正式取代斯塔基文出任外相一職。[33]1809年7月8日,梅特涅出任國務大臣,此時拿破崙指名要求梅特涅率團來阿爾騰堡進行和談。而梅特涅唯一能做的只是保住哈布斯堡家族的面子。[33]梅特涅親法的提議挽救奧地利君主制,但拿破崙並不喜歡他關於波蘭未來的備忘錄,於是漸漸和談代表被列支敦士登親王所取代。最終梅特涅未能出席在維也納的最後一次談判。1809年10月14日申布倫條約簽訂。不過在10月8日的時候,梅特涅就重拾失去的影響力,被任命為外交大臣,同時兼任內務府大臣。[33]1810年初,他早年與朱諾特夫人的風流韻事曝光,但由於埃莉諾的諒解,這位新外相併沒有受到什麼影響。[34]
在拿破崙向沙皇最小的妹妹安娜( Anna Pavlovna)求婚失敗之後,梅特涅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推動拿破崙與奧地利公主瑪麗·路易莎的和親。梅特涅散布各種言論聲稱拿破崙想娶瑪利亞公主,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他還聲稱拿破崙已經在1月21日的時候在法國皇宮裡公開表達自己對瑪利亞公主的感情,並且已經大張旗鼓的張羅婚禮的事宜。不管怎樣梅特涅都表示非常樂意承擔婚禮的重任。[34]2月7日拿破崙同意婚姻,但兩人仍然分居兩地,3月11日通過代理人結婚。儀式後不久,瑪麗·路易莎和梅特涅就一同去法國,不過兩人故意走不同的路線。他應法國的要求只進行非正式訪問,法國則允許他將家人送回國,並向奧地利皇帝匯報瑪麗·路易莎已經到法國。[34]
梅特涅並沒有回到維也納,而是在法國待6個月,他將國內的事務交給他父親處理。他開始利用這段婚姻,巴結權貴希圖對申布倫條約的一些條款重新談判。不過,他取得的成果實在是微不足道:開放一些貿易權利,延遲支付戰爭賠款,歸還一些受奧地利支配的德國境內財產(包括梅特涅家族的產業),允許奧地利軍隊擴張到15萬人。[nb 5]儘管梅特涅和拿破崙的關係升溫,但維也納拒絕過於親法的貿易協定,法國也因此拒絕梅特涅居間斡旋的努力。[34]
第六次反法聯盟戰爭
與法國聯盟
1810年10月梅特涅回到維也納之後,他發現儘管獲得法國的支持,但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受歡迎。[34]政治上,他的影響力僅限於外交事務,並且他希望再次獲得議會全面支持的努力失敗。他強烈相信衰弱的奧地利已經經不起在俄法戰爭中再一次受到法國的入侵,所以在1812年3月14日,他拋棄俄國沙皇而投入拿破崙陣營中。他支持適度的檢查制度,用以防止針對法國的對立情緒。[35]只要投入3萬士兵協同法國作戰[36],這比一個月前與普魯士簽訂的同盟協議要輕鬆得多,同時梅特涅也讓英國和俄國相信奧地利會抑制拿破崙的野心。在法蘭西皇帝前往東線入侵俄羅斯之前,梅特涅陪同奧地利皇帝在德累斯頓見拿破崙最後一面。[35]
德累斯頓的會面說明奧地利在歐洲地位已經跌入谷底,而且梅特涅也變得不受歡迎。他攔截一些針對他的密信,驅趕在宮中的政敵。在梅特涅的授意下,奧地利依然和他的敵人沙俄保持良好關係。這個策略在11月俄國取得對法作戰的優勢之後變得尤其有效起來。此後三個月梅特涅漸漸疏遠法國,但同時又避免與普魯士和俄國走的太近。[37]他還不放過任何能夠提高奧地利在歐洲影響力的機會,比如提議由奧地利牽頭開啟和平談話,他認為奧地利是唯一能夠強有力連接戰爭各方的國家。事實上,整個1813年,這位奧地利外交大臣都拼命想讓法國皇帝接受和談,只有這樣才能拯救波拿巴-哈布斯堡王朝在歐洲的地位。[37]因為一旦拿破崙完敗,那麼普魯士和俄國將成為最大獲益者。[38]然而拿破崙拒絕任何和談,他執意將戰爭進行到底。1813年2月奧地利脫離法國聯盟,更讓拿破崙生氣的是奧地利在戰爭中採取中立態度。[37]
保持中立
梅特涅相比起他同時代的人(不包括奧地利皇帝)來說,他是非常不願意對抗法國皇帝的。[nb 6]對於戰爭的解決方案,他主張一個持續性的計劃。然而事情並不如他所願。沙俄宣布全面開戰不過保證奧地利是安全的,英國也不相信梅特涅的計劃,而且不願意放棄已經努力了20年的軍事行動。雖然計劃失敗了,但是在弗蘭茨皇帝的支持下,他還是獲頒大首相勳章(瑪利亞特蕾莎體系時的勳章制度),這個勳章從考尼茨時代之後就一直虛位以待。[39]梅特涅越發擔憂拿破崙的撤退造成的無序狀態會摧毀哈布斯堡王朝。[38][39]因此在他看來和平協議必須馬上簽訂。英國態度強硬,於是他只能向普魯士和沙俄發出提議。這些提議被拒絕了,但是在聯軍呂岑(5月2日)和包岑(5月20日到21日)會戰失利後,停戰的想法吸引着那些精疲力盡的將軍們。法國6月4日適時地提出了和談意向。而梅特涅從四月開始的「慢慢地,不情願的」準備與法國開戰,和談的開始為奧地利徵兵動員提供了良機。[39]
6月,梅特涅不得不離開維也納去波西米亞親自進行一次外交談判。當他到達後,他遇見了殷情的薩根公爵夫人威廉敏娜親王,公爵夫人幫了許多忙,同時她也與梅特涅發展了數月的婚外情。梅特涅那麼多情婦中沒有誰能像威廉敏娜這樣影響力超過梅特涅,在他們分手之後,梅特涅還常常寫信給她。同時法國外相烏格斯-伯納德·馬雷( Hugues-Bernard Maret)態度捉摸不定,梅特涅決定在6月18日到19日同沙皇討論事態的發展。[40]這次談話的內容成為後來萊辛巴赫條約( Reichenbach Convention)的內容之一,[nb 7]即若法國拒絕和平條件的話奧地利就加入聯軍向法國開戰。馬上梅特涅就被拿破崙邀請去了德累斯頓會面,在那裡他直接把條約內容告訴了拿破崙。儘管1813年6月26日的見面沒有任何記錄,但是可以想知當時應該是個怎樣的狂風暴雨的場面。拿破崙在6月29日倔強的只肯拿出一個折衷方案給梅特涅。他起初拒絕和談,但在梅特涅準備離開的時候他還是同意和談了。[40]法國願意接受奧地利的調停。和談地點定在布拉格,從7月開始一直談判到8月20日,停戰協議隨着和談進程不斷修正。[41]為了達成停戰協議,梅特涅已經無視萊辛巴赫條約了,但是在布拉格的會議並不是個「完全」的會議,因為拿破崙的兩位代表阿曼德·科古蘭和納伯納伯爵並沒有獲得他的完全授權。[41]在這場非正式的會晤中,科古蘭暗示道:拿破崙不會進行談判,除非聯軍軍隊直逼法國首都。在梅特涅的最後通牒被法國無視之後,8月12日,奧地利對法國宣戰。[40]
作為聯軍一方
雖然奧地利的盟友們都樂見奧地利在外交失敗後的宣戰,但對梅特涅而言,這是他長遠策略的一環。[42]在休戰期間,梅特涅努力維持這個聯盟,並且防止沙俄對歐洲的蠢蠢欲動。最後聯軍最高指揮官的職位由奧地利將軍施瓦曾伯格親王擔任而非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梅特涅對此功不可沒。他同樣成功讓聯軍的三位君主(亞利山大,弗朗西斯,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克·威廉姆三世)御駕親征(這些充分展示梅特涅的外交手段)。隨着特布里特茲條約的簽訂,他成功使奧地利在對未來法國、波蘭、意大利態度處於一種既有用又曖昧不明的狀態。不過他依然被英國所疏離,因為英國給與俄國和普魯士可觀的金援(9月,梅特涅也向英國表示希望奧地利也能成為受援國)。[42]同時聯軍軍隊轉入攻勢,[42]1813年10月18日,梅特涅見證萊比錫戰役的勝利,兩天後,因為他在外交事務上的「英明領導」獲得親王封號。[10]在11月初當重新奪回法蘭克福的時候,梅特涅顯得很開心。此外,在城裡梅特涅舉行的慶典上,沙皇對奧皇表現出的尊敬更讓梅特涅慰懷。外交上,隨着戰爭接近尾聲,他依舊要阻止一個獨立的德國產生,否則會減少奧地利的影響力,因此他甚至不惜給與拿破崙相當優厚的戰敗條件以便於法國可以繼續制衡歐洲。1813年12月2日,拿破崙同意和談,不過由於需要等待英國外交代表出席(卡斯爾雷子爵)所以和談延期。整個12月英國因為無法和沙俄全面的溝通和磋商而氣惱。[42]
12月22日,在梅特涅的支持下,聯軍越過萊茵河,一邊軍隊在前進,一邊梅特涅從法蘭克福回到布萊斯高和家人一起過聖誕節。1814年1月他回到聯軍在巴塞爾的新總部,在這裡他花很多閒暇時間寫很多信給他那位憂傷的舊愛威廉敏娜。而與亞歷山大沙皇關於法國未來命運的爭論[nb 8]升級使得沙皇一怒之下離開總部去視察他的部隊。他因此錯過一月中旬與卡斯雷爾子爵的會面,讓他更無法忍受的是這位英國外交人士竟然和梅特涅達成妥協。[43]這兩位在達成一致之後前往法國的朗格勒去和沙皇磋商事宜。不過沙皇仍然不與通融,執意要推進到法國的中心。然而他太專注於前進,以至於他並不反對梅特涅的其他提議,比如最終的和平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梅特涅沒有參加在查迪頓與法國的對話,因為他想和沙皇在一起(繼續說服他),不過很快他們就被困住。在聯軍總部推進到特魯瓦之後不久,就因為蒙米萊戰役和蒙特羅戰役( Montmirailand Montereau)的失敗而撤退到肖蒙。這也減輕梅特涅對於沙皇單方面過於自信的擔憂。[43]
拉昂戰役勝利之後,聯軍又轉入攻勢,從1814年3月初開始直到3月中旬,梅特涅都一直在和法國特使科古蘭談判。這時梅特涅為讓聯軍保持團結已經心力交瘁(梅特涅在寫給斯塔基文的一封信中說道:你無法想象這裡的人強加給我們的痛苦,我實在無法忍受,弗蘭茨陛下已經有毛病,其他的皇帝都該進瘋人院),而英國推動的休蒙條約(聯軍要求法國保留1791年之前版圖以換取停戰,拿破崙最終拒絕)也沒有任何作用。[43]在普魯士和俄國缺席的情況下,聯軍同意波旁王朝的復辟。[43][44]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為取悅他的妻子而拒絕拿破崙退位的請求,3月30日巴黎陷落。由於軍隊調遣的需要,梅特涅不得不在3月24日向西撤退到第戎。而在謹慎考慮之後梅特涅4月7日出發去巴黎。[43]4月10日他安全抵達巴黎,不過讓他煩惱的是,他在巴黎的行動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亞歷山大沙皇。奧地利方面不喜歡楓丹白露條約,因為這是沙皇在聯軍不在場情況下強加給拿破崙的。4月11日梅特涅不情願的在這個協議上簽字。隨後他的工作就成為:保證奧地利在波旁王朝復辟後的利益,確保奧地利在德國的影響力要超過普魯士,遏止亞歷山大沙皇的勢力繼續坐大。收回1805年失去的北意大利是梅特涅工作重中之重。為此目的,他以意大利民族主義沒有歷史根源為由拒絕他們的獨立請求,並占領北意大利兩省,奧地利終於又重新占有這個地方。[45]
波蘭和德國問題由於梅特涅為奧地利的利益不斷阻撓而變得棘手。在普魯士兩次提案失敗後,大多數的代表同意將這個議題延後至和平協議簽署之後。[46]聯軍的各國皇帝除了普魯士國王,都很擔憂如何幫助復辟的法國王朝去壓製革命思想。5月30日簽署著名的巴黎協議。[44]出於梅特涅的需要,他繼續待在巴黎,後來跟隨沙皇一起去英格蘭。那個跟着梅特涅一起來到巴黎的情婦威廉敏娜也一起跟着去英國。[46]在英國的這四個星期他可以說是夜夜笙歌而且志得意滿,他希望通過這些改變他陰謀家的壞名聲。梅特涅還不斷提升未出席的弗蘭茨皇帝的威望。與梅特涅的彬彬有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歷山大沙皇的無禮和粗魯惹來英國人反感。梅特涅還獲得牛津大學的名譽法學士學位。然而在外交事務上,他卻沒有那麼成功,唯一能獲得各方共識的是在維也納召開會議,時間初步定在8月15日。 沙皇提議推延會議至10月份召開,梅特涅同意,不過讓他擔心是沙皇正力圖從對波蘭的實際控制中獲利。梅特涅攜家屬於1814年7月中旬回到奧地利,中間在法國逗留一個星期,其間解除拿破崙皇后瑪利亞·路易斯周圍的危險。他回到維也納的時候,有一首民謠這樣唱道:「History holds thee up to posterity as a model among great men(歷史把你定格在偉人之列)」。[46]
維也納會議
1814年的秋天,五個皇室首腦和代表以及216個貴族齊聚維也納。在四大國的部長到來之前,梅特涅靜靜地呆在距離維也納兩小時路程的巴登。當他聽說他們到達維也納之後,他便趕赴過去與他們會面,並請他們一同去巴登。不過繁華的維也納挽留住了他們,部長們在維也納通過四次會議把一些關鍵分歧解決了。[47]各方就如何運作這個會議達成了一致(規定會期2年一次等)。令梅特涅高興的是,在他的推舉之下,弗里德里克·延茨(他在德累斯頓時期認識的老朋友)成了六國談判(奧,俄,英,普四國之上再外加法,西)的秘書長。不過當塔列郎和西班牙代表唐·佩德羅·拉布拉多在知道很多決議僅是由四國討論作出時,他們表示了憤慨之情。瑞典和葡萄牙也有同樣的憤怒,他們除了是會議的會員國這個身份外,任何事情他們都沒有參與討論的權利。結果這六國談判會議成了八國委員會的預備會,他們第一個協議就是把維也納會議推遲到11月1日。同時一個龐大的「有爭議」的娛樂隊伍由梅特涅組織並提供給各國代表享受,當然享受對象也包括他本人。[47]
梅特涅離開卡斯爾雷(英國外交代表)去嘗試說服沙皇。他一直被視為和談的最大障礙,想從和談中獲得更多利益。梅特涅在意大利取得了一些成功,不過他失望的得知威廉敏娜愛上了沙皇。隨後他提出奧地利要和沙皇共同統治波蘭,不過沙皇卻堅持俄國在波蘭的優先權。梅特涅屏退了隨扈並向沙皇表示奧地利是可以和俄國平起平坐的,這激怒了沙皇。[48]從此這兩人再也沒有私下會面了。由於沙皇運用一系列的手段控制了普魯士國王,使得梅特涅在波蘭問題上栽了跟頭。整個11月政治危機震動着維也納,而弗蘭茨皇帝拒絕辭退他的外相。維也納和會的日期再一次延後了,僅有個小型的委員會在11月1日召集開會。維也納會議這件國際事務對維也納人沒有什麼吸引力,不過他們倒是開始擔心不斷地延宕會期造成的負擔越來越重。同時,沙皇要求普魯士中斷與卡斯爾雷關於波蘭問題的談判,要求波蘭成為俄國的附屬國,而且僅給予最小的讓步。在12月經過五天的磋商,他改變了主意,同意放棄一部分波蘭土地給奧地利。同時擺上檯面的難題包括與薩克森王國討論德國問題,以及是否同意塔列郎提出的加入四大國的事情(即法國要加入四國中成為五大國之一)。[48]
會議的兩個焦點問題,德國和波蘭,直到1815年的2月才得以解決。[49]梅特涅可謂喜憂參半:奧地利享有的華沙公國將成為俄國的附屬國。作為補償,普魯士只能獲得部分薩克森領地(本來普魯士要求獲得薩克森全領)。[50]現在,他的工作重點是要讓大多數德意志邦國同意放棄一些曾經擁有的權利去成立一個新的聯邦國會。他同時要協助瑞士委員會的工作,還有很多其他瑣碎的事情。他還私下討論關於南意大利的命運,因為若阿尚·繆拉在那不勒斯的軍隊正在變強。不僅如此他還有各種各樣的代表團要接待,包括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來自於歐洲各地。[49]3月7日,一條新聞把梅特涅驚醒,拿破崙從厄爾巴島越獄了。[51]得知消息的一小時之內他同時會見了普魯士和俄國皇帝。一開始梅特涅沒心情去改變大會進程,而且事情的進展對大會的影響也微乎其微。最終3月13日,五國聯盟宣布拿破崙為逃犯,並於25日簽署新協議將召集15萬人的軍隊。一切似乎一夜之間回到了兩年前。隨着軍隊開拔漸行漸遠,維也納會議中瀰漫着緊張的氣氛並且迅速修改了獨立尼德蘭的邊界,正式提議解散瑞士聯邦,批准了此前關於波蘭的協議。到4月底,只有兩個問題了,新德意志聯邦的組織問題和意大利問題。[49]
之後事情馬上到了緊要關頭。奧地利加強了對倫巴第-威尼斯的控制,也加強了那些在瑪利亞路易斯名義之下領地的保護。4月18日梅特涅正式向那不勒斯的繆拉宣戰。5月3日奧地利在拖倫蒂諾戰役(Battle of Tolentino)中取勝,並在其後不到三周的時間裡就占領了那不勒斯。梅特涅覺得可以在回到維也納之後再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德國問題的討論拖延到了6月初,之後一個奧普的聯合提議獲得了批准。許多綱領性的事項都需要德聯邦議會討論,議會主席是弗蘭茨皇帝。[52]儘管還是有許多批評聲音認為奧地利應該在德國有更高的影響力,不過對這個結果梅特涅已經滿意了,這已經相當於控制兩個哈布斯堡家族了。[52]當然,梅特涅此時可以利用議會為自己謀取利益。[53]雖然如此,這些安排還是得到了大多數議會代表的歡迎。與此同時更高一級的官員準備向法國重新開戰。最後一份協議6月19日在維也納簽署(俄國一周後簽字[51]),維也納會議也就此正式結束了,隨後大多數的代表都離開了這個城市。梅特涅自己早在13日就前往了前線投入到了戰役之中。不過這已經沒有必要了,因為拿破崙在6月18日的滑鐵盧戰役中完敗。[52]
在維也納會議上,他積極推行歐洲大國均勢政策,調和俄、英、普、奧列強瓜分領土和殖民地的矛盾,在鞏固歐洲舊秩序上取得各方一致的意見。同時,他又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與英、法代表簽訂反對俄、普的秘密協定,確保奧地利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聯邦中的優勢地位。這次會議名義上是為了重建歐洲和平,實際目的卻是復辟封建王朝,打壓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因梅特涅及多數與會領袖都認為,民族主義及民主運動是致亂之源,並敵視法國大革命的原則。他們致力使歐洲回歸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的原狀,恢復舊秩序下的思想與制度,重新建立歐洲的保守勢力。在梅特涅的強勢主導下,維也納會議訂下歐洲各國以後的「協調」方針,亦種下日後四國同盟的建立。
巴黎和意大利
1815年6月15日,當梅特涅一子二女險些喪命於一次大橋坍塌事故的時候,他正在和他的盟友在巴黎再一次商討和平協議事宜。他不喜歡和家人分離,也不喜歡這種無休止的談判。他不得不努力調解普魯士、巴伐利亞、荷蘭關於領土補償的問題。俄國傾向於經濟補償,英國和梅特涅馬上附議此方案,因為固執無比的法國是不願意被分割的。在133天談判之後(這個天數比拿破崙復辟時間還要長33天),第二次巴黎協議在11月20日簽署。[54]法國割讓部分東部領土,賠償7億法郎以及他曾經掠奪的藝術品。法國接受聯軍駐軍15萬人的要求,[51]同時一份由亞歷山大沙皇起草,奧地利外相修改的單獨條約於9月26日簽署。這確立一個由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為核心的神聖同盟。不過由於文件中瀰漫着含糊的自由主義情緒,所以這個同盟不是梅特涅想要的更不是他想要推行的。[55]除了教皇、大英帝國、奧斯曼帝國之外,歐洲大多數國家簽署文件。不久之後,一份單獨協議重申四國同盟(梅特涅多次主持四國同盟的會議,策劃鎮壓歐洲各國的革命。他先鎮壓意大利革命,並支持法國鎮壓西班牙的革命。總之,四國同盟在1820年以後成為專制君主壓迫各民族自由的聯盟。當英、法不肯再與其合作後,它甚至不復存在歐洲協調的外形,進一步成為史家王曾才所稱的「東歐三專制國家反革命聯盟」)的地位,其中第六條建立歐洲會議制度和一系列常規外交會議制度。隨着歐洲的和平,奧地利旗幟飄揚在梅特涅成為外相時的一半領地之上。[54]
梅特涅又轉移到意大利的問題上面。1815年12月初,他第一次來到意大利。在訪問威尼斯之後,他的家人在12月18日和他會合。梅特涅呼籲給予一些地區自治權,這是他唯一一次表現為一名自由主義者,但弗蘭茨皇帝沒有同意。梅特涅在意大利待4個月,這四個月他十分忙碌,還患慢性眼膜炎。他試圖在米蘭處理奧地利的外交事務,但是當奧地利皇帝和巴伐利亞國王發生嚴重分歧的時候,梅特涅因為他不能當場解決問題而受到嚴厲批評。不過他的政敵也沒能抓住機會,因為斯塔基文正忙着做他的財務大臣,皇后瑪利亞·魯鐸維卡( Maria Ludovika),梅特涅政策的激烈批評者,在4月份的時候死於肺結核(年僅28)。[56]當梅特涅和皇帝的觀點相左的時候,一旦梅特涅固執起來,往往最後只有皇帝讓步去接受他的提議。梅特涅最終於1816年5月28日回到維也納,他差不多快一年沒在首都。身心俱疲的梅特涅靜悄悄度過1816年剩下日子,這些日子他傾心關注於奧地利的財政狀況,監督德國的自由主義和意大利的民族主義。12月一件事情震動梅特涅,就是朱莉·西奇·費斯特蒂奇( Julie Zichy-Festetics奧地利內政部長的老婆,維也納會議的美女,梅特涅情婦之一)的死,兩年後梅特涅寫到「他的生命在那一刻結束」。唯一令他安慰事情是7月份宣布梅特涅將獲得在萊茵河邊上約翰內斯堡的新不動產,距離他出生地科布倫茨僅40公里的地方。[56]
梅特涅45歲的姐姐博林1817年2月份嫁給符騰堡的費迪南,6月梅特涅被要求護送皇帝的女兒瑪利亞·里奧波爾蒂娜遠嫁葡萄牙,在里窩那登船。他們到達那裡之後發現船隻延誤,梅特涅乘機再一次週遊意大利。他去威尼斯、帕多瓦、費拉拉、比薩、佛羅倫薩和盧卡,他喜歡夏天的意大利。儘管意大利發展方式不是皇帝喜歡的,不過梅特涅還是認為局勢可以控制,於是在8月29日提出地方自治的新方案。[57]在這個方案失敗之後,梅特涅決定加大全國的行政改革力度以避免帝國內其他人認為他在偏袒意大利。他於1817年9月12日回到維也納,並立即開始操辦他女兒與伯爵約瑟夫·艾什泰哈奇的婚事,梅特涅為此累病。在他恢復後,他於1817年10月27日將他的提案壓縮成3個文件呈交給皇帝。改革後行政權力仍然是不民主的,不過將新產生一個司法部長和四個行政區的首長,其中一個是意大利。[57]重要的是這樣劃分是區域性而非國家性。[50]不過他的提案修正後通過,修正後的方案是:四個首長改為三個,意大利獲得其中之一,意大利人將出任首長並獲得財政去維持行政、教育和司法。不會設立新的司法部長一職,在司法改革後,沃爾斯伯爵成為司法部門的領導人。梅特涅成為倫巴第-威尼斯的新任總督,不過他的政治倡議(意大利自治)還是受到嚴格限制。[57]
亞琛,特普利采等
梅特涅工作重心一直在維持歐洲大國的聯盟,並且保持本國作為調停者地位(相當於要做縱貫線)。現在他擔心的是愛奧尼斯·卡波季斯第亞斯(希臘駐俄大使)自由主義思想影響沙皇,而且在奧斯曼帝國衰弱之後,沙俄對近東的野心也越來越大。[58]1818年4月由英國發起,梅特涅推動,6個月後在德國邊境召開亞琛會議。與此同時,有人建議梅特涅可以去卡羅維發利的溫泉治療風濕。[58]這是一次舒適的月假療養,不過在療養期間他得知他72歲父親的死訊。[59]他去看他在孔格斯瓦特的家產,然後在8月底前往法蘭克福去鼓動德聯邦的州去同意一些程序上事項。他終於可以在時隔25年之後重回自己的老家科布倫茨,然後他又去看他在約翰內斯堡的新財產。
當他前往亞琛的時候,他是陪同皇帝一同出行的。一路上他們感受到來自萊茵河沿岸天主教城鎮的溫暖致意。[58]他事先安排媒體對這次會議冠以和平時期第一次會議的標題。他十分希望這個在10月召開的會議能順利進行。事實上梅特涅很清楚他想從這個會議上獲得什麼:讓聯軍部隊從法國撤離並且要保持歐洲大國的聯盟。梅特涅拒絕沙皇建立一支歐洲軍隊的理想化建議,但他要求加強對普魯士言論自由的控制,卻難以獲得支持。雖然如此,歐洲大國還是在表面上維持高度和諧,梅特涅很高興看到亞歷山大沙皇重新接受保守派的觀點。[58]
由於受到多羅西亞·李文(俄國駐倫敦大使夫人)美色的吸引,梅特涅在會談破裂之後立即與她一起去布魯塞爾。儘管他沒待多久,但他們之後書信來往8年之久。梅特涅於12月11日回到維也納,不過這次不像過去,可以花大把時間陪孩子,[58]而是在聖誕期間宴請沙皇,在皇帝出訪意大利之前,他花12周時間監視意大利和德國。這次的出訪行程由於德國保守劇作家奧古斯特·馮·科茨布被暗殺身亡而縮短。
梅特涅在猶豫是否要利用這件事情壓制德國的大學思想,還是要在德聯邦議會中藉機進一步加強奧地利意志。他最終在6月作出決定:如果德國政府不帶頭抵制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奧地利將親自介入鎮壓此事,這是在巴爾斯貝德一次非正式會議上作出的決定。[60]為要試探一下普魯士的態度,梅特涅7月在特普利采會見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60][61]他與拿騷首相卡爾·埃貝爾在特普利采會議上對保守方案達成一致。卡爾斯巴德會議在8月6日召開,一直開到月底結束。[60]會上梅特涅迅速征服那些反對他提出的「針對革命黨的方案是正確而且必須先發制人」的聲音。[60]雖然有責難之聲,不過梅特涅還是對結果感到滿意,[60]這就是著名的卡爾斯巴德法令。[61][50]
這一切來的太簡單讓梅特涅感到不安,他現在擔心之後召開的維也納會談會遇到麻煩。梅特涅確實發現自己受到符騰堡親王和巴伐利亞親王的牽制,他們要求他放棄改革聯邦的計劃。[62]他現在後悔5年前太輕率強推現行的聯邦憲法。雖然如此,在其他問題上他還是堅持立場,會談的最終決議高度的反對革命,並沒有超出梅特涅的預期。他一直待在維也納直到1820年5月和談結束,一方面他覺得這個會談很無聊,一方面他的女兒克萊門汀於5月6日死於肺結核讓他傷心。於是他去布拉格,在那裡他得知他長女瑪利亞得肺癆,他趕去巴登陪伴在她身邊直到她7月20日死去。[63]她們的肺疾迅速傳染給埃莉諾和他們其他孩子,他們隨後留下梅特涅一人在奧地利,其餘的都去法國療養。[64]
1820年剩下時間充斥革命的新聞,其中還包括西班牙。梅特涅此時左右為難,一邊他要履行對沙皇的保守派誓言,一邊他要取悅英國不干涉獨立革命,於是他在西班牙問題上採取「同情的不作為」的態度。[nb 9]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7月初古列爾摩·佩佩(Guglielmo Pepe)在那不勒斯王國領導一場革命,並強迫國王費迪南一世接受新憲法。[63]梅特涅勉強答應由沙俄發起的特拉波會議,於10月召開討論這些非常事件。不過,梅特涅擔心過頭,因為沙皇已經安排好一切,並接受一個各方同意的折衷方案。[63]不過他仍然擔心希臘大使愛奧尼斯·卡波季斯第亞斯對沙皇自由主義方面的影響,於是他根據他的保守原則寫下一份長長文件呈交給沙皇,讓沙皇攻擊新聞自由和中產階級的崛起。[63]
這場會議在12月的第三個星期解散,下一步將召開萊巴赫會議討論那不勒斯的費迪南一世的問題。[64]梅特涅發現在萊巴赫的會議比在其他會議上他更能掌控全局。他操控着費迪南去否認他數月前剛剛簽署的自由憲法。為鎮壓革命,2月,奧地利派出部隊前往那不勒斯,3月抵達。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大會中止,這給梅特涅機會去親近歐洲各大國的代表直到革命被鎮壓。[65]3月中旬,皮埃蒙特區爆發革命,梅特涅在沙皇的幫助之下向邊境派出9萬士兵。
俄國人的支持緩解奧地利軍隊緊張情緒,也緩和維也納方面對於梅特涅政策太過昂貴的擔心。梅特涅回應說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要為他們重獲和平付出代價,不過梅特涅仍然對意大利的未來擔憂。令他安慰的是1821年5月25日,梅特涅獲得首席大法官和國家總理的職位,這兩個職位自從1794年考尼茨-里特貝格親王(外交革命的締造者)死後就一直空懸至今。同樣令他高興的還有沙俄、普魯士、奧地利三國重新親密起來。[65]然而,這是以犧牲英-奧雙邊關係為代價的。[66]當英國譴責特拉波會議的時候,梅特涅認為這只是微不足道的政見分歧。[63]
首相時期
漢諾威,凡羅拿,切爾諾維茨
1821年,當梅特涅和沙皇還在萊巴赫的時候,亞歷山大·伊浦西蘭蒂斯(希臘獨立戰爭領袖對抗奧斯曼帝國)的叛亂為「近東問題」(即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列國的戰爭)帶來新情況,即如何對待全面衰弱後的奧斯曼帝國。梅特涅與他的前任一樣,認為需要保存奧斯曼帝國作為沙俄的障礙,同時可以阻隔來自於巴爾幹半島的民族主義思想。[67]在沙皇回到俄國之前,梅特涅保證他不會在巴爾幹半島上採取單邊行動,而且再三寫信給沙皇要求他不要介入此事。[68]為獲得英國的支持,10月他在漢諾威會見卡斯爾雷子爵(現在的德里郡侯爵)和英王喬治四世。國王和子爵熱情的招待他。[nb 10][68]兩國的嫌隙因此得以消弭,[66]而且英國同意他們將支持奧地利的立場。梅特涅很高興的離開,不僅如此,他還遇到老情人多羅西亞·利芬。他相信歐洲能夠經受得住革命的風潮而且大國聯盟更加鞏固。[68]
聖誕節期間沙皇的政治行動超過梅特涅預期。1822年2月,沙皇派出德米特里·塔提斯車夫前往維也納會見梅特涅。梅特涅確信狂妄自大、野心勃勃的沙俄是希望梅特涅來主持大局。[68]作為回報,奧地利支持強制執行俄國與奧斯曼的協議,只要其他的同盟國也這樣做。事實上,梅特涅知道這件事情英國是不會同意的。接下來好消息是6月25日梅特涅在俄國宮廷裡的老對手希臘大使卡波迪斯特里亞斯退休。然而在4月底一個新的威脅產生,俄國決定介入西班牙事務,這被梅特涅形容為「徹徹底底的荒唐行為」。[68]這位奧地利首相為爭取時間,讓他的盟友卡斯爾雷提前來到維也納商量對策,不過卡斯爾雷8月12日自殺。在英國的新代表惠靈頓公爵到維也納之前,梅特涅意識到他在這件事上的立場已經站不住腳。[69]隨着卡斯爾雷的死,加上英奧兩國的關係冷淡化,梅特涅已經失去可以依賴的盟友。[70]凡羅拿會議是一個很好的社交會議而非外交會議。本來應該關注討論的意大利問題,現在變成討論西班牙問題。[69]奧地利堅持不得干涉西班牙內政,但最後法國取得勝利。[71]俄國承諾一旦法國入侵西班牙便支援15萬人,[69]普魯士也同意提供援助。[71]梅特涅擔心不知道他們會怎樣進入西班牙,也擔心法國的野心,不過雖然如此,他還是表示如果法國能證明他干涉西班牙的必要性的話,奧地利也誓言支持(僅是道義上的)。[69]
梅特涅在凡羅拿逗留到12月18日。在威尼斯和沙皇見幾天的面之後,他只身前往慕尼黑。1823年1月初他回到維也納,然後一直待到9月。事實上他在凡羅拿的逗留時間遠少於從前,部分是因為他現在已經是首相,還有部分是因為他的健康狀況不如從前。不過受到他家人5月從巴黎歸來這件事的鼓舞,他又在維也納的社交圈煥發青春。[72]不過政治上,這一年卻是讓人失望的。3月法國單方面越過比利牛斯山,撕毀在凡羅拿建立起來的「道義聯盟」。同時梅特涅認為新教皇良十二世太過親法,德國的幾個城邦也因為未能加入到凡羅拿會議中與奧地利鬧矛盾。此外梅特涅急切的破壞俄國外交家波佐·迪·博爾格的名聲(他傾向於自由主義思想),而不是洗刷沙皇此前對他的懷疑。更糟的是九月底,當他陪着皇帝在切爾諾維茨會見沙皇,以討論烏克蘭會議的解決方案時,梅特涅卻發燒。他只能和俄羅斯外相卡爾·內斯爾羅德做簡單交流。病榻中的梅特涅沒有參加切爾諾維茨的會談,不耐煩的沙皇提議在沙俄首都聖彼得堡繼續討論東方問題。梅特涅謹慎讓俄國控制着這件事情,因而儘量爭取時間去拖延這個會議。[72]
幸運的是,梅特涅和沙皇在聖彼得堡共同提出的議事日程(一個對沙俄有利的東方問題解決方案,和三個希臘公國的有限自治權問題),這兩個國家的聯合讓其他列強感到不快。英國外交部長喬治·坎寧在他宣布不參加這個會議之前,他同樣在爭取時間拖延,這讓亞歷山大沙皇極為不滿。梅特涅觀察整個1824年,他相信只要數月時間,他的影響力就將超過沙皇。[72]梅特涅重新修改他5年前在卡爾斯巴德提出的保守方案,並且尋求進一步將奧地利的影響力超越德聯邦的方法。梅特涅告知新聞媒體,他們將不能再全程公布議會的進程,而只能發布最終的決議。[73]
1825年1月,他開始擔心他妻子埃莉諾的健康問題,他奔赴巴黎去服侍在她的病榻之前,她於3月19日病逝。儘管他為她傷心欲絕,但他也不忘抓住機會和巴黎的精英們共進晚餐。他輕易獲得一些社交上的勝利,另一方面沙皇也聽說他在巴黎的事情,這對他的名譽沒有任何幫助。他4月21日離開巴黎,5月7日到達米蘭後與皇帝會合。他婉拒教皇讓他擔任紅衣主教的提議。然後他在熱那亞做短暫停留。7月初和皇帝分別後,他與他兩個女兒里歐婷和赫麥恩一起去安靜的巴特伊施爾(溫泉城鎮)旅遊,儘管那邊與世隔絕,但是他還是源源不斷的收到關於奧斯曼帝國的壞消息,希臘的革命迅速的被埃及的易卜拉欣·阿里鎮壓。他還不得不處理聖彼得堡會議的餘波,雖然沙皇未能成功召集這次會議,不過他已經和所有的大國的公使交流過。到五月中旬,一切已經很明顯,各大國的步調越來越不一致,而神聖同盟也名存實亡。[74]
匈牙利議會,沙皇之死和意大利問題
梅特涅建議弗蘭茨皇帝重新召集匈牙利議會,這將是推動財政改革的好方法。事實上,1825年到1827年的議會召開300次會議,這些會議充滿各種對帝國侵犯匈牙利貴族歷史權利的批評。當梅特涅被迫前往普萊斯堡去履行一個禮儀性事務[75](匈牙利科學學院的成立)時,他抱怨說這議會浪費他的時間,破壞他的習慣,影響他的生活。他發現匈牙利民族主義情緒不斷滋生,並擔心賽切尼·伊什特萬影響力的增長(他捐獻一年的收入去成立匈牙利科學學院),1825年梅特涅與他會面兩次。回到維也納後,在12月中旬,他聽聞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死訊,此時他百感交集。梅特涅了解沙皇,他的死讓他想起自己犯下的錯誤,但這令他有機會將過去外交上的不快一筆勾銷。此外,他本還可以向老沙皇邀功,因為他成功預言十二月黨人對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自由主義叛亂,這場叛亂之後被鎮壓。如果梅特涅還是個年輕人,他將親自拜會新沙皇,不過他已經53歲,他在仔細指示費迪南大公(王儲)後讓大公前往沙俄。他還與英國特使惠靈頓搞好關係,以爭取他的幫助來改善與沙俄的關係。儘管如此,尼古拉一世即位後的十八個月內,並沒有和梅特涅交好。首先是因為沙俄接受了英國的調停提議,將於1826年4月4日介入東方問題(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列強的戰爭),[nb 11]其次是因為奧地利無視阿克凱爾曼大會(奧斯曼帝國與沙俄停戰協議)的談判,第三是因為法國也對梅特涅關於東方問題不干涉原則的無視。1826年8月沙俄外相內斯爾羅德拒絕梅特涅提議召集大會去討論將導致葡萄牙自由戰爭爆發的一系列事件。梅特涅用他「驚人的韌性」[75]接受他本人的這段黑暗時光。
1827年11月5日,安托瓦內特·馮·來卡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她只有二十歲,比梅特涅的兒子維克多還要年輕,維克多甚至被她的繼母所吸引。這場婚姻——一次在黑岑多夫的婚外情——引來不小的批評之聲。不過安托瓦內特的優雅和迷人為她征服維也納社交圈。[75]同一天,英國、法國、沙俄三國軍隊在納瓦里諾海戰中重挫奧斯曼帝國的艦隊,這使得沙俄的侵略(奧斯曼帝國)更有可能。梅特涅擔心任何行動都可能摧毀奧斯曼帝國,從而破壞1815年以來奠定的大國平衡。不過讓梅特涅放心的是英國新首相惠靈頓公爵對此也有同感。[76]在他再一次提議召集會議的努力失敗後,梅特涅只能從東方問題上退出,僅僅成為一名觀察員。他認為1829年9月簽署的亞德里亞堡協議(Treaty of Adrianople,奧斯曼帝國的割地賠款協議)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儘管他公開批評這份協議對土耳其太過嚴厲,但是他私下對這份協議感到滿意,因為它的仁慈並且給與希臘完整自治權,這將成為沙俄擴張的緩衝。到1829年末,梅特涅覺得有希望讓奧地利重回在歐洲事務的中心地位,而不需要藉助那些紙面的協議。而與此同時梅特涅的私人生活卻充滿憂傷。1828年11月他母親病逝,1829年1月安托瓦內特在生下他們的兒子理查德·馮·梅特涅(Richard von Metternich,日後也成為一位外交家)五天後病逝,1829年11月30日,剛剛成為外交官的維克多·馮·梅特涅病逝。接下來的聖誕節孤獨而悲傷,他還擔心他的保守派追隨者嚴厲手段和復燃的自由主義思想。[77]
1830年5月,梅特涅前往他在約翰內斯堡的莊園,一個月後回到維也納,他擔心「倫敦和巴黎的混亂」,而他卻無力阻止這一切。[77]聽說內斯爾羅德正在卡爾斯巴德進行水療,他於7月底前往那邊去會見這個俄國人。他嚴厲指責沉默的內斯爾羅德,幸運的是沒有什麼過激行為,兩人約定8月再一次會面。這期間梅特涅聽說法國的7月革命,這深深的震動他(他說道:我一生的工作都被摧毀),不過理論上這也給再一次召集四國同盟會議的機會。[78]梅特涅按計劃和內斯爾羅德見面,內斯爾羅德拒絕梅特涅重建舊四國聯盟的建議,他們同意直到新政府表現出對歐洲擴張的野心時再予以鎮壓。[79]儘管對這個結果滿意,梅特涅還是因為一連串壞消息感到揪心,布魯塞爾局勢動盪、惠靈頓公爵辭職、德國境內呼籲立憲,他憂鬱的寫道「這是病態的享受」,是歐洲舊秩序「終結的開始」。雖然如此,他還是感到安心,因為經過7月革命,法俄的聯盟已經破產,尼德蘭也有梅特涅喜歡的舊式議會。1830年在匈牙利議會的會議更加成功,在只有少數異議的情況下,費迪南大公被加冕為匈牙利國王。此外,11月,他與25歲的梅勒妮·西奇-法拉利訂婚,她來自於梅特涅久仰大名的馬扎兒家族。這次婚姻引來的街談巷議遠小於上一次,他們於1831年1月30日結婚。[78]
1831年意大利終於發動自由革命,2月,帕爾馬、摩德納、博洛尼亞紛紛爆發起義,並呼籲法國的幫助。這些城市的前任主子紛紛向奧地利求援。但是梅特涅擔心在沒有新教皇額我略十六世允許的情況下,不能進軍教皇國。不過他還是派軍占領帕爾馬和摩的那,最終穿過教皇的領地。3月底,意大利恢復和平。7月,他命令軍隊從教皇國退出,1832年1月,這些軍隊再一次進入意大利鎮壓第二次叛亂。[78]這時的梅特涅明顯蒼老,他頭髮變灰,面容憔悴,心情沮喪,儘管如此他的妻子還是喜歡陪在他的身邊。1832年2月,梅特涅的女兒出生,他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這個孩子。1833年生兒子克萊門斯,不過僅出生兩個月便夭折。1834年10月他們又生一個孩子,保爾。1837年他們生了第三個兒子,路德。他發現有小孩可以有效避免與這個社會脫節,而妻子可以有效當做抵禦社會事件的盾牌,而他妻子影響奧地利政策的能力非常有限。政治上,梅特涅有新的對手,帕莫斯頓大人(後來的英國首相),1830年出任英國外相。直到1832年底,他們幾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意見相左。梅特涅寫到:總而言之,帕莫斯頓在每件事情上都犯錯。[80]當1832年梅特涅再次束縛德國大學思想的時候,英國認為根據1815年的協議,其有權反對奧地利對於德國大學的思想束縛,這讓梅特涅很惱火。梅特涅還擔心帕莫斯頓會將歐洲的大型會議放在英國召開,這樣會極大削弱梅特涅的影響力。[80]
東方問題再起和歐洲和平
1831年埃及入侵奧斯曼帝國,擔心奧斯曼帝國的全面崩潰而奧地利只能獲得很少的利益,梅特涅因而提議多國對奧斯曼帝國的支持。法國對此態度曖昧,英國則提出要在英國開會討論。事實上,到1833年的夏天,英奧之間的關係已經跌到谷底。真正讓梅特涅在意的是沙俄的態度,在沙俄他有信心找到更多的共同語言(也許是他一廂情願),而之後俄國和奧斯曼帝國簽署的帝國碼頭協議(Treaty of Hünkâr İskelesi,兩國的互助協議)讓梅特涅感到驚訝。雖然如此,1833年9月,他準備在特普利采會見普魯士國王,並且在慕尼黑城堡陪同弗蘭茨一世會見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與普魯士國王的見面互動良好。儘管普魯士經濟突飛猛進,但梅特涅仍然感到自己能夠控制這個國家。[80]而與沙皇的見面是緊張的,但沙皇卻表現的很熱情,雙方一共簽署三個慕尼黑城堡協議,框架一個新的保守主義聯盟來支撐在土耳其、波蘭和其他國家現有的制度。[81]梅特涅高興離開,唯一令他失望的是波蘭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80]而在不久之後,他聽說一個由英法西葡四國組成的四國同盟於1834年成立。這個自由聯盟公然抨擊奧地利的價值觀,帕莫斯頓寫到:當梅特涅知道我們的協議之後,他很想看看梅特涅的臉色。這確實是個痛苦的指責,幾乎爆發一場戰爭。梅特涅雙管齊下:一邊陰謀讓英國外相下台,一邊試圖建立一個跨大國集團的聯盟(後者失敗)。11月帕莫斯頓下台,梅特涅於是無事可做。「我們(輝格黨)出局」帕莫斯頓寫到,「立即把這個事情告訴梅特涅,他會很高興的」。事實上,到1835年春,帕莫斯頓已經做好回歸外交大臣的準備,不過此時梅特涅感到一場大範圍的戰爭得以避免,新的四國聯盟也將土崩瓦解。[80]
1835年3月2日奧皇弗蘭茨一世駕崩。繼位者是他的癲癇症兒子費迪南一世。儘管這位皇帝被人稱為「君王中的鬼」(ghost of a monarch),而梅特涅卻將他置於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地位,並且儘自己可能維續着政府的運作。他很快就被要求陪着費迪南一世前往特普利采和普魯士國王與沙皇見面,費迪南被徹底征服,尤其是代表團列隊行進到布拉格的時候。不過整個會面還是和諧的。[82]之後的數年對梅特涅而言算是相對的和平,外交上,梅特涅和帕莫斯頓偶爾會因為自己沒有成為英國與沙俄黑海問題的中間人而氣憤。梅特涅也會花一點時間來支持科技的應用,比如鐵路。他最迫切的問題是匈牙利,他不情願支持溫和派的賽切尼,在一條評論梅特涅「正在衰敗的政治權利」的問題上,他猶豫不決。[83]在宮中,他堅決反對並挫敗他的對手,明日政治之星弗蘭茨·安東·馮 科洛弗拉特-李博斯坦恩斯凱(Franz Anton von Kolowrat-Liebsteinsky),尤其是反對他增加軍事預算的提議。在1836年他試圖強行通過憲法改革法案失敗之後(主要是由於更加傾向於自由主義思想的約翰大公阻撓),他不得不在「奧地利國家秘密會議」中分權給科洛弗拉特和路德維格大公。國家決策自然陷入僵局,[83][84]他甚至打算要辭職,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他生四個小孩以後,他的收入要維持約翰內斯堡,孔格斯瓦特,普拉斯(他1826年購買的城堡)的莊園已經捉襟見肘。1838年他在特普利采會見普魯士國王和沙皇,他用老方法對付老威脅,他記錄到:我能知道普王弗里德里克·威廉姆一次要用多少鼻煙。[83]
1839年梅特涅已經做好第二次土耳其-埃及戰爭的準備,並且渴望重建奧地利的外交威望。他迅速召集代表到維也納,他們於7月27日發布對君士坦丁堡支持的公告。然而,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聖彼得堡向梅特涅傳遞了一個消息,他反對維也納成為歐洲的外交中心。梅特涅瘋狂工作力圖實現他的計劃以至於病倒,用5周時間在約翰內斯堡休養。[85]奧地利失去主動權,他們不得不接受倫敦成為「東方問題」的談判中心。這不是唯一的壞消息,三周後,梅特涅建立的歐洲跨大國聯盟(他的外交提議跟着法國首相阿道夫·梯也爾擺動)變得少人問津。同樣地,隨着梯也爾的下台,在德國議會上就很少聽到梅特涅的議案。一個加強駐維也納大使影響力的單獨議案也被否決。這些挫敗為梅特涅剩餘的首相生涯定調。[85]在外人看來,是梅特涅的病讓他不再愛他辦公室。之後的十年裡,他的妻子梅蘭妮靜靜的準備着那個時刻,要麼他從辦公室退休,要麼死在辦公室。1840年初,梅特涅的工作又回到匈牙利上面來,這次匈牙利要區別與奧地利帝國的民族認同問題。這次梅特涅展示他敏銳的觀察力,但他關於匈牙利的提案已經為時已晚,強硬派科蘇特·拉約什(後來的匈牙利總統)已經建立起一個堅強的民族主義陣營。梅特涅對於其他民族的支持是不完整的,因為他與這些要分裂帝國的人永遠有個不可調和的矛盾。[86]
在奧地利國家會議上他失去一個主要盟友,卡雷爾·克萊曼-馬丁尼茨。1840年,在解決奧地利政府不斷升級的癱瘓狀態問題上,他一無作為。梅特涅現在努力去強推他期望的檢查制度。幸運的是,奧地利境外沒有大的反對奧地利制度事情。[86]意大利是安靜的,普魯士的新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需要重新教導,英國新女王維多利亞在他們第一次會面時對這迫在眉睫的問題表現漠不關心。令人擔心的是沙皇,他認為哈布斯堡王朝和奧地利已經到最低點。1845年沙皇在一次對意大利隨性的旅遊之後,回俄國路上他出人意外的在維也納逗留一下。他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客人,不過在一片奧地利的批評聲中,他消除梅特涅的疑慮,俄國不會再一次去入侵奧斯曼帝國。兩個月後,這兩個國家共同致力於「加利西亞大屠殺」(利誘烏克蘭農民獵殺波蘭貴族),同時克拉科夫市宣布獨立。梅特涅隨即授權軍隊占領這個城市,命令部隊恢復周邊地區的秩序,並認為這裡需要一個更加永久的解決方案。梅特涅熱衷於撤銷1815年給予克拉科夫市的偽獨立政權。在與普魯士和沙俄數月的談判之後,奧地利於1846年11月吞併這個城市。梅特涅將其視作個人的勝利。而事後看來,這是一把雙刃劍:不僅波蘭的不同政見者正式成為奧地利的一份子,而且在被他們視為神聖的1815年獨立的權力被剝奪後,他們致力於推翻「梅特涅體系」的決心便日益增長。英國和法國同樣表示憤怒,不過梅特涅卻並不在意。之後的兩年,費迪南一世未能退位讓其兒子繼位,梅特涅認為奧地利需要他來維持這個政府。[86]
革命
儘管梅特涅的晚年已經相當疲累,但從他的首相官邸還是源源不斷送出政令。新教皇庇護九世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吸引,站在梅特涅和奧地利對立面。與此同時,在一個歉收之年,帝國失業率和物價都在上漲。當1847年夏天梅特涅命令占領教皇控制的費拉拉時,來自於教皇和帕莫斯頓的強烈抗議讓他感到手足無措。這些只是一個開始。儘管獲得法國首相弗朗索瓦·基佐在瑞士內戰中的支持(這麼多年來法國第一次支持奧地利),事情仍然沒有變好。他們被迫回到支離破碎的瑞士,梅特涅還提供免息貸款給瑞士政府。[87]他們提議召開一個會議,不過很快就變得沒有必要,因為瑞士政府被革命軍擊敗。這對梅特涅的威望是個巨大打擊。他在維也納的政敵抓住整件事情作為他已經不適任的證據。1848年伊始,梅特涅就預料到這是個麻煩年。[nb 12]為應對日益增長的威脅,他派出一位特使凱爾·路德維格·馮·菲凱爾蒙(Karl Ludwig von Ficquelmont)前往意大利。他恢復梅特涅1817年的意大利計劃,還要做好預先的準備應付法國各種偶然的計劃。2月底,當騷亂蔓延的時候,奧地利陸軍元帥約瑟夫·拉德茨基宣布意大利倫巴第-威尼斯地區進入戒嚴。儘管局勢這樣,並且傳來法國再一次革命的消息,梅特涅仍然沒有操之過急的行動。畢竟作為奧地利政壇裡面唯一常青樹,這種事情他已經司空見慣。他相信除非在奧地利發生革命,否則他不可能下野,而這種革命不太可能發生。[87]雖然如此,他被薩克森外交官,傳記作家穆拉特形容為:他是他從前自己的縮影。[88]
3月3日科蘇特·拉約什(匈牙利以後的總統)在匈牙利議會上發表一次激烈的演說呼籲實行憲政。[88]雖然如此,直到3月10日梅特涅才關心這件事情,維也納此時的威脅與反威脅言論滿天飛。兩次有組織的請願要求更多自由、更多透明度及更多代表權。3月13日到達高潮,學生也加入到集會隊伍中,人們歡呼皇室口號卻不斷要求梅特涅下野。在持續一個上午請願集會活動之後,正午時分梅特涅被路德維格大公召去見面。[87]梅特涅要求軍隊介入,並且發表一個事先準備好的聲明,只給這些集會者最少讓步。下午,集會示威活動升級,軍方開火造成五人死亡。當那些被剝奪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者也加入到示威人群中來,暴民們被徹底激發起來,他們開始打砸搶燒。[87]學生們提議他們將建立一個親政府的學術軍團(由大學生組成的軍隊組織),只要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路德維格大公希望能夠接受這個提議,並告訴梅特涅必須辭職,他不情願接受。[89]在首相官邸睡一夜之後,他的幕僚建議他要麼收回辭呈,要麼離開維也納。當路德維格大公告訴他政府將無法保證他的安全之後,梅特涅先是去塔夫伯爵家裡,然後在朋友查爾斯·馮·徐格爾,約翰·雷希貝格的幫助下,他去距離維也納40英里遠的列支敦士登親王家裡。梅特涅的女兒里奧汀3月21日到他身邊。有人建議他去英國避避風頭,他同意。梅特涅、梅蘭妮和19歲的兒子理查德出發去英國,留下里奧汀照顧其他小孩。[90]梅特涅辭職迎來維也納一片歡欣鼓舞。維也納平民對梅特涅時代檢查制度的終結感到高興。[91]
流放、回歸、死亡
在經過了9天焦躁不安的跋涉之後(途中有些城鎮歡迎他們到來,有些城鎮拒絕),他們終於來到荷蘭城市阿納姆。在梅特涅恢復體力之後,他們前往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在那裡他們等待4月10日爆發的英國憲章運動的結果。4月20日他們從布萊克沃登陸倫敦。他們在漢諾威廣場的布倫茲維克旅館度過舒適兩星期,直到他們獲得永久居留權。梅特涅非常喜歡在倫敦的時間。接近80歲的惠靈頓公爵招待他,帕莫斯頓、弗朗索瓦·基佐(法國前首相,也被流放)、本傑明·迪斯雷利也來拜訪他,他們都喜歡和他談論歐洲的政治。唯一讓他失望的是維多利亞女王對他到來沒有任何表示。他們三人在伊頓廣場44號租個房子,住4個月。夏天的時候其他的小孩也來到英國。他關注着奧地利的時政,[90]並且否認自己曾經的錯誤。他用歐洲的騷亂來為自己辯護。而在維也納,一個反檢查制度的媒體持續抨擊梅特涅,特別是他們控訴梅特涅挪用公款,收受賄賂,要求當局立案調查。調查組澄清這極端的指控,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當然,梅特涅在這件事上花大代價,這不過是19世紀早期的外交手腕而已。與此同時,梅特涅被剝奪養老金,他諷刺說現在只能依靠羅斯恰爾茲家族和沙皇的貸款過日子。[90]
9月中旬,一家人搬到在英國南部港口城市布賴頓的布倫茲維克露台42號,這裡的寧靜與喧嚷的革命中的歐洲成鮮明對比。國會議員,特別是迪斯雷利常來拜訪梅特涅,其中還包括他的老情人多蕾西亞·利芬(梅蘭妮從中撮合)。一家人於1849年4月23日搬到里士滿宮殿里的套房。來拜訪的人有惠靈頓公爵、約翰·施特勞斯(奧地利作曲家)、多羅西亞·德·蒂諾(老情人威廉敏娜的妹妹)、[nb 13]以及老情人凱特琳娜·巴格拉基文。[92]不過梅特涅的衰老以及他經常暈倒惹得大家很擔憂。這位前首相同樣因為缺乏與新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以及他的政府溝通而感到沮喪。里奧汀寫信給維也納,成功取得與皇帝的聯繫。8月,梅特涅收到一封來自皇帝熱情的信,不論其真誠與否,這極大的激勵梅特涅。八月中,梅蘭妮想要搬去布魯塞爾,那裡生活成本低而且更能接觸歐洲大陸的事宜。他們10月份到達布魯塞爾,整晚的住在貝爾維旅店。隨着革命浪潮的衰退,梅特涅覺得自己有希望重回維也納。而事實上,他們在那邊待18個月。梅特涅在等待機會重回奧地利的政治圈,而非悄悄地回到波西米亞的莊園。這是一段舒適而又便宜的日子,不論他們住在哪裡,都有大批的拜訪者,有政客,作家,音樂家,科學家。對梅特涅而言,這些都是枯燥無聊的,只有他的鄉愁與日俱增。1851年3月,梅蘭妮勸他寫封信給維也納新的政治力量人物施瓦曾伯格親王,問他如果梅特涅願意不再干涉公共事務,是否可以回國。4月他收到皇帝肯定的答覆。[92]
1851年5月,梅特涅出發前往他在約翰內斯堡的莊園,他上次到這裡是1845年的事情。在這裡,他很愉快和普魯士代表奧托·馮·俾斯麥度過一個夏天,他同樣很高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能來拜訪他,然而讓他感到生氣的是國王不過把他當做對抗施瓦曾伯格工具而已。9月,梅特涅回到維也納。他重新煥發,甩掉鄉愁,十年來第一次覺得活在當下。弗蘭茨·約瑟夫大小事務都向他問政,不過這位皇帝非常固執不聽人言。維也納政局的兩個派系都想拉攏梅特涅,甚至尼古拉斯沙皇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也不忘見見梅特涅。梅特涅不喜歡新外相卡爾·費迪南德·馮·布奧爾(Karl Ferdinand von Buol)。梅特涅的建議品質參差不齊,不過有一些還是會提供有用的觀點,甚至超過當代人。聾以後,梅特涅不停寫信,尤其是感激皇帝。他希望奧地利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保持中立,不過布奧爾卻反對。[nb 14]與此同時,梅特涅的健康每況愈下,在他妻子1854年死後,他漸漸淡出視野。1856年早期他的精力短暫復甦,他忙碌於安排自己的兒子理查德和外孫女博林結婚(理查德同父異母姐姐的女兒,她是里奧汀的女兒,也就是說兩人近親結婚),並且承諾自己將多多旅遊。比利時國王、俾斯麥先後來拜訪他。1857年8月16日他招待未來的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然而布奧爾卻更加怨恨梅特涅的建言,尤其在意大利問題上。1859年4月,弗蘭茨·約瑟夫問梅特涅關於意大利問題該如何處理。據博林回憶,梅特涅請求皇帝不要向意大利發出最後通牒,皇帝告訴他,最後通牒已經發出。[93]
這件事情上梅特涅大失所望,皇帝尷尬的是之後就爆發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奧地利必須對抗薩丁王國和法國的聯軍。梅特涅感到放心的是布奧爾繼任者是1848年幫過他的雷希貝格。1859年6月,弗蘭茨約瑟夫給梅特涅一個特殊的任務,起草關於皇帝身後事的秘密文件,這件事情對梅特涅來說也許負擔太重。6月11日他病逝於維也納,享年86歲,他是這一代政治家裡面最後一人去世。幾乎每一個在維也納的名人都來悼念他。外國媒體對他的死卻鮮少報導。[93]
身後
一個半世紀以後,一款氣泡酒以梅特涅的名字命名,馮·梅特涅雷司令。2003年6月11日,奧地利保守時期紀念幣也刻上了他的頭像。硬幣背面是一張他的頭像與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歐洲。
歷史評價
梅特涅長期備受批評的是其十九世紀政策「嚴重妨礙奧地利和其他中歐國家正常發展自由思想和憲法政治」。[94]若非該人主政,奧地利可能早已經改革,能更適切處理民族問題,甚至還可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94]然而梅特涅卻殘忍鎮壓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此舉終究不過是拖延其必然發生的過程[95],據歷史學家歐克雷(Okey)的說法,梅特涅主張的社會保守主義反而有可能助長民族主義情緒[95]。為達成這不可能的目標,梅特涅犧牲掉奧國言論自由,除了透過嚴厲的審查制度外,他還建設規模龐大的間諜網作為鎮壓工具[73]梅特涅也反對選舉制度,他曾經於1830年嚴厲批評英國的《改革法案》[96],也有人批評梅特涅是把自己心境鎖在一場與當代主流思想交鋒的戰鬥中[97]。奧地利歷史學家維克多·比布爾形容梅特涅是 「奧地利魔鬼」,是他導致普魯士而非奧地利統一德國,因為他一貫政策是不讓德國統一。[94]梅特涅也因為他剛愎自用、過度虛榮而受到指責,因為這個導致有些人將憲法原則朝不合適方向發展。[98]
以上這些觀點是以梅特涅有能力改變歐洲卻不去改變為前提。近代評論家像A·J·P·泰勒質疑梅特涅究竟有多少影響力。[94]羅賓·歐凱,梅特涅的評論家,提到即使在外交領域,梅特涅「只能依靠自己的口才」,這隨着時間推移也漸漸失靈。[98]基於此,梅特涅不得不固執推行他「令人討厭」的保守主義政策,而梅特涅在一份長而詳細的備忘錄中明確表達:[97]要用「煙幕」掩蓋奧地利的外強中乾。[99]結果是,梅特涅並不戀棧外交權力。泰勒形容他是「歐洲歷史上最無聊的人」,梅特涅自己也標榜說他可以把一個人無聊至死。[94]這一觀點鮮明指出梅特涅有負於他「歐洲馬車夫」的名聲。因為奧地利沒有打敗拿破崙,也不是奧地利造就維也納和會、奧地利沒能阻止法國入侵西班牙、沒能阻止英國框定比利時邊境,更沒能阻止沙俄1833年決定土耳其命運。[99]而且他的失敗不僅限於外交事務,一些爭議評論認為:在國內他同樣無能,他甚至無法推動他自己提議的行政機構改革。[98]基於這一觀點,梅特涅是個在國內國外都無足輕重的人。[100]
另外一方面,梅特涅作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證據,從20世紀開始越來越吸引歷史學家們,尤其是吸引傳記作家海因里希·馮·斯爾比克。[98]特別是在二戰之後,歷史學家們更傾向於為梅特涅政策辯護,他只是為達到目的作出合理努力,也就是說,他為保持大國平衡,而且在革命浪潮之下維持現狀。梅特涅假想的國際陰謀並不存在。拿破崙時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他沒留給梅特涅這樣的保守主義者什麼選擇權。[100]越來越多同情他的歷史學家一致認為梅特涅成功預見並防止沙皇對於歐洲的控制。歐洲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所分裂,他們的競爭有一部分原因是應該歸咎於自由主義者們,像坎寧、帕莫斯頓(兩位英國首相)不願意像卡斯爾雷在1815年那樣妥協。[100]斯爾比克認為梅特涅所作所為是合法的、合作的、願意對話的,正因此他才能執政30年,開創梅特涅時代。彼得·埃菲爾克、恩斯特·B·哈斯認為梅特涅從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中獲得成功,雖然這些人很少。事實上梅特涅在宮中沒什麼影響力,這一點現在已經常常成為為梅特涅辯護的理由。他們爭論說梅特涅有力的推動國會萌芽發展,並且給予帝國內各州平等權利。1847年梅特涅否認奧地利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自由。[101]鑑於此,梅特涅做法被認為是具有家長作風的,他保護奧地利避免外族入侵。[102]
那些試圖還原真實梅特涅的人也堅稱與梅特涅同時代的卡斯爾雷子爵、查爾斯·塔列郎這些人比起來,梅特涅是「當之無愧的外交大師」。[103]在他的時代,他完美詮釋外交的本質。[97]他們認為,梅特涅是「英俊的,詼諧的……頑強的」。他自己承認不擅長小戰鬥,但擅長大戰役。[103]同樣,亨利·基辛格在1957年末發表的關於梅特涅的博士論文,讚揚梅特涅在維續支離破碎奧地利帝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篇論文在學術圈中掀起一番論戰,例如歷史學家保爾·W·施羅德。當然,如果他是個好的外交家那一定會引來很多對他謊言的批評,坎寧和塔列郎都有過此類批評,同時詩人弗蘭茨·格里爾帕策建議梅特涅索性把謊言當真。[101]歷史評論家阿蘭·思科德爭論道,梅特涅的「煙幕」是為他進一步一系列密切相關政策服務的,不過這是以犧牲對個別事件控制權為代價的。[101]不過思科德同樣認為梅特涅是表面上的自由主義者。他並不希望地方分權,出於對舊世界的擔心,他推行嚴厲中央集權獨裁制度。[101]思科德反對用事後諸葛亮的方法來評論梅特涅,在那個時代,梅特涅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為維護奧地利利益,1848年事件是奧地利失序後的曇花一現。[101]
總而言之,梅特涅是當時(19世紀)保守主義的巨擘。在維也納會議後的三十幾年(1815-1848)被稱為「梅特涅時代」。梅氏之所以敵視民族和自由主義固然是因為他出身所影響,但亦一方面,亦因為奧帝國本身的需要。在列強集會維也納期間,奧皇法蘭西斯一世曾經告訴一位俄國使節:「我的國家像一所蟲蛀房子,如果移動一部份,誰也不知道會倒塌多少。」事實上,當時的奧國缺乏富裕、保守的中產階級,人口大部份是農民;民族構成更為複雜,分別有馬札兒人、捷克人、羅馬尼亞人及波蘭人等等,換言之,奧國亦無民族或文化上的統一性,因此梅氏最怕民族獨立及民主政治思想之傳遞,他認為這些力量足以令奧帝國土崩瓦解。 無論如何,梅氏是19世紀歷史里一位重要的外交家,他劃定19世紀前期歐洲發展的脈絡,維持歐洲各專制國長達30多年的專制統治。
家庭
1795年梅特涅與第一任妻子愛麗諾·馮·考尼特斯結婚,這段婚姻助他躍入維也納社交圈。1825年原配過世,1827年與男爵夫人安托瓦內特·來卡姆(Antoinette Leykam)結婚,她於1829年逝世;後又與伯爵夫人梅蘭妮·西奇·費拉里(Melanie Zichy-Ferraris)於1831年結婚。
梅特涅有以下子女:[104]
與埃莉諾所生:
- 瑪麗亞·萊奧波爾迪娜 (Maria Leopoldina) (1797–1820)
- 弗朗茨·卡爾約翰格奧爾 (Franz Karl Johann Georg) (1798–1799)
- 克萊門特·愛德華 (Klemens Eduard) (1799–1799)
- 弗朗茨·卡爾·維克托·恩斯特·洛塔爾·克萊門斯·約瑟夫·安東·亞當 (Franz Karl Viktor Ernst Lothar Clemens Joseph Anton Adam) (1803–1829)
- 克萊門汀·瑪麗·屋大薇 (Klementine Marie Octavie) (1804–1820)
- 萊奧梯納·寶蓮·瑪麗亞·阿德爾海德 (Leontine Adelheid Maria Pauline) (1811–1861)
- Pauline Klementine Marie Walburga Sándor de Szlavnicza (1836-1921),於1856年嫁舅舅赫爾曼
- 赫敏·加布里埃萊(亨利耶塔)的瑪麗·萊奧波爾迪娜的艾蕾歐諾拉 (Hermine Gabriele (Henrietta) Marie Eleonore Leopoldine) (1815–1890)
與安托瓦內特所生:
- 理查德·克萊門斯·約瑟夫·洛塔爾·赫爾曼 (Richard Klemens Josef Lothar Hermann) (1829–1895),第二代梅特涅親王
與梅蘭妮所生:
- 梅拉妮·瑪麗·波琳·亞歷山大 (Melanie Marie Pauline Alexandrine) (1832–1919)
- 克萊門特 (Klemens) (1833–1833)
- 保羅·克萊門斯·洛塔爾 (Paul Klemens Lothar) (1834–1906),第三代梅特涅親王
- 克萊門斯二世 (1869-1830),第四代梅特涅親王
- 保羅二世 (1917-1992),第五代梅特涅親王
- 克萊門斯二世 (1869-1830),第四代梅特涅親王
- 瑪麗亞·艾米利亞·斯特凡尼亞 (Maria Emilia Stephania) (1836–1836)
- 斯蒂芬·洛薩·奧古斯特·克萊門斯·瑪麗亞 (Lothar Stephan August Klemens Maria) (1837–1904)
與卡特琳娜 巴格拉基文 (承認的私生女):
- 瑪麗 - 克萊門汀·巴格拉季昂 (Marie-Klementine Bagration) (1802–1884)
註解
- ^ 在1777年,他的工作範圍擴張至包含整個威斯特伐利亞 Palmer 1972,第8頁.
- ^ 然而,並沒有理由去懷疑埃莉諾對此安排感到不高興。Palmer 1972,第27–31頁.
- ^ 私生女(Klementine)被梅特涅自己和他忍耐的正妻認定為他們的合法子女。她是梅特涅唯一的私生子女。Palmer 1972,第36–37頁.
- ^ 何以梅特涅被選任此職是一個謎。拿破崙說他要一個"Kaunitz",無論是否表示一個從house of Kaunitz來的人還只是一個像在1750-53年擔任法國大使 the Prince of Kaunitz這樣風格的人。但這句話對梅特涅相當有利,因為他妻子是"Kaunitz"家族的。 Palmer 1972,第44–47頁.
- ^ 這個修改後的條約在維也納特別受歡迎,因為它顯示出奧地利的獨立性提高。但是,奧地利其實並不能負擔條約允準的軍隊人數。Palmer 1972,第77頁.
- ^ 為此,梅特涅相當被人討厭,因而成為一項二月中被發現的暗殺目標。Palmer 1972,第93頁.
- ^ 名義上 呂貝克和漢堡 會回復自由城市的地位,也標示着法國對萊茵邦聯的直接控制結束。條款還包括歸還被普魯士吞併的領土;歸還Illyrian provinces給奧地利;及解散法國控制的華沙公國。Palmer 1972,第97頁.
- ^ 在那時,俄羅斯人想要一個以卡爾十四世·約翰為首的新君主,奧地利人則想保留波拿巴-哈布斯堡王朝,如果拿破崙本人不能親自執政的話。 Palmer 1972,第112頁.
- ^ 梅特涅成功單以誘發亞歷山大一世 (俄國)擔心法國的陰謀來阻止他入侵法國。Palmer 1972,第199頁
- ^ ,當他承諾向英國支付奧地利的一部分債務後,英方對梅特涅的態度變得更好。Palmer 1972,第203–212頁.
- ^ 英國及奧地利雙方都想避免戰爭,但英國外交大臣坎寧想看到一個自治的希臘,並以此作為對奧斯曼帝國的調解主題。梅特涅則堅決反對重劃東歐的任何邊界,免得一發不可收拾。 Palmer 1972,第236–237頁.
- ^ 西西里的革命只是十四日後的事,但梅特涅指出羅馬才是日後麻煩的中心。Palmer 1972,第298–311頁.
- ^ 數位傳記作者接受Pauline(梅特涅孫女)的證詞,指拜訪者是威廉敏娜本人。但這似乎和威廉敏娜已確認的死亡年份1839年有矛盾。 Palmer 1972,第322頁.
- ^ 甚至當布奧爾於1855年12月和西方盟國簽訂同盟時,儘管這同盟不包括軍隊,梅特涅帶着遺憾寫下布奧爾破壞他和俄羅斯培養數十年的聯繫。Palmer 1972,第328–340頁.
來源參照
- ^ Palmer 1972,第5–6, 339頁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71、3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3.0 3.1 Palmer 1972,第5–8頁
- ^ 4.0 4.1 Cecil 1947,第72–73頁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75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6.0 6.1 Palmer 1972,第10–12頁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82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84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9.0 9.1 Palmer 1972,第12–16頁
- ^ 10.0 10.1 Bertier de Sauvigny 1963,第xiii–xvii頁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131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Palmer 1972,第16–22頁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119、133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14.0 14.1 Palmer 1972,第22–25頁
- ^ Cecil 1947,第76頁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191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17.0 17.1 Palmer 1972,第25–27頁
- ^ 18.0 18.1 Cecil 1947,第78–79頁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第223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20.0 20.1 Palmer 1972,第27–31頁
- ^ 21.0 21.1 21.2 21.3 Palmer 1972,第31–37頁
- ^ 22.0 22.1 Cecil 1947,第85–87頁
- ^ 23.0 23.1 Palmer 1972,第37–40頁
- ^ Palmer 1972,第40–44頁
- ^ Palmer 1972,第44–47頁
- ^ 26.0 26.1 Palmer 1972,第47–56頁
- ^ Cecil 1947,第93頁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321. ISBN 978-7-5201-4599-2.
- ^ Wolfram Siemann 著、楊惠群 譯. 梅特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323頁. ISBN 978-7-5201-4599-2.
- ^ 30.0 30.1 Palmer 1972,第56–61頁
- ^ 31.0 31.1 Cecil 1947,第98–101頁
- ^ 32.0 32.1 32.2 Palmer 1972,第61–69頁
- ^ 33.0 33.1 33.2 Palmer 1972,第69–72頁
- ^ 34.0 34.1 34.2 34.3 34.4 Palmer 1972,第72–77頁
- ^ 35.0 35.1 Palmer 1972,第78–86頁
- ^ Cecil(1947年),第125頁
- ^ 37.0 37.1 37.2 Palmer 1972,第86–92頁
- ^ 38.0 38.1 Ford 1970,第221頁
- ^ 39.0 39.1 39.2 Palmer 1972,第92–96頁
- ^ 40.0 40.1 40.2 Palmer 1972,第96–102頁
- ^ 41.0 41.1 Cecil 1947,第134–135頁
- ^ 42.0 42.1 42.2 42.3 Palmer 1972,第103–107頁
- ^ 43.0 43.1 43.2 43.3 43.4 Palmer 1972,第107–117頁
- ^ 44.0 44.1 Ford 1970,第257頁
- ^ Palmer 1972,第118–123頁
- ^ 46.0 46.1 46.2 Palmer 1972,第123–129頁
- ^ 47.0 47.1 Palmer 1972,第130–133頁
- ^ 48.0 48.1 Palmer 1972,第133–139頁
- ^ 49.0 49.1 49.2 Palmer 1972,第139–146頁
- ^ 50.0 50.1 50.2 Okey 2001,第73–74頁
- ^ 51.0 51.1 51.2 Cecil 1947,第169–175頁
- ^ 52.0 52.1 52.2 Palmer 1972,第146–149頁
- ^ Ford 1970,第302頁
- ^ 54.0 54.1 Palmer 1972,第150–156頁
- ^ Bertier de Sauvigny 1963,第129–131頁
- ^ 56.0 56.1 Palmer 1972,第156–161頁
- ^ 57.0 57.1 57.2 Palmer 1972,第161–168頁
- ^ 58.0 58.1 58.2 58.3 58.4 Palmer 1972,第169–180頁
- ^ Cecil 1947,第182頁
- ^ 60.0 60.1 60.2 60.3 60.4 Palmer 1972,第180–185頁
- ^ 61.0 61.1 Ford 1970,第303頁
- ^ Cecil 1947,第197頁
- ^ 63.0 63.1 63.2 63.3 63.4 Palmer 1972,第186–198頁
- ^ 64.0 64.1 Cecil 1947,第200–202頁
- ^ 65.0 65.1 Palmer 1972,第198–202頁
- ^ 66.0 66.1 Cecil 1947,第207頁
- ^ Ford 1970,第279頁
- ^ 68.0 68.1 68.2 68.3 68.4 Palmer 1972,第203–212頁
- ^ 69.0 69.1 69.2 69.3 Palmer 1972,第212–219頁
- ^ Bertier de Sauvigny 1963,第146–147頁
- ^ 71.0 71.1 Cecil 1947,第211–212頁
- ^ 72.0 72.1 72.2 Palmer 1972,第218–224頁
- ^ 73.0 73.1 Palmer 1972,第225–227頁
- ^ Palmer 1972,第227–230頁
- ^ 75.0 75.1 75.2 Palmer 1972,第232–240頁
- ^ Cecil 1947,第227–228頁
- ^ 77.0 77.1 Palmer 1972,第241–245頁
- ^ 78.0 78.1 78.2 Palmer 1972,第245–253頁
- ^ Cecil 1947,第234頁
- ^ 80.0 80.1 80.2 80.3 80.4 Palmer 1972,第255–264頁
- ^ Okey 2001,第78頁
- ^ Palmer 1972,第264–270頁
- ^ 83.0 83.1 83.2 Palmer 1972,第271–279頁
- ^ Okey 2001,第94–95頁
- ^ 85.0 85.1 Palmer 1972,第279–283頁
- ^ 86.0 86.1 86.2 Palmer 1972,第286–295頁
- ^ 87.0 87.1 87.2 87.3 Palmer 1972,第298–311頁
- ^ 88.0 88.1 Musulin 1975,第305–306頁
- ^ Okey 2001,第128–129頁
- ^ 90.0 90.1 90.2 Palmer 1972,第312–319頁
- ^ Musulin 1975,第308頁
- ^ 92.0 92.1 Palmer 1972,第319–327頁
- ^ 93.0 93.1 Palmer 1972,第328–340頁
- ^ 94.0 94.1 94.2 94.3 94.4 Sked 1983,第43頁
- ^ 95.0 95.1 Okey(2001年),第98頁
- ^ Bertier de Sauvigny 1963,第223頁
- ^ 97.0 97.1 97.2 Palmer 1972,第1–4頁
- ^ 98.0 98.1 98.2 98.3 Okey 2001,第75–76頁
- ^ 99.0 99.1 Sked 1983,第2頁
- ^ 100.0 100.1 100.2 Sked 1983,第45頁
- ^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Sked 1983,第46–47頁
- ^ Okey 2001,第78–79頁
- ^ 103.0 103.1 Ford 1970,第281頁
- ^ Palmer 1972,第Family tree頁
參考書目
- 公有領域出版物的文本: Chisholm, Hugh (編). 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l Lothar.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第11版).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本條目包含來自
- (英文)Bertier de Sauvigny, Guillaume de, Metternich and his times, Ryde, Peter (trans.),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63, ASIN B0000CLHQF
- (英文)Cecil, Algernon, Metternich 3rd,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47, ISBN 978-1436690348
- (英文)Ford, Franklin L., Europe, 1780–1830, Hong Kong: Longman, 1970 [2013-07-12], ISBN 978-0-582-48346-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4)
- (英文)Kissinger, Henry,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Peace, 1812–1822 1999 reprin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4, ISBN 978-0-297-64395-1
- (英文)May, Arthur J., The Age of Metterchich 1814-1848,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33, ASIN B001MJX78K
- (英文)Musulin, Stella, Vienna in the Age of Metternic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ISBN 0-571-09858-4
- (英文)Okey, Rob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c. 1765–1918, Macmillan, 2001 [2013-07-12], ISBN 978-0-333-39654-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4)
- (英文)Palmer, Alan, Metternich: Councillor of Europe 1997 reprint, London: Orion, 1972, ISBN 978-1-85799-868-9
- (英文)Sked, Alan, Metternich and Austria: An Evaluation,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1983, ISBN 978-1-4039-9114-0
- (英文)Sked, Alan, Metternich, History Today
- (英文)Hamilton-Williams, David, Waterloo New Perspectives: the Great Battle Reappraised, Wiley, 1996, ISBN 0-471-05225-6
- (英文)Zamoyski, Adam, Rites of Peace: The fall of Napoleon & the Congress of Vienna, Harper, 2007, ISBN 0-00-712375-2
外部連結
- 2006人文講堂(繁體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