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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集團的媒體與政治宣傳

冷戰時期，東方集團中各國的媒體與政治宣傳是直接處在各國的共產黨的控制之下的，各國的共產黨都控制着國有媒體、審查制度以及宣傳機關。鑑於東方集團的統治階級甚至將微不足道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都視作在基層中對共產主義政權的潛在威脅，這些共產主義政府就採用了將出版物、電視及廣播媒體劃歸國家及政黨所有的方式，從而達到控制信息及社會的目的。

同時，在這些蘇東陣營國家裡，人們也採取過一些程度不同的規避審查制度的措施，包括秘密出版物以及獲取有限的來自西方國家的廣播和電視信號。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共產主義政權會對由本國輸出到東方陣營之外國家的信息施加嚴格管控，具體措施是嚴格控制進入本國旅行的外國人以及孤立那些獲准前往別國的本國旅行人口。

背景

創建

 
東方集團地圖（至1992年12月31日）

在1917年俄國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掌握了政權。在隨後的俄國內戰中，就在紅軍於1919年進入明斯克的同時，白俄羅斯被俄國人宣布成為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在更多次的衝突過後，1920年，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隨着烏克蘭在波烏戰爭中的失敗，以及1921年3月里加和約簽訂之後，烏克蘭中部及東部地區被併入蘇聯，成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22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及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這四個共和國正式合併成蘇聯。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所有東歐及中歐國家的首都都處在蘇聯的控制之下[1]。在戰爭的最後階段，蘇聯開始了創立東方集團的計劃，其手段就是將數個國家納入蘇聯加盟共和國之列，而那些國家正是納粹德國在先前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割讓給蘇聯的。這其中包括波蘭東部（該區域被分別劃分給兩個加盟共和國）[2]、拉脫維亞（變為了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3] [4]、愛沙尼亞（變為了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3] [4]、立陶宛（變成了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3] [4]、芬蘭東部部分地區（變成了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5]以及羅馬尼亞的東北部地區（變成了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6] [7]。

到了1945年，上述這些被蘇聯吞併的國家和地區的總領土面積已達到大約465000平方千米，這個面積也比西德、東德以及奧地利的面積總和要稍微大一點[8]。其他國家則變成了蘇聯的衛星國，比如波蘭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9]、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及後來由德國蘇占區演變而來的東德[10][11][12]。儘管在1948年的不結盟運動之後鐵托和斯大林之間發生了分裂（蘇南衝突）[13]，但人們還是將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視為東方陣營的一員[14] [15] 。

狀況

 
柏林牆，1975

在整個東方陣營里，既包括各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也包括其他國家，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並被稱為「最重要的國家」，俄羅斯人也被稱作「帶頭的民族「[8]。蘇聯人鼓勵陣營內的各國去仰慕來自俄羅斯的一切東西，並在每個東方陣營國家內都複製了他們自己的共產黨統治的等級結構[8]。

在東方陣營內部，共產主義最明確的特徵就是其獨一無二的國內社會與經濟的共生關係，這也就導致了政治和經濟失去了它們原有的作為自主的、可區分開的領域的特徵[16]。起初，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體制完全拒絕西方式的具有公共機構特徵的市場經濟、多黨派政治（按照蘇聯的說法，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在斯大林體制下，國家可以隨意對法律進行干涉[17]。蘇維埃政權還被授權可以沒收私有財產[18]。

在東方陣營中紛紛出現的蘇聯風格的「複製品政權」，他們不僅複製了蘇聯的計劃經濟，而且還採用了斯大林以及蘇聯秘密警察鎮壓真實或潛在的反對聲音的手段[18]。東方陣營中的共產主義政權甚至將最微不足道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都視作對共產主義政權基層統治的潛在威脅[19]。在東方陣營的共產主義政權中，對不同政見以及反對聲音的鎮壓一直是這些政權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先決條件，儘管因為國家不同、時代變遷等原因，各政權對反對聲音的不同政見的鎮壓程度也存在着差異[19]。

從1945年到1949年，大約有超過1500萬名來自東方陣營國家的居民向西方移民[20]，但到了1950年代早期，此類移民就幾乎暫停，這時的蘇聯也在不停地控制着來自蘇東陣營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21]。而且，由於東方陣營中的決策者採用了全面發展經濟而不是重點發展經濟的策略，整個東方陣營也在經歷着由此導致的經濟負增長，因此，東方陣營各國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方面也落在了他們的西方對手之後[22]。

對媒體及信息的限制

對媒體及信息的控制

在東方集團中，國家擁有並負責大眾傳媒的運轉[23]。統治階級將媒體視作一種政治宣傳工具，並用大規模的審查制度對信息傳播施加了幾乎完全而徹底的控制[23]。共產主義國家的新聞界在實際上就是國家的一個機關，而且也完全依賴於國家[24]。直到1980年代末，所有東方陣營國家的廣播及電視機構仍然屬於國家，並處在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同時，印刷製品等紙媒也基本上屬於各個政治組織，大部分屬於地方性的共產黨組織[25]。

青年報紙及雜誌則屬於隸屬於共產黨的青年組織[25]。蘇聯國內的管理主體名為「蘇聯國家電視廣播委員會」，也被稱為USSR Gosteleradio（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телевидению и радиовещанию СССР, Гостелерадио СССР）。這個委員會負責管理蘇聯國內的一切電視及廣播頻道和欄目。

共產黨對媒體進行控制並負責審查制度的運行[25]。媒體是控制信息乃至控制社會的一個重要形式[26]。東方陣營的政權將信息及知識的傳播及描繪視作關乎共產主義存亡的關鍵環節[26]，因此他們會完全扼殺與自身意志相違背的概念和評論。這些政權出版了多份由國家控制的共產主義政黨報紙。起初，在1950年代的工業化五年計劃的制定過程中，廣播是最主要的媒介，其優先程度也要高於電視。

審查和壓制異議

東方陣營中存在着嚴格的審查制度，儘管這些國家內部也存在着規避審查的秘密出版物[27]。在東方陣營內部，審查機構的運行及管理方式因國家不同而存在差異[23]。例如，波蘭國內的審查制度的特點就十分鮮明，該制度在結構上較為鬆散，但在辦事效率上也一點也不低效[23]。早在1944年，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及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就已經引入了嚴格的審查制度，儘管在1948年鐵托與斯大林決裂後南斯拉夫國內的審查制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放鬆[28]。與其他東方陣營國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內的相對自由的環境仍然在1945年後維持了3年的時間，直到1948年，隨着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事件的發生，蘇聯風格的審查制度才徹底降臨到了這個國家[28]。

在整個東方陣營中，各種文化部對作家們都進行了嚴格的束縛[29]。文化作品必須能反映國家的需要[29]，在最初的時間裡，政黨任命的審查者都會對各類文化作品進行嚴格的控制[30]。在斯大林時期，如果在五一勞動節那天天氣不晴朗，甚至連天氣預報都要為之更改[30]。在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時期，如果出現高於規定的停工最高氣溫或是低於規定的停工最低氣溫的情況，為了能讓工人們一直工作，連氣溫都要被篡改[30]。

在每個東方陣營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的領導主體則會對審查制度實施等級性的控制[28]。每個共產黨都在其中央委員會中保有一個負責監督媒體的部門[28]。審查者還會採取一些輔助手段，比如有權開辦或關閉任何報紙、廣播或電視台，給記者頒發記者證，有權任免記者等[28]。黨政官僚則握有最主要的編輯權力[28]。以蘇聯|官方及軍事機密保護總局為模板而仿建的各類審查機構都會安排一到兩名代表到所有編輯部直接參與工作[28]。如果沒有這些代表的明確允許，沒有一篇文章能夠上報或是被廣播出去[28]。

起初，由於德國被同盟國分割占領，各占領國都要遵循相同的規矩（比如媒體控制方面的規矩），所以在東德，情況和其他東方陣營國家還有所不同。東德也因此避免了所有媒體信息都遭到完全管控的命運[31]。蘇聯占領當局的行政機構（SVAG）則通過自身的「政治宣傳及審查制度部門」來對東德的審查機關進行宣傳及審查政策方面的指揮[32]。起初，蘇聯占領當局的政策與那些在進行去納粹化運動的西方國家占領區所實行的政策之間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但後來審查制度就成為了蘇聯人操控東德的政治、知識以及文化發展的最為公開的工具之一[33][32]。在二戰前就已存在的各個藝術社團及協會遭到了解散，所有新成立的劇院和藝術團體都要在SVAG那裡登記[34]。除非審查機關事先予以許可，否則所有藝術展覽都遭到全面禁止[34]。

在東德正式成立後，儘管原先的憲法規定「不允許出現對媒體的審查制度」[35]，但還是出現了官方及非官方的審查制度，雖然在東德的最後幾年裡這種制度已經降低到了一個較低的強度。此後，在東德國內，兩個政府機構開始負責監督並執行官方審查，這兩個機構一個是「出版商及書籍銷售總辦公室」（Head office for publishing companies and bookselling trade，德文：Hauptverwaltung Verlage und Buchhandel，HV），另一個是版權局（Bureau for Copyright，德文：Buro fur Urheberrechte）。HV負責確定審查程度以及出版和銷售文化作品的方式。版權局則負責評估文化作品，之後決定該作品是否可以被允許在東德境內或是在外國出版。對於劇院，東德則建立了「保留劇目輪演委員會」，該委員會包含了公共教育部（MfV）、執政的德國統一社會黨（SED）、劇院聯盟以及東德戲劇事務辦公室[36]。

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簽證辦理過程後，來自西方的遊客才可以途徑西德邊境開車進入東德[37]，他們的車也要經過徹底的搜查，以防他們將「西方政治宣傳材料」等違禁品帶入東德。儘管如此，東德當局還是發現，想要不讓他們的民眾收聽西方廣播或收看西方電視節目是極為困難的，因為這些廣播電視信號幾乎能夠覆蓋整個東德。而且鑑於技術問題以及對外交關係的考慮，東德政府對西方廣播電視發射站進行信號干擾的企圖也很快被放棄了。

在蘇聯，根據蘇聯共產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及政策，出版業國家委員會（Goskomizdat）負責審查所有印刷出版物，電影攝製業國家委員會（Goskino）負責監督所有電影作品，廣播業國家委員會（Gosteleradio）則負責控制所有的無線電及電視廣播。另外，很多機構（比如國家統計委員會，Goskomstat）中的第一部門（First Department）則負責確保國家機密和其他敏感信息只能到達擁有官方授權的人的手裡。蘇聯還把圖書館中藏有的十月革命前的書籍以及外文書籍統統銷毀，只留下了所謂的「特殊收錄材料」（spetskhran），這些材料只有在克格勃的特殊許可下才能被查閱。蘇聯還對圖片進行審查，其中就包括將已經被除掉（處決）的人從文本、海報、畫作及照片中去除。

知名人士

在整個東方集團，藝術家或那些試圖傳播不同意見的人都受到鎮壓，一些比較突出的受害者包括：

  •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詩人，在1949年之後就已經對羅馬尼亞共產黨不再抱有幻想[38]，之後便多次因不服從當局而遭受處罰[39] [40] 。1985年，在被羅馬尼亞警方毆打數周后，Ursu被轉移到了日拉瓦鄉監獄的醫院裡，後來他在那裡死於腹膜炎。 [41] [42] [43]
  •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件——在斯大林的命令下，13名作家、詩人、藝術家、音樂家以及演員遭到了秘密處決。
  • 納吉·伊姆雷——匈牙利前總理，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支持匈牙利退出華約組織，後來在離開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納吉被蘇聯當局逮捕，接受秘密審判並被判有罪，被判處死刑並在1958年6月被處以絞刑[44]。對納吉的審判和處決過程直到判決被執行後才向公眾公布[45]。
  • Ion Valentin Anestin——羅馬尼亞藝術家、作家。他的作品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譴責斯大林及蘇聯上，他的一部系列作品就名為「紅場屠夫」，曾經刊載於Gluma雜誌上 [46] [47] [48]。隨着蘇聯對羅馬尼亞的占領的開始 [46] [47] [48]，Anestin在1944-1949年的五年時間裡都一直被禁止出版作品，最終他也遭到了監禁。他在被釋放後不久就去世了 [46] [47]。
  • Nikolai Getman——烏克蘭藝術家，1946年，他因為持有一個畫有斯大林漫畫的煙盒（漫畫是他的一個朋友畫的）而被逮捕，他被送到了西伯利亞的古拉格勞改營。他也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把古拉格生活記錄下來的藝術家之一，在那裡Getman是通過為當局畫政治宣傳畫而活下來的。
  • 瓦西爾·斯圖斯——烏克蘭作家、記者。因為寫了一本和蘇維埃意識形態有差異的書而於1972年被逮捕，在監獄中服刑5年，之後又於1980年因替烏克蘭赫爾辛基小組的成員辯護而再次被捕，獲刑10年，後來在一座蘇聯強制勞動營中被毆打致死。
  • Vasile Voiculescu——羅馬尼亞詩人，在1958年也就是他74歲的時候被捕入獄，在監獄中度過了4年，期間患病，在被釋放的幾個月後死於癌症。
  • Arno Esch——東德政治作家，於1949年被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入獄，因「反革命活動「而被判處死刑，1951年被處決於盧比揚卡監獄。
  • Lena Constante——在羅馬尼亞秘密警察的不斷審問下，Constante試圖避開對她的「鐵托主義」和「叛國罪」的無端指控，但她也因此遭到了不斷的毆打和折磨（她的大部分頭髮甚至都被連根拔掉）[49]，秘密警察還用Zilber的證詞和她對證，那些證詞中也牽扯到了她，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Constante最終屈服並承認了加在她頭上的罪名[50]。
  • Jozsef Dudas——匈牙利政治活動家，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曾對着人群宣讀終結蘇聯壓迫的25點計劃，他於次年被處決。
  • Enn Tarto——愛沙尼亞持不同政見者，在1956-1960年、1962-1967年兩次入獄，之後又因反蘇維埃活動而在1983-1988年再次被監禁。
  • Anton Durcovici——曾公開抨擊共產主義政權的羅馬尼亞神職人員，1947年起他就一直處在被監視的狀態之中，1949年，在禮拜會眾對他的一次拜訪時被羅馬尼亞秘密警察逮捕，最終死於監獄的惡劣環境與折磨，後被埋葬於一處沒有標記的墳墓中 [51] [52]。共產黨當局隨後便試圖將他曾被捕入獄的所有證據全部銷毀，因此大部分文件也都被毀了[51]。
  • Valeriy Marchenko——烏克蘭詩人，於1973年被逮捕，被控犯有反蘇維埃煽動及宣傳罪，被判處6年監禁以及2年流放。1983年因違反蘇聯刑法第62條而再次入獄，並被以廠家反蘇維埃煽動及宣傳活動而被判處10年監禁以及5年流放，之後他患上了疾病，在國際壓力下Marchenko被轉移到了一所醫院，他也最終死在那裡。
  • Juri Jaakson——愛沙尼亞商人及前政客，於1941年因抨擊蘇維埃統治而被蘇聯處決。
  • Mecislovas Reinys——立陶宛大主教，於1947年因批判布爾什維主義而被逮捕，被判處在蘇聯監獄中服刑8年，最終於1953年死在獄中
  • Ioann大主教（Metropolitan Ioann），世俗名為Vasiliy Bodnarchuk——烏克蘭神職人員，於1949年因發表烏克蘭民族主義言論而被捕，之後被判處在銅礦中服20年苦役。
  • 喬治·馬可夫——保加利亞作家、記者，他叛逃到了西方並為BBC工作，公開地對保加利亞共產主義進行批評。最終他於1978年在倫敦的滑鐵盧橋上被刺殺。
  • 耶日·波比耶烏什科——波蘭羅馬天主教牧師。他在布道時批判共產主義體制，而他的布道也被自由歐洲電台定期廣播，因此他也在波蘭國內因其不肯屈服的態度而頗為有名。1984年，他被波蘭內務部安全處的特工殺害 。

其他藝術家，比如Geo Bogza，則在作品中加入抨擊共產主義政權的漫畫或諷刺故事。然而這也沒能逃過羅馬尼亞秘密警察的仔細檢查，就像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對Bogza及其作品進行的仔細檢查那樣[53]。

媒體實體

在東方陣營國家，最主要的報紙就是共產黨的官方日報[23]。報紙就是為政黨進行記錄的主要手段，並且也能為其他需要獲取信息的官員及其他讀者提供官方的政治路線圖[54]。在一些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就是印刷媒體[55]。另外廣播和電視也處在國家的控制之下。塔斯社就是負責收集國內及國際新聞並將這些新聞傳遞給蘇聯的所有報紙、廣播電台以及電視台的中心機構[28]。塔斯社完全壟斷了對國內媒體的政治新聞供應。塔斯社也經常遭到蘇聯情報部門以及安全局的滲透，比如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格烏。塔斯社在14個加盟共和國國內都擁有附屬機構，這些國家中包括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及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在東方陣營中，除了在出版印刷政策方面存在一些表面的相似之處以外，大眾傳媒的角色和功能則因國家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別[56]。在波蘭、匈牙利以及南斯拉夫，出版業擁有相對多的自由，這也體現了這些國家的娛樂業的繁榮以及不服從蘇聯的潛台詞[56]。在一些情況中，報紙和雜誌就成為了嚮往自由的力量的最為明顯的組成部分，比如在1956年以及1980-81年的波蘭、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56]

在蘇東陣營臨近解體之際，出現了很多事例，在這些事例中，執政的共產黨通過印刷出版業放出的信息與實際情況的差異越來越大，這也導致了公眾對共產主義政權的信心越來越低落[56]。與此同時，在1980年代，一些東方陣營國家的新聞出版業開始變得愈發開放，比如波蘭、匈牙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56]。在南斯拉夫，隨着鐵托的統治的結束，國內新聞業也開始朝着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56]。只有在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國內的新聞業直到東方陣營解體也依然處在嚴密的獨裁控制之下[56]。

在東德，起初因為同盟國之間要共同遵守占領協定，因此對媒體的控制還不那麼明顯。1945年秋，蘇聯SVG建立了德國公共教育管理局（DVV）[32]。SVAG和DVV控制並有權頒發一切出版許可執照，而東德的所有報紙、書籍、期刊及其他材料都要獲得出版許可執照才能出版[57]。這些機構還有權決定哪些出版物擁有最高優先出版權，還有權根據優先順序來分配印刷用的紙張[57]。SVAG一開始還曾給私人出版商發放過執照，只不過會有更多的審查者去審查私人出版商的出版物[58]。

在東方陣營之外的信息控制

從1935年開始，斯大林就把外界接觸蘇聯各共和國的道路都堵死了，直到他去世為止。他的政策有效地阻止了外國遊客進入蘇聯旅遊，這樣一來外界也就無法知道蘇聯國內的政治進程[59]。在1935年-1953年，甚至是在斯大林死後的25年裡，為數不多的獲准進入蘇聯的外國外交人員和記者也只能被限制在莫斯科市內很小的一塊區域內，他們的電話被竊聽，他們的住處也被安置在只有外國人居住的區域[59]，他們也經常遭到蘇聯當局人員的跟蹤。而想要接觸那些外國人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也會遭到逮捕[60]。在二戰後的許多年裡，就算是獲得消息最多的外國人也無從知曉到底有多少蘇聯公民被他們的國家逮捕或處決，也無從知曉蘇聯的經濟發展程度到底有多麼落後[60]。

相似地，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權也對外國遊客進行了小心謹慎的控制，目的也是限制外界信息進入羅馬尼亞以及控制羅馬尼亞本國信息流往國外[61]。因此，直到1960年代末，外界都無法了解羅馬尼亞的國內活動。結果便是[61]，直到1990年，羅馬尼亞國內的勞動營以及監獄的情況都很少為西方所知曉[61]。關於此類信息，西方一般都是通過因政治原因流亡國外的羅馬尼亞人出版的東西而得知的[61][61]。關於羅馬尼亞國內對共產黨政權的反抗，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則完全有能力把這類信息封鎖在國內，它們不可能泄露到西方世界。斯大林主義下的阿爾巴尼亞當局在去斯大林化以及毛澤東死後則經歷着越來越嚴重的疑心病[62]，他們將訪問本國的外國遊客的數量限制在了每年6000人[63]，而這為數不多的訪客在阿爾巴尼亞國內也會遭到隔離[64]。

政治宣傳

東方陣營的共產黨領導人則會公開地談論政治宣傳的作用。針對目標受眾的不同，共產主義政治宣傳的目標和方法也會做出調整。對受眾的最寬泛分類如下[65]：

  • 國內政治宣傳
  • 對外宣傳
  • 對共產主義國家以外的共產主義支持者的政治宣傳

此外，共產黨的文件中還披露了對具體目標的更為細化的分類（工人、農民、青年、女性等等）[65]。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以及其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共產黨是推動歷史的主角，也是「工人階級的先鋒」，因此共產黨領導人也是不應出現任何錯誤的。在宣傳鼓動表演之外，政治宣傳也經常滲透到傳統文藝作品之中，比如在斯大林和鐵托決裂之後的匈牙利，國家劇院的導演就編排了一個新版本的《麥克白》（Macbeth），劇中的邪惡國王不是別人而正是遭人厭恨（在東方陣營中是這樣的）的約瑟普·布羅茲·鐵托。各種文過飾非的宣傳語甚囂塵上，比如，在經濟問題上，由於經濟發展的停滯，共產黨當局所進行的削弱性的工資削減則被美化為「對帝國主義的迎頭痛擊」[66]；而公民被強制貸款給當局的舉動則被稱為「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做出的自願性捐助」[67]。

共產主義理論家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在他的共產主義ABC一書中這樣寫道[68]：

從長遠來看，共產主義的國家政治宣傳已經成為了根除舊政權的資產階級宣傳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也是創造新的意識形態、新的思維方式以及世界新面貌的有力工具。

還有些東方陣營的新聞機構會「重塑」西方世界的新聞，比如東德電視節目「黑頻道」，它會刪減來自西德的新聞並加入一些符合當局意識形態的評論。「黑頻道」這個名字是一個文字遊戲[69]，這個短語其實起源於德國水管工對下水道的稱呼。由於東西德的地緣關係，東德的大部分地區（除了薩克森州東部的德累斯頓周邊地區）都能接收到來自西德的電視節目信號（例如德國公共廣播聯盟），因此，「黑頻道」項目的設立目的就是對東德民眾接收到的西德電視節目進行反駁。而收不到信號的德累斯頓地區也獲得了一個外號：「一無所知的山谷」（vally of the clueless），儘管在實際上還是有一些西方無線電信號能到達那裡[70]。

不過包括斯大林在內的東方陣營領導人都有見不得人的事情被西方提及，這也是東方陣營不願意看到的。例如，1948年1月，美國國務院就曾出版過一系列題為《納粹-蘇維埃關係，1939-1941：來自德國外交辦公室的文檔》的文件，其中就包括了一些來自納粹德國外務辦公室的文件[71] [72]，其中涉及了關於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協定的內容 [73] [72] ，還包括了關於瓜分東歐的秘密協定 [73] [72]、1939年的德蘇信貸及貿易協定以及關於蘇聯成為軸心國的第四個成員國的討論[74]。

作為回應，在一個月後，蘇聯情報局就出版了一本題為「歷史的偽造者」的書 [71] [75][75]。斯大林親自對該書進行了編輯，親自重寫了其中的一個章節。這本書中聲稱，是美國銀行家及實業家為德國的戰爭工業提供了資本，而且還故意鼓動希特勒向東擴張[71]。這本書中還聲稱[73]，在蘇德條約的生效期內，斯大林還曾對希特勒提出的瓜分世界的提議予以過拒絕，然而卻對蘇聯曾主動要求加入軸心國的事實隻字未提[76]。在蘇聯國內，各種史學研究、官方記錄、回憶錄以及教科書都沿用《歷史的偽造者》一書中提出的觀點，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蘇聯解體才宣告終結[76]。

這本書將美國人稱為「偽造者」，而英國人和法國人則是美國人的「幫凶」[77]，這本書還聲稱，早在1937年，在英法的縱容下，希特勒發動世界大戰的企圖就已經十分明確了。該書還痛斥了「誹謗者們的連篇謊話」。書中還說，「自然地，歷史的偽造者和誹謗者們之所以被叫做偽造者和誹謗者，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尊重任何事實，他們更喜歡做的就是造謠和誹謗」[77][77][77]。

在東德，蘇聯SVAG和DVV起初握有一切出版物的優先出版權[57]。在1946年的最初的幾個月里，蘇聯人對如何在東德將政治宣傳和審查制度結合在一起還不太有把握[57]。SVAG隨後便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宣傳活動，這種宣傳已經超出了傳統政治宣傳的範疇，其影響範圍已經滲透進了工會、婦女組織以及青年組織[57]。

避開審查

秘密的信息傳播

在東方陣營國家，秘密出版物是人們複製並分發被政府所封禁的文學或其他媒體的作品的秘密途徑。通常，違禁出版物是通過手寫或機打文件的形式以較少的數量來進行傳播，而收到這些秘密讀物的人一般也會繼續複製更多份文件。這種行為的危險程度較高，一旦被發現持有或複製違禁文件，就會遭到嚴厲的懲罰。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弗拉基米爾·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科夫斯基是這樣描述的：「我自己創作它們，自己編輯它們，自己審查它們，自己出版它們，自己分發它們，也許還會因為它們而坐牢[78]。」存在時間最長也最著名的秘密出版物之一就是《時事紀事》[79]，一份類似消息簡報的出版物。這個秘密出版物中刊載有為捍衛蘇聯公民人權而匿名撰寫的文章。還有一些人因為與《時事紀事》有關聯而遭到逮捕。

「Magnitizdat」是將收音機的直播錄音重新刻錄為錄音帶並自行分發的過程，這些錄音帶在蘇聯國內無法進入市場流通。Magnitizdat的過程比在秘密出版物上刊載文章要安全一些，因為蘇聯國內的任何公民都被允許擁有雙卷盤式的錄音機，而複印機的持有情況則處在國家的控制之下。「Tamizdat」指那些在國外出版的文學作品（tam在俄語中意為『there’），這些違禁品一般以手抄本的形式被偷運入境。

西方世界在政治宣傳戰爭中的角色

為了讓東方陣營國家的人民聽到來自西方世界的廣播，西方國家在強力信號發射設備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儘管東方陣營當局也一直在試圖干擾來自西方的信號。1947年，美國之聲為反擊蘇聯對美國領導人及政策的不實宣傳[80]，開始用俄語進行廣播，廣播的內容則是親西方的政治宣傳以及針對蘇聯領導人及其政策的批判。這些西方媒體包括自由歐洲電台（RFE）、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柏林）（RIAS（Berlin））、美國之聲、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以及英國廣播公司（BBC）[55]。蘇聯對西方宣傳攻勢表現出了強硬的態度，並於1949年開始對美國之聲等其他西方廣播信號進行干擾。BBC國際服務也針對那些處在鐵幕之後的國家播報小語種節目[80]。

根據「冷戰最終會變成政治宣傳戰爭而不是軍事戰爭」這一理念[81]，自由歐洲電台誕生了。1950年1月，自由歐洲電台在西德的蘭佩特海姆建立了一個發射站，7月4日，自由歐洲電台針對捷克斯洛伐克完成了第一次廣播[82]。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在東歐基本被禁，共產黨當局也會利用複雜的干擾技術來阻止本國人民收聽那些節目[81]。1950年代末，自由歐洲電台開始組建一個完整的外籍廣播團隊，而這個團隊也不僅僅只是一個由蘇東流亡者所組成的「流亡者喉舌團隊」[81]。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敗後，有人指責自由歐洲電台給了匈牙利聽眾以錯誤的希望，雖然自由歐洲電台隨後撇清了與此事的干係，但電台內部還是在此事過後建立了一個廣播內容分析部門，目的是在保證記者仍然擁有自主權的同時，還要確保廣播內容的準確、專業[81]。

一項1960年的研究得出結論，自由歐洲電台所擁有的聽眾數量比BBC和VOA都要多[83]。該研究的結論還指出，BBC的廣播內容最為客觀，而VOA在匈牙利1956年革命之後則停止了對共產主義世界的批評性質的廣播，VOA也因此經歷了明顯的下滑過程。後來的VOA的廣播內容重點則變成了世界新聞、美國文化以及爵士樂[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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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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